民国史——组织革命运动



20世纪20年代的国民革命，是中国现代史中最使人感到兴趣的事件。其所以取得成功，在于以爱国和革命的目标出色地动员了人力和物质资源。国民革命的组织阶段是从1923年后期到1926年中期。在此期间，一批意志坚定的中国人，以有限的力量开始，组织了一场革命运动，旨在统一国家，取消外国的特权和各种不平等条约。这些革命者得到一批俄国专家的建议和支援，传授给革命的理论，提供了组织工作的知识、金钱和武器。随之而来的，是持续到1928年中的北伐战争阶段。在此期间，原来以南方为根据地的国民革命军，一路一直打到北方的北京。这次北伐战争利用了军事技术，进行有效的宣传和敌后的策反活动。但终于出现了一场巨大的悲剧：在北伐战争进行中，领导层在统一全国过程中的暴力社会革命问题上发生了分歧——在革命阵营内部出现了阶级之间的分裂。在八个月的自相残杀的斗争中，成百上千的革命者丧失了性命。自此以后，在中国激进的民族主义者与保守的民族主义者之间展开的内战从没有真正地停止过。

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为革命提供了潜力，但这种潜力必须转化为革命的形势。革命的摇篮是在广州，是中国最大和最富有与最为进步的城市之一，位于三条主要河流汇合的三角洲上，土地肥沃，人口密集。国民革命不屈不挠的鼓动者孙逸仙，在其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里，都献身于提倡立宪共和，反对阻碍其理想实现的北京政权。孙逸仙两次在广州成立政府：一次是在1917年，为了反对段祺瑞和安福系控制的北京政府；一次是在1920年，为了反对直系控制的北京政府。在成立第二次政府时，孙逸仙组织了一个残缺不全的议会，选举其为中华民国的“非常大总统”。1922年春，孙逸仙联合几个军事派系，试图对北京政府发动一次征讨，但吴佩孚打败了孙氏的主要盟友张作霖。同时，孙氏部下的陈炯明率部于6月15—16日晚，将孙逸仙从广州总统府赶走。1922年8月，孙逸仙由广州回到上海，计划通过政治手段在北京担任总统，而以武力收复其在南方的根据地。

1923年孙逸仙虚弱的地位

孙逸仙博士没有达到第一个目标，但在1923年1月15日，用雇来的部队把陈炯明赶出了广州，并在这年2月21日，又由上海回到广州。这时孙逸仙已56岁，在以后不到两年，死于癌症。在这段短暂时期内，孙逸仙在面临巨大困难的情况下，开创了国民革命的组织阶段。

这些困难可以归结为如下各端。孙逸仙回到广州后，因为缺乏实力，所依靠的在南方的根据地也是不牢靠的。孙氏既不是能为其夺回根据地军队的真正的统率者，又不掌握政府的财政。国民党在国内只有数千名组织松散的党员，对改良现实的目标既无周密的战略，在公众中也唤不起热情。这些情况在1923年1月1日的国民党宣言中都被公之于世，使孙逸仙著名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进一步具体化。孙逸仙所面临的问题，是要掀起生机勃勃的革命运动，控制巨额收入的财源，建立一支能保卫和扩大南方根据地的军事力量，并且都要听从孙氏的命令。

军事问题有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基本是自治的杂牌军的师长、旅长和团长，被孙博士的助手在香港收买过来时，其部队已占领了广州。来自云南的军队，以杨希闵将军为首，但也有几支独立的滇军，其中一支忠诚追随孙博士的部队由朱培德率领。刘震寰将军和沈鸿英将军率领桂军。同时，有一些政治上各行其事的粤军的师和团，另外还有若干纷争不已的地方“民团”。这些军队的指挥官一到珠江三角洲，就竞相抢占城镇中有利可图的地盘，掌握大部分税收来源。约有3.5万人的军队（根据当时一个可靠情报人的估计），装备极差，训练也很差，而且其内部之间互相对立；同时又与陈炯明联合，意在与夺取广州的军队相对抗。陈炯明似乎与孙博士的劲敌吴佩孚结成了联盟。孙逸仙大元帅的军队要投入战争，就另外需要一笔数目巨大的现金。这笔巨款，主要由广州市政府向居民征收附加税；这项税收工作，要由精干得力的广州警察去完成。

在1923年春夏期间，孙逸仙的军事支持者，打败了吴佩孚和陈炯明支持的沈鸿英将军，保卫了根据地。经过这些战斗，孙逸仙的根据地面积向西和向北扩大到广东省边界，而广州仍易受东面邻近陈炯明部队的攻击。到当年秋季，孙博士仅能在名义上控制的军队，训练的素质很少提高。所谓“客军”，实际上是占领军。

孙博士的财政问题是十分严重的，财政收入只有三个来源——捐献、贷款以及税收。1922年秋，国民党以获得捐赠和贷款的形式，从中国支持者筹集到50多万元（根据上海和香港的行市），用来资助收复广州的军费；现在也难以再筹集到了。1923年春，孙逸仙试图与香港商人谈判一笔600万元的贷款，与广州商人谈判100万元的贷款，但都没有成功；还希望向英国工商界借一大笔特许贷款，但因其所处危急的军事地位，使之不可能进行下去。为了发挥根据地的税收潜力，孙逸仙有必要任命自己的人控制行政管理机构。

孙逸仙的政府组织分为三级——大元帅大本营（有如一个全国性的政府）、广东省政府和广州市政府。而广州市政府最有实力。广州是一个富饶的城市，孙博士31岁的儿子孙科在领导有效率的广州市政府。孙科于1923年2月底到职，在广州市组织一支高质量的警察队伍。孙博士任命其老同事吴铁城为公安委员。孙科市长和六名受过西方教育的委员，在此后数月中推动广州的现代化，使该市成为军费的主要来源。

根据1923年官方的广州市政报告，除城市的事业费外，向大元帅大本营提供600多万元（以广州行市）用于军费给养。对比之下，因为省财政局只能在省内部分地区征税，广东省的岁入却比上一年减少近900万元。孙博士夺得了地方盐税的控制权，使其从1923年5月至12月净得近300万元。这原来是由外国人管理的盐务税，应由北京政府的盐务稽核所征收，用以偿还1913年签订的外债。与盐务税有关的列强对此提出抗议，但没有阻止这种“挪用行为”。不过，当孙博士在年底威胁要夺取最稳定的财源——广州海关征收的关税时，列强却以武力来进行干涉。

这是一幅财政危机的景象。孙逸仙政府为了与军人争夺征税权，给民众增加了沉重的负担。不过，在孙逸仙返回广州后的八个月中，广州的南方政府逐渐增加了生存所必需的收入，并扩大了根据地。

国民党从其前身算起（孙逸仙组织和领导几个革命政党），已经有了近三十年的历史。在上海的中央党部，共有五个机构和一小批从事筹款和宣传人员。在1923年，除了广州外，其他城市显然没有分支机构的活动，党员的人数也不详。广东省几个党的分支机构的记录，在陈炯明1922年6月的叛乱中，已遭散失。总之，此时国民党党员的数字是不可靠的；孙博士计算党员的办法，是对军队、工会和学校的学生整个组织进行登记，宣称这些组织中的人都是党员。

可是，国民党仍具有产生全国影响的潜力，因为该党有一批有经验的领袖，并有反满、反袁的声誉，有谴责外国特权和力主政治改革的主张。其领袖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许多人受过良好的传统教育，也有人在清政府中任过官职，有的人获得欧美大学的学位，不少人在日本学校和军事学校学习过。这些领导人此时正届中年，在国外时曾与外国朋友建立了友谊，也曾以不同形式策划过推翻政府的行动，筹措和分发过革命经费，偷运过武器，在军队中进行过革命宣传，也曾在下层秘密会社进行过活动，参加议会斗争，统率过军队，治理过省份，甚至从事过工商业经营。这些人虽大部分来自广东和长江流域各省，但有一部分则来自中国境内其他各个地区，天南海北，各有其与当地的纽带，与中国社会的传统及现代因素结成关系网。

国民党需要受到激励才能行动起来。孙博士显然被财政问题和军事问题耗费了很多精力，不能充分注意国民党本身的问题；尽管也经常让上海办事机构执行对外交涉使命，或开展对外宣传活动，并给予经费。1923年10月，孙博士开始考虑如何能使党恢复生机。此时，苏联的首席顾问鲍罗廷于10月6日抵达广州，在此后六个星期里，两人系统地商讨了党的改组计划。

国民党内苏联利益的背景

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苏俄在中国既有国家的战略利益，又有革命的利益。俄国和中国有漫长的国境线地带，苏俄政府希望与北京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因为这会给苏俄带来种种好处。苏俄的一个战略目标，是取得对中东铁路（沙皇俄国的一个国营企业）的控制，该铁路穿过满洲境内，是连接苏俄滨海诸省与西伯利亚的纽带。中国政府认为，外蒙古为中国的领土，但苏俄红军却去那里扶植了一个蒙古政权。因此，中国与苏俄为外蒙古问题而对立。但苏俄不愿中国控制外蒙古这个缓冲地区，这就是苏俄派三个使团与北京政府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绊脚石。1924年9月，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作为全权公使到达北京，企图重开谈判。

在苏联的世界革命的策略中，中国应是一个从资本主义剥削中解放出来的区域。1919年，列宁组织了第三国际（或称共产国际），作为世界革命的参谋部，总部设在莫斯科。在1920年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明确阐述了一项战略，即在资本主义大国及其殖民地之间，打进一个楔子，从而削弱这些资本主义大国。共产国际、宗主国及其殖民地的共产党，应当把自身的解放斗争当做世界革命的准备阶段。列宁预见到，殖民地的新兴资产阶级必然要领导这个解放运动；主张殖民地新生的共产党应该在民族斗争中帮助资产阶级。这就是统一战线的战略。但列宁又主张，殖民地的共产党应保持自己的独立性，经由组织和训练无产阶级及贫农来壮大自己的力量，为革命的第二阶段——推翻资产阶级及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斗争做准备。共产国际精心制定了这个基本战略方针，并在其使者能够插足的殖民地进行宣传。中国虽然不是殖民地，但却被纳入这个战略计划，于是共产国际派出代表来到中国。

苏联的使者在中国有双重任务，帮助组织共产主义运动，苏俄和共产国际在民族解放斗争中援助民族革命组织。苏俄的领袖们不了解中国，需要派出使者作若干年的考察，才选定为国民党（关于中国共产党产生的根源和环境，已在第十章进行过讨论）。统一战线一旦组织起来，亨德里屈斯·斯内夫利特——荷兰籍共产国际代表，化名马林就超过了这一战略，劝诱共产党人（大部分人违背自己的意愿）加入国民党，因为孙逸仙不愿意两党合作。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批准了这个策略，认为这是共产党在华南接近无产阶级的途径；而更重要的，乃是执行委员会希望共产党人能推动国民党使之趋于激进一些，并引导其与苏俄联合。苏俄的领导人打算成为中国革命的舵手。

孙逸仙和苏俄之间已经有了五年的“眷恋”。在孙氏革命生涯的不同时期，曾向各大国求助。在布尔什维克革命后不久，孙博士几次派人试探，以求国民党能与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结成联盟；后来希望这个新型革命的国家，能在军事上帮助其登上北京总统的位子。列宁和外交人员格列戈里·契切林通过偶然的信件往来，启发了孙逸仙。三名共产国际的代表——吴廷康、马林和达林试图说服孙博士必须改造国民党。当1922年6月孙博士被陈炯明赶出广州后，迫切希望能得到外国的援助，于是开始寄希望于苏俄。1922年下半年，孙逸仙即与苏俄驻北京的外交代表越飞通信。越飞虽经多次努力，但均未能与北京政府达成协议，于是就到了上海，在1923年1月与孙博士进行广泛的讨论。此时正是孙逸仙雇用的刘震寰和杨希闵的军队收复了广州之后。孙逸仙与越飞商谈的内容，从来都没有透露过，但在不久之后，苏联的领导人明确决定在财政上援助孙逸仙和国民党，并派顾问来帮助国民党改组，以恢复其革命精神。鲍罗廷是指导此项工作的人选。

根据共产国际的观点，鲍罗廷对此项工作具有足够的资格。鲍氏生于1884年7月9日，在拉脱维亚的青年时代就已经是个革命者；1906年被驱逐出俄国，在美国度过了11年，然后于1918年夏季回到祖国，再次投身于革命工作。列宁很了解鲍罗廷，其一部主要著作就是由鲍氏译成外国文的。共产国际成立后，鲍罗廷成其派遣的使者之一。为了组织工作，鲍罗廷访问了西班牙、墨西哥和美国；为了协助改组英国共产党，后来在英国被拘禁了。1923年春，鲍罗廷回到莫斯科不久，就被选定执行在中国的任务。鲍氏抵达广州时年仅39岁，从各方面看，这是一位聪明而性格富有吸引力的人。

鲍罗廷在中国作出的指示，至今未见发表，但可能其早已熟悉共产国际过去有关中国的决议。1923年5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国共产党发来一道指示，清楚地说明共产党在国民革命中的作用，以及共产党应与国民党合作的条件；指示主张积极准备农村的暴动以扩大革命，并改造国民党使之成为民主反帝反封建战线的领袖。指示对国民党的“基本要求”，是必须无条件支持工人运动；应吸引广大群众参加反对北方军阀和外国帝国主义的斗争。共产党必须影响国民党，使之支持土地革命，坚持最贫穷农民没收地主土地的行为，尽一切可能阻止孙逸仙与军阀联合。指示要求国民党必须尽早召开国民党代表大会，全力建立广泛的全国民主战线，坚决废除帝国主义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协定。鲍罗廷在广州的早期活动表明，其目标大概也与此相似。

重振国民党

鲍罗廷经常与孙逸仙会晤，讨论国民党的各种问题，并就即将来临的革命提出建议。鲍罗廷还会见当地的共产党员，重新作出保证，归根结底，其长远意图是在使共产党能发展壮大。1923年10月25日，孙博士指定了国民党临时执行委员会起草党纲和党章，为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做好准备，并任命鲍罗廷为临时执行委员会顾问；广州咸以鲍顾问称之，而不及其名。鲍罗廷以联共（布）党章结构为模式，为国民党起草了新的党章。其党章草案与以后正式通过之党章极相似，将党分为五级组织——全国级、省级、县级、区级和区级以下的组织。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年举行一次，选出中央执行委员会及中央监察委员会。在全国代表大会闭幕期间，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主持党务工作，任命党的主要官员，管理财务，指导中央所属机构的工作以及所有下级执行委员会的工作。国民党员都受严格的党的纪律约束，凡参加工会、商会、省议会或国会的党员，应组成党团，并且党团成员在其团体内始终保持一致的立场，以便掌握在团体中的方向。

中央临时执行委员会共开过28次会议，起草了一个措辞激昂的宣言和一部新党纲，监督党员重新登记，创办了一个刊物，来宣传党改组的意义，解释党的革命意识形态；创办了一所党校，训练区和区以下执行委员会的成员；确定全国代表大会的议事日程，监督从各省和大城市以及海外机构选举代表的工作。

随着陈炯明率领的部队威胁广州，到1923年11月，孙逸仙对广州的控制变得不稳固了。人们担心孙大元帅可能被迫出逃。在这情势十分危急之时，鲍罗廷力主采纳动员群众支持的激进计划，敦促孙逸仙及国民党领导人颁布法令，没收和分配地主的产业，把土地分配给农民，保证一天劳动八小时、最低工资以及其他权利。鲍顾问争辩说，这些许诺将使与陈炯明作战的部队受到鼓舞。因为孙逸仙左右追随者的反对，孙博士拒绝颁布土地法令，经过多次磋商之后，孙逸仙同意——根据鲍罗廷的回忆——颁布一项减地租25％的法令，另一项规定是建立农会的法令。对国民党人来说，幸运的是支持孙逸仙的部队赶走了敌人；但军事危机过去之后，孙逸仙并没有颁布减租法令。

另一个使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都感到心神不安的问题，是鲍罗廷与坚决主张孙博士倒向苏联一边的廖仲恺，于11月底前往上海，向国民党几个领导人解释改组国民党的必要性。11名在广东有威望的国民党员（都是老资格的党员）上书孙博士，在党的新体制和起草文献过程中，就共产党在其中的影响提出警告，指控共产党的领袖陈独秀是幕后人物；指责国共两党合作是共产国际阴谋的一部分，是为了在资本主义国家煽动起阶级斗争，以加速社会主义革命；在新生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煽起阶级斗争，以联合劳工、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掀起全国革命。这些上书者断言，陈独秀已使其信徒进入国民党，准备进行接管国民党；并警告孙博士说，不出5年，陈独秀就可能被选为国民党领袖。这次11人上书是一个早期的证据，证明在保守的老资格党员中，不断有反对倒向苏联和让共产党员进入国民党的事。

孙逸仙拒绝11人上书的意见与批评，在作出书面答复中称，鲍罗廷是新党章的拟订者，陈独秀根本没有参与此事；与国民党亲近是俄国人的主意，建议中共党员在国民党内工作的人也是俄国人。孙博士断言，俄国必定是同国民党合作，而不是同陈独秀合作。“如果陈独秀不服从我们党，将会被驱逐出党”。孙逸仙提出警告说，“不要因为怀疑陈独秀，而怀疑起俄国”。尽管孙逸仙有这样的信心，但新党章的草案还是被修正了，取消了选举党领袖的内容；取而代之定孙逸仙为领袖，成为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总理，并授予对两会各项决定以最后否决权。

广州的海关危机在1923年12月中旬，已发展到了顶点，更加深了孙逸仙的反帝情绪。虽然鲍罗廷在此之前的建议——危机时，鲍顾问不在广州，但一定也起了作用。孙大元帅及政府要求分享由外国人控制的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在广州征收的关税，因为过去有过一个先例。当北京的外交使团没有按照大元帅府外交部长的要求，指示海关总税务司拒绝海关收入拨给大元帅大本营时，孙大元帅立即宣布夺取广州海关，并另行任命海关官员。这危及列强所承认的海关——北京政府的一个机构的统一，并且可能最终影响到两项主要赔款和外国贷款的财政保证。与此有关的列强派炮舰驶来广州，阻止夺取海关，以此对付孙逸仙的挑战。但国民党势力太弱，无力进行战斗，只得转而求助于群众示威，来进行反对外国资本家的宣传。危机过去之后，孙逸仙由于这次向外国统治的挑战，在中国赢得巨大的政治资本。国民党更明显地趋向民族主义；反对帝国主义成为其重要的主题，完全如共产国际所指出的那样。

1924年1月20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共有196名被任命或当选的代表，大会开幕时，只有165名代表出席。大部分是老资格的党员，约有40名代表海外支部；约有20名代表既是国民党员，又是共产党员。大会为期10天，孙逸仙共作了7次演说，大会听取了国内各地区和海外党的活动报告。大会进行了辩论，通过了宣言以及党章党纲，选举产生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一份关于党员的报告称，经过大力吸收党员以后，在国内登记的党员人数超过了23360人，国外党员人数约4600人。大会中途休会3天，以哀悼列宁的逝世。

在大会开幕词中，孙逸仙号召全党团结一致和要有牺牲精神。大会宣言强调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军阀，同时强调群众——特别是贫农和工人在国民革命中的作用。但在幕后起重要作用的鲍罗廷，却未能说服孙逸仙，把与苏联结成在运动中统一战线包括在宣言之中。孙博士也未能把剥夺大地主和不在乡地主的土地分配给佃农，包括在宣言之中。党的政纲，是一个能为各种社会成分所接受的改良主义的纲领，并保证通过合法手段解决中国的问题。

当一些代表试图禁止国民党员参加其他党派的修正案列入党章时，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的问题再次出现。李大钊为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的意图进行了辩护，说这样是为了对老大哥政党的革命工作作出贡献，而不是以国民党的名义去推行共产主义；并向代表们保证，国民党中的共产党员行动是光明正大的，不会有秘密阴谋，要求代表们不要对此抱有戒心。经过辩论，修正案被拒绝了。孙博士通过任命10名共产党员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约占总人数的1/4），明确表示孙逸仙同意共产党参加国民党。

在大会闭幕之后，新选出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开会，并组成中央党部（此时设在广州），决定成立秘书处处理党务的组织部，以及8个职能部，即宣传、工人、农民、青年、妇女、调查（后撤销）、海外、军人8个部。老资格的党员担任各部的领导，其中两个部的领导，由以前加入国民党后又加入共产党的两人，即谭平山领导组织部，林祖涵领导农民部。中央执行委员会设常务委员会（即中常委）处理日常事务，由廖仲恺、戴季陶、谭平山三人组成，是一个左派集团。住在广州的中央执行委员每周至少开会一次；大多数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都回到北方的城市，在北京、四川、上海、汉口、哈尔滨设执行部，以推动党的发展。中央各部逐渐有了少量工作人员，地方党部开始发挥作用。党的领导集团主要力量用于进行全国范围的宣传工作，在全国吸收新党员；在广东，组织劳工、贫农和学生，建立一支忠于党的军队。进行这些工作只有少量经费，鲍罗廷开始时每月拿出约3万元。于是，国民党开始成为一个具有强有力的领导机构和革命意识形态的政党，并最终在中国计划夺取政权的大党。

创建一支革命的军队

与鲍罗廷一起来到广州，或后来在广州参加工作的，还有苏俄的军事顾问。在1923年到1924年冬，苏联军事顾问们对孙逸仙麾下军队的状况感到吃惊：军队大部分训练不足，装备很差，统兵的军官也不够格。俄顾问认为，只有孙逸仙的150—200名卫兵完全忠诚可靠，其他的部队都是其指挥官的私人军队。如果国民党人要进行统一全国的战争，并想在军事上取得成就，这种状况必须进行彻底改变：要集中税收，采购武器和支付军饷；要进行标准的军事训练，要向官兵灌输共同的革命思想，要建立统一有效的指挥系统。而要达到此目标，洵非易事。因政府的财力物力不足，加之统一财政和统一军事指挥，正与一些高级将领的特殊利益背道而驰，而政府所在的根据地又需要这些高级将领率兵来保卫。所以这些实在是难以实行的措施。地方的兵工厂开工，每年只能生产装备一个（最多是两个）满员师的步枪和机关枪。但兵工厂的经营是商业企业，任何将军只要付钱，就可买到武器。由于海关打算执行国际武器禁运，武器进口虽不是不可能，但也有不少困难。

孙博士让将领们担任国民党内的重要职务，以便加强个人的权力；挑选在广东的湘军挂名的司令官谭延闿，在广东的滇军司令官杨希闵，使二人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当选为委员，又在中央监察委员会选举中，选粤军的司令官许崇智、桂军的司令官刘震寰、豫军的司令官樊钟秀为候补监察委员。1924年3月，中央执行委员会委托刘、樊等人与滇军的朱培德和杂牌川人卢师谛将军，在军中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孙大元帅劝说各地将领接受其派往的税务人员征收税款，并发给各将领军饷，但成效不大。事实上，孙逸仙似乎不得不同意，各将领在其控制区内发给赌场执照或设置“禁烟”机构，以为生财之道。

鲍罗廷和孙逸仙所拟定最重要的措施，是建立一个训练下级军官的学校，对入学受训的学生充分灌输忠于国民党的思想，使其民族主义意识日益强烈。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一结束，就开始执行这项计划。到1924年5月，陆军军官学校在广州南面珠江中的黄埔岛上筹备就绪，准备向全国各中学和高等学校招收第一期约500名学生入学。孙博士任命蒋介石为校长，主要的教官是日本士官学校或保定和云南的陆军军官学校的毕业生；这些教官，得到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苏联军官的帮助。这些苏联军官都在俄国的内战中经受过锻炼。蒋介石将军、军官学校的国民党代表廖仲恺、胡汉民、汪精卫、戴季陶等老资格的国民党员，均到校教授政治课。黄埔军校的经费，从一开始就得到苏联的资助，广州革命政府由地方税收加以补充。

1924年6月，苏联派来精通军事的指挥官P.A.巴甫洛夫将军为孙博士的军事顾问，巴将军提议成立军事委员会。同年7月11日，军事委员会组成，其成员为支持革命政府的主要军事指挥官和几名老资格的国民党员。成立军事委员会，是在军中建立统一的司令部和政治机构的第一步。黄埔军校的工作应当改进；为了对军队进行再训练，在每支部队中还要为再培训而组织精英部队。巴甫洛夫抵达广州后一个月，在东江前线的一次侦察中，不幸溺水而死。继任的俄军事顾问，为瓦西利·K.布留赫尔将军（在中国化名为加伦），于1924年10月才到达。此时，黄埔军校已招收第二期学生，并且由第一期毕业生中正组建教导团。这个教导团即“党军”，后来扩充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师。第一批大量的苏联军火武器，于1924年10月由苏联海军“沃罗夫斯基”号运抵广州。此前，该舰从敖德萨运送了第三批苏联军事顾问；以后的军火，由符拉迪沃斯托克启运。

组织一次群众运动的努力

共产国际的代表们反复劝说孙逸仙发动民众投入国民革命，这也是中国共产党着手进行的工作。中共正打算指导组织无产阶级，使之与贫农联合。在民众运动中，国共两党成了竞争的对手。1924年初，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成立了工人、青年和妇女三个部，但工人和青年两部，很快处于朝气蓬勃的年轻共产党员势力范围内。共产党的助手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受教育的青年中产生着广泛的影响。

工人部的领导人廖仲恺，打算在其领导下，把广州所有的工会组成单一的联合会，但未获成功。因为许多有根基的工会，怀疑在工会部门中工作的共产党员，将渗入到这些工会之中，并控制工人。共产党希望把铁路工人、海员、报务员和接线员、邮务人员和电力工人，组成一个由其控制的单一工会，因为这些都是革命成功所不可缺少的产业部门。尽管虽有对抗，但广州的劳工确实团结起来了，共同支持沙面岛上英、法租界的中国雇员，抗议租界当局企图推行的通行制度——该项制度是越南革命者于6月19日企图暗杀正在该处访问的法属印度支那总督未遂以后制定的——而进行了罢工。共产党的劳工领袖刘尔崧是这次沙面罢工的组织者，罢工持续了一个多月，对租界实行封锁。这次罢工行动具有强烈的反帝色彩，从中也取得了经验，为一年以后的省港大罢工所充分利用。

1922年11—12月，共产国际在召开第四次大会时，充分讨论了东方国家组织农民问题。在《关于东方问题的一般提纲》中阐述道，为了调动农民大众参加民族解放斗争，革命政党必须迫使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党接受剥夺地主土地，并重新分配给无地农民的革命土地纲领。1923年5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指示中国共产党，发动农民大众并加紧土地革命的准备工作，把革命推向前进。实际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领袖之一彭湃的活动，已赢得一些声誉。1922年和1923年，彭湃在广州以东的海丰故乡，在其他青年团员的帮助下，已把佃农组织起来。这一场大规模的抗租斗争，因许多青年团员的被捕而告终。但彭湃却得以逃脱，于1924年春来到广州，不久成了国民党农民部的领导人。

农民部的工作开始部署得较慢。到1924年6月，国民党宣布一项关于农民协会的简单方案，规定农协会是自治团体，只容许从吸收的会员中组织农民自卫队。地方农民协会由拥有土地不足100亩（16英亩）的农民组成，必须排除不良分子参与其中。中央执行委员会任命了20名特别代表，实地调查农村的状况，开展宣传并组织农民协会。7月，农民部成立培训农民运动工作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彭湃指导了第一期学员。学员接受了理论和实践方面的教育，包括军事训练；其他的共产党员为每个班讲课，直至第六期。1926年5—10月，毛泽东为第六期讲习班的所长。到1924年10月，约有175名学员从经过短期培训的讲习所毕业，其中大部分人都回到本县去组织农民协会。这项计划，是要按县级、省级的农民协会统一起来，最终组成一个既不归国民党领导，也不归政府控制的全国性组织。这样的自治组织有何必要，成了理论上争论的主题。

中国共产党想控制农民运动。一位共产党的作者，可能是罗绮园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二期的主任，是在农民运动中有影响的人物，在1926年的一份报告中透露，中国共产党在1924年组织了一个农民委员会以“指导国民党的农民部”；断言当农民委员会在1925年5月组成时，指导省的农民协会以及地方的农民委员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派出的特别代表。报告还自豪地说，99％的特别代表是“同志”。在苏联军事顾问就国民党敌视中共党员的原因进行讨论时，“尼洛夫”（萨卡诺夫斯基）引用了一个事实，共产党员企图垄断工农运动，所以成立一个全国农民大会（将在1926年5月召开）的预备委员会；“为了门面”，共产党员试图在委员会中安置几名国民党员。“尼洛夫”说，中共没有成功，“因为没有在农民中活动的国民党员”。中国共产党在1926年7月一份关于农民运动的决议中，宣称农民协会必须在组织上独立于国民党之外，而不要成为其附属物。但是，“我党必须尽最大的努力，在所有的农民运动中取得领导地位”。成为广东省农民“运动的灵魂和精神支柱”的，是罗绮园、彭湃和阮啸仙。此三人都是广东省社会主义青年团早期团员，然后既是共产党员，又是国民党员。

农民协会的组织工作，在广州郊区及附近的县开始；到1925年4月，大约有160个农民协会，报道的会员人数为20390人——占革命的广州政府控制地区农村人口的一小部分。共产党组织者在毗邻广西省的广宁县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该讲习所的毕业生，在彭湃的领导下，把该地佃农组织起来，并得到广州的军事援助，经过持久减租减息的斗争，成功地打败了地主。从此，佃农能够在县内组织更多的协会。到1925年4月，据报道有294个协会，会员近5.5万人。彭湃紧随东征军之后，于1925年2月底回到海丰县，在该县重新发动遭受破坏的农民运动。据报道，会员人数迅速增至7万人，而邻近的陆丰县又有会员1.2万人。但是陈炯明的军队在夏季又夺回了这两县，农民运动被迫转入地下。

农民运动遭到了镇压。农民协会力图保护其会员免受迫害，动员会员反抗沉重的捐税，发动会员在减租减息中与地主斗争。有产业的人常常雇用打手、盗匪或民团，去强行征收款项。农民运动的组织者常遭杀害，有的村庄被焚毁。农民们进行反击，有时得到国民党军队的支持，在农民运动最有成就的两个地区就是如此。农民革命不可能被扼杀，但却威胁着本质上是改良主义的国民党与富有战斗精神的共产党之间的联盟。

革命阵营内部和国民党根据地中的冲突

到1924年7月，上海和广州的国民党领袖，已觉察到共产党的渗透策略和操纵党的活动情况，于是在上海和广州两地的国民党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共情绪。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就各种危机向孙逸仙上书请愿，并用在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议中发现的文献证据，与鲍罗廷相对证。这些证据证明，共产党员打算利用国民党来为其革命目标服务；特别反对小批共产党员分散在国民党各级组织的制度，认为这种做法违反了李大钊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保证，即共产党并非“党内之党”。给孙逸仙上书的请愿者，为国民党的未来担心。在与国民党的两个坚定分子张继和谢持辩论中，鲍罗廷明确指出，苏联的援助取决于共产党继续参加国民党。

1924年7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讨论了上述问题，并发表声明，敦促党员们之间不要互相怀疑。孙博士在鲍罗廷建议下，成立了一个特别机构——政治会议，以处理重大的政策问题；政治委员会由几名可靠的国民党领导人组成，任命鲍罗廷为该会的顾问。鲍罗廷对国民党内日益反共的浪潮感到不安，担心国民党左派和右派正在联合反共；但由于其担心中共会因此孤立而失去外界的支持，所以还不敢采取断然行动。

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也不甘屈服。中央委员会的陈独秀、蔡和森和毛泽东主张和国民党决裂。中央委员会甚至发出一份告所有区党委会和基层组织的秘密信，指示其准备与国民党决裂。但鲍罗廷和共产国际的正式代表吴廷康，则坚持要继续调整，以便有助于两党的合作。

1924年8月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会，批准了政治委员会的决议，两党决裂的问题就暂时平息了下来。国民党中执委全会发表了《关于容共问题的指示》，认为共产党对无产阶级有特殊的责任，有其保守秘密的必要，告诫两党同志要互相合作来完成国民革命。对共产国际的政策和国民党中新形成的左派来说，这是一个胜利。

另一个冲突的起因，是孙逸仙的军政府和贪得无厌的“客军”所征赋税的繁重，也与日益增多激进主义者的做法与社会冲突有关。为了保护自身的利益，商界领袖们建立了商团作为对抗力量。当大元帅于1924年8月发现商人从欧洲进口大批武器时，下令予以没收；没收行动，由蒋介石的黄埔军校学生，在广州的海军舰只帮助下完成了。经过两个月无结果的讨价还价和一次流血冲突，孙博士命令所指挥的军队对商团实行镇压。军队于10月15日开始行动，采用纵火和掠夺，摧毁了广州大部分商业区。军队的这次行动，在国内外严重损害了孙博士在广州商界的声誉。但在11月13日，这位59岁高龄的领袖离开广州，前往北京。由于冯玉祥于1924年10月23日发动对其上级吴佩孚的政变，孙逸仙争取当总统的希望又重新出现。

当1925年3月12日孙逸仙因癌症病逝时，许崇智将军指挥下的粤军，会同由蒋介石指挥的黄埔军校师生组成的两个党军教导团，对陈炯明及其支持者发动了征讨，史称之为第一次东征。在1925年的2、3、4三个月，东征军在得到云南和广西“客军”牵制性的配合下，旗开得胜，一路打到广东省的东边境，攻占了几个主要城市，缴获了大批装备，但未能把陈炯明的军队完全消灭。6月，东征军还师广州时，又放弃了大部分攻占的地方。东征军所以如此做法，主要是为了要对付已牢牢控制广州的滇军和桂军。

东征的若干特征，预示了日后北伐情形。一个特征，是党军下级军官和士兵的良好纪律与高昂的士气；这些军人已彻底被灌输了三民主义教义的新观念，并在蒋介石将军制定严厉的“连坐法”控制下作战。另一个特征，是先行于革命或随同革命军的宣传队，分发传单，向民众发表激昂慷慨的演说，以取得民众对革命的支持。其获得的效果极佳，农民为军队提供给养，充当侦察或信使，为革命军担任向导和搬运军火弹药，运送粮秣。如同后来的北伐一样，苏联军官担任军事顾问，参与制定战略，帮助运输和补给军粮，指引大炮射击火力。19名苏联军官因在南方的作战实践，熟悉了中国战争的实际情况，从此生气勃勃地进行工作，使革命力量更为有效地做好战斗准备。最后一个特征，是敌对方面存在对立和不团结；革命阵营的将领之间也出现摩擦，甚至在下级军官之间，有共产党员组织起来的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的对立；其他的国民党军官之间也存在冲突和隐患。

1925年高涨的革命声势

孙逸仙博士于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病逝，给其追随者留下一份遗嘱；这份遗嘱是由汪精卫起草，领袖在辞世前一日病势垂危时签名的。在4月份，在中国所有的大城市，都举行悼念孙逸仙博士的纪念大会；纪念大会突出强调孙逸仙的革命目标。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合办的上海大学，积极地进行革命宣传，并鼓励学生投身于组织劳工工作。共产党领袖恢复强烈的反帝色彩，工人运动矛头指向上海的日资纺织厂。1925年5月的第一个星期，全国约280名工会代表齐集广州，召开大会，并组成共产党领导的全国总工会，目的是把所有工会组织起来，参加富有战斗精神的单一组织领导的国民革命，不过有许多反对共产党的工会拒不参加。总工会的26人执行委员会由共产党所控制，其主要工作人员也都是共产党员。于是在上海的一家日本工厂的罢工，点燃了导致五卅惨案的导火线。

1925年5月15日，一群中国工人闯入暂时关闭的日本工厂，要求工作并捣毁了机器，日本的工厂卫兵向中国工人开了枪。工人领袖之一（是共产党员）中弹死亡。其他的工人领袖和上海大学的学生，立刻掀起了大规模反对帝国主义资本家的宣传鼓动，定被枪杀的共产党员为烈士，并要求释放在公共租界游行示威被捕的学生。新近成立而活动于该市非租界安全地带的工会，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该工会的共产党领导人，用一切办法劝说那个工厂的工人坚持罢工。后来，示威者又提出另外一个问题。6月2日，外国纳税人将表决公共租界的四个章程，示威者反对租界内外国人为中国人制订规定；中国人不允许此规定对外国人特权加以扩大，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

当5月30日星期六，上海地区八所大学和学院的学生在公共租界集合，进行反对不平等条约和反对中国军阀的宣传，要求租界当局释放被捕的6名学生时，看来并没有策划一场骚乱，也没有预料租界当局竟会开枪。公共租界的巡捕在其上级的命令下，企图阻止街上的学生示威，竟逮捕了拒绝停止游行的学生，于是立即发生了学生和参加游行示威的观众与租界警察的流血冲突。大批愤怒的群众涌向拘押学生的老闸巡捕房，原来该巡捕房储有军火武器。据后来对当时该巡捕房负责的巡官埃弗森调查和听审时的证词，埃弗森称其担心群众会冲进巡捕房。埃弗森为了阻止群众的行动，下令中国巡捕和锡克族巡捕，向愤怒的示威群众开枪。下午3时37分，巡捕开枪击毙4名在人行道上的中国人，还有多人受伤。后来查明，有8人中弹重伤死亡，其中有5人或6人为学生。这样一来，中国人和外国人的关系，再也不能恢复原来的样子。

五卅惨案给了国民革命以巨大的推动力。沪上的社会名流和在沪的政治活动家，立即组织全市规模的抗议活动。到6月1日的星期一早上，抗议进而发展成为全市总罢工。进一步的骚乱又持续了数日，遭到租界巡捕的镇压后，又有10名中国人被击毙。随后，上海的万国商团和1300名来自五个列强的海军陆战队员上街巡逻，公共租界简直成了一座兵营。中国的新闻界对惨案也作了详细报道，学生团体印发了无数的传单和漫画，并向其他城市发去电报和信函，号召各地支持罢工和反对帝国主义。至少有28个城市发生了群众性的游行示威。反对外国人的行动在镇江英租界爆发；在汉口的骚乱中，有更多的中国人被杀和受伤；在九江的骚乱中，日本和美国的领事馆被捣毁。捐款从全国各地汇往上海，华侨和苏联也不断地汇款到上海，来支持工人的罢工。在6月23日的广州惨案中，数十名列队前进的中国人，遭到沙面租界的机枪扫射，更为增加中国人对列强在华特权的仇恨。由于旷日持久的罢工和抵制封锁，英国和其列强的政策因之发生了很大变化。因此，五卅运动是一次全国性对列强的抗议运动，在全世界激起了反对旧的不平等条约的舆论谴责。

巩固南方革命根据地

广州对五卅惨案的反应是迟缓的，原因是在该地领导人处境危险。因为大部分党军在东征取得成功后，正在广东东部重新部署，所以，广州市为杨希闵的滇军和刘震寰的桂军所控制。东征军虽计划回师广州，降服滇军和桂军。但一旦对滇、桂两军的战斗打响，革命军就不可能再去发动反对外国人的游行示威，因为杨、刘二人正在寻求外国的支持。

争夺广州的战斗从6月6日一直打到12日。东征部队回师，在6月8日占领了位于九龙通往广州的铁路沿线东南通道上的石龙。其他的国民革命军在西面和北面完成了对广州城的包围。6月12日，革命军主力攻打广州以北的炮台。同时一支由黄埔军校系着红领带学生率领的混合部队，从长岛渡江，在广州东面的东山登陆，投入战斗。两方的战斗，从东山到城西北的白云山一带展开，到了中午时分，粤军从河南岛渡江，对城区的敌军发动了进攻。到了下午3时，革命军获得全胜。刘震寰弃军逃到沙面的英租界，乘轮到了香港；过了两天，杨希闵也到了香港。以加伦将军为首的苏联军事顾问团，在制定战略和监督实施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这次战役中起领导作用的蒋介石，被任命为广州卫戍司令，很快控制了城市的混乱。此时，国民党已有可能建立控制广州财政的新政府，也有可能参加到鼓动席卷全国的民族主义运动之中。

广州的局势一稳定下来，国民党领导人就开始着手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以代替曾为孙逸仙的中央机关大元帅大本营。在鲍罗廷的建议下，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于6月14日在广州开会，决定成立国民政府。国民政府委员会统一领导下属的九个部，决定把所统属的军队一律改称国民革命军；进行军事和财政管理的改革，使之武装和财政都归国民党所控制，所有机构都归国民党领导。国民政府委员会及与之平行的军事委员会，接受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政策指导，实际上是受法令规定之外的中央政治委员会的指导。政治委员会由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伍朝枢和许崇智（在7月初进入政治委员会）组成。汪精卫、胡汉民和廖仲恺似乎在政治委员会、国民政府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实行很像古罗马时的“三执政官”，三个委员会的主席都是汪精卫。广州市长伍朝枢。谭延闿将军和许崇智将军也很突出；蒋介石虽然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黄埔军校校长和党军的指挥官，但在政治上还没有上升到重要地位。汪精卫地位的上升，显然是胡汉民地位的削弱。在孙逸仙逝世之后，胡汉民任代理大元帅，现在降为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而此时的国民政府又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国民政府在1925年7月1日宣布成立。

一个星期以前，6月23日悲剧性的“沙基惨案”，触发了长达16个月的省港大罢工。随着滇军和桂军的败走，广州的爱国者开始对上海的五州惨案，以及其他外国租界对游行示威的镇压，组织相应的抗议。劳工领袖前往香港，说服该地工会领袖参加预定在6月21日的罢工和封锁，并把广州作为香港罢工工人的避难所。由四个共产党员控制的香港工会，在此前已经罢工，总工会指定时间，在广州沙面租界和香港同时罢工。香港的罢工工人涌进广州，总工会计划在6月23日进行一场大规模示威行动。忧惧交加的英、法租界当局担心租界会受到攻击，调集炮舰和海军陆战队来保卫租界。

6月23日中午，一次大规模反对不平等条约的集会后，秩序井然的中国人游行示威队伍穿过拥挤的广州街道，走近面对沙面岛的沿江大道。游行队伍由100多支队伍组成，包括工人、农民、商人、学童、童子军、大学生、黄埔军校学生的分队，以及党军、湘军和粤军。当游行队伍经过隔开中英双方小河上的一座桥时，英方派出守桥的重兵中却发出了枪声。究竟哪一方先开的枪，立即成了有争议的事。在随之而来的密集对射中，沙面有一名外国人被击毙，有八九人受伤；但英、法一方的射击火力，至少击毙了52名中国人，有117人受伤，其中包括学生、各行业的平民百姓、军校学生和士兵。

广州人对英、法的屠杀行径怒不可遏，许多人叫嚷要进行战争，但军政当局极力平息群众的愤怒，以图阻止对租界的进攻。广州的政府当局对外国人采用经济战策略，再辅之以外交手段；支持香港中国工人的罢工（这对削弱这块殖民地只取得部分成功），支持停止与香港的一切贸易，抵制英国货物；在外交战线上，试图分化列强，集中力量对英国进行报复。这些措施持续实行了数月，直到1926年10月北伐进行时，经过中英双方多次谈判后，才得以结束。广州推动了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市民们团结起来作政府的后盾。各地的爱国学生涌向广州，许多人报考进入黄埔军校。广州城市充满了失业的罢工者。为了支持这些罢工者，虽有全国各地源源不断的捐款汇来，也有华侨和苏联的钱款寄来，但却耗尽了广州市的财政。由于强制停止中国商人与香港的广泛正常贸易，使之受到严重损失。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纠察队，严密地组织罢工工人，成为在革命运动中一支能左右一切的力量。因此，虽然罢工和封锁在一开始有助于巩固革命根据地的作用，但却分裂了领导集团。这些结果，导致了1927年4月在镇压广州“左”派组织时，成为乱成一团的冲突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