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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史——马克思主义的优势

历史大观园 近代岁月 2020-07-15 10:39:37 0


我们论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思想界上升到优势地位之前,首先必须讨论所谓自由主义倾向——其根据往往是可疑的。在“五四”以后,胡适继续坚守其基本立场,尽管此时已受其各方论敌的攻击和指责。在1924—1927年间轰动一时的一些事件,以及随之而来的政治激情,都没有使胡氏动摇其信念。非理性的政治激情,历来都是远离真理的。胡适和其导师杜威一样,绝不偏袒资本主义,但仍然确信中国根本的灾难,不应归之于外国帝国主义。因此,胡适继续抨击孙逸仙和马克思主义者的“教条”。

在国民政府成立以后,胡适仍然抨击国民党意识形态中的传统主义成分,号召把“科学才智”用于国家的决策,提倡立宪政体和公民权利,并倡议以“现代化”的教育系统来造就现代文明新一代精英。自1932—1937年间,在日本威胁日益加重的阴云下,出版的《独立评论》,反映丁文江和历史学家蒋廷黻等人站到胡适一边,努力想给国民政府的政策施加影响。不久以后,很快表明丁、蒋等人与胡适的共同之点,只是胡氏关于“科学”的主张,而不是其对民主的信仰。

丁文江从没像胡适那样倾心于自由主义的社会准则,在多灾多难的30年代,和蒋廷黻一样,逐渐感到(很像其以前的严复和梁启超)中国需要的是“科学的”专政制度——一种能使政府机关、工业和教育体制现代化的专家政治。斯大林的俄国模式给丁文江很深的印象。尽管国民政府表示了对专家政治目标的承诺,丁文江和蒋廷黻两人对国民党领导的能力都评价很低,不过仍然希望组织权力中心的国民政府能听取意见。中国共产党在湖南和江西以及后来在延安,所进行的农村革命戏剧性事件,在丁文江和蒋廷黻看来,这与民族的需要毫无关系,而且会进一步削弱国家中央的力量。胡适在丁、蒋等人有关科学精英的想像,和其主张的立宪民主信念之间,感到左右为难;但和别人一样,也只能希望对现有政权施加影响。胡适面对极权的共产主义和国民党两个对立的政治阵营,认为国民党虽然腐败,但其专制程度较为有限,最终有可能被推向比较自由的方向。在两者的极化过程中,最后胡适觉得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胡适终究无法在政治上以精神领袖的身份,来应付20世纪中国政治权力的现实。这是悲剧性的,也是人难以驾驭的。

无论如何,1924—1927年间,最为重要的特点,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城市知识界的迅速传播,并且成为知识界最主要的思潮。不过也应当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最后胜利,仍然既是互相关联,但又可以分开的两件事。

在1924年至1927年的动乱年代里,具有彻底全面反传统主义思想的“五四”时期一代年轻人,后来在国共两党合作所造的生气勃勃的政治戏剧中,找到投身于其中的机会。从这时开始,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及其对西方世界的分析,不仅被接近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所接受,甚至也为接近国民党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活动家所接受。1925年的五卅事件,极为形象地证实了,外国帝国主义和中国新出现的产业无产阶级所受剥削两者之间的关系。城市居民的积极行动,中国共产党与城市劳动阶级建立的联系,似乎证实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在历史上作用的理论。彭湃和毛泽东等人与农民建立联系,正符合列宁关于农民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作用的理论。在1926年至1927年的北伐时期,许多知识分子投入了发动群众和组织群众的革命浪潮之中,也成为新成立的武汉政府的积极参加者。这样的一番经历,既激发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的激情,也唤起其改造世界的普遍热望。这场革命既能实现国家的统一,并可以把中国改造成一个全新的社会。的确,莫斯科内部激烈的斗争表明,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给予现成的启示,但只要革命的进程在向前发展,中国知识分子中的很多人,仍然强烈地把莫斯科奉为深远有效的智慧源泉。

在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中,浪漫的“创造社”(见下一章)和新成立的“太阳社”的成员,起了重要作用。经历了罗曼蒂克爱情的心醉神迷与绝望沮丧,以及作家宣泄情感的阅历,郭沫若、蒋光慈等人及其他一些作家,感到现在应该作为革命领袖去做一番英雄事业;感觉像辛亥革命以前的浪漫的革命者,并打算通过普罗文学的作品来激发革命的热情。

鲁迅向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转变,是痛苦而艰难的;实际上,其对旧文化“吃人”势力的深恶痛绝,并没有因五四运动而减轻。对辛亥革命以前许多年轻理想主义者的遭遇,曾引起鲁迅沉痛的回忆,这也许是其没有响应“五四”的一个原因。鲁迅对接受人类进步的新理论表示犹豫,也可能因为其对创造社的论敌作浪漫的革命姿态的反应。这些创造社的才子们,用浮夸的普罗文学口号来影响历史进程,鲁迅对此极为反感。即使在鲁迅已转向马克思主义阵营时,还想从普列汉诺夫等人寻找理论根据,来支持其反对此辈任性夸大文学作用,妄说文学能引起社会革命的谬论。在1927年以前,鲁迅就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范畴来论述问题;但最终促使其接近共产党的原因,是国民党处决其最亲近追随者中的年轻人,遂引起鲁迅极大的愤怒。从此鲁迅更为积极但又忧心忡忡,期望马克思列宁主义能比过去的进化论学说更准确地分析历史,这无疑使鲁迅更加接近共产党。

城市知识分子归向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其与国民党内的蒋介石集团之间出现了鸿沟。尽管蒋介石曾经受列宁主义言论中反对帝国主义方面的影响,但其早年在家乡和日本所受的教育,使其成为一个文化民族主义者,对全面否定传统观念的“五四”深不以为然。蒋氏掌权的军事基础,可能使其更轻视城市知识分子的作用,贬低其可靠性。在1927年以后,蒋氏甚至更为坚信,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军事统一,并仍然作为孙逸仙的忠实的追随者。国民党内外所有反对派人氏,因此在蒋氏身上看到了旧军阀再次出现的迹象。军队未能从属于内政,这象征对蒋氏是可悲的事实。蒋氏的文化民族主义和“全盘否定传统观念”之间的鸿沟,也仍然存在。

1927年的大动乱,没有降低马克思主义的声望。列宁主义认为错误的政治方针,实际上反映了错误的“革命理论”。这更促使人坚信,有了正确的理论指导,革命就会向前发展。对许多人(但不是所有的人)来说,苏维埃政权作为革命的总部继续存在,遂提供了有力的保证,历史终将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轨道前进。

因此,在此后的10年中,许多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主要关心的事情,是如何按马克思主义来认识中国社会,这绝非偶然。列宁主义者把理论当做“行动的指南”,促成了这样的信念,即一定时期的“党的路线”,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对阶级力量构成情况的分析和历史发展阶段的特性为根据。“关于中国社会史问题的论战”,就是这种关注的表现。但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确定中国当时的“生产方式”,事实证明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其逻辑结果,引起了对中国悠久社会历史周期性的关注。在讨论所有这些问题中,参加者不知不觉地把思考重点,由“理论是行动的指南”的讨论,转向马克思主义学说,当其应用于过去时所更具决定论性质。参加讨论的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之发生兴趣,基本上是把马克思主义当做杰出的社会科学。例如,这场争论的一个重要人物陶希圣,和其一些参加者一样,便是一个国民党拥护者。陶氏发现其三民主义思想体系放入马克思主义范畴的框架之中,竟然毫无障碍;而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能引出非共产主义的结论。其他一些论战参加者,有的是代表斯大林派观点,有的是代表托洛茨基派观点。

在此,我们只能谈到这场争论的要点,从整体上看,试图用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概念来分析中国社会时,参加讨论的人似乎只是弄清了马克思学说中与讨论有关的一些问题,还有些尚未解决的含混之处。封建社会是不是全都是由统治阶级用“超经济”的权力控制的农业社会?或者,不同的“财产关系”是否就反映不同的“生产关系”?地主阶级的任何类型是否都是封建的?商品关系的普遍程度,是否便能确定社会的性质?抑或“生产方式”的作用才是决定性的?对这些问题和其他许多问题,在本书中都可以找到各不相同的答案。

大多数参加者普遍不接受马克思主义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赞成马克思为西方规定的关于历史分期的分阶段发展模式。毕竟只是在这种模式的框架之内,马克思实际描述了有力的历史辩证法。有的参加者如陶希圣,想用其他的方法来划分历史的发展阶段,并划分了时期。要是承认马克思关于稳定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观点,实际上就是否认中国社会历史具有自身发展动力。

如果说这场争论有胜负的话,也只能说是靠的认可,而不是靠的论证取胜。延安时期的毛泽东,对这场争论丝毫没有作出“理论上的”贡献。毛氏对高深的理论颇有兴趣,使其参与了在马克思主义圈子里不甚著名的另一争论,一场关于辩证法和马克思认识论问题哲学解释的争论。

马克思主义在30年代还成为文学战线上的主要力量。在鲁迅、瞿秋白等人组成的左翼作家联盟中,关于马克思主义对于“上层建筑”文学所起的作用,出现了激烈的争论,但也未能取得一致意见。尽管马克思主义似乎极端强调文学的道德—政治功能,却无论如何无法在逻辑上使所有讨论者都承认,作家必须服从于党的变化无常路线的权威。很明显,鲁迅本人就不曾接受这种权威。

在20世纪40年代的10年中,证实日本的战争机器已全面威胁到中国。战争引起的破坏使所有的人都百感交集,使知识分子没有余力来关注新的思潮。的确,战争的压力甚至使一些最不关心政治的人,如梁漱溟也从事政治活动,也成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一位创始人。然而知识分子的政治化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从整体上来看,都是有“自由主义”倾向。尽管这是其中的大多数人;但就其基本信念来说,绝不是自由主义者。在整个30年代的上半期,知识阶层已经获得作为独立的知识分子(而不是政治家)的自由意识;这到底是祸是福,还很难说。知识分子的“学者”已经到了与“官”分庭抗礼,习惯于自由交流思想。当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精英治国的主张对立时,知识分子常常坚持民权的立场。1945年以后,在内战时期两极分化的社会中,大部分知识分子都被吸引到共产主义的一边。不过,此后的事态表明,这种“自由主义”倾向仍将是一个问题。

20世纪40年代的另一个重要发展,是延安的“毛泽东思想”。很清楚,在毛泽东论述的问题中,有许多便是这个时期思想争论中的一部分;这一点也不贬低毛泽东的政治天才。不过毛泽东所考虑的问题,在其之前也曾有人考虑过。

知识分子在20世纪前半期所提出的问题,1949年以后是否都解决了呢?就我们所处的这段时间来说,有些问题无疑是已经解决了。强有力的政治权力中心业已形成(有些人会说过于强有力了)。尽管常有政治运动,但法律和秩序已经重新建立起来;相对合理的商品分配,在经济极为落后的情况下,已经得到实现;民族主义的激情多少得到了满足;公共卫生有了进步;妇女的地位得到了改善。然而,不管“主义”的主张如何,上述论及的许多基本“问题”依然存在。中国的未来与其文化传统的关系将是怎样?假如目标就是实现“现代化”,那么能否回避严复和丁文江想像的“专家治国”的道路?官僚体制和权力的问题是否得到了解决?文学、艺术以及个人生活的意义如何?中国人也像其他的人一样,必将探索着走向未来之路。


校注:陈独秀只在日本留过学,没有去法国留过学。

校注:示威者袭击的亲日官员为时任驻日公使的章宗祥。

校注:烧毁的内阁次长住宅,为参与“二十一条”谈判的外交部次长曹汝霖赵家楼住宅,史称火烧赵家楼。

见李文逊:《梁启超与现代中国思想》,及其《儒家中国及其现代命运》。

有关这个问题的一份英文资料,见陈荣捷:《现代中国的宗教趋向》。

这种相反的情况,不是完全没有历史先例。在王安石等人的著作中,可以发现这样的话题,救世菩萨不是通过宗教怜悯心,而是通过社会—政治的转变来拯救世人。

李欧梵引自郭沫若所译《少年维特之烦恼》的《序引》;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中的浪漫一代》,第183页。

的确,严复自己的思想中,存在多少有些不同的道—佛因素,见许华茨:《寻求富强:严复和西方》,特别是第10章。

校注:民粹主义,亦作民粹派,19世纪下半叶俄国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流派,以平民知识分子为主体,主张采取政治暗杀手段,认为不经过近代大生产的发展,只要发展“村社”就能由农民的小生产过渡到社会主义。

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中的浪漫一代》。

马丁·伯纳尔:《无政府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胜利,1906—1907年》,载芮玛丽编:《革命中的中国:第一阶段,1900—1903年》,第391—396页。

林毓生:《中国的意识危机:五四时期激进的反传统主义》,第17页。

这将导致康有为支持辫子军阀张勋1917年的复辟尝试。

严复等:《孔教会章程》,载《庸言》,1.14(1913年6月),第1—8页。

许华茨:《寻求富强》,第234页。

劳伦斯·A.施奈德:《国粹和新知识界》,载费侠丽编:《变革的限度:关于中华民国时期的保守抉择的论文集》,第71页。

陈独秀:《敬告青年》,载《新青年》,1.1(1915年9月),第7页。

校注:此处主要刊物,当指《新青年》。

陈独秀:《敬告青年》,载《新青年》,1.1(1915年9月),第1—2页。

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中的浪漫一代》,第2章。

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中的浪漫一代》对此有论述;又见戴维·罗伊:《郭沫若:早年》。

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中的浪漫一代》对此有论述;又见戴维·罗伊:《郭沫若:早年》,第22页。

劳伦斯·A.施奈德:《顾颉刚与中国的新史学》。

胡适坚定地支持这种形而上学,似乎遮住了其目光,因而未对杜威后来关于宗教和审美经验的精深论述作出任何反应。

杰罗姆·B.格里德:《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第179页。

同上书,第177页。

关于丁文江,见费侠丽的研究著作:《丁文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

其看法见《建设》杂志,1920年。

关于对李大钊的研究,见莫里斯·迈斯纳:《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

爱德华·弗里德曼:《退向革命:中华革命党》,论及孙逸仙的一些追随者,如朱执信于1911年以后组织“群众”的活动。

关于这种合作的讨论,见玛丽·巴克斯·兰金:《早期的中国革命者:上海和浙江的激进知识分子,1902—1911年》。

格里德:《胡适与中国文艺复兴》,引自《我的歧路》,载《胡适文存》,3,第99—102页。

见本书费侠丽所写第7章。

施奈德:《顾颉刚与中国的新史学》,第4章。

同上书,第152页。

见盖伊·阿利多:《最后的儒家:梁漱溟和中国现代性的困境》,第118页。

校注:科学与玄学的论战,原文作“The Debate on Science and Human Life”。此处Human Life,通译为人生。在1923年,张君劢发起中国称之为“科学与玄学的论战”,亦称为“人生观问题的论战”。由此可见,玄学就是讨论人生观问题,英文据其内容,译玄学为Human Life。1923年2月,张君劢作《人生观》为题讲演,认为科学受因果律支配,人生观则为自由意志,主张用玄学解释人生观,故称玄学派。玄学为形而上学版另一译名。

见《科学与人生观》,胡适和陈独秀序,又见本书第7章。

盖伊·阿利多:《最后的儒家:梁漱溟和中国现代性的困境》,涉及了该书所讨论的所有问题。

盖伊·阿利多:《最后的儒家:梁漱溟和中国现代性的困境》,第283—292页。

托马斯·A.梅茨格:《摆脱困境:新儒学和演变中的中国政治文化》。

见米歇尔·马森:《中国的传统观念:冯友兰,1939—1949年》(哈佛大学博士论文,1978年,未出版)。

校注:1933年,丁文江曾赴苏联做地质旅行。胡适在《丁文江传》中说:“在君(丁文江字在君)却正是能计划又能执行的科学政治家,所以他对于苏俄的极大规模的有计划的政治经济大试验,抱着极大兴趣,极热忱地希望他成功。”

关于共产主义农民运动早期阶段的研究,见小罗伊·霍夫海因兹:《中断的浪潮:中国共产主义农民运动,1922—1928年》。

校注:太阳社为文学团体,1928年1月(一说1927年秋),由蒋光慈、钱杏邨、洪灵菲发起成立于上海,曾主办《太阳月刊》、《时代文艺》、《海风周报》等刊物,并编印《太阳社丛书》,在东京设有支部,强调文艺为革命斗争,但忽视文学的艺术性;1929年底,自动解散,其成员均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见哈里特·C.米尔斯:《鲁迅:文学与革命——从马拉到马克思》,载默尔戈德曼编:《五四时代的中国现代文学》。

校注:即为1931年2月7日的殷夫、柔石等五烈士案。

校注:论战于1932—1937年间展开。论战以中国历史上经过哪些社会发展阶段为中心,围绕中国历史上有没有奴隶社会阶段,什么是商业资本主义社会或前资本主义社会以及专制主义社会等问题展开。以郭沫若、吕振羽等为代表的左翼社会科学家,分别提出西周奴隶社会、殷商奴隶社会与西周封建说的观点,论证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以陶希圣、梅恩平为代表的新生命派,以任曙、严灵峰为代表的动力派,以顾孟馀为代表的改组派,都否认中国历史上存在奴隶社会阶段,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已被商业资本主义社会所取代。

校注: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的参加者,只有左翼社会科学家的郭沫若和吕振羽,新生命派的陶希圣和梅恩平,动力派的任曙、严灵峰,改组派的顾孟馀;不牵连到斯大林派和托洛茨基派问题。疑此处把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与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放在一起了。实际上,这是两个论题,但却交织在一起讨论,一般是作为两个问题,即中国社会史问题和中国社会性质问题。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是马克思主义者与中国托洛茨基派、新生命派在思想战线上的一场论战。

<meta charset="UTF-8"> 第九章 文学的趋势:对现代性的探求,1895—1927年 <link rel="stylesheet" href="../styles/0009.css" type="text/css">

夏志清教授在一篇论述中国现代中国文学论文中,描述笼罩20世纪前半期整个文学创作的“道德义务”。夏志清教授指出,“中国文学进入现代阶段的特征”,就是“念念不忘对中华民族的危害,使其不能自强,或不能改变其自身所具有不人道的精神疾病的关注”。按夏教授的看法,这种“爱国热忱”激励这一时期所有的主要作家,而且产生“某种爱国主义的地方主义”。“中国作家们把中国的情况,看做是中国所特有的,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正是这种忧国忧民的感情,使得作家们处于社会—政治混乱状况时,关心作品的内容甚于关心形式,特别强调“现实主义”。因此,要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就离不开中国的现代史;并且除了注意文学本身的特点以外,对历史方法的注意是必要的,也是不可避免的。

用历史的眼光来看,“摆脱不了的中国情”的主题至少包括三个主要方面,甚至可以视其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特点。第一,从道德的观点把中国看做是“一个受精神疾病所困扰的国家”,并由此引发传统与现代性两极尖锐对立。这种疾病扎根于中国传统;而现代性就是破除对传统的迷信,并从精神上寻求新的解决途径。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现代文学的兴起,应视为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也是大多数研究五四运动的学者所指出的。第二,中国现代文学的反传统立场,更多来源于中国的社会—政治条件,而较少出于精神上或艺术上的考虑(像西方现代文学那样)。可以这样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兴起,乃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鸿沟日益扩大的结果。由于国家未能采取积极行动对国事的改进,知识分子越来越感觉失望,遂抛开了国家,而成为中国社会激进的代言人,现代文学因之成为对社会不满的工具。中国现代文学的主体扎根于当代社会,反映出作家们对政治环境的批判精神。这种批判态度,是五四运动最持久不衰的遗产,其回响一直到今天都能感到。

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三个特点,尽管其反映出极为强烈的社会—政治痛苦意识,但其批判眼光却具有浓厚的主观性。现实是通过作者个人的观点来理解的,同时也表现出作者的自我关注。雅罗斯拉夫·普鲁舍克教授称其为“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普遍倾向——着眼于作者“自己的命运与生活的倾向”,着眼于作者“本人和性格”,使现代中国作家对自我和社会的理解,具有深化了的矛盾心理;对中国的关注和对其弊病的厌恶情绪同时存在,既对之希望和参与而憧憬,又因对之失落感与孤独感而烦恼。正是这种无法解决的矛盾心情所引起的紧张心态,既要区别于传统文学,又要区别于共产主义文学,为20世纪最初30年的文学创作和文学运动提供了基本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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