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史——改信马克思主义

在马克思主义传入很久以前，中国军事上的衰弱和经济上的穷困状况，对于稍有头脑的中国人来说，这已是显而易见之事了。因此，产生了富国强兵的呼吁。但是直到改良主义的思潮，其中包括比较保守的“体用”学派（见第七章）兴起时，值得为之献身中国的思想才开始出现。“改革”（或者“改良”，或者说“维新”）说法的本身，就是暗示在国家无法分割的文化和制度中，必须革除或改造其不可取的成分。从改革者的角度来看，那些反对改革的人，是在保护中国的不良品质，而且对这种不良品质的延续负有责任。在改良主义思想发展的第一阶段，几乎没有任何指导性的哲学理论，只有个人和社会零散的观察和比较；西方值得称道之处——其实力，其富足，其教育和良好的社会秩序——受到了注意，并以此与中国的不足之处进行了比较。康有为对儒家学说的修正与严复对托马斯·赫胥黎论进化和伦理文章的翻译，恰在同时，为改革提供了哲学基础。从此改良主义思想推进到第二阶段，即儒家化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这种折中主义的哲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在这样的框架之内，中国与其人民被当做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没有哪一个社会集团可以与中国的政治—社会疏远开来。即使是在1898年维新变法失败以后，在政治舞台上取代改良主义者的革命派人士也认为，除了执政的满族人以外（以其种族低劣为借口），没有必要使任何人排斥在政治权力之外。对于中国维新派和革命派而言，尽管其哲学体系庞杂，除去中国的衰落模式和西方（包括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的成功模式，并没有其他以经验为根据的理论。

中国社会的道德堕落，连续不断的政局不稳，以及经济的恶化，复辟派不断地企图恢复帝制，同时又不断地遭受外国的侵犯。在世界范围内，欧战暴露了备受赞赏的西方文明的弱点。而布尔什维克的胜利，连同其废除沙皇的在华特权，则为中国的解放指明了一条新的道路。似乎这样一些划时代的事件还有些不够，巴黎和会决定把以前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给日本，而不是公正的归还给中国。在这些事件和巴黎和会决议的综合影响下，中国的思想界与政治气候突然发生了转变——儒家化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主宰地位被彻底粉碎了。紧随其后的，是思想界的混乱局面，其中的罗素或柏格森、尼采或孔德，克鲁泡特金或马克思，诸人的思想观点很容易为中国学者所信服，并改变了自己的信仰。

中国皈依马克思主义的是谁？其对自己国家的现实是怎样的理解？其在社会和政治活动中有怎样的个人经历？为什么其信奉这种学说？

五四运动后的5年里，在改信马克思主义的人当中，仅有12人已知是出身无产阶级。其余所有的人都受过教育，而且有的还出身于相当富裕的小资产阶级。这些人在地理上分散在北京，围绕杰出人物陈独秀和李大钊所在的北京大学；上海，围绕创立于1923年的上海大学和陈独秀在1919—1920年帮助创建的工会组织；武汉三镇，围绕华中大学（见地图8）及其附属高级中学，李汉俊与恽代英在该处任教；长沙，围绕毛泽东、蔡和森与其他人组建的新民学会；广州，围绕陈公博、谭平山与其他人任教的学校；广东的海丰与陆丰，围绕彭湃组织的农会；内蒙古，容易到达苏联和北京；陕西榆林，围绕李大钊的学生魏野畴执教的师范学校；成都，围绕吴玉章、恽代英任教的成都高等师范学校；连同在日本、法国和俄国留学生中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源头主要是在北京（通过广为流传的《新青年》杂志），再加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列宁和考茨基著作的日文译本，以及在法国马克思主义者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因为这些激进的思想能够为中国的社会状况所验证，在上海和北京大都市中表述出来，遂传至远在内地的成都和榆林，都引起了反响。

在中国最早信奉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人，是屈指可数的；其中年龄较大的人参加过辛亥革命，还有更多的人了解1913年的二次革命和1915年与1917年的两次企图复辟帝制在政治上的重要意义。这些较多的人，大部分都有高中的文化程度，其中的任何一人都称不上研究学术的学者。对其中的大多数人来说，知识总是要引起行动的结果，否则，就将成为无目的的学习而一无所获，并且认为只有通过实践才能证实其效用。一种理论一旦通过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就应该被修正或放弃，同时开始寻找另外的理论。这些人或卷入政治，或干预政治，或有意（或无意）地回避学术生活，只有胡适是个例外。但这并不是说这些人探求知识不勤奋，也不是不仔细。虽然其共同的偏好是在小组或者在学会中集体学习；其反对传统，意识到传统将被废弃，并寻求将其铲除的方法。这些人在文化上的异化造成了其政治上的异化，或是出于其自己的选择，或是因为缺乏有点威望的社会地位。

这些人关切自己国家的落后状况，寻找为国献身的途径。在这些意义上，这些人都是民族主义者。这使其民族主义是有条件的——人们热爱中国，使之变为值得爱的国家，不只是因为其生来就是中国公民。中国的落后状况集中表现为经济上的停滞，如陈独秀于1918年所指出的，或者如毛泽东于陈氏之言的10月以后，在《湘江评论》发刊词中以同样的倾向所写的。其他的人如向警予通过不同的途径，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在向警予探求妇女解放的过程中，发现了马克思主义，遂成为中国最早的女性马克思主义者之一，逐渐相信“从前种种，皆是错误，皆是罪恶”。

陈独秀和李大钊认为，造成中国普遍落后的原因，是人心恶劣，民德不隆，这是腐败的官僚和无耻政客以及其追随者，加上无法无天军阀的胡作非为所助长形成的。这些军阀及其支持者，毛泽东含混的称之为“强权者，害人者”。中国的这些有权有势的害人者，都有“帝国主义者”作为靠山。获得这个认识，对于激进的思想家们是一个进一步极其重要的发现。这为后来用阶级斗争，对剩余价值的剥削，被压迫者的国际大联合，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等概念打开了大门。至此为止，尽管接受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已经奠定，但对中国现实认识的变化还是逐步的。十月革命以及对巴黎和会关于山东问题决议的反应，加速了这种转变。

正如陈独秀在1932年以颠覆罪受审，为自己作的辩护词回忆中所称，“五四”运动是标志其思想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在此以前，陈氏呼吁重新振兴中华，是针对知识分子阶层发出的；此后，即转移注意力到劳动人民身上。“盖以……世界革命大势及国内状况所昭示，使予不得不有此转变也”。在1919年的早些时候，资本主义制度和帝国主义分子对中国的压榨与敌视，使陈独秀理想中的中国形象不再符合盎格鲁—撒克逊式的民主模式了。与此同时，李大钊认为民主在美国已经丧失，声言要反对资本家的剥削。确实，李、陈二人对于民主思想仍都有所留恋，但是这却是另外意义上的民主，较之其所理解的英美模式，要求有更多的民众参与。在1919年1月，陈独秀在《每周评论》——激进的期刊上撰文，主张需要组织有国民为后援的政党；到了3月份，在另一篇文章中，其思想更达到了类似人民专政的程度。在这两篇文章之间，《每周评论》登载了一篇题为《中国士大夫阶级的罪恶》的社论，号召一场推翻士大夫统治的工农社会革命。这篇社论很可能是由陈、李两人执笔的（原文署名“一湖”。——译者注）。二人的民主观念确实在变化，其演进的过程，从人民民主经人民革命，到人民专政。到1919年底，陈独秀针对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社会制度的道德败坏，发动了猛烈的攻击——“西洋的游惰好利，女人奢侈卖淫，战争、罢工种种悲惨不安的事，哪一样不是私有制度之下的旧道德造成的？”六个月以后，陈独秀以一种肯定的语气称，西方人所追求的利润是工人创造的，但被资本家盗走其所创造的剩余价值。

从受压迫的青年和妇女——激进分子在其刊物上详细地讨论这些问题，到受压迫的劳工大众。激进分子注意的焦点转移到这些问题以后，就形成了其与劳工大众新的认同，视野更为宽广，以其同情之心推及于所有穷苦之人。对外，激进人士们不再是沙文主义的，而是跟随《每周评论》的论调行事。《每周评论》在“五四”之前两月，刊载了一系列关于爱尔兰、菲律宾和朝鲜争取独立斗争的文章；对内，以社会调查为基础，刊载一系列文章，涉及上海、汉口和唐山工人的工作和生活状况，山东、江苏和福建农民的悲惨境遇。这些文章，都在《新青年》、《每周评论》和《晨报》上大量刊出。在中国共产党创建以前，关怀和维护劳动者的杂志已经出现，提供了关于工人和农民的信息，对于劳动采取扶植的新态度；由此遂引起社会对最为严重社会问题的注意。随后不久，年轻的激进分子们，被劝告要到劳动人民中去工作，而且有的人是确实这样做了——彭湃在海丰的农民中，张国焘和邓中夏在北方的铁路工人中，毛泽东在长沙的工人中，恽代英在武汉的工人中进行活动。

人们一定要问：不用一场暴力革命，中国的民族愿望能否得以满足，社会的公平能否得以实现？当权的人物会甘愿让民族的愿望和社会的公平，用和平转变的过程得以完成吗？到了五四运动时，被觉察到的国家敌人——帝国主义者、军阀和腐败的官僚，都已被确定认清了。但是，正如李大钊所说，仅仅“开几个公民大会”是无法将掌权者从其所在的位置上赶走的。在这一点上，1911年（中国）和1917年俄国的革命经验，提供了不容置疑的证据。在陈独秀的头脑中，欧洲的繁荣是其历史革命的结果；在李大钊的头脑中，只有在最大痛苦和牺牲之后，才可能有最大的成就。如同《每周评论》著名的社论《新纪元》（载于1919年1月，第3号和第5号）所解释的，进化的基础是合作而不是竞争。人剥削人世界的形成，是由少数人的贪欲所导致的，这是一个竞争而非互助的世界，因此，其结果必然是不公正的。对于这种不公正，除了革命以外，用其他别的手段是不能消除的。陈、李两人认为，革命不只是简单的暴力行动，还包括旧事物的毁灭和新事物的诞生两个方面。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只有在革命胜利以后，才能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因此，当讨论妇女解放问题时，李大钊遂将此间题与有产者阶级专政的社会制度的毁灭联系了起来，而陈独秀则简洁地说：“解决……所说（妇女、青年和工人）的三个问题，非用阶级战争的手段……不可。”其他一些激进分子，如《民国日报》附刊《觉悟》的一些撰稿人，也得出类似的结论，并接受了唯物史观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在法国的中国留学生，将《共产党宣言》译成中文，并把精力投入到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讨论会。正是经由留学生之一的蔡和森，毛泽东才将早期对克鲁泡克金的信服，转变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服。感情上的反抗，所有这些个人转变的例子都是明显的。在所有这些思想转向的事例中，使这些激进分子都成为狂热的革命者，大胆反抗情绪所起的作用都十分明显。如果没有这些因素，不可能使这些激进者成为激烈的革命者。

但为什么转向马克思主义呢？在这些激进派投身于有组织活动之前，其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所知无多。在中国共产党创立之前，可以找到《共产党宣言》的几种译本；《新青年》和《晨报》附刊上，还有介绍历史唯物主义的文章（河上肇著）。考茨基的《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有两种译本，一种为国民党理论家戴季陶所译；《资本论》只有经过大量删节的中文译本。译成中文的，有《雇佣劳动与资本》、《哥达纲领批判》、《法兰西内战》、《论犹太人问题》、《神圣家族》、《哲学的贫困》、《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以及《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中收集有相当数量的英文、德文、法文以及日文的马克思主义文献，李大钊及其社会主义青年小组在讨论中，利用了这些文献。除此之外，十月革命自然把激进分子的注意力吸引到布尔什维克领导下的俄国。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以及托洛茨基的《共产主义与恐怖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与世界和平》都译成了中文。列宁于1919年12月在苏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党的纲领》中的“民族自决”与“过渡时期的经济”的中文译文，在《新青年》（第8卷，第3、4号上）分两部分连载。介绍马列主义的工作，随着《共产党》月刊1920年11月在上海创刊而蓬勃展开。关于俄国的政党、国家和社会的各方面情况，俄国新的艺术和文学，都在激进的刊物上得到报道。对不满足于翻译新俄国的报道，中国人或前往俄国直接观察，报社或向莫斯科派驻记者。其中包括瞿秋白，动机是“寻求……改造中国的真理”。经由这些报道，抽象的理论变成了具体的事实。在中国内地，恽代英于武昌创办的利群书社，毛泽东于长沙以及于湖南数县设有分店的文化书社，萧楚女于重庆编辑的《新蜀报》，将这些宣传俄国革命的出版物散布出去。

有了这些出版物，马列主义的主要理论——辩证唯物主义、阶级斗争、剩余价值，等等，便为早期信仰者所掌握；国家的丑恶状况，劳动人民的苦难，都视为被帝国主义者、资本家和地主剥削，并由其垄断国家政权所造成的结果。按照这个观点，中国社会是由压迫者和被压迫阶级所组成，其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今日之中国，与其数世纪前傲视寰宇之帝国，相距不啻数千万里之遥。应当承认，中国确实需要一场革命，但中国既没有发达的资产阶级，也没有一个壮大的无产阶级，为什么却掀起了一场由马克思主义指导和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李大钊在1919年5月4日《每周评论》的一篇社论中，对此简单回答——既然中国的资产阶级发展得不充分，中国的革命就可能比俄国、德国、奥地利和匈牙利更为容易。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前夕，李大钊论证说，在劳工运动日益高涨的世界里，要中国发展自己的资本主义，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站不住脚的。“再看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人家已经自由竞争，发达到必须社会主义共营地位，我们今天才起首由人家的出发点，按人家的步数走。……在这种势力之下，要想存立，适应这共同生活，恐非取兼程并力社会共营的组织，不能有成。”陈独秀也根据事实赞同这种蛙跳理论，虽然没有像托洛茨基发展的不断革命的战略。按照陈独秀的观点，在1920年中国的发展程度仅是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与1948年的德国或1917年的俄国的发展水平不相上下。既然俄国成功地完成了跳跃，中国为什么不行？这种蛙跳理论，严格地说是不合于辩证原则的。但对陈、李二人及其追随者周佛海、瞿秋白、蔡和森来说，社会主义代表一切美好的东西，是一个没有阶级对抗的社会，是为所有的人提供尽其所能发展自我的社会。如瞿秋白在其莫斯科之行前所说，其与共同主办的《新社会》杂志的同事们，希望促成的是一个自由、平等，没有阶级差别，没有战争危险的民主新社会。一个漫长而阴暗的“资本主义阶段”的前景，想起来太令人厌恶了。在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阶段，列宁在1920年7月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上，以及在此以前所提出的关于土地、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论点，很可能仍然尚未为早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所知晓，只是靠共产国际代表的斯内夫利特（马林）和维经斯基两人的谈话，始得知其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