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史——武汉政权日益严重的问题



武汉争取生存的斗争

武汉领导集团此时面临重重的困难。北面是张作霖的强敌压境，东面和南面的国民革命军倾向支持蒋介石，西面显然是与蒋介石联合的四川将领。在武汉方面看来，军事前景中一小块有希望的地方是在西北。冯玉祥在该处率领重整旗鼓的军队，准备沿陇海铁路东出，进入河南。冯将军的军队正以苏联武器重新装备，并有一批有经验的南方政治军官在军中工作。帝国主义者表现得咄咄逼人，需要国际承认的伦敦阿尔科斯袭击；北京政府对苏联中东铁路办事处和远东银行的搜查，引起了人们的种种恐惧，担心会发生各国反对苏联支持中国革命运动的联合行动。可能有外国报复性威胁的南京事件尚未解决。而在上海的外国势力，现在已具有实力进行报复了，公开在武汉三镇的长江江面上停满了外国炮舰。4月3日发生的日租界事件，使武汉政府与日本的关系也趋于紧张。

无论外部事务的威胁看起来如何严重，但真正威胁武汉政权生存的，却是内部的经济问题。数条河流和两条铁路线的汇合，使武汉三镇成为广大内地农产品和矿产的集中地，也是长江下游和外来加工产品的转口分销地。可是到了1927年的4月份，由于湖南和湖北两省农村进行火热的阶级斗争，而在主要城市又进行罢工和工商业的倒闭，遂使武汉的贸易处于停顿状态。有人甚至担心首都的武汉会闹米荒，因为湖南的革命者正在禁止大米运来武汉。其理由是如果大米不从一个个的乡镇运出，大米就会保持低价格，穷人就可以买得起，也就吃得饱了。在武汉，出现了大量的失业现象，有10多万工人闲着无事可做。这对武汉政府是一个潜在的危险和沉重的负担。部分由于外国人相率离开汉口（4月12日，外国人从4500人减少到1300人），部分由于罢工和不准工人进厂，于是外国工商界的活动大量减少。日租界的纱厂和码头都冷冷清清。外国银行的中国职员，在3月21日的罢工助长了这种停顿状态，因为银行已不能发挥其在贸易中的金融职能。长江中的航运大量减少，部分原因是招商局的船只为了避免征用，已经撤走；部分原因是汉口码头上对货船的偷盗成风，阻碍了外国的船运。工商业的停顿，使政府的税收减少，同时也使政府处于通货膨胀的压力之下。为了防止硬通货储存的减少，政府于4月15日禁止数家中国的银行，以银元兑换其发行的钞票，并且禁止银元出境。英国公使馆的汉文参事台克满在汉口停留了三个月以后，指出“革命使整个华中的经济失调”，怀疑国民政府像随着革命浪潮“沉浮的泡沫那样平庸人物”，能否控制其所制造的“风暴和混乱”。

就在此时，武汉政府计划恢复北伐，以便与冯玉祥连成一气。鉴于形势的危急，鲍罗廷提议作一次“战术撤退”。4月20日，鲍罗廷向中央政治委员会提出五条改变路线的措施，并且相当的激烈。（1）为了对工人执行“革命纪律”，政府和工会应成立一个委员会；工会应组成一个法庭，审判和惩处桀骛不驯的工人。（2）政府应与外国银行及其他企业达成协议，使其在武汉管辖地区内自由营业；政府和工会应组成一个委员会以执行协议；如果必要，可以使用纠察队和军队。（3）非经此委员会同意，外国银行及其他企业的员工不准罢工。（4）政府应当尽全力按铜板来规定商品的最高价格。（5）政府应设立救济院和食堂以照顾失业者，财政部应拨给总工会3万元的铜板，用来兑换工人手中的纸币。鲍罗廷向出席会议的委员们保证，实施这些措施将消除外国干涉的借口；而外国人经济活动的恢复，对工人是有利的。经过短暂的讨论之后，弄清了建议的新组织的权力，政治委员会决定采纳鲍罗廷的建议，并任命国民党的工人部长和政府的劳工部长以及外交部长和财政部长，去贯彻这条新的路线。

武汉领导人于是采取果断的行动。陈友仁于4月23日会见了外国工商界人士，答应改善其企业的环境，然后试图解决其具体问题。新政策连同对工人的新约束，同一天刊登在《人民论坛》上，汪精卫召开了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党领导人的会议。4月25日，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湖北省总工会的共产党领导人召开联席会议，发表声明，重复了五天前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通过决议的内容和大部分措辞，但改变了措施的顺序，以强调对失业工人的救济。第五点声明称，为履行与外国企业和银行达成的协议，未经委员会同意，在外国企业和商号中不得举行罢工。决议最后称，“现在最需要的是革命纪律，自我牺牲精神和革命力量的团结”。4月30日，在孙科主持下，在武汉举行的一次所有主要的政治和军事要人、政工人员以及各地群众组织代表都参加的会议上，鲍罗廷作了关于外交政策的长篇报告，一如既往地把英、美、日三国区别开来，但同时强调当前进行妥协的必要性。财政部长企图向会议参加者保证，政府的财政状况是健康的。虽然经济环境很严峻，但通过与湖南民众商妥，很快会有大米运到武汉，煤也很快就会运来。水上的船只现在可以自由售盐。政府已购进大量的铜，打算很快铸造铜板。有100万元存人到上海各银行，所以与上海的商业汇款将顺利畅通。由于政府控制了印刷数量，并以白银作为担保，纸币的币值将保持稳定。部长要求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武汉领导人还禁止省的领导人决定对外政策问题。如湖南没收所有美孚煤油公司的股票，决定组成一个销售这些股票的委员会；武汉方面派林祖涵到长沙，派陈其瑗到南昌，去解释外交政策。二人回来报告，在其召集的领导人会议上，得到一致的支持，只是由于工商业衰退，省的税收惊人地减少，但这并没有使革命的狂热冷静下来。这种情形既牵涉到感情，又牵涉到力量的问题。在湖北的一些地方，湖北布道会的财产、教堂和学校，都要交给中国人看管。在武汉附近，已被军队占领的几处外国人财产，都归还给原所有者。按照工会和业主都能接受的条件来解决罢工，证明是困难的，而且已拖延了很久（有的谈判已拖延了6个月）。外国工商业者在5月份向陈友仁抱怨，工会的纠察队对恢复营业仍在进行干涉。可是，码头的秩序很快得到恢复，航运的情况也在好转。较大的中国企业及工人在恢复营业时，也遇到和外国企业相类似的情况。对失业者的救济到5月中才开始实施。武汉实施各种纠偏措施的结果，工商业在5月和6月稍有恢复；但经济破坏的如此广泛和严重，以致达到真正的恢复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完成。

试图控制农村革命

武汉政府对湖南、湖北和江西三省的统治权力，是很脆弱的；三省的人口有8000万，总面积大于法国。在这块广大地区的一些地方，农民运动活动家中的激进分子推动的农村革命（因贫困、不平等和缺少土地而产生的革命）正在势头上；运动中处决土豪劣绅和佃农夺取土地的行动，都没有得到中央当局的批准。这些地方性的行动瓦解了农村经济，还带来了残酷的报复行为。国民党和共产党的领导对此都非常关心，怎样才能恢复这些如火如茶农民运动地区的秩序？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会通过一项决议，并于3月16日发表了《告农民书》，强调其帮助农民的决心，所有的地方武装团体都必须收归新的农民协会。农民自卫队受权推动反对土豪劣绅和不法地主的斗争。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国民党支持农民拥有土地的斗争，并提议没收反革命分子的土地。这些土地连同公地和寺庙的土地，应交给区和村农民协会的土地委员会管理，再在农民中进行分配。大部分建议是以湖南农民协会12月大会决议的形式作出的，并且这是共产国际的政策。全会还授权设立一个中央土地委员会，制定新的、更有战斗性的社会政策的细则。

根据这一指示，地方农民运动的组织者，特别是湖南农民运动的组织者，在3月份就开始了一场由农民协会指导下，把自治扩大到所有农村的运动。在4月中，湖南省农民协会根据第三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的决议，向所有县农民协会发出成立农民自卫队的指令；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宣传部发了份强调反封建斗争必要性的宣传提纲，说支持农民土地要求的时机已经来临。4月底，湖南省农民协会定下一个宣传周，为此时解决土地问题的必要性提出一个理论，遂成为激进分子的标准论点。提纲认为，必动员农民来支持国民政府以挽救危急的政局。但是为了动员农民，政府必须解决农民对土地的要求。提纲还进一步争辩说，土地问题的解决，也就解决了政府的财政问题，因为新得到土地的农民不再向地主交租，便能交更多的农业税。因此，解决土地问题将为未来的繁荣经济打下基础。但是如果农村中存在的封建制度不彻底根除，以后的一切都无从谈起。所以地主必须打倒，耕者必须有其田，必须要有政治权力。到4月份，省农民协会估计湖南已有600万名农协会员，但在六个月以前，会员还不到140万。不论实际的数字究竟是多少，农民协会的迅速发展可能使组织者认为，可以用新的权力来强行加快农村革命的步伐。

有许多旧账有待清算。在1926年的后半年，在许多地方，有的士绅已经感到日益高涨的农民运动对其威信、权力和财产的威胁，试图来进行镇压，组织保护财产的社团，使用民团镇压新生的农民协会，对查出的农协活动分子准备逮捕处决。大多数的镇压行动，最初是由地主对农民开始的。但是从毛泽东1月份调查长沙周围数县的报告，1月8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议——毛泽东的报告说，“群众自动枪杀劣绅土豪之事数见不鲜……设使现时的军事失败，必不免来到一极大的反动”——所表示的惊恐来看，在1926年后半年，湖南、湖北和江西的有些地区，形势显然开始转变了。

在农村，理论正被转化为行动。反对土豪的斗争意味着逮捕和杀人；分田分地的斗争，导致地主财产的被分和地主的逃亡。湖南财政委员的一份关于省农民协会处决地主的报告——此人关心恐怖最后会使税收减少。在1月底，引起了武汉联席会议的一场争论，到底怎样控制这类行动？董必武报告了湖北几个县处死人的情况，认为政府应对群众的要求采取宽容态度。鲍罗廷提议，地方党和政府应有权决定死刑案件；对任何死刑均应由这一机构批准，不允许个人擅自行事。因此，联席会议决定，革命政府禁止群众及群众组织去执行死刑。对于要求执行死刑者，必须将指控材料送交地方党政机关，由其作出适当裁决。联席会议决定，授予省级革命法庭批准死刑的终审权。显然，武汉政府当局想把农村的报复性暴力行为置于制度的控制之下。3月，国民党湖南省党部一个杰出的年轻共产党员夏曦，以赞赏的口吻报告说，其所列举的八个县党部，通过处死和拘禁，能够代表群众打倒“土豪劣绅”。联席会议的争论所引起的辩论，一直持续到召开第三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毛泽东赞成群众的直接行动。董必武介绍了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提出的惩办地方恶霸的规定，按其罪行的大小，或处死，或终身监禁。宣布判决的是县法庭，也就是县革命委员会。其成员由指定的群众在县长主持的会上以多数票选出，以类似的程序选出的省级法庭有终审权。长沙的湖南省特别法庭在4月5日成立，根据一份对其敌视的材料，也是像县一级的特别法庭一样，批准了许多集体处决的要求。长沙城中充满了从各地乡间逃来的人。另一个湖南共产党领导人凌炳，在4月19日向中央土地委员会报告说，国民党省党部已经处死了几十名土豪劣绅，但这还不够；说镇压反革命分子所真正需要的，就是农民自卫队的力量。

在革命的狂热情绪中，有许多反常的情况和不法行为，以下所举的不过是几个例子。著名的共产党劳工领袖李立三的父亲，其家乡醴陵县农民不顾李氏来信保证其父不反对农民协会，将其处死。湖南新化县县长向国民党中央党部报告称，一伙在地方革命组织中大权在握的人公报私仇，不经审讯即处死土豪，甚至用充公的名义私分地主财产。根据指控，在“赤色周”中，这伙人处死了十多人，也无人敢干涉，甚至未经审判即枪杀了来收厘金的负责人；此负责人被拘留，本应交县长审讯。著名作家谢冰莹在其自传性记述中，记述了对三个人的审判。谢冰莹作为一个女兵，在晚上看守这三个人，判决的法官不过是一名途经这里的中尉连长。三个人就这样断然被处决了。

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人与武汉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之间，在鲍罗廷与新从共产国际来的印度人罗易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分歧在于土地革命应向前推进，还是在此时（1927年4月）即加以限制。口头上，所有的人都同意土地革命是必要的。但如果大规模没收农田重新进行分配，这将危及（可能还会破坏）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员之间的统一战线，而这条统一战线是共产国际神圣不可侵犯的政策。当时正在动员继续北伐，鲍罗廷认为，当扩大革命根据地的军事行动时，土地革命应予约束。而罗易则反对北伐，力主在目前的根据地进行“深入”革命，即在湖南和湖北举行农村暴动。到了4月份，有些地区的农民认为富人是敌人，已经在夺取其土地并瓜分其钱财。关于这些活动的报告，总是含蓄地说是贫农自己自发进行的。

在动乱日益加剧，武装的农民运动战斗情绪日益高涨之时，中央土地委员会于4月2日至5月9日期间召开会议，制定出土地政策待国民党领导集团开会通过。邓演达为土地委员会主席，最近担任了国民党农民部部长，但其主要职务是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土地委员会的其他成员为著名的法学家徐谦，前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顾孟馀，两人在国民党左派领导集团中都有很高地位；两名共产党员是谭平山和毛泽东。谭平山参加莫斯科第七次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全会后刚回来，毛泽东是全国农民协会总干事。土地委员会的委员共开五次会，发现问题是如此复杂，于是决定召开扩大会议来搜集更多的情报和意见。在4月19日至5月6日期间，扩大会议开了五次。会议参加者有省一级的国民党领导人，各省农民运动有关官员，军事将领，政治官员，几个熟悉北方几省——武汉领导人希望重新北伐控制各省——情况的人。几名苏联顾问也参加了会议，详细介绍了苏联“解决土地问题”的经验，并提供了其搜集到的关于中国土地情况的所有情报。鲍罗廷参加了一次会议，提醒不要在目前情况下制订过急和过激的方案。

经过许多小时的讨论和意见冲突的结果，是5月9日委员们签署的一份报告和七个决议草案。委员们报告说，会议参加者都同意土地问题亟须解决；但对土地立时全部收归国有，还是部分的没收，则有很多争论。委员们都同意，鉴于客观情况，目前只可进行土地部分没收，即政治上的没收。因为大部分军官都是地主家庭出身，并且在军队中正在出现日益发展敌视农民运动的情绪，所以小地主和国民革命军军人的土地应予保护。中央土地委员会只订出总的原则，实施细则交各省当局根据各地情况制定。《解决土地问题决议（草案）》指出，大地主和官僚的土地、公地和荒地，应分给无地和所耕土地不足以维持全家生活的农民。为了保证土地问题确实得到解决，农民必须拥有政治权力。因此，在农民与大地主和其他封建分子斗争中，国民政府应予以援助。《处置逆产法》将“叛逆”规定为所有反对国民革命的人，为帝国主义充当工具的人，巧取豪夺民众的人，制造假币的人，军阀、官僚、贪官、土豪、士绅和其他反革命分子；其财产悉予没收。可是《草案》还详细规定政府机构根据何种证据没收逆产，均须依法施行。此外，在战争期间所获的敌产，将用于军政费用。就没收的农村土地而言，30％的土地将用于改善农村的措施（如设立农民银行）；下余部分，将分配给退伍的革命军人。分得土地的人不得出售或转让分得的财产；于其死后，这些财产进行重新分配。内容更为详细的《关于土地问题决定（草案）》表明，起草人把分出的土地看成是租用地，即领受土地的人应当交纳地租，收入归政府。

委员会显然要将充公行为加以法律化，而不是听任群众随意的夺取土地和财产。可是无人能回答顾孟馀教授提出的“重要问题”，即湖南和湖北进行农民运动的同志能否断定，村民们是否将遵守委员会在房间中精心制定的这些规定？

委员会还全力处理租佃的复杂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草案规定，佃农交租不得超过其收成的40％，不得再交付其他杂税；甚至详细提到租约、永佃、交租时间、困难时减租，以及中国租佃制中的其他复杂问题。委员会显然希望国民政府开始真正履行保护佃农利益，这是其未兑现的诺言。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也正在为制定一项关于土地革命的政策而斗争；有的最高领导人极力主张克制，而一些省一级的工作人员则要加快土地运动的步伐。5月9日，即在国民党土地委员会送交报告的同一天，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更为激进的《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决议》没收一切公有的田地，以及祠堂、寺庙、学校、基督教堂和农业公司的土地，交给耕种的农民。此等土地是否共同耕种或分配给农民，应由土地委员会决定。地主的地产应通过土地委员会转给耕种土地的人，但小地主和革命军人的土地不予没收。无地的士兵在革命战争结束后，可以领到一定数量的土地。没收的土地，除缴纳国家累进的土地税外，免除一切杂税，而地租率应减至相当于土地税的水平。耕种非没收土地的佃农，应享有永久租佃权，只缴纳确定的佃租，免除其他一切租税。地主及士绅被剥夺一切政治权力；其军事力量应予解除武装，而代之以农民自卫队。废除一切积欠的债务，用法律规定降低和限制利率。这些更为激进的土地革命处理方式，决议案前言中的基本分析，表明在国民革命时期，共产党是在支持社会革命——“自下而上的革命”的记录，但社会革命仍需要按规则进行。

5月14日，当土地委员会解决土地问题的建议提交国民党政治委员会等待作出决议时，几个领导人表示忧虑，认为如果建议得到通过并公布，将会大为影响国民革命取得胜利的机会。结果，投票赞成决议（虽然是保密的）的三人——林祖涵、吴玉章（两人均为双重党籍）和邓演达的票数，为八名反对的票数所压倒，拟议的土地法令就被暂时搁置起来。决议中其他有几项被通过，但没有全部公布。结果，因为战场上发生了事件，革命根据地内部不久也发生了事件，遂使武汉领导人为革命作出的立法，都成为废纸；这些决议的通过与不通过实在没有什么区别。

士兵决定问题

5月份，国民党的两派革命军，沿铁路线重新开始北伐：武汉政府一派的军队沿京汉线进入河南，南京政府一派的军队则沿津浦线进入安徽北部和江苏北部。冯玉祥率部出陕西，沿陇海路东进，与武汉的军队协同作战。武汉和南京各自部署了后方防卫部队，以防对方的来犯。武汉的军队由唐生智全面指挥，先与吴佩孚的残部相遭遇，然后遭到强大的奉军对抗。南京方面则面对孙传芳的残部和张宗昌强大的直鲁联军。到6月1日，冯玉祥的国民军与唐生智的武汉军，在京汉铁路与陇海铁路交会点的郑州会师，而奉军已撤到黄河以北。两天后，南京军攻下了陇海铁路与津浦铁路交会点的徐州，孙传芳和张宗昌撤至山东，重新集结其部队。日本政府看到战事推进到山东，担心日本在山东的侨民安全，于是派兵到青岛，又复进兵省城济南。日军侵犯中国的行动，在有民族主义思想的中国人中，激起了强烈的抗议声浪。

武汉军的攻势，以张发奎处在前线的第四军和唐生智统率的第三十五军和第三十六军开始行动，兵力约6万至7万人，沿京汉铁路向吴佩孚部下将领残部地区——河南北境推进。吴佩孚的部下分成两派，一派希望联合张作霖来反对武汉军和共产党人，另一派则选择联合冯玉祥。在吴佩孚属下的第二个集团中，有数人接受了武汉军事委员会的贿赂，开放了武汉军进入河南的道路。吴佩孚试图在驻马店死守，但在5月14日仍遭到致命的一击。这样，吴佩孚就结束了其长期的戎马生涯，只得逃至四川东部去受杨森的庇护。吴佩孚战败后，武汉军打开了与奉军展开大战的道路。奉军由张作霖之子张学良统率，是具有重型武器装备的军队。张发奎的“铁军”于5月17日和18日两天在河南省北部的一场血战中，打败了奉军。而冯玉祥率部向东疾驰，兵不血刃，获得大量战利品。武汉军伤亡约1.4万人，冯玉祥部只损失400人。武汉的医院住满了伤员。以何应钦、李宗仁和白崇禧为前锋的南京军，在进攻的行动中所付的代价较之武汉军要小得多。

武汉政府派出最精锐的军队北上，与奉军展开血战，只留下很少的卫戍部队保护湖南、湖北的铁路线及主要城市，从而给对方的南京造成了有利的机会。在北伐初期，倒向北伐军编为第二十军——川军军长杨森将军，乘机从其根据地的四川万县，向东进攻湖北西部的宜昌。驻守宜昌的第十四独立师师长夏斗寅，虽受有武汉军事委员会的贿赂，可是为了想夺取武汉三镇而撤离宜昌。夏斗寅宣布反对共产主义，并要求后方驻军将领的支持。夏斗寅的这两个行动，似乎都是蒋介石煽动的。

武汉的危机在5月中旬出现。当时夏斗寅师的一个团（通过空中侦察，估计有五六百人），从南面推进至可以打击武汉的距离之内，该师其他各部已进至距武汉仅50英里之遥。很明显，在武汉三镇地区的大部分守军，虽未与夏斗寅相联合，但却暗中予以同情。

武昌的驻军司令叶挺，率新组建只有部分装备的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在恽代英领导的中央陆军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数百名学生的援助下，迎击了夏斗寅的军队。叶挺和恽代英都是共产党员；而另一名共产党员张国焘负责紧急时期武昌的安全工作，特别担心附逆分子可能试图从内部推翻左派政权。罗易为共产党准备了一份声明，无产阶级的政党希望其伙伴的“小资产阶级”放心，无意将其推翻；同时却否认其对农民运动的“过火行为”负有责任。罗易还准备向夏斗寅的军队发出宣传性呼吁，要求士兵不要为其师长的反共声明所欺骗；指出这个师长真正反对的，是士兵们的“湖南农民兄弟”，因为这些农民兄弟正在分地主和士绅的土地。5月19日清晨，叶挺率部击溃了夏斗寅的军队。

武昌以南战事，切断了武昌与长沙的联系；而长沙当时是最革命的城市。该地共产党领导的群众组织正变得日益像军队样的好斗，许多对立分子在4月份已被处死。这样，激起了强烈反共情绪的人走到一起，正在进行筹划镇压激进分子的阴谋。长沙城内谣言四起，说武汉已陷落，汪精卫出逃，鲍罗廷被杀等。由于武汉政府将精锐部队调往北方，长沙的城防力量空虚，唐生智的湘军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将军，留许克祥率一个团驻防长沙。同时，长沙城中及全省各地，还零星分布有为数不多的其他湘军。有一些远离长沙的地区，军队与农民协会发生冲突，数名农民协会的领导人被杀；同时，长沙的驻防部队和总工会的武装纠察队之间的摩擦也正在加剧。显然双方都准备最后摊牌。有种种谣言，说农民自卫队和总工会纠察队计划解除驻防军的武装，商人关闭了店铺。为了缓和紧张的局势，一些共产党员于5月18日组织了由群众和守军参加的联欢会，保证遵守革命秩序和拥护国民政府。但是形势发展得很快，任何人都无法控制。根据湖南省代理省主席后来的报告，第二天游行队伍的旗子上写着“打倒第三十五军，收缴他们的武器”。在同一天，城内的驻军与总工会发生了冲突，据报道，工会纠察队进入何键的住宅，拘留并殴打其父。

两天以后，在5月21日晚，许克祥在其他军官支持下，对省工会和农民协会的总部进行暴力镇压，杀死了抗拒者，逮捕了大批共产党嫌疑分子，关闭了许多激进机关，实际上解散了省政府。武汉派来劝说省农协会向武汉放行运粮的购粮团人员，也在冲突中被抓，且有数人被杀。在以后的数日中，省城经历了一次血洗，反革命行动扩大到其他许多县城。在湖北，夏斗寅败退的军队在各处横冲直撞，到处打砸农民协会，恐怖行动发展到鄂南和鄂西的其他地区。湖南、湖北两省被杀的人，可能有数千之多。

长沙遭受的打击使共产党陷于混乱之中，也给国民党领导人提出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当武汉的军队在前线进行战斗时，而留在后方的军队，未得到武汉政府的命令，竟擅自采取了反革命行动。对于能否节制许克祥和其他湖南的将领，要取决于唐生智和何键两位将军的态度，而当时唐、何二人正在河南前线指挥作战。武汉的政治委员会对长沙发生的一切也心中无数；于是在鲍罗廷建议下，决定派一个特别委员会前往调查，并在可能情况下恢复秩序。政治委员会任命刚担任武汉政府农民部长的谭平山以及陈公博、彭泽湘和唐生智指定的其他两人与鲍罗廷为委员会成员。委员会委员于5月25日由武汉出发，但刚到湖南边境，就接到许克祥发来的电报，要以加害于诸委员相威胁。委员们只得回到武汉。在长沙，许克祥和其他反共分子成立了一个清党委员会，在湖南内对所有的国民党员进行登记，对党务进行整顿。湖南的一批共产党领导人计划在5月11日进行反击，并开始在长沙附近几个县动员农民自卫队。

不论在武汉或是莫斯科，革命指导者们争论如何渡过危机。5月24日，可能对形势的严重性仍不清楚的罗易，就以国共两党关系为共产党政治局起草了一份决议，宣称在革命的现阶段，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合作仍是必要的，然后试图定出这种合作的条件。这些条件是发展民主力量，坚持与国民党内的反动分子进行斗争，目的是对其加以孤立，然后清除其出党；与群众密切联系的左派要夺取领导权，捍卫无产者和农民的利益。这个决议，连同在两党合作基础上拟定的许多温和的细则，都被搁置了起来。共产国际的主要政策——继续要另一党参加，并与其左派合作的政策所钳制的共产党政治局。在5月26日作出的决定，土地问题必须先经过一个宣传阶段；目前要对士兵进行宣传，并在村里和县里组织自治团体。这个顺应形势的决定，不过是重申了党的立场。更为具体的是在同一天，中华全国总工会和全国农民协会（此时还没有正式成立），却发给湖南省农民协会和各工会的电报通知，告知政府已成立一个委员会，正在解决长沙事件；并指示农协和工会要忍耐一些，避免进一步摩擦。

在远方的莫斯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举行第八次全会（5月18—30日），托洛茨基和反对派就斯大林和布哈林关于中国革命的政策，在会上对其进行猛烈攻击；特别攻击其继续支持武汉的国民党左派，说国民党左派限制农民运动，拒绝立刻成立苏维埃。中国代表团则在中国土地革命时机是否成熟问题上争论不休。5月27日，斯大林参加了讨论，出示了鲍罗廷来电，内容为国民党决定为反对土地革命而斗争，甚至与共产国际决裂亦在所不惜。根据在会上反对斯大林的艾伯特·特雷恩特后来的报道，斯大林问共产党应该战斗，还是施展策略？斯大林认为，战斗意味着必然失败；施展策略意味着赢得时间，变得更为强大，到以后在可能取得胜利的情况下再进行战斗。斯大林提出向鲍罗廷发出指示，命其反对没收和分属于国民党员或国民革命军官的土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最后决议，号召建立一支真正革命的军队，“但是中国共产党必须竭尽全力直接与国民党左派联合”。

中国共产党湖南省委员会已经在长沙附近的几个县，动员一支强大的农民自卫队，准备对长沙及其附近城镇发起总攻。正好在预定总攻的5月31日之前，李维汉命令停止，这可能是对汉口指示的反应。李维汉的命令还没下达到已开始向长沙进军的浏阳分队，其进攻在5月31日下午就被粉碎；另一支试图夺取湘潭的分队则被全部歼灭。

在这次灾难后一天，斯大林给其部下的那份著名电报到达革命首都的武汉。斯大林号召由群众“自下而上地”夺取土地，并号召与“过火的行为”作斗争；这些行动都不要军队的帮助，而只是通过农会来进行。电报指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动摇和妥协的领导人，应被农民和工人阶级的领导人所代替；必须停止依靠不可信任的将领；应通过动员湖南、湖北2万多名共产党员和约5万名革命的工农，来建立一支新军；必须组织一个以一名非共产党员的著名国民党领袖为首的革命法庭，惩办那些与蒋介石保持联系和纵容士兵压迫人民的军官。斯大林强调说：“劝说是不够的，应该行动了，流氓必须受到惩办。”

在中国当时的情况下，群众运动会遭到残酷镇压；共产党又处于混乱状态。这类命令有如陈独秀后来所描述的，是“在厕所中洗澡”；所有的中央委员会委员都知道这类命令不可能执行。据张国焘回忆，见到电报的人“哭笑不得”。因此，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复电说原则上接受指示，但明确表示这些指示不能立即执行。（罗易轻率地向汪精卫出示斯大林电报的事，在下面讨论）。

显然，共产党领导人能够全力做到的，就是6月4日和5日在武汉组织群众示威行动，向武汉国民政府请愿，要求在几个省停止杀人和惩办许克祥及其同伙。请愿者承认由于一些幼稚的行动，使土地革命运动受到损害；但又争辩说，这些行动在革命初期是不可避免的。这些幼稚行动，与许克祥及其同伙勾结蒋介石所犯的罪行，根本不能相比；但却破坏了北伐事业，危及于整个革命行动。一贯喋喋不休的罗易，准备了一封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信，要求派兵镇压长沙的反革命分子，解散长沙的各种委员会；由国民政府颁发一项命令，保证湖南的工农组织和共产党的完全自由；要求下令归还从工农队伍没收的武器，武装农民以对付将要发生的反革命暴乱。罗易还起草了“向农民呼吁书”，中国共产党号召农民通过夺取土地，继续与大地主、士绅和反革命军阀进行斗争，但对小地主和在前线作战军官的土地不得侵犯；指出农民不应把士兵视为敌人，而应与其建立紧密的联系，进而把大批士兵吸收进农会。罗易力劝湖南农民要想使长沙的反革命集团投降，必须组织一次武装起义把这个集团打倒——“帮助国民政府恢复在湖南的权力！支持国民党反对反革命军阀！”

但最后的结果取决于军人，而不是语言。许克祥从一开始就与何键将军和唐生智将军可能由其代理人，用电报进行过联系。在调查委员会返回武汉后，唐生智指派第三十六军副军长周斓作为其特派员前往长沙，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任周斓为特别代表。周斓受命指挥湖南所有的军队，并实行纪律整顿；命令双方停止冲突，省党部、省政府和工农组织都需按中央的命令重新组成。周斓到长沙后，中央收到由张翼鹏4人以及包括许克祥等41名将领和政治军官员签署的电报，表示感谢周副军长转达的指示，为其5月21日的行动作了辩解，并保证绝对执行中央政府的一切命令。

电报的语气是服从的，但那份电报签名的名单，显然是带有威胁的用心，意味着表示签名者的团结一致。周斓在6月9日的一次市民集会上虽受到热烈欢迎，但却敦促其参加清党运动。事实上周斓已觉察到长沙的反共情绪是如此之强烈，也感到贯彻其不偏不倚的命令已不可能；他打电报给武汉中央，说农民协会反对中央，要求调兵前来镇压。

湖南农民运动的面铺得太宽，共产党领导人又太少而且分散，以致不能迅速控制混乱局势。几份送到中央的报告，将冲突归咎于农民运动。其中包括夺取萍株铁路和包围萍乡的煤矿，使煤炭不能外运，粮食也不能运进矿区以供给矿工生活。6月13日，政治委员会在讨论湖南问题时，汪精卫报告说，在以前的一次军事委员会上，毛泽东曾经承认农民协会破坏了士兵的家，但却又归罪于湖南很有势力的秘密会社哥老会的成员，说这些人已经渗入到农民协会。汪精卫引了毛泽东的话说，这些人既不知道国民党，也不知道共产党，而是以杀人放火为业。关于长沙的马日（5月21日）事变，毛泽东坚持是军队攻打了农民协会，协会不过是试图自卫，并不是想夺士兵的步枪。政治委员会取得毛泽东与吴玉章的同意后，决定派不久前从河南战场回来的唐生智到湖南去恢复秩序，但在执行时，不得使用武力。

唐生智到达其根据地湖南以后，对局势进行了一番审度，于6月26日电告武汉，指出应把两名在领导许克祥清党的人开除出国民党，对许克祥本人应予记过处分。但许克祥不接受对其侮辱性的处分，率部开到湖南南境，接受了蒋介石的任命，参加了清党斗争。

另一名军人也采取了反对江西共产党的行动。朱培德及其所部的第三军驻守该省，防御可能来自南京方面的进攻。但因军中的反共情绪和受长沙马日事变的影响，朱培德决定遣散军中大部分是共产党员的政治军官；5月29日，派其中的142人到武汉，于6月1日到达。朱培德释放了程天放和其他国民党领导人；这几个人自4月2日起即被关押，担心会被处死。6月5日，朱培德将22名为首的共产党员礼送出境，使其备受优待，并给予旅费；同时，又命省总工会和农民协会停止活动；并派宪兵从南昌农民自卫队处收缴了800支步枪和其他装备。朱培德刚出任江西省政府主席，显然是在竭力防止湖南发生的冲突在江西重演。宣布遣散政工人员的目的，是在于能有安定的环境，别无他意。也允许国民党组织继续存在，群众组织并未被取缔，只是暂时停止活动，直至武汉政府命令恢复为止。朱培德宣布拥护武汉国民政府，反对南京的国民政府；还辞去了掌管党务的国民党特别委员会的领导职务，并要求武汉派一批新的委员前来接替。可以料想，朱培德是在试探武汉方面的反应。在省内其他地区，朱培德命令暂时停止工农运动，被理解为镇压工农运动的信号。省农民协会送交武汉的一份报告称，大约有200名农民运动的领导被杀害；在报告提到名字的县份中，土豪劣绅疯狂镇压地方农会，大开杀戒以发泄其胸中的仇恨。

怎样应付这类事态的发展？武汉的共产党领导人之间，却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包括罗易在内的一些人，要求惩办朱培德，并策划举行一次总罢工以支持其建议。鲍罗廷对此建议极为不满。其他的人担心，一旦颠覆朱培德的企图失败，其后果将不堪设想。当汪精卫在郑州与冯玉祥会谈后返回武汉时，向忠发要求汪精卫下令恢复群众运动领导人的职务。后来，当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考虑要朱培德辞职时，汪精卫简要地说明，如果朱培德得不到宽宥，此人会立刻投向南京，这将大大加强敌方的力量。因此，政治委员会决定对朱培德的辞呈不予考虑。为了寻求妥协，政治委员会决定派陈公博、陈其瑗连同几名共产党干部，前往江西与朱培德会谈。同时，谭平山应朱培德的要求，表示要派40名新近从农民运动讲习所毕业的毕业生，到江西从事底层的工作。6月20日，陈公博与陈其瑗及共产党干部到达九江，在此与朱培德进行会谈。双方都同意一个相当含糊的方案，即权力集中在国民党手中，立刻约束不守纪律的人。问题就这样妥协解决了。在江西省共产党的影响虽不及湖南省强大，也已经明显地减弱了。

共产党与国民党左派的分裂

6月5日，即武汉政府重要人物将起程与冯玉祥会谈的前一天，罗易向汪精卫透露了斯大林电报的内容。在汪精卫的请求下，罗易后来将电报的中译文交给汪氏。汪精卫大为震惊，与其亲密同事经过费时数周的研究，才决定如何对付苏联因国民党政策的改变而带来的危险。

6月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团启程前往郑州与冯玉祥会谈。因为武汉军在前线遭到惨重伤亡，后方又是一片混乱，所以冯玉祥在会谈中占有主动权。会议参加者同意冯玉祥控制河南省，批准其在陕西和甘肃任命的人选，都将成为国民政府的官员。冯玉祥所部和河南的杂牌军，改编为由冯将军指挥的七个军开赴前线。在前线的武汉军撤回后方，防守根据地。虽然冯玉祥私下对汪精卫表示，蒋介石是个背信弃义的人，但仍不愿介入对南京方面的战争。会议参加者中，有数人还讨论了斯大林的电报，并拟定了限制共产党活动的计划。武汉军于6月12日匆匆撤回汉口，于右任也一道同行；留下徐谦在冯玉祥军中（二人原为老同事），顾孟馀在郑州多逗留几天。鲍罗廷本着自己的观点，很快意识到会议是一次失败。

武汉政府面临的战略形势极为严峻。张发奎的第四军和第十一军作了巨大的牺牲，才清除了一些在河南的敌对势力。但是，这位靠不住的盟友冯玉祥，此时正控制着该省。最初的革命根据地广东省，则在李济深掌握之中；此人反对工农的过激行为，又是蒋介石潜在的盟友。李济深封锁了武汉到海上的通道。东面的南京军，此时已把孙传芳和张宗昌的军队赶到山东，很可能对武汉发起进攻；并且普遍怀疑蒋介石仍在与张作霖谈判停战。武汉政府在三省——湖南、湖北和江西根据地内，由于唐生智及其部下反对武装的农民运动，其忠诚是靠不住的。朱培德刚把为首的共产党员赶出江西，并命令停止工农运动的活动，似乎其有意于做国民党两派之间的中间人。斯大林命令鲍罗廷和中国共产党鼓动农民夺取土地，建立一支独立的武装力量，惩办不可靠的将领，自下而上地改组国民党左派。这样，上述的难题又更为复杂化了。

从郑州回来以后，一系列的问题一直缠绕着国民党上层领导者的头脑。为了安抚那些将领——其支持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国民党左派是否甘冒失去苏联支持的风险，而与共产党决裂？若准备决裂，当在何时并以何种方式开始？在军事上的前景，是继续向北京挺进，还是发动向南京进军的战役，抑或南下再次夺回广东？要向北京挺进获得成功，必须要有山西阎锡山的积极参与。阎将军可以率部东进，在石家庄切断京汉铁路；然后说服阎锡山与冯玉祥一道参加正在进行的北伐工作，但阎锡山又不可能同意（事实上阎锡山不久宣布支持南京）。如果能劝诱李宗仁，白崇禧和黄绍竑为首的桂系转变态度，反对蒋介石，东征南京可能成功。但要进行东征，江西朱培德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罗易和少数共产党领导人极力主张南下，左派最忠诚的军事支持者张发奎可能对此也颇感兴趣。但其所率各部在河南作战中伤亡甚重，亟待补充恢复元气。汉阳兵工厂正在日夜开工赶造武器，但却缺少必需的原料供应，能否为武汉军第二次征战提供足够的武器？殊难逆料。

到6月15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决定准备东征。根据蔡和森的说法，这是鲍罗廷的建议，汪精卫和唐生智予以接受，指望苏联能为东征提供一笔资金。在准备东征时，军事委员会重新调整了军队的番号。唐生智指挥第四集团军，由两个方面军所组成。第一方面军由唐生智直接指挥，下辖第八、第三十五、第三十六共三个军；第二方面军由张发奎指挥，下辖第四、第十一和新编的第二十（由贺龙统率）共三个军。但在东征开始前，武汉政府必须首先戡定仍在湖北境内横冲直撞的杨森和夏斗寅两部；派唐生智去处理湖南的事务，派陈公博去江西与朱培德谈判（前已详述）。

于此，共产党领导人遂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境，知道不可能执行斯大林的命令。对于共产党员是否仍留在国民党内，在国民党的旗帜下继续为国民革命效力？这项政策曾使共产党组织得以迅速扩大，使党在学生、城市工人和贫苦农民中产生广泛的影响。但许多迹象表明，国民党要员中的敌对情绪正在增长，军队的将领中出现了反对群众运动和反对共产党的暗流。共产党只有抑制社会革命，在国民党内工作的政策才能够继续执行。但许多共产党员却把社会革命视为国民革命的精髓，以为群众组织是支持共产党的真正基础。经过激烈争论以后，在鲍罗廷忠告下，共产党领导集团约于6月中旬似乎已经决定顺应时势，共产党员应该在国民党内，并试图限制社会革命。共产党支持发动一场反对蒋介石的战争，以期在胜利后重建统一战线和恢复群众组织。但在中共的计划之中，却忽略了冯玉祥这个因素。

郑州会议以后，冯玉祥派代表毛以亨前往徐州，会见白崇禧和李宗仁，双方同意冯玉祥和蒋介石会晤。于是南京和上海的显赫的权势人物齐集徐州，6月20日和21日与冯玉祥会晤。会议的重要结果，南京允许每月供给冯玉祥200万银元的军饷，冯玉祥明显的倒向南京一边。这个数目，远远超过了武汉方面支付给冯将军的金额。冯玉祥还同意利用其个人影响，迫使武汉方面把鲍罗廷遣送回苏联（从2月份以来，这是蒋介石一直想实现的事情），驱逐出共产党员，说服忠诚的国民党员都到南京，结束全党分裂的局面，重新统一全党，建立单一的一党政府。6月21日，冯玉祥向汪精卫和谭延闿发去一份最后通牒式的电报，回顾其在郑州谈到的情况，激进分子涌入党内，拒不服从命令，压迫商人、工厂主、士绅、地主和士兵，然后提出其条件：鲍罗廷应立刻回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愿出国休假者，准其所请；其他委员如果有意，可以参加南京的国民政府。“希望你们接受上述建议，并立刻作出决定。”第二天，冯玉祥向记者表明，“衷心希望国民党同心戮力，消灭军阀和共产主义”，并将电文的副本交给记者。

共产党领导集团内部展开了关于策略问题的激烈争论。为了克服“革命目前面临严重的危机”，中国共产党书记处在6月23日提出一项铤而走险的方案。方案指示上海地下党在一个月之内，发动一场比两年前五卅运动声势更为浩大的战斗性反帝运动，学生、商人和工人宣布罢课、罢市和罢工，在外国租界内举行游行示威——如果必要，甚至要求没收帝国主义财产和收回外国租界。书记处设想，如果在各界人民中间形成强烈的排外情绪（特别是反对日本派兵到山东的情绪）。一旦这种情绪对蒋介石军中士兵产生致命的影响，就会迫使帝国主义占领南京和上海。书记处认为，这样就会导致一场全国性抗议，既破坏了蒋介石的权力基础，也粉碎了武汉政府右派制造的危机。一旦蒋介石进攻武汉，或武汉进攻蒋介石，这场运动就会成为爆炸性的爆发；共产党能够在新的反帝战争的旗帜下进行社会革命。但是，政治局否决了这一方案。因为已处于分崩离析状态的群众运动，这无异于自取灭亡的方案。武汉三镇日益增长的敌对形势，迫使中共领导人只得作出新的决定。

6月19日，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在汉口举行，有400多名代表参加大会。代表们有的是上海和广州被破坏的工会成员。参加会议的，还有亚历山大·拉佐夫斯基主席率领的赤色职工国际兄弟代表团，以及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和劳动代表大会都受共产党的控制，可是冯玉祥此时明确要求，武汉政府必须与共产党割席绝交。还有谣言说，几名武汉的将领计划逮捕共产党员和镇压劳工运动；谁也感到不安全。当由苏兆征任主席的劳动大会进行之时，甚至汪精卫也在会上讲话表示支持。但共产党的政治局却在争论，如何处理穿制服的武装纠察队是归总工会，还是归李立三领导的湖北省工会的问题。纠察队是引起中外工商界深恶痛绝的根源。而为了恢复萧条的经济和为数万名失业者提供工作，武汉政府正在想方设法对中外工商业者进行鼓励。纠察队是否应放下武器，作为对国民党的让步？或者是否让这些人渡江到武昌，去参加张发奎的部队？6月28日，即代表大会的最后一天，中共政治局显然是在鲍罗廷住处集会，决定进一步后退；纠察队自动解除武装。当天晚上（或者是出于巧合，或者是在取得默契以后），武汉卫戍区的军警占领了全国总工会和湖北省工会总部，限令纠察队交出步枪，脱下制服和摘下证章。但在第二天，军队将办公机构又还给了工会，并作了道歉；纠察队又重新出现，但人数较少，又无武器。当日晚上，大会的代表在联欢会上招待士兵。汪精卫下令不准许损害工会。

迫使两党决裂的压力仍在增长。唐生智6月26日从长沙发来的电报，归咎湖南的混乱原因在于领导农民运动的人。电报于6月29日公布。同日，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发表声明，要求国民党进行清党，并威胁说，将令所部全力捉拿共产党员。面对这一威胁，共产党决定将领导机构迁至对江的武昌，再在该地举行一次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以确定一条政治路线。6月30日，首先在鲍罗廷住处举行会议，政治局委员和两名新来的共产国际代表参加。经过一番唇枪舌剑以后，与会者接受了一系列决议，中央委员会在7月1日的会上予以通过。这些决议标志着共产党为了与国民党左派保持工作关系，作了最后的让步。这个无产阶级的政党决定，工人和农民运动应当接受国民党的命令，并受其监督；而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必须保护工农的组织；工农武装应服从政府的监督和训练，武汉的工人武装纠察队应减少人数或编入军队；工人与其纠察队不得行使逮捕和审讯的司法权；如无国民党党部或政府的同意，纠察队也不得在街上和市场巡逻。不久，共产党领导集团就严厉谴责其本身向法律和秩序要求的妥协行为。另一个决议，是处理在国民政府或地方政府中工作的共产党员问题；这些人应作为国民党员看待来进行工作，而不可以共产党员的姿态出现；为了避免冲突，也可以请假。

6月份的最后几天，苏联的军事顾问和鲍罗廷的参谋开始离开武汉；这些人帮助国民革命曾竭尽才能，耗尽心力，现在苏联的援助也随之快要终止了。7月初，记者访问病中的鲍罗廷，其人甚为消沉，但决定只要有一线希望，仍愿留在武汉；其妻在北京监狱，原于2月28日乘俄轮巴米亚列宁娜号前往汉口途中为直鲁联军所逮捕。鲍罗廷在离开武汉前，必须设法为释放其夫人的事情奔忙。日本显然愿充当斡旋人。7月12日凌晨，一名中国法官撤销了对鲍妻及同船被捕其他苏联人的指控。该法官旋即失踪，后来在日本露面。这些刚刚获释的苏联人兴高采烈地离开了北京，只有鲍夫人隐蔽在北京某处。为掩护其踪迹，苏联方面伪造了一系列假报道，称其已到达海参崴，并在外西伯利亚接受采访，最后发表其到达莫斯科时的谈话。到8月底，鲍夫人终于化装为一修女，成功地逃离了北京。

国共两党的决裂发生在7月中，冯玉祥和蒋介石要徐谦一再致电其武汉同僚，敦促其解除鲍罗廷的职务。同时，蒋介石将其精锐的第一军调回南京，令第七军和其他两个军向江西开进。冯玉祥和蒋介石正在对武汉施压。在上海盘桓数月的宋子文，突然于7月12日回到汉口，显然带有宁方的密信。在汪精卫的住所召开的秘密会议上，比较保守的武汉政府领导人占了上风，希望找出办法和平解决与南京的对立。办法当然是与共产党决裂，要求鲍罗廷回国（鲍罗廷已经在做从陆路取道蒙古回国的准备）。

7月14日，政治委员会主席团通过了汪精卫的两项建议：其一，派一名高级代表去莫斯科，向苏联解释孙逸仙三民主义的联俄联共政策，以便澄清未来的中苏关系；其二，为了避免两党之间意识形态和政策上的冲突，特别是结束两套独立并行的冲突决策系统。第二天，国民党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听取汪精卫关于6月1日斯大林影响中共政治局电报的报告，并得知罗易已经离开和鲍罗廷希望出走之事。会议决定，在一个月内召开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审议政治委员会主席团的提议（这显然暗示要共产党员脱离国民党）。在此以前，中央执行委员会委托党部处理一批拒不服从命令的党员。会议参加者还一致同意政治委员会应选派代表去莫斯科，并通过下令保护工农以及共产党员人身自由的决议。这些决议对一般人是保守秘密的。因此，看来国民党的文职领导准备推迟分裂，然后采取和平步骤。国民党文职领导人之所以采取这种态度，一个重要因素是希望能继续得到苏联的援助。但是就在这一天，何键所部军队的士兵已在街上搜捕共产党员，其中包括两位已经失踪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吴玉章和谭平山。

吴、谭二人一定和其他的重要的共产党员在武汉三镇躲藏了起来，这是响应7月13日共产国际会议紧急指示作出的结果。共产国际除了谴责中国共产党的机会主义错误外，还要求中共发表声明，明确宣布共产党员退出政府，但禁止其退出国民党；即使其被开除出国民党，仍应秘密地与国民党的基层群众一起工作，以抵制国民党上层的决议，并促成国民党领导机构的改变。对于共产党创始人和总书记的陈独秀来说，这种表里不一的做法很不光明，但对此也无能为力。在此基础上，共产党员应准备召开一次国民党大会。以前，陈独秀曾多次主张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但都遭到拒绝。此时，陈独秀遂辞去了总书记职务。7月13日，共产党发表声明，称国民政府未能保护工人和农民，实际是对反动派的鼓励；并宣布谭平山和苏兆征已辞去其职务，但仍强调共产党既不会退出国民党，也不放弃与国民党合作的政策。鲍罗廷前往九江附近的庐山胜地休养，会说俄语的瞿秋白伴随鲍罗廷前往，此时鲍罗廷的妻子刚从北京狱中获释。不久，时年28岁的瞿秋白，即成为共产党新的总书记。

现在国共两党的决裂已成为事实。7月16日，即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公布限制共产党员决议的当天，但仍命令保护其人身自由与不得损及工农运动。中国共产党的7月13日声明，也见诸于传单和报端。这促使国民党政治委员会主席团势必要把斯大林威胁性的电报公之于众，并谴责共产党企图在脱离政府之后，仍留在国民党内的做法。主席团指责说，这等于破坏国民党的容共政策；命令所有双重党籍的党员在两党中只可取一。双方发表了更多互相诋毁的文件。但几位国民党左派领袖则对两党的决裂深感痛惜。邓演达为此发表了谴责国民党的声明，并辞去了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和国民党农民部长的职务。邓氏原已告失踪，不久就起程前往苏联。孙逸仙夫人发表声明，谴责其同事已走上反革命道路，同时前往庐山牯岭，不久，就到上海转往苏联。邓演达和宋庆龄两人的声明，都强调基本的中心问题——社会革命，指责武汉的调和派领导人已转而反对社会革命。陈友仁也正在准备离开武汉。

现在，反革命势力已经进入左派阵营的首都。武汉三镇实施戒严令，军队再次占领工会总部以及其他被怀疑的共产党据点，并处死了武装敌对分子。对共产党领导人来说，似乎只有逃亡或是暴动两种选择。有名的共产党党员转入地下，或者逃到在江西北部的张发奎军中；张部正在向该省运动，军中原有许多共产党的军官。到7月最后一个星期，两党合作的政策在阶级斗争的礁石上碰得粉碎。在共产国际的鼓动下，共产党核心领导开始筹划进行武装暴动。

鲍罗廷的离开汉口，象征苏联想通过国民党促进中国革命——作为革命的第一阶段的努力已告结束。7月27日下午，仍在发烧的鲍罗廷同一部分苏联顾问和贴身警卫、陈友仁的两个儿子、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同乘一列火车前往郑州。火车上载着卡车、重型旅行车、大量汽油及行李，准备在漫长而路线不定的归国之途中使用。留在武汉最重要的官员为鲍罗廷一行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会，汪精卫交给鲍罗廷一封“致苏俄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同志们”的信，表示中国同志对鲍罗廷作为国民党顾问所作的杰出成就，怀有永恒的感激之情。此信还宣布，国民党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派几名重要同志前往苏联，讨论两国合作的途径；关于国共两党合作的具体方式，仍然等待共产国际的指示。汪精卫公开表示，其相信鲍罗廷能对两党合作的复杂性作出详尽的报道。此信以“致以革命的敬礼”为结语，落款署名为国民党政治委员会主席团。

在郑州，鲍罗廷受到冯玉样热烈的欢迎，冯下令保证鲍氏一行沿途的安全。鲍罗廷一行然后乘火车西行，同行的是几名知道行进路线的原冯玉祥的苏联顾问。在陇海铁路的终点站，从火车上卸下卡车、旅行车和物资。鲍罗廷一行为危险的旅途做了准备，装了五卡车和五旅行车的给养，然后往西再往北，途经陕西、甘肃和宁夏城，然后穿过沙漠，于9月中旬到达乌兰巴托。经过一段长时间休息后，鲍罗廷飞往上乌丁斯克，然后乘快车前往莫斯科，于10月6日抵达。鲍罗廷时年43岁。

两个民族主义的政党因其社会哲学的对立，而终于分道扬镳了——共产党员走向反叛的道路，而国民党则致力于在各派之间实现不稳定的妥协。对于彼此互以“同志”相称并共事多年的政治家、劳工领袖、宣传家和军事将领来说，要分离是不容易的。有的人干脆退引了，但绝大部分活动分子走上这条或那条道路。两党的分裂，决定了未来10年中国政治生活主要发展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