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史——共产党人转向武装暴动

共产党反叛的开始

1927年7月份的下半月，在新来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的鼓励下，吸取了布留赫尔将军及其他参谋人员的意见，中国共产党领导集团就四省总起义计划展开了争论。该计划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力争掌握已开抵江西北部的张发奎第二方面军的部分部队，其中有一批共产党指挥官和许多共产党政工人员。起义的细节，是由南昌和九江的一批共产党员制定的，并于7月26日经过尚在汉口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带计划回来的瞿秋白、李维汉、张太雷和张国焘在一次会议上进行过讨论，罗明纳兹、布留赫尔和其他几个苏联人一起也参加了讨论。这些密谋者希望说服张发奎参加起义，并率部返回广东；否则，共产党员将举行叛乱，不论以什么方式将接管其军队。这项起义计划已通知莫斯科。但在这次会议上，共产国际代表报告了电报指示的内容，苏联人不参加起义，也不提供经费。刚与张发奎在前一天进行讨论的布留赫尔预言，如果张发奎参加起义，起义士兵可以达3万余人，足可以一路打到广东东部；不过到那时候，共产党员能够把张发奎排挤掉。如果共产党在南昌与张发奎分裂，分化其部队，起义只能争取到5000到8000名士兵。莫斯科的一份电报警告说，除非有把握取得胜利，否则不要起义。因此，罗明纳兹当夜派张国焘去南昌，把共产国际含糊其词的指示通知密谋者。

南昌起义的主要设计者是谭平山、邓中夏、恽代英、李立三、彭湃、叶挺以及后来中央派来监督这次起义的周恩来。中国共产党把起义的8月1日定为红军的建军节，以示纪念。参加起义的几名指挥将领——叶挺、贺龙、刘伯承、朱德、聂荣臻、罗瑞卿、陈毅、萧克和林彪，在红军中继续其辉煌的戎马生涯。计划已经进行到如此程度，以致当张国焘来到南昌，试图制止这次起义时，已是处于“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之势。第二十四师长叶挺将军准备接管第十一军；尚未成为共产党员的贺龙渴望举行起义，以期取代当时正在避暑胜地庐山的张发奎；张将军此时正在该地与汪精卫、唐生智、朱培德、孙科以及其他将领和权贵人物举行会议。

起义在军事上迅速取得了胜利，叶挺和贺龙的军队于破晓前，在南昌城内解除了对立部队的武装；朱德带来的教导团的残部成为一个新编师的骨干。起义者取得大量武器和弹药，从城内各银行和省金库中得到巨额的现洋和钞票。但是，政治上的准备工作却没有周密的制订出来。起义领导人仍然打着国民党的旗号，宣布了31人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名单，其中提到的缺席领导人，有邓演达、孙逸仙夫人、廖仲恺夫人（何香凝）、陈友仁及张发奎和其部下的两个军长，还有17名共产党员。主席团中在场的只有谭平山、贺龙、郭沫若、恽代英。所有成立的各种名目的委员会领导都是共产党员，只有贺龙和郭沫若二人除外。据称，贺、郭二人是在退出南昌的途中加入共产党的。在成立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时，领导人声称其有合法性，但后来则承认，在土地革命、对地方权势者的态度、财政管理办法等问题，都没有明确的政策；甚至就前往广州、还是前往广东东江地区问题，以及进军的路线都发生了争论。

8月4日，这支起义部队撤离南昌城，冒着酷暑向南挺进，沿途损失了很多武器装备；加上士兵开小差、痢疾和战斗中的伤亡，部队的战斗力大为削弱。蔡廷锴将军带着第十师开往浙江去了，只剩下第十一军的第二十四、二十五两个师起义军在瑞金和会昌附近战斗，遭受严重伤亡后，伤员留在闽西汀州的英国教会医院中接受治疗。因为在多山的赣东和闽西没有农民运动，所以，军队在途中得不到支持。起义军经过一个多月的行军，到达闽粤边境地带后，才短暂地控制了潮州和汕头（9月24日至30日）。但得不到群众的支持；虽然仅在一年前，支持香港的罢工和封锁运动在该两地曾非常活跃。到9月底，被击溃的起义部队已完全失败。第二十四师和第二十军残部设法向沿海的陆丰前进，彭湃组织的农民运动在该地仍有力量；但贺龙部下的几个师长却在此地倒向敌人的一边。许多共产党领导于是乘小船逃到香港，有的则乘船前往上海。周士第指挥的第二十五师残部和朱德率领充当后卫的部队逃进山区。后来周士第和朱德率领部队穿过江西南部，然后分开；朱德带领600名左右装备很差的士兵，于1928年春季在湘南和毛泽东会师。

南昌起义的直接后果之一，是九江和武汉地区大规模逮捕共产党嫌疑分子，许多人被处死。但是，大部分没有随军南下的共产党领导人已经躲藏起来，逃过了清洗；正在秘密制订计划，准备在秋收季节发动一系列农村起义——一般地说，在此必须交租之时，是农村处于非常紧张的时期。

秋收起义

遵照共产国际的命令，罗明纳兹在8月7日召集当时还在武汉的党中央委员开会，改组领导机构，同时批判过去的错误——错误归咎于中国而不是共产国际的战略家和批准新的政治路线。约22名中共党员在罗明纳兹的“指导”下，在武汉开了一天的会。其中15人是中央委员或候补中央委员，不足总数的一半；选举了以瞿秋白为首的临时政治局，在新的大会召开以前，负责处理党的事务。党这时将保持严格的集中和高度的机密。8月7日会议参加者还发了四份文件，据报道，一份文件是罗明纳兹口授的，指责过去中国领导集团的机会主义，特别指名批评谭平山，还批评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其他文件制定了一条造反的路线：共产党既要推翻南京政府，也要打倒武汉政府，将在一切客观条件许可的省份组织武装起义，期望尽早建成苏维埃。所有的起义都应当在“革命左派国民党”的旗帜下进行。

原来计划号召的秋收季节起义，是在湖北、湖南、江西和广西四省进行，但大部分江西领导人在南昌起义后随军南下，离开了江西，致使该省不可能再举行一次起义。新政治局派张太雷作为共产党南方局和省委书记，坐镇广东。政治局把湖北分成七个区，把湖南分成三个区，希望在这两省发动广泛的农民起义；但由于缺乏指导人员，活动区域缩小到武汉以南的湖北省部分和长沙以东的湖南省部分。密谋者决定由毛泽东会同省委书记彭公达负责湖南的行动。湖北省委书记罗亦农也参加制订计划，但不执行湖北南部的任务；这项工作由匆忙组成的特别委员会来指导。预定两省起义日期定为9月10日。农民起义将进行土地革命，推翻武汉政府和唐生智政权，进而成立人民政府。起义必须在组织、技术和政治方面做精心准备；起义一旦发动，绝不能退缩或后退。农民必须组成主力部队；对于现存部队和股匪，如果改弦更张而转向革命，则可以成为辅助部队。“耕者有其田！”“抗税抗租！”“没收大中地主的土地！”“消灭土豪劣绅和一切反革命！”——这些口号对农民具有极大的煽动性。杀死阶级敌人和地方官员，促使农民投入广泛的农村起义和攻打县城；然后，武汉和长沙将随之起义。这就是处于逃亡状态的政治局委员们的理论构想；但要实现起来，其困难就难以逆料了。

在湖北省南部，9月8日晚，起义过早的开始了，起义者抢了一列火车运送的钱和少量武器。但是当地方的共产党领导人，按计划攻打有两道城墙与防守严密的县城时，因缺乏有军事才能者的指挥，只得败退下来。以很差的武器，又没有受过训练组成的农民军，去攻打有两道城墙的县城，失败自在意料之中。中央已禁止特别委员会与仍有共产党军官的部队接触。因为这是一场农民运动，特别委员会被迫于9月12日在山区一个小镇成立了革命政府；不久就转到一个市镇——新店，希望得到一支地方自卫队（是一支有38支枪的以前股匪）的支持，准备联合攻打另一座县城。如果这一计划失败，即越过省界，向岳州转移，与湘东的起义农民联合起来。不幸的是，当委员会在与自卫队谈判时，其参加抢劫列车的自卫队首领却背叛了，并解除了农民起义者的武装，但让委员会委员逃走。这样，经过不到十天的到处的骚乱和杀戮，鄂南的起义最终失败。

毛泽东担任指导任务的湖南起义，在一开始比较顺利，但也以失败告终。在组织阶段，毛泽东与武汉的政治局成员在几个问题上发生冲突。毛泽东认为，如果没有组织起来的军队，不论是主要的还是辅助的军队，起义就不可能维持下去；坚持现有的领导集团不应过于分散；并不顾中央的意见，将其主要精力用在长沙附近濒临湘江的几个县。毛泽东还希望起义是在共产党旗帜下进行战斗，而不是仍打国民党的旗号；并主张完全没收土地，立即成立苏维埃。中共中央严厉批评了毛泽东，派了一名苏联顾问到长沙协助毛泽东指导工作。只是从这位马克夫同志的报告中，我们才得到关于起义和毛泽东“错误”的一些有用资料。

到9月的第一周，毛泽东拥有四支可以投入战斗的队伍。第一支是由张发奎卫队的逃兵所组成，不足一个团的兵员；因其错过了南昌起义，士兵开小差严重，几乎不成建制。其正副指挥官均为共产党员，部队驻扎在江西省内靠近湖南边境的修水。第二支部队是由夏斗寅部逃亡士兵组成的“乌合之众”，指挥官原来是个土匪，曾与上述的所谓第一团发生冲突，被赶出了修水。第三支部队号称“平江浏阳自卫军”，一部分是5月底曾试图袭击长沙的农民，一部分是地方上的民团和土匪。一名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的毕业生在指挥这支队伍，驻扎在长沙以东的山区。第四团为萍乡、浏阳自卫军，由安源失业的矿工——一支由共产党领导的很有战斗力的队伍所组成。湖南省委把这四个“团”——分布在150公里范围内的三个地方，其中有两个“团”还互相持敌对态度——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第一师，并授予共产党党旗。

最后的战斗计划，要求第一、第二两个团进攻长沙东北的平江，其他两个团攻打省城东面的浏阳。9月11日或在此以前，在长沙周围农村举行小规模暴动，以转移对有城墙护卫城镇的注意；游击队则袭击出来镇压起义进攻者的部队。另外，起义者还注意到从南北两面切断通往长沙的铁路。在夺得平江和浏阳以后，所有起义部队在15日直趋长沙，而长沙城内届时将发动群众起义以作内应。但在5月21日事件的前些日子，执行这个计划的共产党员人数已大为减少——全省约有共产党员2万人，减少到只有5000人；在长沙的共产党员只有1000人。此外，起义部队的武器也比较少。

安源的第四团准时在9月10日开始进军，既然不能攻占萍乡，就在12日转而攻下位于通往长沙铁路旁的醴陵县城，并在县城驻守了一天，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宣布没收土地的纲领。一支只有60支枪的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部队，在13日竟占领离长沙60公里的株洲，使省城惊慌失措。根据马克夫同志的报道，这个地区数千农民用长矛、大刀等武器参加了冲突，夺得许多枪支。在较远的北边，应当去攻占平江的两个团，竟自相火并起来，第一团的残部于15日退到江西境内山区。面临这一变故，湖南省委取消了预定在15日举行的长沙起义。16日晚，第四团准备攻取浏阳。但就在此前不久，第三团因其北面右翼部队的叛变，而放弃了攻打该城的意图。次日，这支最优秀的共产党部队的第四团陷入了重围，几乎全军覆没；主要是农民组成部队的第三团，也遭到同样的命运。马克夫同志责备领导集团胆怯，要求重新发起进攻，但也未能奏效。

毛泽东在浏阳县的部队之间往来时，为民团所俘获，差一点遭了大难；如果不是成功地逃脱并躲藏起来，多半会遭到枪杀。毛泽东被俘的日子和被关押有多长时间，现在都不清楚。毛泽东从被关押中逃出以后，步行到第三团残部集结的一个山间小镇，命令第一团的残部也到此集结。毛泽东力排众议，说服了这些溃不成军的士兵和矿工、农民和土匪组成的部队，撤退到湘赣两省交界的偏僻山区，这就是有名的土匪筑垒地区的井冈山。毛泽东于此开始其通向取得权力长征的第一步。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毛泽东才知道其已被清除出政治局；同时知道，政治局因谴责湖南的失败，也给其他领导人以处分。

广东是奉命举行秋收起义的第三个地区。彭湃以前曾在该省的东南沿海的海丰与陆丰，开展过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当时还存在装备很差的农民武装。为反击李济深4月中旬的反共政变，共产党领导的一支部队于5月1日成功地占领了海丰县城，处死了没有逃走的官员和其他反革命分子，但是在十天之后又被逐出县城。而起义部队仍在城内不时进行袭击，农民也公然反抗地主。8月22日，闻知叶挺、贺龙率部正在逼近的消息，中共广东省委在叶、贺军到达时，举行了一次暴动。共产党领导的农民军，分别于9月8日和17日占领了陆丰和海丰县城，但在一番抢掠和杀戮之后，又撤出了这两座县城，重新在山区准备好的根据地集结。当叶、贺军接近汕头时，农民军又短时间占领潮阳和揭阳两座县城，不过这些地方武装和即将到达的部队之间却很少配合。农民军得到叶挺一个营兵力的帮助，为夺取普宁打了一仗。但在战斗结束之后，该营营长是一名共产党员，因为担心农民大肆杀戮，不许其入城。9月底汕头之战失败，共产党希望在广东建立一个工农政府的意图，又告暂时的破灭。

面对所有这些失败，共产党领导机构在武汉被暴露的危险亦日益增加，瞿秋白和政治局的其他成员，经过化装后前往上海；约于1927年10月1日，复又在上海重新建立中国共产党的秘密领导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