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史——国民党领导谋求统一的努力

共产党领导人被赶出武汉以后，国民党的三个主要派别立刻进行和解谈判。上海的一派，是由一批有威望的老革命党员所组成。这一派因反对孙逸仙的联俄和在国民党内部容纳共产党人而结成一派，其中的几个人（但不是全部），于1925年11月在北京西郊的西山开会，强烈谴责共产党向国民党的渗透，要求解除鲍罗廷的职务，并指责汪精卫。持反对意见的西山会议派，坚持上海的原国民党执行部是国民党的中心，甚至在1926年3月独自举行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西山会议派在上海的领导人，于1927年春季的反共行动中，与蒋介石以及来自南昌的支持者进行合作，并于4月份帮助组成南京政府，但仍保留上海的中央党部。西山会议派在上海的一些人，因被广州的国民党领导集团“开除”出党而怀恨在心，有的人此时正在南京身居要职。到7月后期，国民党的武汉集团已与中国共产党决裂，而耿直的激进主义的——也是理想主义的党员已经离去。显然，和解决非易事。因为在1927年3月的第三次中央执行委员会上，武汉方面竭力主张削弱蒋介石的地位和权力。而在汪精卫回国后，武汉和南京已经变本加厉地互相公开攻击。双方各自都宣称其为真正国民党的中心。

到8月份，宁方（南京集团）数次遭到军事失利；而汉方（武汉集团）的统治区域内，又为共产党领导的暴动所苦。因此这就推动了宁汉两方的谈判。由于要派出兵力对付武汉，南京方面已削弱了在北线的兵力，遂给北军以喘息之机。张宗昌率部于7月25日夺回了徐州；孙传芳也发动攻势，企图收复其在长江三角洲的老根据地。7月中下旬，冯玉祥致电宁、汉双方敦促和解，但双方对冯氏均不予信任。8月初，宁、汉双方开始电讯往还，并互派使者。

在宁方内部，李宗仁和白崇禧为首的桂系与蒋介石的黄埔系之间存在着冲突；甚至何应钦对蒋介石的支持也有些不大可靠。蒋总司令由于专横跋扈，树敌很多；而且这位总司令本人似乎就是双方和解的障碍。此时，蒋总司令统率的后备军兵力正在投入北伐，虽在上海作了勒索性的筹款，但南京政府在财政上仍是困难很多，这就降低了总司令的威信。在8月12日军事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蒋介石表示要辞去总司令的职务，愿将首都的防务交给其他的将领。当场没有人提出异议时，这位总司令认为这是其受到不可容忍的侮辱，于是就离开南京，前往上海。张静江、胡汉民、蔡元培、吴稚晖和李石曾随即赴沪，对蒋氏劝慰挽留。8月13日，蒋介石发表下野声明，强调其唯一愿望在于为党服务；如其下野能促进党内团结，当欣然引退。蒋氏回顾了党的历史、首言及孙逸仙的联俄容共主张，然后为其个人辩解说，其所以清除共产党，因该党成员在国民党内从事阴谋活动。声明最后敦促国民党同志共聚南京，完成北伐。

蒋介石离开南京后，宁、汉双方使者在庐山讨论了和解的条件，并决定于9月15日在南京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来解决双方的分歧。但在会议召开前，南京正处于危急之中，卷土重来的孙传芳企图夺回该地。孙传芳率部成功地渡过长江，前锋到达距南京仅15英里的地方，并切断了沪宁铁路。事情发生在8月26日，防守南京的是李宗仁的原第七军和何应钦的原第一军，而两位将军一向又不和。更为严重的，唐生智派何键和刘兴率两个军向南京逼近，配合孙传芳的进攻。在此紧急关头，李、何两将军捐弃前嫌，在白崇禧率部及其他部队配合下，全军投入战斗。经过六天的鏖战，北伐军击败了入侵的北军，于8月31日结束了这场拉锯战。约有3万名孙传芳的官兵，在退路被国民革命军的海军切断后，全成了俘虏；北伐军所获武器装备堆积如山。龙潭之战至关重要，拯救了南京和长江富庶的三角洲地区，使重组国民政府成为可能。

汉方代表的谭延闿和孙科，为了进行党的统一初步讨论，已经到达南京；同时，在9月初，随着南京危机的解除，汪精卫与汉方的其他大部分领导人员，也都到达南京，与不久前的对手举行谈判。但在安庆督师“东征”的唐生智，却拒绝前往南京。在9月5日至12日的南京和上海的谈判中，宁、沪、汉三方制定了一个使大家都保住“面子”的妥协方案，设立一个中央特别委员会来处理党务，重新组建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准备在1928年1月召开第三次党代表大会。届时，大会将决定党采取新的路线，甚至对大会代表产生的方法也作了详细规定。由此，中央特别委员会将取代第二次代表大会各自对立选出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在组成特别委员会时，三派各提名6名代表和3名候补代表组成一个团体，由此团体再公举14名最有威望的政军人员——汪精卫、胡汉民、张继、吴稚晖、戴季陶、张静江、蒋介石、唐生智、冯玉祥、阎锡山、杨树庄、李济深、何应钦和白祟禧，共32名委员和9名候补委员组成特别委员会，名义上包括了最重要的军事将领；共产党员没有列入，宋庆龄、陈友仁，甚至宋子文的名字也被删除了。

9月13日，汪精卫辞去了职务，和亲信数人一道前往九江。汪氏建议召开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却为一些人所否决，对此深为不满；而这些人还否认3月份在汉口召开的第三次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合法性。汪精卫则公开表示特别委员会为非法。行前，汪精卫依中国惯例发表一个辞职声明，表示对其过去错误的检讨。其他的31位领导人于9月15日按商定的步骤，成立中央特别委员会，并致电汪精卫，拒绝其辞职；要求胡汉民、吴稚晖和蒋介石重新履行其职责。中央特别委员会然后选出新的国民政府委员会，由汪精卫、胡汉民、李烈钧、蔡元培、谭延闿5人任常务委员，并任命了4名部长执行政府的职能。但汪精卫和胡汉民均未到任。

这次三方的和解，一开始就遇到许多障碍。新的特别委员会因其不合党章，动辄遭到反对。几名原宁方和沪方的领导没有被安排，蒋介石仍缺席，汪精卫更公开反对特委会。10月初，新的南京集团派代表试图劝说汪精卫。到10日，似乎新的妥协已经达成。次日，南京的谭延闿、李宗仁、何应钦和程潜，通电建议于11月1日在南京举行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但对汪精卫及其军事支持者唐生智来说，这个让步显然是不够的，唐生智意在取代蒋介石出任总司令。21日，名存实亡的政治委员会发表声明，称在中央执行委员会恢复之前，于该委员会所辖地区范围内，是党、政、军事务唯一的权威。唐生智通电指责南京，扬言要推翻篡位者。10月29日，汪精卫经过上海，秘密抵达前革命根据地的广州。

唐生智的挑战，或许是对南京政府10月20日下达对其讨伐令的回答。据称，在龙潭之役战后，南京方面发现唐生智与孙传芳、张作霖秘密勾结的证据。讨伐唐生智的战役，由唐氏在湖南的宿敌程潜统率，包括李宗仁、朱培德的部分军队，配有一支小舰队和数架飞机。唐生智四面树敌，北为冯玉祥，南有李济深，均足以威胁唐氏；而谭延闿军的前线总指挥鲁涤平率军自西沿江而下。在长江北岸，李宗仁率部迫使何键所部向湖北后撤；同时在长江南岸程潜率部把刘兴所部赶向江西，而刘兴部在江西将与朱培德的部队遭遇。11月初，南京的舰队封锁了通往武汉三镇的水道，而鲁涤平正率部向岳州逼近，堵住唐生智退往湖南的通道。唐生智的部将何键、刘兴、叶琪、周斓和李品仙诸人，决定退向其湖南的老根据地以期自保。11月12日，唐生智宣布下野，秘密登上一艘日本轮船，前往日本避难。北伐的军事联盟开始分崩离析。

汪精卫回到广州后，另成立一个新的党部，以与南京的中央特别委员会相对抗。陈公博、顾孟馀、甘乃光和何香凝（廖仲恺夫人）等少数几名左派中央委员参加了汪精卫的阵营，而汪氏主要的军事支持者依然是张发奎。南昌起义后，张将军率残部——三个步兵师、一个炮兵团和一个教导团开到韶关；该地靠近广东北部边境，处于通向广州铁路北端。张发奎本人应李济深的邀请，取道海路于9月27日回到广州。当张将军率部到达韶关时，即下令开达广州。张发奎所部到达广州，则较李济深的部队更为强大；因为李济深的部队分驻在珠江三角洲的各市镇，而且又派数团兵力到汕头地区阻止叶挺、贺龙的侵犯。与叶、贺军战斗获胜后，李将军开始调回其部队。这样，汪精卫于10月29日抵达广州时，张、李两位将军的军事实力大致相当。李济深对汪精卫的支持是表面的，因其与黄绍竑的关系密切；黄氏乃是支持南京特别委员会及国民政府的。但是由于对唐生智的征伐，已经削弱了桂系对南京政府的控制，而特别委员会本身也陷于困境之中。

汪精卫到达广州后，立刻发出在广州召开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的号召，邀请南京和上海的委员前往参加，而李济深则拒绝参加。因为南京的领导人以前同意11月1日在南京举行此次会议，所以广州与南京之间又进行多次的电报谈判。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没有召开，汪精卫于当日在广州成立了国民党中央党部。在李济深反共政权下，受到严厉镇压的广州左派工人运动，在张发奎和汪精卫回来之后，又显出了生机。数千名手执红旗的工人步行到汪氏住处，要求其立即释放被捕的工人领袖，但遭到警察前来把工人们驱散。恢复反英封锁的努力，预示共产党活动的复活，因为原来的罢工委员会曾为共产党所控制。汪精卫的政治委员会广州分会和广东省政府，计划每人发一笔钱，来遣散留在广州的香港罢工工人。汪精卫一派显然对工人的骚动不感兴趣，事实证明，其在广州的逗留也只是暂时的。到11月初，蒋介石又回到政治舞台，建议蒋汪联盟来反对南京的特别委员会。

蒋介石于9月28日前往日本，在日本除进行其他活动外，还赢得宋夫人的同意，与其女宋美龄结婚。这样，蒋介石就与孙逸仙的遗孀、宋子文和孔祥熙的妻子有了姻亲关系。蒋介石于11月5日还私下会见了日本首相田中义一。田中男爵称赞蒋介石及时引退，称赞只有蒋氏能够拯救中国革命；建议蒋氏巩固长江以南的国民政府的地位，不要卷入到北方的军阀政治之中。田中对蒋介石说，只要在国际条件容许和日本利益不受损害的前提下，日本将支持蒋氏的反共努力。蒋介石回答称，国民革命军的北进是绝对必要的，要求日本给予援助，以清除世人对日本正在帮助张作霖的感观；并称只有这样，日本才能保证在华日本侨民的安全。蒋氏与田中二人，各自发出了呼吁和警告。

为了同汪精卫取得和解，蒋介石派宋子文前往广州。宋子文于11月2日抵达广州；蒋介石于10日由日本回到上海，即电邀汪精卫来沪磋商，表示同意汪氏的基本主张，即应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以解决党内的一切问题；为此，先应在上海举行预备性会晤。谭延闿也代表南京特别委员会致电汪精卫，建议上海作为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预备会商的地点。

当汪精卫和李济深准备到上海参加会商时，李将军在征得汪精卫同意后，邀黄绍竑来广州接管其部队。李济深如果支持汪精卫，张发奎同意出国，由省库拨给5万元港币作为旅费——说此款为李将军赠张发奎的旅费。张发奎将部队交给其至交黄琪翔将军指挥，在14日前往香港，再与汪精卫、李济深乘船前往上海。

实际上，这完全是个圈套，是个骗局。当汪、李二人在16日离开香港时，张发奎却“错”过了船班。在17日破晓前数小时，黄琪翔得到薛岳将军和李福林将军的支持，在广州发动一次兵变，率部包围了李济深、黄绍竑部队在广州的各指挥部和兵营，解除了部队的武装；本来预备逮捕黄绍竑，但其已事先闻风逃逸。17日，张发奎、陈公博、汪精卫及其众多追随者在兵变后回到广州，建立新的省政府。兵变是以“护党”的名义发动的。李济深在香港至上海途中的轮船上，闻知兵变，也无计可施；汪精卫公开表示，对整个事件毫不知情。

在上海，很少人相信汪精卫；虽然对其支持者加强了在富饶广东地区的控制，但显然其政治地位被这次兵变削弱了。上海的几个老党员——胡汉民、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和张静江，因汪精卫之背信弃义而嗤之以鼻，其中数人拒绝会见汪精卫。李石曾谴责这次兵变是共产党的阴谋，列举兵变前的一系列事件，又列举了兵变后收到的报告作证。而汪精卫则否认这种指责，说兵变完全针对不合法的中央特别委员会。然而，不论事实怎样，这个指责在以后数周内给汪精卫带来非常不利的后果。刚从唐生智手中夺得武汉的桂系李宗仁和白崇禧更是火冒三丈，甚至讨论对广州进行一次军事讨伐，以恢复李济深在广州的地位。这样，为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上海举行的预备会议，就在极不和谐的气氛中开始了。赞成特别委员会的一派和汪精卫反对特委会一派之间，分歧尤为严重。胡汉民和汪精卫之间的宿怨一如既往，毫无和解迹象。蒋介石因在此前的三个月中没有与国民党的政治纠葛发生关系，恰处于进行调停的有利地位。11月24日，预备性的“会谈”在上海法租界蒋公馆内开始。

从12月3日到10日，计划召开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在蒋公馆召开了几次较正式的“预备会议”。中执委和中监委的80名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35人出席，但各派之间的争论与以往一样激烈。12月2日，即会议召开的前一天，因张发奎、黄琪翔“勾结共产党”发动的兵变，南京政府下令对其进行军事讨伐。因为南京政府正是引起争议的中央特别委员会的产物，会上的斗争更为此讨伐令所激化，由互相指责进而到施加弹劾的威胁。由于各集团动辄不参加会议，所以预备会议只举行了四次。最后，在10月1日，蒋介石发表了妥协和团结的呼吁以后，汪精卫提出恢复蒋介石总司令职务的办法，并表示为了团结，其本人愿意退隐。汪精卫的动议被一致通过，遂出现了冯玉祥、阎锡山、何应钦及其他将领通电要求蒋介石复职的声浪——这多半是蒋介石自己暗中策划的。虽然蒋介石没有立即表示其决定，预备会议还是表决通过，要求蒋氏负责召开应在1月1日至15日举行的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一切有争论的问题都应在全会上解决。总之，国民党领导集团的分歧已达于四分五裂之中，以致预备会议只能解决一些例行事务。蒋介石在党内的地位已大为提高。现在蒋氏即使不是起决定性作用，但也可以施加强大的影响，以确定哪些中执委员和候补委员可以出席即将召开的全会；也被认为这是能把全党重新团结起来的全会。

预备会议刚一结束，上海立刻获知了令人惊骇的消息，共产党于12月11日拂晓前在广州举行暴动。在一开始，暴动显然成功地控制了该城的一部分。在暴动中，频频发生抢劫、放火和处死人事件。张发奎率大部兵力出城与黄绍竑部交战；有的驻扎在东江地区，奉令调回广州。到第三日，张发奎在李福林的帮助下，用调回来的部队把暴动镇压下去——残酷的镇压。这次暴动使广州受到极大的破坏；汪精卫的政治地位也因之一落千丈。为了安全起见，汪精卫先住进医院，然后于12月17日乘船第二次流亡到法国。在以后数年内，汪精卫派的其他成员更是受到排挤，不再能参加国民党的高层工作。

广州公社

灾难性的广州暴动，是由一小批大胆的中共领导人，为了执行上海新的临时政治局的总指示而策划的，也标志共产党长期夺取政权斗争的低潮。在长达20年的时期中，这次暴动是共产党领导最后一次大规模的起义；毋庸置疑，这也是1927年7月执行共产国际命令起义政策的失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把这次灾难说成英勇的行动，强调参加者的英雄主义，宣称这次暴动是一个象征性的胜利。但不论怎样，这次暴动是一次严重的失算，是共产国际指导别国革命的又一次失败。暴动的失败及随之而来的残酷镇压，给广州激进的劳工运动致命的一击，并对其他大城市产生有害的影响。关于暴动最初两天的杀人、放火和抢劫的报道，以及有关苏联人卷入的猜测，遂使中国的舆论转而反对共产党和反苏。国民政府停止了其与共产国际反复无常的“联盟”。由于有许多报道性和分析性的记载，现仅将事实轮廓作一概述。

共产党临时政治局于11月10日在上海举行扩大会议，以评估最近的失败和制订重新建党的计划。为了“在真正革命的布尔什维克斗争道路上起步”，临时政治局为革命制定了总的战略，在此之后，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制定了起义计划。黄琪翔11月17日在广州对黄绍竑兵变的消息传来，张发奎和李济深两军之间很快可能发生冲突。为了利用这个机会，政治局在11月18日通过了11点纲领，指示广东的共产党员在农村发动农民起义，在县城发动工人起义，在广州发动政治总罢工和兵变。11月26日，广东省委决定起义，并任命以张太雷为主席、叶挺为总司令的五人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会负责制定政治纲领，着手进行军事准备，选择官员建立苏维埃，动员工人保护红色工会，在军队中秘密发展组织，并试图与附近的农民运动建立联系。12月7日，广东省委在广州秘密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会上选出15名代表组成苏维埃；从名单上看，其中9名为工人，农民和士兵各3人；省委后来承认，这些人均为知识分子。会议决定12月13日在广州发动起义。

当时，革命军事委员会掌握有相当数量的军队。张发奎从武汉带来的军官教导团，其人员在武汉受恽代英的影响，有一些共产党员军官，副团长是叶剑英。委员会组织了赤卫队，其中500人是原省港罢工的工人纠察队员，1500人仍是由共产党领导的工会会员；此外，还有黄埔军校中的一些共产党员学生。委员会主要的困难是缺乏武器。在12月上旬，因张发奎派出其大部分兵力出城，去阻击黄绍竑和李济深的军队，以致广州市内防守空虚，只有少量部队警卫各指挥部和兵工厂。李福林虽仍控制河南岛，也只有少数军队，因其大部分部队都在江门。但广州有一支战斗力颇强和装备精良的警察部队。任第四军军长的黄琪翔因受邓演达影响，具有浓厚的“左”倾情绪；而与共产党接近的廖尚果领导第四军政治部。黄琪翔也知道共产党领导人正在从香港潜入广州，甚至把恽代英留在其东山的家中。

共产党在广州活动的消息，第四军政治部刊物上出现的过激文章，使在上海的汪精卫大吃一惊。原来汪精卫在12月9日和10日去电报给陈公博和张发奎，指示其采取反对共产党的行动；应派军队包围和搜查苏联在广州的领事馆，并指责该领事馆是中共计划暴动的总部，命黄琪翔、陈公博等人驱逐苏联的领事；认为黄琪翔应暂时隐退，同时广州应实行清党。

12月9日，警察发现了一个炸弹贮藏地，加上张发奎计划解除教导团武装的消息，使革命军事委员会把起义的日期提前，匆忙把叶挺将军从香港召来广州，叶挺只是在暴动前数小时才来到进行指挥。此外，起义时间提前两天，已征募的农民部队不可能赶到广州城。据报道，只有近郊500名农民参加了起义。

起义的突然性也有有利的条件。12月11日是星期日，凌晨3时30分，工人赤卫队攻打公安局——警察总部，很快得到大部分教导团学兵的增援。在叶剑英指挥下，教导团已经叛变，并击毙了15名军官；在攻下了公安局后，释放了前两天搜捕时被抓的700多名犯人。这些人大部分都是共产党控制的土会成员。这些人出了监牢之后，立即投入了战斗。到了中午，起义者攻下了广州城的大部分公安局机构。几个（不是全部）部队在广州的指挥部也被攻占，控制了火车站和邮电局，接管了政府机关和国民党党部；夺取了中央银行，但无法打开储藏银元和钞票的金库，一场大火很快吞噬了这座大楼。起义者还抢了其他的银行和钱庄。广州公安局成了新的苏维埃政府的中心。夜幕降临时，广州城内已发生多处的抢劫、放火和枪杀可疑敌人（其中包括约300名警察）的事件。但河南岛（即现在的珠海。——译者注）幸免于难，因该岛受有炮艇的李福林卫队的保护，忠于国民党的陈公博、张发奎、黄琪翔和其他的人，星期日早晨就已逃避到该岛。沙面租界仍是外国的保护地；英国总领事为忠于国民党的人，拍发调回西江地区驻防的部队，帮助平定暴乱。

起义进攻的上午，苏维埃政府宣布成立。中共广东省委已印就了数千份传单，宣告广州苏维埃的成立与其政治纲领，并吁请群众的支持。《红旗》杂志也印发列有新政权官员的名单相似的传单。新政权以受人欢迎的海员工会领袖苏兆征为苏维埃主席。因此时苏氏不在广州，其职务由张太雷代理。工农兵苏维埃的其他11个职务，分别由9人担任，其中大部分，也可能全部都是共产党员。除苏兆征外，其他4人也是劳工领袖。根据警察报告，参加战斗和抢掠的工人约有3000人，但也只是在广州参加工会工人（估计约有20万人）的一小部分。其他的人，或者已被8个月前的镇压所吓倒；或者是对共产党工人领袖产生了敌视情绪，对起义不是袖手旁观，就是反对。对苏维埃几乎没有民众的支持。店主们沿用兵变时所用的故伎，关闭商店以防抢劫；店中的学徒和店员更是对起义漠不关心。很少武装的士兵参加暴乱，而平民百姓对两次群众动员会更是敬而远之。要是在起义前号召一次总罢工，情况是否会有所不同？鉴于共产党在工人中的地位已相当脆弱，所以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不号召罢工；但后来政治局对此作为错误加以指责。

第二天12月12日，张太雷在战斗中牺牲，时年29岁。张太雷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缔造者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党员，是共产党和青年团两个组织的一个主要人物。在与共产国际方面，张太雷是1925年省港大罢工的组织者之一，曾担任鲍罗廷的广州办事处的主要秘书，后来是鲍罗廷在武汉时的中文秘书。张太雷死后，叶挺将军担负了指挥责任。但由于其在此前18个月不在广州，对当地情况、党组织和群众的支持，都很不了解；仓促集结起来的军队，很快就被占优势的敌人所压倒。

张发奎将军和李福林将军从西江地区调回其部队，于12月12/13日晚开到河南岛和广州郊外；薛岳师的一个团和莫雄率领的独立团也同时到达。13日清晨，炮艇以机枪扫射沿江的马路，为从河南岛渡江登陆的部队扫清障碍；其他部队则从西、北、东三面逼近广州。急于算老账的机器工会工人战斗队参加了对起义者的进攻。收复公安局（苏维埃所在地）的战斗持续了4个小时。到黄昏时分，一切战斗都已停止。许多参加暴乱的工人和士兵都已阵亡，其他的人则躲藏了起来，有的人朝西北方向逃走。共产国际驻广州的代理人及协助制订起义计划与提供经费的牛曼也溜走了。

两名苏联人在与薛岳的军队战斗时被杀，参加防守工农兵苏维埃总部的另两名苏联人被俘。苏联驻广州副领事M.哈西斯带着手榴弹，乘领事馆车，试图到苏维埃总部时被捕。搜查队还俘获了藏在领事馆附近的两名苏联人。这五个苏联人在被捕游街后，即遭枪决。苏联驻广州领事鲍里斯·波克瓦利斯基连同其妻子以及数名苏联妇女儿童，也一起被捕；经领事团的干预，并说服了愤怒的当局，始获得免去一死；年底，被当局下令驱逐此一干人等出境。据说，在领事馆发现的文件，说明领事馆与密谋有牵连。苏联外交机构则否认领事馆与起义有任何牵连。

三天的战斗、纵火和抢劫使广州受到很大的破坏；在战事结束时，到处都是尸体。根据警察后来的报告，在46条街道上，有将近900座建筑物被烧光。共产党广东省委在事后数周内估计，约有200多名共产党员和2000多名赤卫队和红军被杀，但敌方死亡不过100人。很可能在平息起义以后，被屠杀的人数要超过在起义中被杀的人。行刑队围捕了数千名嫌疑者，在肆意报复中将其处死。美国领事馆当时估计，被处决的男女在3000人至4000人之间，其中有许多人是无辜的，与起义毫不相干。政府当局则承认杀了2000人。后来共产党史料报道，则损失更是惊人。

由于苏联领事馆对广州起义负有责任，南京国民政府命令关闭所有辖区内的苏联领事馆和其他机构，并将其人员驱逐出境。在汉口，武汉卫戍司令胡宗铎下令搜查苏联领事馆，也搜查其他被认为隐藏有共产党员的机构。12月16日，在法租界和其他以前的三个租界中，士兵、警察和便衣围捕了200多名被怀疑的中外人士。士兵们包围了武昌的第二中山大学及其他学校，抓走了许多学生。接着劳工领袖和学生被处决，其中有许多妇女。12月17日，两位著名的左派在日租界被捕，立即被处死。一位是李汉俊，中国共产党缔造者之一，此时已不是中共党员；一位是詹大悲，著名的反清革命者，孙逸仙的同事和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汪精卫在广州成立政府的人员，大部分也黯然离去，有的人还卷省金库之款逃走。张发奎和黄琪翔承认对广州暴动负有责任，交出了对军队的指挥权，率领其部队开到东江地区，但在那里又被陈铭枢的军队打败。李济深于12月29日率部收复广州，其本人于1月初才回城。

这样，到了1927年年底，汪精卫一派已失去了其权力的基础；在其前往法国途中，汪派的大部分重要支持者也都黯然失色。由于8个月的镇压和数次起义未遂的失败，中国共产党也受到很大的破坏，20多名最优秀的领导人和数千名党员及追随者被杀。将要花多年的殊死斗争，才能把残破的党重新建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