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史——1911年：不明确的资产阶级革命



1911年真有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吗？

首先要抛弃或多或少被广泛接受的假说，认为1911年的革命不是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在1949年胜利的前夕，中国共产党将其历史用马克思主义的词汇重新作了解释，把1911年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或多或少描写为封建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必不可缺的资产阶级阶段，把资产阶级设想成为这次革命的指导者和主要受益者。这不是事实——除非放宽资产阶级的定义，除了工商界和城市知识分子而外，也包括高级官吏、地主、军官、秘密会社首领和各种武装帮伙；而这些社会成分的特点和本性，与马克思主义关于资产阶级的界说是不相容的。这样的理解资产阶级，会把资产阶级与大体上仍然是农民和传统社会的统治阶级混为一谈。根据严格的定义，城市资产阶级只限定为和现代工商业相联系的阶级；可是，这个阶级显然在辛亥革命中只起次要的作用。武装暴动，由地方士绅领导的起义——这次最初的革命，超越了资产阶级，并脱离了资产阶级的控制。

革命成功之后，资产阶级曾企图利用形势为自己牟取好处，但只获得了一半的成功，即仅取得了对资产阶级利益的尊重；除了局部地区外，并未取得权力。

虽然不能把辛亥革命称作资产阶级革命，但这场革命对资产阶级的命运起了重要作用。这次革命是资产阶级第一次卷入于政治，正式登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有人评论中国资产阶级第一次亮相说：“当前的革命清楚指明，强大的商人阶层通过商会中介，采取行动所表现出的影响和稳定。”然而，在这个特殊的时期里，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还很脆弱，而现代经济还很不发达，并且这些现代经济还都掌握在外国人手中。资产阶级的社会界限还不明确：因其与官僚集团言归于好而增强力量，但却削弱了其独立性。既是如此，那么，资产阶级政治作用的重要性从何而来？

1912年，农商部列举了794个主要和次要的商会，计有196636个会员。由于商会会员既包括个人，也包括人数众多而由个人代表的社团、同业公会或者公司，因此加入商会的商人——作为个人或者通过其指定的代表的人数，显然比官方公布的统计数字要多得多。如果连家属也计算在内，商人阶级中最富有和最受尊重的部分，必然已超过150万人至200万人，几乎占全国总人口数的0.5％。这个百分比看起来并不大，但是与统治阶级中的其他集团相比，商人的数目与军官（1.7万）、学生（3万）、归国学生（3.5万）、官员（5万），甚至比上层士绅（20万）都多得多。商会多达794个，说明商人阶级遍布全国。由于上述的原因（发财致富的新机会，财产和人身安全的保障），大多数最有生气和最富有的商人，都聚居在大的条约口岸，尤其是在上海——这些人最直接地进人现代社会。虽然在全国人口只占少数，但商人阶级在统治集团中却是人数最多的阶级之一；和士绅阶级联合在一起，则代表了条约口岸中新的现代化中国的主要精英。

中国资产阶级在当时所扮演角色的重要性，可以看作是由意识形态起决定作用的现象。这个中国阶级的出现，正值从西方引进的民主思想和民族主义在全国传播；而在18世纪至19世纪的西方，民主思想和民族主义的形成，一般是和民族资产阶级取得政权联系在一起的。青年知识分子和新军的一些军官传播了这些思想（不是没有歪曲和遗漏），并作这个思想体系继承者。中国资产阶级力图将这种舶来的意识形态，与中国的现实状况结合起来。反清运动领袖们所宣扬的民主、宪政和民族主义，正与资产阶级的愿望相吻合，遂使这个阶级急速觉悟的过程相应加快了。

资产阶级积极支持革命派；改良派和革命派也都得益于资产阶级的援助。当一种意识形态正在摸索中形成之时，而纲领的模糊不清尚待名人来影响之际，资产阶级表现的迟疑不决，是不足为奇的。在下层资产阶级与上层资产阶级之间，在买办和民族企业家之间，并没有严格的分界线；改良派资产阶级和革命派资产阶级之间的划分，似乎也很难预测。这里也像许多其他领域一样，私人关系在起作用。因此，反对派的领袖在繁忙的旅途中与商人社团建立的联系，就显得十分重要。然而，在革命前夕，改良主义似乎赢得大陆资产阶级的赞同，而移居海外的华侨则表现得很为激进。在条约口岸的企业，总是和士绅阶级密切结成联盟；而且与这些士绅一样，具有十分实际的社会保守主义精神，对整个中国的局势无疑持更为现实的乐观看法。通过商会，商人们在立宪运动中发挥了积极作用；1909年，其中很多人被选入省1议局议员，1910年，又参与速开国会的斗争。

海外华侨渴望的，是建立现代化的政治经济组织形式，来恢复祖国在国际上的威望。香港、横滨和新加坡的华侨，首先从经济上资助孙逸仙的政治活动。1905年以后，孙逸仙的思想传播到知识分子和新军之中，并为其所接受；孙氏与华侨商人的联系仍如以往一样牢固。当然，海外华侨加入激进的反抗运动，也不可强调的太过分。改良派领袖康有为和梁启超，也能赢得海外同胞的理解，并从中得到很多经济援助。此外，在清政府最后几年中，有志改良的大臣们也在海外找到可贵的合作者。如富商张弼士从新加坡回国，帮助盛宣怀发展国家的铁路系统和建立商部。在中国境内，条约口岸的商人虽然参加了宪政运动，并支持改良主义政策，却在时机到来时，转而投身于革命阵营，支持起义，并负责管理地方事务，以待新政权的建立。

商人与革命起义

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是由军人发动的。商人们虽然促成了导致革命爆发的局势，但并没有直接参加起义。1911年的春夏之交，震动四川全省的反对铁路国有化风潮，得到重庆和成都的商会和各同业公会的积极支持。当年10月，武昌商人迅速起来支持军事起义者。10月12日，起义者对商人作出保证，宣布：

虐待商人者，斩；妨碍商务者，斩；企图关闭商店者，斩；促进贸易者，赏。

作为对保证的交换条件，商人须参加维持秩序，并组织商团搜捕抢劫者和纵火犯；商会会长甚至被任命为维持治安的负责人。商会立即向起义者提供20万两白银的贷款。

在上海，资产阶级与革命者的合作不是在起义发生之后，而是在其以前，已为起义铺平了道路。

1911年4月，商人们与同盟会领袖陈其美、朱少屏与银行家沈缦云建立了联系。沈缦云在新成立的爱国组织中国国民总会任会长，并曾任上海商务总会议董、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议事会议董，即上海华界自治公所。同时，1906年建立的商团也进行了改组，由革命党与商会统一领导。这支当时估计有350人至700人的武装力量，到1911年11月初，扩展至2000人左右。这支队伍由上海的志愿者所组成，与公共租界的义勇队“中国连”至少有政治上的联系。这支中国义勇队由华界自治公所总董李钟珏（平书）指挥。李氏是属于绅商中的官僚派，但是在上海，绅商们已形成统一战线。不论其出身是商人还是文人，也不论其居住在租界或华界，似乎都同样的同情革命。只是对清政府的不满和受爱国心的驱使，是难以解释这种一致的。应该承认，是不是为数不多起带头作用的领导人组成绅商组织起的作用呢？这些领导人顶多只有数十人，却领导着商会、商团和华界自治公所。武昌起义后，在沈缦云资助的革命报纸《民立报》报馆中举行每日例会上，陈其美和李钟珏两人之间建立起密切的合作。商团控制了上海城市，华界自治公所使当地警察保持中立，商会答应给革命者以经济补助。当陈其美在11月3日打败了清军，并占领了江南制造总局以后，上海即实现了共和。

中国人团结一致的精神，作为辛亥革命的特征大大爆发了出来，但各省的城市情况也不完全相同。上海资产阶级所公认的特殊经历，不能被用来评价整个资产阶级的作用。在广州，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消息，只不过促使两广总督张鸣岐为保住自己的权力，宣布在内战中保持中立，并加强地方自治。张鸣岐的计划得到绅士阶层的支持，但却遭到商人的反对。士绅们于10月29日在爱育善堂集会，拥护共和，宣布广东独立；但商人们却对其决议不予实施。直到11月9日，张鸣岐迫于革命的压力，只得从广州一走了之，将权力留给同盟会的代表胡汉民。因此，尽管广州在商业上占有重要地位，但广州的商人在辛亥革命中只起有限的作用；商人的分裂，为其软弱无力的主要原因。商会不能支配其下属的72个行会和9个善堂，不能成为整个商人阶级的代言人；再者，经济近代化的缓慢，也妨碍了城市绅商的团结。面对坚持其特权和享有传统利益的士绅阶级，广州的商人仅组成了一个没有多大作用的孤立团体。

因此，在不同的城市，资产阶级的作用也各不相同。在新近才移民垦殖的东北地区，资产阶级根本不为人所注意，只满足于保持秩序和采取“等着瞧”的态度。而在内地各省，例如湖南，军队、士绅和秘密会社之间，正在进行互相角逐。在沿海地区，如山东、浙江、江苏，或长江中游大口岸的汉口，资产阶级则比较活跃。

一般说，资产阶级在辛亥革命的各地起义中，没有起到领导作用，只满足于根据自己的实力，对其他社会集团造成的地方政治形势，作出自己的反应。即使是在上海，资产阶级也只是扮演赞助革命的角色。不过无论如何，资产阶级毕竟持同情的态度，满怀自信的欢迎革命。革命并没有带来任何严重的经济危机。交通受阻和流动资金缺乏，曾引起商业和工业活动的暂时下降，但没有发生恐慌。到12月中旬，上海便很快恢复正常。

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些历史学者，强调资产阶级自身固有的内在矛盾，资产阶级站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军官一边投身革命，然后——为剧烈的革命激变吓倒，又急剧后退，为保障其阶级利益，又站到士绅们一边去了。1911年12月在广州的商人中和1912年初在成都的商人出现的情绪逆转，使上述说法显得有些道理。一般的说，中国商人似乎与其同时代的中国人一样，并没能看出起义的保守性，也没有意识到这种保守性以革命的名义表现出来。在这里，是不是可以说，这是“意识形态的混乱”和“政治上的不成熟”呢？如果我们同意周锡瑞的看法，承认在中国政治传统中，自由主义不应从个人的意义上说明，而是对中央政府极权主义的反抗。那么，地方的士绅们看到其权力已经建立起来，认为自由与民主已经获得胜利，就没有什么不妥之处了。

商人与名流的联合阵线

在革命的前夜，中央政权的衰落与政府当局的腐败，致使城市绅商承担起管理所在城市的责任。“清朝被推翻以后，在长达数月之久的时间里，中国大多数城市实际是由商会和同业公会联合管理。”

商界介入到地方政治与行政事务，反映了自19世纪以来城市绅商在全国各地（包括内地）已获得重要地位。但这并不是新的政治现象，只不过是延续——并且扩大了行业联盟的传统，其作用在太平天国起义的危机时期已经奠定了。当时这些行业联盟已超出社团范围，致力于城市公益事业，在儒家公德责任心的驱动下，尽力补救当局的无能，并保护其在城市的切身利益。

1912年，商会在大小城镇已树立了自己的权威，其目的都是维护社会秩序，与强盗、土匪、散兵游勇以及秘密会社进行斗争。商人和士绅阶级从事的事业是共同的。在这由一位名流组成的联合阵线中，虽没有必要把商人特别突现出来，但其在行动中的活力的确是出色的。商会和行业公会承担军饷，贿赂土匪使其离境，遣散军队，并在互争雄长的将领之间进行斡旋和调解。一位时人评论说，“在中国社会的各个组成部分中，商界是最团结，也是最保守的”。

不论商界的介入有多么广泛，但其在政治上却只获得了有限的作用。实际上，商人只是要打进早已建立的体制框架里去，力图纠正其在运转中的缺点而已。商人们并没有为自己谋求权力，而只满足于能同现当权者参与协商。真正的当权者仍是在位的官僚、将领，或者是骤登大位的革命军人。这种间接控制的方法包含着不少风险。地方掌权者经常背叛商人，科以苛捐杂税，甚至会遭到威胁和绑架。尽管商人掌握着施加财政压力的手段（因为商人提供资金，或者为发行纸币作担保），商人虽为当权者建立政权出了不少力，可是还是成了这个权力的第一个牺牲品。在大多数情况下，商人并没有准备直接掌权。因为传统上商人是被排斥政权之外的，对革命的介入，也只是暂时的。

在这场波及整个政治制度的总危机中，这种权宜之计显然是无效的。不安全感继续存在，而且日甚一日。广东省完全变成了“海盗共和国”。商人们曾经要求废除的厘金制度，又在以商捐或统捐的新名目下出现了。政府缺少正常的国库收入，商人们也无力独自长期承担公共行政费用。由于地方政权之间缺乏协作，以及对农村的漠然视之，商人们要求安定和统一市场计划的努力，最终都归于失败。在中国的各个省份里，商人的力量不足以取代中央和地方官僚的权力，其所能做到的，只是尽量限制无政府状态所造成的破坏。和过去一样，一旦帝制的王朝崩溃了，取而代之的，仍然是一场无政府状态的混乱。

上海的资产阶级和南京临时政府

在上海，一个强有力而组织严密的商人集团，正从过去的压抑中摆脱出来，继续受到租界内相对安全和稳定的秩序保护；并抓住辛亥革命所提供的机会，力求实现其在本地和全国范围内施展其政治抱负。

1911年，驻守上海的清军被击溃后，公共租界和华界的主要商人，毫不迟疑地参加陈其美都督建立的军政府。陈都督聘请总商会的董事们担任其顾问（虞洽卿和周舜卿），将财政事务托付给银行家朱葆三和沈缦云等人主管，并由一位买办郁屏翰办理；商业管理交给船商和实业家王一亭，市政管理交给公共工程承包商李平书和粮商顾馨一；李、顾二人遂成了陈其美的助手。

在最适合的环境里——即在中国沿海的世界性现代化，资产阶级表明自己要成为主导的政治力量。如果条约口岸真像有的著作指出的那样，成了国际飞地，缺少与内地的联系，上海商人也许不会梦想将自己的活动推行到全国。然而，沿海地带的经济发展，既朝向海外，也朝向内地；其繁荣同样既依赖于各省，又依赖于同国外的联系。这种经济上的一致性，加强了民族统一的需要和愿望。上海的资产阶级接受了孙逸仙的共和政治纲领，并在实现现代化的努力中与其合作。也像孙逸仙一样，上海资产阶级一道为了塑造一个新中国，并为此目的而向海外华侨呼吁给予援助；更想控制广袤的内地，将其按沿海形象予以改造，以便资本主义和民主的萌芽，也能在那些地方开花结实。

据估计，上海商人资助了700万两白银，帮助孙逸仙于1912年1月1日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由各省代表投票使之合法化。新政府宣布其为全国性政府，颁布了重复同盟会纲领的内容。孙逸仙在1912年1月5日发表的宣言中，谴责愚昧的清朝，“贼害吾民，以图自利。宗支近系，时拥特权，多数平民，听其支配……又复征苛细不法之赋税，任意取求，迹近掳劫。商埠而外，不许邻国之通商；常税不足，更敛厘金以取益，阻国内商务之发展……妨殖产业工之繁兴”。孙逸仙保证，“吾人当更张法律，改订民、刑、商法及采矿规则；改良财政，蠲除工商各业种种之限制……”

在新任的实业总长张謇的倡议下，设立了工政司，将中央政府的指示贯彻到各省，并协调其工作。银行家沈缦云自海外华侨中募得500万美元，在孙逸仙和上海总商会会长周金箴的共同支持下，创办了中华实业银行；可是南京临时政府只存在三个月，当然不可能有多大成就。然而，该银行能不能有更大的成就呢？在孙逸仙就任大总统的数周内，“银行家、富有的商人和买办……开始感到这个政权的统治不堪忍受”。商界和陈其美之间的关系恶化，这位沪军都督有时为了得到需要的款项，竟采取严厉手段。2月初，临时政府决定以轮船招商局抵押向外国借款，遭到包括周金箴在内的股东们的强烈抗议。

1912年在上海发生的冲突，与20年代坚持特殊论的广东资产阶级对国民政府的抵抗，看起来并不相同。当时的国民政府急于在统一国家的基础上扩展其活动，甚至不惜以发动艰难的北伐为代价。上海的资产阶级支持孙逸仙要求统一中国的主张；无疑也希望在其资助下建立的南京政府，能迅速扩大基础，并获得国内其他方面的支持。但资产阶级的幻想很快就破灭了。由于缺乏足够的社会基础，南京政府很难得到高效率政党的支持。同盟会本来就是个松散的组织，早在1912年初就遭到一些新政党的竞争，没过多久，就只剩下孙逸仙及其少数追随者了。在拥有强大正规军，并得到官僚和旧式士绅支持的北京一武昌联盟压力下，孙逸仙被迫妥协，于1912年2月将民国总统拱手让给了袁世凯。

于是，中国资产阶级的第一次政治实验，于1912年春以双重的失败而告终。的确，在这段时间里，人们感到了资产阶级的分量。在各省，资产阶级曾协同保证商业照常营业，并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社会秩序；其对南京临时政府的支持，阻止了不得人心的清朝复辟，并为共和政体的建立作出了贡献。但是，资产阶级没能建立起对自身发展不可缺少的政治结构；在各省，其社会基础的界限也定得含糊不清，所采取的行动，也很难与士绅们的行动真正区别开来。连上海的企业家也无力将全国性政权单独掌握在自己手中，更无力将新秩序移植到中国内地的农村和官僚社会；这些新秩序是建立在贸易和技术、自由竞争和相对和谐的民主态度之上的。这些新秩序由于外国的参与，在条约口岸有可能建立。

尽管沿海地区已经有了资产阶级，但整个国家的命运仍决定在内陆的军事和官僚政治机构——只有这个机构才能控制整个国家。

倒退

袁世凯之就任中华民国总统，开始了中国资产阶级的倒退时期。经过了数月的混乱之后，商业界急于要恢复稳定和安全；在稍作犹豫之后，就表示对袁世凯的拥护。这标志着政治转向的开始。商界与革命的共和派联系就更为松弛了。1912年4月，上海“敢死队”总指挥刘福标在公共租界被捕时，就谴责上海总商会的背叛。资产阶级的依附者都被吸引到新的温和的政党里，这些党派在1912年5月改组为共和党。在1912年12月至1913年1月的全国选举中，上海的温和派支持共和党。此外，袁世凯尽量向商人们提供补偿和保证，承担南京临时政府与上海商界签订合同的义务，并答应赔偿汉口商人在1911年10月商店被捣毁所蒙受的损失。袁世凯长时间出席1912年4月29日在北京召开的临时参议院会议，为了争取资产阶级的支持，宣布了一系列的改革，取消厘金，减低出口税，统一币制和一项关于发展实业的方案。

度过了1912年初的数月不景气之后，商业的恢复把资产阶级从政治活动中吸引开去。由于农业的丰收和国际市场的白银价格上涨，与1911年相比，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下降甚微。1912年是8.43亿海关两，1911年为8.48亿海关两。这种繁荣也扩大到实业部门。1912年，电力的供应必须增加4倍，才能满足新工厂——特别是沿苏州河两岸正在兴建的碾米厂和正在扩充生产能力的纺织厂的需要。同一时期，面粉业经历了一次迅速发展（在上海、满洲和长江沿岸城市，1913年登记的53家企业中，有14家是在1911年以后成立的）。机械工厂的数目也有大幅度增加，1912—1913年间，新建厂5家，大多都在上海。汉阳钢铁厂的高炉，在1911年10月起义时即被闲置不用，这时又恢复开工。此后的操作人员全部都是中国人。在采矿业方面，勘探和开采都有所发展，有时也得到外国资本的援助。上海华界电车路系统（南道）的建设，从计划到完工只用了几个月时间，完全没有依靠外国的帮助。这些业绩得到十几个省区或全国性社团的支持与协作；这些团体都是为振兴实业而于1912年组建成功的。

在这种情况下，工商界最担心的政治与军事上的混乱重演。1913年3月22日，袁世凯唆使人暗杀了宋教仁，在上海的巨商中引起了深深的不安。然而，比起袁世凯的背叛来，更使巨商们忧虑的是孙逸仙作出敌对反应。在新的共和国体制和自由处于危急存亡的当头，资产阶级所担心的，新的危机将会给其带来直接的麻烦。对革命实验的失望，有秩序政权的吸引力，经济发展激起的希望，三者结合在一起，推动资产阶级趋向保持中立。1913年夏季的危机，将迫使其作出抉择。

1913年7月，袁世凯与孙逸仙的冲突爆发以后，南方各省都督宣布独立。上海也卷入了这次运动，陈其美担任了讨袁军总司令。是公开反对讨袁运动，还是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采取机会主义态度？商人们对此犹豫不决。总商会拒不批准独立宣言，又不向陈其美提供其所需之资金。商人们最大的希望，是避免讨袁军与重新占据江南制造总局的袁军之间的战斗。“鉴于上海是商埠而非战场……任何一方挑起战端，均将被视为人民之公敌。”商人们一个集团的私利，就如此简单地等同于全体人民的利益了。

在广州，广东都督陈炯明于6月21日宣布独立，但却遭到商人们的敌视和冷遇。国民党为数不多支持陈炯明的人，都来自海外华侨或港澳。可是没过多久，其中最活跃的郑席儒就被港英当局取消其居住权。在长江流域的主要港口，如重庆、长沙、芜湖、南京，商人们也表现得小心翼翼，对讨袁军抱着不公开的敌视态度。当地的商会致力于保全其城市，贿赂讨袁军士兵，促其速即撤离，并为袁军的和平返回做好准备。商人们在这些方面也都获得了一些成就。可是商人们在南京的这些做法却未能奏效，首先被迫交给讨袁军大量的金钱；而袁军入城以后，又遭到大肆抢劫而倾家荡产（1913年9月1日至3日）。

资产阶级对“二次革命”的敌视，只是很小心地表现出来，在那些宣布独立的省份尤其如此。各地商人不曾表示公开反对，而只是拒不给予财政上的合作——只要压力不是太大。无论如何，斗争的结局，主要取决于各省都督及其统率军队的人数与质量。袁世凯在这方面占有压倒优势。资产阶级对二次革命的反对，毋宁说是袖手旁观，并没有起决定的作用。正如在辛亥革命时期一样，资产阶级的支持革命，对事态的发展并没有多少真正的影响。不管是支持还是反对，资产阶级对革命都是次要的力量。

1913年二次革命的失败，带来了沉重的苛捐杂税和商店的横遭抢劫，迫使资产阶级去保护自己眼前的短期利益。袁世凯鼓励商人回到其在传统社会的孤立中去，远离政治。在挫败了二次革命之后，袁世凯不再满足于迫使革命领导人流亡海外，而是首先解散国民党（1913年11月），然后又解散国会（1913年12月），企图以此来消灭革命。袁世凯进而又把目标指向革命以后地方士绅建立起来的代议机构，于1914年2月4日下令解散省议会和地方议会；1912—1913年冬季，这些议会是在扩大选民范围基础上（占成年男性人口的25％）恢复的。自革命以后，这些地方议会接管了许多原本属政府官僚机构的行政、财政和军政事务。此外，议会还成为当时人数逐渐增多的新工业家、教育工作者、手工业者和妇女组织的论坛和活动舞台。正是这些社会组织，整个社会各阶层——士绅，包括文人学士和小商人都纳入国家政治生活之中。这些地方议会在中国传统之内，其代表性很似自由主义的内容，起着保护地方利益，也捍卫了被官僚机构拒绝或忽视的社会集团的作用。在袁世凯心目中，议会对其个人权力和国家的统一构成了威胁，因为此人把国家的统一，看成仅仅就是严厉的中央集权。

对于上海的商人来说，二次革命是异乎寻常经历的结束。在革命以后，华界的市政当局重新命名为市政厅。被称为绅商的上海士绅，曾有机会证明其管理能力和现代化才干，对民主程序的理解及其对重大问题的兴趣。现在，上海商界将永远不能恢复其地方行政和政治自治权。袁世凯用来代替原来市政厅的“工巡局”（负责管理公共工程、巡警、捐税），被置于地方官的严格管辖之下。1914年制定的法律，加强了对商会的控制，剥夺了商人表达政治意见的发言权。

商人们就这样被剥夺了主动权，失去了过去十余年中曾鼓舞起对伟大理想的兴趣。由于不能使全国都接受商人在中国所开创的现代化，于是就转而全神贯注于自身的短期利益。面对一个虽不曾向往，但也并不难于接受的军事官僚政权，商人们只得在外国势力的庇护下，努力去加强自己地理和社会基础的自治；因此，要求南京的英国领事将租界扩展到下关码头和商业区，以便得到更好的保护。在上海，华界闸北居住的一些社会名流，则请求公共租界的巡捕进行保护，用一位外国侨民具有讽刺意味的话说，寻求“我们自治暴政的保护”。

不过袁世凯接掌权力，并不是简单旧政权的复辟。袁世凯在担任总统期内，表现新的进一步发展经济的决心，完成了商业立法，稳定了财政与货币制度，鼓励私人企业。1913年10月至1915年12月，农商总长张謇促使关于商业企业和公司注册，关于开设公司的法令获得通过；建立培植棉花和甘蔗的示范站，并计划统一全国的度量衡标准。1914年2月，在梁士诒的策划下，作为统一货币的第一步，铸造了袁世凯头像的银元。

袁世凯的这种鼓励商业的意愿，与其拒绝给予资产阶级最微小的权利，恰形成奇特的对比。袁世凯本人在清末就是传统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现在，此人又回到现代官僚主义传统的老路。作为一个独裁者，袁世凯的权力支柱是军队和官僚集团，没有必要去讨好商人。因此，如果把袁世凯的经济政策看成是对资产阶级的支持，那就完全错了。同时，把袁世凯统治时期各大商埠的繁荣，归因于袁世凯的这一政策，也是错误的。把中国资产阶级推向其黄金时代的动力，乃是来自他处，即来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国际局势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