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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史——中国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1917—1923年

历史大观园 近代岁月 2020-07-15 10:40:24 0


尽管资产阶级只是有限度地参加辛亥革命,对社会的动乱采取保守反应,但这并不足以否定资产阶级革命的概念。于此,还需要进一步研究辛亥革命所产生的影响。虽然引进资产阶级革命的概念,对弄清1911—1913年所发生的事件也许意义不大,但是对中国较长时期社会经济分析是有用的。这样,过渡演变的概念(从“封建主义生产方式”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过渡演变和从官僚主义社会到阶级社会的过渡演变),就应当代替革命突变的概念。这种变化产生于漫长的历史过程。在中国,这一过程始于16世纪至18世纪,中国传统经济中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正如已经指出的,这一演变在19世纪变得十分明显;在辛亥革命之后,继续成为20世纪经济现代化和社会变革的一部分。因此,把资产阶级兴起的发展过程,简单归结为一个革命事件,是不可能的。

但是,在10年至15年的时间内,辛亥革命是否加速了中国工业化的进程,是否改变了中国社会内部的力量对比,是否促进了一个真正的资产阶级兴起呢?一些研究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学者,在提到革命正是为了释放“野蛮的资本主义制度”的能量时,总是强调这一进程发展得十分缓慢。在中国,情形恰截然与之相反。革命后10年到20年代初,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就开足了马力,出现了新一代从事工业生产和采用工资雇佣制的企业家。但是,这一都市经济和社会的巨大进步,更多地来自第一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经济奇迹,而很少受惠于被军阀所长期占有的革命成果。在半殖民地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逻辑,必然是受外部国际关系的演变所制约。

战时与战后的繁荣,1914—1923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把19世纪被不平等条约所剥夺的一部分市场,又归还给了中国;交战国双方全力以赴贯注于战争,无暇顾及于中国。欧洲的衰落,正有利于中国恢复民族工业的发展,也助长了日本和美国势力的扩张——这就为中国带来新的障碍,并为未来的冲突播下了种子。

同时,战争使世界对于食品和原料的需求(有色金属、植物油)。作为原料的主要产地,中国正适应这一需要的供应。再者,西方列强不断在银本位的中国和印度增加白银的采购量,自1913年墨西哥关闭诸银矿以来,刺激了国际银价持续进一步升值。这样,中国的货币单位“两”变得坚挺,数年之内,在西方市场上的购买力提高了三倍。可是,虽然中国外债的负担因此减轻了,但进口,特别是工业设备的进口却并没有受益。因为战争虽为中国经济提供了发展的机遇,但对此机遇的掌握和利用,却受到中国“不发达”经济框架的限制,而且中国经济的基础,是深为各种障碍所困扰的半殖民地制度,作这些障碍则来自波及全球的战争。

由于交战国征用商船,商业性海运吨位的减少,结果是运费的上升,阻碍了国际贸易的进行。实行外汇管制,1917年英、法两国实施的丝绸和茶叶的禁运,使中国传统的出口商品失去了市场。欧洲列强优先发展军火工业,使对中国的设备供应受到不利影响。正当外国竞争减少,刺激中国民族工业增长时,但中国工业发展所需要的机器变得十分困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中国的工业发展水平,尚不能使其从外国势力的撤退中获得充分的利益。战争引起的困难,只是无利可图,而不是直接的损失。对于中国经济中的现代部门,战争的年代是一个繁荣时期;但是直到和平恢复以后,中国民族工商业的“黄金时代”方才到来。

迟至1919年,中国的现代经济部门,才开始获得世界大战和重新恢复和平所提供的利益;对原料的需求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战争的需要被建设的需要所代替。1919年的上海出口值,较之前一年提高了30%。在出口的增长中,尤为突出的是银价的上涨,以及随之而来的“白银”汇率的升高;欧洲买主的迫切需求,使之其不惜高价购买。由于海运能力的增加和战时工业又恢复到战前状态,中国的实业家能够重新转向西方市场,去购买所需要的原料。其购买纺织设备所花费的白银,从1918年的180万两增加到1919年390万两。由于各种条件异乎寻常的配合,以前由外国进口货所开拓的国内市场,中国企业能够从所需求中受益;并从外国竞争的减弱,及购自欧美市场的设备和有利的汇率中受益。

在经过1917年以前缓慢发展时期之后,对外贸易总值从1918年的10.4亿两,增至1923年的16.7亿两;出口量和品种两方面都有进展。进口增长并不迅速,但结构有了很大的改变,消费品,特别棉纺织品(中国的纺织工业正发展)的进口下降;生产资料的进口则上升了。1920年,这类生产资料的进口,占中国进口货物总值的28.5%。进口与出口货物的不等量增长,促使贸易恢复了平衡。1919年的贸易逆差不超过1600万两。中国对外贸易的结构仍属于“不发达”经济的类型,但这种贸易已经不再是依赖型的经济了,大致相当于现代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一阶段。

由于受到国内外市场需求的刺激,生产增加了。传统经济部门和现代经济部门的相互配合,以满足各种需求。迄于1919年,远洋运输力的不足和设备的缺乏,妨碍了现代工业的增长,但对于传统的手工业部门却没有多少影响。在1915—1916年期间,华北和华中各省织布机的数量都在增加,生产是面向国内市场。城市的作坊有所发展;以大都市为中心,商业资本遍及附近的乡村。纺织、成衣、针织、玻璃、火柴、榨油等产品取得新的进展,并不只限于原有生产方法的复苏。相反,手工业此时采用改进了的技术,取用工业的原材料(棉纱、化工产品)。手工业活动表现适应趋势的能动性。这种适应趋势,正是手工业向近代工业过渡很好的例子。因此,H.H.福克斯所说的“工业进步只限于最主要的口岸”,虽然这个说法为同时代的人所普遍首肯,但我们未敢苟同。

沿海城市现代企业的增长,只是企业更加普遍发展的一个方面,无疑这是最显著的一个方面。从1912年至1920年,中国现代工业的增长率达到13.8%(这样迅速的增长,只是在1953年至1957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才再度遇到)。在中国现代工业增长中,首屈一指的是棉纺织业。全国的纱锭数从1919年的658748锭,升至1922年的1506634锭,其中有63%属于中国工厂主。1928年登记的120家纱厂中,有47家是在1920年至1922年间建立的。自1917年至1922年,共开办了26家面粉厂,还购进了一些原来外商的榨油厂,证明了食品工业的增长。烟草和卷烟工业也有相当发展。但是这个黄金时代的狂热,却很少影响到重工业领域。南方各省有色金属(特别是锑和锡)采炼的短暂繁荣,完全是国际投机引起的,也随其活动的结束而消失。现代的煤矿和铁矿,仍然有75%至100%归外国资本所控制。机械制造业的进步最惹人注意。上海及其附近一带地方,是这一发展的主要受益者;这种发展也波及了天津、广州和武汉,但受其影响的程度较小。

在整个繁荣时期,贸易和工业的增长都得到信贷发达的支持,并受到物价和利润上涨的刺激。外国银行的衰落,妨碍了对外贸易业务,却没有影响到国内市场,因为国内市场的资金一直掌握在中国人手中。相反,国内金融市场为民族工业提供了大量资金,例如社会显要和买办的大量资金,过去出于安全和对利润的考虑,一直是投资于外国企业,现在却转向民族工商业了。中国的新式银行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兴起的,仅在1918年和1919年两年,就创办了96家,其中大多数都与政府当局保持有密切联系。官方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数十家省银行,都属于此类。另外,还有许多“政治”银行,其创办人都来自政界或与政府高级官员有密切关系。所有这些银行的活动,都只限于经营国家的资金和信贷。另有十多家新式银行,大部分设在上海,纯粹是商业经营;可是当其参与民族工商业金融活动时,却始终受到市场古老结构的阻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中国没有证券和商品交易所。设在上海公共租界的股票交易所,经营的只是外国股票交易。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创办和成功,促使许多人群效仿。到1921年末,上海共有交易所140家,大多数只经营自己的股票;数月之后,发生了“信交风潮”的股票交易倒闭风,才将这股雨后春笋般的交易所创建浪潮刹住。

为了向企业提供资金,新式银行也不得不像旧式钱庄一样经营直接信贷。但新式银行要求顾客以财产抵押或货物抵押作担保,而钱庄却按向来的惯例,在私人关系的基础上“靠信任”提供贷款,这样就使银行处于不利地位。因此,尽管新式银行规模可观,但其兴起基本是投机性的,真正的商业银行还是“钱庄”。1920年,上海有71家钱庄;而1913年还只有31家。1920年,钱庄所控制的资本为770万元,是世界大战前的5倍。

由于缺乏证券交易市场和国家贴现制度,上海金融市场各银行间互相贷款的利率(银拆),可以作为经济发展的晴雨表。1919年的每月利率平均为0.06(每千两每日利率一分),1922年升至0.17。虽然可以将银价的升值解释为纯财政原因(外国银行将黄金运回本国的储备中心,世界市场对黄金的投机抢购),但是毫无疑问,经济发展的需要也起了作用。例如,在各大城市的金融市场上,销售特别指定输出的农产品,就要筹措越来越多的资金。

根据不同种类的调查和用各种方法推论出的物价指数,不可能加以精确的分析。但是物价指数的确表明,在第一次大战期间,批发价格上涨了20%至40%。和同时期西方国家相比,这并不算大。因为和工业品价格猛涨相反,农产品价格是稳定的。在传统的农业经济中,除了供出口的产品外,农产品价格之稳定,较多原因表明年景好,而不表明市场疲软——也就是表明农业社会的相对稳定。农产品价格的稳定和工业品价格的上涨,这是繁荣时期的互相补充现象。

在这一繁荣期中,最大的受益者是工商界。从1914年至1919年,纺纱厂每支纱的利润增加了70%。而钱庄的利润增加了74%。一些重要公司的利润增加了20倍,有的甚至50倍,红利达到30%—40%,有时甚至90%。因为企业家们并不与其雇员分享收益,这样高利润的意义就更为重大。实际上技工和壮工的工资,在广州只上升了6.9%,在上海上升了10%—20%。

正是在这物质繁荣的基础上,都市社会在沿海大城里,越来越受西方影响发展了。

都市社会的兴起和资产阶级的转变

随着经济繁荣而来的是加速的都市化。城市人口的年增长率,大大超过了人口的总增长率。这个现象在上海特别明显,华界人口在10年之中增长3倍(参看表38);其他条约口岸,如天津、青岛也吸引了许多新来者。

表38 战争年代中国部分城市人口增加统计

民国史——中国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1917—1923年

内地城市也经历了迅速发展,但不那么明显。在山东省的济南,1914年至1919年的年增长率为3%,而全省人口的增长率只有1%。

城市的迅速发展,既不是因为内地发生了饥荒,也不是由于社会动荡的特别恶化,而实质上是反映了新的发展中心对农业社会的吸引。贫苦农民,农村中的闲杂无业者,都到城市的作坊或新建的工厂中找工作,或者到码头上当搬运工,当苦力,或拉洋车。许多农村的士绅,也搬到省城或本地区的城镇去居住,一部分人是想在地方政府或各种自治团体中谋个职位,部分人是为了子女能有受到新式教育的机会——这是都市居民的特权。

都市范围的向外扩大,郊外也被纳入于建设范围;而古老城墙和牌楼式的城门,给由郊区进入市中心造成很大困难。但在许多城市里——例如长沙、梧州和广州的城墙被拆除以修建新区。虽然新的建筑大多是住宅,商业建筑却最宏伟。汉口的新世界商场大楼,足可以与1919年上海开张的先施公司和永安公司的百货大楼相媲美。在广州,大新商场的9家商店,自1918年起即雄踞珠江岸上。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在1915年批准41项建筑工程(西式建筑),1920年批准109项。包括中式建筑、作坊、仓库以及其他各种建筑,工部局在这段时期内批准的建筑工程费用,从500万两上升至1100万两。

在这些迅速发展的城市里,人口从未停止增长。各个社会集团变得更加复杂,阶级分化也更加明显,出现了工业无产阶级,从城市士绅中诞生了现代知识阶层和现代资产阶级。这一社会演变引起了外国历史学家的注意,开始注意到这些新的精英是如何对西方经验作出的反应;同时也引起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注意,将此种现象从其所处的基本的传统中孤立出来,以便更好证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实际上这些演变是很有限的:不但从整个中国社会的观点来看是这样,即使从城市方面来看,甚至在已经现代化的沿海地区,相对来说,看来也是如此。在辛亥革命前夜,被周锡瑞称之为“城市改良派精英”的一群名流,和法国历史上被称之为旧制度的资产阶级的一些人物十分相似。不先研究这些人的固执和演变,就不可能了解新企业家所起的作用(稍大于新型知识分子们所起的作用)。

虽然这些名流所从事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活动,与农村士绅们所从事的很不相同,但其对地产的兴趣和与政府的密切关系,仍然和旧制度的结构保持着联系;辛亥革命普遍使其地位更加重要,其领袖人物总是站在最前列。例如张謇(1853—1926年),是清朝的状元,袁世凯政府的实业总长;在其故乡南通办的大生纱厂,在1914年至1921年间,纱锭增加了一倍。再以虞洽卿(1868—1945年)为例,曾任上海总商会和宁波同业公会的董事,在大战时期投资200万两办轮船公司——三北(1917年)、宁绍(1917年)、鸿安(1918年)。还有朱葆三(1847—1926年),在1919年72岁时仍在上海任总商会会长。第一次世界大战也巩固了荣氏兄弟——荣宗敬(1873—1938年)和荣德生(1875—1952年)的财产。荣氏兄弟二人出身无锡商人兼小官吏家庭,1901年创办茂新面粉厂,1913年又创办福新面粉厂。在1914年至1920年期间,这两家公司共开创8家新厂,其中有些厂资金达150万两。荣氏兄弟更将其企业活动伸展到纺织业,创办了申新纱厂。这些企业先驱者在经营上的成功,都得力于其个人的优秀品质,在条约口岸通过与外国人的接触,获得了经营企业的一些不完全的起码知识,进而了解到掌握现代技术和管理方法的重要性。

但大多数的城市精英,主要是以其政治倾向和社会影响著称,而不是由其对现代企业的参与。辛亥革命后,代表地方利益创立的省议会、商会、教育会和农会等新的权力网络,取代了官僚政治机构;但这与袁世凯中央集权化的企图相冲突,在地方上又与互相争雄的野心军阀相矛盾。但是城市精英的权力毕竟还是增长了,虽然这些城市精英未能成功地为当地保住1912年至1914年间争得的行政权力(尤其是税收权),但其对官僚机构的影响,还是比革命以前大多了。揆其原因,无疑是因为这官僚大多是来自当地;出身本乡本土官僚的比例,在革命初期曾经很高(1912年的浙江都督府,每7名高级官员中,就有5人是浙江人),后来有所降低(1920年,浙江每8名高级官员中,有4人是浙江人)。但是“回避法”并没恢复;清代规定,禁止从本地学者中选任地方官。城市精英或者地方代表机构直接表达意见,或者间接向地方官施加压力,以保障其利益不受政府干涉,也不受外国人侵犯,并防止群众的各种无理要求。

就是这样,“旧制度的资产阶级”作为稳定力量,在中国社会出现了。浙江省的一个地区首府,1925年控制地方政府的人物中,有40%早在辛亥革命时就很活跃了。不过在这个人群中,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力量对比正在发生变化,有功名的文人学士(进士、举人、贡生)的作用已经减弱。1918年至1921年间,在浙江省议会中,这些有功名的人数不超过6%,而在革命前夕却占46%。死亡为其人数减少的原因之一;而另一原因,为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使其人数得不到补充。原来历来由其所掌握的慈善团体的账房和管事的职位,遂逐渐为政府当局和卫生与公共工程的专门人才所取代。例如在济南,情况就是如此,1917年,广仁善局就为政府的善局所代替。

这种情况的发展,加深了城市绅商和一直占支配地位的社会名流之间的裂痕;同时,也扩大了城乡之间的鸿沟,迫使农村为城市的各种事业提供资金。以济南为例,维持一支负责卫生、公共交通、法律与秩序以及消防的警察力量所需费用,其来自全省收入的款数,与来自都市税收的数额,恰好是相等的。

此后,都市的名流,从商人、地主和新式学校的毕业生中补充力量。这样,绅商的界限就不很清楚了;在省议会中会凝为一体,并在省议会中占大多数——1921年至1926年间的浙江占88%。这些新的知名人士,继续维护已重新组合的地主利益,现在更竭力保证商人的利益。商人们常在省议会中居支配地位,商会会长兼任地方城市议会议长的情况并不少见。有时城市商会会长竟完全取代城市议会的位置,例如1922年的浙江绍兴就是如此。20年代商会的数目激增,浙江省的嘉兴县原来只批准设立两个商会,但到1924年,却已经有了13个。商会在地方各种代表机构中,逐渐占据了首要地位。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都市上流社会中出现了一个人数不多的社会集团,献身于振兴实业,自由企业经营和合理化经济思想。这是一个真正现代化的资产阶级。由于受经济奇迹的影响,在由西方支配的半殖民地环境中,这种转变的发生是很自然的。现代的资产阶级新一代企业家们曾经在外国留学,对当时世界的现实情况有较多的了解,并且比较少受旧传统的束缚。其中最著名的无疑是穆湘玥(穆藕初,1876—1942年),出生于上海,为棉花商之子,学习英语,并于1900年通过考试进入海关工作。穆氏因1905年积极参加抵制美货运动,而被迫辞职,遂于33岁时赴美接受技术教育,先后在伊利诺斯大学学习农艺学,然后又转入得克萨斯农业机械学院学习纺织工程。在1914年回国以后,穆湘玥努力改进设备,使自己的纺织厂现代化,并引进美国的长绒棉种种植。穆氏于1915年在上海创办厚生纺织厂,1916年又创办德大纱厂,1920年在郑州创办豫丰纱厂;1920年,参加组建棉花交易所,任理事长至1926年。此为极少数经受住1921年投机风潮的交易所之一。为了帮助培养中国实业界所急需的人才,穆氏给其最好的学徒提供奖学金到美国留学,其中包括1921年赴美,后来成为南开大学经济学教授的方显廷。

银行家陈光甫(1880—1974年。原文如此,应为1881—1976年。——译者注)的事业,和穆藕初十分相似。陈氏生于商人家庭,11岁当学徒,1904年赴美学习商业6年,回国后,找到一些老同学,同精通现代会计方法的海关和邮局职员合作,于1915年创办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1940年以前,由陈氏自己负责银行的经营管理,是当时最兴旺的私营银行之一。

还有一批工程师,出生于小康之家,也在外国受过教育,从事双重职业——既是公务员,又是企业家。其代表人物有江顺德(1880—?年),是近代油漆染料工业的先驱之一。地质学家丁文江(1887—1936年),于1921年至1925年间管理热河的北票煤矿公司。

最后,新一代实业家大量来自华侨,和留学生一样,对现代世界有实际经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简氏兄弟——简照南(1875—1923年)和简玉阶(1877—1957年)——在香港创办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其产品在泰国和新加坡的华侨中行销。1912年至1917年间,南洋公司的产量提高了610%,并在宁波、汉口、上海设立分厂。上海分厂于1919年改为总厂办事处。简照南成为上海最有影响的企业家之一,任上海总商会董事。简照南死后,其弟简玉阶继承乃兄的事业,1949年以后,在共产党政权下,仍然是一位民族资本家。

马玉山(1878—1929年)的事业要短暂一些,初在菲律宾以饼干生产商的身份开始其事业;辛亥革命后,回到广州和香港,开设了一些新厂;其后居住上海,于沪上置总管理处管理各地分公司。1912年,马氏企图建立中国新式制糖工业,在吴淞开设了国民制糖公司,上海的资本家投资1000万两。1913年,马玉山游历西方各国,收集制糖技术情报,准备在满洲种植甜菜;但不久试验失败,马氏遂返回东南亚。

聂云台在上海商界享有特殊的权威和声望,为城市名流和企业家二者之间的纽带。聂云台为聂缉槼之子,曾国藩总督之外孙,是上层绅士中的一员;虽是居住在中国,却对英语有精深的造诣。当其24岁,其父任浙江巡抚时,命其去管理一家用公款收购的纱厂。这家名为恒丰的纱厂,在第一次大战时有了发展;到1919年,资本已达到100万美元,各车间共雇用1300名工人。到1921年,聂云台创建了大中华纱厂,并向益中机器厂投资。聂氏既是一个组织者,又是一个企业家;1918年,参加创建华商纱厂联合会,并组建一个改良原棉委员会;成功地促使东南大学和许多美国专家参加改良原棉的工作。在1919年至1920年的危机中,当上海总商会中的保守派和激进派互相水火之时,聂云台由于出任会长,得以出面调解,而开辟了和解的道路。

我们的回顾到此为止。还可以举出一些其他名字,一些是威望不高的,但是加起来也不会很多——也许是几百人。这些就真能构成一个资产阶级吗?

必须首先指出的,在出现这一群企业家的同时,一个新的知识分子阶层也正在形成。蔡元培、胡适、蒋梦麟、郭秉文等新型知识分子,也大都在外国受过教育,在世界大战开始时回国,拥有新技能和新思想。这些新型知识分子,脱离了中国旧社会,并与国家开科取士和政教合一的传统割断了联系;同时提倡以尊重个性主义为基础的新式教育制度。这个新的知识阶层出现,对新生的资产阶级是一个鼓励。这两大集团的联合,双方的力量都得到加强;但是其影响,主要在于其继续与城市名流保持联系。

这些年轻知识分子和年轻企业家,得到其先辈很大的支持,这既便于其行动,又保证其影响和成功。如果没有具有代表性和强有力的江苏省教育会的支持,蒋梦麟的新教育运动是绝难有所成就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国进口的染料来源断绝,传统商人因投机而获巨额利润,并将所获此巨额利润付给穆藕初。若非如此,穆藕初到何处去筹措开办其经营的第一个纱厂的资本?简照南刚从香港到上海,得到上海总商会董事们的合作。以城市名流为一方,以知识阶层和现代资产阶级为另一方之间的团结,是建立在社会保守主义、民族主义和对国家权威缺乏信任感的共同基础之上的。

新生的资产阶级的经济与政治战略,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成立的各种商业协会内部形成的。这些协会与职业或手工业的行会不同,也和同乡会不同。两者只是某方面代表商人利益的组织,也不同于朝廷强行加给地方团体的商会。这些商业协会是团结一致,并且是在自发活动中产生的;实际上,其主动性是来自受益集团自身。1918年建立的华商纱厂联合会,使一个保护性团体获得官方的合法身份,该团体在一年前为争取保留原棉出口税团结组织起来的。而当时的日本棉花购买商正要废除这种税。1920年,北京的主要银行家每周举行两次友好聚餐会,在此基础上建立了银行联合会。华商纱厂联合会很快发展成为全国性组织。第一个地区性银行联合会成立于1920年12月,与全国银行总会成立相隔不到三年。

这些新的现代性商业联合会,表现于对任务的了解,也不再从事宗教或慈善事业的活动;而传统的行会为这些活动献出其大部分财力。现代性的商业联合会采取了国际资本主义的观点,以发展、进步和竞争为主旨,开始传播经济信息,并出版当时最卓越的经济学家合编的专业评论杂志。因此,在此后数年中,上海的《银行周报》(1917年),《华商纱厂联合会季刊》(1919年),北京的《银行月刊》(1921年),汉口的《银行杂志》(1923年)相继创刊。这些刊物提供了当时现代经济部门的活动,在发展途中所遇到的障碍,都有异常丰富而精确的证据。由于其对外国市场研究的重视,为中国能在世界各种经济力量的潮流中,获得发展作出了贡献。

此时,阶级利益呈现出现代面貌,过去行会的团结是基于既得利益之上的,而现在则是为争取尚未得到的利益而团结一致。发展的意识取代了垄断的传统。

这一群年轻的雇主,虽然只是代表商业资产阶级的一个狭窄边缘部分,但是这个先锋队的影响,却在商人权力的正式组织中发挥了作用——各个商会被迫使自己现代化,并且也多少使自己民主化一些。

在世界大战刚爆发之时,上海总商会好像只是受强大的宁波帮所操纵的一个帮会联盟;高达数百两的年捐认额,将会员名额限制在300人。除了帮会以外,只有一些最重要的企业在商会有代表,董事会为35名所垄断。作出决定的权力在德高望重的董事长朱葆三。董事会的董事,大多是从老一代商人和买办中选出的。而在1919年至1920年以后,由于受到内外压力的影响,商会选举了新的董事会;虽然选举的范围并没有多少扩大,但新选的董事会自后确实有了一些代表性。自新董事会诞生以后,上海总商会一直是从现代产业部门接纳代表,而这些现代产业部门代表一般是仍同传统商业保持联系的商人,如王一亭、虞洽卿等。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商会的董事会扩大,包括银行家(宋汉章、傅筱庵、赵锡恩)、纱厂主(穆藕初、聂云台)、实业家(简照南、荣宗敬),其利益及活动完全是朝向现代产业部分。在商会内,这些董事的活动,继续沿着各企业联合会的框架中已开始的方向,传播经济情报,鼓励新技术,发展职业教育,与政府当局谈判协商。

不过,“旧制度的资产阶级”和新式企业家之间的合作,并不完全是一帆风顺的。上海总商会在1919年爆发五四运动时,内部出现了一场危机。对立面并不是来自新的商业联合会,而是来自一些旧式的同乡会。这些同乡会和帮会不同,一直让小业主甚至普通工人参加。1909年,由陈洪赉组织的宁波旅沪同乡会,作为宁波帮会的分支,其贵族气就比帮会少一些。但是在各组织中最激进的,要数汤富福(汤节之)任主席的广东同业公会。在商会内部,约有60名会员组成的反对派,迫使朱葆三在1919年3月辞职;并提出改革方案,要求放宽会员条件,降低每年所交的会费,扩大董事会,成立经济信息服务机构。1920年8月,董事会改选,改革派在35席中占20席。这是一些什么人呢?其中的一些人——例如汤富福或者冯少山,都因其广东籍贯和政治活动而引起重视。许多人简直是新一代企业家。

改革派未能将商会吸收会员的条件民主化,但其影响却可以从1921年创办的《上海总商会月报》中表现出来,对经济发展和政治参与提出了新的见解。最卓越的分析家中包括方椒伯(积蕃),特别是冯少山。方椒伯1884年生于宁波一个显赫的家庭,是一名银行家和实业家,曾于1922年任上海市总商会副会长;冯少山也生于1884年,广州人,是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股东。

1919年春,伟大的民族主义总动员期间产生的新组织,接受了总商会拒绝扮演政治先锋队角色。1919年5月创立的上海商业公团联合会,自诞生之日起,就是作为地方社会的代言人出现的;广东籍的活动家汤富福、冯少山在其间起了重要作用。虽然联合会的激进主义联盟,经常与商会的保守主义发生冲突,而在两个组织中身居要津的却常是同一些人(特别是虞洽卿)。两者的社会结构几乎没有区别,只是代表同一个资产阶级的两个方面。

数月后,许多“马路联合会”成立,代表上海各主要商业街道的中国商人,动员自己的会员——拥有自己商店的店主起来反对租界工部局的征税政策。因为上海是外国势力的堡垒,在这一地区发生冲突,对整个民族的解放斗争具有重要的意义。

因此,上海总商会想对“马路联合会”加以抑制的呼声,又在其他场合发生了。“上海商会已不能像往日一样代表中国社会了;其权威性已由其他的组织所代替”——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总董1920年作如是说。这些自己创建的新组织。或在传统组织中活动的一代新人的指导下,资产阶级正准备要重登政治舞台了。

士绅阶级衰落以后,资产阶级在城市的绅商中占了主导地位,团结大部分“旧制度”的名流和少数新生的现代企业家,组成了一个朝气蓬勃的联盟,并从前者继承了其对社会的稳定作用,从后者继承了其改革创新精神。这样的资产阶级丝毫没丧失其典型性,相反,却是真正代表了当时的都市社会。但是这个都市社会,却越来越孤立于中国的政治社会之外了;其进步和西化——这必然与其现代化联系在一起,扩大了其与农业社会之间的鸿沟。作为一个广阔的农业帝国,中国怎能为几个少数新兴的沿海城市所统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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