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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史——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失败

历史大观园 近代岁月 2020-07-15 10:40:27 0


资产阶级和袁世凯政权本来就是非情愿的结合;没有持续多久,袁世凯的独裁作风和随心所欲的苛捐杂税,在商人中引起的不满,在上海总商会中引起了反响。商人的嘴巴可以强行封住,但武力并不能防止其同情心的迅速冷却。1915年各省反对复辟帝制的起义,1916年政府在财政上的失败,加上官办银行延期付款的命令,合在一起把市场搅乱了。其结果是资产阶级与政府分道扬镳。

由于无力扭转政府的施政方向,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人只得独善其身,梦想在社会中创造出一个繁荣安全的孤岛;在博爱传统的鼓舞下,想像出一个模范社会——有时甚至达到要实现的地步。张謇要把南通建成模范城市;朱葆三在上海郊区购买1000亩地,准备在该地建成一模范区。

走向参政

另一方面,中国工商业的发展要求制度的改革——统一币制,改革财政,恢复关税自主。这些要求,又一次向中央政府提出了挑战,对中国也是因国际条约造成的半殖民地地位的挑战。近代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抱负,必然将其引向更广阔的战场。日益众多的企业家开始认识到,其命运是与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发展繁荣联系在一起的。“人不能离开社会独自生活,吾人不能脱离纷乱而无组织之今日中国社会,而自成一体。”

在1921年的商联会的年会上,汤富福发表了激烈的演说,要求参与政治。这与过去不同,已经不是支持这个党或那个党,拥护这个强者或那个强者的问题;“我们不能信任任何人……救世主是没有的……”各商会应当把直接的责任承担起来。

面对目前境遇的商人们,现在应该是抛弃过时的不过问政治的传统的时候了!我们长期以来拒绝参与所谓肮脏的政治;但是如果政治是肮脏的,那是因为商人们允许其肮脏。各商会过去一贯坚持不过问政治,但是在今天,这种不过问已经变得可耻了。

穆藕初用平和一点的语气重复了相同的意见。

以前我们认为工商业者只应该关心工商业,这种陈旧的观念今天已经没有了。团结起来,用一切办法迫使政府改良内政,已经成了我们工商业者的责任……我们相信,只有这样办才有希望使我们国家的工商业复兴。如果我们不采取这样的步骤,其结果将是所有的企业失败,国民将无以为生,国家将遭到毁灭。

资产阶级在经济发展中碰到各种制度性障碍,而突然出现的政治觉悟,是受到五四运动奋发精神的激励而产生的。国家的前途,国家的经济发展,中国资本家在国家工业建设中的作用,都成了每次讨论的中心话题。从中国贫穷和落后这个确定的事实出发,唯一的药方是发展工业;唯一的办法是从欧洲和美国的经验中吸取教益,但必须避免出现劳资冲突。这些在1918年停战后,是孙逸仙所写的《中国的国际开发》一书的主要论题。这是一本带有圣·西门式的工业抒情诗情调的著作。同样的思想,约翰·杜威于1919年至1921年间,在中国各大学所作讲学中,作了进一步发挥。在杜威影响下,由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张东荪、胡适)加以维护;还在一个短时间内,未来的中共总书记陈独秀也对此给予支持。

五四思想家们所设想的,是部分由国家控制的发展;这个发展是建立在新兴的阶级基础之上的;而这个新兴的阶级既包括资产阶级,也包括工人阶级。在1919—1920年间,人们强调的不是阶级斗争,而是面对发展任务的中国人民迫切需要的团结。“人类进步之基本动力在于互助合作,不在于斗争。”在自由派与激进派于1921年至1922年间爆发争论之前,经济发展必须与民族主义、工业发展、社会和谐结合在一起。当时中国的政治思想,以非常典型的方式开始为乌托邦而奋斗的实现过程。

这些直接或间接以资产阶级的作用为中心的论题,引起了商界的密切注意。上海总商会接待了约翰·杜威和伯特兰·罗素。从张东荪主办的《时事新报》看来,似乎极其靠拢上海的青年企业家们,支持其商会的行动。孙逸仙在商界也享有崇高的威信,一部分商人准备在上海修建其在《中国的国际开发》书中所描述的东方大港。

但是总的说来,资产阶级的观念更多的来源于商人的实践,而不是理论上的推论。在这方面,大战时期和战后具有决定意义的经验,是政治混乱中的经济繁荣。资产阶级更多的意识到经济繁荣带来的好处,而很少注意到政治混乱带来的麻烦。资产阶级几乎还完全不曾经历过现代的经济周期,短暂的兴高采烈掩盖了充满不测的未来;其乐观主义恰恰与乌托邦的理论合拍;因缺乏经验而产生的幻想,和政治思想上的犹豫不决,正在融为一体。

伟大的向往

资产阶级在商会中所采取的立场,在专业报刊上发表的文章,以及工商业者发表声明所表达的观点,全都集中在自相矛盾的主题上,既要民族主义又要国际合作,既要工业革命又要社会安定。

中国资产阶级附和所有要求废除不公正的呼声,废除二十一条,取消治外法权,恢复关税自主。这些论题没有一个是资产阶级所特有的。对于当时促使都市社会反对外国侵略的潮流,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只起辅助性的作用。和大城市中的精英分子一样,商人们——如银行家赵锡恩所说,忍受着“社会不公”所带来的痛苦。“外商在上海似乎形成了一个排他性团体,中国的商人或公司没有和他们来往的权利……这种贵族式生活方式,全然不顾及其主人与顾客,伤害了我们商人的感情。”

但是,外国的扩张虽然损害了被统治国家的一般利益,却以更直接的方式涉及商业、工业和金融领域,而这些正是工商业资产阶级特殊活动的领域。中国商人因此发现其受到双重影响,既作为急于救国的公民,又作为竞争的企业家。天津商会的一个负责人,在1912年举行的银行公会全国代表大会上致词,强调其所负的责任说:我真诚希望大家把发展工业和管理金融事业,看作是自己不可推卸的责任,为中国人谋福利。

资产阶级意识到要控制经济的发展,并从中为自己谋得利益,有赖于与外国合作,“如果我们现在想给工业以新的动力,首先必须采取自由贸易的原则,利用外资,从外国引进机器……如果国家想着只靠自己的力量发展工业,这目标是无法达到的。”

中国的商人于是寄希望于外国的援助,“我们希望你们利用一切机会,援助我们的商业与工业企业”。但是中国商人对这种援助定下了严格的条件。“合作决不可以任何形式干涉我国的财政,也不应妨碍我们的发展。”外国不应该是控制,而应该是“明智的互利行为”。为了在中国境内建立法国的商会,主席昂希·马迪埃主张所谓“友好的经济协作”。中国资产阶级寄希望于外国人的明智和善意,希望“盟国和友邦中的健康力量,能够影响其政府,废除或修改有害于合作精神的条约”。由于受到威尔逊幻想的迷惑,中国实业界特别寄希望于美国,1918年,满怀热情的美国总统特使、百万富翁查尔斯·克兰先生特地从芝加哥赶来中国,以表示其对中国的同情和援助之意。

由于缺乏资金,这种想依赖他人善意的想法,包括本来设想的努力都只能成为乌托邦的空想。中国的资产阶级在1919年至1920年面对的问题,即不发达国家接受外援的问题,至今仍具有头等重大的意义。问题的性质是非常清楚的,如何在取得外援的同时,又使国家的独立受到尊重,还要照顾到有关列强的相互利益。这虽然很难付诸实施,但也不是一个新鲜的观念,而在当时却是革命性的。这与19世纪以来追求特权和势力范围的国际外交原则,是背道而驰的;同时,也摒弃了儒家传统的中国为世界中心的观念。这种错误观念,对于国与国之间的互惠关系表现为十足的无知。

在国内政治水准上,这种国际合作与工业革命所需要的社会和谐思想,正好可以互相配合。

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所表现的关注,可能反映了一些信奉基督教雇主的担心,像聂云台、欧鹏(译音,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创办人之一)和银行家徐恩元都属于此类。总之,这正与基督教青年会和C.F.雷默、歇伍德·艾地等人,自20世纪20年代起领导的运动巧合。这些影响与行会自治传统结合在一起,产生了温情主义思想,追求将劳动者的福利与雇主的利益调和起来。1920年创刊的《工商之友》宣传减少工时、增加工资,工人分享利润,在提高效率的名义下,社会进步的必要性被人们所普遍承认。穆藕初在1920年创办的一家新纱厂开幕式上说,工人的力量是“工业的看不见的资本……这个资本决不可以浪费掉”。面对艰巨的发展任务,资产阶级认为其与工人阶级是相互依赖的,主张制定“民主实业的新制度,实行业主与劳工的互助”。这种认识,在某些工人团体中也得到响应。民族工业正遭到外国的竞争,对共同危险的认识则加强了团结精神。因此,工人阶级的进步不是对大家有害的斗争结果;不是抛开资产阶级,而是和资产阶级一道取得进步,并要依靠资产阶级的主动精神。胡适认为,“在充分明智和强大的公众舆论形成之前,在有效的法律通过之前,要解决中国的劳工问题,只有靠聪明的雇主如聂、穆诸先生自愿地执行一种改善工人境遇的政策”。

上海的中国报刊一再重复资产阶级有“聪明”和“有远见”的话题,强调“中国资本家的觉悟”的必要性,并为达此目的而努力不懈。自由主义大报《申报》要求提高工资,并解释说,这并不会损及股东们的利益。

实业界为大众教育而作的宣传,坚持社会团结的主旨,其直接目的显然是为工业提供所需要的职工。而1917年创刊的《教育与职业》坚持说,群众生活条件的改善,是工业与教育协调一致发展的结果,“雇主与学校合作,工作与教育并进”。

在1919年,资产阶级的哲学为扩展的哲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特别是圣·西门主义)以及英、美的自由主义之间,在某些方面颇有类似之处,并不应完全归之于文化史;把一切都考虑在内,其来源颇为相似的经历——成长的经历。因此,资产阶级黄金时代的乌托邦,在现代中国经济思想的发展史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反映了那个时代短暂的现实: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而产生,但却是没有前途的经济奇迹。

民族主义的动员

资产阶级并不是一个单纯的阶级,其各个组成部分,对于外国势力和侵略的反应也是不同的。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在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之间的分析,所划分的界限,看来并不正确。一方面,大部分新式民族工业都依赖外国人——即使只是在财政资金上;外国银行一直为中国工业提供直接贷款。例如亚细亚银行就向郑州豫丰纱厂投资,还有日资东洋拓殖会社、东亚兴业会社、中日实业会社等,也都曾向中国企业投资。同时,由于缺乏资金(这是当时经营方式所固有的问题),中国企业家不得不向旧式银行(钱庄)取得短期贷款,而这些钱庄本身又是部分由外国银行提供资金的。另一方面,即令有任何纯粹的民族资本确实存在,也不能认为是民族资本主义产生的主要条件。在有些情况下,由于中国企业家从与外国人的经济合作中获得利益,自然就倾向妥协。因此,在五四运动开始时,上海总商会采取的亲日立场,可以用其主席朱葆三和主要的理事们,如广州商人顾馨一、买办王一亭、宁波的煤炭商人谢衡牕等人,与日本财界和商界的商业关系来解释。但是经济上的依靠,并不意味着政治上的屈从。就在这同一时期,天津买办、同业公会的积极反日分子主要支持者,就是天津商会副会长卞荫昌。因此,资产阶级的爱国主义,并不依赖于纯粹华资企业的发展。

各商业和职业团体发表的声明和采取的立场表明,爱国主义分裂成为激进的和温和的两翼。正如所已指出的,上海总商会在参加五四问题上表现得犹豫不决;当其在5月13日决定参加时,也是十分谨慎;而在6月3日,拒不批准由学生所发起的罢市。面对这样的既成事实,商会的主要考虑是维持秩序。商会的临时会长虞洽卿对地方军政当局要求商店开市,努力从旁协助。6月9日,商会正式宣布罢市,但是商人们没有服从这个决定。在整个这段时间内,别的组织在起带头作用。上海商联会于5月6日致电大总统,抗议凡尔赛和会的决定称,“至学生爱国,起与卖国贼为难,正合全国民意……应请政府垂念学生,无罪即行释放……否则,全国暴动,更难收拾”。在5月10日的电报中,商联会进一步谴责了总商会的亲日立场。6月4日,地区商会就已讨论了罢市的计划。正是这些商人在6月5日自行决定关门罢市,并在门上贴出启事,“因外交失败,无心营业”。6月9日,宁波、广州、山东帮会和宁波同乡会,措辞尖刻地拒绝了总商会要求复工的呼吁。

这些不同联合会的积极参与和总商会的节制之间的差异,部分反映了其社会组成的不同,银行家、买办、工业家和企业家为一方,商人、小店主为另一方。但是现在只有极少数会员还能弄清姓名的这些联合会,到底有多大程度上是代表了资产阶级的一个特殊阶层?这个阶级的结构还很不完善,不同集团之间的联系很复杂;同是一些人,在积极的和保守的两类组织中都担任领袖。上海总商会会长朱葆三和主要的董事虞洽卿,同时也都是上海商业公团联合会有影响的董事。顾馨一是地区的商会会长,同时也是总商会的老牌领袖。这些人的态度是可以随时改变的,并且显然是自相矛盾。5月底,支持改良派的虞洽卿,参与了要求朱葆三复职的活动,朱葆三因其亲日的立场于不久前下台。另一方面,上海商业公团联合会的创建人之一,广州买办兼实业家陈炳谦,却同时又是保守派的领袖。

这种政治倾向上的混乱,说明社会组织的阶级结构还未能彻底和家族与地区的关系分离开来。并且,出于对儒家教义的尊重和社会威信的需要,激进派资产阶级继续有赖于其长辈。在上层资产阶级方面,为了不脱离广大工商业者阶层,常常又不得不认可这些长辈们的决定。在1919年至1920年,公共租界的中国居民和工部局的斗争中,商会勉强支持马路联合会的店主们宣布的抗税斗争。因为按照朱葆三的说法,既然商人们都反对交这些税,商会也只好与之采取相同立场;因为我们也是商人,应该与商店主采取共同行动。

经济的繁荣和近代商人的出现,促进了商人的团结和儒家式的民主,从而淡化了利益上的差异;但这些企业家有时也和其长辈们一样保守。例如穆藕初就坚决反对1919年6月的罢市。然而这些新式商人宁愿作出必要的妥协;调和激进派和温和派的责任,就落在这些人的肩上。1920年,聂云台当选商会会长,为这种妥协打下了基础。以同样的方式,公共租界的商人和居民,在抗议上海总商会“未经纳税人同意,就自称为其代表”以后,却选举了穆藕初、宋汉章和银行家陈光甫进入顾问委员会,负责在工部局中为其代表;穆、宋、陈三人都是商会的董事。

这种激进分子和温和分子之间的合作,似乎在天津也重演了。天津商会颇不愿在副会长卞荫昌的诱导下,去参加抗日运动。卞荫昌的支持者有买办、纱厂,以及各类活动家组成的商会联合会和一个十人团。

由于其内聚力,从最激进的一派和学生、雇员以及一些工人形成的联盟,资产阶级从其中得到了好处。这个联盟支持城市广大民众的要求,而使之得以实现市民作出的贡献。正是因为上海总商会和各银行联合会的坚持,北京政府才同意于1919年6月10日将三个亲日派部长撤职。另一方面,群众运动的热情使资产阶级在国家利益和名义下,增强了自己对抗外国势力的地位。

经济抵制,是进行国民动员卓有成效的资产阶级方法。1905年的反美运动,1908—1915年的反日运动中,商人们都用其自身的方法,来抗议外国的侵略和不平等行为的反应虽是激烈,但却为时短暂,且常带有排外主义,因而在政治上与经济上之成效均甚微。1919年以后,在五四运动激起的民族主义鼓舞下,这种经济抵制遂成永久性的。紧接在1919年至1921年的运动之后,又爆发了1923年的运动,一直延续到1924年;到1925年至1926年发展成普遍性的运动,其后又成了革命斗争战略的一部分。在这期间,资产阶级常力图利用经济抵制来争取民族市场,促成一个新的工业社会。

从1919年至1923年,抵制运动完全是针对日本的。在第一次大战期间,西方列强自中国撤退,日本的廉价“劣货”潮水般充斥中国市场,直接和中国企业的产品竞争。1919年至1920年,由学生发起,而由商人付诸实施的抵制日货运动,不失成为缺乏关税保护的一种补救。日本在中国新建企业的速度减慢,日货的进口减少,也许部分是由于这一抵制运动。不过,除了抵制运动以外,日本当时正经历着危机复苏期,很难区分两方面原因所导致的后果有何不同。在抵制日本“劣货”的同时,中国掀起了提倡本国产品和“服用国货”的爱国运动,遂使这一运动的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抵制运动不再是对某一特定措施,或对某一特定政策的敌视,而是变成了促进中国建立自己工业“长远计划”的永久性组织原则。“当每一个地方都回响着‘中国人自己建立的股份工业公司万岁’的口号声时……这一次抵制运动的目的才算达到了。”资产阶级所表现的已不再是排外思想和短暂的激情,而是代之以工业救国思想。各种情绪的反应必须让位给“国策”。抵制运动首先要考虑到“民族经济利益”。这是目的,不是手段。聂云台将这个分析引向极端,变成了类似甘地的不合作主义。

在这样的环境中,抵制的责任又落到商人的肩上,在此后应实施抵制的各种规定,商人并亲自保证加以监督,学生则不应参加进来。这实际上是为了防止出事故和出现混乱,是为了避免无谓的财产损失,也是使群众运动为资产阶级的经济发展服务。

在1919年至1920年间的各种经济报道,充满了有关抵制对建立中国工业激励作用的记载。但是,如何能把构成这种形势的特定因素,从其背景中孤立抽出来加以考察呢?

资产阶级为了特定的具体任务而进行斗争时,是比较容易评价其结果的。1920年10月,列强签署了一项协定,决定组织一个国际银行团,负责向中国当局提供全部政府贷款。银行团企图以贷款担保的方式,取得对中国公共收入的控制权,如铁路的收入,甚至——根据一再否认的谣传——地产税。银行团的条款公然规定,“欢迎中国资本予以合作”。中国的金融团体1920年12月举行第一次全国会议时,决定不申请加入这个银行团,自己组织一个银行团以应对外国的挑战,并称:“国际银行团一再宣布援助中国的意愿……对此,我们深表谢意。但是,对中国行政事务进行根本性改革,是中国人自己的事。”

《上海总商会月报》发表了一篇措辞强硬的社论,谴责列强包藏祸心,并揭发其“经济瓜分”的诡计,认为中国正受到这一阴谋的威胁,指出“指鹿为马,以鸩为醴……昔之自由割据各独享受者,今变为合力并吞分赃享受耳”。

中国官员和财政界坚持不懈的敌视态度,使国际银行团的投资计划未能实现。这是资产阶级的一个政治胜利。在此前的年代中,资产阶级力图在经济现代化的进程中取代外国人,也获得一些成就;现在要取代外国人,充当向政府提供贷款和控制政府财源的人了。列强由于低估了中国银行家的力量和决心,犯了一个错误。1921年11月至1922年2月的华盛顿会议,为列强提供了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在英国支持下,美国的外交政策把赌注押在中国的资产阶级身上,推行了预示20世纪后半期的新殖民主义政策,力图确保中国的权力过渡到地方精英分子,特别是实业界人士手中。

华盛顿公告发表以后,中国的舆论被发动起来了,进行一场声势浩大的“国民外交”运动,各商会和金融团体在其中起着领导作用。这种由公众直接进行的外交活动,宛似一个没有统一政府的国家,也是在其政府代表的合法性引起争议时的最后一着。正是如此,1921年10月12日至17日,教育界和商会代表在上海举行联席会议时,蒋梦麟和余日章两位代表奉命去华盛顿表示“民意”。这些区别于政府代表团的“国民”代表,主要是教师,但这两位国民代表和商界都有密切关系。蒋梦麟是一位钱庄主人的孙子,家里是上海钱庄的股东,在1918年和孙逸仙合作出版《中国的国际开发》一书时,对经济事业就发生了兴趣。余日章作为基督教青年会的总干事,也和实业界的领袖们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同时,作为公共租界工部局的议董(在工部局中代表中国居民利益),和银行家宋汉章、陈光甫以及纱厂主穆藕初都有联系,都是亲密的同事。

在华盛顿会议中,国民代表们虽是间接的,但却起了积极的作用,捍卫了中国在山东的主权,要求恢复在国际上的平等地位,而这是金融团体和商会所特别强调的。华盛顿会议,部分实现了中国民族主义者所寄予的希望。无疑,这也是由于世界列强外交战略的互相冲突,才使中国国民外交获得这一成功的结果。“如果一只瞎眼的猫抓住一只老鼠,那完全是由于运气!”一位英国记者这样评论说。但是,毕竟还是需要那只瞎眼的猫把爪子伸出去。中国资产阶级通过自己的组织,表现了其存在和决心;正是在这一点上,才导致英美将外交赌注押在其身上。

实际上,华盛顿会议以后,在华的外交官和企业家的呼声也有所提高。“代表中国经济生活的人们,有责任直接参加中国的政治改组”——新任英国驻华公使麻克类爵士到北京就任时就作如是说。而汇丰银行总裁A.O.兰则认为,“正是中国商界舆论和既得利益集团的主要部分……将证明其在不久的将来是主要力量。”太古洋行老板兼上海英国侨民组织的中国协会主席E.F.麦凯对此又作了进一步的发挥。这些呼声提出的根据,是各埠“所有”商人的利益都是一致的。要使经济发展陷于瘫痪的动乱停止,中国人和外国人都能从中同样得到好处。中国商人有责任保证外国人所企盼的政治改革得以进行;这种改革的动力应来自中国社会内部,但也可有从外部加以援助。因此,外国人向中国商人发出的这些敦促,充满了各式各样提供援助的建议。《字林西报》社论作者建议,“一名具备良好资格的顾问,在商界的支持下,能够代表一个诚实的政府很快改组财政工作”。而E.F.麦凯则预言,在清除了腐败的官僚以后,“商界将接管权力,必要时可以由外国顾问协助”。

外国人正在精心策划一场政治运动,急于利用其潜在力量,动力似乎来自汉口。1922年11月,在该地曾开了一次万国公民大会,并且和正在该地举行全国联席会年会的中国各商会的代表取得联系。双方就遣散军队和建立立宪政权方案达成了协议。资产阶级热烈欢迎这一政治上的合作,但极力否认其有建立“一个附属于他们(外国人)的封建资本主义制度”的任何意图——这是共产党的《向导周报》对其所作的指控。“敦请一友邦为佐理,系自动的而非被动的……系暂时的而非永久的。”孙逸仙本人在1923年1月26日发表的《和平统一宣言》中,似乎也支持“和平之要,首在裁兵”的主张,认为可以“敦请一友邦为佐理,筹划裁兵方案及经费”。

英美外交政策所设想与中国资产阶级合作的建议,意在推动中国资产阶级逐步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起重要作用的角色;但其这一意图显得异常的不够成熟,因为中国资产阶级在当时,尚无力承担其外国老师梦想赋予的政治使命。

行动中的自由主义

要了解资产阶级在20世纪20年代所进行的,但又是失败的政治游戏,必须对其发展的环境进行深入的考察。不掌权的资产阶级政治心理的形成,不可避免要受到既定政权性质的制约。在中国当时,传统的观念和名流阶层已经衰落,却又未能引入新的自由予以填充。在这个失去了已经验证的组织形式的社会中,在社会和经济方面已渐趋成熟的中国资产阶级,形势要求承担起各种责任。专制主义已不再与帝制或袁世凯的军事独裁有紧密的联系,但其仍然存在,并以军阀割据的形式出现。其为数之多,使之反对军阀者虽付出巨大代价后,所取得的胜利也完全没有意义。如果说资产阶级的参与常常表现为模棱两可,毫无章法,而且收效甚微,部分则为其在形成过程中所处之政治环境性质所决定。

军阀时代是毫无安全感和争权夺利的时代,每个社会集团都受到影响。处身在条约口岸外国租界的资产阶级,可以避免内地商人所受的抢掠和横征暴敛;但其经济活动是在地区交流的框架内发展的,因此,资产阶级社会关系的可靠性也就每况愈下,并受到交通及货币混乱的直接不利影响。军阀混乱的冲击对半自给自足农业社会的影响,具有波及面较小的特点。如果一个村庄被一支路过的军队蹂躏,而相距不远的另一村庄就可能幸免。但是,这些社会动乱的扩散,尽管发生在广大的地区在受灾难波及之后,却可以不改变地区性和局部性的基本特点。这是一场分散灾难的积累。商人也和其他的人一样,要受到这些事件的损害,店铺被抢劫,仓库被焚毁;同时还要遭受发生于别处的混乱之苦,有时甚至是来自相距很远的地方。四川的战争对江苏的农民不会造成威胁,但却使上海的工厂主失去了一个重要市场。在20年代初,商业资产阶级的发展与繁荣,是直接有赖于中国国内和平与民族团结唯一的阶级。就这点而言,资产阶级可视为是反对和平与统一的军事独裁的直接牺牲品。

资产阶级所建议的政治上补救方案,各商会和金融团体所通过的决议,在企业界各种专业刊物的社论中都提了出来。而在许多方面,这些方案和社论紧跟《努力周报》所发表的思想;《努力周报》是胡适及其周围自由主义理论家们新创办的刊物。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两个集团,都同样呼吁“好人”参政,寻求用专门技能来解决专门性“问题”,开出了“好人政府”的药方(也就是所谓“公开的政府”,必须将财政收支向全国公布),并要制订计划,使之能在保存个人主动精神的前提下,确定各个阶段的发展。

这些彼此类似的观点,可以从各种个人的、家族的和组织的关系中得到解释,正是这些关系,才将城市的名流们联合在一起。例如1922年10月,教育联合会的代表和商会联合会的代表,在上海开“全国商教联席会议”,共同拟定政治主张。但是无论如何,不能将企业家们看作是胡适的信徒,其中的大多数人都是通过妨碍其发展经济的种种障碍,如军事独裁,财政混乱,官吏专横跋扈的认识,而独立获得自己的政治觉悟,不存在胡适成为中国资产阶级的代言人问题。外国的影响在胡适的政治思想中占主导地位,就排除了这样理解的可能性。但是这两股思潮——文化的和资产阶级的却一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中国的自由主义,经常被认为是中国文化史中异常的插曲。正是由于资产阶级的卷入,自由主义才具有政治和社会意义。

虽然《努力周报》的思想家们和商会中的实干家们,所采取的立场往往是完全相同的;在行动中,自由主义还是被歪曲了,或者说作了必要的修改。自由主义中国化最惹人注意的特点,就是其以捍卫地区的自由代替了捍卫个人自由。胡适与其友人由于受了西方模式的影响,主张保持个人的权利。企业家们则根据其共同的或各自的实践,将保护其社会集体不受政权的过分干涉,视此为高于一切的任务。但是由于接受了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资产阶级只好采取折中办法,将自治的愿望寄托在更加广泛的组织体系上,认为只有如此,才有可能最终保证自由的实现,其结果,就是从传统的“自治”主题转向“联省自治”。中央政权的式微,给了资产阶级重新规定其与国家关系的机会。资产阶级极力想打破多少世纪以来的恶性循环,即或企业自由和社会动乱并存,或政治稳定和经济剥削(或压迫)同在,这一直是设想任何新的国家结构仅有的选择。这样,在一段时期内,自治和联邦主义成了资产阶级实现其政治策略和阶级抱负的工具。

自1920年起,自治运动好像把基本上互相对立的支持者聚集到了一起,其中包括保守的名流和开明的士绅,或者是野心勃勃的军人,革命的知识分子和商会。资产阶级力图利用自治运动来实现其互相矛盾的愿望,即自由与秩序。商人们鼓吹制定省宪,鼓励恢复地方政府机构,希望借此来加强自己的权力,以对抗来自政府或军事官僚机构的干涉。在这场运动中,首先受益的是非官方的乡绅;正如我们所已经看到的那样,商人阶层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此外,省或地方机构,看来特别适宜开展“职业主义”的活动。这个活动,正是当时从丁文江到武堉幹等自由主义思想家所鼓吹的,部分是受约翰·杜威的行会社会主义的说教所启发。职业主义提倡将公共事务的责任,交给专家。“工匠、农艺师、教授和知识分子的政府万岁!劳动者的政府万岁!……打倒无所事事人的政府!”《上海总商会月报》以论战的口吻重复了这一主题,主张“职业政治”,剥夺一切“无职业者”的公民权——指“贵族、军阀、官僚和政客”。

大多数制定省宪的主张没有走得这么远。省宪在保护职业利益的同时,也给地方当局以广泛的经济权力,例如管理铁路、电话、电报,以及创办发行纸币的银行。

资产阶级不只是希望通过自治从官僚主义下获得解放,希望按着自己的利益建立控制社会的有效体系。新近的研究强调,在自治的政府各机关和“里甲”型征税制度,或发展到“保甲”型保安制度之间的共存关系。20世纪20年代初,商团的发展同样证明,企业界急于负责保障社会秩序的愿望。1916年,对这类团练组织作了严格规定;这是袁世凯1914年解散地方议会的结果,表明了官僚主义复辟。随着自治运动的发展,商人们要求放宽对团练组织的限制,“请政府允各商会自练商团而行自卫”。汉口商会援引汉撒同盟的先例,要求组织真正的城市联盟,并认为如果全国各城市能真正团结一致,商人将拥有极大之权力。

虽然北京政权的衰落鼓励了自治的倾向,但商人们也遇到消极影响;没有任何方法可以维持社会秩序,也没有办法引导经济现代化,因为经济现代化要加速前进的步伐,要求有统一的货币和关税制度。从各个商会提出要求中央发出命令、禁令、纠正错误等议案中,表现出其强而有力对国家的怀念。因而,即使是要求自治的同时,商人仍不肯放弃中央集权的好处;认为采用联邦制就能克服这一矛盾,完满的调节中央政权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

知识界展开了一场关于宪法知识的较量,不断地比较德国、奥地利和美国宪法的优劣。而上海总商会坚持市政管理和警察职能必须归地方当局负责,主张工矿企业不能由中央政府管辖,“不但因为这样会使工业本身的发展陷于瘫痪,而且还会使中央政府有可能将这些企业的权益抵押或出售”。因此,资产阶级一方面害怕国家政权的专横行为,另一方面又感到自己不能没有这个政府。经过10年的篡权夺位和高压政策之后,资产阶级感到复兴1912年《临时约法》所建立的民国法律实体,是困难的。1921年10月,商业公团联合会支持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建议各省议会和各商业、各教育团体的代表聚集在一起负责决定政体,保证统一国家,遣散军队和改组财政。

在1922年3月至9月国民议会开会期间,大会只限于提出一些宪法草案。与此同时,自由主义者和资产阶级的确都寄希望于吴佩孚将军。吴佩孚把1917年解散的旧国会议员,都召回到北京,似乎要以共和国法统的名义打出重新统一全国这张牌。可是1922年北京的政治春天太短了,不可能出现商界所企求的宪政复兴。重建地区自由和共和原则的努力,遂以完全失败而告终。

在省一级,自治运动被善于投机取巧的武人所利用,成了变相的军阀割据。在国家一级,1923年10月10日颁布的宪法,则是中央集权和单一政府的胜利。

不过,这部流产的宪法,条文比其颁布时的形势更为重要。曹锟于1923年6月14日发动政变,解除黎元洪总统职务所引起的最后危机,葬送了这部宪法想要恢复民国的合法实体。为了解决这一全国性的危机,上海总商会想建立一个商人政权——其迅速以半喜剧半悲剧的方式而崩溃,说明中国资产阶级所起作用的局限性。

6月23日,上海总商会召开非常会议,会上“宣布独立”。脱离,作为中国历史上表示反对的典型形式,一般是地区掌权者所采取的行动;从地理的观点来看,此种现象一般表现为混乱年代政治重心的突然转移。现在,像上海总商会这样一个既无地盘,又无军队的组织,竟然采用这种战略,未免令人感到吃惊。上海商界在和信誉扫地的民国合法政府断绝关系以后,又回到这样的看法,即中国政治要交回“人民手中”才能得到解决——就是召开国民会议。但商界不愿将这个会议扩大,让各方面的都市名流都参加;自行建立一个由70名委员组成的“民治委员会”来恢复“民主”,总商会的35名董事成了委员会的当然委员。这个商人政权,抛开了各省自治的庇护,又无任何宪法根据,实际是要求统治整个国家。

商会的这个胆大妄为的做法,引起了两位国民党员徐谦和杨铨的讽刺性批评说:“最可笑者,上海商会妄欲组织商人政府……若除商人外无人民者,又若除上海商人外无人民者……”“我国商人向缺乏政治常识,每激于一时之热情,辄思有所振作,殊不知盲从妄作,根本已错……今日上海之商人政府,仅限于商会中会员……以之办理本商会范围内之事,固属甚宜;若谓其即可处理国事,宁非可笑?”说来奇怪,唯一的鼓励来自毛泽东,支持其统一战线政策,说“上海商人……采取革命方法,鼓起担当国事的勇气,进步的非常之快”。曾经鼓励商人参与政治的美英外交官们,对事件的发展并不感到庆幸。《字林西报》讽刺商会要求军人不要干涉政治的做法,把商人比做伊索寓言中的老鼠,问道:“谁去给猫挂上铃铛呢?”

商人政权的幻想,事实上很快就消失了。从8月起,上海总商会又开始和军阀们谈判维持当地和平的问题;民治委员会让位给一个反对苏浙两省战争的苏浙和平协会。

商人们既无建立新的政权,只好进行谈判——如其一向所作的一样,和现在的当权者谈判。不过在黄金时代的那些年,传统的实用主义谈判,此时取得了新的意义;除了保护某些集团的利益外,还能通过对具体问题的逐步解决来保证其进步。在胡适的鼓吹下,这种主张被中国银行家所采纳,用来处理其与已衰弱的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想借此迫使政府接受其主张,“在进步已不可能的局势下,总也需要采取某些步骤”。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北京的中央政府的财政极为困难,又不能向外国贷款(受1920年新银行团协议的限制),中国银行家因之处于强势的有利地位。中国的新式银行被外国银行截断了向对外贸易提供贷款的渠道,又被旧式的钱庄堵死了向国内贸易网提供资金的通路,于是就利用政府增加国内借款的机会而获利。由于国家财政处境艰难,这种投资比表面上看起来往往更有利可图。利息实际上是按债券的面额计算的,而债券常常是以极高的贴现率取得的,利润与风险成正比:二者都很高,因为在政局混乱的情况下,公款的投资与兑现自然是非常危险的。

大多数从事这种业务的银行,不是具有官方的地位,就是和政界有某种关系。这些银行大都设在北京或天津,其董事和贷款人中,就有不少过去的总长或未来的总长,例如周自齐、王克敏、曹汝霖、叶恭绰。

北京的银行界和政界之间的关系微妙,可以利用交通系的活动来加以说明。人们会乍然以为自1920年以来,使银行家们和总长们分裂的对抗,只不过是掌握统治权的军事政治官僚集团内部派系斗争的表现。这样的分析也对,但不够全面,没有考虑到在银行家之间已发展至团结一致,以及其对政府的无能与错误的不满。

北京银行家协会体现了当地金融界的团结和力量,其在全国银行公会联合会中的影响,足可以与上海各银行的影响相抗衡。1920年12月6日,全国银行公会联合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时,警告政府称,如果想得到资金,就必须缩减军费开支,调整内债,改革币制。用张嘉璈的话来说,银行家们的不妥协态度,只不过是“他们爱国心的表现”,“他们准备为任何有助于国家的公债提供强有力的支持”。1921年1月成立的中国银行团,在政府同意为国家公共利益而工作的前提下,与其帮助政府的意愿是一致的。银行团随即拨给的款项,如车辆借款,沪造币厂借款,北京十月借款,都是在银行团成立后不久贷与的,并附有严格的条款;强制性规定改革币制和整理内债。政府同意银行团的要求,指派了一个币制改革委员会,并公布一个偿还长期贷款的计划。

银行界成为对北京政府高度警惕性的批评者,当时似乎成了代表国家更高利益的发言人。“这是一部分民众的主张——开始时,势必只能是一部分人对其统治者的主张,这就意味着民主……从财政繁荣和民主的立场来看,近来中国银行家们的发展应该受到赞扬。”但是,为一切人而建立的控制,与为私人利益而建立的控制之间——即在民主与财阀统治之间的界限是非常不明确的。银行团在1922年贷款给梁士诒内阁时,就把自己的原则抛在脑后去了。在贷款合同中,银行家们获得了异常高的利率,放弃了对政府的控制而愿为其效劳,并把赌注押在政府身上。用来代替不彻底的自由主义,是不起作用的实用主义。

于是,资产阶级的政治能力成了问题。中国的商人和银行家们,是不是应像那些失望的皮格梅隆,如外国批评家所指责的,认为是其缺乏主动性呢?还是真的“无力作出任何有效的与建设性的集体努力”吗?真的“总是宁愿花钱而不愿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吗?

无疑,资产阶级失败的原因,在于其政治上不成熟的反复无常,有时仓促行动而不能坚持到底。“在各商会中不乏远见卓识之士……但不能不令吾人引为焦虑者,即休会之后众人作鸟兽散……谁将为实现此未竟之业者?”

这场失败还可以从所用的方法,所选择的目标,中国政治生活中一些持久的因素来解释;方法就是妥协和谈判。商人们相信,其声明和通电能说服军阀放下武器。“谁会相信军阀们会充耳不闻,一如既往扩充军队呢。”也有一部分人清楚地看到这种方法的现实,认为“与督办和政客们商谈解散军队……这无异于与虎谋皮”。但是,这种战术本身,不正是与其所朝向的目标紧密相连的吗?这种战术不正是以此来寻求胜利,保证其为自由主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吗?这种战术不是已经成为自由主义的一种表现了吗?

在20年代的中国,实现自由主义的出路究竟如何呢?根据历史上反复出现的理论——无论热衷于输出样板的美国公使雅各布·古尔德·舒尔曼,还是急于从中汲取灵感西化的精英人物胡适,都不承认这个理论,在精心设计的自治和议会程序的形式下,自由主义的政体只有在一个自由主义的社会中才能发挥作用。这里指的是一个稳定的社会,在其内部具有最低限度的一致性,使不同利益的集团即使完全对立,也不致因其分歧而演变为暴力行为,也不致引起永久的社会分裂。认为自由主义对饱经内战及主权受到威胁的中国,所患病症的医治无能为力,还是不够的;实际上,这些病症已十分严重,自由主义根本无法在中国扎根。

但是,1920年至1923年期间自由主义的努力,却不只是思想史的表现;其与城市社会的兴起同时,基础是大企业和现工业,而且集中在条约口岸。这个都市社会和广大的内地农业地区相比,虽享有较多的自治,而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却不能离开内地而生存;但却又无力确保与内地结合成一个整体,更不能对其加以控制。事实上,将无数的市镇、村庄和农民的中国统一起来,并使之发展,不仅是自由主义,即使是中国化了的自由主义,也是无能为力的;需要自由主义之外的意识形态,就是官僚机构和军事力量。中国的资产阶级在其黄金时代虽然在经济上逐渐繁荣,始终都未能克服上述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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