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史——从经济危机到政治上的退让，1923—1927年



1923年以后，经济奇迹的结束和革命运动的勃兴，使资产阶级越来越孤立。资产阶级和外国人的合作在瓜分利润时，本来已很困难；到经济危机袭来时，更变成殊死竞争。但是资产阶级即使退到反帝国主义的立场，却也不足以使其与激进的知识界或无产阶级结成同盟。这些人的革命民族主义的社会主张，对于雇用者来说，其危险性并不亚于竞争。资产阶级一方面在其外国伙伴已不再装出合作的样子时，不肯与之合作中妥协；另一方面又不会走上直接威胁到其切身利益的革命道路，而宁愿促使传统类型的国家权力的重建，即官僚主义和军事独裁的复辟。希望这样既能保证民族解放，又能保证社会秩序的稳定。

经济危机与帝国主义卷土重来

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失败以后，经济危机又打破了其与外国进行合作的迷梦。华盛顿会议的精神消失了。1923年，西方列强在谴责日本对中国进行扩张政策的同时，仍然重申和日本保持团结。帝国主义侵略的恢复，粉碎了中国资产阶级寄托在外国人的“通情达理”和“良好愿望”之上的希望。

民族工业的危机

1920年以后，影响西方和日本的经济危机中，中国的情况倒是比较良好；丝茶出口商由于外贸的阻碍而受到打击，出口总值由1919年的关银6.3亿两，降到1920年的5.4亿两。但是巨大的国内市场活力，阻止了危机的扩大和价格的下降；“本来供出口的货物，外国人不能购买，都在国内消费了”。进口商也经历了同样的困难，无力提取已经订购的货物（灾难性的银价下跌，导致银两的相应贬值）。但和19世纪以来的多次投机风潮一样，条约口岸的市场只是受到震动，并没有引起崩溃。中国经济的基本情况，仍然是工业还在蓬勃发展，并继续获得高额利润。可是在1923年，正当西方和日本市场开始出现转机时，中国却受到了打击。

困难在1920年秋季开始，当时棉价向两个不同的方向波动，原棉价格上涨，而棉纱价格却下跌。1920年至1921年，由于气候恶劣，棉花歉收；而此时正在全速生产的中国棉纱厂对原棉消耗量，却从1918年的270万担增至1922年的630万担。中国纱厂不得不进口越来越多的原棉（1922年达110万担，几乎占其总消耗量的1/3），因之而感受到世界范围价格上涨的影响。1920—1922年华北各省的饥荒，1922年吉林、四川、福建的内战，都减少了棉纱的销售量。1921年，纱厂每包棉纱尚可获得25两的平均利润，而到1923年，每包要亏损15两，许多纱厂都减产。安装一两年订购的纱锭增加了生产能力，但停工的机器数目也随之而增加。与此同时，日本的纱厂却继续日夜开工，付给股东们30％的红利，大多数英国纱厂也避开了这次危机。

竞争与控制

中国的实业家们对这次危机作过各种各样的分析，责怪是“市场不利”，“资金不足”，“固定资本比例太高”，“长期负债”，“经营缺乏远见”，“红利过度膨胀”。但是尽管如此，中国的实业家们还是不同意英国商务参赞的意见，认为“日本和英国的纱厂所以能较好地经受住这场风暴，由于其管理较好和融资健全”；并称：即使我们的技术和管理像外国人一样的好，我们也无法避开他们的竞争。

在中国企业家看来，中国企业明显的弱点在于总的环境，即是受外人主宰的经济；而外国企业的优势，则在于其与世界各地强有力的联系。根据这一观点，中国民族工业的危机，主要是由日本造成的，日本的经济侵略是十足的殖民主义政策。

“我们的纺织业有一个敌人，也只有一个日本这个敌人。”这个对日本的指控，不仅反映了日本对中国进行领土扩张和攫取政治权利的野心，也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对日本侵略引发的敌意。日本商人对中国市场超常的进攻，也引起了中国实业界的焦虑。自1918年至1924年，日本在华纱厂的纱锭增加了388％。“他们（日本人）以排山倒海之势冲向中国。”伴随日本在中国的工业投资，也染指中国纱厂的财政。在1917年至1922年间，中国纱厂所谈判的19项贷款中，有14项是由日本公司提供的。当1922年中国实业家们无力偿还债务时，日本的参与投资就变成了控制，1923年的华丰纱厂和1925年的宝成纱厂就是例子。

使中国实业家们感到惊恐的，还不只是经济攻势的力量；更重要的，是这种攻势所采取的集中而系统的形式。实业家们从中觉察到不折不扣的“纺织政策”，是一种将“吾国棉业扑灭则已”的“阴谋”。他们谴责日本主宰和独占中国市场的野心。

1923年春天实行的原棉禁运，表明是中日实业家之间的一场力量的较量。原棉价格上涨，使中国纱厂主遇到了困难，于是要求完全禁止原棉出口。当时，中国出口的全部棉花，几乎全由日本纱厂主收买（1923年出口97.4万担中的80.3万担）。这些出口的原棉，只占中国全部产量的10％—13％，但这占全部商品棉的一半。日本遂夺走了中国纱厂传统的纺线和絮制衣，留给中国纱厂的原棉只有1/4。

虽然中国的分析家并非不知道棉花生产不足，由于工业化加速和世界棉价演变，在这次危机中所起的作用，但仍然认为禁止原棉出口是解决原棉价格上涨的关键。毫无疑问，中国的分析家是正确的。即使禁止原棉出口，不能解决保持农业发展与工业化之间的平衡关系，也不能阻止设在中国的日本纱厂在本地市场购买棉花，但仍能在短期内减轻中国纱厂主们的困难。中国人自己也说，这是“暂时解救燃眉之急”，易于实施并可收速效。

华商纱厂联合会在1922年底提出禁止原棉出口的请求，得到北京政府的批准，并予以正式发布。但日本对此提出抗议，并得到外交使团的支持；使团援引其与中国签订的条约为据。面对“受惠国”的一致反对，中国政府只得于1923年5月取消这一禁令。

这次为解救中国工业的燃眉之急而禁止棉花出口的尝试，引起了列强共同阵线的再度出现。当警报响起之时，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团结，战胜了其彼此之间的分歧；美国也为日本保卫“条约权利”来帮腔。

危机加剧了经济竞争，使之政治上的合作越来越不可能。在1923年，许多外国观察家和侨民感到其与中国资产阶级的关系在恶化——认为这种关系太弱，也太死板，要求在华盛顿会议上制定的外交路线。除有其他原因外，有一事件引起了这次政策的转变。

合作进入了死胡同：1923年的临城事件

1923年5月6日，一列快车在山东省临城被土匪拦截，并绑架了许多乘客，其中有24名外国人。这一事件引发了舆论的评议，并触怒了外侨，要求恢复武力干涉的老政策。对于那些一直都批评“华盛顿错觉”的老中国通，认为这次事件为其提供了报复的机会，要求利用这次机会，外国政府应向中国提出尽可能严厉的要求。

外交团于1923年8月10日提出，由所有列强（包括没有直接受事件影响的国家）签署的照会，要求在赔偿和罚款之外，再建立一支由外国军官指挥的特别铁路警察部队。

事件的结果，又回到帝国主义最典型的做法。一系列其他事件——传教士被杀害，商人被绑架的清单上，又加了临城事件。在19世纪后半期，这类事件一直是列强军事和外交惩罚的导火线。

外国人信心十足，以为这一次旧传统的恢复，会得到中国资产阶级的谅解和支持。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只要是商人，都同样需要安全。商人知道必须团结一致，才能重建秩序。在上海的美国人和英国人完全相信本地资产阶级的默契，其商会和侨民协会在加强外国人对中国的控制的共同纲领中，结论性的提到“中国主要商界和银行界都同意，他们对局势的混乱感到不满，只是自己不敢采取行动”。

中国商人真的不敢采取行动吗？《北华捷报》责备其“巧妙的装聋作哑”。但是，这恰表明，中国资产阶级拒绝参与认为不合于其利益和尊严之举，甚至与其存在联系在一起吗？中国商人的确把临城事件视为国家耻辱，并竭尽一切可能帮助解决这次事件。各主要商会甚至派出代表，亲赴出事地点与绑匪进行谈判。事件固然可悲，但却不能证明因此就应该对中国实行国际共管。

“敝会深信，各友邦与敝国均有多年之友好关系，必不致因地方之骚扰事件而遽损敝国之主权，致引起敝国民众有反应之行动。”各行业组织和各商会由此更进一步采取攻势，将此次事件的责任，归咎于“各国银行及军械洋行……违反中国商民之公意，接纳中国任何方面之军人，予以助长内乱之借款与军械”。

各商会和商人团体的行动，得到共产党人的称许，誉之为对“帝国主义助长中国内乱”有了认识。“我们号召商界的同志，重新走上革命民族主义的道路。”外国人采取强硬立场，并且拒绝与中国资产阶级合作，岂不是驱之其走向革命吗？资产阶级又怎能适应这两种势不两立的力量呢？但是又怎样能逃脱得了呢？

革命运动的兴起和资产阶级日趋孤立

1923年，孙逸仙与共产党人的合作和“统一战线”政策逐步形成，给了革命运动以新的推动力，并在广州建立了根据地。工会主义也随之而兴起；1925年伟大的五卅反帝国主义运动，以及上一章所讲的北伐，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城市中，大批工人和知识分子协力支持革命。而资产阶级——既包括“旧制度的资产阶级”，也包括新企业家资产阶级却与之越来越疏远。五四运动时期使人们团结一致的民族主义口号，再也不能抑制当前各种社会与政治的对立。于是斗争迭起——在商会与孙逸仙之间，在商团军与国民革命军的军校学生之间，在工会与商会之间。

1923年秋季在广州发生的关余事件，导致了孙逸仙与列强之间的直接对抗。尽管数月前临城事件造成了紧张气氛，资产阶级还是拒绝支持孙逸仙的行动，因为孙氏选作挑战的领域，早已被资产阶级视为其独占的禁区。广州政府发起的攻势，实际上有使偿还内债的体制受到损害的危险。

在大战末期，海关税收的增加使每年都有大量的关余，外国银行将这笔余款交北京政府处理。1919年，广州护法军政府要求分得关余的一部分。而实际上也的确分得了一部分（13.7％）使用。1920年，广州政府被逐出广州，遂停止了此项要求。1923年3月，孙逸仙重新掌握广州政府权后，要求重新获得这笔款项，并要求清偿前两年的欠款。但在此期间，北京政府总统于1922年7月29日已颁布命令，将全部关余拨充偿付整理内债的基金。1923年9月，外交使团以遵守条约为借口，向孙逸仙提出警告，如其要用武力夺取当地海关收入，列强就要用武力进行干预，并于12月派遣23艘炮舰驶入广州水域。

在此期间，资产阶级始终考虑其当前所负责任的代价；上海和天津的商会和金融团体，请求孙逸仙不要危害其利益说：“我公手创共和……素以恤民为宗旨，务恳保全关税，以裕基金，不使商民损失。”

虽然孙逸仙强调，内债是由北京政府所发行的，广州政府不承认其合法性。而银行家们却不愿卷入政治争论，说“当时南方政府承认与否，以及北京政府发行该项公债时之用途如何，民众未便过问。关余既系整理公债基金之重要部分，无论何方，稍涉牵动，民众血本所关，均不能予以承认”。

孙逸仙的共产党盟友站出来为其政策辩护，力图提高争论的层次以开导资产阶级，使之认识其真正利益之所在，并将未来发展的前景和眼前的利益作了对比。“孙中山氏的唯一政策，在收回关税主权……此项政策不仅无丝毫损害商界银行界的意义，而且是专为国家主权和中流阶级的利益设定的……可怜的中国商人和银行家及一部分新闻记者，未免太缺乏政治上的关心与常识。”

但是，中国商人却宁愿向总税务司安格联爵士呼吁，请其“维护公共信用”。

如果说临城事件表明了中外合作的极限，那么，关余事件则表明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局限性。在关余事件中，孙逸仙遭到近代化的大资产阶级——租界里的商人和银行家的反对，这些人是政府财政的主要支持者。但是传统城市名流的敌对情绪也同样强烈，在数月后的广州商团冲突中达到了顶点。

孙逸仙在1922年被逐出广州，次年初，靠了云南和广西的雇佣军，又重返广州；此时所建立的军政府软弱无力，无法约束军队对其提供保护，各路将军们又不断向其索要钱财。为了满足财政上的需要，孙逸仙设法与广州商会谈判贷款100万元。孙氏并开征许多附加税，允许重开赌场，将其所得交给雇佣军；还强夺祠堂和数处宗教和地方团体的“公共”产业，以及被其“国有化”的私营企业。市政收入在一年之内增加了3倍，在1923年达到900万元。但是这种程度的剥削，致使全市每个债权人和富有的广东海外华侨，群起反对孙氏及其政府和雇佣军；而这些华侨在辛亥革命时曾给予孙逸仙以宝贵的支持。这些反对者感到，自孙逸仙重返广东以来，土匪流氓云集如蚁，如何还能希望别人再会为祖国工业化而投资？“还不如把钱掷到太平洋里。”

孙逸仙和广东当地资产阶级间的紧张关系也继续加剧。1924年，商人和经纪人拒绝接受当局发行的期票，并频繁举行罢市，还呼吁商团给予支持。

在商会的建议下建立的商团，在广州迅速有了发展。1923年末，商团有1.3万余人，其经费由各商业负担，有的商行供养30余民兵。这种民兵武装队伍遍布广东省内数百个城市。1924年6月，所有这些志愿人员汇集在一起，结合成了一个省商团，由汇丰银行买办广州商会会长的兄弟陈伯廉指挥。陈伯廉把商团运动与保护当地利益联系在一起，说：“内地交通常被阻绝，贸易屡被中断，原料不能运抵市场，投资遭到损失，我们对此感到厌烦……广东新商团军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成为一支无党派的地方自卫部队……经验告诉我们，人民必须依靠自己……为共同防卫与自治而一致努力，这是以后考虑并实施其他同样有益政策的一个开端。”

广州商人在1924年提出的要求，要重复地方自治的话题，将城市治安与金融管理交给行会，并取消苛捐杂税。因此，这些商人武装中所体现的思想观念和政治倾向，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但是孙逸仙政府在1923年至1924年间的迅速激化，使得商团的保守性就突出出来了。

商人们对广州当局的贪婪和专横行为的反抗，与全国范围的地方团体和商会反对军阀的斗争颇有一致之处。孙逸仙虽也常使用军阀的手段，但却与军阀根本不同。自从1924年1月国民党召开改组大会以后，孙逸仙政府一直在努力争取群众的支持。1924年五一节，孙逸仙继续庆祝中国工人和资本家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同盟。而与此同时，由廖仲恺召开的广州工人代表大会，要求政府禁止企业职工参加商团，并且为工人申请组织自卫武装的权利。

以商人组织为一方，以革命政府与工会为另一方，1924年夏天爆发了冲突，挑明了自治口号中隐含的不同选择。保护地方权益的斗争，一旦和民主的概念混同在一起，显得只不过是保护那些绅商们；自治口号经常提到的“民众”，只是少数债权人。正如上海资产阶级1912年拒绝为共和政府的建立提供经费一样，广州的资产阶级在1924年也拒绝为统一全国的北伐承担费用。广东商人反对孙逸仙的计划，而且因其亲共亲苏倾向而倍加深恶痛绝。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的失败，只反映其社会基础的狭隘，与孙逸仙的全国性雄心之不相称；而1924年广州政府与商人斗争所导致的武装冲突，却具有阶级战争的全部暴烈性质。

城市绅商一直利用民众的支持，来维护其自身利益，一旦失去这个支持，遂不得不向外国求援。广州商人在英国领事馆、汇丰银行和海关内，为订购、付款和进口武器来建立商团军，进行了广泛的关系网及阴谋诡计，着实惊人。有了大量的武器进口，自然会导致最后的武装对抗。1924年10月15日，政府军粉碎了商团，而位于广州西关的商民总部却遭到洗劫，并被焚毁。

在中国，保卫自由与保卫地区特权，经常是一回事情，所以，阶级斗争的爆发与省自治与生俱来，就不足为奇了。被共产党历史学者称之为法西斯分子的商团，证明资产阶级对其地区的利益，是非常执着的。不论1924年粉碎商团事件的意义有多么重大，但这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在下一年，当1925年的五卅运动在中国所有主要城市爆发时，资产阶级和革命之间的关系问题，就上升到全国性的规模了。

和1919年的五四运动一样，1925年的五卅运动，也是在民族主义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旗帜下开展起来的。五卅运动开始于一个地区性事件：一名在上海日本纱厂的罢工工人之死和为对其进行悼念而举行的示威游行遭到血腥的镇压。运动迅速扩大到中国其他地区，同样严重的事件，于6月12日在汉口爆发，6月23日在广州爆发。五卅运动是外国势力在中国存在的结果，是不平等条约强加给中国以及租界的行政管理的结果。

由总商会于1925年6月提出13条要求，作为北京政府特派员与外交使团代表之间谈判的基础，除要求惩办有关人员和赔偿受害人的损失外，并提出以下的条件：将会审公廨的司法权归还中国（第6条），中国居民派代表参加公共租界的工部局（第9条），将越界所筑之路归还中国当局（第10条），取消关于扩大港口权限和检查权法令的计划（第11条）。但是示威者和中国报纸（特别此时在工厂、学校和军队中获得很大成功的地下报纸）却走得更远，要求完全废除不平等条约，并向英国和日本开战。

行动的方式并没有改变。5月31日上海开始的总罢工，持续到6月25日。罢工扩大到其他城市，在广州持续了6个月；同时还举行了抵制日货，后来又抵制英国货的运动。这次抵制运动，引起了学生和商人之间经常发生冲突。

也和1919年的情况一样，资产阶级的内部分裂最后变得明显了。一方面是温和派，如上海总商会的领袖们，只把大多数组织提出的17条中，呈交当局其中的13条；在呈报当局过程中，删除了关于工会权利、领事裁判权、撤除外国军舰等条款。另一方面则是团结在上海马路工会和商业公团联合会中的激进分子，以及在6月7日为统一行动而组成的工商学联合会中的好斗分子。

1925年运动的特点，是在中国各大城市，特别是在上海，出现了由列宁主义式的革命政党领导强大的工人运动。1925年在上海组成由共产党控制的总工会，将117个工人组织联合在一起，会员21.8万人。这是一支很有组织的力量。工人阶级强有力的干预，一方面改变了中国人和外国人之间的对话（或者是对抗）的条件；另一方面，也改变了民族主义运动核心力量的对比。

1925年，在华的外国侨民害怕了。自义和团运动以来，外国还不曾经历过如此的惊恐。罢工使香港的港口和上海的工厂陷于瘫痪状态，外国却不能用国际武装力量的讨伐来解决，只得要求谈判和妥协。各外国商会，各外侨联合会，上海万国商团的官方报纸（特别是《字林西报》，不久前还一直在反对华盛顿会议的“荒谬的宽宏大量”），从现在起，都极力表示同情中国的要求，并频繁与中方保持接触。在上海，享有特权的商务关系人，自然是总商会的领袖们。为了和总商会的一些人结成联盟，外国愿意归还会审公廨，承认中国居民在工部局中的有效代表权，并答应逐步重建中国的海关自主权。由于工人阶级的介入，民族主义运动获得了新的锐气，而资产阶级也终于得到自1905年以来一直要求得到的东西。

如果外国侨民想通过这些让步，来换取中国资产阶级的支持，其措施也只有一半是成功的。在7月16日所作的第一次努力，被总商会会长虞洽卿和副会长方椒伯接受了。但是虞、方二人却受到银行家宋汉章影响同事的抵制。而且虽然在达成协议之后，虞洽卿热烈表示其感激之情，而商会会报对此却另有看法，认为“英国人只是在侮辱了我们，欺凌了我们，并给我们造成了一切损害之后，才采取了这一步骤。因此我们不能感谢和赞扬他们”。

1925年夏天，上海资产阶级就这样沿着危机前业已存在的不同路线而分裂了：老一辈的买办保守派，新一代的银行家与企业家，和广州行会或马路联合会激进的店主。这次危机的复杂性，主要来自各个不同集团的态度，存在着分歧和矛盾，而不是由于突然变得惊慌失措的资产阶级的急遽变化。在开始的时候，危机向各商业组织提供了一个居间调停的机会；资产阶级为了自身的利益抓住了这个机会。而公共租界当局无疑正是为了改变资产阶级这一种仲裁者地位，迫使其和雇主们组成共同阵线——从而放弃反对帝国主义的主张——在7月6日切断了电力供应，迫使迄今为止尚未罢工的中国工厂关闭。

这一行动真的足以使资产阶级与革命运动分裂吗？换个说法，两者之间曾有过真正的联盟吗？

在1925年，很多报刊都重提民族团结的老话题，并指出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是无产阶级的康庄大道。同时，统一战线的辩证法提供的理论基础，认为分别代表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两个政党之间，是可以进行合作。但是当孙逸仙于1925年3月逝世时，资产阶级和国民党之间的关系已变得很松弛了。尽管孙逸仙不久前曾使工商界感到失望，但因其在1911年创建的共和国伟业，唤起了工商业界人士内心发出感激与崇敬之情，而现在这位众望所归的老革命领袖去世了。在个人威信常常比纲领更重要的政治环境中，孙逸仙的逝世，的确扩大了资产阶级和国民党之间的鸿沟。

但是，由于受到1925年五卅运动巨大爱国热情的鼓舞，上海资产阶级仍然支持罢工者；总商会募集并分配了220万银元。在工会、学生和教育团体的帮助下，总商会组织了一个临时救济会，并通过对仓库中的英国货、日本货征收特别税，筹集到一笔罢工基金。但是把这种互助理解为真正的政治联盟，那就错了。事实上在1925年夏季的高涨爱国热潮中，支持罢工者是个普遍运动，连军阀和北京政府也提供了资金。

上海总商会的领袖们倾向于和罢工者谈判，正如其愿同任何找麻烦的人谈判一样。和各省城中的名流一样，这些领袖人物也认为自己有责任维持当地的秩序，并且准备作出可观的财政牺牲来确保“公众的安宁”。虞洽卿的出色活动，在危机期间起着主导作用，其行动不只是作为上海总商会会长和商界的代言人，而是所有谈判中的首领。虞洽卿在2月和3月间曾积极谈判建立商埠，并被提名为未来商埠的会办，使其成为当地利益的官方代表。虞洽卿急于维护其个人威信，很重视公众舆论，说“我们愿意听取很小的中国团体最琐细的批评”。当罢工者要采取暴力行动时——例如8月13日5000名码头工人为向商会索取罢工补贴，抢走了虞洽卿的三北公司的两艘轮船，虞氏当然更有理由让步。

除了雇主们对工人事业的同情外，上海总商会在1925年夏季对罢工者的帮助，反映出其害怕群众运动，也反映出其以儒家社会的和谐理想而实行的妥协（以及被外国观察家和历史学家不客气的称之为脚踏两只船）的惯常做法。资产阶级在夏季已逐渐脱离运动，反映出是新的力量的平衡，而不是资产阶在创造平衡。采取主动的，是在让步与恐吓之间摇摆不定的外国人，也是把罢工扩展到中国工厂和行政机构的工会。和往常一样，资产阶级对事件作出了反映，但没有在事件中采取主动；采取增加工资，试图分裂工人组织，并在罢工者和外国工厂主之间进行调停，让工人回到日本公司（8月）和英国公司（10月）工作进行谈判。这是古已有之的谨小慎微？或是其自身的内部矛盾而处于无能为力？资产阶级穷于应付具体的局面，却又一次未能把握住历史的进程。

转向蒋介石，1927年4月

向蒋介石靠拢，使之作为政治力量的资产阶级，迅速被排除出去，但这并非1927年革命扩展所留下的最后一条出路。自1923年至1924年以来，这是资产阶级一直在进行政治思考进程所达到的选择。

这个运动来自接近新资产阶级自由知识分子阶层。1924年，蒋梦麟注意到自由主义和新教育已经失败的事实，两者都强调个人的发展。《中国教育改革》在新任编辑陈启天主持下，宣传旨在造就对国家有用公民的国家主义教育。在中国青年党及其刊物《醒狮周报》支持下，国家主义思潮在五卅运动中的作用，比一般想像的为大。青年党领袖曾琦（1892—1951年）和李璜（1895—1991年），可能于20年代初在法国受到查理·莫拉的影响，宣传国家的“永恒结构”，称其是超越社会变迁的；并号召全民革命，即恢复经济、政治和文化平衡，而不改组社会秩序。

国家主义运动，是对马克思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反动；在某些方面，与自强思想有相似之处。虽然其内涵确实包含极权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倾向，但一开始并不排斥一切民主实践，其所标榜的精英统治论，实际是被弱化的民粹主义。

在国民党内，戴季陶（1894—1949年）此时也采取了与之相似的路线。但由于戴氏曾信仰共产主义，所以强调列宁主义组织方法的重要性，梦想把列宁主义的组织方法应用于民族主义革命（国民革命），以求建立“一个在中央集权主义政治领导之下的大一统国家”。

在1927年至1928年南京政府建立以后，大部分民族主义、阶级合作主义和国家主义思想，都被国民党正式采纳，因此，很难评价其各自在1927年之前的影响。在此期间，这似乎在传统的和现代的城市精英中，都获得了最大的成功。这种意识形态保持了某些基本的价值观念——反对帝国主义，要求经济现代化；同时排斥阶级斗争，因而符合资产阶级的愿望和利益。在一些基本点上，如社会和谐，民族独立和物质进步，1925年的纲领使人回忆起1919年纲领；但两者的精神却并不一样。为了实现这些纲领，资产阶级和知识阶层以前是寄希望于西方，现在似乎要依靠传统文化的复兴和民族主义了。在这方面最值得注意的，是戴季陶用孔子的语言来重新解释孙逸仙的学说。这种向中国本源的回归，绝不会吓跑资产阶级。聂云台对城市纨绔子弟宣传节俭之类的说教，或穆藕初为了企业管理方面的问题，到和尚庙里去求签，这都是效仿的做法。

更令人感到诧异的，是资产阶级赞同这样的看法，即由一个有无限权力的政府作为国家统一和繁荣的保证。这种求助于政府的想法，与新近引进但尚未被完全吸收的自由主义相违背，更与传统的商人阶级的自立精神相抵触。如果资产阶级竟然把建立民族主义的统一国家作为最终方案，那是因为（正如大多数作家所强调的那样）把这样的国家当做对抗工人的要求和革命纷扰的最有效的保障。但是也许更为重要的，是资产阶级认为，只有强大的政权才能重获而且保持民族的独立。

中国资产阶级并不完全是由于倦怠和恐惧，不得不听从蒋介石当权——如其曾听从袁世凯当权一样，只是希望蒋氏能使其摆脱固有矛盾，从而调和资本主义与民族主义。蒋介石与资产阶级的和解，由于旧的私人关系和上海商人团体的衰落，而更加容易实现。

辛亥革命时期，沪军都督陈其美随从人员中的私人关系，似乎已经建立起来了。陈其美死后，其在上海总商会和浙江帮里的老盟友虞洽卿和张人杰（静江），帮助了陈氏的门徒蒋介石发了迹。1920年，虞洽卿为了解决孙逸仙所急需的资金，创办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让蒋介石加入了这项经营。在这里聚集了所有以后在蒋介石兴起中起重要作用的人——陈其美之侄陈果夫，国民党卓越理论家戴季陶，上海总商会董事、虞洽卿的朋友闻兰亭。

这种私人关系的重要性，在1925年孙逸仙逝世后，国民党核心中的力量重新组合和右派的形成中，显示了出来。西山会议派引证戴季陶的著作，反对共产党人进入国民党核心。有证据表明，虞洽卿和张人杰插手了西山会议派渗透进入上海的事。在广州，孙文主义学会和企业之间的联系，比较难于建立。直到1925年11月商团被击败为止，温和派的商人似乎宁愿投向孙逸仙的对手陈炯明。而且直到1926年3月20日事件，国民政府的激进路线，阻碍了蒋介石集团的右派力量的重新聚集。但是张人杰和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老板简照南到了广州，并时时参与政府事务，却暗示国民党右派，蒋介石与企业之间的接触，从不曾间断过。

中国资产阶级和国民党之间的关系，超出了联盟的范围；特别是在广州，这种关系反映出1925年至1926年间所有政治上的矛盾状态。对于经过1924年的镇压而严厉检验过的商业团体，国民政府继续使用引诱（强制性的统一战线政策和警告性两种手法），目的在防止要求自治的资产阶级力量东山再起，禁止重建商团，一切社会援助和慈善活动被置于严格控制之下。同时，政府设法与准备合作的商人达成谅解，鼓励其成立新的组织，与原来建立的组织相竞争；在等待各商会改变态度的同时，建立起广州商人协会，以与商会相对抗；还组织了市民团代替商团，由各公司出资，其政治与军事结构均由政府控制。任何不顺从者，都将被列为“买办型商人”，被置于国民党商人部的直接管制之下。南洋公司因拒绝向政府提供贷款，被指控为压制工会而遭到抵制。

这些做法不只是对商人政治上的操纵。在西方受教育的宋子文，是一位经济现代化和扩大民主的鼓吹者，此时任广州政府商务委员，兼1925年成立的中央银行行长。宋氏在与商人打交道中，似乎是一位诚恳而友善的调解人。国民党——即使在其激进时期，也并不打算瓦解和毁灭商人团体，只是要将其置于党的监护之下，使之其为党服务（党化）。蒋介石在1926年3月20日事件之后，巩固了其权力，但其政策的指导思想并没有改变。早在6月份已经开始，在7月份北伐军出发后，加剧的工人运动遭受镇压一事，却使资产阶级从中得到了好处。广州根据地成了此后南京政府的战略试验场。1924年10月，广州商团被消灭后，最富有的商人因逃避“赤色分子”而出走。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联系多，而与现代企业家联系较少，这种为时已较久的特点，都有助于这个政策的成功。

广州的资产阶级就是这样被压服了，上海的资产阶级则正在被争取过来。伊罗生和安德列·马尔罗的著名解释认为，这是资产阶级因受到1926年11月和1927年1月暴动罢工的威胁，而作出了反革命的选择。事实上，投靠蒋介石是商人集团核心中进步因素的成功。1926年夏季以来，在北伐胜利进军与前此和同时的起义之后，群众运动已经迫使上海资产阶级处于守势。要就是支持群众运动，要就是抵制群众运动，没有真正选择的余地。可以选择的，只是采取什么方法来抵制。有的建议，与浙江孙传芳所代表的本地军阀结成联盟；另外一些更精明，或更了解蒋介石真正目的的人，则设法同国民党内的非共产党分子联合。

1926年6月进行的总商会选举，清楚地表明商人阶级内部的政治分化。在孙传芳的支持下，1919年至1920年间被排斥在外的老亲日派又恢复了活动，重新出现。为了对这次不公正选举表示抗议，前任会长虞洽卿离沪到了日本，150名会员拒绝参加投票。这些人的弃权，反倒帮了倒忙，使代表性不大的清一色董事会取得了权力。银行家傅筱庵（宗耀）在履行其使命时，其作用与是否称职，仍大有争议。商会核心里的多数人就这样被击败，被迫从根本上重新调整政治方向。虞洽卿担任商会会长时期（1924—1926年），恰值内战开始及大军云集江浙两省同时，曾想方设法使上海及附近地区维持中立，让聚集在市内和江南制造局成为撤退败兵的难民区。虞氏同样努力推进淞沪商埠自治区的建立，打算使之成为自治市，摆脱江苏省的控制。虞洽卿信守本地士绅的思想与做法，其行动受到上海人，也受到北京政府的欢迎。

孙传芳急于恢复对上海及其财源的控制，在1926年提出其特殊的大上海计划，把此计划交给胡适的一位朋友、地质学家丁文江去组织实施；但在一开始即限制了上海的司法权，以保证上海服从于江苏省的管辖。商界的一个大派系反对这个政策，聚集在虞洽卿周围，开始鼓动自治。这个运动在1926年秋季变得特别强大。但自此以后，孙传芳得到了商会的支持，商会不反对重开江南制造局；会长傅筱庵还将其担任董事的招商局为孙传芳运送军队。但是，1927年2月17日起义者罢工，虽被孙传芳的军警野蛮地镇压下去，却仍不能吸引资产阶级向其靠拢，因为孙传芳此时在战场上的败局已定。

1927年3月末和4月初，资产阶级和蒋介石结成了联盟，帮助蒋氏在上海取得了权力，并不是资产阶级右翼，而是资产阶级中最拥护民族主义，也最现代化和较具有民主理念的分子。

如同1924年之在广州，1927年春上海革命形势的发展，引起了社会结构的普遍重新组合。20年代初的资产阶级激进派，继续为争取工部局中的华人代表权，废除会审公廨，反对军阀的侵犯而斗争；但此时其在政治棋局中的地位已完全改变了。在一群买办影响下，民族资产阶级背叛革命的套话后面，隐藏着另外一种现实，即由于社会—政治紧张关系的全面变化，改变了资产阶级及其他集团和政治人物的关系，资产阶级的激进主义已经变质为保守主义了。这种保守主义，似乎很像卡尔·曼海姆所解释的那样，基本上是一场作为存在的有力运动，对激进主义有意识的否定。

通过研究1927年春季商人团体结构发生的重新改组，可以证实上述的分析是正确的。1926年改选后产生的总商会失去了领导地位，让位于虞洽卿倡导建立的商业联合会。正是这个联合会，在3月26日蒋介石到达上海时，与之取得了联系，并立即按照蒋氏恢复秩序而需索取的代价，为其提供了300万元的贷款，实际就是要蒋介石去摧毁共产党工会的力量。这个联合会是上海各主要商业组织的政治代言人，在团结一致的坚实基础上，同时又加入了沪商协会。这个沪商协会，也和所有1926年建立的官方的或地下的商人协会一样，是属于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建立的商民部，是一个国民党组织。在1927年3月20日沪商协会公开以前，很少有人知道。但沪商协会好像和马路联合会的关系很密切，在1927年4月发生的事变中，为了加速沪商协会的发展，将马路联合会的各分会接收了过来。由此不难看出，商业联合会与马路联合会的融合，前者是为帮助蒋介石起家而成立，后者从五四运动期间出现之时，就被历史学家认为是进步小资产阶级的喉舌。

与资产阶级合作，得到大多数商业团体的支持，对蒋介石是至关重要。商人拒绝参加3月29日在共产党工会领导下成立的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使工人组织的政治主动性陷于瘫痪。给予蒋介石的钱能使其招募卫队，大多数为青帮分子，于4月12日晨攻击工人纠察队，并解除其武装。

本来是合作的关系，几乎马上变成了从属与被剥削的关系。4月12日的政变刚一结束，蒋介石马上又向商人勒索700万元，强行借贷3000万元。蒋氏不放过任何敲诈勒索的机会，在商人中引起了恐慌。和任何省商会头面人物被军阀勒索时一样，上海的资产阶级对此也一筹莫展。在这种事件中，店主和金融家们在拥有枪杆子人的面前，历来都是如此，商人却因内部分裂而引起的分歧更为严重了。商会已失去了以前所拥有的政治威信。蒋介石和一个组织一个组织的分别谈判，使其不可能进行反抗，而逐一被吸收进国民党的机构中。另一方面，蒋介石在1927年4月下旬对资产阶级的压迫，又好像是资产阶级内部派系自相火并的继续；向傅筱庵发出通缉令，没收其大部分货物，取消其当选的上海总商会会长职务，并将总商会置于管制之下。这一切都令虞洽卿及其朋友们感到满意。傅筱庵这一派在1926年被剥夺了对商会的领导权；1927年4月底，而另一派中的虞洽卿、王震（一亭）、冯少山（培熺）三人，奉命出任负责监督商会活动的政府委员时，又重新控制了商会。

以前每当政府滥用职权时，资产阶级总是极力加以谴责，并起而斗争。而这次之所以没有反抗，因为符合其中最大一派的利益。1927年，资产阶级不仅是对无产阶级的背叛，同时也是对其自身的背叛。由于资产阶级放弃了一切政治权利，便很容易受到国家权力的打击；而这种权力又正是由其帮助才得以恢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