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和会与五四运动

两个巴黎和会

新文化运动时中国国内的政治情况，依旧表现为南北之间的对立。北京政府的实权派、国务总理段祺瑞（皖系）想接受日本援助来实现武力统一。然而他的政敌、总统冯国璋（直系）则主张南北和平，并破坏了段祺瑞的军事作战。段祺瑞觉得受限制，于1918年10月，通过名存实亡的新国会，将冯国璋拉下总统之座，取而代之的是袁世凯的旧谋臣徐世昌。起初，段祺瑞试图笼络徐世昌，而老谋深算的徐世昌则为了自身的需要而反对内战。

南方的广东军政府方面，实权派的广西派陆荣廷等人排挤主张北伐的孙文，1918年5月废除总统制迫使孙文辞职，孙文盛怒道“南北军阀乃一丘之貉”而前往上海。梁启超、张謇等稳健派也提倡和平，列强们也希望内战早日结束。11月，南北实现停战，1919年2月，上海召开了南北议和会议。

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也接近尾声。1918年11月，德国投降，国联成员之一的中国也举行了战胜纪念仪式。由于这是鸦片战争失败以来的首次胜利，国内上下喜气洋洋，数千名学生参加了天安门前广场（比现在的天安门广场要小很多）上举行的集会。多数中国人抱更大期待的是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十四条，它讴歌民族自决的原则和公平解决殖民地问题。

威尔逊的十四条，是为了对抗1917年沙俄革命后建立的苏维埃政府呼吁在无吞并、无赔偿、民族自主的原则上签订议和条约这一举动，主要以东欧为对象而提出的。然而，亚洲人民听到后认为大战后的新世界一定能废除帝国主义“强权”的压制，心存希望。中国也认为只要主张基于民族自主“公理”上的权利，就能废除以“二十一条”为首的耻辱的不平等条约。

1918年12月，中国全权代表团背负着国内的期望，前往巴黎参加和平会谈。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陆徵祥担任代表，团员有被称为“中国青年一代”的北京政府驻美公使顾维钧、广东军政府驻美代表王正廷等，以及信奉威尔逊的年轻亲美派的精英们。

1919年1月，巴黎和会召开，顾维钧和王正廷立刻主张把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返还中国，与要求继承其权利的日本代表对立。争论的焦点集中在“二十一条”要求的有效性上，顾维钧等人主张中国参战使“二十一条”失效。而日方则拿出了段祺瑞政府交通总长曹汝霖等人在西原借款交涉期间秘密与日方签订的有关山东问题的公文函件。其中记载中国对日本继承德国权益一事“欣然应允”，日本因此申辩“二十一条”有效。

之后山东问题暂时被搁置，在是否公开公文函件问题上日中各不相让。然而主导会议的英国、法国在大战期间与日本另外签订了秘密协定，美国见此情况后也倾向于支持日本。4月，山东问题被再次提出，德国旧权益的归还问题却受到了忽视。中国代表眼看情况不妙，于是提出了由英国、法国、美国、日本、意大利“五大国”来进行共同管理的代替方案，试图遏制日本的殖民脚步。然而最终却仍旧失败，4月30日，会议决定德国原在山东的权益被日本继承。

69 顾维钧　中国外交家,字少川,江苏嘉定(今属上海市)人。在巴黎和会上顾维钧脱颖而出

另一场和平会议即上海的南北议和会议，围绕段祺瑞重新编制的参战军问题，交涉停滞不前。参战军是指预备参加世界大战的部队，而组织这支队伍的实际目的在于发动内战。这支军队的军费来自西原借款，士兵由日本人上校训练，实乃日本援段政策下的产物。广东军政府要求解散参战军作为实现和平的条件，3月，段祺瑞拒绝该要求，会议中断。4月，段祺瑞与日本签署的密约被曝光，人们对待段祺瑞和日本的情绪进一步恶化。

五四运动开始

4月24日，梁启超从巴黎发回电报，最早向国内传达了中国外交失利的消息。他指出英国、美国接受了日本的要求，呼吁开展拒绝签署和平条约的运动。4月30日，电报到达北京，人们期待的“公理”被迫在日本的“强权”面前屈服，感受到冲击和失望。报纸上宣传的“青岛亡矣！山东亡矣！”“国亡无日，愿合四万万民众誓死图之！”，口号更使得这种失望情绪逐渐变为愤怒。

70 五四运动　在天安门广场集会的学生

1919年5月1日，各所大学的代表在北京大学等学校集合，就如何对待亡国危机交换了意见。3日晚，陈独秀支持的《国民》杂志社和胡适支持的《新潮》杂志社的成员们作为发起人，召开了北京大学的学生大会。大会的参加者超过了一千名，他们约定支持拒绝签署和平条约并且在第二日于天安门广场集合进行示威游行。甚至有人在激愤之下咬破手指，在衣服上写下“还我青岛”的血书。

5月4日下午1点，天安门广场聚集了三千多名学生。他们高举“中国被宣判死刑”“保我主权”“取消“二十一条”“严惩卖国贼曹汝霖等人”等标语，散发用白话文书写的传单向南出发。

他们的目标是各国公使馆所在地的东交民巷，要求和英国、法国、意大利、美国四国的公使见面。英国等三国大使馆以周日为由推辞，数名代表和美国大使馆的书记官会面，递上请愿书要求支持中国的主张。

这时学生们被警察拦住，在公使馆区域外冒着酷暑等了将近两个小时。一部分学生开始高喊“我们去外交部！去曹汝霖的家！”，很多人不顾组长的反对前往曹汝霖的住处赵家楼。但是，曹汝霖的住宅被两百多名警察重重保护起来，学生们只能向豪华的屋子里投掷国旗和标语，并打算结束行动。

此时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之前煽动游行队伍的一部分学生毁坏窗户进入院中，从里面把门打开。学生们大举入内，开始寻找曹汝霖，在公文书中写下“欣然应允”的是章宗祥本人，他们逮捕了在曹家避难的驻日本公使章宗祥并对其进行殴打。曹汝霖的家被放火。警察起初对学生们的士气感到害怕，后来由北京的警察总监亲自指挥，调整战局，甚至动用军队，逮捕了三十二名学生。

运动的扩大与拒绝签署条约

5月4日，学生们在北京大学商量对策，要求释放被捕的学生，并同时罢课。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虽发言说“这次你们有点过头了”，但同时为了救出被捕的学生又四处奔走。刚开始，政府内部还高唱包括解散大学在内的强硬镇压论，而山东选出的很多议员则改为支持学生们。孤立下的政府要求蔡元培以学生不参加5月7日国耻纪念日的国民大会、重新开始上课为条件答应释放被捕的学生。翌日，被捕学生在欢呼声中乘车回到北京大学。

虽然北京的国民大会事实上被禁止了，其他城市仍然按照计划举行了国耻纪念日的集会和示威游行。特别是山东省省会济南，三万人集会要求“严惩国贼”曹汝霖等人。然而，段祺瑞始终保持高压状态的姿势，把蔡元培看做事件的幕后操纵者并打算罢免他。另外，谣言四起，例如派出刺客暗杀段祺瑞、军队进驻北京并烧毁北京大学等。眼看形势急迫的蔡元培于5月8日亲自提出辞职，悄悄离开了北京。

学生们认为政府逼走了蔡元培，更加愤怒，他们除要求慰问蔡元培外，再次宣布要罢课。北京大学的教职员和其他大学也持相同观点，5月13日，北京的校长们都提出辞职以示抗议。总统徐世昌则于14日对蔡元培发出慰留令以示妥协。

这时学生们又展开了新的活动方式。被称作“救国十人团”等的由学生组成的演讲团就是手段之一，他们插上旗帜，用画和地图向人们说明山东问题。另外，对日本的抗议行动扩大为抵制日货运动，愤怒的群众召开了“烧毁日货大会”，人们把手头上的日本货纷纷投到火中烧毁。

某个集会上对堆积如山的日本货进行烧毁，一名中学生突然痛哭着把自己的自行车扔向火中。这也是日本生产的。少年时的宣统帝溥仪也非常喜爱自行车，这在当时是非常奢侈的物品。牧师出身、在北京回民街道创建了女学校崇贞学园的日本记者清水安三目睹了这一场景，从而得知“二十一条”以来日本的行动如何激怒了中国民众，他写道“像被针扎了一样受到刺激”。

5月19日，学生们开始罢课，政府接受了日本公使的请求要求停止街头演讲。学生们接受后，政府又禁止抵制日货，并事实上在北京实施戒严令，要求重新开课。对此不满的学生们改变了战术，打扮成小贩开展购买国货运动，还劝说市内的警察这些“亲爱的同胞们”，让他们理解运动的意义。

6月3日，当局下达的重新开课的期限已过，学生们做好受到大镇压的准备，再次聚集街头演说。警察不断地逮捕学生，被捕人数3日达到170名，4日达到800名，拘留所不够，甚至把北京大学也作为临时拘留所。但是，4日600名女学生首次进行游行示威，走上街头的学生人数增加，警察也束手无策。政府只好停止镇压，释放被捕的学生。

北京学生大量遭到逮捕的消息传出后，运动扩大到全国各地和国外。其中拥有100万人口的大城市上海的运动影响尤大，不仅是学生街头演讲和抵制日货，商店也一律关门罢市。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增长出现的工人阶级（无产阶级）举行罢工，外国资本的工厂被迫停业。5月，福建学生前往英属马来亚呼吁抵制日货，7月，运动席卷了马来全国并扩大到荷属东印度和泰国。

起初，美英等国认为该运动是针对日本的，采取静观事态的态度，甚至觉得该运动“秩序良好”而持好感。然而，上海的城市功能陷入瘫痪，影响到列强各国的殖民地，租界当局开始对运动进行禁止或镇压。再加上各地的地方长官、国内的银行家们，也催促北京政府早日处理学生和市民提出的罢免曹汝霖的要求。

陷入困境的北京政府，终于在6月10日宣布罢免曹汝霖等人的职务。这是由新文化运动中成长起来的学生们主导的，广大城市居民抛弃“阿Q”，作为主体参加的运动的成果。这一消息传到巴黎的中国代表团，他们受到了鼓舞，6月28日不顾政府的指示拒绝在《凡尔赛条约》上签字。日本代表们大吃一惊，批评中方的行动是顾维钧等人的“冲动武断”，然而此时顾维钧的手里，已经收到了7000封来自中国国内要求拒绝签约的电报。中国的民族主义再次成为巨大的浪潮改写了历史，7月10日，徐世昌亲自颁布总统令，追认了代表团的行动。

日本留学生的动态和吉野作造

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中，早早就出现了与五四运动相连的动态。1918年5月，日本为了出兵西伯利亚签订了日中军事秘密协定后，1200名留学生提出抗议并回国，呼吁反日运动。一年后的1919年5月7日，500名留学生高呼“取消条约”、“打倒军国主义”，在东京的中国公使馆召开国耻纪念日集会，与前来阻止的日本警察发生冲突，三十六人被捕。

这时，大正民主主义的代表人物、政治学家吉野作造为了救出被捕的中国留学生而四处奔走。他从1906年起住在天津，担任了三年袁世凯长子袁克定的家庭教师。1915年日本提出 “二十一条”后，吉野作造认为它是“日本生存下去不可或缺的东西”而予以支持。但他认为日本人应对日后的中国持有“同情与尊敬”的态度，对欠缺这一点的日本大陆政策吉野作造持怀疑态度，并加深了对中国、朝鲜和台湾的关注。

71 吉野作造

1916年，吉野作造在《中央公论》上发表文章，提出民本主义，认为在天皇制下也可以实现民主主义。他认为日本和中国都是资本主义的后进国，一定要引进民主主义。吉野还在1918年成立黎明会，对学生进行启蒙。因此，五四运动一爆发，吉野就意识到中国学生提出的民族自主的要求，才是民主主义在东亚生根发芽的“活的精神”。于是，他请求外务省保护被捕的留学生，并为了释放留学生而四处奔走。

吉野作造投向五四运动的眼光充满了同情，除此之外，广为人知的是他对1919年朝鲜爆发的“三一独立运动”寄予的同情。吉野批评日本军人总督统治朝鲜，主张废除对朝鲜人的歧视和实现朝鲜的言论自由。他还将大学工资和著作权收入、演讲费等中相当一部分，拿出来资助中国、朝鲜留学生的生活。

吉野作造的活动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所知晓，陈独秀和李大钊关注黎明会并把它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模范，1920年5月，北京大学的学生团还前往日本互相交流。当时的日本虽然对抵制日货感到麻烦，却无法从正面接受中国人的要求，也许可以说这是一种孤立的现象。但是我们不能忘记的是，代表日本和中国的知识分子，正在共同尝试跨越国家和民族的差别从而摸索普遍的价值。这一努力诞生了一项成果，就是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的接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