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的成立和临时约法

一发暗枪所引发的

1913年3月20日晚，革命派领导人黄兴等人出现在上海火车站。如今他们是基于中华民国暂定宪法的临时约法基础上，实施选举后产生的国会议员。开往北京的火车就要开了，他们从候车室走出来，突然听见一声“砰”的声音。黄兴惊诧地回头一看，发出呻吟声倒在地上的是在选举中获胜成为国民党事实上的党首的宋教仁。

紧接着响起了第二声枪响，周围一片混乱。被送到医院的宋教仁虽经手术抢救，却由于子弹穿过背部直达腹部，回天乏术。22日凌晨宋教仁身亡，享年仅三十一岁。不久犯人被捕，其背后的黑手是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

50 被刺杀的宋教仁遗体

51 宋教仁

宋教仁被刺事件，使刚诞生的中华民国受到了沉重的打击。这不仅是失去了一位领导人的问题，而是革命下诞生的新中国在自由主义基础上作为法治国家而成长的可能性，被剥夺了一部分。

此后本书中提到的民国时代，多用分裂和混乱等词语来形容。这段时期各地大小军事势力割据，中央政府无法控制，这和秦始皇出现以前的春秋战国时代甚为相似。但是，正由于这个时代缺乏拥有巨大权力的统一政府，因此有着诸子百家自由活动的氛围。虽然民国时代多给人灰色的印象，然而不能单纯给社会涂上一种颜色，而是蕴藏着各种各样的可能性。

那么，袁世凯为何不除掉中华民国建国之父的孙文，而是瞄准了宋教仁呢？为了找到答案，我们来观察一下清朝灭亡的1912年2月辛亥革命爆发后一年多的历史。

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与临时约法

宣统帝退位的翌日2月13日，孙文向政府请求辞去临时大总统的职务。他履行承诺，推荐北洋新军统帅、清朝的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为后任。孙文给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提出了三个条件：（1）临时政府的首都设在南京。（2）袁世凯必须到南京就任新总统。（3）新总统必须遵守临时约法。临时政府批准后，15日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

可是，袁世凯不肯离开自己的势力基础所在地的北京。孙文派遣了特使前往迎接，袁世凯却在北京发动了士兵暴动，以此为借口拒绝前往南京。临时政府无奈只好允许袁世凯在北京就任大总统。

革命派本来就不期待袁世凯能够乖乖地来到南京。可以限制袁世凯独裁的，是宋教仁等人起草的《临时约法》。

《临时约法》开篇为“中华民国的主权属于全体国民”，明确提出了主权在民。第二条规定所有的国民不论民族、阶级、宗教一律平等，并颁布法令废除对广东的渔民疍家等身份歧视。还保障了言论、出版和集会的自由，比起日本的宪法内容更为激进。

临时约法最大的特征是，最大限度地认可议会权限的议院内阁制。议会由众议院、参议院两院构成，具有预算决定权和制定所有法律的权限。临时大总统也通过议会选举产生，达到投票总数的三分之二才可当选。临时大总统是代表政府“总揽政务”的职务，拥有统率全国陆海军的权限。另外还拥有官吏的任免权和外交权，这些权限不经议会批准不能行使。

议会还规定，“认定大总统有谋反行为时，总数五分之四以上出席，出席者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可以弹劾总统”，拥有弹劾总统的权力。宋教仁想通过法律限制总统权限，来达到控制袁世凯的目的。

52 辛亥革命形势图（1911年）

可是，孙文对这部《临时约法》持批判态度。其实辛亥革命期间制定的暂定法并不只是临时约法，清朝灭亡前的1911年12月就制作了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临时大总统是参考当时美国的总统制而设立的，对议会的决议事项拥有否定权等巨大的权限。当时与清军作战时需要强大的领导，孙文也从革命伊始就主张有必要实行军事政权下的独裁（孙文的革命理论称之为军政期）。

然而，从中国同盟会内部产生纠纷以来，宋教仁就对孙文的独断专行持怀疑态度。宋教仁在逃亡日本期间进入了早稻田大学的留学生部，翻译各国的创制法律方面的著作，勤奋学习到了神经衰弱的地步。他还从和章炳麟的谈话中痛感到，今后的时代已经不是由一部分英雄通过独裁权力推动革命的时代了。

以法国宪法和美国宪法为基础的《临时约法》，是宋教仁辛苦的结晶。强化议会权限，防止临时大总统独裁等内容，不仅针对袁世凯，还含有抑制孙文的独断专行的意图。由于临时约法否定了革命计划，孙文当然感到索然无味。他在《临时约法》中通过的观点只是国民主权这一原则，并放言称“其他的都不是我的意思，我不负有责任”。

袁世凯的“开发独裁”和地方民族主义

那么袁世凯本人对临时约法的束缚，又是怎么想的呢？此人在本书中虽然已出现几次，这里我们不妨再看看他的出身。袁世凯是河南项城人。他祖父的弟弟袁甲三率领淮军参与了镇压太平天国的军事行动，为袁世凯的成功作了铺垫。袁世凯非常讨厌索然无味的科举考试，早早就投身淮军，1880年被派到日中两国争议颇大的朝鲜。李鸿章看中了他的才能，任命他为驻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全权代表，相当于总领事一职。

甲午战争后，袁世凯代替下台的李鸿章接管了北洋军队。他一面强化军队的近代化，一面关心政治，参加了康有为等人组织的强学会。戊戌政变时，袁世凯通报了变法派的政变计划而被称为“叛徒”，然而由于变法派与他的后台李鸿章对立，因此并不能说这是变节。这一行为其实不如说是袁世凯无论是在义和团运动或是辛亥革命中，都表现出了能够在激烈的政治动乱中嗅出哪一方将会胜利的天赋。

后来与袁世凯接触过的外国人，评价他是具有卓越的记忆力和观察力的“充满敏感的好奇心”的人。后来袁世凯一度下台后又东山再起，然而就像屡次下台却如不死鸟般重生的邓小平一样，不言而喻，在激烈的权力斗争中想保持影响力谈何容易，其成功背后隐藏着官场特有的政治生态。可以说袁世凯并不是一个坚持某一理念或主义的政治家，而是一个冷静彻底地加以判断、进而大胆地采取行动的现实主义论者。

袁世凯的权力基础是新建陆军，这支军队既是中央军、也是袁世凯的私人军队。袁世凯本人也具有地方势力的一面，他在担任山东巡抚时期就曾经拒绝清朝政府的命令，未向天津派出支持义和团的援兵。

53 袁世凯

义和团时期表现出自立现象的地方官员并不仅仅是袁世凯。他在朝鲜时期的老师张謇就曾私下做工作，使湖广总督张之洞、南洋大臣刘坤一等人签署了与列强和平相处的《东南互保协定》，从而回避了义和团战争带来的负面影响。光绪新政至辛亥革命期间，以省为单位的地方民族主义高涨。反对铁路国有化的保路运动表现为中央和地方的对立，中国同盟会也在同乡网的基础上以当地革命团体为平台而建立起来。

地方民族主义对刚诞生不久的中华民国政府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清代一直都有地方官员不能前往自己出生的家乡当官的本籍回避原则，而宣布独立的各省革命政府则驱逐外地出身的官僚，换之以本省出身者。在制定临时约法时，重视以省为单位的地方政权表现为要求实行美国式的联邦政府制。其代表人物是广东省都督、革命派的胡汉民，他认为中央集权体制容易发生篡权夺位，具有漫长专制王朝历史的中国应该构筑稳定民主的地方政权。

从清末到民国初年出现的这些地方势力的抬头，恰恰表现出边境特别是南方各省出现的重建中华的能量，即推动辛亥革命的原动力。

然而地方独立性的提高和权力的加强，使袁世凯感到了危机。他认为，中国必须要由强大的中央政府来统一，地方政权的强大只会给中国造成分裂和混乱。特别是各省的都督应由中央任命，各省通过议会各自选出首脑的话将滋生出许多独立王国。国内一旦分裂，将进入各省争夺权势的“战国时代”，而给窥视中国权益的列强创造绝好的机会。

这种中央集权或地方分权的论争，长期以来在中国反复表现为“郡县论”“封建论”等形式。袁世凯的理想是由有行动力有实力的人建立起权威主义体制，抑制政治民主化的同时推进近代化路线的一种“开发独裁”。孙文的革命理论在追求中央集权上的独裁体制这一点上和袁世凯大同小异，可以看出专制统治在中国社会投下了多么沉重的阴影。

对袁世凯而言，最难对付且危险的存在便是宋教仁。袁世凯与宋教仁的相识可以追溯到1907年。当年宋教仁前往中国东北部进行革命运动，得知日本想要吞并位于中国、朝鲜边境的间岛（今日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他归纳了一本书为《间岛问题》，讲述了间岛的历史和战略重要性，以及对付日本的办法等。

当日本果然向清朝提出间岛问题时，早就注意到这本书的外务部尚书袁世凯请求西太后赦免宋教仁的罪责，并赋予四品官位让他从事外交谈判。虽然宋教仁谢绝了这一职位，然而他的才能给袁世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孙文为迎接袁世凯至南京派出了使者，宋教仁就是其中一员。袁世凯拿出20万元企图贿赂他，然而宋教仁分文未动地退回，袁世凯意识到宋教仁是不能用钱来打动的。

1912年3月临时约法成立，为迎接10个月后的议会召开，宋教仁开始组织公开政党。8月，国民党在中国同盟会的基础上成立，孙文担任理事长，实质的首领仍是宋教仁。为了与此对抗，袁世凯联合立宪派和旧官僚结成了共和党，却在12月召开的第一届国会选举中以共和党（175个议席）对国民党（392个议席）惨败。梁启超领导的民主党和章炳麟等人的统一党分别获得了24个议席，后来袁世凯联合该两党和共和党结成进步党，却始终未能动摇国民党单独超过半数以上议席的局面。

这场选举使袁世凯陷入困境，他开始认为多个政党的议会政治会成为导致中国分裂和混乱的元凶。因此他下决心，无论使用什么手段，都要除掉威胁到大总统权力的宋教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