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复辟帝制

袁世凯的野心和不安

袁世凯午睡后习惯饮茶。有一天，小侍从用袁世凯喜爱的翡翠杯给他送去茶水，不小心打碎了杯子。幸亏主人仍在沉睡。小侍从前往老侍从处商量如何才能不受叱责。

袁世凯醒了后，发现茶杯换成了瓷杯。他叫来侍从，问他怎么回事。“什么？碎了？”袁世凯十分不快。小侍从按照老侍从的指示回答道：“是的。我看见了非常奇妙的东西。”“那是什么？”袁世凯追问。“刚才我端茶进来时，床上的不是您，而是五爪金龙。”

“胡说！”袁世凯呵斥道。但他马上就不生气了。袁世凯打开抽屉，取出100大洋纸币赏给小侍从。还说，“刚才看见的东西，不许和任何人说”。

这是袁世凯权力基础的北洋军绘声绘色描述的。不用说，“五爪金龙”指的是皇帝，这个故事讽刺袁世凯做梦都想当皇帝。然而袁世凯即位的这种说法并不是头一次出现。自从清朝灭亡后他的心腹和革命派、清朝的皇族中就反复出现这些说法。刚才也提到，孙文曾指责袁世凯为了获得日本对复辟帝制的支持而接受了“二十一条”要求。

关于袁世凯复辟帝制，很多说法说他原来就抱有野心，或是成为独裁者后独断专行下的产物。但是，这些都是孙文、国民党等政治势力强调“正确”性，而将袁世凯定位为“窃国大盗”的一种政治见解。历史真相却不尽如此。袁世凯想当皇帝的真正理由来自他对无法实现自己梦想中强大中国的焦躁，以及独裁权力受到威胁的不安。

60 段祺瑞

袁世凯开始明确意识到要当皇帝，是从1914年后半年开始的。这一年的12月，他在北京天坛（现天坛公园）举行了祭天仪式。这项仪式是赋予历代皇帝的特权，意味着袁世凯将成为继位人。袁世凯仅是代表中华民国出席，礼服的颜色也不是皇帝穿着的黄色，而是紫色。

此时，河南一带的白朗率军打出“劫富济贫”的口号，与革命派联合反抗，北洋军进行镇压而削弱了本身的势力。北洋军中段祺瑞成长为第二号人物，他不服从袁世凯的命令，两人围绕人事问题产生了矛盾。于是袁世凯亲自组建由自己指挥的精锐部队“模范团”，开始着手北洋军的改革。他还在陆军部以外另设总司令部，试图控制段祺瑞的势力。

然而这些举措都未能阻挡日本的侵略，袁世凯担心会重蹈由于甲午战争的失败而下台的李鸿章的覆辙。制度改革也未能填补北洋军内部的龟裂，1915年6月，另一个实权人物冯国璋陪同梁启超来到北京，质问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意图。

此时袁世凯虽然否定了当皇帝的愿望，却因部下和政敌的反对行动陷入不安之中。就像太平天国东王的杨秀清担心其他人反对自己独裁而试图获得与洪秀全同等地位来确立权威一样，袁世凯也想通过成为最高权力者—皇帝，来确立稳固地位，打消这些不安。

古德诺与帝制运动

就这样，袁世凯开始走上复辟帝制的道路，而美国的行政学者F·J·古德诺则给了他强有力的支持。

1913年，古德诺被聘为总统府法律顾问。他认为中国民众意识低下、不适合采取共和制，中国最高权力者的换代会引起巨大的政治混乱，危及国家的独立。不如采用立宪君主制确定权力世袭的秩序，防患于未然。在他看来，专制君主传统顽固的中国，不采取彻底的外国统治和领导，是无法实现近代化的。因此，“帝制比共和制更适合中国”。

古德诺的拥护帝制论在某种意义上存在深刻的亚洲歧视，而使列强的殖民地统治合法化。当时的中国，一些人对象征古代鼎盛时期的皇帝心存怀念，因此在他们看来，外国人特别是共和制发祥地的美国人也提出这一论调，是有科学依据的。就连认为皇帝即便复活也无法再赢得民众的梁启超也感叹道：“很遗憾我没有蓝色的眼睛、红色的胡须”，承认了古德诺的巨大影响力。

1915年8月，杨度受袁世凯指示成立了推进帝制的组织筹安会，开始举行推举袁世凯为皇帝的活动。杨度本人是从革命派转变为立宪派的，筹安会的成员多为像北京大学教授刘师培这样的原革命派的无政府主义者以及引进进化论的严复等政权内的非主流派。他们认为共和制国家并未取得最后的成功，中国现在需要“英明”的启蒙君主，而袁世凯便是合适的人选。

9月，袁世凯的部下中家产最殷实的梁士诒成立了要求改变国体的全国请愿联合会，参议院也决定召开国民会议。10月，花钱请来的请愿者们来到北京，在国民会议上以全票推选袁世凯为皇帝。12月12日，袁世凯一度辞职后再次严肃地接受“天命”，宣布把新王朝的国名定为仅有一字之差的“中华帝国”，元号为象征宏大宪政的“洪宪”。

日本的动向与坂西利八郎

日本的动向对袁世凯的帝制运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时日本外相加藤高明由于“二十一条”的幼稚外交行为而引咎辞职，9月，首相大隈重信发表声明称，只要不损害日本的权益，将不介入中国的帝制问题中。袁世凯认为这是支持帝制的信号，确信自己当了皇帝后建立强大的中国是压制日本野心的捷径。“二十一条”的屈辱成为袁世凯此后的噩梦。

但是，如同答应孙文日中合作的桂太郎的发言不能代表日本政府的意志一样，大隈重信的声明也不是政府的统一意见。10月，石井菊次郎就任外相后，态度迅速转变，认为帝制会给中国国内造成混乱。于是日本在协约国邀请英国、沙俄、法国拖延帝制的实行。

61 坂西利八郎

没有退路的袁世凯11月答复称帝制的实施将会延期。他想通过让中国作为协约国的一员参战，来重新获得英国、沙俄、法国的支持。英国向日本提出中国参战的问题，日本认为中国出席和谈会议会威胁到“二十一条”中获得的权利而加以拒绝。12月，袁世凯决定即位，日本公使日置益和各国公使同时抗议，明确表示反对帝制。

日本人坂西利八郎是袁世凯的心腹之一。他出身于和歌山的士族家庭，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被派往中国，1904年担任直隶总督袁世凯的军事顾问。情报上校的坂西蓄有发辫，起了中国名为班志超。他精通汉语，可以不用翻译和袁世凯直接对话。袁世凯为了实现军队近代化对坂西寄予了很大的信任。

不言而喻，坂西利八郎是日本军人，他的一切行动以日本的利益优先。典型的表现之一是他在“二十一条”谈判中主张的“支那吞并论”，呼吁趁列强忙于各自的战争之际吞并中国。坂西之所以倡导这种极端论调，是由于陆军和外务省意见不一，对最后阶段中撤回第5条的不满。另外，袁世凯的法律顾问中著名的陆军大学教授有贺长雄，也是经由坂西推荐的。

帝制运动开始后，坂西利八郎便劝告袁世凯打消即位的念头。他非常了解日本原本就讨厌亲美的袁世凯，即使日本舆论赞成复辟帝制，日本也不会容忍袁世凯当上皇帝。他还从久居北京的经验中，认为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不具备皇太子的资质，杨度、梁士诒等人也不过是偷窥总理之位的二流人物。

坂西利八郎极力地劝说袁世凯和他的心腹们，“这不利于袁本人，也不利于子孙后代们，只会加速袁氏的灭亡”，但却无人理会。袁世凯没落成为定局的1916年4月，坂西试图让袁世凯暂时下野，以图东山再起。这是出自坂西的好意，也许是来自忠君之道的进谏君主之过的武士道精神。然而，这一行动让日本人把坂西视作帝制的支持派，被贴上了“袁世凯的间谍”的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