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和文学革命

鲁迅的日本时代与办事员生活

这里我们来看看被称为中国近代文学之父的鲁迅。鲁迅本名周树人，是出身绍兴的留日学生。前面已经提到过他在弘文学院时期就对参拜孔子感到不快，后又与同乡蔡元培、秋瑾等一道参加了光复会。

鲁迅投身文艺活动，起因是1906年他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留学时发生的一件事情。

当时鲁迅正在上微生物学的课。授课多用幻灯，时间有富余的时候便放映日俄战争等时事问题。某一天的幻灯放映的是被日军作为间谍逮捕、被处刑的中国人。周围站立了很多围观死刑的中国人，个个体格健壮，却都面无表情。鲁迅深感刺激并认定，医学不能拯救中国人，不改造他们的精神世界，只会是供人欣赏的材料或观众，从而立志从事文艺事业。

67 鲁迅

这段故事在鲁迅的作品《藤野先生》中也出现过，但是现在的看法认为并不尽其实。当然，每周批改鲁迅讲义的医学部教授藤野严九郎是真实的人物，鲁迅终生都很尊敬他。鲁迅期末考试合格后，不及格的日本同学中伤说“藤野先生告诉了考试题目”，他愤怒地反驳道“因为中国是弱国，中国人难道就是低能儿吗”，并因此离开了仙台。

鲁迅来到东京后一面在外国语学校上学，一面秘密参加革命运动。有一天，他被命令暗杀要人，由于询问将来自己的母亲由谁照顾，被批评为“那怎么行”而受到排斥。鲁迅特别尊重维持生计的母亲鲁瑞，连笔名都取自鲁姓。如果当时他作为暗杀分子而死，就不会有小说家鲁迅的诞生了。

1909年，鲁迅回国，回到家乡绍兴担任教师，当地作风保守，鲁迅未能发挥留学时期的知识。特别为难的是血气方刚的学生们要剪掉辫子。由于留日时剪去了辫子，回国后像《阿Q正传》中的老钱的长子一样，受到周围的“冷笑和恶骂”而感受到各种压力的鲁迅，不想让学生也遭受同样的痛苦。然而，他们却批评鲁迅“表里不一”，最终数名学生还是剪掉了辫子。

68 鲁迅手稿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绍兴也被卷入其中。城里竖起了军政府的白旗，其实仍是旧势力掌握实权，没有任何变化。鲁迅对此深感失望，1912年应蔡元培的邀请前往北京。在这里他开始了他的另一面，作为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科长，即办事员的生活。

搬到北京的鲁迅起初住在绍兴会馆，后来搬到了市内西部的八道湾。生活虽然比较稳定，但是随着宋教仁被刺，袁世凯推行独裁，教育部也笼罩着沉重的气氛。这时，鲁迅外出到北京的名胜之一琉璃厂去专心收集拓本。用他自己的话说，是“麻醉自己的灵魂”，即一面寻求因失去革命成果而产生落寞感的安慰，同时装作沉迷于兴趣之中借以逃脱特务机构的嫌疑。

文学革命与《狂人日记》

1916年10月的《新青年》，刊登了胡适和陈独秀的书简，指出今日的文学极其腐败，只顾形式毫无内容。翌年的1917年1月，胡适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提议用白话文写作的八条方案，2月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回应要打倒贵族文学，建立平民文学。文学革命开始。

有一天，提倡废除汉字的学者、友人钱玄同到鲁迅家中做客。他劝鲁迅在《新青年》上写点什么。当时对文学革命并不甚关心的鲁迅问道，“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钱玄同回答道，“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毫无疑问，“铁屋”就是指当时闭塞的中国社会，曾经对革命满腔热情的鲁迅体会过“窒息的痛苦”。然而真的没有改变社会的“希望”吗？应该再努力尝试一次，把在压抑下“昏睡”而死的人们唤醒。鲁迅自己长期以来也在思考这个问题，1918年6月，他发表了作品《狂人日记》。

这部作品是用患有受害妄想症的病人的日记形式来写的，主人公“俺”幻想周围人都要吃了自己。他感到不安，彻夜查找资料，从满篇的“仁义道德”的字里行间，都浮现出“吃人”的字眼。他特别害怕的是亲生哥哥，五岁的可爱的小妹妹就被他吃了。不只是哥哥，自己也在不知不觉中，沾染上中国数千年来吃人的行为。最后主人公呼吁救救还没吃过人的儿童而告终。

这部作品把儒教社会比喻为“吃人”的社会，栩栩如生地描绘出人们一边害怕“被吃”，一边伺机攻击对方的样子。实际上，当时的报纸登出的报道中，有人赞扬儿子或妻子割下自己的肉给母亲或丈夫吃的这一儒教价值观。鲁迅在对中国社会的这种压抑体制进行尖锐批评后，对胡适等人提倡的文学革命进行了实践。

接着，鲁迅又在1919年发表了《孔乙己》和《药》。孔乙己是科举落榜的贫困书生，总是到酒馆讨一碗酒喝，受到其他客人的奚落。有一天，孔乙己到举人家中偷盗，受到私刑被打断了腿。他用两只手撑着来到酒馆，店主不但不同情他的不幸遭遇，还嘲笑他受到了报应。后来孔乙己就再也没出现在酒馆。文章以他一定是死了来结尾。

《药》的主人公老栓唯一的儿子得了肺结核。某天，他听信迷信，把死人的血抹在馒头上给病人吃就能治好病。于是一心想给儿子治病的老栓，天亮前到革命家被处死的刑场，向刽子手买来蘸血的馒头。后来，儿子死了，他妻子去扫墓，被杀害的革命家的母亲也在自己儿子的墓前说话。周围一片寂静。

这两篇作品的共同点是，揭露了科举制度的腐朽和革命派遭受的镇压，以及社会的扭曲践踏着人们这些社会事实，还有面对这些牺牲者的痛苦而无动于衷的人们。特别是以被处死的革命家秋瑾为原型，鲁迅因勇敢的她却在周围“热烈的拍手”声中被处死而感到自责。然而这一想法不但没有引起主人公的共鸣，最后也没能挽救生病的儿子。

孔乙己的原型是住在附近的没落知识分子，“窃书不能算偷”这一台词也来自他本人的话。孔乙己的偷盗并不是重罪，人们对受到虐待的孔乙己的反应过于残酷，甚至幸灾乐祸。鲁迅对此描述道，“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其实，鲁迅的父亲也是由于科举的营私舞弊沦为没落的知识分子，在失意中死去。少年鲁迅得以看到乘虚而入、窥视财产的亲戚们“真正的嘴脸”。鲁迅认为，无论牌子怎么变，“吃人”社会的体制以及支撑体制的人们的内心不改变的话，中国便没有未来。

《阿Q正传》和中国社会

鲁迅在北京大学授课期间的1921年，尖锐地揭露了中国社会阴暗面，发表了杰作《阿Q正传》。这部作品极其有名，先简单看看它的内容。

阿Q是未庄底层的雇佣农民。鲁迅的说法是他无名无姓因此起名为阿Q，也有人说Q是意味着幽灵的“鬼”的意思。阿Q被赵财主等村民们视做傻瓜，本人也傻呵呵的。因为他具备无论受到多大的委屈、都能马上变得自我满足的“精神胜利法”。

有一天阿Q调戏尼姑后被骂“断子绝孙”而受刺激。死了谁给自己供饭……突然开始想女人的阿Q逼赵财主家的佣人吴妈和自己睡觉，被赶走，失去了未庄的工作。不久从城里回来的阿Q，势力让人吃惊。可人们发现他和盗贼同伙时，又看不起他。

辛亥革命爆发后，阿Q从村民的慌乱中感到“革命也好罢”。喝醉后四处大喊“造反了！造反了！”的阿Q，幻想自己加入了身穿白色铠甲的革命党，向欺负他的人们复仇，并拿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可是第二天早上醒来后，革命成功的荣誉却被钱家的少主人“假洋鬼子”夺去。阿Q不但未能参加革命党，还作为赵财主家强盗事件的犯人被抓了起来。

等在被关在牢房里的阿Q面前的，是枪毙示众的死刑。阿Q被带到官人们面前，第一次拿笔的他好不容易划了一个圆圈，第二天他被押上囚车上街示众时才意识到自己的命运。从围观处刑的群众中，阿Q发现了比自己以前遇见的狼还要狠毒的眼神。这些眼神吞噬了阿Q的灵魂，他甚至没喊出“救命”的声音，全身就已经粉碎。

充满悲剧色彩的阿Q是体现中国人国民性的代表人物，开始连载时，人们甚至怀疑自己是否就是阿Q的原型。阿Q认为“他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把被称为“我是虫豸”的屈辱变成“得胜”，对这种卑屈和吊儿郎当，鲁迅批评它们是“中国精神文明冠于全球的一个证据”。这里可以看出，这是鲁迅自己对既不承认鸦片战争以来的军事失败、又沦为半殖民地的“不孝之子”的祖国，既痛恨又爱惜的感情体现。

而阿Q对革命的一知半解，以及欢喜地观看他受刑的群众，体现了中国社会问题的根深蒂固。事实上，参加太平天国和与之呼应的参与叛乱的人，很少有因平时积累的不满爆发而采取夺权行动的下层民众。而且，这种“死人一喊，活人就高兴”的光景，在电影《芙蓉镇》中也出现过，在“文革”期间也很常见，类似的事例不胜枚举。

作为小说舞台的未庄，革命只不过是一个可怜男人被枪毙而已。打倒清王朝这一革命大义，被缩小到权势者们毁坏了寺庙里的“皇帝万岁万万岁”的龙牌这一行为。台湾的评论家柏杨也指出，无论多么出色的理想和主义一旦深入中国文化中去，便会变质成为截然不同的东西。鲁迅在深刻的痛苦下提出的对中国社会的理解，直到今天仍给人们打出了尖锐的问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