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二十一条”要求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日本占领青岛

1914年6月28日，这次轮到全世界为一发暗枪而震惊。被称为“欧洲火药库”的巴尔干半岛上的城市萨拉热窝，发生了奥匈帝国皇太子夫妇被暗杀的事件。凶手是沙俄援助下的塞尔维亚王国的青年，7月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宣战。这场战争发展为奥匈帝国、德国、意大利参与的同盟国和沙俄、英国、法国主导的协约国之间的冲突。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大战爆发的消息传到日本，元老井上馨认为这场战争是上天赐予的机会，乃“大正新时代的天佑”。他要求首相大隈重信，日本应与协约国团结确立日本在亚洲的权益。政府也以外相加藤高明为中心加强了战争倾向，8月以“日英同盟之谊”对德国宣战，攻击目标放在了德国在山东的据点青岛。

虽然英国要求日本进攻远东的德国舰队，但出于对日本的警惕，并不希望其参战。袁世凯政权担心战火波及中国，宣布中立并禁止在中国领土内发生战争行为。然而日本举出在中国领土上交战的日俄战争的例子，胁迫中国承认德国租界以外的山东东部为交战区域（中立除外地）。中国政府承认后，9月，29 000名日军登陆，远远超出了约定的地区继续西进，占领了直到省会济南的山东铁路全线。

11月，日军攻陷青岛，留下了约七千名防守部队继续占领山东。日本对德国的最后通牒宣称“将所有租借地返还支那”，却迟迟不肯放弃除南满铁路外的在中国首次获得的铁路权益。中国对日本的反感情绪高涨，而袁世凯则为了请求日本政府镇压孙文的革命运动而迟迟不动。犬养毅等人以孙文有利用价值为由争取他留在日本的努力成果，以这种讽刺的方式得以实现。

“二十一条”要求与中国

在加藤高明外相的指示下，1915年1月18日，驻中国公使日置益全然不顾正规的外交途径，直接向袁世凯提出了由五项条款构成的秘密要求。这就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其内容如下：

58 日本占领山东（根据中央公论社《日本的近代4“国际化”进程中的帝国日本》绘制）

第一号　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开放主要城市。

第二号　扩大日本在南满和内蒙古东部的权益。将旅顺、大连和南满铁路的租借期限延长九十九年，承认日本人在这些地区的自由居住和商业活动、房地产的取得权、矿山开采权等。

第三号　将横跨湖南、湖北的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公司改为中日合资。保全其资产，特别是大冶矿山的开采权，确保向日本八幡制铁所的铁矿石供应。

第四号　保全中国领土，不转让、租借沿海的港湾和岛屿。

第五号　希望条款（1）中央政府聘请日本人为政治、财政、军事顾问。（2）所需地方警察由中日共同提供，或是雇佣多数日本人为警察。（3）兵器由日本供给，或建立中日合资的兵器工厂。（4）将武昌、南昌、杭州等华中各城市与华南潮州连接的铁路修建权赋予日本。（5）福建的铁路、矿山、港湾承认日本的优先权。（6）承认日本人的布教权。

其中第一至第四号是扩大在中国的权益，而第五号则是将中国政府置于日本的监督之下，变为保护国，两者差别甚大。第五号即使按照当时的国际准则来看，内容也荒唐至极，可以看出，加藤高明企图蒙骗列强，提出这并非“要求”而是“希望”的条款，一旦败露后，日本可以以此作为借口。

当时的日本政府，在是重视日中间的合作、还是重视与欧美的协调问题上虽有分歧，却始终坚持其外交政策应以中国必须依赖日本作为基础。加藤本人也对驻日的中国大使说过：“贵国真的相信不借助日本的力量，就可以收回德国的（胶州湾）吗？”出身记者、战后成为日本首相，促进与中国交流的石桥湛山，在提倡“小日本主义”的《东洋经济新报》上基于自由主义、和平主义的观点明确表示反对“二十一条”，除此之外，日本国内舆论基本上都追随了政府的方针。

20世纪初，中国民族主义高涨，颇具代表性的收回利权运动成为辛亥革命成功的重要条件。然而，日本人对这种变化的理解不足，认为中国没有国家和公的观念，中国人只想到自己的切身利益，因此日本保全中国才能实现亚洲的和平，未能脱离僵化的亚洲主义。“二十一条”就是这种僵硬的中国观的产物之一，这使得原本对日本抱有好感、立志参考日本模式进行改革的中国知识分子们，从此走上了与日本决裂的道路。

59 袁世凯批准“二十一条”的文书

中国政府对这一无理要求感到愤怒，1915年2月开始谈判，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举行了二十五次正式会议，此外还协调了二十余次，在此期间外交部总长陆徵祥等人向全世界转达了第五号的内容，想引起反对舆论。最初列强持观望态度，4月中旬后美国开始反对日本顽固的做法，英国也做出同样的反应。中国也对第五号贯彻了拒绝的姿态，5月4日，谈判破裂。

5月7日，日本向中国发出最后通牒，如果在5月9日下午6时前不接受除第五条的所有要求外，将采取军事行动。此时，中国山东、南满的驻军，再加上各增加的一个师团，总共有6万名日军。日本还下令在华日本人回国，摆出了临战的姿态。而袁世凯自大战爆发以来未能获得列强的援助，不具备与日本作战的力量。他判断无法得到英美两国的有力干涉后，接受了最后通牒，6月，条约被批准。

反日民族主义的高涨

在此过程中，袁世凯由于国内外高涨的反日民族主义，受到了沉重的打击。日本侵略山东后，东南亚的华侨开始进行抵制日货运动，虽然袁世凯发出禁令，却仍然波及全国。1915年，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提出抗议全体回国，国内也掀起了筹集采购与日本作战的武器资金的爱国储蓄运动。

“二十一条”被承认后，5月7日和9日这两天成为国耻纪念日，各地举行了不忘“民族耻辱”的示威和集会。其中也有对高唱建立不受外压的强大国家、建立独裁政权却未能抵抗侵略的袁世凯的失望和批判。

受到民族主义高涨的影响，袁世凯的政治对手开始威胁到他的权力。首先是进步党的梁启超，以及他的弟子、推动第三次革命的主要人物云南省都督蔡锷，在参议院上追究袁世凯在日本占领山东问题上的责任。然后是二次革命逃往海外的黄兴、李烈钧等旧国民党势力，他们一面反对独裁，一面发表声明要采取一切能够救国的行动。

袁世凯受到打击的是原属自己部下、代表北洋军内两大派军阀的武将、江苏省将军冯国璋（直系）和陆军部总长段祺瑞（皖系）。他们二人先后要求袁世凯采取断然的行动。其中段祺瑞要求拒绝最后通牒，袁世凯反驳道：“确实接受是屈辱的，但是除去第5条，中国不至于灭亡。”让人没有想到的是，这些来自这些对手的压力，反而使袁世凯加快了走向夺取权力的道路的步伐。

袁世凯最大的政敌孙文，由于身处侵略当事国的日本而备受打击。“二十一条”要求被提出时，孙文认为丧失了重大权利，特别是第5号使中国陷入了与1910年因日本侵占而沦为殖民地的朝鲜同样的境地。孙文想以此制造打倒袁世凯的舆论，指责“二十一条”的要求实际上是袁世凯提出的，目的是争取日本的支持从而获得皇帝的地位。

亡命日本的孙文为了获得对革命的支持，与板垣退助、涩泽荣一等政界财界的要人和军部人士频繁接触。“二十一条”要求的交涉仍在继续的1915年3月，孙文对外务省秘密提交了与日本民间人士签署的《中日盟约》。

《中日盟约》由十一条构成，内容包括为共同作战中国军队使用和日本军队同样的兵器、弹药，中国军队和中国政府主要聘用日本人等，与“二十一条”要求非常相似。孙文在建立中华革命党时，从三民主义中删除了民族主义，依赖外国支持的国际派革命方式，低估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野心。

这份《中日盟约》向日方暴露了革命派的窘状，与孙文的意愿相反，这给日本在“二十一条”要求的谈判过程中提供了筹码。被称为卖国贼的袁世凯也转而反击，宋霭龄的丈夫、后来成为南京国民政府干部的孔祥熙痛骂孙文是日本的走狗。这一泥潭除了动摇革命之父的孙文的威信，没有带来任何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