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中国人留学日本和日俄战争

一百年前的日本留学热

今天走在东京的街道上，一定能听见外语，特别是汉语对话。池袋和新宿等地的闹市区别具唐人街的风格，连日本的唐人街老字号横滨和神户都要稍逊一筹，原因是很多中国人在日本留学或居住，而恰好一百年前中国也掀起了留学热。当时被称为“清国留日学生”。

20世纪初的这批日本留学生中，包括不少以后领导中国的优秀人物。中国近代文学之父鲁迅（原名周树人）就是其中一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的周恩来也曾经留学日本。变法运动的领导人梁启超等人曾在日本活动，革命派的孙文也在东京成立了中国同盟会等，日本可以说是中国新时代的摇篮。从本书的视角来看，日本比起广东和外国租界，地处更为遥远的东亚世界的边境，更能保有使中国重生的能量。

然而当时的中国留学生们，与当代的留学生一样对日本的习惯感受到了文化冲击。他们对日本的文化有各种看法，日俄战争时则支持日本。但是日本人反应冷淡傲慢，很多留学生因此受到伤害。“留学生来的时候是亲日派，回国的时候是反日派”，这种现象现在仍多存在于亚洲留学生当中，不得不说其根源深厚。

派遣留学生与日本冲击

中国向日本派遣留学生始于甲午战争后的1896年。正如洋务派官僚张之洞所说“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培养担任改革的人才留学很有效果。日本被选为留学国家的最大理由是，为引进欧洲的学问、技术而以日本的经验为参考。而且，清朝由于义和团战争的失败而难以维持体制，而日本公布大日本帝国宪法确立了立宪君主制，比起采用共和制的欧美各国更能够放心地派送留学生。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留学取得的学位逐渐可以替代科举获得的功名。起初只有十几名的日本留学生到了1905年增加到8 000名，1906年则急剧增加到12 000名。

来到日本的留学生，由于日本和中国生活习惯的差异受到了冲击。首先他们不能忍受的是日本饭菜，某留学生在日记中写道，吃饭只有“一菜一汤”（中国一般为三菜一汤，三样菜和汤）太寒酸，淡而无味，虽勉强接受生鱼片，却实在不合口味。生鱼片至今仍不太为中国人接受，其他的如生鸡蛋、生萝卜（腌萝卜）、冷饭（便当）、发酵的大豆（纳豆）等都被敬而远之。而且饭菜的做法和招待标准日中两国也不同，日式的宴席把盘子放在地上（不使用高桌），没有荤菜等也是不受青睐的理由。结果很多留学生还是往返于中国菜餐厅。

39 日本留学时代的鲁迅（1909年 东京）

然而中国留学生最感到惊讶的是日本传统中保留的古代中国习俗“唐代遗风”，与欧洲文化融合的近代日本的风貌。

首先他们印象深刻的是，中国古典中才能见到的食（现代汉语为吃）、饮（喝）、犬（狗）等汉字在日本日常使用，街角到处可见春秋时代“吴”国命名的“吴”服屋，似乎穿越时空回到了古代。特别是对于不满清朝统治的汉族知识分子们而言，保留了“260年前的我大汉民族”的传统的和服（他们起码这么想），成为煽起他们反满情绪的绝好材料。甚至有的留学生把清式服装称为“胡服（野蛮人服装）”而撕毁。

另外，对接触到日本近代的一面的留学生来说，对女子教育所代表的国民教育的普及感到新鲜。有的留学生感叹“欢笑”着在街上行走的女学生，比起缠足在家闭门不出的中国女子仿佛昭示着女性已走向社会。1900年后开始派遣女留学生，著名的妇女革命家秋瑾就曾在实践女学校的速成班学习。日本到处都有小学，义务教育就学率之高震惊了清朝的考察团。辛亥革命前夜中国各地的地方精英兴建小学，就与中央政府之间产生了政治矛盾。

为寻找改革出路来到日本的留学生们，和尊重中国传统文化的日本人之间经常发生冲突。例如，1902年，讲道馆创始人、《姿三四郎》中矢野先生原型的嘉纳治五郎成立弘文学院，致力于接收中国留学生。此时的嘉纳以儒教为中心从事留学生教育，他的学生鲁迅被叫去参拜汤岛圣堂的孔子，后来他回想道：“对孔子感到失望才来到日本，又要去参拜，有一段时间心情很别扭。”

嘉纳治五郎还劝诫热衷于革命运动的留学生，认为如果中国现在发生战乱，“必将分裂”。留学生们却认为，嘉纳的“和平主义”只会助长“统治者的腐败”，必须要有“外国人的干涉”。嘉纳倡导亚洲的大同团结，为中国的教育改革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年轻敏感的留学生们却对这种亲华的明治知识分子的传统主义感到不满，对他们潜意识中抱有的对现实中国的歧视思想提出反抗。

留学生的反清与反日

中国留学生通过日本生活的经验接触近代价值，痛感到有必要改变中国。他们首先做的便是剪掉被外国人嘲讽为“猪尾巴”的发辫。

无须多言，发辫是来自满族的习俗，立志推翻清朝的天平天国将士都蓄着长发。清朝考证学的名家、“学问革命家”章炳麟（号太炎、浙江余杭县人）剪去长发以示排斥满族，而同样剪去发辫的鲁迅则表示，“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只是不方便”。对很多留学生来说，发辫象征着中国的落后，如果换成行动方便的发型，日本式的富国强兵就有可能得以实现。

40 陈天华

然而，清朝对于留学生剪去发辫的行动感到不快。甚至警惕他们转向于革命运动，开始通过日本政府来取缔留学生。1905年日本颂布了取缔留学生规则事件，要求中国人就学的学校监督他们在校外的活动，不接收在其他学校受到退学处分的留学生等。对以上措施，留学生们表示反抗，以“日本政府不尊重我们的人格”为由结成同盟罢课。当时的《朝日新闻》将此事恶意报道为“清国人的放纵卑鄙”，革命派活动家陈天华在大森海岸投海自尽，2000名留学生同时回国以抗议日本政府。

日清两国政府的态度将留学生逼上了反体制的方向。日俄战争的影响更坚定了他们反清、反日的决心。

1904年爆发的日俄战争，是围绕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三省权益而引起的战争。起初，第四次伊藤博文内阁提倡日俄协商论，摸索共存的途径，但是，与沙俄争夺中国权益的英国想借助义和团战争中受到好评的日本军事力量，于是在1902年与桂太郎内阁结成了日英同盟。随着近卫笃麿的国民同盟会、国家主义者头山满的对俄同志会的成立，国内舆论转向了主战论。

在这种形势下，1903年4月，留学生们在东京成立了拒俄义勇军，抗议义和团战争时出兵的俄军霸占东北地区。得到日本公使通报的清政府认为该运动是革命派策划的，解散了上海、北京召开的反俄集会。留学生由此认识到清朝毫无前途，转身投向革命。

日俄开战的消息传来，几乎所有的留学生都把日本作为黄色人种的代表而加以支持，并为日本的胜利感到由衷的喜悦。然而，随着日本屡次战胜，他们发现日本人的态度有所变化。某留学生在列车上遇到出征的士兵，被骂成“我们为了中国而战，竟然不知羞耻来留学！”。还有人被路边的日本人往身上扔石头。

这场战争中，日本军队在著名的旅顺203高地之战中的战亡人数达59 000人，而1905年的《朴次茅斯条约》中未能获得赔款，愤慨的人们发起了日比谷烧打事件。很多人把眼睁睁看着国土成为战场而标榜“局外中立”、束手无策的清朝被看做“东亚病夫”，用对中国留学生傲慢态度，来弥补未能得到满足的战胜情绪。

日俄战争后日本的野心更加露骨，进一步加深了留学生的反日情绪。有这么一个小插曲。有一天，日本人的小孩到留学生家里玩。小孩看到房间里的中国地图便说，“这里将来也是日本”。留学生吃惊地问他为什么，小孩说，“老师说支那人懒惰将灭亡，灭亡了支那就是日本的了”。当时日本的小学教授沙俄、中国的“敌国情况”，留学生对日本社会这种把对中国的敌意教给孩子的狭隘器量感到深深的失望。加上日美在南满洲铁路的共同经营问题上出现对立，使留学生们明确认识到日本已站在列强侵略中国的前列。

1907年开始，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开始减少，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3 000名留学生回国。之后虽然也得到继续，但是日本留学潮再也没有出现。20世纪初民间展开的日中友好，虽有嘉纳治五郎等人的善意和努力，却未能取得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