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救国之路

梁启超和中国同盟会的论战

1905年11月，中国同盟会创办了机关杂志《民报》，致力于宣传革命理想。核心人物是孙文新的助手胡汉民、之后在国民党内部的权力斗争中失败、建立傀儡政权的汪兆铭（字精卫，本书均作汪精卫）、陈天华等人，不久后出狱的章炳麟也作为主笔加入。

《民报》最大的竞争对手是梁启超主导的《新民丛报》。1906年，梁启超发表了“开明专制论”，认为现在的中国国民没有能力实行议院政治，只有日本成功的开明专制才适合，于是两者之间开始了争论。而且，梁启超还主张，反满革命只是一种报复，如果发生内乱会招致列强瓜分中国。

对此，《民报》反驳道，民族革命是对实行专制统治的清朝的反抗，在不指望他们进行改良的现实下，除了革命以外没有其他办法可以改变社会。比起列强，中国国内争夺霸权的各种势力更可能使中国分裂，为了防止这种现象，只能“通过革命创建国民政府”。

就在君主立宪派和革命派的论战相持不下时，由于梁启超把重心转移到政治活动上而不了了之。然而，由于这场论战，创刊时只有三千份发行量的《民报》增长到四五万份，直到1908年被日本政府禁刊时，《民报》一直都拥有大量的留学生读者，起到了宣传革命的作用。

中国同盟会的路线对立与内部纠纷

除此之外，革命派还进行了很多争论，其中产生严重对立的是围绕中国同盟会内部的革命战略的争论。如前所述，孙文提倡首先争取故乡两广地区独立的边境革命论，然而来自出生在长江流域的人们组成的华兴会、光复会的成员们却表示反对。理由是两广地区太靠近南部，即使在这里建立政权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力。而且，接近香港和法属印度支那等列强殖民地，如果发生事件的话会成为侵略的借口。

反对两广革命的人所提倡的革命计划则看重长江流域、特别是重视作为战略据点的武昌。事实上，太平天国占领武昌后，在长江下游的南京建立首都并发展为全国运动。最后辛亥革命的实现也验证了这一计划。起初长江革命论就带有强烈的反对孙文独断专行的意味，1907年长江上游出身的同盟会会员一百人在东京成立共进会后，形成了独立行动的性质。

当时还出现了以北京为中心的首都革命论。这一革命计划是基于法国等欧洲革命发生在首都这一事实上的，然而在警戒森严的北京革命派难以展开活动，而革命领导者也不能期待市民的起义，取代它的策略是对要人们实施暗杀来搅乱首都。1905年9月，成员之一的吴樾在北京站向准备出发前往外国考察宪政的清朝五位大臣投掷炸弹。然而这一行动虽然很大地影响了一部分年轻知识分子，却没有成为社会变革的催化剂。

中国同盟会的路线对立表面化，体现在1907年3月孙文迫于清朝压力离开日本这一内部纠纷上。起因是日本政府寄来饯别的资金，以促使他主动离开日本。孙文把一部分用作《民报》的经费，剩下的全部投入到5月以后广东发动的武装起义。

然而孙文的这一行为，被反对边境革命论的同盟会成员们视为自作主张。尤其是孙文汇报的金额少于实际到手的金额一事暴露后，章炳麟和宋教仁指责他被日本政府收买。章炳麟在盛怒之下撤掉了《民报》社张贴的孙文照片，并要求他辞去中国同盟会总理一职。他还印刷了批评孙文的宣传册在东南亚散发，1910年和陶成章恢复了光复会。孙文与黄兴等人在河内、新加坡继续开展革命活动，中国同盟会却由于内部纠纷而陷入了分裂的局势。

光绪新政和张謇的立宪改革

孙文等人在海外开展革命活动期间，清朝也并不是纹丝不动。义和团战争后的1901年，首次乘坐火车回到北京的西太后和洋务派官僚张之洞开始着手被称为光绪新政的改革。这场改革的中心是行政组织的改编、军队近代化、产业振兴和培养人才的教育制度的改革，其实质是两年前自己亲手扼杀的变法运动内容的复活。

光绪新政取得的最大成果就是正规军的近代化，由六个师团组成北洋新军。中心人物是李鸿章的部下，带领德式部队武卫右军的山东巡抚袁世凯，由于义和团战争曾是对手的军官或战死或受罚，袁世凯一肩担负起军队近代化的任务。1901年李鸿章死去，袁世凯作为其后任受命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成为清朝政府最大的实权者。

创办新军时，袁世凯禁止虚报兵力和中饱私囊，进行了严格的训练。他还将西太后赏赐的四千两白银分给将士，不忘施以恩惠。因此，新兵对袁世凯忠诚到“知道袁而不知道皇帝”。光绪帝从戊戌变法后便受到囚禁，痛恨背叛变法派的袁世凯。但是，新政的军制改革，反而强化了掌握清朝命运的袁世凯的政治资本。

另外，在产业、教育振兴和政治改革领域取得成果的是张謇（江苏南通人）。他出生在农家，1882年作为淮军幕僚奔赴朝鲜任袁世凯的教师，后谴责袁的投机主义而与其绝交。1894年张謇参加进士考试中了头名状元，却由于父亲之死未任官职，返回故乡致力于地方社会的发展。

南通位于长江北侧，从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先进地带来看属于贫穷的“江苏省边境”。1896年张謇与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会面，受委托设计棉纺织工厂。他立志“实业救国”，在南通的唐家闸建立了大生纱厂。

这家工厂是不依赖外国资本的民族资本企业的先驱。采取由当地精英主导的“绅领商办”的经营方式，排除了官僚的中间剥削这一洋务企业的缺点。数年后经营稳定，张謇又开垦黄海沿岸的荒地种植棉花。1902年，他又倡导“教育救国”，创办了通州师范学校，还成立小学和中学致力于教育的普及。

1903年4月，张謇访问日本，考察了大阪劝业博览会等各地的产业、教育设施。他对北海道的开拓非常感兴趣，看到山东出身的中国农民在札幌取得成功而深受感动。张謇在教育方面还关注小学和幼儿园等的初等教育，还和关照中国留学生的嘉纳治五郎见面。

47 张謇

张謇访日后痛感要杜绝中国的“病根”必须刷新政治体制，实现宪法基础上的议会政治。1904年6月，张謇翻译日本宪法提交朝廷，并和张之洞商量撰写请求制定宪法的奏章。另外，他还寄信给兼铁路、商务、电政等大臣统治中央政界的袁世凯，劝他“实现君主立宪制成为中国的伊藤博文”。

对此，清朝派出五位大臣前往欧洲、日本考察宪政，1906年9月以“永久稳固君权”为目标开始准备制定宪法。张謇在上海成立预备立宪公会，要求早日制定宪法，1907年，清朝成立了咨询机构资政院（中央）和咨议局（地方）。1908年9月，公布了参考日本明治宪法制定的宪法草案《钦定宪法大纲》，规定九年以内召集国会。

以张謇为领袖的立宪派表面上似乎取得了成功，但却突然遇到了变化。1908年11月，光绪帝和西太后相继死去，支持新政的政治权力变成空白。之后立宪派虽然继续活动，清朝首脑内部却无人能替代平衡感超群、掌权把舵的西太后。他们把早期开设国会和要求实施内阁责任制的立宪派的举动看做是汉族地方精英夺取权力的计谋，1911年5月成立了以满族人皇族、贵族为中心的皇族内阁，使人们深感失望。关系到清朝存亡的光绪新政就此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