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义和团与清朝、列强

义和团攻入北京

列强感到山东义和团势力扩大带来的威胁，要求清朝解除毓贤的职务。巡抚一职转而由列强支持的、统领着当时中国最现代的武卫右军的袁世凯担任。列强希望他严厉镇压义和团，但毓贤对义和团的柔软姿态来自清朝内部保守派的意向，袁世凯也无法忽视这一点。

1899年后半期，义和团的活动扩大到直隶（今河北），1900年春天出现在北京、天津。山东出身的小商人、短期劳动者等流动性大的下层民众承担了传播的任务。现在以天津为正宗的“相声”，便是以山东方言为主的农村为笑料。山东曾是华北的“边境”，当地的贫民被人们尊称为“山东师傅”，开始向城市居民传授消灭“洋（外国）”的不死身拳法。

34 义和团与八国联军（根据张海鹏《中国近代史稿地图集》绘制）

运动的主力多为十几岁的少年们，还有被称为“红灯照”的女子组织。红灯照的首领林黑儿是出生在大运河船夫人家的流浪艺人（另有娼妓的说法）。她自称是黄莲圣母转世，可飞扇升天。林黑儿前往天津时人们都在运河两岸焚香，据说连直隶总督都在她面前下跪。处在社会底层的这些人们凭借“超人”之处颠覆了秩序，创造了非同寻常的空间。

35 义和团旗帜

义和团打出的旗号是著名的“扶清灭洋”。这里的“清”并不是指清朝，而是指因外国势力和宗教的侵入而衰退的故乡，或指中国传统的价值观、伦理以及它们所折射出的丰富多彩的社会秩序。这也可以说是最初的民族主义的表现。

“扶”是指帮助、支撑的意思，和义和拳口号中的“顺”相比，可以看出带有从上俯视清朝国家而“扶助之”的傲慢的、能动性的色彩。后来清朝屈服于列强的侵略开始镇压运动，义和团提出了“扫清灭洋”的口号要打倒清朝。也就是说，戊戌变法未能超越的改良运动的界限，义和团则凭借其边缘性和大众性做出了尝试。

义和团从社会边缘部发动，试图唤醒中华世界，而另一方面，身处北方的人们拒绝从南方吹来的新时代之风。例如，天津的义和团把精通外国、多在租界工作的广东人等南方人称为“二毛子”而加以排斥。义和团还在每次战斗时制作“得胜饼”，此举来自清军在天津郊区击退太平天国北伐军的典故。

义和团标榜替天行道，对敌人无情镇压。他们强迫中国基督教信徒退教，违抗者不分老少一律处斩。

清朝宣战与北京笼城战

对义和团的活跃，列强公使们屡次提出抗议，逼迫清朝在处理义和团问题上做出决断。5月31日列强出于防备派出约四百人的军队送往北京（第一次派兵），清朝内部的保守派强烈反对，军机大臣刚毅评价义和团为“义民”，北京的义和团势力进一步壮大。

清朝内部的亲义和团势力，试图利用义和团来打倒自己的政敌。他们的对手是“一龙二虎”，即光绪帝、李鸿章等，之后他们断送了五位大臣的性命。本来就缺乏领袖能力的清朝保守派们，不具备控制义和团的力量。

6月10日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率领两千名增援部队从天津出发，16日清朝中央召开御前会议，讨论了义和团问题。会议就把义和团看做“义民”还是“乱用邪术之乱民”争执不下，西太后言道：“法术不可恃，岂人心亦不足恃乎？今日中国积弱已极，所仗者人心耳，若并人心而失之，何以立国？”义和团支持论占了主流。17日联军炮轰天津大沽炮台，西太后终下决心，21日谴责列强“无礼横行”而宣战。

位于紫禁城东南的公使馆区域居住了八百名外国人以及三千名来此避难的中国人信徒。西摩尔的援军由于铁路被义和团破坏而未能前进，6月11日前往车站迎接的日本杉山彬书记官被清兵杀死。19日清朝勒令公使馆在24小时内撤出，20日开始进攻。

守卫使馆区的军队中有五十余名日本人，指挥官是柴五郎。他是戊辰战争中的败将会津藩士之子，在战争中失去双亲和妹妹，维新后被送往严冬的下北半岛度过了极其贫困的生活。历尽艰辛后从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在萨长阀势力滋长的军部作为情报将校崭露头角，义和团运动时担任大使馆附属的武官前往赴任。其兄是日本第一位写作政治小说《佳人之奇遇》的柴四郎（东海散士），小说与朝鲜的暗杀闵妃事件有关联。

柴五郎率领的日本部队在这场战斗中大展身手。尤其是其军纪严明，统率到位，很好地保护、利用了中国信徒这一点，受到了列国公使的赞赏。柴本人也描述义和团道，“有武器之人甚少，仅挥刀枪之徒，大不足以为惧”。然而守卫部队担心的是武器、弹药和粮草的不足。西摩尔的援军受到义和团和清军攻击退回天津后，甚至有人因极度失望和疲劳而精神失常。

八国联军与北京议定书

义和团战争爆发后，列强各国出于各自的情况和考虑未能迅速采取行动。英国正值布尔战争之中，美国也为对付菲律宾的独立运动，无法向中国增派兵力。德国由于公使克德林被刺积极准备派兵，却苦于离北京太远。只有沙俄和日本有派兵的可能性，事实上，沙俄以保护东清铁路为名向东北地区派出了六千名的兵力。

日本一面关注沙俄的动向一面准备出兵，然而由于三国干涉而放弃了旅顺、大连的教训，使日本对未能得到“列强一致同意”的行动保持谨慎。起初英国警惕日本派遣大军而掌握主导权，但随着北京使馆守军日益孤立，为防止沙俄扩大权益还是要求日本派兵。于是，长州阀巨头陆军大臣桂太郎在7月6日派出了八千名士兵。

在之前的临时派遣军出发之时，桂太郎激励司令官福岛安正道：“你此行是为了向列国付保险费。务必战死沙场。你率领的小部队就算全军覆没，也将给未来的日本留下伟大的功绩。”日本认为这场战争是加入列强队伍的机会，一心要宣扬其作为“远东宪兵”的存在感。福岛和柴五郎都是为实现明治维新以来的愿望的“保险费”即垫脚石。

福岛率领的先遣队于7月14日占领天津，八国组成的联军约两万人（其中一万日军及沙俄、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奥匈帝国、意大利军）从8月4日开始对北京发起进攻。清军的装备虽胜过甲午战争时期，却由于缺乏系统指挥未能展开组织行动，被各个击破。义和团据说虽然“士气高扬，英勇抵抗”，“给列国军队造成极大损失，出乎意料，敌人也感叹不已”，可在现代武器面前其实也死伤惨重。

8月15日联军攻陷北京，“解放”了使馆守军。之后联军又展开报复性袭击和掠夺，日军也从清朝国库瓜分到四百万两马蹄银。一部分师团首脑因贪污部分钱款被发现而引起了所谓的马蹄银事件。

36 在八国联军的监督下，清廷官军处决义和团拳民

八国联军从天津出发后，西太后任命长年从事对外交涉的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前往议和。联军攻入北京后，西太后乔装改扮后带着光绪帝逃往西安。对她而言，这是自1860年英法联军进攻北京以来的第二次逃亡。9月14日，清朝改变态度下令镇压义和团，袁世凯对义和团进行了无情镇压而得到了列强的欢心。然而，试图依靠“人心”而对列强宣战的清朝，受到了无法挽回其没落命运的巨大打击。

给义和团战争拉上帷幕的《辛丑条约》（又称《北京议定书》），一直拖延到1901年9月。其原因是英国和沙俄围绕中国权益产生矛盾，未能协调各国的赔款要求。结果是，清朝要向列强支付庞大的赔款，即三十九年的年赋9.8亿两白银。而且承认北京的公使馆区域外可驻扎外国军队，以及到山海关的各个要地的驻兵权，为日后日本挑起卢沟桥事变埋下了伏笔。

然而，《辛丑条约》和甲午战争后瓜分中国相比，没有出现割让领土和取得新利权的要求。实际上，日本试图占领台湾附近的厦门，但由于英国等国的反对未能成功。谈判过程中沙俄要求割让东北三省，却由于被称为忠义军的义和团剩余力量的抵抗而失败。正如八国联军总司令官德国的瓦德西所言，“欧美、日本的任何一国，都不具备统治占据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民众的智慧和兵力。割让乃最下策”。义和团以滚滚怒涛和巨大的牺牲，挽回了中国沦陷为殖民地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