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革命与袁世凯政权

孙文访日及日本对辛亥革命的反应

宋教仁遇刺时，孙文并不在中国。他自1913年2月开始以国宾的身份在日本访问，暗杀事件前一天的3月19日正在旧友宫崎滔天的老家做客。辞去临时大总统的孙文正在筹划培养产业关键的铁路建设计划，这次的访日目的之一便是建设费的贷款谈判。孙文到达日本后会见了许多政府要员，其中最一见如故的是缔结日英同盟的关键人物桂太郎。

建立亚洲最早的共和国的孙文和藩阀政治家桂太郎这一组合，在我们看来显得很不谐调。然而两人的会谈曾多次超过了15个小时。会谈内容让人惊诧，包括今后日本不侵略中国，两国合作实现亚洲的和平，日本与德国缔结同盟关系，和中国采取相同步调来对抗英国等。同年10月桂太郎死去，孙文惋惜道：“从此，日本再没有能一同谈论天下的政治家了！”

实际上，桂太郎由于2月政变（第一次护宪运动）被赶下首相的宝座，他的发言并不代表政府的立场。辛亥革命爆发后，日本政府刚开始一边拥护清朝一边致力于建立君主立宪制。不久南北势力对峙，日本虽然向革命军提供了武器援助，却始终犹豫是否应该承认南京临时政府。当支持袁世凯的英国掌握了对华交涉的主导权后，日本在1912年7月缔结了第三次日俄协定，与沙俄分享在内蒙古的权益。

虽然日本政府未对辛亥革命提出明确的方针，但是民间却有一部分人士支持革命，并参与了革命。其代表是出身于日本高知县的萱野长知，他受梅屋庄吉之托带着七万日元的资金前往中国，在汉阳参加了黄兴率领的革命军。头山满也组织了支持革命的团体“有邻会”，作为“二二六”事件黑幕而被处刑的国家主义者北一辉也和宋教仁参加了南京保卫战。孙文评价他们道：“虽然日本政府反对革命，民间却给予了同情。”

当然，日本的民间人士并不都是革命的同情者。想在中国大陆扩张日本权益的大陆浪人川岛浪速，在清朝灭亡时协助肃亲王逃到旅顺，又策划将满族故乡的中国东北部和内蒙古从中国独立出来，置于日本势力之下。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由于计划泄漏而中止，1916年再次被发起。

54 川岛芳子

川岛浪速把肃亲王的第十四个女儿收作养女，她就是被称为“东方玛塔·哈丽”的川岛芳子，曾作为日本特务活跃于1932年的上海事变，在电影《末代皇帝》中也有出现。当时沙俄试图从中国分离出外蒙古（现在的蒙古人民共和国），英国也窥视着西藏。川岛芳子主张日本应与欧洲列强对抗，扩大其在满蒙的势力，进而“保全东亚”，企图将侵略行为合法化。

善后大贷款与二次革命

孙文得知宋教仁被暗杀的消息后急忙赶回国内。1913年3月25日孙文抵达上海后，召开了国民党干部会议商量对策。当时有人主张武力讨伐袁世凯，但会议决定暂时由国民党占据优势的议会来追究袁世凯的责任。

4月，议会召开，袁世凯与国民党发生了激烈冲突。其焦点是英国、法国、德国、沙俄、日本五国银行团的总额2500万英镑的善后大贷款，为保借款顺利进行，盐税收入将作为担保置于外国的支配之下。国民党认为这笔贷款会导致列强的侵略，且会强化袁世凯的个人权力因此表示反对。袁世凯没得到议会的同意就签署了条约，议员们强烈谴责袁世凯的违法行为。

袁世凯也没有保持缄默。他利用贷款得来的财源，开始收买议员脱离国民党。平均每人超过一万元，不接受贿赂的议员则面临着威胁和阻碍。街上的书店里摆满了出自政府官员的中伤孙文的书籍，在苦闷的气氛下很多议员都开始动摇。

紧接着6月，袁世凯解除了广东都督胡汉民、江西都督李烈钧等三位革命派都督的职务，向国民党进行挑衅。此时黄兴仍主张应根据法律来弹劾袁世凯，孙文则坚持要进行武装起义。7月12日，李烈钧接受孙文的指示，设立了讨伐袁世凯司令部，宣布江西独立。之后，江苏、安徽、广东等南方七省分别独立，议会也宣布和袁世凯划清界限，第二次革命爆发。

然而和袁世凯的武力决斗，正中了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袁世凯下怀。袁世凯称孙文等人是破坏国家统一、扰乱地方治安的“乱党”“暴徒”加以镇压。这次未能出现孙文期待的、武昌起义时的连锁反应。人们对徒有虚名的议会和贿赂横行感到失望。起义军仅维持两个月就败退，孙文、黄兴等人经由台湾逃往日本。

袁世凯政权与其特质

袁世凯除掉了反对势力后，开始着手建立自己的政治方式下的中央集权体制。他首先瞄准的是就任正式大总统。1913年10月，在袁世凯动员的社会组织包围下，议会被迫“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11月，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剥夺了剩下的国民党议员资格，使得议会丧失了功能。1914年1月，他又解散了议会，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主议会不到一年便宣告夭折。

55 辫子将军张勋

56 民国初期，剪掉百姓辫子的革命军士兵

接下来袁世凯瞄准的是，废除辛亥革命的伟大成果《临时约法》。1914年3月召开了宪法修改大会，5月公布的中华民国约法大幅度地扩大了总统的权限。取消内阁设立国务卿，由袁世凯的同乡进士、与他结拜兄弟的师爷徐世昌担任。议会原本设立了立法院，但却未能召集。大总统的咨询机构参政院成为事实上的立法机构，它按照袁世凯的意思把大总统的任期改为终身制。

袁世凯又缩小了独立性加强的地方权限，彻底实行中央集权。最初他想废除各省，分成几个小的行政单位，却未能实现。随后又派遣文官巡按使，目的是从军事上限制改称为将军的各省都督的权限。他还定期命令将军们暂居中央，将其兵力定为国军，加强了中央对地方财政的干预。然而这些措施，都未能完全掌握地方的军人势力。

袁世凯政权下的中国，可说是传统与近代交错的时代。象征这一点的是镇压第二次革命的张勋，他虽是中华民国的武官，却为了表明对清朝的忠心不允许部下剪去长辫，被称作长辫将军。袁世凯在内政上采取了缩紧财政的措施，虽然没有卓越的成果，却热心于普及初等教育，从这一点上不能将他完全视作反动政治家。

毫无疑问，袁世凯为了实现自己强有力的国家理想而不择手段。暗杀、贿赂、恐吓横行，1913年7月袁世凯发布戒严令，对稳健派的地方精英们也不时加以镇压。然而他最致命的错误是向通过革命滋生起来的、使中华世界得以重生的社会能量泼下了冷水。宋教仁等人为实现议会政治，行为难免操之过急，而袁世凯却从这种混沌的情况中感觉到了“亡国”的恐怖。

中华革命党与孙文

1913年8月，孙文逃亡到日本，日本政府表现出冷淡的态度，与半年前的欢迎姿态截然相反。首相山本权兵卫担心与袁世凯和英国的关系恶化，劝说孙文前往美国。孙文却认为只有在日本才能图谋东山再起，向头山满、犬养毅等人求援。他们说服山本，如果现在把孙文控制在日本手中，对日本的对华政策有利无害，从而争取到了入境许可。此后孙文在日本展开了两年零九个月的革命活动。

1914年6月，孙文在东京成立了中华革命党。在二次革命的失败问题上，他不承认是由于自己主张与袁世凯武力对决的错误造成的。他反而认为，宋教仁推行的国民党议会政治，导致许多谋求名利的猎官分子进入党内，从而丧失了革命精神。因此，他要求中华革命党的党员宣誓，“牺牲一身的生命、自由、权力，遵从孙先生重振革命”，也就是要求绝对服从于自己。孙文试图通过成立宣誓对己忠诚的精锐集团，来继续革命。

57 孙中山与宋庆龄　摄于神户

对孙文的这种独裁方针，旧友们表示反对。特别是黄兴，他批评孙文回到了中国同盟会以前的武装起义路线，是“脱离常轨的行动”，今后应吸收超越党派的广大人士。1914年，黄兴为营造反对袁世凯的舆论，成立了欧事研究会，在东京和上海发行了杂志《甲寅》。其成员中包括后来创建中国共产党的陈独秀和李大钊，翌年的1915年，陈独秀创办了闻名的《青年杂志》（第二期改名为《新青年》），点燃了新文化运动的导火线。

然而，拘泥于自己的革命方式的孙文，被称作“会党（秘密结社）中毒”，未能接受这些批评。他甚至批评黄兴的软弱导致了第二次革命的失败，黄兴大怒之下，1914年与孙文分道扬镳前往美国。李烈钧也认为绝对服从孙文实为耻辱而未加入中华革命党，革命运动彻底分裂。独裁的诱惑这一中国专制王朝的流毒，不仅吞噬了袁世凯，也吞噬了革命派组织。

此时倍感孤立的孙文心有所属，对方是广东出身的实业家宋嘉树的次女宋庆龄。宋嘉树原是孙文的崇拜者之一，长女宋霭龄曾任孙文的秘书。1914年秋，从美国留学归来的宋庆龄到日本看望姐姐，孙文对边弹钢琴边唱歌的她一见钟情。周围的人都反对年纪相差二十七岁的两人结合，然而他们的意志坚定，事实上婚后的二人也非常恩爱。

1915年10月，孙文和宋庆龄在东京的梅屋庄吉家中举行了婚礼。日方参加的有宫崎滔天、犬养毅和头山满等人，中方参加的只有孙文的心腹陈其美，未见其他同志的踪影。当时，无人能够预测到，后来宋庆龄作为孙文夫人将致力于挽救中国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