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派的成长与中国同盟会

激进派留学生与孙文

孙文与宫崎滔天结识的第二年，戊戌变法后被中国通缉的康有为和梁启超也逃亡日本。两人都是出身广东的同乡，但在科举精英康有为眼中，留学国外的孙文不过是“不学无术”之徒，孙文也以康有为乃“腐朽之儒”而感到厌恶。梁启超在这点上比较灵活，一段时期内主张激进与孙文接近，不久便遭康有为训斥前往夏威夷，两人的关系断绝。

惠州起义失败后孙文回到横滨，找到了革命的共鸣者。这些广东出身现居日本的留学生和华侨们，于1910年为抵抗法国侵略广东成立广东独立协会，曾要求孙文帮助。

1902年，以章炳麟为中心的激进派留学生们，为纪念被清朝灭亡的南明政权，计划四月在上野召开“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并邀请了孙文。该活动是中国留学生的首次大集会，却由于清朝公使的通报，日本警察出动驱散了留学生。当时抵达会场的孙文则装成了毫不知情的餐厅客人。

如上所述，孙文与中国留学生开始合作的背景中，介绍孙文足迹的宫崎所著《三十三年落花梦》被日本的报纸连载，并被留学生们阅读这一事实是存在的。之前孙文由于被贴上谋反者的标签，留学生对其评价并不高。孙文自己也称留学生为“口舌之徒”而持不信任的态度。

1903年，孙文为重建因梁启超的勤王运动而有所动摇的夏威夷兴中会，前往火奴鲁鲁，之后又到辗转美国、欧洲宣传革命。

革命派的成长

同年5月，四川出身的日本留学生邹容出版了《革命军》一书，成为超过100万部的畅销书。他认为革命才是贯穿世界的进化法则，中国要在20世纪生存就必须进行革命。而且，“我中国人之奴隶于满洲、欧美人也，非满洲、欧美欲奴隶之，中国人自乐为奴隶耳”，主张中国要进行革命就必须除去这种奴隶的根性。他还呼吁学习独立战争胜利的美国，驱逐满洲皇帝建立“自由独立的国家”中华共和国，并在末尾高呼“皇汉人种革命独立万岁！”

《革命军》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读了会觉得头晕”，上海租界发行的杂志《苏报》对它作了介绍并高度评价。然而6月《苏报》受到禁止发行的处分，为该书作序的章炳麟被捕，邹容自首后病死狱中。同一时期，从东京蔓延到中国国内的反俄运动受到镇压，拒俄义勇军改名为“军国民教育会”，活动重点转移到推翻清朝上。

43 邹容

44 《革命军》封面

局势变化下，广东以外的地方也开始了革命运动。其中之一是变法运动据点的湖南，1903年11月，军国民委员会成员之一的“中国的西乡隆盛”黄兴、后来留学生取缔规则事件中自杀的陈天华与头脑清晰的秀才宋教仁一同成立了华兴会。此时黄兴主张，革命手段仿效太平天国那样，先取得某个省，建设能使其他各省响应的革命根据地。随后他和秘密组织哥老会的首领在深山洞窟中悄悄见面商议此事，准备1904年11月在长沙起义，后来由于计划泄漏，他们只好逃往日本。

革命派的另一个根据地是浙江。核心人物是五四运动时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他虽中了进士，却对清朝失望而参加了革命运动。1904年10月，他以军国民教育会的暗杀团为母体，和日本留学生陶成章等人成立了光复会。光复会受到了尚在狱中的章炳麟和沙俄无政府主义的很大影响，其特点为强烈的反满主义和恐怖主义。而且浙江的加入者多为知识分子，他们抗拒中国科举时代的所谓“读书就能当官”这一常识，革命成功后淡泊功利，不追求荣华富贵。

45 黄兴

蔡元培和陶成章在1907年准备武装起义时被捕，被杀害的女革命家秋瑾也是绍兴出身的光复会成员。出身绍兴的鲁迅也是成员之一。他的小说中描绘的绍兴是安宁的农村小镇，然而这里绝不仅仅是老酒的产地。这些革命团体受到同乡网络支持的这一事实，给运动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中国同盟会的成立

1905年，孙文从欧洲前往日本。这期间孙文在以往的民族主义上，加上了民权主义（建立民国）、民生主义（平均地权即土地所有权），首次提出了“三民主义”。他从日俄战争中日本的胜利，感受到亚洲各地独立运动的势头。而且，通过和留学欧洲的中国学生们的接触，来到日本的他认识到知识分子在革命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孙文到了横滨后立即和宫崎滔天联络，7月29日和华兴会的首脑黄兴、宋教仁、陈天华见面商议联合革命势力。第二天，包括光复会成员在内的七十余名革命人士在东京的内田良平家集合，决定成立全国性的革命组织中国同盟会。接着，8月13日黄兴等人召集东京的留学生召开了孙文的欢迎会，一千多名留学生聆听了孙文名为“中国决不会沦亡”的演讲。20日，在余热未烬中，中国同盟会的成立大会上孙文被推选为总理。

46 男装打扮的秋瑾

如今无人会怀疑中国同盟会成立是一件重大的历史事件。然而，正因为重大，那时出现的问题对后世的影响也是重大的。

首先经常被提出的是，三民主义被作为中国同盟会的纲领这一问题。关于民族主义，孙文指出不是像太平天国那样憎恨所有的满洲人，而是为了从统治阶级手中夺回权力。但是加入中国同盟会的许多知识分子都持有强烈的汉族中心思想，辛亥革命后高唱的“五族共和”口号也有浓郁的蔑视少数民族的同化政策的色彩。

其次，在民生主义中关于土地所有权的平均问题上，是由于孙文在欧洲时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贫富差距感到疑问而提出的，并没有得到人们的理解。另外，中国同盟会的外交方针中承认之前中国和列强签订的条约均有效，并保护外国人的既得权益。本来的意图是为了排除推进革命时列强的干涉，其结果却使反对列强侵略中国的姿态弱化。

中国同盟会中的孙文

刚成立的中国同盟会还面临着其他的难题，即认定孙文为何种领袖，以何种方针来策划多种革命势力的大同团结。

当然，从革命运动的经验而言，无人胜过孙文。然而孙文也被评价为“失败的英雄”，也就是屡次发动起义均遭受失败，却不放弃革命。因此，中国同盟会特意召开了孙文的欢迎大会，强调他是难得宝贵的领袖。宫崎滔天等孙文的铁杆拥护者们甚至怀疑道：“革命成功的话，先生（孙文）要当皇帝吗？”

而孙文也有作为“世界有名的革命家”的自尊心，行为独断。这一点体现在1907年发生的关于中国同盟会会旗的内部纠纷，黄兴提议效仿均分土地的井田制的理想、采用“井字旗”。

然而对孙文而言，革命的象征只能是陆皓东制作的青天白日旗。孙文与黄兴发生了激烈的争执，怒道“仆在南洋，托命于是旗者数万人，欲毁之，先摈仆可也”，而黄兴则一怒之下宣布要脱离中国同盟会。

然而这种现象并不仅仅出现在孙文身上，洪秀全也被称为“天王只说天话”而听不进别人的意见。即使是年轻时就接受欧式教育、树立“从前是英雄革命，今后是国民革命”这一理想的孙文，宋教仁仍评论他为“（孙文）做事近乎专横跋扈，有令人难堪处故也”，未能脱离中国自古而来的专制帝王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