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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纳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成立

历史大观园 近代岁月 2020-05-22 17:18:03 0

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的接纳

苏联解体后,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至今仍掌握巨大权力的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召开了第一次党大会(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无疑受到了俄国革命、1919年共产国际成立的巨大影响。然而,最近围绕作为成立共产党前提的、接受马克思主义这一问题,出现了与以往不同的意见,即认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经过日本传入中国的。

以往的研究认为,中国开始正式地接纳马克思主义,源自1917年夏李大钊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但实际上,五四运动之前在北京的日报《晨报》的文化版面中,就开始翻译、介绍河上肇等人写的日本马克思主义文献。担任翻译工作的是李大钊留学日本时的朋友,《晨报》的主笔陈溥贤。

1918年底,陈溥贤被派到东京担任特派员,负责采访日本关于巴黎和会的动态。他对吉野作造的黎明会的成立非常关注,详细地向国内介绍了“大逆事件”后“寒冬时代”暖风缓缓吹来的日本社会主义运动。陈溥贤之所以关注日本的社会主义,是因为他认为日中两国要解决山东问题等悬案,达到“真正的亲善”,首先必须把日本改造成不是由军部或资本家,而是由工人来当家做主的社会。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正是基于陈溥贤的翻译上,刚才提到的北京大学学生团访日,也是吉野作造努力搭建与李大钊之间的桥梁的辛苦结晶。

接纳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成立

72 李大钊

同时,李大钊也独自和日本的社会主义势力建立了关系。1920年12月,堺利彦、大杉荣等人在东京成立了日本社会主义同盟,李大钊也立即参加。北京常驻的报社记者丸山幸一郎把他介绍给日方人士,之后李大钊从日本获取最新的信息,同时他的关注点也从学说研究扩大到妇女解放问题、工人问题等方面。1921年11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他灵活运用河上肇的著作理论,阐发了通过“宇宙精神”基础上的民众伦理的觉醒来进行社会变革的独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否定了生产力决定一切的经济一元论,给学生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清末的日本留学潮中也提到过,日本位于东亚世界的边缘,其在接纳欧洲文化基础上产生的新思潮,成为中华世界的重生中不可缺少的能量。在洪秀全接纳基督教、新文化运动中提倡民主主义和科学之后,对中国的近现代史产生巨大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的引进,也是来自这一边境的新风潮。

接纳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成立

73 陈独秀

当时关注马克思主义的,不仅仅是后来的共产党员。对孙文的三民主义感到共鸣的革命家们,也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国内难以被理解的民生主义的补充而进行介绍和普及。国民党一边倒的理论家、后来激烈批判共产党的戴季陶就是其中一人,据说成为共产党员必读文献的《共产党宣言》的中文版,就来自戴季陶千辛万苦弄到手的日文版的中文翻译。

与日本有密切联系的中国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接纳,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是陈独秀和《新青年》的变化。1919年,苏维埃政府发布第一次加拉罕宣言,宣布无条件返还沙俄帝国从中国获取的权益,1920年3月,这条消息传到中国本土,对凡尔赛条约内容感到幻想破灭的中国人惊奇地称它为“空前义举”。从此,中国国民对之前并不熟悉的俄国革命和布尔什维克的关注迅速提高。

1919年6月,离开北京大学前往上海的陈独秀没有错过这一变化。1920年9月,改版后的杂志《新青年》登载了陈独秀的《谈政治》,标志着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主张文学革命的他本来对政治批评持消极态度,但五四运动中他亲自走到街头散发《北京市民宣言》的传单被捕。由此他认识到“无论谈不谈政治,政治总是尾随我们”,投身政治革命非常重要。新文化运动虽然严厉地批评了儒教等中国的传统文化,但苦于无力创造取代它的新的价值观。作为率先指示中国前进道路的向导,陈独秀克服了五四运动期间的混沌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寄予了期望。

《新青年》事实上转变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性杂志,对支撑俄国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了介绍。信息来源也从言论严格管制的日本,转变为欧美特别是俄国移民们亡命的美国。这一结果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具有显著的国际性。而且它从形式上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组织(第二 国际)分离,因此必然受到共产国际的强大影响。

当然,领导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中,极少有人对马克思主义提出异议。信奉美国模式近代化的胡适,曾不愉快地表示,“《新青年》差不多变成了《苏维埃俄罗斯》(美国发行的介绍俄国革命的杂志)的汉译本了”。鲁迅也对主张“无产阶级专政”的布尔什维克专政体制感到怀疑,与白桦派的文学家武者小路实笃主张的“新农村”运动产生共鸣,表示信奉否定国家的无政府主义而离开了《新青年》。

共产国际与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

革命伊始苦于列强干预战争的苏维埃政府,逐渐把眼光投向了东方。1920年7月的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上,通过了“关于民族与殖民地论题”的决议,决定了积极支持殖民地民族运动的方针。同年,俄国共产党派出维经斯基前往中国,完成在中国聚集社会主义者的使命。

1920年4月,维经斯基以记者身份来到北京,首先通过北京大学客座讲师鲍立维等的介绍与李大钊会面。当时中国正好黑汗宣言的消息刚传入,布尔什维克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但此时还不能马上探讨成立中国共产党一事。他开始实质性活动是在拿着李大钊的介绍信前往上海与陈独秀见面、5月在法国租界成立共产国际临时机关之后的事情。

当时的上海除了陈独秀之外,还有戴季陶等很多关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家记者们。还有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策划五月一日国际劳动节活动的国民党系的工人团体中华总工会以及五四运动中大显身手的学生运动组织全国学生联合会等。布尔什维克积极地向他们开展工作,1920年6月,以陈独秀为中心成立了最早的共产党组织—社会共产党(中国公认的中国共产党史中称作上海共产主义小组)。8月,广泛聚集拥护社会主义的青年团体—社会主义青年团诞生,中国共产党成立的信号已经出现了。

然而,1920年底,陈独秀接受将广西军阀陆荣廷赶出广州、接纳孙文的“开明派”将军陈炯明的邀请,离开上海成为广东军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翌年1月,维经斯基回国,社会共产党由于资金不足而被迫中止活动。

顺便一提的是,虽然中国公认的中国共产党史中没有出现在历史的正面舞台上,当时名为共产党的并不仅是陈独秀的小组。中华总工会和全国学生联合会的领导们成立的大同党就是其中之一,与共产国际派遣的朝鲜人活动家成立了“假共产党”。

这里的“大同”毫无疑问是指洪秀全、康有为等人追求的中国自古以来的乌托邦,可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下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理解最先也局限于传统思想的框架之中。但是,他们派往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的代表直到会期也未能到场,作为中国共产党最终也没有得到承认。

中国共产党成立与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如前所述,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历史经过了迂回曲折,在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济南等地开始准备成立。北京的领袖是李大钊,通常被认作是母体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尚未开展活动,成员也仅有八名。广州的共产党起初以无政府主义者为中心,陈独秀到广州赴任后两者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无政府主义者退出后仅剩下九名成员。

长沙的领袖是毛泽东。他从北京回来后在学校任教,1917年7月,他在杂志《湘江评论》上发表文章《民众的大联合》,呼吁作为大联合的基础首先要成立农民、工人、学生、妇女等各种人群的“小联合”。湖南的学生团体开展运动要求打倒皖系督军张敬尧,毛泽东作为主要成员前往北京请愿。然而其结果仅是军人势力的更替。

1920年6月,毛泽东在上海与陈独秀会面。在北京已经和李大钊接触的毛泽东,此时被陈独秀的话语“深深打动”。他回到湖南后致力于地方自治运动,还成立引进进步图书的文化书社和俄国研究会,努力接纳马克思主义。陈独秀也对毛泽东的才能高度评价,在11月的信中催促早日成立共产主义小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

于是毛泽东和几名关系亲密的同志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他还对自己的母校、曾担任语文教师的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开展工作,1921年1月成立了由十六名“真正的同志”组成的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这些人都来自毛泽东的个人关系网,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也是成员之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以各地的革新知识分子为媒介,由很多条支线共同推动的。

根据最新的研究成果,中国共产党事实上是在陈独秀前往广州前的1920年11月成立的。陈独秀等人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宣言》,发行了杂志《共产党》。还派遣代表参加翌年的第三届共产国际大会,得到了承认。

1921年6月,共产国际的新代表马林等人一到上海,就要求立刻召开共产党大会。因此在陈独秀、李大钊这两名中心人物未能出席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便在上海法国租界召开了。中国认为该会在7月1日开幕,至今仍把这一天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纪念日,实际上会议是在7月23日召开的。

此时的党员共有五十三名,参加会议的地方代表为十二名。其实开始有十三名代表参加,由于7月30日晚遭到租界警察的搜捕,会议改在浙江嘉兴的南湖的一艘游船中召开,有一人最后一天未能出席,便未被视作代表。参加人员的平均年龄为二十八岁上下,最年轻的刘仁静(北京代表)仅有十九岁。他们都身穿西服皮鞋或是长袍,一看就是知识分子。

参加这次会议的十二人中,活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1949年的有六人,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迎接开国庆典的只有毛泽东和董必武两人。而看看李大钊和陈独秀之后的命运,李大钊于1927年4月被奉系的张作霖逮捕后杀害。成为中国共产党首任书记的陈独秀,则在1927年被视作“右倾机会主义者”而赶下最高地位,1929年被开除党籍。

后来被国民党逮捕经历了狱中生活的陈独秀,在日中战争爆发的1937年被释放。此时,陈独秀严厉批评斯大林体制下的苏联和纳粹德国、意大利一样都是法西斯国家,是一党独裁的政治体制。他还坚持从建立共和制的辛亥革命到抗日战争这段历史是“民主革命时期”,五四运动的意义并没有丧失。

且不论陈独秀的观点是否正确,扬帆出发的中国共产党逐渐成长为左右世界的力量,无疑还需要漫长的时间和经验。这期间他们失败所付出的牺牲也是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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