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通史——南北对峙与议和

一、列强的“中立”

武昌起义爆发后，英、法、德、俄、日等列强的最初反应，是采取保护租界与外侨的紧急防范措施，甚至不惜诉诸武力干涉。当逃匿长江兵舰上的湖广总督瑞澂向英国驻汉口总领事表示自己不能保护英租界，并请求英国军舰阻止起义军渡江进攻汉口时，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应允“请求总司令官提供他所能提供的一切帮助”；当清政府陆军大臣昌秘密派人向日本求购枪支、弹药时，日本政府“决定由本国商人设法供应，予以充分援助”。但是，湖北军政府成立后，为了避免列强的武力干涉，迅速采取了保护租界及在华外国人生命财产安全的措施，并颁布相应的对外政策，积极争取列强保持中立。不仅湖北如此，其他相继独立各省也是一样。各国列强所担心的“排外”局面并没有出现。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理循观察到：“所有迹象表明这纯粹是一场内部的、反政府的、反朝廷的运动。这是广泛的反对腐败政治的起义。各种迹象表明这场运动迄今不是针对外国人的。相反，各方都尽力和外国人修好。”于是，在局势尚不明朗的时候，列强谨慎地采取了所谓“严守中立”的态度。

1911年10月17日，驻汉口英、俄、法、德、日领事公派代表与武昌军政府都督黎元洪面晤，表示“承认民军为交战团，各国严守中立”。次日，各国领事会衔发出布告，宣称：“现值中国政府与中国民军互起战事。查国际公法：勿论何国政府与其国民开衅，该国国内法管辖之事，其驻在该国之外国人，无干涉权，并应严守中立，不得藏匿两有关系之职守者，亦不得辅助何方面之状态。据此，领事等自严守中立，并照租界规则，不准携带军械之武装人在租界内出现，以及在租界内储匿各式军械及炸药等事。此系本领事等遵守公法敦结交谊上应尽之天职，为此剀切布告。”列强公开承认革命军是与清政府对等的交战团体，并表示严守中立，这样便正式确立了列强对辛亥革命的“中立”政策。

列强之所以对辛亥革命采取“中立”政策，主要有两方面的重要原因。

一方面，是列强之间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的制约。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英、法、德等国正忙于欧洲事务，都不愿意花过多的精力卷入远东纠纷，只希望继续保持既有的均势格局。就英国而言，它在华既得利益最大，而革命政权主要控制了南中国地区，尤其是作为英国势力范围的长江流域，这使英国不得不采取谨慎的态度，尽量避免与革命政权发生冲突，以免直接损害自己的切身利益。日俄两国本想趁火打劫，但又不敢轻举妄动。日本侵华政策的第一步，是阴谋侵吞满洲。日本内阁认为：“鉴于帝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与清国之间具有极密切之关系，故我政府应不断努力，以求对清国占有优势的地位，并须多方策划，使满洲现状得以永恒持续。……进而确立帝国在满洲的地位，以求满洲问题的根本解决。”俄国的目标是侵占满洲、蒙古和新疆，自然与日本发生利害冲突。这种冲突既可能导致两者之间你死我活的争斗，又可能使两者在对待中国问题方面采取一致行动。日俄战争后，俄国就试图与日本联合侵略中国，如沙皇尼古拉二世说过；“俄国在远东方面应与日本携手”；俄代理外交大臣尼拉托夫上奏沙皇建议：“在目前情况中，为我国利益起见，对中国问题，应尽可能与东京内阁交换意见，以便不错过加强我国在中国地位的适宜时机。”于是，日俄两国频繁接触，反复商讨共同援助清政府的问题。他们认为，革命运动的发生，“对于日俄两国所获得的特殊利益，实是一场很大的危险。迄今为止，日俄两国所获得的特殊利益，全系取自现存的满清朝廷。与其坐视事变自然消长，何如援助现存的满清朝廷，或将有利于维护日俄两国的利益。……只要时机一到，两国即可根据一九七年协约中规定的分界线分割满洲，并可进一步商谈如何分割蒙古的问题。”日俄两国虽然大打自己的如意算盘，但并不敢擅自付诸行动。日本与英国有盟国关系，俄国与英、法也有协约关系，日、俄的行动不能不顾忌英法等国的态度。日本外务大臣内田康哉训令驻华公使伊集院彦吉：“帝国政府一面要随时做好应变准备，毫不松懈；一面要洞察形势发展真相，并探索各国动向。……我国在确定态度时，事先至少需与英国政府进行磋商，方为合宜。”显然，日本非常关注英国等列强的动向。美国在远东地区的力量有限，虽然多年来力图向中国东北地区渗透侵略势力，但总难与得地理之便的日俄两国竞争，武力干涉只能更加有利于日俄两国扩大势力范围，因而美国极力反对日俄两国单独行动。美国和德国奉行的是列强“一致行动”的原则。正如德国代理外交大臣齐谋门所说：“在任何情况下我们希望避免个别国家单独行动，借此获得特殊利益。”日俄两国只好收敛其武力干涉的意图，而与英、法、德、美等列强共同采取所谓“中立”政策。

另一方面，是革命形势迅猛发展的影响。武昌起义后各省纷纷独立，革命烽火很快便席卷大半个中国，这种狂飙突进的形势是列强所始料不及的。当独立各省相继建立革命政权，形成与清政府对峙的局面时，列强一时无所适从，甚至对清廷失去信心。日本驻俄大使本野一郎与俄国总理大臣谈话时说：“革命党实力究竟如何，虽尚不得确知，但全国各地对于满清朝廷已经普遍心怀不满，则是无可怀疑之事实；而清国既无健全的军队，财政又很困难，政府军队若不能迅速平定变乱，则革命运动或将弥漫至全国各地，亦未可知……鉴于清国现政府之极端腐败与混乱，据本使所见，寄希望于满清朝廷这一派获得最后胜利，实属危险之极。”显然，列强不会冒险支持一个即将崩溃的清王朝，而置自身于迅猛发展的革命力量的对立面。同时，革命政权的对外政策和行动，也使列强从恐惧于义和团式的“排外”紧张中有所解脱。他们看到：“运动进行的方式有条不紊以及对外国利益所表现出来的显著尊重，使得它同以前所有此类起事区别开来，并且在中国人中间获得了对它的一定程度的同情，而满清朝廷再也不能声称享有这种同情了。”因此，在革命形势迅猛发展，而清政府的前途颇为微妙的时候，列强自然会谨慎地采取“中立”观望的态度。

需要说明的是，列强的“中立”政策是建立在武力威胁的基础之上的。武昌起义后，列强借口保护租界和外侨，迅速调动军舰驶入汉口港。据英国驻汉口代总领事葛福的报告，1911年10月16日，共有13艘外国军舰停泊在汉口港，其中英国5艘，美国3艘，德国与日本各2艘，法国1艘；此外还有2艘将于次日到达。11月初，上海光复后，英国海军部训令驻香港部队做好准备，以便需要时立即派往上海。驻港部队包括工兵40人、炮兵80人、英国步兵350人、印度土著步兵150人，并配备4挺速射机关枪和4尊过山炮。另据英国驻华使馆陆军武官韦乐沛12月15日的报告，当时各国驻北京至山海关铁路沿线官兵总数达7021人，共配备45门野战炮和60门机关炮。其中英国2840人，法国1315人，日本1216人，俄国585人，德国356人，美国321人，意大利194人，奥地利125人，荷兰48人，比利时21人；分驻北京2098人，天津4553人，塘沽40人，唐山116人，秦皇岛78人，山海关136人。这些各国分遣部队可以从俄、日、德三国分驻北满、南满和青岛的部队中最容易获得增援，其第二个援军来源是西伯利亚、菲律宾、香港和印度。列强不仅调动军舰和军队进驻中国沿江与沿海的一些重要港口及战略要地，而且使其在中国周边殖民地的军队也进入军事戒备状态，以便随时征调赴援。

当然，列强并没有实际采取激烈的军事行动，而是始终打着“中立”的幌子，以坐收渔翁之利。在“中立”观望的过程中，列强清楚地看到，腐朽的清王朝行将崩溃，以载沣为首的清廷已经无力回天；于是，他们便寄希望于强权人物袁世凯建立一个强有力政府，以代取清政府。当袁世凯受命进京组阁的时候，英国外交大臣格雷致电驻华公使朱尔典说：“我们对袁世凯怀有很友好的感情和敬意。我们希望看到，作为革命的一个结果，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能够与各国公正交往，并维持内部秩序和有利条件，使在中国建立起来的贸易获得进展。这样的一个政府将得到我们能够提供的一切外交上的支持。”于是，列强开始逐渐弃清廷而扶植袁世凯，意图使袁世凯成为他们在华的新的政治代理人。

二、议和呼声四起

袁世凯复出后，既想力图控制北方清朝政权，又要设法对付南方独立各省的革命力量。袁世凯深知南方革命力量不是完全可以用武力镇压的，而且即使能够镇压，对自己也没有好处，反而会使自己失去一个要挟清政府的重要筹码。于是，狡黠的袁世凯采取“剿抚兼施”的两面手法：一面派精锐的北洋军猛攻汉口、汉阳，迫使南方革命政权就范以屈从自己的意旨；一面又点到为止，并不想一举扑灭南方的革命力量，而是借以继续给清政府施加压力，以便达到自己进一步揽权的目的，最后坐收“和议”之功，攫取全国最高统治权力。正如徐世昌所说：“以项城才略经历，自属过人，其对于时局，言剿改而言抚，言抚进而言和，纯出于项城之主持。汉口、汉阳以兵力威胁南方，攻占以后，决定不再进兵，只清理河淮南北一带，以巩固北方，即南京亦不派重兵往援。所有谕旨，均从宣布德意着笔，而资政院迎合民意，亦供项城之利用，经此酝酿，乃促成南北议和之局，此中运用，则非旁观者所能尽知也。”

袁世凯被清廷起用之初，即通过与黎元洪有同乡旧谊的道员刘承恩散布“和平”空气。刘承恩连续两次致函黎元洪，并通过湖北争路代表张伯烈向革命党人转达了这样的信息：“袁氏可与革命军合作。拟即进省，报告黎都督。日前战事不能长久，当有和议的转机。”1911年11月1日，北洋军攻下汉口之际，刘承恩第三次致函黎元洪，说明清廷已下罪己之诏，并宣布实行立宪，开放党禁，皇族不问国政，“国政尚可有挽回振兴之期”，要求黎元洪“务宜设法和平了结”，并表示“诸公皆大才榱槃，不独不咎既往，尚可定必重用，相助办理朝政”。黎元洪复信力劝袁世凯反正，弃满清而归民国，表面上义正词严，实则为议和预留地步。黎声称：“公果能来归乎？与吾侪共扶大义，将见四百兆之人，皆皈心于公，将来‘民国’总选举时，第一任之中华共和大总统，公固不难从容猎取也。”黄兴也以中华民国军政府战时总司令的名义致书袁世凯，表示了大致相同的意思。他说：“人才原有高下之分，起义断无先后之别。明公之才能，高出兴等万万。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直捣黄龙，灭此虏而朝食，非但湘、鄂人民戴明公为拿破仑、华盛顿，即南北各省当亦无有不拱手听命者。”他们的意思非常清楚：只要袁世凯起来反清，将来就可以推举袁世凯为民国大总统，和谈当然不在话下。

11月11日，袁世凯派刘承恩和海军正参领蔡廷幹到武昌作试探性的议和谈判。黎元洪率湖北军政府重要职员在议事厅接见了刘、蔡二人。刘、蔡提出以承认君主立宪为停战议和的先决条件，认为“除民主国体外，无论何种意见皆可代达袁项城代奏，请朝廷采择实行”。这正与革命军政府的民主共和宗旨相矛盾。尽管黎元洪“态度尚温和”，但孙武、张振武等革命党人“见所开条件中有君主立宪一条”，都表示反对，甚至有职员拔刀大喝：“谁主和，谁吃刀！”并有民众团体在都督府门前示威抗议。宋教仁说：“吾辈之目的原在共和，今满政府仍欲君主立宪，则吾辈之目的并未达。”即使立宪派人士如胡瑞霖（自笏）也认为：“吾辈之所主张者在民主国体，今除民主国体不议，则此次实无可议之余地。”结果，因双方在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宗旨上存在根本分歧，谈判破裂。

其实袁世凯并不是真正地主张君主立宪，其“主张君主立宪，‘留存本朝皇帝’，非忠于清，其意盖别有所在”。其时袁世凯正受命进京组阁，这正好给了他完全控制清朝政府权力的良机，其标榜君主立宪显然是别有用心的。革命党人以归顺共和为条件而许诺袁世凯为民国大总统，袁世凯也并非无动于衷，实有难言之隐而已。“袁世凯惧第一期之大统领为他人所得，而又无能为毛遂之谋，故于各方面密遣心腹，竭力运动，己则扬言共和政体如何不宜于今日之中国。实则一俟运动成熟，遂尔实行，其所以反对共和者，意固别有所在。”事实上，袁世凯本无所谓立宪或共和的政治成见，而实际只有攫取国家政权的政治野心。于是，袁世凯在完成组阁而基本控制清朝政府权力之后，便进而以武力迫使南方革命力量就范。

11月27日，冯国璋率军攻克汉阳，本欲乘胜进攻武昌，袁世凯“亲以长途电话勒止之”。隔江对峙，其意在给武昌军政府施加压力。在北洋军强大攻势的威胁下，武昌岌岌可危。经过英国驻汉口代总领事葛福（H.Goffe，又译戈飞）的斡旋，黎元洪以湖北军政府都督的名义正式提出停战条款三条：“一、停战十五天，在此期间内，目前各方所占领的领土应各自驻守。二、已加入革命党的所有省份的代表在上海集会，他们将选出全权代表与袁世凯所指派的代表进行谈判。三、如有必要，停战继续延长十五天。”停战条款由湖北军政府主动提出，正中袁世凯的圈套。

袁世凯抓住有利时机，继续玩弄两面手法，通过进一步的军事打击，迫使武昌军政府尽快签定停战协议。12月1日，清军从龟山隔江炮击武昌，一举击中都督府，黎元洪仓皇逃往武昌城外数十里的葛店。当天，英国驻汉口代总领事葛福委派英人、万国商会会长盘恩，携带袁世凯关于停战三天的公文，在湖北军政府顾问孙发绪的陪同下，到武昌面见军政府参谋总长吴兆麟，提出只要在公文上盖上都督印，“即可停战”。当时因黎元洪出逃时已将印带走，吴兆麟与孙武等人商议临时赶刻一颗印盖上，就这样草签了停战协议。协议规定：民军与北军在武汉所占之地，不得变换；自12月2日（十月十二日）上午8时起，至5日（十五日）上午8时止，停战3日；民军与北军在停战范围、日期内，一律按兵不动，均由驻汉英国水师官监督。12月9日，双方又通过葛福续签停战15天的协议：时间从12月9日至24日；北京不遣兵向南，南军亦不遣兵向北；双方互派代表讨论大局；除晋、陕、蜀三省以外，南北全面停战。当天，黎元洪通电各省，一律遵行。至此，基本上实现南北停战，并即将开始议和。

袁世凯之所以力谋停战议和，其实只不过是企图利用和平的手段以达到自己篡夺革命成果的目的罢了。但此举的促成却与当时多种政治势力密不可分。

其一，革命派的妥协。当时有不少革命党人对革命的前途认识模糊，他们以为只要清帝退位，挂上民国的招牌，就是革命的成功。他们甚至对袁世凯寄予厚望，认为如果袁世凯能够放弃君主立宪而赞成民主共和，并迫使清帝退位，就可以拥戴他为民国大总统。如有人所谓：“项城赞成共和，则兵弭而中国可以不亡。项城若效忠清廷，则祸结而中国必无幸存。中国之存亡，实惟项城一手操之。倘天牖其衷，项城能倾覆清廷，愿以大总统相属。”更有甚者，汪精卫从刑部狱中释放出来后即被袁世凯收买，极尽恭维之能事，当面奉承袁氏，说：“中国非共和不可，共和非公促成不可，且非公担任不可。”在袁世凯的巨款资助下，汪精卫与杨度等人组织国事共济会，极力鼓吹“停战”、“议和”。章太炎从日本回来后，便与立宪派、旧官僚张謇、赵凤昌、程德全等人沆瀣一气，宣扬“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主张，在一定程度上涣散了革命力量。甚至黄兴也曾为袁氏所迷惑。他复电汪精卫时说道：“项城雄才英略，素负全国重望，能顾全大局，与民军为一致之行动，迅速推倒满清政府，令全国大势早定，外人早日承认，此全国人人所仰望。中华民国大统领一位，断推举项城无疑。”宋教仁主持的同盟会机关报《民立报》，虽然揭露袁世凯想“为莽为操，一跃而居九五之尊”，或“起而附和独立，冀夺总统而为之”，但仍希望袁世凯迫使清帝退位，“而总统之席，袁氏终有时当选”。当革命党人试图“以大总统饵袁世凯而推翻清室”时，老辣的袁世凯自会因势利导，坐收一石二鸟之功。

其二，立宪派与旧官僚的附和。立宪派与旧官僚在武昌起义后之所以转向革命，虽是对清政府的失望，但更有迫不得已的苦衷。袁世凯复出后，张謇、汤寿潜、赵凤昌、程德全等江浙立宪派、旧官僚颇为活跃，无不寄希望于袁世凯统一大局。张謇致电袁世凯称：“公之明哲，瞻言百里。愿征广义，益宏远谟。为神州大陆洗四等国最近之大羞，毋为立宪共和留第二次革命之种子……公宜迅北，入定京师。防外撼以固根本，采众论以定政体。”他们希望袁世凯能够俯采舆论，力赞共和。为此，张謇还与程德全会商，拟派江苏谘议局议员杨廷栋向袁世凯面陈赞成共和之意。当新军将领张绍曾、蓝天蔚等人兵谏清廷要求立宪时，张謇致函相劝，希望张、蓝等人“赞助项城，早定大局”，认为“若多一日踌躇，则多一日糜烂”。北洋军攻下汉阳后，武昌形势危急，张謇致函汤寿潜，认为“必须议和，庶免战事延长”。显然，他们对停战议和持赞成的态度。

其三，外国势力的支持。如前所述，列强在武昌起义后便很快以“中立”作幌子，却有意扶植袁世凯，目的在于使它成为其统治中国的新的代理人。正是由于列强的直接插手，而使袁世凯与南方革命力量之间达成了停战议和协议。12月15日，南北议和即将开始，英、法、德、俄、美、日六国驻华使节决定以各国政府的名义，通过各国驻上海领事向议和专使说明：“中国目前的战事如继续进行，不仅使该国本身，而且也使外国人的重要利益和安全，容易遭到严重的危险。……必须尽快达成一项协议，以便停止目前的冲突，因为它相信这个意见是符合有关双方的愿望的。”这是列强对南北议和的直接干预。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赞同停战议和。事实上有不少独立省区的民军及一些社会团体仍然反对议和，而坚决主张北伐。江西军界通电表示：“此间有劲旅一镇，群思效死，联同北伐，誓灭丑虏而朝食。和议诡计，素祸中国，最后解决，惟待征诛。”上海共和建设会、共和促进会致电各省都督军政分府，指出：“和议难信，人心皇皇，万勿为袁所愚而误大局，乞速北伐，君主立宪国民誓不承认。”同盟会中一部分激烈派也是人言籍籍，“甚嚣尘上，北伐声浪，到处可闻”。但是，这些言论并不能左右政局。于是，所谓“南北和谈”终究还是如期举行了。

三、南北和谈及幕后交易

1911年12月7日，清廷授袁世凯为全权大臣，命其委派代表驰赴南方讨论南北大局。袁世凯奉旨后，即委任唐绍仪为全权大臣总代表，严修、杨士琦为代表（严修未行），汪精卫（兆铭）、魏宸组、杨度为参赞（后汪精卫改任南方参赞），又以在京每省一人为各省代表：直隶刘若曾、江苏许鼎霖、浙江章宗祥、广西关冕钧、福建严复、湖北张国淦、广东冯耿光（或曰陈锦涛）、山东侯延爽（或曰周自齐）、吉林齐照甲、湖南郑沅、江西蔡金台（或曰朱益藩）、贵州蹇企益、山西渠本翘、云南张锴、安徽孙多森、四川傅增湘、甘肃刘笃庆、陕西雷多寿（或曰于邦华）、蒙古熙钰、黑龙江广山。12月9日，南方11省公举伍廷芳为民军代表，并迅速组织议和班子：参赞温宗尧、汪精卫、王宠惠、钮永建，湖北特派代表胡瑛、王正廷，职员陈经、虞熙正、关文湛、余沅、沈宝善、何智辉、曾广勷、蔡序东、刘汝霖、朱文柄、李范之、张公室、曾广智、史丹鈗、潘茂昭。12月11日，唐绍仪率北方代表团抵达汉口，并于13日到武昌会晤黎元洪。当时汉口已落入北洋军之手，袁世凯本拟在汉口议和，但由于江浙立宪派张謇、赵凤昌等人的多方活动和南方代表伍廷芳的强烈要求，以及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和驻沪总领事法磊士（E.D.H.Fraser）的居间撮合，最后双方决定议和地点定在上海。12月17日，唐绍仪一行到达上海。

12月18日，南北和谈在上海公共租界内市政厅正式开议。南北双方出席谈判会议的代表为：民国总代表伍廷芳、中央军政府代表王正廷、民国总代表参赞温宗尧、王宠惠、汪兆铭、钮永建，袁内阁代表唐绍仪及其随员欧赓祥、许鼎霖、赵椿年、冯懿同。谈判桌坐次安排如图。

南北和谈坐次示意图

从12月18日至月底，共开五次会议，主要讨论了三个问题：停战、国体和国民会议问题。

关于停战问题。南北议和本以双方业已签定的停战协议为基础，但袁世凯在委派唐绍仪南下议和的同时，公然违反停战协议，派遣重兵向山西、陕西、安徽等省民军进攻。12月18日第一次会议一开始，伍廷芳就严正指出清军违约开战的事实，提议各处一律停战。唐绍仪认为是山西民军首先开战。双方便在谁先开战以及彼此在停战期内进占之地等问题上争论不休。会后调查结果显示，“停战期内，彼此均有违约进攻之事”。于是，在12月20日的第二次会议上，首先签订续停战条约，规定自原定停战下限12月24日起，续议停战7天，至12月31日，“期内两军于各省现在用兵地方，一律停止进攻”。

关于国体问题。是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还是民主共和，这是第二次会议讨论的主题。袁世凯本来就没有什么君主立宪或民主共和的政治成见，而只有攫取国家政权的政治野心，他之所以标榜君主立宪而反对民主共和，只不过是借清廷之势为筹码以与南方讨价还价而已。因此所谓国体问题的实质，就是如何处置清廷而安置袁世凯。从唐绍仪与伍廷芳的谈判来看，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根本的分歧。伍廷芳详细阐述了南方坚持在中国实行民主共和的理由，认为“为今之计，中国必须民主，由百姓公选大总统，重新缔造，我意以此说为确不可易”。唐绍仪表示，北方代表并“无反对之意向”，自己的共和思想甚至比伍廷芳还早，并举黄兴以赞成共和为条件而推袁世凯为总统的电文，说明袁世凯也是赞成的，“不过不能出口耳”。显然，其用意无非在为袁氏谋总统之位。他关心的是如何用和平的办法达到这个目的，“免致清廷横生阻力”。伍廷芳主张清帝逊位，给予优待，认为只要承认共和，“则一切办法皆可商量”。双方议定，召集国民会议，决定君主民主问题，以多数为准。如唐绍仪所说：“开国会之后，必为民主，而又和平解决，使清廷易于下台，袁氏易于转移，军队易于收束。窃以为和平解决之法，无逾于此也。”

事实上，在唐、伍公开谈判的同时，南北双方还进行了秘密的幕后交易。黄兴委派苏浙沪联军总参谋顾忠琛与段祺瑞秉承袁世凯旨意委派的保定姚村陆军小学堂监督廖宇春在上海甘肃路的文明书局秘密会谈。12月20日，廖宇春提出议和条件四条：（1）优待清室；（2）组织共和政体，公举袁项城为大总统；（3）优待满汉两方面之将士，并不负战时害敌之责任；（4）开临时国会，恢复各省秩序。顾忠琛认为：“项城倾覆清室，即推为大总统；此当然事也。不然，此一废纸耳，何以明著之条文为哉！”于是修订为草约五条：（1）确定共和政体；（2）优待清皇室；（3）先推覆清政府者为大总统；（4）南北满汉军出力将士，各享其应得之优待，并不负战时害敌之责任；（5）同时组织临时议会，恢复各地之秩序。双方签署互换文本。可见，所谓国体问题、相关的清廷待遇以及袁世凯位置问题，都在这幕后交易中解决了。

关于国民会议问题。这是12月29、30、31日的第三、四、五次会议讨论的主要问题。双方约定：每省派代表3人，每人1票；各省到会代表有3/4，即可开议；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山西、陕西、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四川、云南、贵州由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发电报召集，直隶、山东、河南、东三省、甘肃、新疆由清政府发电报召集，内外蒙古、西藏由两政府分别发电报召集；会议地点在上海；日期定于十一月二十日（1912年1月8日）。“唐代表允电达袁内阁，请其从速电复。”至此，议和似乎颇为顺利，只待袁世凯电复即可大功告成。

不料，袁氏未及电复，局势突变，议和陡起波折。其时，孙中山回国而被各省代表会议推举为临时大总统，并于1912年元旦在南京宣誓就职。袁世凯得知消息，颇为恼怒，眼看自己的大总统迷梦就要破碎，实在于心不甘。于是，他便以唐绍仪越权为由，完全否认唐、伍会谈的条款，认为唐、伍“会议各条，均未与本大臣商明，遽行签定，本大臣以其中有必须声明及碍难实行各节”，因而“不允承认，著令取消”。1911年12月31日，唐绍仪电请辞职。1912年1月2日，袁世凯请旨准其辞任，并致电伍廷芳，表示以后应商事件“由本大臣与贵代表直接往返电商”。此后，南北议和便由公开会谈而转为私下交易，“各方仍不断努力，故代表会形式上取消，而南北运用，未曾停止，仍由伍、唐在内幕沟通商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