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通史——立宪团体的兴起

一、江浙立宪派与预备立宪公会

以上海为中心的江浙地区，人文荟萃，经济发达，风气开通，思想先进，是国内立宪派活动最重要的基地。张謇、汤寿潜等江浙立宪派是立宪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和领导者，他们的思想与活动都业已超越狭隘的省区地域而具有全国性意义。清政府开始预备立宪后，他们首先着手组织了国内第一个立宪团体——预备立宪公会。

预备立宪公会是江浙立宪派为响应朝廷预备立宪而设立的立宪团体。1906年10月26日，郑孝胥、张謇领衔为在上海设立预备立宪公会向民政部申请备案，宣称该会的设立，“愿为中国立宪国民之前导”。12月16日，预备立宪公会正式召开成立大会，郑孝胥报告开会宗旨时首先说明，该会根据朝廷预备立宪上谕所称“使绅民明晰国政以预备立宪”，故定名为“预备立宪公会”。据《预备立宪公会简章》规定，该会“以发愤为学、合群进化为宗旨”，凡本国人年满20岁以上，与该宗旨相合，经会员2人以上介绍均可入会。该会设会长1人，副会长2人，会董12人，名誉会董若干人，驻办员、书记员、会计员各1人，编辑员、调查员、宣讲员各若干人。会长与副会长由全会投票公举15人中互选产生，任期1年，可连选连任。预备立宪公会事务所设在上海静安寺路54号。具体职员如下：会长郑孝胥，副会长张謇、汤寿潜，会董张元济、沈同芳、李钟珏、王清穆、陆尔奎、刘垣、李厚祐、周晋镳、许鼎霖、周廷弼、高凤岐、胡琪、王震、孟昭常、张广恩、王同愈、李家鏊、高凤谦，驻办员孟昭常，编辑员秦瑞玠、汤一鹗、邵羲、孟森、张家镇，书记屠绍屏，会计柏治华。据一份《预备立宪公会会员题名表》所列235名会员资料统计，其中江苏103人，浙江55人，江浙籍人士共占会员总数的68%强，可见该会是以江浙立宪派为主体的立宪团体。在这235人中，有113人曾经任过各种政府官职或具有某种官衔，这些官绅将近占会员总数的一半，其余便主要是在企业、银行、公司、商会任职的商绅。由于那些官绅事实上也有不少是经营各种工商企业的，因此可以说，预备立宪公会的主要阶级基础是绅商，并与官府有着密切的联系。

预备立宪公会的酝酿与成立，曾经得到时任两广总督的岑春煊的积极支持，他曾资助该会开办费1万元（两），并允诺为之筹措常年经费每年1000元。福建籍的郑孝胥能够担任该会会长，便与岑春煊的支持分不开。不过，该会的灵魂人物还是江浙立宪派的领袖张謇。

预备立宪公会成立后，每年按例召开一次常会，选举正、副会长及其他职员。1907、1908年分别召开第二、三届常会，郑孝胥两次连任会长，张謇、汤寿潜两次连任副会长。1909年第四届常会，郑孝胥不愿三次连任会长，结果选举朱福诜为会长，张謇、孟昭常为副会长。后因孟昭常赴北京组织分会，副会长仍以张謇、汤寿潜充任。1911年初，补开上年第五次常会，选举张謇为会长，郑孝胥、张元济为副会长。

预备立宪公会的活动以筹办宪政为中心，主要表现如下：

第一，出版书刊，宣传宪政知识。该会编辑的报刊主要有《预备立宪公会报》和《宪志日刊》两种。《预备立宪公会报》为半月刊，于1908年2月在上海创办，至1910年1月停刊，共出46册。1910年5月在北京改出的《宪志日刊》，由孟昭常主编；次年2月，又议决改为《宪报》。该会出版的书籍主要有孟昭常的《公民必读》和《城镇乡地方自治宣讲书》、钱润的《地方自治纲要》、张家镇的《地方行政制度》、孟森的《谘议局章程讲义》以及邵羲译的《日本宪法解》、汤一鹗译的《选举法要论》等。各书畅销一时，影响颇大。

第二，开办法政讲习所，培养宪政人才。1909年2月接办原由江苏学会创办的法政讲习所，招收各省学员学习法政知识。先有半年一期的班次，注重地方自治知识，包括财政、预算、决算等方面，专门培养地方自治人才；后增设一年一期的班次，注重法律，以造就司法人才。

第三，编纂商法，促成政府颁布商法。1907年7月，预备立宪公会与上海商务总会和商学公会商议编纂商法，准备邀请全国各商会及海外华商代表约期召开商法特别会议。为此，预备立宪公会成立商法编辑所，聘秦瑞玠、汤一鹗、邵羲、孟昭常、张家镇为编辑，筹备商法起草事宜。11月，商法特别会议在上海召开，各商会代表聚会研讨商法草案提纲，并决定由各商会推举代表一人组织商法草案评议会。1909年12月，完成了《公司法》与《商法总则》，经各商会代表评议通过，并推举孟昭常、秦瑞玠进京呈送农工商部和修订法律馆，以促成政府正式颁布商法。

第四，推动地方自治的进行与谘议局的筹办。在推行地方自治方面，预备立宪公会不仅督促各地士绅学习法政知识，而且催促宪政编查馆从速制订地方自治章程。在筹办谘议局方面，预备立宪公会也做了不少工作：在会中设立通信部，统一谘议局章程的解释与施行办法；每周召开谈话会一次，商议谘议局议案；与各省谘议局联系，互相交流经验。张謇被选为江苏谘议局议长，其他不少预备立宪公会会员被选为谘议局议员。

第五，参与国会请愿运动。张謇、雷奋、杨廷栋、孟森、孟昭常等预备立宪公会成员在清末国会请愿运动中非常活跃。

预备立宪公会的活动一直持续到武昌起义以后，是清末存在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立宪团体。

二、康、梁与帝国宪政会及政闻社

在张謇等立宪派于国内设立预备立宪公会的同时，流亡海外的康有为、梁启超也在谋求组织立宪团体。

1906年10月21日，康有为以个人名义向各埠保皇会会众发布公启，宣布在丁未（1907年）新年元旦改保皇会为国民宪政会，并拟定了改会简章。在公启中，康有为首先回顾了保皇会的历史，然后说明了改组的目的。他认为，朝廷实行预备立宪后，保皇会的使命已经完成，“皇上日渐有权，圣躬必可无恙，从此不复劳吾同志之忧矣”。预备立宪既已宣布，当务之急就是筹备宪政，所谓“从今切近之急务，莫如讲宪政”，因此建立筹备宪政的政党是很有必要的。“皇上不危，无待于保，归政虽要，尚属更端。就本会之义务言之，此后当无所事事，而成立大党，遍于五洲，实居举国之先河，而为政党之前导者也。”在改会简章中，康有为详细说明了改组的具体事宜。他宣布五洲各埠保皇会将在丁未新年元旦举行大型庆典，一律改名为“国民宪政会”，亦称“国民宪政党”，“以成中国最先最大之政党”。他还要求保皇会各报刊登这个公启与简章，凡《维新报》《文兴报》《新中国报》《东华报》《总汇报》《新民丛报》《国事报》“一律立登勿迟”。当时，梁启超正在日本与熊希龄、杨度、蒋智由、徐佛苏等人商议组党。他接到康有为关于保皇会改名的信后，便与熊希龄等人商榷，熊希龄等人建议改用“帝国宪政会”之名。当康有为已经对外公布上述公启及简章后，梁启超仍然坚持改用“帝国宪政会”之名。他致书康有为称：“何不用帝国之名，而用国民之名耶？岂赶不及耶？窃以为及今改之，未为晚也。”康有为并未表示反对。

1907年3月23日至4月2日，康有为在纽约召集各埠代表正式召开改宪政会大会。康有为发表长篇演讲，凡历三时，长十余万言，“演说改宪政会开会议之由，叙各国宪政之本原得失，明政党之结构重要，庆中国之将行宪政，同志须预为讲习，然后尽国民之义务，乃能收其权利”。会议由各埠代表议决了会章，规定本会定名为“帝国宪政会”，对外则称“中华帝国宪政会”，确定本会“以君主立宪为宗旨”，同时标榜尊帝室、扩民权、监督政府、讲求宪政。至此，帝国宪政会正式宣布成立。

帝国宪政会成立后，在国内的活动主要是响应国会请愿运动。1907年底至1908年初，康有为发动亚、欧、美、非、澳五洲两百埠帝国宪政会侨民数十余万人上书请愿，要求“立开国会以实行立宪”。在海外，帝国宪政会不仅面临着日益壮大的革命党人势力的竞争，而且因为开办商务公司、华墨银行，尤其是振华公司等实业，经营不善，致使其内部矛盾重重，势力大为削弱，反而不如保皇会时期声势之大。武昌起义以后，康有为通告各埠会众改帝国宪政会为“国民党”，后被合并于共和党。

如前所述，在康有为酝酿改组保皇会时，梁启超也在与杨度、蒋智由、徐佛苏、熊希龄等人谋求组党。当时梁启超致书康有为，汇报了有关情况：海外的保皇会改为帝国立宪会，在国内另设新会为宪政会，“新旧两会名分而实合，始分而终合”；宪政会由梁启超出名为发起人，康有为不出名，但必拥戴康为会长，故暂不设会长，空席以待康，由康暗中主持，梁启超以寻常会员之名禀康之命代行会长之事；宪政会先在东京成立，然后设本部于上海，以干事长主之，干事长以杨度任之。会章纲领大致有三：一为尊崇皇室，扩张民权；二为巩固国防，奖励民业；三为要求善良之宪法，建设有责任之政府。在东京的最初发起人为梁启超、杨度、蒋智由、吴仲遥、徐佛苏、徐勤、麦孟华、狄葆贤、罗普、汤叡，及学生十余人；拟举徐勤为会计长，掌握财权；梁启超拟亲到上海一次，努力争取张謇、郑孝胥、汤寿潜三人入会；袁世凯、端方、赵尔巽为暗中赞助人，熊希龄已与交涉，得其许诺；拟拥戴醇亲王载沣为总裁，载泽为副总裁，由熊希龄进京运动；经费由熊希龄筹集15万，以5万办《北京报》，10万为会中基本金，其款半由袁世凯、端方、赵尔巽所出，梁启超自筹5万，请康有为设法代筹；拟招海外会员入会，其不入者听便。后来，由于领导权问题，杨度与梁启超等人发生矛盾，致使双方合作组党计划流产。梁启超认为，杨度之所以热心组党之事，是因为他颇有野心，即希望利用康梁一派的人力、财力与名誉图谋个人的发展。所谓“欲以其所支配之一部分人为主体，而吾辈皆为客体”，“欲利用吾党之金钱名誉，而将来得间则拔戟自成一队”。结果，杨度成立了宪政讲习会，梁启超与蒋智由、徐佛苏等人组织了政闻社。

1907年10月17日，政闻社在东京神田区锦辉馆正式召开成立大会。当天与会者，有以梁启超为首的社员近两百人，其他赴会者千余人，并有日本名士犬养毅等人为之捧场。当梁启超演说国会议院等事时，潜伏其中的革命党人张继、金刚、陶成章等人起身喊打，会场一片混乱，梁启超等人落荒而逃，大会不欢而散。政闻社在一场闹剧中正式成立。

政闻社成立时，便在已经停刊的《新民丛报》的基础上创办了《政论》月刊，作为舆论机关报。《政论》创刊后随政闻社内迁上海，由蒋智由具体负责编务，梁启超在日本遥领笔政。在《政论》第一期上刊登了《政闻社宣言书》和《政闻社社约》，明确地宣布了政闻社的政纲、宗旨及其实行办法。政闻社政纲有四：一为实行国会制度，建设责任政府；二为厘定法律，巩固司法权之独立；三为确立地方自治，正中央地方之权限；四为慎重外交，保持对等权利。政闻社宗旨有三：一为确定立宪政治，使国人皆有参与国政之权；二为对于内政外交，指陈其利害得失，以尽国民对于国家之责任心；三为唤起国人政治之热心，及增长其政治上之智识与道德。具体实行办法有三：一为编撰，以次发行有力之杂志、日报，及适用之书籍等；二为交通及调查，交通各内地输入政治上之学识，及通告政治上之利弊，又调查其关于政治上一切之事；三为建议及警告，关系国家重要之事，申告政府。

在组织机构方面，政闻社设社长一人（为了给康、梁预留地位，暂虚其位）。社长之下设总务员一人、常务员二人，由社员公举产生，主持全社事务。以下职员分六科：庶务科、书记科、会计科、编纂科、调查科、交际科，科员由总务员、常务员指定，各科设主任一人，负责本科事务。另设评议员若干，由社员公举产生，评议员长由评议员会选举。总务员由马良担任，常务员为徐佛苏和麦孟华。

在康、梁不便出面的情况下，政闻社以德高望重的马良为总务员，意在扩大影响。政闻社成立不久，即派汤叡回上海迎请马良到东京就职。在欢迎会上，徐佛苏致欢迎词说：“马先生深通吾国经世之术，四十年前毕业于法国大学，邃于哲理法政诸学，并旁通拉丁、罗马、英、德诸国文字，本其心得，以见诸躬行，其硕德懿行，皆足为吾国人表率。今以七十高年，冒万里风波之险，专为吾社员全体及中国前途而来，吾辈对之真不胜欣慕。”梁启超与之畅谈一日，也认为马良“已承许以全力担任社务，此真吾社前途最大之幸福也”。。不过，政闻社的实际社务是由常务员徐佛苏和麦孟华负责；尤其是掌管财权的会计科按梁启超最初的设想果真由徐勤任主任，这便使康、梁完全可以在暗中主持政闻社。

政闻社在海外成立后，便面临着艰难的生存环境，主要是与革命派的矛盾冲突不可避免。双方当时在海外的活动主要是以华侨与留学生为依托，这势必在人力、财力与活动空间等方面存在着激烈的争斗。还在商议组党之时，梁启超已经察觉到非常严峻的形势。他致书康有为称：“革党现在东京占极大之势力，万余学生从之者过半……今者我党与政府死战，犹是第二义；与革党死战，乃是第一义。有彼则无我，有我则无彼。”政闻社成立大会上，革命派张继等人的存心捣乱更使双方的矛盾冲突公开化。因此，政闻社成立不久，即谋求转向国内活动。

1908年初，马良、徐佛苏、麦孟华等率政闻社本部迁回上海，此后便主要在国内活动。政闻社试图以上海为基地，逐渐将势力渗透到各省，于是派出特派员到各省活动，如北京有汤觉顿、潘若海，两湖有侯延爽，四川有邓孝可，福建有徐碧泉，广西有孔希伯等。但是，各地活动进展也并不顺利。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政闻社以康梁势力为背景，使许多朝野人士避之犹恐不及。不仅梁启超原来设想拉拢袁世凯、端方、赵尔巽等封疆大吏和拥戴皇亲贵族载沣、载泽为正、副总裁的计划落空，而且联络地方名流张謇、郑孝胥、汤寿潜之事也没有结果。就是狄楚青主持的《时报》，虽创办之时曾得康、梁巨款资助，但因恐被政闻社“累及”，而不敢与之靠得太近，以致徐勤、汤叡公然指责狄楚青为“叛党之人”。梁启超也对之颇为不满，认为：“吾党费十余万金以办此报，今欲扩张党势于内地，而此报至不能为我机关，则要来何用，无怪诸人之愤愤也。”他坚决主张派徐勤前往“整顿”。二是政闻社的活动还受到国内其他立宪团体的排斥。例如，政闻社派侯延爽到武汉开展活动，本来计划开办《江汉公报》（又名《大江日报》）和江汉公学（法政大学），以图控制舆论和培养人才，但结果未能办成，其原因虽有经费缺乏的问题，但也与杨度的宪政讲习会的排挤有关，正如侯延爽所谓“杨晢子等造谣嫁祸，不如暂避嫌疑”。

政闻社在国内活动的最大目标是请愿速开国会。在1907—1908年立宪派发动的国会请愿运动中，政闻社充当了一个重要的角色。政闻社不仅与上海预备立宪公会等团体发起组织国会期成会，发动全国规模的签名请愿速开国会运动，而且还以该社名义致电宪政编查馆请愿，“乞速宣布期限，以三年召集国会”。1908年7月25日，政闻社成员、法部主事陈景仁以个人名义电奏朝廷，请求确定三年内召开国会，并把主张从缓立宪的赴德国考察宪政大臣于式枚革职以谢天下，结果陈景仁反被清廷革职。8月13日，清廷谕令查禁政闻社。上谕称：“近闻沿江沿海暨南北各省设有政闻社名目，内多悖逆要犯，广敛资财，纠结党类，托名研究时务，阴图煽乱，扰害治安，若不严行查禁，恐将败坏大局。著民政部、各省督抚、步军统领、顺天府严密查访，认真禁止，遇有此项社伙，即行严拿惩办，勿稍疏纵，致釀巨患。”正式成立不到一年的政闻社因此被迫解散。

三、杨度与宪政讲习会及宪政公会

杨度（1875—1931），原名承瓒，字晢子，后改名度，号虎公、虎禅，湖南湘潭人。1894年（光绪二十年）应顺天乡试，中试举人。后师从清末著名学者王闿运，学习经史及帝王之学，为王氏得意门生。1902年，他留学日本，入东京弘文学院，与湖南留日学生筹办《游学译编》，并为之作《叙》。1903年，他回国参加经济特科考试，获一等第二名，后因被参劾与革命党联系密切，遭官府查拿。为避祸，他再次东渡日本，相继入弘文学院和东京法政大学速成科。留日期间，杨度非常活跃，一度被选为中国留日学生总会干事长。他与革命党人黄兴、宋教仁、陈天华、杨毓麟、刘揆一和立宪党人梁启超、蒋智由、徐佛苏等均有频繁交往，其政治态度，先是倾向革命，后渐转向立宪。1906年，载泽等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经随员熊希龄联络，杨度为之草拟各国宪政情况报告。清廷宣布预备立宪以后，他便全身心地投入立宪运动。

1907年1月20日，杨度在东京创办《中国新报》，自任总编撰员，积极鼓吹君主立宪，主张“变吾专制国家为立宪国家，变吾放任政府为责任政府”，认为“今日中国之事实，但能为君主立宪，而不能为民主立宪”。与此同时，杨度开始与梁启超、蒋智由、徐佛苏、熊希龄等人筹谋组织立宪团体，后因意见不合，主要是因为杨度不愿依附康、梁，遂谋求独立组党活动。2月9日，杨度与方表、陆鸿逵、杨德邻等人在东京组织政俗调查会，“其宗旨在反对政府及革命党，而主张君主立宪”。6—7月间，杨度与熊范舆等人在政俗调查会的基础上正式成立宪政讲习会（又称“中国宪政讲习会”）。

宪政讲习会标榜其宗旨在于“预备宪政进行之方法，以期宪政之施行”。其组织机构：设会长一人，主持会务，由会员公选产生；设评议部，议决一切事务，评议员由会员选举，评议部部长由评议员互选；设事务员若干，办理评议部议决的事务，事务员由会员选举。宪政讲习会以熊范舆为会长，其实际主持人是杨度。

宪政讲习会成立不久，即对外公开发表《意见书》，提出设立民选议院的主张，认为欲救中国“非改造责任政府不可，欲改造责任政府，则非设立民选议院不可”，并表示本会同志愿为“宪政之先驱”。同年10月，在杨度与宪政讲习会的策划下，由熊范舆领衔向朝廷请愿，要求开设民选议院。这成为民间请愿开国会之先河，并掀起了一场全国性规模的国会请愿运动。

同时，杨度因料理伯父丧事回湘，宪政讲习会也随之开始在国内发展势力。是年底，杨度与湘绅谭延闿、龙绂瑞、廖名缙等人在长沙成立宪政讲习会湖南支部。1908年初，杨度改宪政讲习会为宪政公会，湖南支部即称“湖南宪政公会”。随后，杨度进京设立宪政公会本部，并在上海等地建立分会，积极从事国会请愿联络活动。4月20日，由于张之洞与袁世凯的保荐，朝廷谕令杨度“以四品京堂候补在宪政编查馆行走”。此后，杨度借助在政府中的各种关系，大力发展宪政公会的势力。

6月30日，杨度等人向民政部禀请设立宪政公会，得到批准。次日，宪政公会在北京正式成立，熊范舆为总事务员，“以专责成”。《宪政公会章程》规定，本会以“确定君主立宪政体”为宗旨。其组织结构是：设总裁一人、副总裁二人，主持会务；设常务员若干，综理会务，常务员由各支部干事长推举；设常务员长一人，由常务员公举；各地设支部，各支部设干事长一人，兼评议长，并设评议员及干事若干。同时发布的《宪政公会宣言书》提出：“朝廷预备立宪下诏有年，然举国上下无肯实行，国事如兹，自何能救？吾党于此亦所痛心，平时研究讲习既有时日，用特团合运动，以冀开国会，布宪法，建设责任政府，消专制之威，免暴动之祸，实行君主立宪制度，上安皇室，下起民权，使吾国自危而之安，自亡而之存，合满汉蒙回苗藏诸同胞，以与列强争雄于世界。”随即，宪政公会在天津、上海、山东、河南、安徽、湖北、湖南等地相继建立支部，势力极一时之盛。

然而，宪政公会很快就由盛而衰。杨度进入清朝政府体制后，其政治立场逐渐发生微妙的变化，开始由著名的立宪派领袖转变为清政府筹办宪政的御用官僚。1908年8月27日，清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和《九年筹备立宪清单》，明确规定以九年为预备立宪期限。某些立宪派人士认为九年为时过长，攻击朝廷有意拖延时间，甚至怀疑朝廷立宪的诚意。9月，杨度以宪政公会常务长的名义发表《布告宪政公会文》，公开为朝廷辩护，认为“以君主大权制钦定宪法，实于今日中国国势办理最宜”；至于立宪期限，则是“宁迟无速，立宪政体不可早成”，“上而谕旨惶惶，岂宜违反”；并劝告本会会员“此时但宜奉扬谕旨，引导人民恪遵分年预备之单而为确立基础之法，不宜以空言为重，以实事为轻，见目前之近情，遗天下之大计”。除杨度以外，宪政公会其他一些重要骨干分子也纷纷进入官场：熊范舆先被河南巡抚林绍年聘为法政学堂总教习，后又被云贵总督李经羲调往云南任知府；沈钧儒被浙江巡抚增韫聘为谘议局筹办处总参议；薛大可应湖广总督之聘，陆鸿逵应湖南巡抚之聘，方表、黄敦怿应山东巡抚之聘，杨德邻应东三省总督之聘，分别筹办谘议局和地方自治等。诚如时人所谓“彼团中人皆分布各省督抚幕府”，而宪政公会会务无人打理，组织渐形涣散。政闻社被查禁后，清政府对集会结社取缔甚严，宪政公会也便逐渐自然消亡。

四、其他地方性立宪团体

除了上述几个跨省区甚至具有全国性规模的重要立宪团体以外，立宪派还组织了基本上是以省区为单位的地方性立宪团体，如吉林省自治会、广东粤商自治会、贵州宪政预备会、湖北宪政筹备会、福建政与会等。

（一）吉林省自治会

1907年1月6日，吉林绅士松毓联络同志，召开成立吉林地方自治研究会大会，与会者100多人，投票公举松毓为会长，庆山、文禄为副会长，此外参议三人，并设总务、法制、文书、会计、调查、慈善六课，每课举职员一二名不等。随后拟定《试办章程》，呈报民政部、吉林将军备案，“是为自治会成立之始”。据其《试办章程》规定，该会定名为“试办吉林地方自治研究总会”，以“准备地方自治”为宗旨。该会应办之事有九：一是详细调查省情，以为筹办地方自治之准备；二是讨论本省地方所有重要问题，以求妥善办法；三是著译书籍，或以表政见，或以资常识；四是派员按日演说，提倡或赞成公益事业，并附设宣讲所、白话报，以启民智、开风气；五是向本省督抚或中央政府条陈关于本省大计之政见，以求兴革；六是赞助地方善举；七是提倡学务，促进普及教育；八是振兴实业，联络商界；九是附设本省之教育会、劝学所、宣讲所、董事会、阅报处。

同年10月7日，《吉林地方自治研究会第二次简章》公布，正式改名为“吉林省自治会”，仍以“准备本省地方自治”为宗旨。自治会下设议事处和办事处，另设编辑所。议事处为意志机关，有代表全体意志之权及讨论关于地方利弊事件。其应行议决之事有四：一是城乡村镇各自治会等自治团体之设立，二是有关教育、警察、卫生、实业、工程、水利、救恤、消防、市场等类自治事务之创设及改良方法，三是地方财政之预算决算等事，四是监督执行议事处及各职员被人指摘处分事，及纠察办事之得失。办事处是执行机关，对内则执行政务，对外则代表自治全体，以处理议事处所交议决之事件。其应行负担之事有七：一是议事处开会布置之事，二是议事处议决交办之事，三是地方应归办理及监督之事务，四是依议事处议决之预算为收支之事，五是受地方官委托关于地方全体公益之事，六是对于各级自治商办之事，七是代表自治团体为陈诉之事。办事处下设总务、法制、调查、文书、会计、慈善六课。编辑所的职任为编辑宪报、白话报和宣讲资料，以及审核付印文件。吉林省自治会以署理吉林民政使司民政使谢汝钦为监督，松毓为会长，庆山为副会长，孙树棠、文耆、李芳为参议，另有总务课员承志、景芳，法制课员裕康、衣迺经、顾植、胡焕、瞿钺，调查课员沈德涵、恩溥，文书课员崇祺、马良翰，会计课员伊铿额，慈善课员杨敬修，调查员孙毓竹，事务员赵铭新、聂树清、庄万铨、吴宝琛、荣光、巴扬阿、澍霖、景昌。

自治会设立后，便积极开展筹办地方自治的准备工作。一是在省城设立自治研究所，1907年12月23日开学，由各属选送士绅学习，以四个月为期，毕业后回各属办理地方自治。二是编辑《自治报告书》，每月三册，免费送阅，并呈送民政部、吉林公署及移送各局、署、学堂，第七期以后改为《公民日报》，1908年6月29日出版。三是在省城东、南、北三区设立宣讲所三处，延聘明通士子，每日宣讲新学，以期开通风气。

自治会还积极参与了吉林省谘议局的筹办等宪政筹备工作，表现极为活跃。自治会的发展使绅民权力逐渐得以扩张，引起了官府的不满和嫉恨，最终招致被解散的命运。1908年11月10日，东三省总督徐世昌与吉林巡抚陈昭常发布公告，认为吉林省自治会“乃尚未奉有部章，而研究亦未见成效，竟自谓吉林全省自治会已经成立。于营利则多方讲求，于公益则未闻举办，徒事铺张，不求实事，殊于自治义理大有不合，更与政府宗旨显相违背”，因而宣布解散该会，将吉林省地方自治事宜改归谘议局筹办处一并筹办，并缩小规模，改为吉林府自治局，拟先从吉林一府试办。

（二）广东粤商自治会

粤商自治会是广东商人自行组织的立宪团体。1907年冬，在两广人民开展反对英国攫夺西江缉捕权的斗争中，商人陈惠普等决定成立自治组织，“冠以粤商名号”，即粤商自治会。粤商自治会主要由广东的商业和金融业资本家组成，其重要代表人物有陈惠普、李戒欺、陈基建、黄景棠、李蘅皋、郭仙洲、朱伯乾、陈竹君、唐拾义、黄焕庭、谭民三、卢辅宸、全西岩、关伯康、陈漳浦、梁蔚廷、谭荔垣、罗少翱、莫梓等。粤商自治会成立时宣称：“本会遵旨预备立宪，先与同胞谋自治，将以研究内政、外交之得失，发为议论，供朝廷采择；调查工商实业之利弊，力为整顿，以谋地方公益。”粤商自治会成立后，领导人民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帝爱国运动，如力争西江缉捕权，掀起抵制日货运动，在澳门勘界问题上努力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等。在筹办宪政方面，粤商自治会自筹经费，办起了自治研究所，并协助一些城镇设立自治会，推动了广东地方自治的开展。与此同时，粤商自治会还积极参与了1908年的国会请愿运动。1909年，广东谘议局成立，粤商自治会的成员几乎被全部排除在谘议局之外，但是粤商自治会还是以民间团体的形式积极提出议案，努力参与谘议局的一些活动，对推动广东宪政改革运动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三）贵州宪政预备会

贵州较早的重要立宪团体为自治学社，由张百麟等人于1907年底创办。自治学社为舆论机关，发行《自治学社杂志》，其社章标榜“以预备立宪、催促立宪为宗旨……认定个人自治、地方自治、国家自治为希望立宪之方法，凡研究、行动皆以自治为社纲”。起初，自治学社完全是一个爱国立宪团体；1908年秋以后，自治学社逐渐转向革命；到1910年以后，自治学社终于汇入革命的洪流，成为革命团体。

在自治学社逐渐转向革命的时候，贵州立宪派开始筹设新的立宪团体——宪政预备会。贵州宪政预备会在贵州教育会的基础上产生，任可澄为会长，陈廷棻为副会长，其会务实际上由教育会会长唐尔镛掌控。1909年11月28日，贵州宪政预备会正式召开成立大会。会上，任可澄宣称“本会以预备宪政为范围”，“方今朝廷预备立宪期以九年，然上既有立宪之政府，下必有立宪之国民，惟是国民程度必成就于政治团体，故政治团体实为立宪国民之必要”，其具体进行方法分调查、著译、演说、研究四类。该会还办有法政学堂，并出版《黔报》和《贵州公报》，以鼓吹立宪。

（四）湖北宪政筹备会

湖北宪政筹备会附设于湖北教育总会。1909年5月20日，湖北宪政筹备会开会选举职员，学界绅界有资望者80多人与会。会上选举姚晋圻为会长，李哲明为副会长，汤化龙、余德元为书记，张仁静、李国镛为庶务，郭肇明为候补庶务，张国溶、陈武、夏寿康、李步青为编辑，时象晋、吕逵先为会计，胡柏年、黄训典为候补会计。湖北宪政筹备会的实际领导人是著名立宪派人物汤化龙与张国溶。正是在他们的领导下，湖北立宪派团聚于宪政筹备会，积极参加国会请愿运动，成为宪政改革运动的重要力量。

（五）福建政与会

福建政与会成立于1909年12月，其宗旨：“专以辅佐地方自治之不逮，并为谘议局机关之助”。政与会主要职员如下：主理干事为林长民、刘崇佑、陈之麟，评议员为高登鲤、黄乃裳、林辂存、王邦俪、孟思培、卢初璜、黄士恒、萨君陆、杨展堂、林炳勋、椿安、吴曾提、连贤基、郑祖荫、王孝缉、钟麟祥、马光祯、杨慕震、刘子达、王子懿，干事员为王振先、黄展云、何秀先、陈兴年、刘道铿、张冠瀛、赵锡荣、陈遵统、刘崇伟、黄永筠。该会办事纲领有八：一是奉戴皇室，翼护宪政之成立；二是尊重中央官厅与地方官厅之责任；三是求自治制之发达；四是保全国权，顾重民生；五是注重财政，实行各项调查；六是联合海外华侨，振兴内地实业；七是促成交通之机关；八是企图国民教育之普及。政与会内部分为会报、调查、讲习、演说四科。该会每年开大会一次，议定本会目的达到之方法，为向资政院、谘议局提出议案作准备。福建政与会是与谘议局等宪政机构关系密切的重要立宪团体。

另外，还出现了许多以一府、一州、一县或一个城市为单位的规模更小的地方性立宪团体，如扬州的法政研究会、天津的自治期成会、常熟的地方自治会、汕头的自治研究社等。还有一些立宪团体是专为某一项特定的宪政目标而结成的，如国会期成会、国会请愿同志会、谘议局研究会、地方自治研究会等。京城与驻防八旗士民也成立了自己的立宪团体，如北京的八旗宪政会、杭州的杭乍两防旗人自治会等。据不完全统计，在1906—1911年的立宪运动中，海内外各地共建立各种立宪团体84个。各地立宪团体的纷纷涌现，是立宪派作为一个独立政治派别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同时，正是由于国内外各个立宪团体之间不断的联合活动，而使各地立宪派逐步实现了全国性的联合，并将全国立宪运动推向了新的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