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通史——武昌首义的酝酿与发动

一、文学社与共进会的革命活动

湖北武汉之所以成为辛亥革命的首义之区，与清末湖北新政的成败得失密切相关。由于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湖北长期的苦心经营，使湖北成为清末新政的先进地区。正是湖北新政的发展，为革命造就了许多客观条件。一方面，湖北新政为革命客观上准备了物质条件和人才条件。新政时期的实业建设为革命运动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经济基础，特别是军事工业的建设，如汉阳兵工厂直接为武昌起义提供了武器装备；新政时期近代工商业经济的发展形成了绅商等新式社会群体，为革命提供了一定的阶级力量，尤其是新式学堂的创办、留学生的派遣与新军的编练，更是直接为革命提供了人才，新式学生与新军士兵是革命的最主要的生力军。另一方面，湖北新政的发展激化了各种社会矛盾，加剧了社会危机，造就了革命形势。财政问题始终是晚清政府的一大难题，举办新政又势必增加政府的财政开支，使清政府进一步陷入财政困境；加上贪官污吏肆意中饱私囊，苛捐杂税多如牛毛，致使民不聊生，民怨鼎沸，人民“因为不堪忍受生活上之痛苦，所以需要革命，所以赞助革命”。武昌起义前夕的湖北社会业已成为革命的火药库，而清政府铁路国有政策激起的保路风潮更是火上浇油，革命的爆发已是不可避免了。

当然，武汉能够成为辛亥革命的首义之区，更与湖北革命党人的主观努力密不可分，是他们长期艰苦的革命宣传和组织工作的必然结果。20世纪初，革命党人在武汉地区较早地建立了科学补习所、群学社、日知会等革命团体。1907年初日知会被破坏后，湖北的革命活动一度陷入沉寂状态。“湖北自日知会失败后，官厅震于萍乡醴陵浏阳前案，侦刺极严，军学界，年余无敢谈革命者……然军中内在之活气，实日益滋长。彼此默识心通，缔结极固。一遇机会，仍可表暴于外也。”显然，湖北的革命活动并没有在沉寂中消亡，而是暗中孕育着爆发的因子。

1908年3月，湖北潜江人、原日知会会员任重远从四川回鄂，经李长龄介绍，加入新军第41标当兵。他们有鉴于同盟会在西南边境屡次起义没有成效，而图谋在武汉腹地召集原日知会同志，再结新社，以铁血振之。于是，任重远、李长龄便与黄申芗、郭抚宸、覃炳堃等人，同尚在汉阳狱中的李亚东商议组建湖北军队同盟会。经过任重远等人的分途联络，共征集同志400多人。7月26日，成立大会在武昌洪山罗公祠召开，正式宣告湖北军队同盟会成立。“鄂中军人，以久蒙压抑，突有组织，顿成蒸蒸气象”。军队同盟会的成立，使沉寂年余的湖北革命党人重新活跃起来。不久，由于任重远又离鄂赴川，遂使军队同盟会会务无形中停顿。尽管如此，但军队同盟会在湖北革命运动史上仍然有着重要的地位，“此虽昙花一现，实文学社之胚胎，且为湖北革命运动由军界自行组织团体之始”。

军队同盟会活动停顿后，会员黄申芗、郭抚宸、杨王鹏、覃炳堃、钟畸、黄元吉、章裕昆、李长龄、梁维亚、曾省三等人筹谋改组为群治学社。1908年12月13日，群治学社在武昌小东门外金台茶馆召开成立大会。会议通过《宣言》《简章》，并议决两案：一是本社暂设庶务，维持社务进行，推钟畸担任庶务；二是本社同志不得介绍官佐入社，以防不虞。《宣言》宣扬爱国救亡，希望“研究学识，讲求自治，促睡狮之猛醒，挽既倒之狂澜”。《简章》宣称“以集合多数人知识，研究学问，提倡自治为宗旨”；并规定严密的组织机构，设社长1人、文书2人、会计1人、庶务1人、评议员若干人、均由社员推任；还严格规定社员入社程序：“凡加入本社之同志，须得本社社员三人以上介绍，经本社派员考查，确认为与本社宗旨相合，愿守本社一切规章者，方得为本社社员”。。相对于军队同盟会而言，群治学社在组织上显得更加严密和成熟。群治学社成立后，便以新军第41标为活动基地，迅速将组织发展到湖北新军各标；同时，还与秘密会党加强联系，并与湖北共进会互通声气，逐渐使湖北革命力量走向合流。1910年初，汉口《商务报》主笔詹大悲与同盟会员刘复基、蒋翊武加入了群治学社，成为社中骨干分子，《商务报》成为该社机关报。4月，长沙发生抢米风潮，群治学社与湖南共进会首领焦达峰相约乘机起事。后因长沙抢米风潮很快被镇压下去，群治学社未能在武汉发难，但已风声外露，引起了官府的注意，黄申芗等人纷纷外逃，《商务报》也被查封。群治学社的活动因此消沉。

1910年8月，群治学社社员李六如、杨王鹏、章裕昆等人聚议，决定避开群治学社的名义，改名为“振武学社”。9月18日，振武学社在黄土坡开一天酒馆召开成立大会，推杨王鹏为社长，李六如为文书兼庶务，并通过《简章》。《简章》规定建立严格的标、营、队代表制，“各标设标代表一人，由各标社员中推任之；各营设营代表一人，由各营社员中推任之；各队设队代表一人，由各队社员中推任之”，分别由各代表管理各标、营、队日常社务，组织更加严密。10月11日，振武学社在黄鹤楼召开代表会议，各代表报告社员人数，总计240余人，会议议决扩充社务，要求社员每人每月必须介绍新同志一人入社，但不得滥收。很快，振武学社便发展到近千人的规模。同时，詹大悲、何海鸣等人又集资在汉口创办《大江报》，为该社言论机关。振武学社社务的迅速发展，为湖北新军第21混成协协统黎元洪侦知，黎恐事态扩大，于己不利，因而不敢声张，只将杨王鹏、李六如等人开除军籍，以求息事宁人。杨王鹏、李六如等人被迫离鄂，社务交由蒋翊武主持。

1911年1月，有鉴于以振武学社的名义已不便开展活动，蒋翊武约詹大悲、刘复基、章裕昆等人在阅马厂集贤酒馆聚会，决议改振武学社为文学社，推詹大悲起草《简章》，以“联合同志，研究文学”为名，掩护其革命活动。1月30日（春节），文学社在黄鹤楼的风渡楼召开成立大会，推蒋翊武为社长，詹大悲为文书部长，刘复基为评议部长，蔡大辅、王守愚为文书员，邹毓琳为会计兼庶务，并讨论进行方针，“均以扩大范围为要，号召同志尽力介绍新同志入社”。会后，社员分头行动，社务突飞猛进，“文学社成立仅月余，而声势几达湖北全军，其进展之速，初非意料所及”。3月15日，文学社在黄土坡招鹤酒楼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增选旗人较多的第30标正目王宪章为副社长，以便在该标开展活动，派章裕昆前往尚无社员的马队第8标进行联络工作，还要求詹大悲主办的《大江报》尽量登载社员采访之新闻及其言论，并将该报免费赠送各营、队一份，以供同志阅览。文学社声势日壮，逐渐引人注目，尤其是广州黄花岗起义后，清政府加强了对新军的防范，使文学社日常工作难以开展，甚至常会都不能召集。于是，刘复基决计出营，暂居阅马厂文昌阁，担任各标、营同志之间的通讯联络工作，使社务得以继续发展。5月10日，文学社在武昌小朝街85号设立机关部，由刘复基常驻办公，王守愚、蔡大辅协助其工作。6月1日，文学社又设立阳夏支部，以胡玉珍为支部长，负责分驻汉口、汉阳及河南信阳的新军第42标中的文学社事务。至此，文学社社员已达3000多人，约占湖北新军总数的1/5，成为武汉地区一支重要的革命力量。

在文学社组织力量不断发展壮大的同时，武汉地区另一个重要革命团体共进会也在积极开展革命活动。共进会于1907年8月成立于日本东京，主要是长江流域的革命党人因不满孙中山等人的边地革命策略，而在同盟会外独树一帜的致力于“长江革命”的反清革命团体。1909年，孙武回鄂活动，与黄申芗等人组织湖北共进会。首先，共进会在湖北的革命活动主要是以联络会党为工作重点，但收效甚微。孙武总结经验教训时认为：“对于各会党只可采取联合，不可依为心腹，必须运用现代新军坚订盟约，加紧秘密编制，推举代表，互通声息，以形成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形势，一气串连，互起作用。”于是，共进会在湖北的工作重点便转向运动新军。孙武“乃复重整旗鼓，与文学社争取军界党员。又因军界误传孙为孙文总理之弟（以其名为武），是以军人加入革命者极踊跃。”结果成效显著，湖北共进会在新军中的会员很快达到1500多人。1911年初，共进会在武昌三道街胭脂巷24号设立秘密机关，由杨玉如、杨时杰负责主持联络工作。其时，居正、谭人凤受黄兴之托，相继来鄂策动新军响应广州黄花岗起义，得到湖北共进会的积极支持。随即，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两湖革命党人便决心担负首义的重任。5月3日，湖北共进会骨干分子居正、孙武、刘公、杨时杰、杨玉如与湖南共进会首领焦达峰等人在武昌召开紧急会议，决议“中国革命以两湖为主动：如湖北首先起义，则湖南即日响应；湖南首先起义，则湖北即日响应；两湖能同时举义更好”，并认文学社为“友党”，表示要“争取文学社同志赞助，务期同舟共济，严防两败俱伤”，还推杨时杰、查光佛、杨玉如与文学社联络，谋求通力合作。武汉地区两大革命团体共进会与文学社的联合便被提上湖北革命党人的议事日程。

本来，文学社在新军中发展，共进会起先在会党中发展，后来也转向新军，双方在湖北新军发展会员的过程中，由于固有的门户之见，摩擦和冲突在所难免，致使双方相互猜忌，并产生相当程度的隔阂。共进会的刘公对文学社表示“茫然”，认为“他们的简章颇缺乏革命性”；文学社的蒋翊武则认为共进会那些“出了洋的人是不好惹的，我们一定会上他们的当”。双方的高层领导人对联合都抱非常谨慎的态度。但是，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联合乃势所必然。事实上，文学社与共进会并没有根本对立的利害冲突，其反清革命的政治目标则是一致的，而且双方的不少成员尚有组织上的渊源关系，尤其是广大基层骨干分子以及一般的会员、社员都普遍感到应当而且必须联合，以为“合则力量聚而大，分则力量散而小”。通过一些对双方均有好感的人士从中反复沟通，终于使两团体同意推举代表，正式商谈联合事宜。

1911年5月11日，文学社代表刘复基、王守愚、蔡大辅与共进会代表杨玉如、杨时杰、李作栋相聚于武昌长湖西街8号，正式举行第一次两团体联合会议。会上，双方表示了联合的意向，认为“合则两美，离则两伤”，应当风雨同舟、和衷共济，尤其是在新军中发展成员时，要“极力避免摩擦，万不可互争党员”。初次会谈双方都比较客气，但并没有涉及两团体联合的实质性问题。会后，双方有过多次接触，在谈到两团体联合后的领导人选问题时，双方争执不下，因而没有实质性进展。

其时，武汉地区的革命形势迅猛发展。7月，革命党人詹大悲、何海鸣主办的《大江报》发表《亡中国者和平也》与《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两篇时评，引起了当局的恐慌，《大江报》被查封，詹大悲、何海鸣被捕入狱。“此案发生后，外间空气顿形紧张”。与此同时，保路风潮席卷湘鄂川粤，尤其是四川保路运动，更是如火如荼。9月，为了镇压四川人民的保路斗争及分散湖北新军的革命力量，清廷一方面令端方率第31、32标部分湖北新军入川，另一方面又令湖广总督瑞澂调拨第29、41标、马队第8标等部分湖北新军开往宜昌、沙市、岳州、襄阳等地。湖北新军的如此调拨，既分散了武汉地区积蓄已久的革命力量，使革命局势更显危急；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清政府在该地区原有的统治力量，这又为革命的发动提供了有利条件。这些都使湖北革命党人看到，在武汉发难已是势不可缓了。

9月12日，文学社举行代表会议，决议与共进会尽快实行团体合并，共同发难。9月14日，文学社与共进会在雄楚楼10号举行联席会议，两团体的重要干部孙武、蒋翊武、刘公、居正、刘复基、王宪章、杨玉如等人均出席了会议，会议重点讨论了两团体合并及在武昌共同发难的计划。孙武、刘复基等人相继发言，认为“武昌革命是文学社与共进会双方的事”，双方应该进行“积极的合作”，建立真正统一的革命战线。对此，双方取得了共识。会议决议：文学社与共进会名义一律搁置不用，取消各团体负责人原有的领袖头衔，预选起义时负责统一指挥的主帅。由于刘公、孙武、居正、蒋翊武等互相谦让，均不肯担任，使主帅人选一时难以确定。会议最后决定派居正、杨玉如前往上海同盟会中部总会，邀请黄兴、宋教仁、谭人凤来鄂主持大举。文学社与共进会的组织联合得以真正实现，进一步加快了武汉地区的革命进程。

二、起义的爆发与成功

文学社与共进会实现团体联合后，基本上完成了发难的准备工作，只待黄兴、宋教仁、谭人凤来鄂主持大计。不料，当时黄兴还在香港而并不在上海；谭人凤正因病住院；宋教仁又因胡瑛托人“极言湖北不能发难”，而对居正报告的信息疑信参半，“遂犹豫而欲留待克强矣”。黄兴、宋教仁、谭人凤迟迟不来，武汉的革命党人已是急不可待。

9月23日，文学社的刘复基代表已随新军外调的蒋翊武与共进会的孙武、邓玉麟、李作栋等人，在雄楚楼10号举行预备会，商议领导人选问题。会议初步达成一个折中方案：蒋翊武为军事总指挥，专管军事；孙武为军政部长，专管军事行政；刘公任总理，专管民政。涉及全体重大事件，则由三人集合大家共同商决处理。

24日，文学社与共进会在武昌胭脂巷11号召开联合代表大会，商讨军政府的组织与动员计划问题，有两团体的骨干分子及各标、营代表近百人（或说60多人）与会。会议由孙武主持，讨论刘复基所拟草案。这次会议作出了三项重要决议：

一是确定八月十五日中秋节（10月6日）为首义日期，推举蒋翊武为临时总司令，孙武为参谋长，设军事总指挥部于武昌小朝街85号文学社机关部，设政治筹备处于汉口长清里98号共进会机关部（后迁至俄租界宝善里14号），并迅即电知湖南焦达峰同时发难。

二是选定军政府组织人员：总理刘公；军事总指挥蒋翊武，参谋长孙武兼；军务部正长孙武，副长蒋翊武兼；参议部正长蔡济民，副长高尚志、徐达明；内务部正长杨时杰，副长杨玉如；外交部正长宋教仁，副长居正；理财部正长李作栋，副长张振武；调查部正长邓玉麟，副长彭楚藩、刘复基；交通部正长丁立中，副长王炳楚。另外，还选定刘公、孙武、居正、李作栋等20人为政治筹备员，刘复基、邓玉麟、蔡济民、彭楚藩等29人为军务筹备员，并确定参谋、秘书、军械、司刑、司勋、司书、会计、庶务等各项具体人选。

三是制定总动员计划：（1）混成协工程、辎重两队总代表李鹏升首先在塘角放火为号，同营炮队总代表蔡鹏来率队响应，分别占领凤凰山炮台和青山，迎击海军；（2）第8镇工程第8营总代表熊秉坤负责占领中和门内楚望台军械库，第8镇步队第29、30标总代表蔡济民、方维与测绘学堂总代表方兴率队响应，与工程营会合于楚望台，协同进攻总督署；（3）第8镇炮队第8标代表徐万年率炮队由中和门进城，攻击总督署由附近8镇步队第32标代表陈子龙掩护；（4）第8镇马队第8标代表沙金海及混成协马队代表陈孝芬警戒于城外；（5）第8镇部队第31标代表江亚兰及第41标留守步队代表廖湘芸会同攻占蛇山，掩护炮队；（6）汉口驻军混成协步队第42标之一部，由代表林翼支等率队响应，进占武胜关；（7）汉阳兵工厂驻军混成协步队第42标之一部，由代表祝制六、胡玉珍等率队响应，占领龟山炮台；（8）宪兵队代表彭楚藩担任侦察官方及各军队情报，邓玉麟、杨宏胜担任各部队之联络交通事宜。

这次会议对武昌起义作了非常详细周密的部署。武昌起义已如在弦之箭。

就在文学社与共进会联席会议召开的当天午后，南湖炮队第8标第3营部分士兵因故与官长发生冲突，哄抢大炮，几至发生暴动事件。经此事变，革命党人八月十五日起义的消息渐被传开。其时，武汉三镇纷纷传说“八月十五杀鞑子”，引起了清朝官方的极大恐慌。

10月3日，湖广总督瑞澂召集文武官员举行防务会议，决定调右路巡防营进城助防；加强总督衙门、军械库、汉阳兵工厂、租界与各码头的防务；调集水师“楚豫”、“楚谦”、“楚材”、“楚有”等兵舰夜间升火待命；命巡警昼夜巡察。同时下令收缴新军士兵的子弹和枪炮机栓，并要求新军各标营提前一天过中秋节，宣布八月十五日全城戒严，严禁士兵出营，有可疑形迹者，一律格杀勿论。

局势异常紧张，武汉的革命党人不得不采取相应的对策，调整原定的起义计划。其时，由于黄兴、宋教仁等人来鄂日期未定，湖南的焦达峰也函请暂缓发难，于是起义总指挥部只好决定改期于10月11日（八月二十日）起事，并催促在外的蒋翊武、杨玉如、居正等人迅速返鄂，共图大举。

10月9日下午3时左右，意外地发生了宝善里爆炸事件，再一次打乱了既定的起义部署。当时，孙武等人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14号机关装配炸弹，有人不慎将纸烟火星掉入炸药中，引起爆炸。顿时大火熊熊，浓烟滚滚。孙武的脸部被烧成重伤，当即被送往医院救治。俄租界巡捕闻讯赶来，查抄了室内所存为起义准备的旗帜、符号、文告、印信、钞票等物品及革命党人名册，并逮捕了刘公之妻及其弟刘同等人。随即，俄国驻汉口领事将刘同等人引渡给清方。在清朝官府的严刑逼供之下，有人吐露了革命党人武装起义的秘密情况。湖广总督瑞澂下令武汉全城戒严，军警四出，大肆搜捕革命党人。

武汉三镇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情况十分紧急。当时，刚从岳州赶回的蒋翊武正在武昌小朝街85号总指挥部与刘复基、王宪章、彭楚藩等人密谋起义计划。当得知宝善里机关失事后，众人力谋应急之策，刘复基、邓玉麟主张立即起义，得到大家基本一致的赞同。下午5时，蒋翊武以临时总司令的名义签发了起义命令，规定当晚12点以南湖炮队鸣炮为号，城内外同时起义。他们同时决定，将命令复写多份，派人分送各标、营；由邓玉麟负责通知南湖炮队，杨宏胜负责分送子弹、炸弹；蒋翊武、刘复基、彭楚藩等人在总指挥部等候起义的信号。结果，由于城内戒备森严，邓玉麟没有及时出城把命令送达南湖炮队。午夜12时，南湖的炮声未响，起义未能如期发动。与此同时，清方接到小朝街85号等处设有革命党机关的密报，湖广总督瑞澂与新军第8镇统制张彪立刻调集军警大肆搜捕查抄，逮捕了彭楚藩、刘复基、杨宏胜等革命党人数十人。瑞澂下令连夜突击审讯彭、刘、杨三人。三人在法堂上慷慨激昂，均承认为革命党人，并大骂满清政府不止，表现得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相继于10日凌晨英勇就义。“临刑之时，三人神色益壮。刘尧澂（复基）更向大众演说，谓我是为四万万同胞受死，从此汉人独立，都不畏死，则异族专制，永不再见于中国，我是死得其所哉。”三人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殉难时均年仅20多岁。

三烈士就义的消息传开，武汉全城震动。瑞澂饬令军警继续查抄革命党机关，搜捕革命党人，尤其对于新军，更是查拿甚严，声言要据革命党名册“按名拿捕”，致使新军中的革命同志颇感危急，纷纷表示“与其就缚，不如今晚一齐动手，还可死里求生”。于是，各标营革命党人遂约定当晚起义。当瑞澂电奏清廷已“弭患于初萌，定乱于俄顷……现在武昌汉口地方一律安谧”，正要邀功请赏之际，革命党人的枪声划破了武昌沉寂的夜空，敲响了清王朝倒台的丧钟。

10月10日晚8时许，新军第8镇工程第8营打响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枪。

工程第8营驻武昌中和门内、紫阳湖旁，乃湖北新军集中驻地和革命党人荟萃之区。该营革命基础深厚，组织健全，营总代表熊秉坤在士兵中素有威信，颇具号召力。该营率先发难，可得四处党人呼应。当天，熊秉坤已与营内及他部同志约定当晚起事。傍晚时分，2排排长陶启胜查棚时，见士兵金兆龙臂缠白布、手持步枪，指为造反，双方发生口角，并相互扭打。金急呼同志动手，同棚士兵程定国应声而起，迅速用枪托猛击陶头部，陶负伤外逃，程当即开枪击中陶的腰部，“此即首义第一声”。第一枪打响后，在熊秉坤的号召下，营内革命士兵立即行动起来，击毙了前来弹压的代理管带阮荣发、队官黄坤荣、司务长张文涛，直扑楚望台军械库。在守卫士兵里革命同志的配合下，熊秉坤率军顺利地攻占了楚望台军械库。随后，工程营士兵纷纷赶到楚望台集合，很快汇集约400人。熊秉坤便以总代表的名义进行指挥，宣布起义部队为湖北革命军，并布置守卫楚望台、接应城外起义军进城和进攻总督署的战斗任务。随着聚集到楚望台的起义士兵越来越多，秩序渐见混乱，“熊秉坤虽为一营总代表，而其地位阶级与众无殊，其势指挥不能如意”。这时，有人找来既富军事知识而平时威望又高的队官吴兆麟，熊秉坤与各队代表商议，决定推举吴兆麟为革命军临时总指挥，暂时负责统一指挥。

工程第8营的枪声有如起义的号角，周围各标营的革命士兵闻声纷纷起来响应。离工程营最近的29标、第30标分别由代表蔡济民、彭纪麟集合队伍，直奔楚望台。临近的测绘学堂学生也在李翊东的号召下，全体整队奔赴楚望台。驻扎左旗营房的第31标和第41标的部分留守士兵在代表阙龙、廖湘芸等人率领下，起来响应起义。城北塘角混成协辎重队、工程队和炮队第11营的革命士兵起义后，一部分由总代表李鹏升率领绕城到中和门，直奔楚望台；其余大部分由总代表余凤斋率领破城攻占了凤凰山高地。城南南湖炮队第8标起义后，在城内工程营的接应下从中和门顺利进城，随即在楚望台和蛇山等处高地布设炮阵；同时，南湖炮队附近的32标和马队第8标的部分留守部队，也宣布响应起义。至此，武昌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已全部参加了起义，各路革命军纷纷汇集楚望台、蛇山、凤凰山等高地布置了炮兵阵地，对湖广总督署形成围攻之势。

当时，驻扎武昌城内外的清军总兵力共9000多人，陆续参加起义的革命军已达3000—4000人，清方直接控制的兵力尚有5000多人。但由于清兵较分散，其实际作战能力并不强于革命军，尤其是革命军集中攻击督署时，直接与革命军对抗的只有守卫督署及其附近的第8镇司令部约2000名清兵，因此无论是士气还是人数，革命军事实上在一定程度上都占了上风。

当晚11时许，革命军以工程营为主力，在其他各路起义军的配合下，向总督署连续发起了3次进攻。经过3个多小时的浴血奋战，到次日凌晨2时，革命军攻占了第8镇司令部。瑞澂见势不妙，害怕被包围，便责令张彪固守督署，自己则带领卫队仓皇逃往汉口江面上的“楚豫”舰。张彪见瑞澂先逃，知大势已去，也就命令教导队留下死守督署，自己则带着卫队和辎重第8营逃往汉口刘家庙。瑞澂、张彪逃跑后，清兵军心动摇，溃不成军，革命军很快占领了湖广总督署。11日清晨，革命军光复武昌全城，黄鹤楼上高高飘扬着十八星大旗，标志着武昌首义成功。

11日上午，武昌光复的消息很快传到一江之隔的汉阳、汉口。当时，新军混成协第42标第1营驻汉阳，第2营驻汉口。得知武昌光复后，1营代表胡玉珍与2营代表赵承武相约当晚同时起义。夜幕降临，胡玉珍在汉阳鸣枪为号，集合革命同志，宣布起义，并派人打开子弹库，分发子弹。管带汪炳山见状逃亡，队官宋锡全被革命士兵推为指挥。起义军迅速占领了钢药厂和兵工厂，并拉出3门大炮在龟山布设阵地，痛击清军“楚材”舰。12日凌晨，汉阳光复。与此同时，赵承武在汉口鸣枪发难，标统张永汉、管带陈钟麟见状逃走。12日，在汉阳援军的配合下，汉口起义军控制了除刘家庙地区以外的汉口全城。至此，武汉三镇全部光复。

三、湖北军政府的组建

武昌首义成功后，如何尽快组建革命政权以巩固和发展胜利的局面，便成为革命党人面临的首要任务。

10月11日上午，武昌光复未久，革命党人蔡济民、张振武、李作栋、高尚志、吴醒汉、徐达明、黄元吉、朱树烈、李翊东、王文锦、陈垒等10余人聚集于阅马场谘议局开会，商议组建军政府事宜。会议讨论的首要问题便是军政府都督人选。当时众人以为必须推举一位有威望、有影响的人物，但是，湖北革命党人期待已久的黄兴、宋教仁、谭人凤等著名的革命领袖人物均尚未来到武昌，武汉本地的革命组织文学社与共进会的领导人蒋翊武、孙武、刘公等人也都因故不在武昌，而起义各军领袖又“都以资望浅，责任重，既莫能相当，亦不敢自专”。于是，会议决定推举代表民意机关的谘议局议长汤化龙。应革命党人之邀，汤化龙与谘议局副议长张国溶、夏寿康，秘书长石山俨，议员阮毓崧、沈维周、胡瑞霖、刘赓藻等人前来参加会议。由于时局尚不明朗，汤化龙对于出任都督颇感犹豫。他虽然表示赞同革命，但又按照姻亲胡瑞霖所谓“文人不知治兵，请别举贤能”的计策，以“此时正是军事时代，兄弟非军人，不知用兵”为辞予以推脱。随后，有人推举新军协统黎元洪，会议决定派蔡济民与刘赓藻去找黎。

黎元洪（1864—1928），字宋卿，湖北黄陂人。他早年毕业于天津北洋水师学堂，任职海军。甲午战争后，黎元洪随张之洞在湖北训练新军，曾多次赴日本考察军事，递升至第21混成协协统，成为湖北新军中地位仅次于第8镇统制张彪的高级将领。黎元洪素有“知兵”、“爱兵”的美誉，声望远在张彪之上，“为人有谨厚之称，以视张彪之不学无术、刻扣自肥，相去远矣，故独能得兵士欢心”。保路运动中，黎元洪还以军界代表的身份参加湖北各界保路团体“铁路协会”，并积极支持进京请愿，表现出较为开明的形象。因此，黎元洪是革命党人与立宪派等各方面都能接受的合适人选。

历史在这里开了一个令人非常尴尬的玩笑。黎元洪不仅并不是一个自觉的革命者，而且相反，他是一个镇压革命的刽子手。但历史却让他一夜之间摇身一变为革命元勋。武昌起义爆发之初，黎元洪是坚持血腥镇压的，他曾亲手杀害革命士兵周荣棠、邹玉溪等人。当革命军炮轰总督衙门时，他见形势不妙，便跑到黄土坡躲藏在部属刘文吉家里。在革命士兵将他强行“请”到楚望台见革命军临时总指挥吴兆麟时，他竟然质问吴：“你为什么要革命？这是要全家诛戮的事！你学问很好，资格很深，你万不该与革命党共同革命！你若不革命，你在军队进级很易。请你叫大家各回各营，事情太闹大了，更不得了！”。他根本不想革命，但革命党人却坚决不答应，硬要逼迫他“革命”。其时，蔡济民与刘赓藻也赶到了楚望台。黎元洪在吴兆麟等人的簇拥下来到谘议局，受到与会诸人的热烈欢迎。但是，对于出任都督一职，任凭立宪党人的婉劝和革命党人的胁迫，甚至以枪相逼，黎元洪仍是无动于衷，坚决拒绝。结果，革命党人李翊东代黎元洪签署了第一份安民告示——《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黎布告》。随着布告在武昌街头的广布，“黎都督”的名声也就不胫而走。木已成舟，黎元洪只好默认。就这样，黎元洪身不由己地被革命党人和立宪派人士推上了湖北军政府都督的宝座。

旧官僚黎元洪成为新生的革命政权的领导者，无疑是历史的机缘巧合。黎元洪以军政府都督的名义发布的第一份布告，公开宣告要推翻封建专制，建立中华民国。这是非常鼓舞人心的。“黎之布告出，往观者途为之塞，白发老翁亦以先睹为快，旅汉外籍人士闻之惊异，皆曰：‘想不到黎协统也是革命党’。”无论如何，黎元洪最终附从革命，不仅及时填补了革命党人群龙无首的人事权力真空，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革命局势，其积极作用是不容否认的。

黎元洪虽然被迫挂了都督的名，但他起初仍是以沉默处之，甚至一度还想自杀了之。随着汉阳、汉口相继光复，来犯的清军也被革命军击溃，局势日渐明朗起来，黎元洪的态度开始悄然变化。10月13日，黎元洪为表示革命的决心，剪去了象征着与清王朝联系的辫子，并在都督府召开的军事会议上当众宣布：“自此以后，我即为军政府之一人，不计成败利钝，与诸君共生死。”14日，谭人凤、居正从上海赶到武昌，看到湖北的局面并不令人乐观，秩序比较混乱，以为“主帅徒拥虚名，无以整肃三军”，于是便想方设法提高黎元洪的威信。16日，他们策划了一次在阅马场设坛请都督誓师的仪式，由谭人凤向黎元洪授旗授剑，居正宣讲革命精神，黎元洪祭拜天地与黄帝，并宣誓、阅兵，正式就任军政府都督。

都督人选确定后，接着便是军政府机构的组建。军政府成立初期几天里的组织状况非常混乱。“当其时也，军事初兴，众议纷纭。一制度也，时兴时废；一职任也，或甲或乙……当日都督以下之职任，多由三五人之主张，或凭个人之热心与兴趣以执役……所以军政府创始之组织，殊难稽考。”长期以来，学术界普遍认为，当时革命党人成立了一个以新军排长蔡济民为首的15人组成的谋略处作为决策机关，实际主持军政府工作。据考证，“谋略处”其实根本不存在。10月11—14日，军政府下成立的主要组织机关如下：（1）参谋部：部长杨开甲，副部长张景良，兵谋科长吴兆麟，参谋官20多人，秘书、书记、收发各若干人。参谋部是军政府初期成立最早且最重要的一个机关。（2）交通部：李作栋为部长，李钦为副部长。（3）军需部：向谟为部长，胡捷三为副部长。（4）书记部：冯昌言为部长。（5）民政部：张和伯为部长。（6）测量部：由朱次璋建立。（7）稽查部：蔡汉卿为部长，王子英为副部长。（8）外交部：胡瑛为部长。另外，还特设执法处、侦探处、间谍处、招纳处。可见，在军政府初期各部处机构中，未见谋略处的存在，“谋略处”是长期以来对参谋部的误记。

正是有鉴于军政府初期组织状况的混乱，军政府“虽有参谋、庶务、军事各部办事，规则均未厘定，喧嚣拥挤忙乱非常”，谭人凤便要居正根据同盟会《革命方略》大旨，草拟各机关条例，准备重新组织。其时，汤化龙与黄中垲等人颇有同感，认为军政府“所以凌乱无纪者，无法令可守耳”，于是起草了一份《军政府组织条例》。这个条例虽然得到黎元洪的赞赏，却遭到军政府中革命党人的冷落，被扔进了字纸篓。汤化龙等人找到居正，告以草拟条例不得发表之苦衷，并出条例相示，得到居正的大力支持。10月16日晚，居正召集党人大会，宣称条例是孙中山在海外预先制订的，“逐条朗诵，众无异议”，获得一致通过。

10月17日，《中华民国军政府暂行条例》正式颁布。该条例规定军政府下设4部：军令部、军务部、参谋部、政事部；政事部下设7局：外务局、内务局、财政局、司法局、交通局、文书局、编制局；军令、军务、参谋部自下级军官以上，政事部自局长以上，均由都督亲任。据此条例，确定军政府各部及政事部各局负责人名单如下：军令部部长：杜锡钧（清军管带）

军务部部长：孙武（共进会员）

参谋部部长：杨开甲（清军标统）

政事部部长：汤化龙（谘议局议长）

外务局局长：黄中垲（立宪派）

内务局局长：舒礼鉴（谘议局议员）

财政局局长：胡瑞霖（谘议局议员）

司法局局长：徐声金（立宪派）

交通局局长：马中骥（汉口宪政同志会成员）

文书局局长：阮毓崧（谘议局议员）

编制局局长：张国溶（谘议局副议长）从以上的人事安排来看，湖北军政府显然是一个由旧官僚、立宪派与革命党人多种政治势力组成的联合体，其中以汤化龙为首的立宪派明显地占有优势。这是革命党人无法接受的。“政事部人选，革命军干部原无一人，遂激起一部分人之反感，谓其（汤化龙）曾主张君宪，固与革命主义不相容。”10月25日，在孙武、刘公、张振武等人的提议下，军政府再次开会，修改了原先制订的组织条例。最重要的变动是取消了包揽大权的政事部，将原政事部下属7局中除文书局以外的6局升为部，与原有军令、军务、参谋3部，直属都督，组成军政府。据此改订的条例，确定军政府各部负责人名单如下：军令部部长：杜锡钧（清军管带）

军务部部长：孙武（共进会员）

参谋部部长：杨开甲（清军标统）

外交部部长：胡瑛（同盟会员）

内务部部长：冯开濬（留日学生）

理财部部长：胡瑞霖（谘议局议员）

司法部部长：张知本（同盟会员）

交通部部长：熊继贞（同盟会员）

编制部部长：汤化龙（谘议局议长）新的人事安排大大增强了革命党人的力量，相应地削弱了立宪派的力量。新的军政府虽然仍由旧官僚、立宪派与革命党人多种政治势力组成，但其实权已基本上控制在革命党人的手中。汤化龙因仅得一个有名无实的编制部部长，颇感失望，不久便与胡瑞霖、黄中垲等人悄然引退，离开武昌，前往上海、南京另谋活动。

与湖北军政府在武昌组建的同时，汉口成立了军政分府，由刚出狱的詹大悲任主任，何海鸣副之；汉阳也建立了革命政权，由系狱多年的革命党人李亚东任知府。

湖北军政府成立后，便立刻采取革命措施，颁布政策、法令，以巩固新生的革命政权。

（一）发布通电、文告，宣布革命宗旨。军政府从成立之日起，便以“黎都督”的名义陆续发布了《布告全国文》《布告海内人士电》《谕湖北各府州县政务及自治公所电》《檄各府州县文》《檄各督抚文》《布告汉族同胞之为满洲将士文》《宣布满清政府罪状檄》《致满政府电》《联合东南进讨满奴檄》《檄湖南文》《檄云南文》《檄南京文》《檄安徽文》《檄山东文》《檄河南文》等重要通电、文告，宣布革命宗旨，痛斥满清专制政府，号召全国人民奋起响应革命，“永久建立共和政体，与世界列强并峙于太平洋之上，而共享万国和平之福”。

（二）整顿内政，稳定社会秩序。颁布刑赏令16条，明确规定藏匿满人、藏匿侦探、买卖不平、伤害外人、扰乱商务、奸掳烧杀、邀约罢市、违抗义师者斩，乐输粮饷、接济军火、保护租界、守卫教堂、率众投降、劝导乡民、报告敌情、维持商务者赏。废除苛捐杂税，裁撤除盐、煤、酒、土膏各税捐外的所有税捐局卡和除海关以外的所有税关，豁免丁漕及除为地方所用者以外的各属杂税。以保商为宗旨，积极维护工商业的发展。为稳定市面，允许旧钞币一律按面值照常流通，并设立军界兑换所和商界兑换所，按人限量兑换。紧缩财政开支，实行低薪制，都督以下职官月薪仅支20元。禁止蓄辫、缠足和贩卖、吸食鸦片烟，革除官场陋习，树立社会新风，改善人民生计。

（三）照会各国驻汉口领事，谋求对外交涉。10月13日，军政府向英、法、俄、德、日等各国驻汉口领事发出照会，宣布对外政策，希望得到列强的承认。照会声明：所有清政府前此与各国缔结条约继续有效，赔款外债照旧由各省如期如数摊还，保护各国在华既得权利和人民财产，不承认此后清政府与各国所立条约、所许权利及所借外债，各国帮助清政府则概以敌人视之，没收各国接济清政府的各种军用物品。这是同盟会《革命方略》对外宣言的基本精神。各国领事团虽然宣布“严守中立”，但并不承认湖北军政府，仍然对清政府心存侥幸。

（四）制定和颁布《鄂州约法》。宋教仁于10月下旬从上海到武昌后，便开始起草《鄂州约法》，后经革命同志孙武、刘公、居正等人共同审定，由军政府于11月9日正式公布。《鄂州约法》共7章60条，对鄂州政府的组织原则与人民的民主权利进行了明确的规定。主要内容有：（1）鄂州政府由都督及其任命之政务委员与议会、法司构成；（2）人民一律平等，有言论、著作刊行、集会结社、通信、信教、居住迁徙、财产、营业、人身、家宅等自由，有诉讼于法司和行政审判院、陈请于议会、陈诉于行政官署、应任官考试、选举与被选举等权利，并有纳税和当兵的义务；（3）都督由人民公举，任期三年，可连任一次，有总揽政务、暂时制定与公布法律、对外宣战媾和与缔结条约、统率水陆军队、制定官职官规、任命文武职员、颁授勋章荣典、宣告戒严与大赦特赦以及减刑复权等权力；（4）政务委员由都督任命，执行政务，发布命令，向议会提出法律案、编制会计预算、募集公债等议案；（5）议会由人民选举议员组成，有制订法律、议定条约、审理预算决算、向政务委员提出条陈、质问和弹劾政务委员等权力，并受理人民之陈请，送于政务委员；（6）法司由都督任命之法官组成，依法审判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鄂州约法》以西方资产阶级三权分立原则构建了近代中国第一个民主共和制政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宪法性质的地区性资产阶级民主立法，为以后南京临时政府制订和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提供了范本。

以上各种举措，充分显示了湖北军政府的资产阶级革命政权的性质。这对以后相继独立的各省军政府的组建，甚至南京临时政府的建设，都有相当程度的示范意义。

四、阳夏保卫战

武昌首义成功，汉阳、汉口光复，湖北各府、州、县纷纷响应起义，相继建立各级新的革命政权。与此同时，清政府调集大量军队进攻武汉，革命党人开展了保卫武汉的战斗。这次战争主要在汉口、汉阳进行，因汉口时称“夏口”，故史又称“阳夏保卫战”。

10月12日，清政府宣布将湖广总督瑞澂即行革职，仍著暂署湖广总督，戴罪立功。同时，命军谘府、陆军部迅速派陆军两镇赴鄂剿办，并命海军部饬萨镇冰和程允和督率海军兵轮与长江水师赴援，所有湖北各军及赴援军队均归前往督兵的陆军大臣昌节制调遣。14日，清政府将湖北至京畿间的军队重新编配成3军：昌督率赴鄂的陆军第4镇与第3、11混成协编为第1军；陆军第5镇与第5、第39混成协编为第2军，由冯国璋督率，听候调遣；禁卫军与第1镇编为第3军，由贝勒载涛督率，驻守京畿。清军以北洋军为主力，但因为袁世凯尚未出山，北洋军并不完全听从昌的指挥，因此清军内部互相掣肘，行动迟缓。17日，昌到达河南信阳，就地建立行营；当天，萨镇冰率“楚有”、“楚泰”各舰驶抵汉口。清军从水陆两面对武汉形成夹击之势，但由于其内部矛盾重重，并没有迅速集中优势兵力攻击革命军。

10月18日，阳夏保卫战正式打响。凌晨3时，武汉革命军主动出击，进攻盘踞汉口刘家庙的张彪残部和前来增援的部分河南军队。清军负隅顽抗，在江面上军舰炮火的掩护下凶猛反扑，革命军伤亡较多，被迫退回。下午2时，革命军再次组织进攻，并在铁路工人和附近农民的配合下，成功地狙击了一辆满载清军援兵的列车，歼敌400多人，缴获大批军事装备。19日，革命军在炮火的掩护下大举进攻，清军招架不住，纷纷溃逃滠口，革命军一举占领了刘家庙，缴获更多的军需物资，取得刘家庙大捷。初战告捷，武汉军民人心大为振奋。

刘家庙大捷后，革命军内部因攻守问题意见有分歧，或主乘胜追击，或主就地设防，双方相持不下，致使攻不力而守不固，坐视战机贻误。与此同时，清军集结优势兵力，并抢占从滠口到刘家庙之间的军事战略要地三道桥，做好了充分的全面反攻准备。10月26—27日，清军从水陆两面大举进犯革命军，遭到革命军英勇顽强的抵抗，双方在刘家庙附近展开了激烈的拉锯战，激战两昼夜，双方各伤亡2000多人，清军重新占领刘家庙，革命军被迫退守汉口市区，形势万分危急。就在这个时候，黄兴偕宋教仁、田桐等人从上海来到武汉。

10月28日午后，黄兴到达武昌，首先与黎元洪会晤，力主坚守汉口、汉阳，等待各省起来响应，并毅然应承前往汉口率师督战的重任。“黎都督当令制就一丈二尺的黄字大旗两面，并挑选各机关各部队老官兵及奋勇学生千余人，随黄渡江，旗由领队人手执前进，使沿途人人知道‘黄兴到汉督战’；另一面旗，则插在黄兴督战司令部门口，表示黄兴在此，借以振奋军心。”黄兴到来，革命军士气大振。但与此同时，清廷也在加紧调整部署，袁世凯正式出山，其亲信冯国璋取代昌接统第1军，段祺瑞接统第2军。29日，冯国璋到达汉口，接任前线指挥。30日，袁世凯从彰德南下，亲自到湖北孝感督阵。当时，集结在汉口的清军有1万多人，且配备了机枪和大炮等较为精良的武器；革命军仅6000多人，虽有高昂的革命斗志，但其由各路起义军临时拼凑而成，武器装备也不尽如人意，与清军相较，明显处于劣势。两军在汉口市区展开激烈的巷战，黄兴亲率敢死队督阵，革命军奋勇当先，拼死抵抗，使清军的进攻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终因力量悬殊，渐渐难以招架。冯国璋为了加快进攻的步伐，竟然下令焚烧民宅商铺。熊熊大火燃烧数日，繁华的汉口市区变成一片火海。11月2日，革命军被迫撤离汉口，坚守汉阳。

汉口失陷当天，湖北军政府召开紧急军事会议。会上，黄兴具体分析了汉口战事失利的原因，使革命党人认清了敌强我弱的严峻形势。会议决定，革命军先在汉阳坚守，等湖南援军开到后再反攻汉口。同时，会议还决定推举黄兴为战时总司令，节制调遣各省援鄂军队。11月3日，湖北军政府在阅马场筑起拜将台，齐集文武官员，仿效汉代刘邦拜韩信为大将的故事，由黎元洪亲授委任状、印信、令箭，公开任命黄兴为战时总司令。随后，黄兴在汉阳西门外昭忠祠组织总司令部，以李书城为参谋长，杨玺章为副参谋长，王孝缜为副官长，田桐为秘书长，日人萱野长知等为军事顾问。黄兴正式就任战时总司令，名正言顺地成为汉阳保卫战的前敌总指挥。

当时保卫汉阳的革命军连同湖南援军在内约两万人，而清军集结了三万多人，且在武器装备与军事训练方面占有明显优势。武汉革命党人内部仍在进攻还是防守这个战略问题上存在分歧：孙武、吴兆麟等人认为不宜发动进攻，主张坚守汉阳，黄兴则坚持主动出击，反攻汉口。11月16日，黄兴以战时总司令的名义，命令革命军兵分三路进攻汉口。起初，进展还比较顺利，各路军队分别从武昌、汉阳渡江向汉口进发，尤其是湖南援军黄隆中部推进迅速。但是，与清军短兵相接后，由于清军占住有利地势，并用机关枪封锁路口，革命军前进困难。结果，在清军强大火力的猛烈攻击下，部分革命军慌乱溃逃，致使军心动摇，局面混乱不堪。黄兴只好下令退守汉阳，反攻汉口以失败告终。

反攻汉口失败，无疑是一次严重的军事决策失误，既挫伤了革命军的士气，又暴露了革命军的弱点，使汉阳防守的形势更趋紧张。正在此时，原拟进攻武汉的清朝海军舰队举行起义，并控制了武汉江面，使革命军力量有所增强，精神为之振奋。但是，汉阳的防守任务仍然非常艰巨。

11月21日，汉阳保卫战正式开始。清军从蔡甸和汉口分两路大举向汉阳发动进攻，遭到革命军的顽强抵抗，双方激战三天。至24日，革命军相继失守美娘山、仙女山、锅底山、扁担山、磨子山等重要阵地。汉阳屏障尽失，形势异常危急。25日，黄兴亲自坐镇前线督阵，军政府各机关人员，如参谋部副长杨玺章、稽查部长蔡汉卿、军务部副长张振武等人也纷纷上前线助战。革命军拼死夺回磨子山、扁担山，但很快就得而复失，湘军统领刘玉堂阵亡，张振武也在进攻锅底山时受伤，代价极为惨重。26日，两路清军会攻十里铺，占领黑山，革命军全线溃退，杨玺章壮烈牺牲。27日，汉阳失守。

当天，湖北军政府召开紧急会议。黄兴报告汉阳战争经过情形时说：“此次汉阳之役，非军队不多，非防御阵地不固，又非弹药粮秣不充足。其所以致败之原因：第一，系官长不用命；第二，军队无教育；第三，缺乏机关枪。有此三缺点，故每战失利……现在，武昌均系战败部队，不宜再用；用则仍败。为今之计，只有弃武昌而援南京。若得南京，然后组织北伐精锐军队，再图恢复可也。”黄兴“弃武昌而援南京”的主张，遭到武汉多数革命党人的强烈反对。张振武拔剑而起，慷慨陈词，力言武昌有“三不可弃”，甚至扬言：“敢言弃武昌者斩！”范腾霄也坚决主张“应死守武昌，以待天下响应”，众人鼓掌赞成。黄兴见众意难违，乃于当夜乘轮东下，黯然离鄂赴沪。

历时一个半月的阳夏保卫战虽然以失败告终，但武汉革命军的英勇奋战，不仅捍卫了第一个新生的革命政权——湖北军政府，而且有效地牵制了清朝的主力军——北洋新军，为其他各省起义争取独立，创造了有利条件，进一步推动了全国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