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通史——革命党人领导的武装起义

一、革命党人的《革命方略》

1906年秋冬间，孙中山与黄兴、章太炎等人在日本制订了《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以下简称《革命方略》)。起初，这个《革命方略》包括《军政府宣言》《军政府与各处国民军之关系》《军队之编制》《战士赏恤》《军律》《略地规则》《因粮规则》《安民布告》《对外宣言》《招降满洲将士布告》和《扫除满洲租税厘捐布告》11个文件。后来，孙中山等人又增补了《招军章程》和《招降清朝兵勇条件》两个文件。这样，《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共有13个文件。这个《革命方略》规定了同盟会领导资产阶级革命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与措施，确立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本指导思想。《革命方略》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

（一）革命纲领与革命程序

《军政府宣言》号召进行国民革命，起国民军，立军政府，推翻满清政府统治，建立民族的、国民的、社会的国家，即中华民国。《军政府宣言》详细地阐述了同盟会十六字誓词“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三民主义革命纲领，同时规划了实现这个纲领必须经历“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宪法之治”三个循序渐进的革命程序，并依此将整个革命过程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期为军政府率国民扫除旧污时代；第二期为军政府授地方自治权于人民，而自总揽国事之时代：第三期为军政府解除权柄，宪法上国家机关分掌国事之时代。”

（二）国民军的建制及其奖罚制度

《军政府与各处国民军之关系》规定各处国民军之军务由军都督全权掌理，军都督受命于军政府，必须遵守军政府关于内政、外交的各项方针政策。《军队之编制》规定了国民军各军兵种的士兵编制、将官等级以及军饷份额。《战士赏恤》和《军律》规定了国民军的纪律和奖罚制度。《招军章程》规定国民军由18岁以上40岁以下的“凡有志愿充当国民军军人者”组成，包括“清朝兵勇投降国民军者”。入营之始，必须填写誓表，领取军约，宣誓遵守三民主义纲领和服从国民军军律。

（三）武装起义及其善后措施

《略地规则》规定把清政府统治的地方，上自省会，下至州县，通过国民军攻取、义民响应或敌之文武官反正来附三种方式，置于军政府权力控制之下。《因粮规则》规定国民军每军设立因粮局，“专司因粮一事”。“因粮之标准，须每日以十人养一兵。凡军行所至之地，因人民之多寡以定驻军之多少。”因粮的办法有四：一为充公，即没收一切官业及反抗军政府之清朝官吏和其他分子之家产；二为收买，即给价收买军政府“境内一切可应军用之货物”；三为借债及捐输，即向军政府境内有家产人家借用现银和按家产多少征收捐输；四为发行军事用票。《安民布告》宣称军政府以“为民除害”为第一宗旨，“军政府行动，一切俱有纪律，军队所过地方，对于国民决不侵害，我国民不必猜疑惊恐。为士者照常求学，为农者照常耕种，为工者照常作工，为商者照常买卖，老少男女照常安乐居家。”《招降满洲将士布告》认为国民军与满洲政府将士“皆中国人”，“论情谊则为兄弟，论地位则为仇雠，论心事则同是受满洲政府之压制”，号召满洲将士“顾念大义，翻然来归，军政府必推诚相与，视为一体”，并论功行赏、量才使用，或妥善安置回乡。《招降清朝兵勇条件》具体规定招降清朝兵勇条件八条，规定投降者“与义兵一体看待”，“不降者杀无赦”。《扫除满洲租税厘捐布告》控诉满清政府横征暴敛，“处心积虑绝汉人之生计，以制汉人之死命”，宣称革命以后“凡租税厘捐一切不便于民者，悉扫除之”，当天下大定之时，制定中华民国宪法，实行“国民平等之制”和“国民参政之制”，“民国既立，则四万万人无一不得其所，非惟除满洲二百六十年之苛敛，且举中国数千年君主专制之治一扫空之”。

（四）对外政策

《对外宣言》规定对外政策七条，如承认此前清政府与各国缔结之条约及其所借外债，保护所有外人既得权利及境内之人民财产，不承认此后清政府与各国所立条约、所许各国权利及与各国所借外债，外人有助清政府以妨害国民军政府者概以敌视，没收外人接济清政府之一切可为战争用之物品。

孙中山等人为同盟会制定的《革命方略》，明确地规定了三民主义是民主革命的政治纲领，坚定地确立了武装起义为推翻清王朝建立中华民国的基本方针，同时还制定了一系列具体的关于内政、外交的政策与措施，这些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1906年以后，各地革命党人正是以此为指导，接连不断地举行了十几次反清武装起义，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推向了新的高潮。

二、萍浏醴起义与西南边境起义

江西的萍乡与湖南的浏阳、醴陵是两省边境交界之处，也是会党活动颇为频繁的地区。自著名的会党首领马福益被清朝官府杀害以后，该地会党时刻不忘为马福益复仇，其反清革命情绪异常激昂。1906年春夏，长江流域洪涝凶荒，湖南、江西等地百姓普遍陷于饥馑状态，各种社会不安定因素潜滋暗长，郁结为一股强大的反政府力量，随时都有爆发的可能。恰在此时，同盟会会员刘道一、蔡绍南从日本回到湖南从事运动会党与联络新军的革命活动，及时地组织与策划了同盟会成立以后依靠会党力量发动的第一次反清武装起义。

刘道一、蔡绍南回湘后，即在长沙水陆洲（今橘子洲）边的船上召集了革命党人与会党首领蒋翊武、覃振、龚春台、刘崧衡等数十人参加的秘密会议。会上，刘道一转达了黄兴的意见：“革命军发难，以军队与会党同时并举为上策，否则亦必会党发难，军队急为响应之。”他认为：“今欲规取省城，宜集合会党于省城附近之萍、浏、醴各县，与运动成熟之军队联合，方可举事。”会上基本上确定了分头运动新军与联络会党，于是年底发动武装起义的方案。

会后，刘道一留在长沙负责全盘筹划工作，蔡绍南则前往萍乡等地联络会党。经过蔡绍南、魏宗铨、龚春台等人不断奔走联系，实现了萍乡、浏阳、醴陵等地哥老会与武教师会的联合，成立洪江会，推举龚春台为大哥，以忠孝仁义堂为最高机关，下设文案、钱库、总管、训练、执法、交通、武库、巡查为内八堂，又设一至八路码头官为外八堂，负责发展会员、联络、侦察等事。洪江会成立后，会务发展迅速。龚春台、蔡绍南等人一面与姜守旦的洪福会等其他会党组织联系，一面秘密打造军械，准备举行武装起义。

1906年12月4日，萍浏醴起义正式爆发。龚春台、蔡绍南领导的起义军定名为“中华国民军南军革命先锋队”，龚春台为都督。起义军发布《中华国民军起义檄文》，历数清廷十大罪状，号召“凡我汉族同胞无论老少男女、农工商兵等，皆有殄灭鞑虏之责任，务各尽尔力，各抒尔能，以速成扫除丑夷、恢复汉家之鸿业……且必破除数千年之专制政体，不使君主一人独享特权于上。必建立共和民国与四万万同胞享平等之利益，获自由之幸福。而社会问题，尤当研究新法，使地权与民平均，不至富者愈富，成不平等之社会。”檄文反映了同盟会革命纲领三民主义的基本精神，充分表明了同盟会对这次起义的领导作用，使这次起义具有与旧式会党起义完全不同的新特色。洪江会起义后，姜守旦的洪福会也宣布起义。他们自立旗号，称为“新中华大帝国南部起义恢复军”。在其《布告天下檄文》中，宣称“勿狃于立宪专制共和之成说”，只要汉族中有人首倡大义、推翻满清政府，就可以拥戴他为万世一系世袭的“中华大皇帝”。他们的目标是建立“新中华大帝国”，仍然保持了旧式会党起义的根本宗旨，表明这次起义革命队伍内部的复杂情况。当然，无论是洪江会还是洪福会，其反清排满的根本目标是一致的。因而，起义给了清政府以沉重的打击。清廷先后命湖广总督张之洞、湖南巡抚岑春蓂、江西巡抚吴重熹、两江总督端方调集湖南、湖北、江西、江苏等省新军、防营及团勇四五万人进行血腥镇压。“自洪杨（指太平天国——引者注）以来，清军出兵之众，以是役为最。”起义坚持到次年1月，终归失败。

当萍浏醴起义的消息传到日本时，孙中山与黄兴先后派遣宁调元、胡瑛、杨卓林、孙毓筠、段云书、权道涵、廖德璠、李发根等人分赴湖南、湖北、江苏、安徽、江西等省运动军队，急图响应。可惜，起义很快就失败了，清政府在各省严厉地清查革命党人，刘道一、禹之谟、杨卓林等被捕遇害，宁调元、胡瑛、孙毓筠等人被捕入狱。日后孙中山称萍浏醴起义是“同盟会会员自动之义师”，刘道一等人的牺牲是“为革命同盟会会员第一次之流血”，对于同盟会会员在这次起义中的作用给予了高度评价。

萍浏醴起义的失败，使长江流域的革命力量遭到严重损失。同盟会“知长江各省，一时不足有为，注重两广首义，愈益坚定”。1907年3月，孙中山被日本政府驱逐出境，携胡汉民、汪精卫赴越南，在河内设立指挥西南边境起义的领导机关，准备先攻取广东、广西、云南，进而占领南部七省，然后北出长江，以定中原。为此，1907—1908年，孙中山、黄兴领导同盟会依靠会党的力量在西南边境地区连续举行了六次武装起义。

广东潮州黄冈起义。潮州三合会首领许雪秋（1875—1912）为南洋华侨富商，1906年加入同盟会，被孙中山委任为中华国民军东军都督，之后回国联络会党，谋划起义。萍浏醴起义事发后，许雪秋到香港见冯自由，介绍余丑、余通等会党头目加入同盟会，同时电告孙中山，拟在1907年春节后发动起义。孙中山复电要求必须与惠州、钦州、廉州等地约定同时举动。许雪秋留港等待时机，后决定在1907年5月25日起事。不久，风声渐露，引起了清朝官府对会党活动的密切注意。5月22日，余丑、陈涌波等人决定先发制人，聚集700多人在黄冈城外誓师起义。23日，起义军攻占黄冈，成立军政府，以陈涌波、余丑分别为正、副司令，以“大明都督府孙”或“广东国民军大都督孙”的名义发布安民告示。起义队伍迅速发展到五六千人。两广总督周馥调集潮州镇总兵黄金福和水师提督李准率水陆两军进剿，起义军寡不敌众。27日，陈涌波、余丑为保存实力，决定解散起义军。这次起义仅坚持了几天便告失败。

广东惠州七女湖起义。为了使潮州、惠州两地起义互相策应，孙中山在委派许雪秋筹划潮州起义之后，又派邓子瑜在惠州地区发动。邓子瑜是惠州会党首领，后在香港、南洋经营旅馆业，并加入同盟会。1907年4月，邓子瑜从南洋到香港，委派会党首领陈纯、林旺、孙稳分别在归善、博罗、龙门等地分三路起事。6月2日，陈纯等在惠州城外10公里的七女湖聚众起义，发布反清讨满檄文。起义军连克泰尾、杨村、柏塘等地，直逼博罗县城。两广总督周馥急令驻惠巡防营沈兆麟部进剿，并令李准率进攻黄冈的清军夹击义军。陈纯等得知黄冈起义失败，其他地方未见响应，又无军械接济，不得不宣布解散起义队伍。

广东钦州防城起义。广西三合会首领王和顺（1869—1934），1907年3月加入同盟会，被孙中山委任为中华国民军南军都督，并受命回钦州发动起义。是年9月1日，王和顺率200多人在钦州王光山起义，以“中华国民军南军都督”的名义发布《告粤省同胞书》及《招降满洲将士布告》，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5日，起义军攻克防城，队伍发展到3000人。随后，起义军进攻钦州、灵山，均告失利，因无饷械接济，宣告失败。王和顺退回越南，余部退入十万大山。

广西镇南关起义。广东会党首领黄明堂（1870—1938），后加入同盟会，被孙中山委任为镇南关都督，受命策划镇南关起义。1907年12月2日，黄明堂率众攻占镇南关炮台。3日，孙中山与黄兴、胡汉民等人亲自登上炮台，鼓舞士气。4日，清军援兵进攻炮台，孙中山当即指挥起义军还击，并亲自发炮轰击清军。他颇有感慨地说：“反对清政府二十余年，此日始得亲发炮击清军耳。”当晚，孙中山等人返回越南。随后几日，清军各路援兵猛攻炮台，黄明堂率义军拼命抵抗，终因枪弹告竭，不得不于8日退往越南境内。

两广钦廉上思起义。1908年3月，越南法国殖民当局应清政府的要求，将孙中山驱逐出境。孙中山临行前命胡汉民驻守河内机关部，同时命黄兴为总司令，再次在钦、廉地区发动起义。黄兴受命后，向法商购买一批军械，组织云南旅越侨民200多人为“中华国民军南路军”，于3月27日向钦州进发。起义军连战皆捷，更于4月2日在马笃山大败清军郭人漳部，黄兴威名大振，会党纷纷投军，队伍扩大到600多人。此后，黄兴率领这支队伍在钦、廉、上思一带转战40多天，给清军以沉重的打击。后终因缺乏后援，饷械告竭，黄兴不得不宣布解散队伍，少数人退回越南，大部分人退守十万大山。

云南河口起义。1908年3月，孙中山离开越南之前，在嘱黄兴发动钦廉起义的同时，命黄明堂与王和顺、关仁甫谋划云南河口起义。4月30日，黄明堂率部起义，攻占河口，成立云贵都督府，并以“中华国民军南军都督”的名义发布安民告示，宣布军律，同时发表对外宣言。起义军不断招降清兵，连日攻克新街、万河、南溪等地，准备进攻个旧和蒙自。但由于起义军多为“变兵”，很快就出现军心涣散的局面。5月7日，黄兴受孙中山的委托，以“云南国民军总司令”的名义亲自到河口督师，但也无济于事。与此同时，越南法国殖民当局禁运饷械接济起义军，而云贵总督锡良又调集大军猛烈反扑。26日，河口失守，黄明堂率部600多人退入越南，被法国殖民当局解除武装，强行遣散到新加坡等地。

至此，孙中山与黄兴领导的同盟会在西南边境发动的六次武装起义先后都以失败告终。应该说，这些起义对于打击清朝政府的统治，以及宣传同盟会的革命宗旨和扩大民主革命的影响，都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多次起义的连续失败也产生了一些负面的影响，同盟会内部的一些人更加怀疑孙中山的“边地革命”策略，并进一步加深了这些人对孙中山的不满情绪。这是促使同盟会组织涣散与分裂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徐锡麟、秋瑾与皖浙起义

在孙中山与黄兴领导的同盟会致力于西南边境起义的同时，徐锡麟、秋瑾等光复会骨干成员也在安徽安庆和浙江绍兴密谋发动反清武装起义。同盟会成立以后，蔡元培、章太炎、陶成章等光复会的重要领袖人物都先后加入同盟会，但内地的光复会组织仍然独立存在，“如江、浙、安徽，尚沿光复旧名”。当时，光复会的活动重心已从上海转到浙皖地区，其实际的主要负责人就是徐锡麟与秋瑾。

徐锡麟（1873—1907），字伯荪，别号光汉子，浙江山阴人。1901年，他任教于绍兴府学堂，旋升副监督。1903年游历日本，受留日学生拒俄风潮的影响，产生反满革命思想。1904年，在上海由蔡元培介绍加入光复会。1905年初，受陶成章影响，广泛结纳浙江会党。9月，创办绍兴大通学堂，聘陶成章、龚宝铨等光复会骨干分子为教员，招纳浙江各处会党头目入堂学习兵操，为光复会培养反清革命人才。由于大通学堂《规约》规定“凡本学堂卒业者，即受本学校办事人之节制，本学校学生咸为光复会会友”，因而该学堂便成为光复会联络与组织会党人士的“草泽英雄聚会之渊薮”。大通学堂创办后，“浙江革命之大本营遂由温台处会馆而移于大通学校，即光复会本部之事权亦已由上海而移于绍兴焉”。当时，徐锡麟还与陶成章谋划通过捐官打入清政府内部，以谋取兵权相机起事。于是，徐锡麟捐了个道员。是年底，再赴日本，本拟进军校学军事，因眼睛近视被拒。1906年，从日本回国，以道员身份派往安徽，得到安徽巡抚恩铭（山西巡抚俞廉三的门生，俞是徐锡麟表伯）的重用，被委任为陆军小学堂会办，后升为安徽巡警处会办兼巡警学堂会办。徐锡麟遂以巡警学堂为基地，“并秘密联络驻安庆城外新军，及各处民军”，同时，他还与正主持大通学堂的秋瑾互相联系，密谋安徽与浙江同时举事。

秋瑾（1977—1907），字璿卿，号竞雄，又号鉴湖女侠，浙江山阴人。1904年，东渡日本留学，积极参加留日学生的革命活动，与陈撷芬等人在东京发起共爱会，又与冯自由、刘道一等人在横滨成立三合会。1905年回国，经徐锡麟介绍加入光复会。是年7月，再到日本，加入同盟会，被推为评议部评议员和浙江省主盟人。1906年初，因反对日本文部省颁布“取缔清国留学生规则”而回国，在上海协助创办中国公学。1907年1月，创办《中国女报》，“以开通风气、提倡女学、联感情、结团体，并为他日创设中国妇人协会之基础为宗旨”。3月，回绍兴接任大通学堂督办。秋瑾利用主持校事的时机，联络浙江各处会党，秘密编制光复军，共八军，以徐锡麟为首领，自己为协领，并用“光复汉族，大振国权”八字为八军番号。她为光复军起义起草的檄文称，“今日之时势，有不容不革命者”，“某等眷怀祖国之前程，默察天下之大势，知有不容己于革命，用是张我旗鼓，歼彼丑奴，为天下创。义旗指处，是我汉族，应表同情也。”秋瑾与徐锡麟计划在浙皖两省同时起义。

光复会皖浙起义原计划在7月6日举行，后改为7月19日。6月中旬，绍兴会党裘文高突然召集台州会众于嵊县西乡起义，完全打乱了起义计划，引起了清朝官府对革命党人与会党动向的密切注意。7月1日，光复会会员叶仰高在上海被捕，供出了部分党员的别号或暗号。两江总督端方将所获名单通告恩铭，恩铭又转告巡警处会办徐锡麟，徐见自己的名号赫然在上，知事情即将败露，形势万分危急，于是决定乘巡警学堂学生毕业典礼之机，刺杀恩铭等皖省大吏，率先起事。

7月6日，安徽巡警学堂甲班学员举行毕业典礼。巡抚恩铭、布政使冯煦、按察使联裕等皖省大吏齐集学堂。典礼刚开始，徐锡麟借行礼之机枪击恩铭，恩铭身中七弹，随即死于抚署。徐锡麟与陈伯平、马宗汉率部分学生攻占军械所，不久便被清军包围，双方展开激战，陈伯平战死，徐锡麟、马宗汉等人被俘，后英勇就义。

安庆起义的失败自然牵连到绍兴大通学堂。绍兴劣绅胡某早已向知府贵福告密，官府又查获徐锡麟与秋瑾等人联系的函件，徐锡麟之弟徐伟也供出了乃兄与秋瑾的关系，浙江巡抚张曾敭便决计命贵福带兵到大通学堂捕人。秋瑾得知安庆败讯后，即掩埋军械，焚烧党人名册，疏散学生，而自己决定留守大通学堂，以身殉国。7月13日，清兵包围大通学堂，逮捕了秋瑾等人。15日，秋瑾就义于绍兴轩亭口。徐锡麟、秋瑾领导的光复会皖浙起义至此完全失败。

四、安庆新军马炮营起义

同盟会西南边境历次起义失败以后，革命党人的武装起义策略开始从联络会党转向运动新军。安徽岳王会发动的安庆新军马炮营起义是这个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志。

岳王会是安徽公学教员陈独秀、柏文蔚等人于1904年在安徽芜湖成立的一个革命团体。岳王会继承岳飞抵抗辽金之志，以尽力排满为宗旨，在芜湖设总会，南京、安庆设分会。后来，南京分会在柏文蔚、吴春阳的主持下全体加入了同盟会，芜湖总会也因陈独秀东渡日本而无形消散，岳王会的活动重心自然转移到安庆。岳王会安庆分会由常恒芳设立。1907年，徐锡麟发动安庆起义失败后，清朝官府大肆搜捕革命党人，常恒芳受到牵连，不得不离开安庆。之后，熊成基成为安庆岳王会分会的一个重要领导人。

熊成基（1887—1910），字味根，江苏甘泉人，寄居安徽芜湖。1904年，他考入安徽武备练军学堂，结识柏文蔚、倪映典等人，参加岳王会。后入南京炮兵速成学堂，毕业后任江南新军第9镇炮兵排长。1907年，熊成基调入安庆新军，先后任马营、炮营队官。其“平日革命宗旨，以推翻政府改革政治为主要，不尽系满汉种族之见”。熊成基在军队中颇有威望，士兵多能为他所用，因此，他能在士兵中顺利地开展革命活动。

1908年秋，清政府令湖北、江苏、安徽等省新军在太湖会演秋操。熊成基等革命党人密谋乘秋操之机举行起义，夺取安庆，宣布安徽独立，然后攻占南京，北进中原。不料，清政府以安徽新军第31混成协成立不久，训练未备，令其不必前往会操。熊成基等人的秋操起义计划落空。正在此时，传来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相继去世的消息，清朝官府人心惶惶，革命党人群情激奋，认为这是发动起义的大好时机。

11月19日，熊成基、范传甲、张劲夫、薛哲、田激扬等人秘密会议，决定当晚举行起义，由马营率先发动，炮营响应，然后会攻安庆。会上，熊成基被推为起义总指挥。当晚9时，田激扬率马营按计划发难，熊成基率炮营响应，随即北门外测绘学堂步兵营也发动起来。熊成基便督率马、炮、步各营会攻省城安庆。不料，安徽巡抚朱家宝早有防备，布置守军对安庆城进行严密防守；而原来计划负责打开城门迎接义军的新军2标2营管带薛哲又临阵畏缩，未能按时发动。结果，熊成基率军围攻安庆一昼夜也没有攻下。此时清军援兵已到，起义军内外受敌，只好突围出走。在清军的追击下，熊成基率部退至庐州，内部人心动摇，已无法再战，队伍解散，起义失败。熊成基逃往日本，加入同盟会，后潜赴东北活动。1910年1月30日，熊成基在哈尔滨因臧冠三告发其谋刺满族亲贵载洵，被捕入狱。他在供词中慷慨宣传革命宗旨，声称：“我今早死一日，我们之自由树早得一日鲜血，早得血一日，则早茂盛一日，花方早放一日。故我现望速死也。”2月27日，熊成基在吉林遇难。

安庆新军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对于革命党人武装起义策略的转变有着重要的影响。此前，革命党人的武装起义主要是依靠会党的力量。会党诚然是一种重要的革命力量，但其乌合之众的弱点也是很明显的。同盟会西南边境历次起义失败后，孙中山等人从实际经验中认识到，会党的性质决定“其战斗自不如正式军队”，今后将注意运动军队，尤其是下级军官与士兵。那时，同盟会已经开始注意到运动新军的战略意义。安庆新军起义无疑为革命党人运动新军提供了一个具体的范例，这是革命党人的武装起义策略从联络会党转变为运动新军的契机。

五、广州新军起义与黄花岗起义

当岳王会发动安庆新军起义的时候，同盟会会员倪映典等人也在广州新军中积极活动，密谋策反新军举行反清武装起义。

倪映典（1885—1910），字炳章，安徽合肥人。他先为岳王会会员，后加入同盟会。倪映典毕业于安徽武备练军学堂和南京炮兵速成学堂，曾任江南新军第9镇炮兵队官和安徽新军炮兵管带。后因与熊成基在安庆新军中密谋起义，被两江总督端方购捕，只身南下，改名投广州新军，任炮兵排长。当时，广州新军中流行集会听讲故事。倪映典利用这种形式讲述洪秀全、岳飞、韩世忠、清兵入关、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历史人物事迹与史事，借机宣传反满革命思想，收效甚著。他“既长于煽动，又精力殊绝。其运动新军，乃进步至速，数月已与本团之连排长结纳……至一九九年（己酉）冬，士兵加盟入同盟会者三千余人。”与此同时，朱执信等人也以各种方式在广州新军及广东陆军中学、小学、讲武堂等处活动，发展了不少同盟会会员。这些工作为策动广州新军起义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09年5月，孙中山离开南洋赴欧洲，把南洋党务委托给胡汉民，把军事策划委托给黄兴。10月，胡汉民在香港成立同盟会南方支部，开始策划广州起义。胡汉民、黄兴、赵声在香港统筹规划，以倪映典为运动新军总主任，同时派姚雨平、张醁村运动广州附近的巡防营，朱执信、胡毅生运动番禺、南海、顺德一带的民军。一切准备就绪，起义定于1910年2月24日（农历元宵节）发动。天有不测风云，2月9日，广州新军与巡警因故发生冲突，情况紧急，黄兴与倪映典、赵声等决定提前到2月15日举行起义。10日，事态进一步扩大，部分新军捣毁了巡警局，两广总督袁树勋怀疑有革命党人从中煽动，下令加强戒备，部分新军的枪械被收缴，水师提督李准所部已经全副武装，严密布防。在这危急时刻，倪映典当机立断，决定再次提前起义。12日晨，倪映典持枪冲入炮队一营，当场击毙管带齐汝汉，振臂高呼：“齐管带反对革命，我已杀之矣！凡我同志，与及赞成革命者，请集队随我来！”起义正式发动。倪映典率起义军进攻广州城，在东门外牛王庙遭遇清军李准、吴宗禹部。吴部管带李景濂、唐维炯、童常标以商谈反正条件为由诱倪映典入营中，李为同盟会会员，唐、童为倪之安徽同乡，倪深信不疑，但在倪退出时却被清军机枪乱射击毙。倪映典牺牲后，起义军在失去统帅的情况下仍然与清军激战多时，无奈弹药匮乏，又无接济，次日即宣告失败。

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后，在革命党人内部一度产生悲观情绪。这时，孙中山正在美国与荷马李（HomerLea）、布斯（C.B.Boothe）商谈，试图向美国财团筹借巨款，准备继续革命。3月14日、28日，孙中山连续致电、致函黄兴，提议再次在广东筹备起义。5月13日，黄兴回信说明，孙中山的电、函使迷惘中的革命同志备受鼓舞，“各同志读之，有此极大希望，靡不欢跃之至”。他与赵声商议，“以为广东必可由省城下手，且必能由军队下手”，明确提出仍在广州举行新军起义。

11月13日，孙中山在南洋槟榔屿召集同盟会干部会议，黄兴、赵声、胡汉民及南洋各埠与国内东南各省代表出席，并特邀光复会代表李燮和与会。会议正式决定再次在广州发动起义，具体计划是：先以青年革命党志士500人为选锋，在城内发难，以联络好的新军、防营与附近各处民军即时响应，全力攻占广州，然后以黄兴率一军出湖南趋湖北，以赵声率一军出江西趋南京，长江流域各省起兵响应，会师北伐，一举推翻清王朝。会上，孙中山对这次起义充满必胜的信心，他说：“现在因新军之失败，一般清吏自以为吾党必不敢轻于再试，可以高枕无忧，防御必疏。至新军之失败虽属不幸，然因此影响于军界最巨。吾党同志果能鼓其勇气，乘此良机重谋大举，则克复广州易于反掌。如广州已得，吾党既有此绝好之根据地，以后发展更不难着着进行矣。”会后，各人分头行动，开始进行筹备起义的各项工作。

1911年1月底，黄兴在香港成立起义的统一领导机构统筹部，黄兴为部长，赵声为副部长，下设八课：调度课，负责运动新旧军人，姚雨平任课长；交通课，负责联络江、浙、皖、鄂、湘、桂、闽、滇各省，赵声任课长；储备课，负责购运军械，胡毅生任课长；编制课，负责草定规则，陈炯明任课长；秘书课，负责掌管一切文件，胡汉民任课长；出纳课，负责掌管出纳财政，李海云任课长；调查课，负责侦察敌情，罗炽扬任课长；总务课，负责其他一切杂务，洪承点任课长。另设实行部，专门制造发难炸弹及暗杀用具，由方声洞等人负责。随即，各课分别派人潜入广州，设立秘密据点38处，各自开展活动。

总机关设立后，还开展了各项准备工作。一是筹款。这次起义在海外各地共筹得捐款15.7万多元，其中美洲华侨7.7万多元，南洋英属各埠华侨4.7万多元，南洋荷属各埠华侨3.2万多元。二是购运枪械。在日本、越南、暹罗、香港等地购买枪支800多杆，子弹数万发，以各种方式秘密运往广州。三是组织选锋队。精选一批青年党员骨干作为起义发难的先锋，即所谓“选锋”，选锋队其实就是敢死队，初定500人，后增至800人，各处革命志士争相参加，如林觉民、方声洞等人纷纷写下与亲人诀别的遗书，表示以身殉难的坚定决心。四是联络军界与会党。姚雨平负责联络新军和巡防营，朱执信、胡毅生负责联络番禺、南海、三水、顺德等地的民军。五是联络长江流域等省革命党人响应起义。谭人凤联络两湖；郑赞臣在上海设立机关，联络江苏、浙江、安徽；方君瑛前往桂林，联络广西新军。

4月8日，黄兴在香港统筹部召开发难会议，与会者数十人。会议决定分十路进攻：一路由黄兴率南洋及闽省同志百人攻总督署；二路由赵声率苏皖同志百人攻水师行台；三路由徐维扬、莫纪彭率北江同志百人攻督练公所；四路由陈炯明、胡毅生率民军及东江同志百余人防截旗满界及占领归德、大北两城楼；五路由黄侠毅、梁起率东莞同志百人攻警察署、广中协署，兼守大南门；六路由姚雨平率所部百人占领飞来庙，攻小北门，迎新军入；七路由李文甫率50人攻旗界石马槽军械局；八路由张醁村率50人占龙王庙；九路由洪承点率50人破西槐二巷炮营；十路由罗仲霍率50人破坏电信局。此外，另设放火委员，于租界租屋九处，以备临时放火，扰其军心。会议推定赵声为总司令，黄兴为副。

起义日期原定于4月13日。这时发生了两起意外事件：一是革命党人吴镜从香港运炸弹往广州被清兵查获被捕，二是同盟会会员温生才刺杀了广州将军孚琦。这自然使清方加强戒备。同时，海外华侨的捐款与从日本等地购买的枪械又尚未到齐。于是，统筹部决定将起义日期推迟至4月26日。

4月23日，黄兴先行潜入广州，在小东营五号设立起义总指挥部，并最后改定起义日期为4月27日。当时，由于清方早已觉察到革命党人有起事的动向，两广总督张鸣岐、广东水师提督李准业已加强防备。广州城里的空气十分紧张。面对这种情况，对于是否如期起义的问题，革命党人内部发生意见分歧，陈炯明、胡毅生等人主张缓期再举，喻培伦、林文等人坚决主张立即起义。黄兴一度举棋不定，后在喻、林等人言行的激励下，决心拼死一搏。4月26日晚，黄兴与同志会议，根据尚有不少党人没有到的具体情况，决定将原计划十路进攻缩减为四路：黄兴一路进攻总督署，陈炯明一路进攻巡警教练所，姚雨平一路攻打小北门迎巡防营与新军入城；胡毅生一路攻打大南门。起义时间定在27日下午5时半。结果，陈炯明、胡毅生、姚雨平三路因故没有发动，事实上只有黄兴一路孤军奋战。

4月27日下午5时半，黄兴如期宣布起义，亲率选锋百余人进攻总督衙门。然而，两广总督张鸣岐早有准备，已先期逃到李准的水师行台。“死士多人以攻入督署，空洞无一人。观其情形，有如二三日前去者。”黄兴等人从督署撤出时正与李准和张鸣岐的卫队相遇，激战中党人死伤多人，黄兴的右手也被打断两指。他们突围之后兵分三路：黄兴率10人欲出大南门与巡防营相接；徐维扬率花县40人欲出小北门迎接新军；其余川、闽同志及海防、南洋同志进攻督练公所。可惜，巡防营与新军并没有起来响应起义。因此，这次起义只有黄兴率百余名选锋在城中左冲右突，孤军奋战，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尽管如此，革命党人在这次起义中都表现得非常英勇壮烈，可歌可泣。喻培伦“一人当先，抛掷炸弹，防勇为之披靡，后失手遇害”；李文甫“先攻督署时，非常猛烈，既出，伤其足，后为虏俘，从容谈笑以死”；朱执信“攻督署时，奋勇当先，迥非平日文弱之态”；林文、林觉民等福建同志“多在东毕业专门学校者，年少俊才，伤心俱烬”。据统计，这次起义牺牲的革命党人有姓名可考者共86人，其中有72人的遗骸后来被党人潘达微收葬于广州东郊白云山麓的黄花岗，此即著名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因此，这次起义也被称为黄花岗起义或黄花岗之役。又因起义那天为农历三月二十九日，这次起义又被称为广州“三•二九”之役。

黄花岗起义是同盟会几乎倾注了全部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所组织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武装起义。起义的失败给同盟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如孙中山所言，“吾党菁华，付之一炬”；但这次起义也沉重地打击了清朝统治者，尤其是烈士们用鲜血与生命激起了革命党人与全国人民的反清革命怒潮，“然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则斯役之价值，直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可以说，正是革命党人坚持不懈的努力，才有武昌起义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