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通史——国会大请愿运动

清政府在颁布《九年筹备立宪清单》后，希望照单进行预备立宪。按照这个清单，清政府将要进行九年的“预备”工作，方才召开国会。这与立宪派的要求有很大的差距。如前所述，立宪派一般是希望在两三年内即开国会的。因此，虽然清政府设立了作为“议院之基础”的谘议局和资政院，但并不能满足立宪派的愿望。“国民知谘议局之见厄于政府，资政院又为非驴非马之议会，俱不可恃，因有联合请愿国会之举。”1910年，以各省谘议局为中心，在立宪派的领导下，先后多次发动了全国性的国会请愿运动，要求速开国会。国会问题一时成为全国舆论的焦点。

一、第一、二次国会大请愿的失败

第一次国会大请愿运动酝酿于1909年10月各省谘议局成立之际，具体发起人为江苏谘议局议长张謇。当时，张謇与江苏巡抚瑞澂及立宪派骨干分子雷奋、杨廷栋、孟昭常、许鼎霖商议，议定由瑞澂联合各省督抚请速组织责任内阁，由张謇联合各省谘议局请速开国会，并派杨廷栋、方还、孟昭常三人分途前往各省进行具体的联络工作。。与此同时，张謇还发表《请速开国会建设责任内阁以图补救意见书》，以为舆论鼓吹。文中提出：国势危急，“救急之法，惟有请明降谕旨，声明国势艰危，朝廷亟欲与人民共图政事，同享治安，定以宣统三年召集国会，未至以前，设有大政咨询，并得开临时国会”。

经过一个多月的多方联络，各省代表陆续抵达上海。12月18日，各省抵沪代表齐集跑马厅预备立宪公会事务所，召开“请愿国会代表团谈话会”，以福建谘议局副议长刘崇佑为主席，江苏谘议局议员孟昭常和福建谘议局书记长林长民为书记。从18日至25日，共开会六次，所议事项为：（1）以代表到沪先后次序确定会中席次；（2）确定27日为正式代表会日期；（3）汇集各省签名簿；（4）确定签名以各省谘议局议员为限；（5）推举呈稿起草员；（6）公推直隶孙洪伊为递呈领衔人；（7）决定递呈具名法以对付都察院新章规定；（8）决定大会后数日代表进京；（9）确定进京代表团规约12条，约束进京代表一致行动；（10）推选方还、罗杰、刘兴甲、刘崇佑四人为代表团干事；（11）议各省谘议局联络办法（未决）。27日，正式召开代表大会，讨论呈稿，并作修正，确定请愿大旨“在速开国会，于二年内召集之，明年先开临时会一次”。出席大会的代表共有16省51人，推定各省进京代表为：直隶孙洪伊、张铭勋、王法勤，江苏吴荣萃、方还、于定一，山东周树标、朱承恩，湖南罗杰、刘善渥，湖北陈登山，河南彭运斌、宫玉柱，浙江应贻诰、吴赓廷、郑际平，福建刘崇佑、王邦怀、连贤基，江西闵荷生、聂传曾，广东沈秉仁，广西吴赐龄，奉天永贞、刘兴甲，吉林与黑龙江两省为李芳。另外，安徽、山西人数未定，陕西、甘肃、四川、云南、贵州因路远未有代表与会，只好致电通告。30日，在沪各省代表又开会议决修正呈稿，改二年召集及明年临时会之议为一年，并请速定议院法、选举法。

各省请愿代表在上海会议期间，受到了上海各团体的热烈欢迎。张謇连日出席预备立宪公会和谘议局研究会等团体为各省请愿代表特设的饯行会，并作《送十六省议员诣阙上书序》以为勉励。他希望代表“秩然秉礼，输诚而请”，认为“得请则国家之福，设不得请而至于三至于四至于无尽，诚不已，则请亦不已，未见朝廷之必忍负我人民也。即使诚终不达，不得请而至于不忍言之一日，亦足使天下后世知此时代人民固无负于国家，而传此意于将来，或尚有绝而复苏之一日。”此序为各省代表确立了连续请愿的宗旨。

1910年1月，各省请愿代表团到达北京，并于16日向都察院呈递了由孙洪伊领衔的请愿书。请愿书明确地以“速开国会”为主旨，首先从内政与外交两方面说明开国会“一日而不可缓”，然后进一步尖锐地指出国会关系到大清王朝的安危问题，“有国会，则与之对待之责任内阁始能成立。国会有议政之权，然后内阁得尽其职务；内阁负全国之责，然后皇上益处于尊荣。显可以末虑助圣主之聪明，隐可以公论消奸人之反侧。”因此，请愿书认为“根本中之根本计，宜速开国会”，并吁请“皇上速降谕旨，颁布议院法及选举法，期以一年之内，召集国会”。当时都察院没有立即代奏。

请愿代表本欲求见都察院都御史，但未被接见，于是他们遍谒王公亲贵大臣，以求疏通。21日，请愿代表晋谒军机处王大臣。庆亲王奕劻与那桐“均表赞成之意”。鹿传霖认为：“既设谘议局，何须复开国会？”代表详为解释，鹿“仍未得要领”。戴鸿慈认为：“各种预备尚未完全，能否速开国会？”经代表解释，戴表示“深以为然”。23日，见军机大臣世续，晓之以情，动之以理，使世续“为之动容”。27日，又见满族亲贵。肃亲王善耆、贝子溥伦、镇国公载泽“均辞不见”；贝勒载涛“言极望国会早开，庶几可挽危局”；贝勒毓朗“言定当竭力相助”。28日，再见资政院总裁贝子溥伦，溥伦虽然认为“资政院与国会无异，何必急开国会”，但又表示“如果奉旨准开国会，我亦甚愿”。与此同时，直隶总督陈夔龙、两广总督袁树勋与奉天、吉林、山东等省巡抚，以及出使各国大臣均致电政府，“请俯从舆论，速开国会”。御史江春霖特上专折“奏请缩短国会年限，词极恳切”。甚至旗籍人民也“联合同志，公举代表，赴都察院呈请代奏速开国会”。在这种情况下，都察院只好将各省代表与旗民的请愿书一同上奏。

1月30日，朝廷发布上谕，对国会请愿予以委婉拒绝，仍然坚持九年预备立宪期限不变。上谕在表彰请愿代表的“爱国悃忱”之后，声称：朝廷也是“深冀议院早为成立，以固邦基。惟我国幅员辽阔，筹备既未完全，国民智识程度又未画一，如一时遽开议院，恐反致纷扰不安，适足为宪政前程之累……宪政必立，议院必开，所慎筹者，缓急先后之序耳……俟将来九年预备业已完全，国民教育普及，届时朕必毅然降旨，定期召集议院。”第一次国会大请愿失败。

国会请愿代表对这次请愿的失败早有思想准备。此前，他们向各省谘议局通告说：“兹事体大，断非一呈所能得效。”各省请愿代表为联合行动曾经组织“请愿速开国会同志会”，“以求合力进达之道”。请愿失败后，代表们又致书各省团体，呼吁广泛支持，并采取进一步的行动。2月6日，在京国会请愿代表议决善后办法：（1）继续进行第二次请愿，请愿代表或留京活动，或回省分头运动；（2）组织请愿即开国会同志会，在各省尽快设立分会；（3）开设报馆，创办日报；（4）设立各省谘议局联合会。7日，请愿即开国会同志会在京开会议决，暂以京师代表团为开会总部，并致电各省绅、商、学团体，要求各省从速成立分会，选举代表进京，再上请愿书。此举得到各省学会、商会的积极支持。与此同时，黎宗岳、陈佐清等人还在京城组织国会期成会，作为请愿即开国会同志会的后援会。

请愿即开国会同志会以“请求政府即开国会”为目的，设总部于上海，设支部于北京及其他各地，其会员“皆有鼓吹舆论，游说各种社会请愿，以促国会早开之责”。为了发动广大民众进行第二次请愿，同志会决定由江苏、广东、直隶三省派员分途运动海外华侨及邻近省份。具体分工：由直隶派员前往东三省、山东、山西、河南诸省，江苏派员前往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诸省，广东派员前往海外华侨并广西、福建诸省，“联络游说，期以大张旗鼓，震撼耳目，诚知此举于继续进行上甚有实力，虽劳费而有所不计”。决议还规定：所派游说各员即为同志会特派员，不局限于谘议局议员，也可以是商会、教育会干事；特派员到各省必须力促其早日成立同志会支部，并游说各省商会、学会及其他团体各举代表，继起请愿，同时要求各团体通过办报刊杂志、发传单、作演说等形式进行宪政知识宣传；特派员须请各省自行通告各府、厅、州、县商会、学会、自治研究会开会演说，尽力发动基层民众，各省以绅民名义自举代表上书请愿，签名之人必须普遍于各府、厅、州、县，不可限于省城，人数多多益善，既可厚集势力，又可唤起一般国民。这次请愿运动的发动对象，业已超越各省谘议局议员的限制，而遍及谘议局及以外的各级商会、学会、自治研究会等团体成员和海外华侨，甚至于最基层的一般民众，可以说真正具备了全国意义的代表性。

4月初，请愿即开国会同志会改订章程，正名为“国会请愿同志会”。据其《规约》规定，同志会设总部于北京，设支部于各省及各埠。同时，国会请愿同志会发布《意见书》，以速开国会为“救亡之第一策略”，并系统地阐述了速开国会的主张。第一，认为速开国会可以革除君民情感不通、官僚不负责任以及财政困难等一切贫弱之源。第二，严正地驳斥了官僚反对速开国会的诸如资政院与国会相似、人民智识程度不够、宪政预备各事尚未完全等理由。第三，认为开国会当有政党之预备，国会请愿同志会为政治结社，正与政党相近。与此同时，在京请愿代表商议创办《国民公报》，作为宣传速开国会的舆论机关。

5月底6月初，经过几个月的联络与发动，各省商会、学会等团体或绅民请愿代表陆续进京，海外华侨请愿代表也专程回国，举行第二次大请愿的时机逐渐成熟。总计这次进京请愿代表约有150人，参加请愿签名者达30万人，规模远远超过第一次。

6月16日，进京请愿代表齐集都察院，共呈递10份请愿书。各团体代表及其领衔人如下：直省谘议局议员代表孙洪伊，各省商会代表沈懋昭，江苏商务总会代表杭祖良，南洋雪兰峨二十六埠中华总商会代表兼澳洲华侨代表陆乃翔，旅澳全体商民代表陆乃翔，直省教育会代表雷奋，江苏教育总会代表姚文枬，各省政治团体代表余德元，直省绅民及旗籍绅民代表李长生、文耀，东三省绅民代表乔占九。各份请愿书侧重点不同，实际上是从多方面论证了速开国会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基本结论都是主张在一年之内召开国会。

随后，各团体请愿代表还上书摄政王载沣。一方面，痛切地指出，在此内忧外患国势危急之时，只有开国会才是“弭乱救亡之策”；另一方面，痛斥阻挠速开国会的大臣“皆自全躯命保禄位之臣，惮于改革而或不利于身家者”，“直为戊戌、庚子新政罪人之续，而为国家万年根本之蠹”。与此同时，各团体请愿代表又集体上书政府，更加沉痛地说明，如果不能速开国会，则政府机构就将无法正常运作，因而难以承担弭乱救亡的重任，“汉唐元明末造之祸，必将复见于今日”。他们大发警世危言：“与其俟大难已作同遭玉石俱焚之惨，何不及今力持大体，俯顺民情，速开国会，以弭乱于无形乎？”

6月21日，都察院将请愿书上奏朝廷。朝中大臣意见分歧，或“力主以严旨震嚇，以免哓哓不休”，或以为“民心不可失，民怨不可积，仍须婉言对付，以免酿生意外枝节”。《国会请愿近情种种》，见1910年6月26日《时报》，上海。27日，摄政王载沣召见会议政务处王大臣，召开御前会议，“各王大臣多谓宪政尚在预备，国会不能骤开，且借口各省荒灾、匪乱，驳阻请愿；摄政王深以为然”。结果，对于第二次国会大请愿，朝廷采取了比上次更加严厉的态度。上谕表示“仍俟九年筹备完全，再行降旨定期召集议院”，并严词申明“毋得再行渎请”。第二次国会大请愿又以失败告终，但立宪派并不甘心。

二、第三次国会大请愿与清政府宣布缩改立宪期限

第二次大请愿失败以后，各省纷纷致电在京请愿代表，鼓励继续请愿，希望请愿代表“力持上第三次请愿书，为民请命勿懈”。在京请愿代表通电各省，表示了继续请愿的坚定决心：“务必再作第三次请愿之举，矢以百折不挠之心，持以万夫莫拔之力，三续，四续，以至十续，或可有望成功”。于是，他们又发动了第三次国会大请愿运动。

为此，在京请愿代表会议议决进行办法：（1）变更请愿代表团组织。原来的请愿代表团组织以谘议局议员代表为限，现扩大范围，各界在京代表一律加入；投票选举孙洪伊、方还、陈登山、黎宗岳、周树标、吴赐龄、邓孝可、文耀、李素、郭卫村等10人为职员，雷奋、汪龙光、刘善渥、黄为基、孟昭常、王法勤、徐公勉、刘荣泽等8人为编辑，任期半年，可连选连任。未当选的代表均为代表团评议员。（2）代表团选派专员分往各地游说联络，推广府、厅、州、县分会，发表演说，赶办签名册，为请愿作切实准备。（3）具体准备第三次请愿。第三次请愿定于次年二月（农历）举行；签名普及于农工商各界，人数每省至少百万以上；签名册由北京事务所拟定，分发各省分会，并转发各府、厅、州、县分会，限于十二月汇齐，送交北京代表团事务所；正式请愿时，各府、厅、州、县须派代表一二人到京，近省至少须100人以上，远省至少须50人以上；本年九月，先进行间接请愿，办法有三：代表团向资政院上请愿书，各省谘议局及各团体同时向资政院上请愿书，各省谘议局及各团体同时呈请督抚代奏。请愿代表关于联络农工商各界继续请愿的决议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遍支持。

7月1日，留日学生千余人在东京锦辉馆集会，声援北京请愿代表团，表示要“联合全国军学商绅各界团体，结成一大团体，合力为第三次之请求”。稍后，湖北、四川、山东、陕西等省纷纷派出第三次请愿代表进京活动；美洲、澳洲和日本华侨也致电支持继续请愿，并派代表参加请愿运动。当然，各省谘议局仍然是请愿运动的主要力量。8月10日，各省谘议局联合会成立，速开国会是其重要的议题，更是对请愿运动的有力支持。江苏谘议局议长张謇甚至设想由各省谘议局议长亲自出马，组成议长请愿团，“以结前二次代表团之局，而别开第三次请愿之新面目”。与此同时，由立宪派主办或控制的报刊，如《东方杂志》《时报》《国风报》《国民公报》等，也相继发表许多文章，为国会请愿进行舆论鼓吹。国会请愿同志会还从《国风报》上选录梁启超的《论政府阻挠国会之非》和《为国会期限问题敬告国人》两篇文章，编为《国会鼓吹》的小册子，进行舆论宣传。

8月15日，国会请愿代表团召开评议会，讨论进行方法。会议议决：（1）要求各团体代表至迟须在八月（农历）以前来京，按原计划拟于九月上书资政院，请开国会。（2）向各省谘议局联合会提议：国会不开，应实行不纳税，要求各省谘议局及各省民选资政院议员在国会未开以前不得承认新租税；各省谘议局今年常年会，只限要求速开国会一议案，如不达目的，各局即同时解散。9月29日，因资政院即将开院，请愿代表团召开特别会议，决议上书监国摄政王、会议政务处和资政院，立即进行第三次国会请愿。

10月7日，国会请愿代表团开始第三次上书请愿活动。当天，在孙洪伊等请愿代表整队出发之际，奉天旅京学生赵振清、牛广生等17人突然来到，交给请愿代表一封信，“力陈国家瓜分在即，东三省土地已先沦亡，非速开国会不能挽救，二次请愿国会无效，今第三次请愿，势不能再如前之和平”，表示要“以血购国会”，随即拔刀“欲剖腹绝命以明心迹”，经代表苦劝未遂，牛、赵二人迅即从自己左腿、右臂割肉一块，在致代表书上摩擦数遍，惨不忍睹，并高呼“中国万岁”、“代表诸君万岁”，拭泪负痛，跄踉而去。代表们颇为感动，带着全国人民的殷切期望，毅然前往上书监国摄政王。当天因载沣不在府上，上书由肃亲王善耆代为转交。

10月9日，请愿代表孙洪伊等又上书资政院，仍然从挽救国势危亡的角度立论，要求速开国会。请愿书认为“今中国非实施宪政，决不足以拯危亡”，而“责任内阁者，宪政之本也；国会者，又其本之本也”。因而请求资政院尽快提议“于宣统三年内召集国会，并请提前议决代奏”。随后，请愿代表又遍谒庆亲王奕劻、肃亲王善耆、贝勒毓朗、镇国公载泽、军机大臣那桐和徐世昌，“力陈国会不可不开之理由，及民人渴望速开国会之情状，痛哭流涕，王公大臣均为之动容”。

孙洪伊等请愿代表上书资政院后，各省谘议局联合会以及海外华侨代表汤觉顿也相继向资政院呈递了陈请书。资政院对此非常重视。10月22日，在民选议员的强烈要求下，资政院提前议决并通过了速开国会议案，随后便具折上奏。资政院的行动，是对国会请愿运动的极大支持。

第三次国会请愿运动与上两次不同的是，立宪派在这次请愿中还发动了广大人民群众进行了声势浩大的请愿游行。10月5日，直隶各界人士1000多人在李向辰、温世霖、阎凤阁等人率领下，列队前往总督衙门请愿，要求总督陈夔龙代奏速开国会的请愿书，迫使陈应允代奏。10月16日，河南国会请愿同志会在开封游梁祠开会，各界人士3000多人到会，当场签名，然后列队到巡抚衙门请愿，巡抚宝棻接见代表杨源懋、王敬芳等人，允为代奏速开国会的请愿书。10月23日，山西太原人民群众1000多人在劝工陈列所集会，通过速开国会请愿书，谘议局议长梁善济等人在请愿书上签名，并到巡抚衙门请愿，巡抚丁宝铨允为代奏。同日，陕西谘议局和国会请愿同志会组织召开了1万多人参加的请愿大会，会后列队游行到巡抚衙门请愿，签名者达5000多人。10月30日，福建各界群众5000多人游行到总督衙门请愿，闽浙总督松寿接受了请愿书。当天，四川国会请愿同志会召开由各界人士6000多人参加的请愿大会，并在谘议局正、副议长蒲殿俊、萧湘的带领下前往总督衙门请愿，总督赵尔巽应允代奏。11月2日，贵州省城召开请愿大会，钱登熙等4000多人游行到巡抚衙门请愿。湖北汉口国会请愿同志会多次组织集会，并向谘议局递交陈请速开国会建议书，要求转呈总督代奏。奉天全省20多个城市举行了集会，各地参加群众均在1万人以上，并拟到省城请愿，签名者达30多万人。各省谘议局一般都通过了呈请代奏速开国会的议案，并致电军机处要求速开国会。甚至落后闭塞的甘肃也推举了代表进京请愿。这次请愿所动员的人民群众的广泛性及其规模之大，是前两次无法比拟的。

10月25日，东三省总督锡良、湖广总督瑞澂、两广总督袁树勋、云南（贵）总督李经羲、伊犁将军广福、察哈尔都统溥良、吉林巡抚陈昭常、黑龙江巡抚周树模、江苏巡抚程德全、安徽巡抚朱家宝、山东巡抚孙宝琦、山西巡抚丁宝铨、河南巡抚宝棻、新疆巡抚联魁、江西巡抚冯汝骙、湖南巡抚杨文鼎、广西巡抚张鸣岐、贵州巡抚庞鸿书，联名致电军机处，主张内阁、国会同时设立，请为代奏。他们认为：“内阁、国会，为宪政根本……舍此则主脑不立，宪政别无著手之方；缺一则辅车无依，阁、会均有逾辙之害。程度不足，官与民共之，不相磨励，虽百年亦无所进；法律难定，情与俗碍之，互相参考，历数年可望实行。”因而奏请“立即组织内阁”和“明年开设国会”。这对请愿运动更是一个有力的声援。

在这种情况下，清廷不得不作出一定的让步，决定缩短预备立宪期限。至于应该缩短多少年为好呢？直隶总督陈夔龙电奏，主张先设内阁，三年后再召集国会，即认为缩短三年为好。资政院总裁溥伦被载沣召见时，也认为“大抵至少之非缩短三年，不足以餍天下之望”。

10月28日，清廷谕令将资政院具奏与各省督抚电奏的奏折交给会议政务处王大臣公同阅看，预备召见。当时，“道路传闻，恒有缩短三年之说”，消息传播开来，国会请愿代表颇为不满。他们立即上书政务处王大臣，从内政、外交两方面申论实在没有必要再等三年，“于期年以内召集国会，决无迫促之虑、障碍之端，王大臣幸勿过事疑虑，而令天下人民再三吁请”。11月1日，以锡良为首的各省督抚也再次联名致电军机处，请为代奏，力主“仍将内阁、国会同时并举，以慰民望”。

11月3日，载沣召见会议政务处王大臣，召开御前会议，咨询以作决策。毓朗主张先设内阁再开国会，“庶君权不至为民权所抑”。载泽颇以为然，并明确提出“应明定宣统五年召集国会”。载沣“极是二人之议，遂决定国会定限缩短三年”。4日，清廷发布上谕，宣称：“今者，人民代表吁恳既出于至诚，内外臣工强半皆主张急进，民气奋发，众论佥同，自必于人民应担之义务，确有把握，应即俯顺臣民之请，用协好恶之公。惟是召集议院以前，应行筹备各大端，事体重要，头绪纷繁，计非一二年所能蒇事，著缩改于宣统五年，实行开设议院。先将官制厘订，提前颁布试办，预即组织内阁。迅速遵照钦定宪法大纲，编订宪法条款，并将议院法、上下议院议员选举法，及有关于宪法范围以内必须提前赶办事项，均著同时并举，于召集议院之前，一律完备，奏请钦定颁行，不得少有延误。总之，决疑定计，惟断乃成。此次缩定期限，系采取各督抚等奏章，又由王大臣等悉心谋议，请旨定夺，洵属斟酌妥协，折衷至当，缓之固无可缓，急亦无可再急，应即作为确定年限，一经宣布，万不能再议更张。”预备立宪的计划被提前到宣统五年（即1913年）完成，事实上比原来的九年筹备计划缩短了三年。应该说，第三次国会大请愿虽然没有达到第二年即开国会的目的，但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三、请愿运动的继续与清政府的压制

清政府在宣布缩短国会期限的同时，还发布了一道遣散国会请愿代表的上谕：“现经降旨，以宣统五年为开设议院之期，所有各省代表人等，著民政部及各省督抚剀切晓谕，令其即日散归，各安职业，静候朝廷详定一切，次第施行。”随后，清政府又组织京城商学各界人士举行庆祝活动。据报载，当时“京城东西长安街及正阳门外大街，皆张灯悬旗，达旦未息，灯上皆大书‘庆祝国会’四字，观者塞途”。京师督学局更是特令学生提灯游行，“军乐前引，口唱爱国歌，齐至大清门石栏杆外，三呼万岁”。场面看似热闹非凡，但此举无非意在粉饰太平，并不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真心表露，“百姓似无感动意，谓此为官场所嘱咐”，人民自然心知肚明。与此同时，也有江苏、浙江、贵州等省谘议局及一些团体，致电资政院表示庆贺之意。但是，这只是少数立宪派人士的行为，大多数立宪派颇为不满，甚至不少资政院议员也不以为然。议员李素表示：“今速开国会之目的不能达，人民失望，而江浙独争先电贺，以懈怠民气，本员甚觉痛心。”易宗夔提议资政院再次议决具奏“请再行缩短年限”，众议员拍手赞成。随着多数人民的不满，请愿运动仍将继续。

11月5日，国会请愿代表团遵旨宣布解散，并发布《通问各省同志书》，对三次请愿仅得国会期限缩短三年的结果深表“痛心”。同时，国会请愿同志会则议决了继续进行的办法：（1）暂时遵旨取消国会请愿代表团，日后请愿，另行组织。（2）国会请愿同志会的宗旨本来不仅在请愿，还在灌输一般国民之宪政知识，其原章规定非国会成立后不得解散，故应保留，作为同人通信联络机关。（3）宣统五年（1913年）召集国会的成命难以遽请收回，可多方面督促要求在四年（1912年）春间或秋间召集。（4）设法参预宪法、议院法、选举法及官制、内阁组织法的编订。（5）改组政党宜慎重从事，先举人起草纲要，再与各地商议组织办法。（6）切望各省继续进行国会请愿，一面促动政府，一面唤起民气，既可为将来倡议宣统四年召集国会之动机，又可使一般国民希望宪政之热度再进一步。

各省纷纷致电国会请愿同志会，要求国会请愿代表不要解散出京，应继续请愿，力争速开国会。尤其奉天、直隶等省人民，还发动了第四次请愿运动。

东三省与直隶历年来深受日、俄等列强侵略之害，民族危机异常严重，各界人士痛感救亡图存迫在眉睫，因而在历次国会请愿运动中表现非常活跃。第三次请愿失败后，奉天各界人士群情激愤，决计进行第四次请愿。12月2日，奉天省城学生数十人到谘议局面见正、副议长吴景濂、袁金铠，割指刺股写血书，恳求继续请愿速开国会。12月4日，奉天省城又有数千学生游行到总督衙门请愿。12月6日，奉天谘议局联络教育总会、农务总会、商务总会、惠工公司、承德自治会、清真教、请愿即开国会同志会8个团体和全省46州县代表1万多人，游行到总督衙门请愿，东三省总督锡良接见代表，并表示愿意代奏请愿书。次日，锡良上奏，力陈东三省人民请愿速开国会之良苦用心，恳请朝廷“俯允所请，再降谕旨，定于明年召集国会”，并表示愿以自己的官职作担保，“如以臣言为欺饰，请先褫臣职，另简贤能大员，以纾边祸，臣不胜迫切待命之至”。朝廷严词谕令：“缩改开设议院年限，前经廷议详酌，已降旨明白宣示，不应再奏。东三省地方重要，该督有治事安民之责任，值此时艰，尤应力任其难，毋许借词诿卸，致负委任。”

12月11日，奉天各界推举的全省人民代表董之威、刘焕文等人，在广大群众的热烈欢送下，启程进京请愿。21日，奉天代表向资政院呈递请愿书。随后，又拜谒奕劻、那桐等王公大臣，并上书监国摄政王载沣。24日，清廷谕令将东三省（奉天）请愿代表遣送回籍，并严厉压制各地请愿运动。上谕称：“今又有以东三省代表名词来京递呈，一再渎扰，实属不成事体。著民政部、步军统领衙门立即派员，将此项人等迅速送回原籍，各安生业，不准在京逗留……此后倘有续行来京借端滋扰者，定惟民政部、步军统领衙门是问。各省如再有聚众滋闹情势，即非安分良民，该督抚等均有地方之责，著即懔遵十月初三日谕旨，查拿严办，毋稍纵容，以安民生而防隐患。”随后，奉天请愿代表被军警强行押送出京。

在奉天人民请愿运动的影响下，直隶各界人士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请愿运动。12月20日，直隶学界、商界与谘议局等团体3000多人集会游行到总督衙门请愿，迫使总督陈夔龙应允代奏。次日，陈夔龙上奏，朝廷严谕：国会期限“岂能再议更张？著该督懔遵上次谕旨，剀切宣示，不准再行联名要求渎奏”。陈夔龙本来较为顽固，于是借机肆意压制群众请愿活动，反而激起更大的请愿风潮。22日，天津学界代表在自治研究所开会，推举进京代表，决议各省在津学生派人回省发动，并以“旅津全国学界国会请愿同志会”的名义通电各省谘议局及教育会、商会，呼吁各界支持，“速起以为后援”。在天津学生的号召下，直隶、奉天、四川、湖北等省学生也纷纷行动起来，罢课停学，刊印传单，游行请愿，要求速开国会。学界请愿风潮渐有蔓延全国之势，引起了清政府的极大恐慌。1911年1月2日，清廷谕令各省督抚严厉弹压请愿学生。上谕称：国会期限已定，“不安本分之徒，借速开国会为名，仍复到处鼓惑。各学堂学生，多系年幼无知，血气未定，往往被其愚弄，轻发传单，纷纷停课，聚众要求。闻奉天、直隶、四川等省均有此项情事，恐他省亦在所不免。似此无端荒弃正业，奔走呼号，日久恐酿成他变，贻害民生……前已面谕学部尚书唐景崇通饬各省严行禁止。著各省督抚再行剀切晓谕，随时弹压，严饬提学使及监督、提调、堂长、监学等，按照定章，随时开导、查禁，防范未然。倘再有前项情事，立即从严惩办，并将办学人员一并重处，以儆其余。如或仍前玩愒，以致滋生事端，定惟该督抚等是问。”为了惩一儆百，直隶总督陈夔龙逮捕了天津学界领袖、普育女学堂校长温世霖，以“此次在津竟敢假请愿国会为名，结众敛钱，已属有害地方”和“擅捏通国学界同志会名义，妄称会长，遍电各省，广肆要结，同时罢课，意图煽惑，居心实不可问”为辞，奏请“严行惩儆”。1月9日，清廷谕令：“温世霖著即发往新疆，交地方官严加管束，以遏乱萌而弭隐患。”在清政府的高压之下，以奉天、直隶为中心的第四次国会请愿运动也以失败告终。

请愿运动的失败，暴露了清王朝专制统治的真面目，使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立宪派人士逐渐舍弃对政府的幻想，最终走上反清革命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