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通史——收回利权运动与保路风潮

一、收回利权运动勃兴

20世纪初，列强在所谓“保全主义”的幌子下对中国实行变相的瓜分政策，它们大肆在华掠夺铁路、矿山及其他利权，通过经济渗透等方式使中国处于事实上被瓜分的境地。控制铁路的修筑与经营权是列强侵华的重要手段，“现在列强，其和平瓜分中国手段，又只在得我铁路敷设权而已。铁路所至，即其兵力与移民之所至，而附近之矿产，亦为彼所有。故分得土地之多少，即以所得路线之多少为比例。”“亡人国之法，计无巧妙于铁路者。”路矿利权关系到国家的存亡，不甘屈服的中国人民掀起了反帝爱国的收回利权运动，其中尤以收回铁路、矿山利权的斗争最为激烈。

收回路权运动肇始于湖南、湖北、广东三省人民收回粤汉铁路主权的斗争。1898、1900年，清政府由盛宣怀经手与美国合兴公司相继签订《粤汉铁路借款草合同》《粤汉铁路借款续和约》，规定粤汉铁路由合兴公司承造，全体工程在5年里完成。但是，由于合兴公司资本有限，筑路工程进展极为缓慢，直到1904年初，才建成该路南端广州至三水仅90华里的支线，干路全未开工；与此同时，合兴公司又将2/3的股票私自售给比利时人，改由比利时人建造粤汉铁路北段。比利时以法国与俄国势力为后台，“比用法款，权即属法，卢汉铁路即已如此。若湘路再归比、法，法素助俄，合力侵占路权，其害不可思议。”合兴公司私售股权，不仅违背了原订合约，而且可能使粤汉铁路置于美、比、法、俄多国控制之下，致使中国路权丧失。消息传出，舆论哗然。湖南、湖北、广东相关三省绅商士民纷纷上书当道，要求废约自办。湘绅公呈公电“力请废约，归湘自行承办”；鄂省绅民“亦群起力争”，广东商务局议决“力争废约”。湘、鄂、粤三省绅民的反帝爱国行动，不仅得到其他各省人民的积极响应，而且得到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岑春煊、湖南巡抚赵尔巽及其继任陆元鼎等地方大吏的大力支持。经过张之洞及驻美公使梁诚等人一年多的反复交涉，1905年8月29日，中美双方签定了《收回粤汉铁路美国合兴公司售让合同》，中国支付美国合兴公司675万美元，赎回粤汉铁路自办。此举开创了赎路自办的先例，鼓舞了各地人民收回路权的斗争。

在收回粤汉铁路斗争胜利的鼓舞下，直隶、山东、江苏三省人民开展了收回津镇铁路的斗争。1899年，清政府由督办津镇铁路大臣许景澄等人与英、德两国银行签订了津镇铁路借款草合同，规定将津镇铁路以山东峄县为界分为南、北两段，分别由英国汇丰银行、德国德华银行借款承办，并说明勘路完毕再订正约。1903年，英、德完成勘路事宜，即催迫清政府改订正约。1905年，清政府与英、德代表正式谈判改定津镇铁路借款正约，引起了直隶、山东、江苏相关三省人民的强烈抗议。三省留日学生致电外务部，认为原津镇铁路借款草合同不是正式条约，“非条约则我自有撤回主权，英、德不得干涉。非正约则我不续约，两银行亦无如我何。此合同不利于我甚于粤汉，彼既兴工，尚可力争，此未订定，尤宜峻拒。”三省京官两次上书商部，认为：“若此路入英、德之手，是直隶、江苏、山东永为英德势力范围。平时则妨我主权，事事牵制，有事则南北隔绝，声势不通，中原全局，关系甚巨……惟有援粤汉之例，废约自办，应可保利权而弭外患。”三省绅商更是约集公议，筹款自办。1907年，三省京官恽毓鼎等153人联名上书都察院呈请代奏，要求津镇铁路“准由三省绅商自行筹款建筑”，并请派威望素著之大员主持办理对外交涉事宜。清廷谕令袁世凯、张之洞妥商办理。1908年1月，经过张之洞、袁世凯、梁敦彦等人的反复交涉，清政府与英、德两国改订了借款合同，将津镇铁路改为津浦（浦口）铁路，分借款、造路为两事，中国虽然向两国借款修造此路，但“建造工程以及管理一切之权，全归中国国家办理”，基本上达到了收回自办的目的。

持续数年的江浙两省人民收回苏杭甬路权的斗争，将全国收回路权的运动推向了高潮。1898年，督办铁路大臣盛宣怀与英国银公司签订了苏杭甬铁路草合同，使英国攫取了修筑从苏州经杭州到宁波的铁路利权。草约签订多年，修路工程迄未开工。1905年，浙江绅商在上海议决成立浙江铁路公司，公举汤寿潜、刘锦藻为正、副总理，要求废除苏杭甬铁路草合同，由绅商自行筹款修路，并一面集股，一面开工修筑杭州至嘉兴路段。次年，江苏绅商也成立江苏铁路公司，以王清穆为总理、张謇为协理，议决先筑与浙路相接的上海至嘉兴路段。江、浙绅商的举动使英国有关方面颇为不满。英国驻华公使萨道义(E.M.Satow)及其继任朱尔典(J.N.Jordan)不断地向清政府施加压力，无理要求清政府与英国银公司订立苏杭甬铁路正约，并禁止江浙两省绅商自办铁路。在英国的压力下，清政府于1907年10月应允向英国银公司借款150万英镑为修筑苏杭甬铁路的资金，并要求江浙绅商“勿得始终固执，强行争执，以昭大信，而全邦交”。消息传开，激起了江浙两省绅、商、学各界人士的强烈反抗。苏路公司、浙路公司同时致电外务部，认为“论朝旨不宜借款，论民情则不愿借款”，借款无异于饮鸩止渴，“名曰借款，实则夺路”。浙江在籍官绅致电军机处，表示“债权他属，路权随之。生为浙人，一息尚存，为浙计，不能不为路计。”上海高等实业学堂全体学生致电邮传部，认为“名借款，实攘权。路失则江、浙陷，全部危！”浙路公司还致电川、陕、粤、鄂、皖、赣等省，请求各省“设法援助”。江浙两省各地人民纷纷成立拒款会，坚持集股商办。浙江省公民拒款会拟开全省联合大会，“筹集普通路股，共保大局”，并拟联合全省国民公禀大吏，将主持借款之京官汪大燮、吴士鉴、章梫、许宝衡四人“削去浙籍，永不认为浙人”。杭州汪氏宗族也集议致电京中，将汪大燮“屏斥出族，以谢清议”。浙路业务生邬钢和副工程师汤绪（迪绳）闻借款警耗，绝食而亡，以身殉路，更激起了广大人民群众普遍的同情与愤怒。在邬、汤两烈士牺牲精神的激励下，各界人士踊跃倾囊，筹集路股。正如浙路总理汤寿潜在浙江铁路公司股东全体特别大会上所说：“邬汤之殉，妇孺增戚，绍之饼师，杭之挑夫，沪之名伶，义愤所激，附股若竞，绅、商、学界类多闳达，夫岂相让？”尽管如此，但人民群众激烈的反抗行为与各种积极的举措并没有动摇清政府借款筑路的既定方针。1908年3月，清政府与中英公司正式签订《沪杭甬铁路借款合同》。为了使江、浙铁路公司接受这笔借款，清政府玩弄花招，所谓“乃定一间接办法，电邮传部承借外债，转拨两省公司为筑路之用”，即对英借款由邮传部负责，所借款项存于邮传部，江、浙铁路公司向邮传部承领“部拨借款”修筑沪杭甬铁路，并由邮传部制定《江浙铁路公司存款章程》，对于具体事宜予以详细规定，以为这样可以使沪杭甬路“仍系完全商办”。对此，江、浙铁路公司采取相应的对策：既按章领取部分“部拨存款”，存入银行不用，准备随时缴还，同时又不让英国总工程师过问路事。这便使英国不愿按期交付借款，而邮传部也就不能按期拨款。按上述章程规定，届期不拨或拨付不全，则章程作废。1909年5—8月，第一期借款逾期尚未拨清，明显违章，江、浙铁路公司便多次向邮传部提出应宣布《江浙铁路公司存款章程》作废，要求拒款废约。邮传部不予理睬。1910年8月，清廷调任盛宣怀为邮传部右侍郎，更引起了江、浙人士的强烈不满。汤寿潜电劾盛宣怀“既为借款之罪魁，又为拒款之祸首”，认为“轮电矿政，国无寸效，徒以便盛宣怀之损中益外，假公肥私。其在上海甲第，丽如宫殿，享用过于王公，岂尚有人臣之度者。朝廷不察而登用之，意以备外交一日之用。不知外交之失败，皆为此辈所酿成”，要求清廷“收回成命”，或将盛“调离路事，以谢天下”。结果，清廷反而谕令将汤寿潜“即行革职，不准干预路事”。汤寿潜遭受革职处分的消息再一次激起江浙人民的保路风潮。浙江省城杭州“人心异常愤激，茶寮酒肆，以及衢巷之间，所谈者无非路事。有三两成群窃窃私语者，有对众扬言大声疾呼者，甚且谓现在情形实算政府强迫我人民暴动，我人民亦不能再守秩序云。”1911年2月，江、浙铁路公司相继呈报邮传部：经股东会议决，废除《江浙铁路公司存款章程》，裁撤沪杭甬路局，辞退英国总工程师。此举使英方极为不满，更使清政府颇感为难。在这种情况下，盛宣怀筹谋善后之策，最后与英方达成协议，一面将沪杭甬借款移作开封至徐州铁路借款，一面将沪杭甬铁路“归回部办”。于是，所谓苏杭甬铁路风潮终于平息下来。

随着粤汉、津镇、沪杭甬三路沿线各省保路运动的兴起，四川、云南、山西、安徽、福建、陕西、河南、吉林等省保路运动也逐渐展开。一时间，各地人民纷纷奋起，拒借外债，集股办路，自保路权，蔚然成为全国性的保路风潮。

在进行收回路权斗争的同时，各地人民还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收回矿权运动。攫取矿山开采权是列强掠夺中国利权的重要手段，清末10多年间，中国各地富饶的矿区基本上被列强所染指，严重地损害了中国国家主权，并阻碍了中国民族矿业的发展。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民族独立运动的高涨，以1904—1905年浙江人民收回衢州、严州、温州、处州四府矿权和福建人民收回建宁、邵武、汀州三府矿权的斗争为先导，各地人民掀起了收回矿权运动的高潮。在收回矿权运动的高潮中，影响较大并取得一定成效的有山西、安徽、山东、四川、云南等省。

山西收回盂、潞、泽、平等所属矿权。1898年，英国福公司（PekingSyndicateLtd.或译北京银公司）与山西商务局签订《山西开矿制铁以及转运各色矿产章程》，攫取了山西盂县、平定州、潞安、泽州、平阳等所属煤、铁及其他矿产60年的开采权。章程签订后，福公司并没有立即进行勘探开采。1905年2月，山西绅商成立同济矿务公司，开始自行开采山西矿产。与此同时，福公司也派工程师到平定州、盂县等地勘矿，并无理要求在山西开矿的专办权，而不准中国人自己开采。此举激起了山西全省绅民的强烈愤慨和激烈反抗。山西官绅解荣辂、梁善济等300多人联名上书，强烈要求废除与福公司签订的开矿章程。山西大学堂及师范、武备、警务、农林、商矿等学堂学生1000多人也联名具禀，坚决主张筹款赎回矿权。山西留日学生也发布通告予以声援，并集体具禀外务部，要求撤废与福公司所订开矿章程。1906年10月，山西留日学生李培仁愤而蹈海自尽，以死相抗。其绝命书有云：“我非甘死好死，我实不忍见彼紫髯绿睛辈之坏我利权、制我死命也……政府如放弃保护责任，晋人即可停止纳租义务，约一日不废，税一日不纳，万众一心，我晋人应有之权利也。如和平手段不足，则继以破裂。”李培仁的死，进一步激起了山西绅民的争矿高潮。1907年，山西同济矿务公司改组为保晋矿务公司，一面筹股自行开矿，一面派代表与福公司进行废约谈判。山西绅、商、学各界人士也多次集会，坚决抵制福公司在山西境内开矿，强烈要求废约自办。经过反复交涉，1908年1月，山西商务局与福公司订立《赎回英商福公司开矿合同》，用赎银275万两将福公司所占盂县、平定州、潞安、泽州、平阳等所属矿权全部收回。

安徽收回铜官山矿权。1902年5月，英商华伦公司与安徽商务局签订合同，攫取歙县、铜陵、宁国、广德、大通、潜山等所属煤、铁矿权。合同订立后，华伦公司并未进行勘矿，而一再要求展期。安徽绅、商、学界人士起来反抗，要求废约，收回矿区自办。1904年，华伦公司却与外务部签订了开采铜官山矿区的新合同，再一次激起了安徽人民收回矿权的热潮。1908年，华伦公司玩弄花招，私招日本三井洋行商股，企图与日本合办铜官山矿，遭到安徽全省绅民的坚决抵制。1909年，安徽路矿公会、芜湖商会、皖南教育会等团体以及各学堂纷纷举行集会，一致要求废约自办。安徽士绅还公举代表方履中、江峰青、吴传绮进京请愿。他们上书外务部，声称：“除抱定废约自办外，无论何项办法，无可与商。”1911年，清政府外务部通过与英商谈判，用5万英镑赎回了铜官山矿权。

山东收回茅山五矿矿权。1899年，德商组成德华山东采矿公司，攫取了沂州、沂水、诸城、潍县、烟台等五处所属矿权，即时人所谓的茅山五矿之矿权。1907年，原定勘矿期限业已逾期多年，德华采矿公司却迫使山东地方当局签订了延期的新合同。消息传出，山东各界人士群情激愤，纷纷设立保矿会，要求收回矿权自办。1908年，同盟会会员陈幹、周树标等人联络各界人士上递公呈，要求废约，并以限制开矿、抵制德货为后盾。同时，山东籍旅京官商范之杰、柯绍忞等人还发起路矿研究所，联络各省路矿协会、上海路矿共济会及山东省商会等团体，协力抵制德商开矿。1909年，山东地方当局与德商谈判签约，用银34万两赎回了茅山五矿之矿权。

四川收回江北厅矿权。1904年，英商立德乐（A.J.Little）与四川矿务总局签订合同，攫取四川省江北厅所属煤、铁矿的开采权和运煤短程铁路的修筑权。随后，立德乐成立华英煤铁公司，肆意划界，广占民田，与当地绅民发生激烈冲突，引起了各界人士的强烈反抗。1908年，江北绅商桂荣昌、杨朝杰等人集资创办江合公司，以期抵制华英煤铁公司，力争收回路矿利权。江合公司的行为得到四川各界人士的广泛支持与声援。1909年，经过多次反复交涉，江合公司用银22万两，从华英煤铁公司赎回了江北厅各矿矿权。

云南收回昆明、澂江等七府矿权。1902年，英法隆兴公司与云南地方当局订立合同，攫取了云南昆明、澂江、临安、开化、元江、永北等七府矿权。1905年以后，随着全国各地收回矿权运动的兴起，云南各界人士也开展了收回七府矿权的斗争。云南留日学生强烈呼吁废约自办，他们认为：“欲救云南，保全铁路而外，必先保全矿产。欲保全矿产，实行自办而外，必须实行废约。”云南士绅屡次集议废约，并设立矿务研究会，以备筹商对策。云南谘议局也开协议会，公呈废约。陆军小学堂学生赵永昌、杨越更是断指、割臂，草写血书，力争废约保矿。其血书沉痛地写道：“七府矿约之不废，则我等命脉已亡，死期近矣……矿权早复一日，即云南早安一日，亦实全局早安一日也。”1911年，清政府用银150万两赎回了隆兴公司侵占的昆明、澂江等七府矿权。

此外，河南人民反对福公司侵占境内矿权的斗争，以及黑龙江收回都鲁河与吉拉林河砂金矿、奉天收回锦西暖池塘煤矿、湖北收回阳新炭山湾煤矿等处矿权的斗争，都是整个收回矿权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总之，收回路矿利权运动是一个具有相当群众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运动的不断深入开展，不但在一定程度上挽回了部分被列强侵占的路矿利权，促进了中国民族路矿事业的发展，而且使全国人民逐渐对清政府感到失望，并自觉地转为对革命的同情和支持。随后，在此基础上兴起了湘鄂粤川保路风潮，并直接成为武昌起义的导火线，这绝不是偶然的。

二、铁路干线国有政策与湘鄂粤保路运动

清末的铁路建设关涉各方利害，因而成为矛盾的焦点。在收回利权运动中，广大人民群众通过不懈的努力斗争，清政府也相应地付出了不菲的赎款代价，总算从列强手中夺回部分路权。但是，由于各国列强的强大压力以及商办铁路自身的困境，清政府最终又不得不走上收归官办与借债筑路的尴尬道路。

1908年，清政府谕令邮传部派员勘查商办各路工程，业已对商办铁路表示不满，而有收归官办的意图。上谕称：“近年各省官办铁路，皆能克期竣工，成效昭著。而绅商集股，请设各公司，奏办有年，多无起色，坐失大利，尤碍交通。”在试图收归官办的同时，深陷财政困境的清政府又无奈地回归借债筑路的老路。1909年，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张之洞与英、法、德三国银行团签订了湘、鄂境内粤汉铁路和鄂境川汉铁路借款草合同，拟借款550万英镑，分别聘用英德两国人为粤汉、川汉铁路相应路段的总工程师。随后，美国加入进来，三国银行团变为四国银行团。1910年，四国银行团订立铁路协定，合谋垄断粤汉、川汉铁路借款，并敦促清政府速订正式借款合同。

因为借债筑路方针与商办铁路政策相矛盾，于是清政府抛出了铁路干线国有政策。1911年5月9日，清廷上谕宣称：“国家必得有纵横四境诸大干路，方足以资行政而握中央之枢纽。从前规画未善，并无一定办法，以致全国路政错乱纷歧，不分枝干，不量民力，一纸呈请，辄行批准商办。乃数年以来，粤则收股及半，造路无多；川则倒账甚巨，参追无著；湘、鄂则开局多年，徒资坐耗。竭万民之膏脂，或以虚糜，或以侵蚀。恐旷时愈久，民累愈深，上下交受其害，贻误何堪设想！用特明白晓谕，昭示天下，干路均归国有，定为政策。所有宣统三年以前各省分设公司集股商办之干路，延误已久，应即由国家收回，赶紧兴筑，除支路仍准商民量力酌行外，其从前批准干路各案，一律取销。”皇上一道谕旨便确立了所谓干路收归国有、枝路准归商办的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当然，如果清政府真的有能力承办干路，那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可是，清政府终究只能依靠大借外债。5月20日，盛宣怀代表清政府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在北京正式签订了《粤汉川汉铁路借款合同》（即《湖广铁路借款合同》），借款600万英镑，年利率5%，分40年还清，以两湖厘金、盐税等项收入作担保，湖南、湖北境内粤汉铁路应选用英国总工程师，湖北境内川汉铁路应选用德国、美国总工程师，四国银行团享有两湖境内粤汉、川汉铁路的修筑权，以及该路将来延展时继续借款修建的优先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的出笼与粤汉、川汉铁路借款合同的签订，便使清政府的卖国面目昭然若揭。时人以为：“果政府有钱，政府自造，不以路权抵借外款，不受外人干涉，真正是国家全力经营，又何尝不好？无如此次以路抵款，是政府以全力夺自百姓而送与外人。”甚至护理四川总督王人文也直斥四国借款合同为丧权辱国，认为“合同乃举吾之国权、路权，一畀之四国，而内乱外患不可思议之大祸，亦将缘此合同，循环发生，不可究诘”。果然，一场震动全国甚至给清政府带来灭顶之灾的湘鄂粤川保路运动即因此而起。

在湖南，当湘籍旅京资政院议员罗杰、黎尚雯等人探听到铁路国有的消息后，便迅速电告湖南士绅“请速力阻”，湘路总公司当即致电军机处、外务部、邮传部，表示“湘路修有成路，力能完全自办，毋庸另借外债”，并致电湘籍京官“设法直接挽救”。在铁路国有政策公布的次日（5月10日），湖南谘议局致电湖北、广东、四川等相关省份谘议局，希望协力争取撤消铁路国有政策。湖南绅、商、学界人士群情激愤，各团体刊发传单，“谓湘省粤汉干路为全省命脉所关，将来借债修筑，湘人财产生命均操外人之手，若不极力收回，后患何堪设想”。5月14日，长沙各界人士在省教育总会开全体大会，到会者一万余人，均竭力主张“完全商办，实力进行”，并决定16日由各团体呈请湘抚电奏“收回成命”，声称“如不得请，将来或外人或督办到湘强事修筑，定即集全力抵抗，无论酿成如何巨案，在所不顾”。5月16日，长沙各团体代表同到巡抚衙门请愿，请求电奏；同时，长沙、株洲一带工人万余名也集体停工进城游行示威，“沿途声言如抚台不允上奏挽回，商须罢市，学须罢课，一般人民须抗租税”。终于迫使湘抚杨文鼎答应代奏。杨文鼎上奏后，于6月3日遭到清廷的严旨申饬：“如有匪徒暗中鼓动，致生事端，即著从严承办。倘再措置失宜，酿成重案，定惟该督是问。”此举激起各界群众更加愤慨，谘议局议员纷纷辞职，各学堂学生相率停课。杨文鼎惟恐事态进一步恶化，采取了高压政策，进行严密防备：一方面，出示禁止开会，取缔印刷店和信行邮局，严格检查各种广告，尤其是军界与学界的信札；另一方面，每天派出巡防队、警察队及侦探队“沿街穿巷，四处巡逻，前往后继，昼夜不辍，手擎枪械，如防匪寇”，以致长沙城内“街市行人，皆不敢偶语”。于是，湖南保路运动渐入低潮。

在湖北，京官哈汉章等人得悉盛宣怀奏请取消鄂路商办的消息后，便联名抗争，指劾盛宣怀罪状多端。5月9日，清廷发布铁路国有政策的当天，湖北谘议局在铁路公司召集军、商、学界会议，商讨对付借款问题，与会者千余人，众皆悲愤交集，尤恶盛宣怀，认为非设法对付不可，会议气氛空前激烈。随后，汉口等地各界群众也时有集会，“演说国债路政等事，言词过涉激烈”，但遭到湖广总督瑞澂的严厉压制。他一面特饬巡警道出示通告商、学、绅民，如有开会演说，应先申报，由各警区派员旁听纠察；一面派出警察随时侦探，“如有私行集会，言语谬妄情事，立予禁阻”。在当局的行政高压下，湖北保路运动的中坚绅商阶层内部开始分化为激烈与和平两派：谘议局及汉口各保安、自治等会人员，仍然态度坚决，主张激烈对待；而商办铁路公司、铁路协会、商务总会各机关的主要负责人，则早已心灰意懒，主张和平对待。谘议局正、副议长汤化龙、张国溶曾三次电请铁路协会会长刘心源“晋京协同力争”，但刘不为所动，“始以老病相却，终竟置之不复”。与此同时，军、学各界人士慑于清廷的压力，也开始畏缩不前，“前此热念都化冷灰，无一人起而倡议争拒者。铁路公司黎玉屏见人心涣散，亦拟退还股本解散。”于是，湖北保路运动也渐趋消沉。

在广东，6月6日，粤汉铁路公司在广州举行股东大会，与会者千余人，会议通过几项重要决议：“万众一心，保持商办之局”；“倘政府甘悖先朝成命，遣官强占粤路，粤人宜协力同心，妥筹对待”；“拟先就公司置机关部”，等等。据此，大会致电邮传部，要求“撤消国有令，以昭大信，以靖人心”；又致电湖南、湖北、四川各省，表示“唇齿相关，希予支持”；还致电内外股东，希望各地股东协力“向政府致电力争”。粤人的保路行动，得到海外华侨的有力声援。海防华商会馆致函粤路公司声明：“粤路国有，誓死不从”，“泰山可移，商办之局，断难摇撼”；认为：“铁路国有，必须政府自有筑路能力。今大借外债，绝非国有；借曰国有，直为各国所有，自弃其人民以与各国。乱命断难盲从。……路亡国亡，政府虽欲卖国，我粤人断不能卖路。”甚至提出“有劫夺商路者，格杀勿论”的激烈言辞。两广总督张鸣岐对保路运动采取高压政策，一面通示各报馆严禁刊载有关反对铁路国有的言论，一面派出大量军警对于人民群众的保路活动进行严密防范。迫于广东地方当局的压力，粤路公司及各界团体的保路积极分子转而在香港开展活动。9月3日，粤路公司约请谘议局、商务总会、十善堂、七十二行、自治会、自治研究社、宏仁演说会、报界公会及全省各团体代表，在香港召开广东保路会成立大会，与会者不下万人。大会宣布成立广东保路会，以“破债约，保路权，维持完全商办，联合川、湘、鄂三省，一致进行”为宗旨。同时，大会决议：选派代表进京请愿；向粤督呈递请愿书，请为代奏；派人赴南洋各埠，联络华侨，设立分会，互相声援；将大会情形宣告中外，表示粤人政见。广东保路运动得以持续进行。

三、四川保路运动与保路同志军起义

与湖南、湖北、广东三省保路运动相比，四川保路运动更加声势浩大，斗争激烈，影响深远。

清政府欲将铁路干线收归国有的消息传到四川，川人群情激愤，“函电纷驰，争议嚣然”。5月16日，川汉铁路董事局致电邮传部，恳求“俯顺民情，请予仍旧办理”，强烈要求维持川汉铁路商办成案。5月底，四川谘议局、川汉铁路公司、川汉铁路董事局相继呈文护理四川总督王人文，恳请代奏收回铁路国有成命。王人文据情代奏，遭到朝廷谕旨严厉申斥，上谕宣称：铁路改归国有，“既经定为政策，决无反汗之理”；川路“有亏倒巨款情事……脧削脂膏，徒归中饱，殃民误国，人所共知”；川省谘议局难免受经手劣绅“请托”之嫌，其呈请收回成命，乃“强词夺理，情伪显然”；而王人文“竟率行代奏，殊属不合”。几次呈请毫无结果，人心愤激难平。随后，四川绅民又获悉四国银行团借款的详细内容，清政府名为借款、实则卖路的真相大白，川人拒款保路风潮急剧高涨。

6月17日，川汉铁路公司召集在省股东、谘议局议员和各团体代表举行大会，正式成立四川保路同志会，以“拒借洋款，废约保路，力图进行”为宗旨。保路同志会以立宪派领袖蒲殿俊、罗纶分别为正、副会长，下设总务、讲演、文牍、交涉四部，各司其职，并刊发《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为言论机关刊物。随即，保路同志会发布《四川保路同志会宣言书》，直斥刚上台就颁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的新内阁（即皇族内阁）“蛮野专横，实贯古今中外而莫斯为甚”，深刻地揭露了湖广铁路借款合同的卖国实质，“政府铁路借款合同，实葬送人民死地之合同也……实将三省三千六百里路政全权，完全授与外人”。宣言书强烈呼吁，对政府的卖国行径，国人“惟据死力争……不拒则可永永不再言立宪，不再言国会，不再开谘议局、资政院”。保路同志会成立后，即广泛地开展演说宣传工作，并在各地组织分会机构。在同志会宣传鼓动下，人民群众争相入会，使同志会会员很快即逾10万人。与此同时，各地各界人士纷纷成立同志会分会，除各府、厅、州、县保路同志会外，尚有商界保路同志会、学界保路同志会、妇女保路同志会等名目，据统计达67个之多，几乎遍布全川。保路同志会的成立，使四川保路运动进入一个有组织领导的新阶段。

起先，立宪派试图将保路运动限制在“文明争路”的范围内，希望以“叩阍”请愿的方式使清廷俯顺民情，收回成命。保路同志会成立后，即到总督衙门请愿要求代奏，得到护督王人文的支持。王人文不仅代奏罗纶等2400多人签名的公呈，而且还上奏严参盛宣怀丧权辱国，结果遭到革职的处分。8月初，保路同志会又派代表刘声元进京，会同在京的谘议局副议长萧湘等人“叩阍”请愿，结果又被押解回籍。立宪派“文明争路”的方针陷入困境。这时，素有“屠户”之称的赵尔丰正式接任四川总督，开始严厉压制保路运动。

8月中旬，由于盛宣怀和端方的阴谋策划，清廷钦派李稷勋强行接收川汉铁路宜（昌）万（县）段工程，在所谓“国有”的名义下公然劫夺了川路利权。消息传开，群众怒不可遏。8月24日，保路同志会召开群众大会，在广大群众的强烈要求下，决议立刻罢市、罢课。省城成都迅速实行商民罢市、学生罢课。成都本是一个繁华热闹的大都会，顿时变得冷冷清清，百业停闭，交易全无。为了保证斗争的合法性，保路同志会采取了一种供奉光绪皇帝牌位的策略，“各街居民，均用纸书德宗景皇帝神位，供以香火。有旁注‘毅然立宪’者；有注‘庶政公诸舆论，川路仍归商办’者；有书‘光绪皇上在天之灵’者。有印刷者、有自行书写者，种种不一。然遵守先朝谕旨之意则同。万众一心，邀求收回成命而已。”成都的罢市、罢课活动，迅速影响了四川各地，“南至邛、雅，西迄绵州，北近顺庆，东抵荣、隆、千里内外，府县乡镇，一律闭户，风潮所播，势及全川”。在各地相继罢市、罢课的同时还发生了捣毁巡警署、自治局、经征局和教堂的暴力事件，表明四川保路运动已开始从所谓的“文明争路”向武装暴动方向发展。

9月1日，川汉铁路公司股东大会决议：“自本日起即实行不纳正粮，不纳捐输。已解者不上兑，未解者不必解。”同时“布告全国，声明以后不担任外债分厘”。如此全省规模的抗粮抗捐，使清政府颇感难堪。9月2日，清廷连下两道谕旨，一面要求赵尔丰切实弹压，一面特派端方赴川查办。清政府派端方带兵入川查办的消息传来，川人深感局势危急。9月5日，一份《川人自保之商榷书》在四川流传开来，该书宣称：“今因政府夺路劫款，转送外人，激动我七千万同胞，翻然悔悟。两月以来，其团结力、坚忍力、秩序力，中外鲜见，殊觉人心未死，尚有可为。及是时期，急就天然之利，辅以人事，一心一力，共图自保。”本来，这份《川人自保之商榷书》旨在呼吁川人自保路权，但赵尔丰却“因恶诸人之迫己，又恐政府之见罪，遂指自保为独立，谓独立即谋叛”，竟然顺势以所谓“川人自保”为镇压保路运动的借口。

9月7日，赵尔丰下令逮捕了保路运动的领袖人物蒲殿俊、罗纶、邓孝可、江三乘、王铭新、叶秉诚、张澜、彭芬、颜楷等人，并查封了保路同志会、川路公司以及各种宣传保路的报刊。消息传开，成都市民义愤填膺，上千群众手捧光绪皇帝灵牌，蜂拥而至总督衙门请愿，强烈要求释放蒲、罗等人。面对手无寸铁的请愿群众，残暴的赵尔丰竟然下令开枪镇压，当场打死32人，打伤无数，造成了震惊全国的“成都血案”。

成都血案发生后，赵尔丰下令实行全城戒严，紧闭城门，封锁交通、邮电，成都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同盟会会员龙鸣剑、朱国琛、曹笃等人到城南农事试验场裁制木板，大书“赵尔丰先捕蒲、罗诸公，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救”21字，在夜间分投江中，木板顺流而下，很快传遍川西南，时人称之为“水电报”。各地同志会闻讯，纷纷揭竿而起。9月8日，成都附近的同志军在同盟会会员秦载赓率领下首先起义。秦率同志军千余人进攻成都，得到各地同志军的响应。赵尔丰报称：“连日已到各团，计西有温江、郫县、崇庆州、灌县，南有成都、华阳、双流、新津及邛州、蒲江、大邑等十余州县。一县之中，又多分数起，民匪混杂，每股均不下数千人，或至万人。”各地同志军很快便汇集到20多万人，将成都围得水泄不通。赵尔丰已成瓮中之鳖，不得不通电求援。清廷急令湘、鄂、粤、黔、滇、陕六省派兵入川，并催令端方从湖北迅速起程，还特意起用开缺两广总督岑春煊前往四川会同赵尔丰办理剿抚事宜。但是，这些举措并不能阻挡革命潮流的奔涌勃发。9月25日，同盟会员吴玉章、王天杰等人在荣县宣布独立，正式建立革命党人的第一个县级政权，成为全川独立的先导。保路同志军起义的烽火迅速燃遍四川各地，清王朝在四川的统治开始土崩瓦解。

与湘鄂粤保路运动一样，四川保路运动也是立宪派发动与领导的群众性爱国运动。起初，立宪派试图将运动限制在“文明争路”的范围内，但事态的发展很快便使他们无法控制，和平的保路运动迅速转变为同志军武装起义，立宪派最终也不由自主地卷入革命的洪流。正如彭芬日后回忆所说：“迩时罢市、罢课、罢工，既历多日。市面恐慌，人心惶惑。予等骑虎难下，欲罢不能。每当演说时，愤激不顾前后，则听众欢迎。若果瞻顾前后，研究办法，则众极不满。愈演愈烈，已成风气，不易挽回矣。”在保路运动基础上发展的保路同志军起义，最终点燃了武昌起义的导火线，促动了全国革命运动高潮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