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通史——早期维新士人群体

一、深受西学影响的知识分子

这类维新士人曾长期求学、生活于上海、香港、澳门等“西化”程度较高的城市，或与传教士接触密切，或出身于洋行买办，直接受到西方文明的深刻影响。代表人物有王韬、郑观应、何启、胡礼垣等人。

王韬（1828—1897）初名利名，后改名瀚，字懒今。居香港时改名韬，字仲弢，号紫铨，别署天南遯叟，50岁以后又号弢园老民。江苏长洲（今吴县）人。自幼受传统文化教育，“九岁迄成童，毕读群经，旁涉诸史”，但“少性情旷逸，不乐仕进，尤不喜帖括，虽勉为之，亦豪放不中绳墨”。18岁考取秀才，此后乡试未中。1849年赴上海，入英国传教士开办的墨海书馆工作，负责将传教士们所译之书进行润色。在书馆工作的13年间，参与译述了一系列介绍西方科学技术的书籍，其中较为重要的有《格致西学提纲》《光学图说》《华英通商事略》《西国天学源流考》《重学浅说》《泰西著述考》等6部书，被称为“弢园西学辑存六种”。在译述西书的过程中，他学习了不少天文、地理、历算、舆图等近代自然科学知识，其知识结构和价值观念逐渐发生了变化。1862年化名黄畹向太平军上书献策，为清军获悉而遭到通缉，避居香港。在香港期间，深受西方文化影响，思想发生较大变化。他与英国传教士理雅各合作，翻译《大学》《中庸》《孟子》《书经》等中国文化经典作品。1867年随英人理雅各去英国继续翻译中国经典《易经》《礼记》等。旅欧3年间，还游历了法、俄等国。1870年返回香港后，开始经营出版事业，1873年出版自著的《普法战纪》14卷（以后增至20卷）。1873年创办日报《近事录》和《循环日报》，宣传变法自强。他在该报上发表的文章的主要部分收入自编的《弢园文录外编》一书，于1883年在香港刊行，1887年又在上海重刊。1879年他东游日本，著《扶桑游记》3卷。1884年定居上海，为《申报》等报刊撰稿，并受英国传教士傅兰雅之聘，主持上海格致书院。

郑观应（1842—1922），原名官应，字正翔，号陶斋，别号杞忧生、慕雍山人、罗浮侍鹤山人。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人。父亲郑文瑞为乡村塾师。1858年，郑观应参加童子试未中，即奉父命赴上海学习经商。次年，经买办徐润介绍入宝顺洋行工作，旋任宝顺洋行买办，自己兼经商，投资英商公正轮船公司，与人承办和生祥茶栈，后充当扬州宝记盐务总理。1874年起，担任太古轮船公司买办，并在长江各口及沿海港口开办揽载行、杂货号和钱庄，积累大量资本，开始入股洋务民用企业，并以太古洋行买办身份任上海机器织布局襄办和总办、上海电报局总办等职务。在此期间，逐渐产生维新思想，1880年刊行《易言》。关于《易言》的版本有两种说法：一是据郑观应自己说，《易言》36篇本于1874年在香港刊行，因“丑不自匿”并惧“僭且招尤”，而尽量收回，后删并为《易言》20篇本。一是认为《易言》36篇本只有1880年中华印务总局的一个版本（夏东元编《郑观应集》收入该版本）。这样《易言》20篇本应是1882年前后问世的。1882年辞去太古洋行买办，专任轮船招商局帮办，翌年升任总办。中法战争发生后，应粤东防务大臣彭玉麟之邀，赴南洋一带侦探敌情，为支援台湾防务奔走。中法战争结束后，隐居澳门近6年，将《易言》扩写成《盛世危言》，于1891年基本写成，标志其维新思想成熟。

何启（1859—1914），字迪之，号沃生，广东南海人，出身于传教士兼商人家庭，早年就读于香港皇仁书院，1872年赴英留学，先后在阿伯丁大学和林肯法学院攻读医学和法律科学位，娶英国女士雅丽氏为妻。1882年返回香港，担任律师。其妻病逝后以其遗产创办雅丽氏医院，附设一医学学校，即香港西医书院。中法战争后，何启关注内地政治局势，产生改良社会政治的思想。1885年，孙中山入香港西医学院求学，遂与之有师生之谊，对孙中山的早期思想亦有较大影响。

胡礼垣（1847—1916），字荣懋，号翼南，晚年号逍遥游客，广东三水人。出身商人家庭，早年科举不售，遂就读于香港皇仁书院。1879年任《循环日报》译员。1885年翻译《英例全书》。1894年游历日本，一度代理中国驻神户领事。1895年返回香港，为文学会译员。1897年退隐家居，潜心研究法律、哲学、宗教。著有《胡翼南先生全集》。

1887年，何启、胡礼垣发表《书曾颉刚〈中国先睡后醒论〉后》开始宣传维新思想。1894年两人撰写《新政论议》，正式刊于1895年春，提出了比较系统的变法方案，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社会和文化教育。1898年撰写《新政始基》《康说书后》进一步论述维新变法。戊戌政变后不到3个月，又刊行《新政安行》。1899年刊行《劝学篇书后》《新政变通》，激烈批判纲常名教，大力宣传民权思想。1902年将上述论著汇集成《新政真铨》共6编出版。

二、熟悉西方政情的出使官员

这类士人曾担任出国使臣，具体考察过西方国家的政情，部分人还直接参与过洋务新政，既熟悉新政之得失，又洞悉官场之弊端。代表人物有郭嵩焘、薛福成、马建忠、黄遵宪、崔国因、宋育仁等人。

郭嵩焘（1818—1891），字伯琛，号筠仙，晚号玉池老人，湖南湘阴人。早年游学岳麓书院，与刘蓉、曾国藩交往。1837年中举人，1847年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1853年随曾国藩办团练，抗击太平军。1858年授翰林院编修。1859年被派赴天津协助僧格林沁筹海防。1862年授苏松粮储道，次年迁两淮盐运使，署理广东巡抚。1875年授福建按察使，未到任。上书恭亲王奕，条陈海防事宜，奉命在总理衙门行走。次年被派往英国，对“马嘉理案”表示“惋惜”，并首任驻英公使。1878年兼驻法公使，次年以病辞归。

薛福成（1838—1894），字叔耘，号庸庵，江苏无锡人。其父薛湘进士出身，曾任湖南安福等县县令。薛福成少时留心经世之学，1858年中秀才，乡试中则屡次落第。1865年上书曾国藩，受到赏识，延入幕府。1875年应清廷求言之诏，撰写万言书《应诏陈言疏》，主张改革内政，效法西方以自强。旋被李鸿章延请入幕，成为北洋幕府的重要谋士，写成著名的《筹洋刍议》，于1885年刻印出版，以通晓洋务而称名朝野。1889年被清廷任命为出使英、法、意、比四国钦差大臣，悉心考察西方各国政俗民情，写成《出使四国日记》。1894年任满回国，抵上海后不幸病逝。

马建忠（1844—1900），字眉叔。江苏丹徒（今镇江）人。出生于一个信奉天主教的商人家庭。1852年入法国天主教徐汇公学，学习法文、拉丁文。1870年后，入直隶总督李鸿章幕，帮办洋务。1876年随郭嵩焘赴英，次年入法国巴黎政治学院，专攻法律、政治、外交。1880年回国后受到李鸿章重用，1884年出任轮船招商局总办，1990年调任上海织布局总办。晚年从事著书和译书，1896年出版《适可斋记言记行》，收录其1887—1894年的论著。1898年著《马氏文通》，参考拉丁语法，研究古代汉语结构规律，为中国第一部较全面系统的语法著作。

黄遵宪（1848—1905），字公度，别号人境庐主人。广东嘉应（今梅州市）人，举人出身。1877年，被任命为驻日本公使馆参赞，向日本友人介绍中国文化，悉心研究日本明治维新的历史，撰写《日本国志》。1882年，调任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曾尽力维护华侨和华工的权益。1887年《日本国志》成书，共40卷。1889年，任驻英公使馆二等参赞，曾为张之洞创办汉阳铁厂订购机器设备。1891年任新加坡总领事，多方保护华侨利益。1894年回国，任江宁洋务局总办。甲午战争后，积极参与变法维新运动。

崔国因(1831—1909)，字惠人，自号宣叟，安徽太平县(今黄山市)人，1871年中进士，1874年授翰林院编修，1883年奏请开设议院。1889年荐升翰林院侍读，出任美国、日斯巴尼亚（西班牙)、秘鲁大使。1893任满卸职回国。著有《出使美日秘国日记》和《枲实子存稿》，晚年回安徽芜湖经商。

宋育仁（1857—1931），字芸子，一字芸崖，晚号道复，四川富顺县人。15岁应童子试，为学政张之洞所赏识，选入尊经书院就读，与杨锐、廖平同称山长王闿运门下的高材生。1886年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入京后，受维新思潮影响，留心时务，探索西学。1891年撰写《时务论》，比较系统地阐述其维新思想。1894年，任法、英、意、比四国公使参赞，赴巴黎，驻伦敦，留心考察欧洲的政情民俗和文化教育，写成《采风记》一书。1896年，《采风记》五卷及所附《时务论》一卷刊行。宋育仁出洋前没有参与洋务新政的实际经验，他以儒家经义作为尺度来观察中外时务，以“礼失而求诸野”之说来鼓吹变法图强。1897年回国后被推为强学会的都讲，又被保举为川省矿务商务监督，在重庆创办了维新报刊《渝报》。翌年初，被聘为尊经书院山长，在成都组织蜀学会，创办《蜀学报》，宣传维新变法。

三、留意经世之学的趋新士人

这类士人大多具有举人、进士功名，早年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心怀经世之志，入仕则官位不显，居乡则熟知民情，虽皆抱负不凡，然多怀才不遇。代表人物有冯桂芬、陈炽、陈虬、汤震、宋恕、邵作舟等人。

冯桂芬（1809—1874），字林一，号景亭。江苏吴县人。道光进士，授翰林院编修。1853年以在籍京官名义奉诏举办团练。1860年太平军攻克苏州时逃至上海，筹划“会防局”，后入李鸿章幕，留意经世之学，重视研究西学。1861年（咸丰十一年）十月著成《校邠庐抗议》，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主张“采西学”和“制洋器”。次年，他曾将该书寄给曾国藩。最早发表于光绪二年(1876年)刻本《显志堂稿》卷十、卷十二，共计22篇。单行本的最早版本是光绪九年天津广仁堂刻本，其中删去《显志堂稿》本中的《均赋议》《借兵俄法议》两篇，新增若干篇，共47篇。戊戌变法时期，光绪皇帝曾谕令印发1000部给京官签注意见。该书对19世纪中国的维新思想有较大影响。

陈炽（1855—1900），原名克昌，改名炽，字家瑶，号次亮，又号用絜，称瑶林馆主、通正斋生。江西瑞金人。陈炽12岁中秀才，19岁取为拔贡生，翌年入京朝考，录为一等第四名，授七品京官，签分户部山东清吏司见习。1882年中举，仍在户部任职。自1884年起，曾游历沿海地区及香港、澳门，考察时务，涉猎群籍，尤重西书。1886年参加军机章京考试，录取为八名之首魁，次年升户部额外主事，1889年转为户部主事，1891年升为户部员外郎，多次向上司翁同龢呈送说帖，发表政见，受到器重。陈炽“感念时变，乃探综古今中外全局，发愤著《庸书》内外百篇”，内篇所论多属传统政务，外篇所论则属变法维新。此书于1893年至1894年间撰成，初刊于1896年，但未刊行前即由翁同龢进呈光绪皇帝御览。1896年，陈炽重译英人斯密德的《富国策》，交《时务报》连载，并在此基础上撰写了经济专著《续富国策》。

陈虬（1851—1903），原名国珍，字志三，晚号蛰庐。浙江温州乐清人。从17岁起参加科举考试，屡试不售，至30岁始留心经世之学。中法战争发生，写成《报国录》，开始倾向维新。1889年中举人，第二年入京会试落第后，南下经山东，向山东巡抚张矅上书自荐，献《东游条议》，所言皆变法事。1892年写成《治平通议》，主张“欲图自强，首在变法”，提出富国强国之策。1896年底，在温州创办《利济学堂报》，“寓教于医，以抒孤愤”。次年《经世报》在杭州创刊，陈虬为该报撰文多篇。

汤震（1857—1917），又名寿潜，字蛰仙，浙江山阴县天乐乡（今属萧山县）人。中举后曾寄寓山东巡抚张矅幕中，为张所倚任，“于是益习闻国政之得失，喟然论列时弊，损益所宜，造《危言》四十篇，期可见诸施行”。1892年中进士，入翰林院为庶吉士。1894年出任安徽青阳知县，到任仅三月，即辞官回籍。翁同龢曾称《危言》一书“论时事极有识”，向光绪帝推荐该书。戊戌期间，汤寿潜在地方推行新政。光绪帝曾谕令浙江巡抚廖寿丰让汤寿潜“即行赴部，听候带领引见”，汤适因母病，请求缓行。戊戌政变后，北京之行中止，遂往金华，担任丽华书院山长，提倡经世实学。

宋恕（1862—1910），原名存礼，字燕生，后改名恕，字平子，号六斋，晚年改名衡。浙江平阳县人。少时虽然聪明好学，但科第上却很不得志，仅一秀才而止。于是留心经世之学，怀抱报国之志。25岁时，父亲逝世，因其弟宋存法争夺家产，发生家难，遂移居瑞安。1887年游历上海、南京等地，饱读西学和佛学之书。1890年，由俞樾介绍，前往武昌谒见湖广总督张之洞，受到冷遇。越两年，又赴天津晋见直隶总督李鸿章，呈《六斋卑议》初稿，提出以“三始说”（“更官制”、“设议院”、“易西服”）为基础的变法纲领，但未获器重，仅被派充水师学堂汉文教习。1895年写成《六字课斋津谈》，阐述改制思想。1901年任杭州求是书院汉文教习。1903年游历日本。1905年任山东学务处议员。1908年辞职归里。宋恕被梁启超称为“梨洲以后一天民”，认为他是黄宗羲以后反君主专制的第一人。

邵作舟，生卒年月不详，字班卿，安徽绩溪人，科举屡试不售，然熟读六经诸子、历代古文，曾在北洋大臣幕府十余年，办理交涉事件，留心中西情势，1887年写成《邵氏危言》28篇。

上述三类维新士人的划分，仅就大体而言，实则彼此之间不免先后互易，或相互影响，或经历近似。从总体上说，与传统士人相比，仍有比较明显的共同经历和特征：一是有过出国留学或考察的经历，或者长期活动于受西方影响较深的上海、香港等地，较早接受西学，熟悉西方政情；二是或参与洋务新政，或有入仕经历，留意经世之学，洞悉旧体制弊端。正是这种个人经历，成为他们较早接纳西学、新学，产生维新思想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