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通史——从黔江教案到成都教案

从天津教案之后到1895年的成都教案，25年间全国各地具有一定规模的教案共180余起，主要集中在四川、福建等省和长江流域地区。较为重大的教案略举如下：

（一）黔江教案

黔江县位于四川东部偏僻山区。1863年，天主教传入黔江，仅有教徒而无教士和教堂。1873年，法国驻重庆主教先后派华籍教士张紫兰潜入黔江，私买民房，又招法国教士余克林、华籍教士戴明卿到黔江建堂传教，强劝民众入教。9月初，该县局绅杨万象、李渊树散布假造的《大法国使臣告示》，声称法国将先行传教，然后取清朝而代之，以激起民众对法国教会的仇恨；又假借湖北咸丰县团练公局的名义，发布告示称：“现在调齐团勇，不日提兵入疆。只将教匪殄灭，黔邑丝毫不伤。”鸣锣集众，驱逐教士。9月5日凌晨，县民百余人聚集余克林寓所，将余克林、戴明卿扭至城外河边殴毙。张紫兰躲入县署得免。知县桂衢亭率人前往弹压，拿获陈宗发、谢家俸等6人。教案发生后，法国驻华公使热福理照会总理衙门，称教案“系该县知县桂衢亭主谋，并有局绅在内，同谋戕杀”，企图“委咎于地方官，为将来要挟地步”。清廷令川东道审结此案。法国天主教川东主教范若瑟为了迫使清廷派大员前往查办，故意不让原告张紫兰出面对质，拖延20个月无法结案。1875年6月，清政府派员与法国公使代表议定结案：县令桂衢亭革职，局绅杨万象、李渊树充军，陈宗发（已死）、谢家俸被处死，蔡从僖、郑双荃照例定罪，赔葬费银1500两，原县令交赎罪银38500两给教会。

（二）延平教案

福建延平教案是由当地民众阻止英、美教会建立教堂所引起。1873年，受英国教士派遣的教民魏代沐以他人名义在延平府南平县购房改建教堂，绅民以有碍道路前往阻止，搬走木料。传教士认为地方官未能保护教民修建教堂的权益而十分不满。英国驻福州领事不仅一再要求闽浙总督饬令府县查办，还通过英国公使威妥玛向总理衙门多番交涉，竭力扩大事端，要求惩处地方官绅，纠缠不已，直至1880年始议定：绅民将铁象坊的房屋一起，或租或借给教民，期限10年。双方订立合同：教民原购房屋作价360千文，砖瓦和木料等作价洋银300元，交领事转给。

与此同时，美国传教士也在延平建堂传教。1875年，城内流传洋人修建洋楼，将破坏当地风水，于是聚众将美以美会在城内的教堂捣毁。为了避免引发民教冲突，修复后的教堂对外则称为“书店”。1879年12月14日美国传教士薛承恩在“书店”内诵经礼拜，出门时遭到当地民众围攻而受伤，后被地方官派兵营救，并雇船护送至福州。薛承恩称这次教案系有人贴告白“攻打洋人及番奴”，乃有意策划。美国驻华公使西华要求清政府惩凶并赔偿。而福建地方官则坚持称薛承恩首先“高声詈骂，施放洋枪”，击伤路人陈贵右臂，造起人群拥挤，薛被挤跌倒而受伤。结果交涉两年之久，最终悬而未决。

（三）皖南教案

1876年夏，皖南广德州建平县发生教案，很快波及皖南全境，被称为“皖南教案”或“建平教案”。

自太平军起义后，大量客民涌入皖南，土客之间或不同地区的客民之间为争夺土地矛盾尖锐；教民更是依仗教会势力争夺土地，教会也乘机大量吸收教徒，不仅出现人稀土旷而教堂独多的现象，而且土客矛盾与民教冲突常常纠缠在一起。

此时从南京传来“纸人剪辫”的谣言，凡被剪者命将不保。从事剪辫活动的主要是秘密会党，一旦被官府抓获，往往自称为教民，以使官府不敢深究，于是流传“白莲教党类混入天主教”之说。被剪者又大多是教外之人，因而加深了民众对天主教的恐惧和仇恨。1876年夏，建平发生多起剪辫之事。7月，教民白会清因阻止他人追拿剪辫之人而被扭送至县署，华籍教士黄之绅强行将白索回。民众更加怀疑剪辫与教堂有关。客民阮光福之辫被剪，与安定山等人在田间议论，谓剪辫系教堂所为，适被路过之华籍教士杨琴锡听见，即同黄之绅率人将阮、安二人绑架至教堂，引起民众愤怒。7月13日，民众数百人冲入教堂，杀死黄、杨二人，遍寻阮光福、安定山二人不得（已被黄之绅等杀害灭迹），怒而焚毁教堂。7月24日，监生胡秀山等聚众拆毁宁国府总教堂。

教案发生后，法国教士金缄三、法国驻上海领事和驻华公使分别向两江总督沈葆桢、上海道台和总理衙门提出交涉，要求惩办地方官绅、追查凶手和赔偿全部损失。沈葆桢认为此案关键是查出阮光福、安定山二人下落。教会则矢口否认有此二人，指控董事何渚主使攻打教堂。沈葆桢经仔细调查审讯，找到了各方证人证据，认定黄之绅、杨琴锡作恶多端，咎由自取。何渚主使打教堂查无证据。发布安民告示，劝谕莫信谣言，剪辫与教会无关。1877年2月审结此案：监生胡秀山，村民陈士柯、李才华（在逃）参与打教抢劫，按土匪罪正法。教民白会清原系白莲教徒，行剪辫邪术，照“妖匪”例正法；教民陈么哥参与害死阮光福、安定山，村民王立周、何大田参与打教堂，均按律杖流。所有被毁各处，除系教堂强占民居者勒令还给原主外，其余确定教士所契买起造者，按损毁轻重酌量抚恤（后共抚恤银33536两）。

（四）江北厅等教案

重庆北面的江北厅在天主教川东主教范若瑟直接指使下，教会势力发展迅速，严重侵犯了当地士绅、团首及民众的利益。团首陈子香、聂钦斋等于1876年4月集合乡民数千人将城内教堂、医馆及教民100余家捣毁；继又分赴各乡打教，至7月，遍及永兴、隆盛等20余场，参与打教者数万人，共捣毁医馆8所，抄掠教民300余户，杀死教民26人，3000名教民逃亡重庆。

打教之风很快波及川东各属。涪州民团张在初等人聚众打教，自6月起，两个月内劫毁各乡场教堂及教民房屋100余家，杀死教民10余人。12月，涪州再次发生劫毁教堂、拆烧教民房屋的斗争，教民被劫毁100余家，打死教民3人。与江北厅毗连的邻水县也发生团民与教民的激烈冲突。1876年8月27日夜，教民王同兴纠集数百人闯入团民冯大泮家抢劫，杀死3人。团民聚集数千人，将全县城乡5处教堂及教民房屋100余间拆毁。这次打教风潮还波及南川、丰都、长寿、酉阳、彭水、荣昌、璧山、秀山、营山、内江等10余州县。

江北厅等教案发生后，法国公使罗淑亚照会总理衙门，要求严饬川省“妥为弹压”。新任法国公使白罗尼于1876年10月两次照会总理衙门，要求“将首倡作乱之人，严行按法惩治”，“若不认真根究，诚恐别滋重案”，并附送教士、教民提供的控状清单、被害人及被告人名单等。1877年1月，白罗尼又致函总理衙门，送交了涪州教民的呈词及教民受害清册。2月7日总理衙门据以上奏，清廷谕令新任四川总督丁宝桢赴川“迅速办理，以弭衅端而靖地方”。

丁宝桢莅任后经访查，派员先结邻水等县教案，赔偿抚恤银邻水县23000两，营山县2800两、内江4000两。江北厅教案因范若瑟百般要挟，迟迟不能议结。总理衙门与法国公使交涉，转请罗马教皇将范撤回。1878年8月初，川东道、重庆府等与继任的法国主教白德理会商，议定江北厅一案赔偿抚恤银29000两，开释所有被捕之团民、教民。涪州一案，则赔银1万两。此案延续两年，至此遂告议结。

（五）济南教案

1881年，美国长老会教士莫约翰、洪氏提反在济南城内购房建立教堂，引起民教冲突以及中美长达数年之久的交涉。是年，莫约翰等借教民刘玉亭之名，以银3100两购买焦同兴的房产兴建教堂。此处位于济南城内繁华的西大街，邻近泺源书院。消息传出，引起了绅民的反对。7月13日，泺源书院的先生率领市民前去阻止兴建，并将教民刘玉亭扭送至府署刑责收监，官府亦将此房查封。事后双方各执一词。据莫约翰报告美国公使安吉立称，来者殴打一工匠头目，捣毁凡是能搬动的东西，抢走现金及有价值的文件。当天，他前往知府衙门请求释放刘玉亭，未果；次日又到山东巡抚周恒祺处诉求，周提出可退还房价及赔偿损失，同意协助其在别处另觅房屋。莫的说法显然有夸大其辞之处。美国代理公使何天爵给总理衙门的照会中，只提到丢失洋银20元，拆毁门窗和工人之器物、衣服失损，并没有提到有殴打工头和抢走文件之事。（见《清末教案》第2册第323页）但据总理衙门称，“兴工时绅民前往拦阻，全在院内，地方官亦立时亲诣弹压，房内本无物件，教士亦未言及失少钱文及重要文件，并无允照所值交还之事”。几天后，济南街头流传反教揭帖，莫约翰请求道台潘元音保护，潘设法防范，未发生打教斗争。此后，官府与莫约翰协商，同意于别处另觅房互换，所损物件估价赔偿，但坚决不同意在西大街建教堂，并提出四条不同意的理由：百姓不同意，地点与书院毗邻，破坏地方风水及占用官地。莫约翰则坚持要在西大街购屋，拒绝官府指定的地点。

1881年8月，美国公使安吉立就此案与总理衙门交涉，要求行文山东巡抚，严惩为首的滋事者，满足莫约翰的要求，开释教民刘玉亭等。总理衙门未置可否。安吉立在回复莫约翰等的信中也承认：因天津条约只规定外国人可在口岸及其附近租地盖房，所以教士被允许在内地取得产业“与其说是根据权利，倒不如说是由于容忍”；“严格地说，我们并没有要求将济南府任何地方作为我们自己场所的条约权利”，也没有要求释放刘玉亭的权利。但他又表示支持莫的要求。山东地方官虽然对莫约翰的无理要求采取了抵制态度，但没有依据条约的有关规定予以驳回。1882年5月，美国代理公使何天爵向总理衙门提出结案的四项要求：交还教士原购房产，毁损物件估价赔偿，严惩为首的滋事者，出告示保护美国人。总理衙门仍坚持按山东地方官的原议结案。济南城内也不时出现严重警告将屋买给洋人的揭帖。1883年12月，继任美国公使杨约翰又派何天爵到济南与山东巡抚陈士杰面商，陈士杰对之“格外优待”，以示“和睦之心”。翌年初彼此妥协，达成结案协议：退还莫约翰原房价，赔偿损失，另在他处重买房产。

（六）第二次重庆教案

1886年重庆再次发生的教案是中法战争后规模最大的一起教案，也是重庆地区自1863年发生第一次教案以来，23年后再度发生的一次影响较大的教案。

1885年，英美传教士来到重庆，在重庆的鹅项岭、亮风垭、丛树碑三处咽喉要冲之处购地建堂。1886年6月，重庆绅民纷纷上书，请求官府严禁教会在这三地修建教堂，并表示愿集款赎回三处地基。知县派人与传教士交涉未得结果。正在重庆应试的各县童生发出启事，号召“定于六月初一（公历7月2日）同至鹅项岭打坏洋房”。7月1日凌晨，数百武童及民众突然将这三处传教士所建房屋拆毁，继将城内教堂、医馆三处拆毁。官府一面将教士接入县衙内躲避，一面派兵弹压。当天，打教民众与教民罗元义发生冲突，罗雇用打手打死民众11人，伤22人，罗一方也有8人受伤。罗元义行凶后藏入距渝城百余里的白果树教堂。7月25日，团首石开阳、石汇父子及王明堂“纠集五十余团，约三千人”包围白果树教堂，杀死前来弹压的营勇杨什长，放火焚毁教堂。此后数日内，民团掀起了更大范围的打教斗争，附近州县相继发生打教事件，甚至波及湖北、云南、贵州部分州县。在斗争中还出现了假托川东道名义发布的告示：“出示晓谕百姓，斩草务宜除根，城内挨门打毁，各县照样施行。”

清廷闻讯后即令护理四川总督游智开调兵弹压，缉拿要犯，派新任四川总督刘秉璋速赴四川督饬妥办。英国公使及法国代理公使向总理衙门交涉。法国公使多次要求从轻惩处罗元义。刘秉璋、游智开则仍坚持严惩：罗元义处死，所雇凶手3名绞监候、2名枷杖；为首打教的石开阳、石汇处死，另一名杖徒。

是年9月末至12月底，川省所派委员及川东地方官与英驻渝代表、法国主教分别议定：赔偿英教会银18570两、美教会银23000两、法教会银22万两，合计银261570两；赎回地基银英教会180两，美教会2500两。

（七）宜昌教案

1891年是教案发生较多的一年，据不完全统计，全国较大规模的共有20余起，宜昌教案即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起。反教风潮首先从安徽芜湖兴起，然后迅速蔓延至长江流域。是年，长江流域开始流传教堂拐骗幼童、剜眼制药的谣言。自天津教案后这类谣传虽已不太盛行，但这次却重新唤起了民众的仇教情绪。1891年9月2日，一幼孩被人拐走送入法国教会圣母堂，被家长发现，本已与修女谈妥领回，不料圣母堂外围观民众拥入堂内，发生骚动。圣母堂、圣公会及附近的天主堂先后起火，延烧至英教士、侨民数家住宅，同时发生哄抢，正在修建的英领事馆亦受毁损。7名修女及1名教士被打伤。事发后，宜昌地方官即派兵弹压，护卫外国机构及住所，将外国人转移至长江船上，受伤修女、教士得到妥善护理。湖广总督张之洞严饬查办。宜昌地方官禀称圣公会一苏姓教士“出弹伤人”，引起众怒才发生骚乱，起火系“西人即自纵火”。后经张之洞严饬复查，所谓教士“自纵火”及“剜目割肾”之说均无确证。后涉案者供称：圣母堂起火可能系混乱中翻倒洋油引燃，天主堂起火系在厨房打闹，致灶内火起延烧，均非故意放火。

9月10日，英、法、美、德、意、比、俄、日、西班牙九国公使联衔照会总理衙门，要求迅速查办。因教案涉及英、法、美等国，张之洞主张交涉以法国为主。总理衙门电示：“既经闹事，不外拿犯、赔偿两端，望饬速办为要。”张之洞认为参与打教者主要为“本地愚民”和“外来游匪”，严令限期拿获。宜昌府县官员在各地先后逮捕12人，分别处以军、流、杖各刑。

在赔款的交涉上，仅英驻汉口领事就报出教堂损失多达银13万两，并派出军舰配合威逼，因江水太浅，便改装兵舰一艘驶向宜昌。在张之洞的要求下，9月20日清政府派南洋舰队军舰两艘上驶汉口（其中一艘因水浅返回）以防不测。清政府主要与英法两国进行交涉。英领事提出湖南全省通商，被张之洞拒绝。至1892年1月，议定赔偿法国银10万两；英国银66861两，另加银洋910元；美国银8000两。

（八）古田教案

1895年发生在福建古田的教案是秘密会社的反教斗争。组织反教斗争的斋会（又称“斋教”或“菜会”）系白莲教的一个支派，供奉普陀佛，在当地人多势众，与基督教民素有积怨。斋会抗捐抗税，杀富济贫，官府对之也惧怕三分。1894年12月，古田知县捉拿了4名斋会成员，斋会百余人齐赴县衙要求放人，经保甲头目与士绅居间调停，知县当众惩罚了捉人的衙役，4名斋会成员“则被披红挂彩地用轿子送回家”。1895年3月，斋会聚众准备攻打县城，围城4天才告结束。教案发生的前几天，斋会又准备以“官退民反”的名义攻打县城，杀死知县，抢劫县衙和城中富户。古田知县侦知后请求闽浙总督派兵弹压。为了应对官府的弹压，斋会首领刘泳（又名刘祥兴）聚集头目商议举事，议有三种方案：攻打古田县城、攻打安樟村富户或攻打华山外国教士。其目的都是为了抢夺财物以充军需。据《古田县志》记载，因华山为洋人的聚集避暑之所，遂“涎其厚藏”，决定攻打华山教士。据英国领事的说法，选择攻击华山是由斋会头目拈阄决定的，而且出发后，一部分斋会成员知悉要去杀人，因害怕而中途溜走了。在福州的传教士施美志则认为斋会之所以攻杀华山教士，是因为他们将总督派兵前来弹压“归咎于洋人的影响，所以才下决心要歼灭洋人”，并认为斋会“憎恨洋人是因为他们是洋人，而不是因为他们是传教士”。

8月1日早晨，刘泳率百余人突袭华山英国教士寓所，杀死英国教士史荦伯夫妇、女传教士及保姆共7人（其中2人重伤后死亡），烧死4人，伤6人，另有1名美国妇女受微伤。房屋10余间被焚毁，财物被劫掠一空。

案发后，福州将军庆裕、闽浙总督边宝泉立即遣官查办，派兵弹压；清廷将古田知县革职，严令缉拿凶犯。8月中旬，英、美公使派出调查团前往古田“观审”。先后被捕的斋会会众有100多人，英国领事仍嫌凶犯过少，“开列匪名至二百余人之多，显系教民挟嫌开送”。经审讯后将刘泳等26人就地正法，17人判军、流刑，37人监禁，12人处罚。这次教案中外国人共死11人，清政府竟然以26人来抵命，远远超过了天津教案的“重刑结案”。这次教案没有提出赔偿问题。

（九）成都教案

在1895年全国发生40余起教案中，规模和影响最大的是成都教案。是年端午节（5月28），出游的数百民众与四圣祠英国医馆的洋人发生冲突，于当天傍晚及次日凌晨，聚众捣毁四圣祠教堂、医馆和教士住宅，引发全城反教斗争。29日晚，城内出现揭帖“约初十日打洋房，赶洋人。大众议和，各铺执棒一根，若而不来者，是洋人的舅子。”风波迅速蔓延川西、川南和川北各府、厅、州、县，成都及各府、厅、州、县的教堂、医馆被毁共50处。教案的起因，据署华阳县知县黄道荣禀称，成都近年民间时有遗失幼孩之事，百姓疑被洋人诱匿戕害。是日城内东校场举行“抛李子”游戏，医馆洋人前往观看，与小孩拥挤，发生口角，强行将两小孩拉入堂内。民众追至堂门外要求释放小孩，洋人放枪恐吓，愤怒的民众拥入教堂搜寻，从地板下发现一铁箱，内藏一男孩，微有气息。“百姓咸谓系洋人藏害幼孩之据”，民众“登时将堂打毁，翻倒洋油，失火烧毁房屋。前被拉去二孩，人势繁杂，未见下落。”铁箱内男孩送至县署讯问，系被教士灌药致哑。美国传教士何忠义则说暴徒进入教堂发现男孩一事是发生在次日（5月29日）早晨。但成都知府与教士对质时，教士却矢口否认，也不承认有拉走两小孩之事。

教案发生后，传教士指责地方官护教不力。成都的传教士在5月30日给英国驻重庆领事的报告中称，事发前一个月，针对教士残害幼孩的谣言已经流传，他们要求官府出示晓谕，但“始终未能取得一道告示”，事发后“官员们公然纵容昨天的破坏活动，对暴民的为所欲为所施加的唯一限制是不让他们放火焚烧房屋”。传教士的说法实际上是言过其实。在同一报告中他们也承认，教案发生的第二天上午，巡勇官弁率26个士兵前来保护他们；当天晚上，所有的教士及其家属“都安然地呆在华阳县衙门里”。如果官府真是允许“暴民”为所欲为，这些教士的遭遇绝不会如此。刘秉璋则奏报称，案发时即派官兵前往教堂救护，出示禁谕。新任川督鹿传霖查询后也认为“实因变起仓猝，人情汹汹”，刘秉璋“恐激成民变，未敢多派兵勇查拿御禁”。尽管刘秉璋在教案发生后采取了一定的措施，并在上年11月因滥行保举已受到革职留任的处分，但美、英、法三国公使还是不断向清政府施压，提出刘秉璋为酿祸之首，应革职永不叙用，定以流徒之罪，并将定罪缘由宣示中外。他们之所以一再要求严惩刘秉璋，就是为了借此震慑地方官吏和反教民众。田贝在8月29日给美国务院的报告中供言：“所有在华的外侨都一致认为，我们一定要拿一些高级官吏来作榜样；这就是说，他们如果对保护外侨有任何疏忽或过错，他们就要受到处罚，而且要把这原委在整个中国内布告周知。单是要求赔款和杀戮一些下流社会的匪棍，对整个中国人民来说，还不够发生恐吓的效果。”美国政府还指示田贝组织一个具有更大示威作用的“独立的美国调查团”，并派出军舰在上海与汉口间的长江航道上游弋示威。英国公使公然向总理衙门提出，要在中国建立外国法院来审理所有教案，并限三日内答复，否则将派舰队来中国沿海采取行动。

清廷在英、美、法等国的高压下表示屈服。9月29日发布上谕：“该督刘秉璋督率无方，厥咎甚重”，“着即行革职，永不叙用，以示惩儆。”此前，川省已将邛州知州周风藻等5名官吏奏参撤职。10月20日，清廷谕令将办理省城保甲总局候补道周振琼等7名官员革职。清政府在历次教案交涉中坚守仅“拿犯赔银”而不惩处高官的底线终于被列强打破。至于“惩凶”问题，据川督鹿传霖的奏报，这次教案中“洋人教民幸无一人伤害者”，反有“匪民”11人被教民“格毙”。美国公使田贝在6月4日给美国国务卿的报告中也承认“除一名天主教主教受有轻伤外，其他洋人无一受伤者”。然而，参与打教者有6人被正法，17人被判杖、徒刑；清政府竟然如此“重刑结案”，在近代教案史上可谓史无前例。

有关赔偿问题，与法国于8月间议定：法教堂医馆被毁共39处，共计赔银959324两（其中包括成都一洞教堂声称所失之存银50万两）、制钱200千。12月与美国议定：美堂馆被毁3处，赔银30325两。翌年1月，与英国议定：英被毁堂馆8处，赔银72597.6两。以上赔款共计银1062246.6两，钱200千。

除以上重大教案外，1871—1895年25年间发生的规模较大的教案还有1882年的黑龙江呼南教案，1883年福建龙岩教案，1886年的第二次扬州教案，1891年的安徽芜湖教案、江苏丹阳教案、无锡教案和湖北武穴教案以及1893年的湖北麻城教案等等。

这一时期发生的教案，虽然还有早期教案的一些色彩和特点，但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

其一，团首或会党首领在一些反教斗争中起了较大的作用，出现了有组织、有计划地发动反教斗争的趋势。这种情况虽然在早期的教案中也存在，但自进入19世纪70年代以后则愈益明显。如江北厅教案、第二次重庆教案，都是团首事先明确发布揭帖、告示，约定时间、地点，甚至以官府的名义相号召，有组织地聚集起成千上万的团民，进行大规模的打教斗争。古田教案作也是斋会首领策划的有组织的暴力行动。传教士施美志将古田教案与天津教案作比较时说：“在天津被杀的人虽然比这次多，但那是民变而不是屠杀；这次却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有计划的谋杀。”成都教案虽然看似由偶然事件引发，但案发的次日也出现了约定时间共同“打洋房，杀洋人”的揭帖。

其二，一些教案中的矛盾冲突出现错综复杂的趋势。如皖南教案中不仅有民、教的矛盾，也有土、客的矛盾，两者纠缠一起，“客与土不和，客与客又不和，因不和而树党，故人稀土旷，而教堂独多”。天主教会广收教徒，干涉词讼，致使土客之争演化为民教冲突。古田教案中斋会既与教会有积怨和矛盾，也与官府有争夺地方权势的冲突，而与官府的冲突更为凸显。

其三，绅民的反教宣传虽然仍有“剜目剖心”之类的谣传讹言，但越来越多地出现了具有明确政治倾向的宣传。如1875年出现的《屉圣主通知》指出：“洋鬼子前次串吾国通商，士宦庶民等多受洋烟毒害。今又欺害清朝命官，又迷串士庶奉汝等的吂教。”明确将外国传教活动与其政治经济侵略联系起来。1873年黔江士绅假造的《大法国使臣告示》也是以一种曲折的表达方式来揭露侵略者的政治意图和清廷的丧权辱国。1876年流行于重庆一带的《张之洞奏稿》，假托张之洞之名，揭露列强“突越我疆土，凭陵我社稷，焚烧我园圃，窥探我城廓”的罪行，吁请：“令各督抚各烧其教堂，率黎庶齐除其恶族。上则削我朝两皇之恨，下以快万姓之心。”时张之洞任四川学政，有清正廉明的官声，借其名来倡导反教自然有号召力，也的确对江北厅等教案的兴起产生了较大的影响。1878年出现在湖南的《湖南长沙府黎民告白》、1886年流行于川东的《无名帖》以及伪托官府名义发布的《川东道示》等，都是着重从政治上宣传国仇家恨，没有使用反教揭帖中常见的谣传讹言，对发动反教斗争也确实起了较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