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通史——外资企业发展和买办队伍扩大

一、外资贸易商行的扩展

中国的对外贸易主要是通过在华外资贸易商行——洋行进行的。早在中国开埠通商前的大半个世纪内，广州作为中国唯一的外贸口岸就已设有一些外国商行的代理商行和独立经营的外商洋行。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新旧洋行开始陆续向不断增开的通商口岸转移、扩展或新设，数目有所增加。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列强虽然进一步取得了向中国进行经济扩张的特权，但中外贸易因受太平天国的影响而很少有新的发展，从事中外贸易的洋行也少有增设。自清军攻下太平天国首都天京的第二年（1865年）起，洋行才随着中外贸易发展的需要而呈现出新的扩展势头。

一是洋行的数量增加和国别构成变化。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19世纪40年代约有洋行40家，到1864年应有所增加，但因缺乏统计资料，确切数字无可稽考，估计不会超过150家。1872年增至343家，1894年达到552家，最多的年份1893年为580家。这些洋行的国别构成，按1872年的情况进行排序，占第一位的是英国，1872年时有221家，占总数的64.43%；1894年时增至350家，占63.41%；最多的1892年为363家，占总数579家的62.69%，比重略有减少。占第二位的是美国，1872年有42家，占12.24%；1894年减至31家，比重也降至5.62%；最多的1873年为52家，占总数345家的15.07%；最少的1883年为18家，占总数354家的5.08%。占第三位的是德国，1872年有40家，占11.66%；1894年增至85家，占15.40%（期中未出现更少和更多数量的年份，以下凡未指出的皆同）。占第四位的是法国，1872年有17家，占4.96%；1894年增至32家，占5.80%，比重有所下降；最少的1875年有6家，占总数343家的1.75%。占第五位的是俄国，1872年有9家，占2.62%；1894年有12家，占2.17%；最多的1877年有18家，占总数349家的5.16%。其余各国的洋行数，在1872年时3家以下，并在这一时期中一直增加不多，唯有日本的情况比较特别。在1872年时尚无日本洋行出现，1873—1876年均只有1家，到1877年即增至9家，接着在1879年和1880年又下降至2—3家，此后就大幅增加，最多时的1888年达到67家，占总数521家的12.86%，1893年时为42家，尚占总数的7.24%；1894年下降至9家，为不正常现象。因此，到1893、1894年时，洋行的国别构成及其排序情况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英国仍位居第一，只是比重略有下降；德国从第三位上升至第二位，比重有较大提高；日本从没有位次者跃居到第三位，来势颇猛；美国从第二位降至第四位，就1894年的情况来看，已低于法国，但总体状况尚明显好于法国；法国的洋行数量虽有较大的增加，但还是从第四位降至第五位；俄国则从第五位降至第六位。

二是大洋行的新出现和洋行分布地域的扩大。这一时期新设的洋行以中小洋行为多，但也出现了一些著名的大洋行，尤以后来居上的日本和德国为多。如英商太古洋行（Bullerfield&swire），于1867年在上海设立，1870年设分号于香港，1872开办太古轮船公司，先经营布匹进口和茶叶出口贸易，代理英国蓝烟囱轮船公司业务，后逐渐扩大至拖驳、船厂、糖房、油漆厂、码头、堆栈、保险等业务。

日商开设的著名大洋行有三：一是三菱洋行（MitsubishiCo.）。它是三菱公司（1873年设立）于1875年改称“邮便汽船三菱会社”后即来中国设立的，先是经营横滨至上海的轮船航运业务，到1894年时已在上海、汉口、香港等地设立支店或代理处，经营范围扩大到航运、工矿投资、保险及进出口贸易。二是三井洋行（Mitsui&Co.）。它是三井物产会社于1876年在东京创办后旋即来中国设立的，先后在天津、上海、香港、营口设立分支店所，以经营进出口贸易和航运业为主，如租船向上海输入煤炭等。三是吉田洋行（Yoshida&Co.）。它于1885年在上海成立，先后在汉口、青岛、天津、芜湖、南京、镇江、无锡、杭州、松江、江阴、蚌埠、海门、扬州、高邮、泰县、仙桃、沙市、孝感、厦门设立分号，所进口的物品包括棉纱、棉制品、毛纱、呢绒、人造丝纱、人造丝绸、五金、五金工具、化学药品、砂糖、罐头、面粉、油类、染料、涂料、麻袋、麻线、电料、建材、化妆品、烟草、钟表、收音机、陶瓷器、杂货，出口的物品有谷物、油粕、棉花、羊毛、皮革、制油原料、饲料、油脂、麻、麻制品、猪鬃、蛋类、禽毛、兽肠、蚕茧、矿物、中药材、棕榈、竹皮、生丝、绸缎以及四川各种土特产，并开办有榨油、棉花加工、玻璃器皿制造、清酒酿造、面粉等工厂。

德商开设的最著名洋行有二：一是瑞记洋行（Arnhold，Karberg&Co.）。它于1866年在广州开办，旋迁香港，经营蚕丝及杂货贸易，1881年和1883年分别在上海和汉口设立分号，经营的范围几乎包括所有的经济领域，从化妆品到飞机、大炮的贸易，也办理工厂、矿山、航运、贷款等业务。二是鲁麟洋行（Reuter，Brockelmann&Co.）。它于1878年在广州创办，1880年设香港分号，1885年到上海开业，并渐转为总号，1890年后又设台湾和天津分号。其经营范围极广，进口品包括德、英、法、比、美、加、澳等国所产的纸张、玻璃、文具、呢绒、毛线、五金、面粉、食品、机器、电器、建材、化学品、铁器、橡胶、香水、石蜡、毛纱、棉纱、布匹、照相机、自行车部件及杂货；出口品包括纱头、生丝、茶叶、皮货、草帽、黄铜器、棉制品、葛制品、肠衣、猪鬃、古玩、蛋制品、瓷器、锡器、藤器、漆器、绣货、发网、滑石粉、北京工艺美术品、籽仁、生皮、兽脂及其他中国土特产。黄光域：《外国在华工商企业辞典》，108、9、6、241、242、688、667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

就洋行的地域分布而言，则随着通商口岸的增加和各洋行分支机构的推广而不断扩展。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到1894年，实开通商口岸已从5个增加到25个，新增者有潮州（汕头）、天津、牛庄（营口）、镇江、汉口、九江、登州（烟台）、淡水、台湾（打狗、台南）（以上1860—1863年开设）、琼州、宜昌、芜湖、温州、北海（以上1876—1877年开设）、拱北、九龙、龙州、蒙自（以上1887、1889年开设）、重庆（1891年开设）、亚东（1894年开设）。据现有资料记载，这些新开通商口岸中，除琼州、宜昌、温州、北海、龙州、蒙自、亚东在1894年之前尚未有洋行外，其他13个口岸已有多少不等的洋行出现。同时，各洋行的分支机构的地域分布也渐趋扩大，纷纷进入这些新开口岸，这从上面列举的几家新增大洋行的分支机构的分布状况已可见之。在这些新开口岸中，尤以天津和汉口的洋行为多。在天津，1866年时有洋行15家，1879年增至26家，到1890年时已增至47家。在汉口，到1892年时有洋行45家。不过，天津和汉口的洋行多数是总部在上海、香港、广州的大洋行的分号，几乎所有著名的大洋行都在这两个城市设立了分号。

三是洋行的业务种类结构变化。1865年之前，各洋行的主要业务，进口几乎都是鸦片和棉制品，出口几乎都是茶叶和生丝。1865年以后，除了继续经营原有的进出口商品外，其他商品大量增加，出现了一些专门进口钟表、珠宝和五金机械的洋行，更多的洋行则扩大了进出口品种，业务种类渐趋多样化。

在经营钟表、珠宝进口方面的专业性洋行主要有：1864年在上海设立的德商亨达利洋行是一家钟表首饰行，经营钟表的进口销售和修造，也兼营百货，并随即在天津和汉口开设分号。1867年在香港开办的英商霍近拿钟表行（Falconer&Co.，G.）经销一般钟表、精密计时表、天文钟、珠宝首饰及相关制作和修理业务。1883年在上海开设的法商大昌洋行（GaillardJ.），经营范围包括钟表、酒类、百货及进出口贸易，并将分行推广到天津、北京、汉口、福州、烟台、旅顺。1891年以前来华开业的法商乌利文洋行（Ullmann&Co.）先后在香港、上海、北京、天津、汉口设立分号，主要进口和经销瑞士和法国的钟表、珠宝首饰、水晶、水晶器皿、大理石钟、刻花玻璃、银器、电镀器皿、光学制品、香料、香水等商品。1886年在上海开设的德商双龙洋行（Agthe&Ismer）专营钟表、眼镜、首饰的进口和销售。瑞士商人于1870年在上海开设的永昌洋行（Hirsbrunner&Co.）经营钟表、珠宝首饰、雪茄、酒类、眼镜、光学制品、打字机、航海仪器的进口和销售业务。

在经营五金机械进口方面的专业性洋行以德国洋行为突出。德国洋行除了上面已经提到的瑞记洋行和鲁麟洋行之外，还有礼和洋行（Carlowitz&Co.）。这是一家著名的德国大洋行，虽于1845年在广州发端，正式成立于1855年，1866年设香港分号，但它的迅速发展是在1877年上海分号成立以后。1886年天津分行设立，它乘清政府兴办洋务之机大做军工生意，“曾供应数省地方政府以铸币机件作铸钱之用，还供应面粉厂、火药厂、子弹厂、枪炮厂等的机器设备”，“还供应速射炮和军火、铁路材料、钢轨、机车、客车、货车等等。同时，该行从天津输出的羊毛、草帽缏、猪鬃等”。1891年又在汉口开设分行，“也有与中国政府谈判的买卖，并供应火药厂、钢铁厂的器材，及附近萍乡煤矿的采矿用的机器设备、炼焦炉等等”；从汉口输出的则有“植物油脂、五倍子、斑猫、棉花，特别是畜产品，如鹅毛、鸭毛、猪鬃、蛋白、蛋黄及水牛皮”。到1908年时，“在各地分行总雇有欧籍职员250人，中国人和日本人共1000人”。

这一时期的洋行，相对于中国传统的商号来说，已是一种比较先进的商贸企业。特别是那些大型的洋行，以兼营或参股的方式，逐渐形成为集采购、销售、运输、仓储、金融、投资、保险、出口加工于一体的商贸集团；有的凭借与本国及其他国家的商贸关系而拥有广泛的外贸渠道。这不仅使中国的传统商号难以与之竞争，在外贸上更不得不依赖于洋行，而且逐渐引起中国传统商业的仿效。

二、外资交通和工矿企业的发展

随着西方列强对华贸易的扩展，从适应贸易扩展的交通运输和商品加工需要出发，他们在华投资开办资本主义性质的交通、工矿企业方面也出现了新的势头。

轮船航运业是西方列强为扩大对华商品倾销和原料掠夺而在这一时期兴起的一个重要产业部门。西方列强在开展对华贸易之初，主要依靠设在本国的轮船公司，通过在华洋行代理，进行远洋和沿海运输，利用中国的木船进行内河运输。从19世纪60年代起，随着开放口岸的增加、长江航线的开放和中外贸易的发展，开始出现洋行自行购置轮船直接从事沿海和内河航运的现象，并逐渐形成高潮。美国学者刘广京的研究认为：“1862—1863年间，上海有不少于二十家洋行，每家都经营一、二艘轮船。……1864年，长江刚刚开放时，有十家以上洋行定造的轮船抵达中国。……有七家洋行试图经营长江贩运贸易的班轮。”

有些资本较雄厚的洋行还在中国设立专业的轮船公司。在1848年时，曾有过外资在香港设立广州小轮公司之事，但规模很小，且于1854年停业。到1861年以后，在华设立轮船公司从事中国沿海和内河航运业务，成为外资轮船航运业扩张的一种最主要的方式。

说明：德忌利士轮船公司亦译作“道格拉斯轮船公司”；表37所列的外资轮船公司中，最主要的有以下几家公司：

一是美商旗昌洋行所开办的旗昌轮船公司（ShanghaiSteamNavigationCompany）。它由旗昌洋行于1862年在上海设立，实际名称为“上海轮船公司”，资本100万两，至少拥有8艘轮船，航行于长江、珠江和上海至香港的航线。1866年时，轮船增至12艘，资产总额达到196万余两，并增辟上海至宁波、上海至天津的航线。到1872年，资本增至225万两，资产总额增至332万余两，船只增至19艘。到1877年，旗昌轮船公司纠合太古、华海两家轮船公司对洋务派所设立的轮船招商局展开激烈的跌价竞争，结果伤及自身，不得不宣告破产，将所有船只和航运设备卖给轮船招商局。

二是英商太古洋行所开办的太古轮船公司（TheChinaSteamNavigationCompany，Ltd.）。太古洋行先在1866年联合一些英商船主成立一个轮船公司叫做“中国海船组合”（俗称“老太古公司”，ChinaCoasters，或CoastBoatOwner），从事上海至福州及东南沿海各口岸间的航运业务，拥有5艘船只。19世纪70年代，该组合的船只增至7艘，并增辟牛庄至汕头间航线。1872年，太古轮船公司正式在伦敦注册成立，股本号称100万镑，实收36万镑（合97万两），在英国订造3艘新船，并收购了1867年成立的英商公正轮船公司的全部轮船和航运设备，共有6艘船只，从而成为旗昌轮船公司在长江航线上最有力的竞争者。1874年，太古洋行在参与对招商局跌价竞争的同时，以中国海船组合集资购船开辟牛庄至汕头航线，使其所拥有的船只增至8艘。到1883年，太古轮船公司将中国海船组合合并，增资至50万镑，拥有轮船20艘。此后，太古轮船公司继续通过挤压轮船招商局，扩展长江和沿海航线，不断增加船只，到1894年时，所拥有的轮船达到29艘、34543吨，成为最大的在华外资轮船公司。

三是英商怡和洋行所开办的怡和轮船公司。怡和洋行先于1873年集资成立华海轮船公司（TheChinaCoastSteamNavigationCompany），额定资本50万两，实收32.5万两（1875年全额收足），有轮船6艘，从事上海至天津和福州的航运业务。1879年，怡和洋行鉴于华海公司盈利颇丰，又集资30万两成立扬子轮船公司，专营长江航线。1881年又另购船只开辟牛庄至汕头航线。到1881年11月底，怡和洋行将先前所开设的轮船公司和航线全部合并，在伦敦成立印中轮船公司（即怡和轮船公司，Indo-ChinaSteamNavigationCo.），额定资本120万镑，实收449800镑（合137万两），拥有17艘船只。到1894年，也通过挤压轮船招商局而获得进一步扩展，轮船总数增至22艘、23953吨，资本略增至495890镑（150万两），分公司遍及香港、上海、牛庄、广州、镇江、天津、芜湖、汕头、九江、宁波、汉口、烟台，成为仅次于太古轮船公司的外资航运企业。

此外，还需要提到的是省港澳轮船公司（TheHongkongCantonandMacaoSteamboatCompany）。它是珠江下游最大的外资轮船公司，由英商德忌利士洋行于1865年集资在香港创立，资本75万元，旨在接替琼记洋行和旗昌洋行在珠江下游的航运业务，以4艘轮船从事广州、香港、澳门和珠江下游的航运业务，并形成其垄断地位。

除了直接在中国设立轮船公司之外，还有不少设在列强各国本国的轮船公司开辟了对中国的远洋航线，有的还开辟了中国的沿海和内河航线。几乎所有的侵华列强都有航行中国的轮船公司，它们主要通过委托在华洋行作为代理开展业务。这类轮船公司主要有英国的贺尔特海洋轮船公司（俗称“蓝烟囱航线”，1866年）、兰卡歇尔轮船公司（1874年）、爱得轮船公司（1874年）、密尔本轮船公司（1874年）、皇家邮船公司（1879年）、里子轮船公司（1882年）、中国货主互助轮船公司（1882年）、英印轮船公司（1891年）、壳牌轮船公司（1892年），美国的花旗邮船公司（1866年）、中国太平洋轮船公司（1873年）、东西洋轮船公司（1891年），德国的轮船行业局（1872年）、北德意志轮船公司（1886年），日本的邮便汽船三菱会社（1876年）、三井洋行中日航线（1876年），法国的邮船公司、孖地洋行广东沿海航线（1891年），荷兰的荷印轮船公司（1880年）、皇家邮船公司（1890年），俄国的黑龙江轮船公司（1871年）、黑龙江贸易轮船公司（1891年），奥地利的奥国邮船公司（1891年），等等。

总的来说，从1861年以后到1894年，先后有近50家的外国洋行在中国经营轮船航运业，外国商人在中国设立过16个轮船公司和4家驳运公司，有25家外国远洋轮船公司通航中国。中间虽有一部分在竞争中停业，但1894年之前，至少仍有7家外国轮船公司和10余家外国洋行在中国沿海和内河经营航运，共有轮船180—190艘左右，计15万吨上下；约25家外国远洋轮船公司和企业在中国设立分支机构或代理店，经常来往的轮船近200艘，约66万吨。

在扩展轮船航运业的同时，外资还在寻求开辟铁路交通和电报通信业，以便为其对华贸易提供更为便捷的陆上运输和商情传递。

西方列强图谋在华建筑铁路权利的活动，从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开始就一直没有中断过，并在19世纪70年代作了一次尝试。1872年，上海的英美商人联合组成吴淞道路公司(WoosungRoadCo.)，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在上海修筑铁路的阴谋活动。首先通过英国驻上海领事麦华陀，以修建马路的名义骗取上海道台冯焌光给予收购地基的权利；旋即改吴淞道路公司为吴淞铁路公司，在伦敦挂牌集资，并于1874年12月擅自动工筑路。1876年7月，吴淞铁路筑成通车，全路长10英里。不久因遭当地人民反对，清政府于1877年10月以28.5万两的代价赎回并拆除。由此，英美商人不仅从清政府那里获得了丰厚的赎路代价，而且在该路通车期间获得了良好的效益，在1876年12月至1877年10月的10个月内，票价收入达38300元，尝到了好处，也达到了把铁路向中国“介绍进来”的目的。

西方列强在中国开辟电报通信业的图谋则开始于19世纪60年代初，到70年代得以部分实施。1870年4月，英国的大东电报公司（TheEasternExtensionAustralasiaandChinaTelegraph）通过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向总理衙门要求获得自广州、汕头、厦门、福州、宁波到上海的海底电报线架设权。随即获得总理衙门的“通融办理”的许可，限以“线端不牵引上岸，与通商口岸陆路不相干涉”。于是，大东电报公司便将海底电报线接至停泊在吴淞口外的船上，基本上达到了目的。接着，由丹麦、挪威、英国、俄国商人联合组成的大北电报公司（TheGreatNorthernTelegraphCo.），以其子公司大北中日电报公司（GreatNorthernChinaandJapanExtensionTelegraphCo.）于1873私自铺设了上海至长崎、上海至香港的海底电报线。1881年，大东公司又乘李鸿章请求大北公司架设津沪电线之机，获取了香港至广州的电线架设权。

随着在华和来华运行外资轮船数量的增加，以修理轮船为主外资船舶修造厂也进一步发展起来。由于此类工厂直接与外资轮船航运业相关，所以最早于19世纪40年代中期在香港和广州出现，并逐渐形成为香港和广州黄埔地区的外资船舶修造业中心。接着上海、福州、厦门、汕头、烟台、天津等沿海口岸，也从19世纪50年代起出现外资船舶修造企业。60年代以后，除香港、黄埔地区的外资船舶修造业继续发展之外，上海的外资船舶修造业迅速发展，形成浦东地区的船舶修造业中心，而且在机械设备和造船技术上也有较为明显的改进。

在香港、黄埔地区，1863—1866年新成立的工厂有9家，到1867年时经过竞争、兼并，获得发展的主要有香港黄埔船坞公司（HongkongandWhampoaDockCo.）、于仁船坞公司（UnionCockCo.）、高柯船厂（Cow&Co.）和花娇臣船厂（Ferguson&Co.）4家，共有泥坞、碎石坞、碎石洋灰坞等各种船坞12座。香港黄埔船坞公司的资本额从创办时的24万元，增至1865年的75万元、1870年的100万元、1886年的156万元。据1867年的记载，各船厂“都装备着钳机浮门、蒸汽抽水机、旋床、刨床、螺钻机、截斩机和压穿机，还有锅炉厂、炼铁厂、铁工厂和造船厂”。它们已成为规模较大、具有一定现代化程度的船舶修造厂，不仅能够修理各种轮船，而且也制造和装配了一些轮船。在1843—1869年间，该地区共设立外资船舶修造厂47家，总计造成新船21艘，多数为帆船；1869—1894年新设船舶修造厂19家，所造的新船达69艘，且多数为轮船。这表明，这一时期新设船厂较之上一时期不仅规模扩大，而且生产设备和技术水平明显提高。

在上海地区，外资船舶修造厂虽然在19世纪50年代已有所发展，但规模较小，设备较差，进入60年代之后，则状况大有改变。1860—1865年共有9家船厂建成，其中最主要的是1862年建立的英商祥生船厂（Boyd&Co.）和1865年建成的美商（后改变为英商）耶松船厂(Farnham&Co.)。祥生船厂，在创办之初称“内格生船厂”（Nicolson&Boyd），到1865年经过改组而称本名，已建有机工场、铁工场、木工场、锅炉房、翻砂铸工场，机器设备则包括蒸汽引擎、锅炉、车床、刨床、轧床、钻孔机、剪截机、蒸汽铁锤、熔铁炉等，当时被誉为“东方设备最完备的企业之一”。到1888年时，已制造轮船31艘；1891年时改组为有限责任公司，拥有资本80万两、工人近2000人。耶松船厂，在开办后的几年内，租用他人的船厂和船坞进行生产，1884年时已能生产载重2000吨、航速11海里的先进轮船，到1892年时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拥有资本为75万两、工人2000余人，并收购和丰船厂。该两厂在1882—1893年间共造成大小轮船37艘，其中19艘为清政府所定造。

此外，福州、厦门、汕头、烟台、天津也陆续出现了外资船舶修造企业，表现外资船舶修造业在这一时期开始普及开来。

继船舶修造业之后，外资从19世纪60年代起开始设立以缫丝和制茶为主的出口品加工工业。

外资缫丝企业出现于60年代初，且集中于最主要的输出口岸上海。1861年第一家外资缫丝厂——怡和纺丝局在上海成立，到1870年因亏损而停办。从70年代末开始，外资丝厂重新崛起，并形成高潮，使上海成为既是生丝出口中心又是缫丝业基地。其中主要的丝厂有：1879年，旗昌洋行建成旗昌丝厂，到1882年时约有缫丝车400架。1882年则有三家相关企业成立：一是美商有恒洋行集资30万两筹建的丝绸公司，以织绸为主，兼营缫丝、染色，置有织机200张；二是英商公平洋行创办的公平丝厂，置有缫丝车216架；三是怡和洋行设立的怡和丝厂，置有缫丝车200架。1890年以后又有4家外资缫丝厂出现，即1891年成立的英商纶昌丝厂、1892年成立的美商乾康丝厂、1893年成立的法商信昌丝厂、1894年成立的德商瑞纶丝厂。据20世纪初的记载，这4家缫丝厂共计约有150万两资本、1500架缫丝车。但是，这些缫丝工厂由于蚕茧供应的困难或经营的问题，到1894年时有5家破产，2家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唯有怡和丝厂1家获得了较好的成效和发展。

外资茶叶加工企业最早于1868年在台北出现。从70年代中期起，汉口成为外资机器茶叶加工业的中心，出现了一些俄国商人开办的砖茶加工厂。1875年，汉口的英国领事报告说：“这里有两家俄国商人经营的砖茶制造工厂，他们用蒸汽机器代替了本地人多年使用的粗笨的压机。”1878年时，汉口的外资砖茶工厂已增至6家，但真正使用机器加工的只有3家。到1894年前后，又有1家机器砖茶厂出现，合前为4家，共有砖茶压制机15架、茶饼压制机7架，能日产茶砖2700担、茶饼160担。从1872年起，俄商砖茶厂开始逐渐向福州、九江等重要茶叶出口地区扩展，截至1877年，福州已有9家茶厂，九江也已有了2家茶厂，此后基本保持这一状况。

此外，外资还开始向其他轻工业和公用事业领域扩展。如在出口品加工业方面，榨油、制糖、蛋粉、制革等企业有所建立。在进口替代品制造业方面，开设了一些面粉、面包、糖果、酿酒、汽水等食品工业和烛、皂、火柴、家具、建材、造纸和印刷等生活用品制造企业。在公用事业方面，设立了一些为来华外国人服务的发电、自来水和煤气等企业。不过，这些轻工业和公用事业，尚为数较少，规模较小，处于起始状态。

三、外资金融和保险企业的扩展

1865年是外资金融业在中国扩张的一个重要年份。在1865年之前的20多年中，外国银行虽已开始在中国的香港、上海、广州设立分行、代理处等分支机构，但数量尚不多，总行均未进入中国，业务也只限于为中外贸易服务的中西汇兑和外汇投机，唯有丽如银行一家在香港发行钞票。从1865年起，外资银行的情况开始发生重大变化，这是从汇丰银行（HongkongandShanghaiBank）在香港设立而开始的。

汇丰银行发起于1864年，是以控制中国金融市场为首要目的、广泛满足外国对华经济扩张需要的第一家外资银行。它的发起书声称：“目前在中国的银行，只是总行设在英国和印度的分支机构，它们的目的局限于本国和中国之间的汇兑业务，很难满足本地贸易的需要。……汇丰银行就要弥补这个缺陷。”汪敬虞：《十九世纪外国在华金融活动中的银行与洋行》，载《历史研究》，1994（1）。它设总行于香港，成为第一家将总行设在中国的外国银行。它的最初资本由在香港的洋行老板们集成，发起后又面向香港、中国大陆以及日本的商界广泛招股；到1865年3月，额定资本500万元即被认购满额，并收足半数，从而又成为第一家在中国筹集资本的外国银行。4月，香港总行和上海分行同时开业，同时在香港发行纸币，1867年在上海发行钞票。1866年，相继在福州、宁波、汉口、汕头设立分理处，其中汉口和福州分理处于1868年升格为分行。进入70年代以后，其势力逐渐向各通商口岸扩展，先后在厦门（1873年）、烟台（1876年）、九江（1879年）、广州（1880年）、北海（1880年）、天津（1881年）、澳门（1881年）、打狗（1886年）、北京（1889年）、牛庄（1892年）、基隆（1894年）11个城市开设分支机构。与此同时，其经济势力也迅速扩大，资产总值从1870年的3805万元上升到1890年的14969万元，上升了293.40%；同期的存款数额从940万元增加到10311万元，增幅达996.91%；发钞数额从1874年的224万余元增至1892年的976万余元，增加了335.71%。由此可见，到1894年之前，汇丰银行已成为一个规模最大、效益最好、影响最广和势力最强的外资银行。

在汇丰银行设立以后，从19世纪70年代起，一批外资银行陆续进入中国，并得到了其所属国家政权力量的支持。

英国的德丰银行（NationalBankofIndia）、大东惠通银行（TheTrustandLoanCompanyofChina，Japan&theStraits）、中华汇理银行（NationalBankofChina）相继于1875、1890、1891年进入中国。

德国政府于1872年支持德意志银行（DeutscheBankAktienGesellschoft）到中国设立据点，到1890年又以德华银行（DeutscheAsiatiseheBank）取代德意志银行，作为在中国的专营银行。

法国政府也在1890后专门成立东方汇理银行（BanquedeL’IndoChine），接替1860年在中国设立的法兰西银行（ComptoirD’EscomptedeParis）分行。

日本政府所支持的“作为执行政府政策的工具”、“对外贸易的责任银行”的横滨正金银行，于1893年在上海设立了代理处，开始将触角伸入中国。

俄国政府所支持的华俄道胜银行也于此时进入中国。

经过20多年的扩张，到1894年时，西方6个主要列强国家中，已有英、法、德、日、俄5国的银行势力进入中国，只缺美国；外国银行（包括汇丰银行）的分支机构已达到45个，基本上遍及各通商口岸。与此同时，进入19世纪70年代以后，发行纸币者从汇丰银行一家扩大到此前成立的英商麦加利银行、德华银行、东方汇理银行。由此，外国侵华金融资本系统已基本形成，使中国的金融市场和货币流通日益受到外资银行的影响乃至控制。

外资银行还日益增多地向中国提供贷款，成为外国资本输出的主要代理者。

与金融业有着类同性质的保险业也在这一时期有比较明显的扩展。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已有极少数的外资保险公司出现。据目前所能见到资料来看，最早出现的外资保险企业，是由一些在广州的外国商人合资，于1805年在广州成立的谏当保安行，到1836年由英商怡和洋行接管，并改组为谏当保险公司（亦称“广东保险公司”，CantonInsuranceCompanyLtd.）。1835年，宝顺洋行还在广州（1841年移香港）创立于仁洋面保安行（UnionInsuranceSocietyofCanton）。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中国通商口岸的开放、对外贸易和沿海贸易的发展，保险公司逐渐增加起来，并开始向各通商口岸推进。1857年，怡和洋行的谏当保险公司在上海和香港开设了分公司。1862年，由美商旗昌轮船公司在上海设立扬子保险公司（YangtzeInsuranceAssociation），创办资本40万两，实收20万两。1863年，由祥泰、履泰、太平、沙逊、汇隆5家洋行合资在上海成立了名为“保家行”（NorthChinaInsuranceCo.）的保险公司，其实收资本，初创时只有12.5万两，到1869年时已增至30万两，不久又增至60万两。

1865年后，在华外资保险公司有了进一步发展，新设公司不断出现，旧有公司规模扩大。1865年，由华侨商人集股在香港开办保宁保险公司（ChinaTraders’InsuranceCo.，在香港亦称“中外众国保险公司”），以美商琼记洋行为总代理，仁记、德兴、华泰、英茂、旗昌、利源、和记、德记等为地方代理行，在香港、上海、广州、福州、天津、汉口、烟台、九江、营口、宁波、厦门、汕头等地经营水火保险业务。1866年（或说1867年），怡和洋行又在香港创办火险公司（亦称“火烛保险公司”，HongkongFireInsuranceCo.，Ltd.）。1867年，在香港的英国和美国商人联合发起成立中华火烛保险公司（ChinaFireInsuranceCo.，Ltd.），先后在上海、汉口、天津、汕头、厦门、福州、宁波、九江、烟台、北京、广州、营口、沈阳设立分支机构。该公司可能与所载的1864年设立的泰安保险公司为同一家，现取黄光域书之说。1870年，琼记洋行在上海设立维多利亚保险行（VictoriaIns.Co.），资本150万元。同年，宝裕保险公司（ChinaandJapanMarineInsuranceCo.）成立。还有在1871年之前设立的中日水险公司（China&JapanMarineInsuranceCo.）。1871年，华商保安公司该公司由中国商人发起，股份亦以中国商人为多，但请美国的同孚洋行为首领，由外国人任董事会主席，故列入外国公司。（ChinaTradersInsuranceCompany）成立，资本6万镑。1875年之前，还有中国保险公司（ChineseInsuranceCompany）成立，资本6万镑。1875年，太古洋行又在上海设立海洋保险公司。1893年，立德洋行在重庆设立利川保险公司。在以前设立的保险企业中，谏当保险公司于1881年进行改组，额定资本扩大到250万元，当年收足50万元。于仁洋面保安行，到1874年时，其分支机构已发展到汕头、厦门、福州、宁波、上海、镇江、汉口、烟台、天津、牛庄、台湾及日本的某些商埠。扬子保险公司，在1865年以后，业务和规模都有了较大的发展，到1883年业务扩展到伦敦及世界其他地方，额定资本增至80万两；1889年，改组为有限责任公司；1891年，其创办者旗昌洋行倒闭，公司便成为独立企业。

此外，外国保险公司也纷纷在中国设立代理机构。这些公司有：1861年前，英国公裕太阳火险公司（SunFireOffice）；1861年，德国亨堡勃力门保险公司（HamburgBremenFireInsuranceCo.）、英国皇家保险公司（RoyalInsuranceCo.）；1867年前，英国凤凰火险公司（PhoenixFireInsuranceCo.）、英国巴勒保险公司（NorthBritish&MercantileInsuranceCo.，Ltd.）、英国永平保险公司（ImperialFireInsuranceCo.）、英国伦敦保险公司（London&ProvincialMarineInsuranceCo.）、英国环球保险总行（LiverpoolLondon&GlobeInsuranceCo.，Ltd.）、英国皇后保险公司（QueenInsuranceCo.）、荷兰的水火保险公司（BataviaSea&FireInsuranceCo.）；1872年前，英国尤宁水险公司（UnionMarineInsuranceCo.，Ltd.ofLiverpool）、荷兰望赉保险总公司（JavaSea&FireInsuranceCo.）；1884年，英国的永隆保险公司；1891年前，东京海上火灾保险株式会社（TokioMarine&FireInsuranceCo.，Ltd.）、德国北德商保险公司（NordDeutscheInsuranceCo.）、美国的永安保人险公司（EquitableLifeAssuranceSocietyofTheUnitedStates）、新西兰的南英保险公司（SouthBritishFire&MarineInsuranceCo.）、保宏保险公司（NewZealandInsuranceCo.）、意大利的意泰保险公司（AssicurazioniGenerali））；1891年，加拿大的永明人寿公司（SunLifeAssuranceCo.ofCanada）。

这些保险公司，在初期都由相关航运企业合伙设立，主要为合伙人自己互相保险，都主要做轮船运输方面的保险业务，后来逐渐发展为面向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专业保险公司，业务范围也大有扩展。如香港火险公司，为公众性的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哈尔滨、北京、汉口、安东、宜昌、天津、福州、重庆、大连设有分号或代理处，经营范围包括水火、家庭财产、盗难、地震及其他。于仁洋面保安行，在初期时它的“顾客就是该行的股东，它们用这个办法为自己谋利。到1874年这个办法结束了，这家保安行在伦敦设立了分行后，已经发展为其活动范围遍及全球的一家大的专业保险公司，不再是只为股东提供互助保险的企业了。”上海各火险公司于1892年时议定的一份保费协议书写道：“各款保费价目录列后：一、上等杂货洋栈，除丝茶洋布不在其内，每千两一年计保费四两。二、上等最好石库房四面有墙者，或两幢相连，四面高围墙者，每千两八两。三、上等洋房号铺坚固砖墙者，每千两八两。四、石库门坚固房屋，前后砖墙，两边三五家屋面有风火隔墙者，每千两十两。五、市房门面仿洋式内系中国式者，每千两十两。六、木架市房洋布字号，每千两十二两。七、店号市房或住宅木架房屋，每千两十五两，烟馆每千两另加二两。”这说明，这家保险公司所从事的业务是各种房产保险，与轮船航运已没有什么关系。这种经营业务的变化和扩大，在其他保险公司身上也有不同程度的表现。

总之，到1894年时，加上前一时期，外国在中国所办各类企业的资本总额已达到21370万元，其中商业资本9284万元，占43.44%；工业资本2791万元，占13.06%；交通业资本2615万元，占12.24%；金融业资本6680万元，占31.26%。截至1894年，外资对华扩张的主要领域虽仍然在商业，但金融业已有较大增强，工业和交通业也开始起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