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通史——洋务派的形成

一、汉族官员的崛起与湘淮洋务集团的形成

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清廷为镇压起义被迫起用大批汉族官员，使一大批汉人官僚相继兴起。太平天国起义以前，督、抚多由满族官员担任。太平天国起义以后，汉族官员势力急剧膨胀，担任总督和巡抚者逐渐增多，其所占的比例，到太平天国被镇压时已大大超过满族官员。1864年时，清朝的10名总督中汉人占9名，15名巡抚则全部由汉人担任。参见钱实甫《清季重要职官年表》，北京，中华书局，1959。从1861年到1890年之间，清廷任命的44位总督中，汉人占34位；挑选来担任巡抚的117人中，汉人占104人。可见，晚清的地方政权，已基本操在汉人官员之手，“朝廷仅具一空洞之躯壳，不啻告朔饩羊而已”。

随着汉族官员势力的增长，清政府原有的政治格局发生很大的变化。这种政治格局的变化，一方面表现为清朝中央集权的衰落和满汉统治者平分政权的新态势，沉寂已久的汉民族主义意识日益醒悟，汉族官僚与清王朝的分离趋向逐渐扩大，使一些汉族官员意识到清王朝的统治已进入穷途末路。对此，曾国藩的幕僚及亲信赵烈文在1867年（同治六年）就已曾转述曾国藩的话说：“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风气未开，若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

另一方面更直接的表现则是出现了洋务派。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为首的汉族官员在使用洋枪洋炮与太平军作战中，在同外国势力的接触中，既认识到西方武器的先进，也感受到外国列强的威胁，思想上受到极大震动，产生了危机感和仿效意识。1860年，曾国藩在答复朝廷关于借洋助剿及采米运津的奏折中指出：“如能将此两事妥为经画，无论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运，得纾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1861年，总理衙门奏请朝廷购买外国轮船和大炮，曾国藩视之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认为“若能陆续购买，据为己物，在中华则见惯而不惊，在英法亦渐失所恃”，并建议“购成之后，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如此，“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略”。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他在攻破太平军所占领的安庆之后，随即在那里设立了内军械所，开始试造新式轮船和枪炮。1862年，他写信给李鸿章，提出：“以忠刚摄泰西之魂，而以精思窃制器之术，国耻足兴。”从此，曾国藩与李鸿章联手，发起了以学习外国制造机器技术仿造武器为主要内容、以自强雪耻为基本宗旨的洋务运动，洋务派亦由此而产生。

洋务派由两大部分构成，一是主张和领导洋务活动的官僚，一是主张和谋划洋务活动的知识分子，他们在洋务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中居于一定的决策和影响地位。此外，在各个洋务企事业中从事经营管理工作的商人和文人，是洋务运动的具体实践者，也是洋务派官员的聘用人员，他们基本上没有提出具有一定影响的洋务思想和方针，不能等同于洋务派。

洋务官僚主要包括在中央和地方掌握某一方面权力，并主张和支持洋务活动的官员。在中央者，如主持总理衙门的恭亲王奕、总理衙门大臣文祥等；在地方者，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以及后继者丁日昌、沈葆桢、刘铭传、郭嵩焘、张树声、张之洞等。这些地方的洋务派官员大多从地主阶级经世派转化而来，都有不同程度的经国济世的政治抱负和人生价值追求。他们作为地主阶级的有识之士，自然以解除清王朝的内忧外患为己任。在通过镇压农民起义而起家之后，他们因其“经世之志”与“经世之才”而成为洋务运动的重要推动者。他们与在总理衙门掌握权力的奕、文祥等人生气相通，构成为新兴的洋务官僚集团。他们既是洋务思潮的倡导者，也是洋务运动的推动者。

除了洋务官僚之外，还有一批竭力鼓吹和支持洋务的知识分子。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不仅直接继承了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魏源的“经世致用”和“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思想，而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将其大大丰富和发展起来。他们大多充当过湘淮军将帅和洋务官僚的幕僚和助手，没有实权，地位不高，但能在思想和谋略上影响洋务官僚，乃至影响到整个洋务运动的决策。他们虽处于官学之间，或有一定官职，但仍不失知识分子之本性。这批人大体上有三种类型：一是与洋务官僚关系密切者，或入幕襄赞，或奉派出使，或经管事业，直接参与洋务派的决策和实施活动，如冯桂芬、马建忠、薛福成等人，他们或入曾国藩、李鸿章幕府，或协助办理外交事务，或在洋务企业里担任管理职务。二是对西方资本主义有较多了解者，他们或游历于外洋，或受教于西方，对西方语言文字、政治风俗、经济贸易较为熟悉，如王韬、容闳、陈兰彬等人。三是具有经世思想的自由知识分子，他们思想比较开明，探求新知，接受了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影响，这种影响或来自于考察直观，或借助于西书，如陈炽、陈虬、汤震、郑观应。上述这些知识分子，无论哪一类，他们都具有共同的特征，即在思想上有较强的开放性和探索性，开明、务实；在观念上不闭目塞听，不固步自封，注意新事物，研究新问题，探索新路径，努力向西方寻求强国富民之策。这一特征使他们不仅成为洋务思潮的代言人，而且逐步成为早期改良思潮的代言人。再从他们的籍贯来看，冯桂芬、薛福成、马建忠、王韬出生于江苏，郑观应、容闳出生于广东，陈虬、汤震出生于浙江，都来自东南沿海一带。这些地区是外国资本主义最早侵入的地方，也是中国志士仁人最早接触西方文明的地方。这也是洋务思潮和改良思潮最早出现在他们身上的一个重要原因。

整个洋务派，可以洋务官僚的所处地位和势力派系分为三个派系。一是由执掌朝廷洋务新政中枢部门的官员构成的中枢系，除其核心人物，先是以恭亲王奕为首的总理衙门大臣，后是以醇亲王奕为首的总理衙门和海军衙门的大臣们。中枢系洋务派居洋务运动的最高主管机构，执掌整个洋务运动的决策权和领导权，其实际作用，除直接举办了一些教育、外交事项之外，其余主要是听取、采纳、批准下属部门和各地方势力的洋务建议与措施，支持其活动。特别是奕，可以说是洋务运动最早的发起人，他于1860年11月（咸丰十年十月）就奏请引进俄国武器，借师助剿，并提出自行制造枪炮及炸炮、水雷、地雷、火药的设想。接着，于1861年1月11日（咸丰十年十二月初一日），与桂良、文祥提出了《通筹洋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折》，首先发出了“自图振兴”的呼吁；24日又在《奏请八旗禁军训练枪炮片》中提出了“自强”这一洋务运动的宗旨，并指示曾国藩和薛焕在上海“酌雇夷匠”，“教习制造”洋枪炮，直接推动了安庆内军械所和上海洋炮局的创建。

二是以曾国藩为首的由湘军将帅、官员和幕僚构成的湘系。湘军首领曾国藩是第一个倡议和实施洋务活动的封疆大吏，又是当时声望最高的地方官员，因此，湘系可以说是第一个地方性洋务派系。曾国藩手下湘系洋务派的核心人物主要有四个。第一个是湘军的第二号人物左宗棠。他于1861年底任浙江巡抚，1863年升任闽浙总督，1866年创办福州船政局；同年调任陕甘总督，1873年创建甘肃机器制造局，1880年创建兰州机器织呢局，1881年调任两江总督兼任南洋通商大臣，创办徐州利国驿煤铁矿。第二个是湘军大将刘坤一。他于1865年就任江西巡抚，1875年初升任署理两江总督，赞成造船、铸炮；次年初调任两广总督；1879年末调任两江总督兼通商大臣，开始在江南重建新式湘军；1881年被免职回乡；1891年再次调任两江总督，兼通商事务大臣，并帮办海军事务。第三个是沈葆桢。他于1862年由曾国藩推荐出任江西巡抚，1866年由左宗棠推荐出任福建船政大臣，1874年调任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1875年升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第四个是曾国藩的四弟曾国荃。他于1881年被朝廷授为山西巡抚，不久升任陕甘总督，从1884年起在两江总督和南洋大臣任上达6年之久，直至死去。他在两江任上利用中法战争时各方纷调原驻防营之机，借口江南空虚，扩建湘军新营20余个；还派湘军将领为南洋轮船舰队总统，于1884年以李成谋曾是湘军水师统将而派为南洋舰队总统，1890年又任命原湘军陆军将领陈湜接任南洋海军总统。

湘系洋务派多由湘军将领出身，较多侧重于军事方面采用新法，且在思想观念上受曾国藩的传统思想影响较多，其洋务观念和行动往往处于求新与守旧之间。如在他们所最关心的武器革新方面，就处于这种求新与保守的矛盾状态。曾国藩认为：“制胜之道，在人不在器”，新式武器如同八股士人之于诗赋杂艺，可有可无。左宗棠抱同样的观点，认为“战事还凭人力，亦不专任枪炮”，“纯用洋枪，终失长短互用之妙”，只要模仿西洋枪炮改良中国旧式火器，就可以“师其长并能补其短”。即使其所设局制造和采用之新式武器，亦一成不变，更新缓慢。对于其他洋务事业，湘系洋务派不甚关心。如刘坤一虽赞成造船、铸炮，对于电报、铁路则视为“变华为夷”，“期期以为不可”；将学习外国看做是“竟欲举中国之制度、典章，尽变而为英、为法、为普”。这种观念不仅致使湘军的装备和战术远不及淮军，曾国藩在去世前不久也感叹说，“将来湘军阵法或能步武淮军后尘，则大慰矣”，而且也影响到他们举办洋务事业的范围和效益。

三是以李鸿章为首的，由淮军将帅、官员和幕僚构成的淮系。李鸿章作为淮军的首领和封疆大吏虽大大晚于曾国藩，但作为洋务派的一派首领则后来居上，加之曾国藩的早逝，使之很快成为地方洋务派的第一号人物。他于1862年组成淮军进驻上海，被朝廷任命为江苏巡抚，次年兼署通商大臣。1865年因曾国藩率军北上剿捻而署理两江总督。1868年因剿灭捻军之功，朝廷赏加太子太保衔，授湖广总督、协办大学士。1870年因办理天津教案有功，接替曾国藩，继任直隶总督，兼任北洋通商大臣。1875年又兼任北洋海防大臣。1885年再兼任会办海军大臣，专门负责筹建海军的具体事宜。李鸿章秉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之政25年，清廷有关内政、外交、经济、军事等一切重大举措几乎无不参与。其所率淮军陆续分驻直隶、山东、江苏、广西、广东、台湾等省，成为清朝国防主力的常备军，以他为首领，由淮军将领、幕僚和官员组成的淮系洋务派，成为最具实力的洋务集团。

李鸿章属下淮系洋务派主要人物有这样几个：

一是张树声。他由淮军大将出身，1866年任直隶按察使；1869年署理直隶布政使；1870年授任山西布政使，旋署理山西巡抚；1871年升任漕运总督；1872年署理江苏巡抚，旋署理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事务大臣；1879年授贵州巡抚，旋调任广西巡抚，升任两广总督；1882年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他随李鸿章征战上海、江苏，又在直隶、广东从政，对列强的坚船利炮和西方文明有较多的感受，“遇有与洋人交涉事务一切情形，往往留心考察”，成为洋务新政积极支持者和追随者，曾向光绪皇帝提出自己的洋务主张：“论中国声明文物高出万国之上，自强之道除练兵、造船、简器数端外，而不必一一效法西人。”

二是丁日昌。他虽由湘军出身，但自1862年（同治元年）被李鸿章调至上海主持洋炮局，便成为李鸿章办理洋务的得力干将。他于1865年升任苏松太道，旋兼任上海海关道，并支持江南机器制造总局，随即又改任两淮盐运使；1867年升任江苏布政使，旋升任江苏巡抚，督办江南机器制造总局；1875年（光绪元年）授北洋帮办大臣，继而改授福建巡抚兼船政大臣；1879年加总督衔，驻南洋会办海防事宜，并节制所有南洋水师。

三是刘铭传。他是淮军的一员名将，虽然长期领兵打仗，但颇关心洋务，在1872—1884年辞职家居的十余年间，与吴汝纶、薛福成、陈宝琛、徐润等洋务人士常有交往，并常读西方报刊译作，“静研中外得失”，曾慨言：“中国不变西法，罢科举，火六部例案，速开学校，译西书，以厉人才，不出十年，事不可为矣！”1884年7月，刘铭传受朝廷诏令，以巡抚衔督办台湾事务；11月补授福建巡抚，仍驻台湾督办防务。1885年10月，清廷改福建巡抚为台湾巡抚，刘铭传被任命为首任台湾巡抚，随即筹划台湾设省事宜，并大力举办洋务事业。

四是盛宣怀。他虽出道较晚，入淮系亦较迟，但后来居上，成为李鸿章办理洋务企业最得力的一个谋士和干将。他于1870年（同治九年）才入李鸿章幕府，不久即任知府、升道员；1872年受李鸿章之命，会同朱其昂等拟定轮船招商局章程，并被委为轮船招商局会办；1875年（光绪元年）受委督办湖北煤铁矿务；1879年署天津河间兵备道，筹办电报；1881年被委任为电报局总办；1884年署理天津海关道；1886年授山东登莱青兵备道，兼东海关监督；1892年调任天津海关道，兼津海关监督，负责建造华盛纺织总厂，任督办。

此外，还有不少由李鸿章从文武官员、开明绅商、文人士子中物色来的洋务人才，不再一一列举。

淮系洋务派虽亦如湘系一样多为军事将领出身，但由于淮军起家于上海、江浙等受西方影响较早、较多的地区，且与洋人有较多的交往和合作，因而他们的思想观念比湘系要开放得多，不仅在军事上更讲求“师夷长技”，而且在经济和文化上也主张效法西人。如他们的首领李鸿章，在1862年刚刚组成淮军进驻上海时，就一面联络洋人、任用洋务人才，一面整改淮军，“虚心忍辱，学得西人一二秘法”，“尽改（湘军）旧制，更仿夷军”，以洋枪洋炮为主要装备，并聘请洋教练训练军队。然后，又提出了比较全面地发展工商业的方案：“设机器自为制造，轮船铁路自为转运”，勘察矿产，“择其利厚者次第开挖，一切仿西法行之，或由官筹借资本，或劝远近富商凑股合立公司”，以期“渐开风气以利民用”。如张树声则在1884年去世时留下的《遗折》中提出了最为前卫的洋务主张：“夫西人立国自有本末……育才于学堂，议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大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因此，朝廷应“统筹全局……采西人之体，以行其用”。又如丁日昌在1868年向曾国藩呈递了《内外洋水师章程》和《海洋水师章程别议》，提出：“专用大兵轮及招募驾驶之人”，“沿海择要修筑炮台”，“选练陆兵”，建北洋、中洋、南洋水师，“使北东南三洋联为一气”等12条洋务建议（但曾国藩阅后却无甚反映）。次年又上奏朝廷，主张“举贤才，汰虚冗，益廉俸，先书吏，输漕粟，变科举”。任福建巡抚时，上奏朝廷，主张在台湾筑铁路，开矿产，造轮船，辟航路。再如刘铭传在1880年提交的《筹造铁路以图自强折》中提出：“以为失今不图自强，后虽欲图，恐无及矣。自强之道，练兵、造器固宜次第举行，然其机括则在于急造铁路。”并主张借外债先修京师至清江的南北干线。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刘铭传奉诏入京，又上《遵筹整顿海防讲求武备折》，提出切实办好十件要事：沿海扼要设防，改建海口炮台、筹办海军兵轮，改造内河水师，整顿福建船政局、上海机器局，筹备大批枪炮，稽查军械、整顿矿务，酌裁募勇而参用练军，严定赏罚以求将材，译刻西书并推广，以求实用人才。

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区别：李鸿章虽与曾国藩一样均为地方大员，但曾国藩去世较早，使湘系势力中途衰落，而李鸿章则军政地位蒸蒸日上，长期担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和会办海军大臣要职，形成为清朝的一个特殊势力。如有人说：李鸿章“坐镇津门，朝廷大事悉咨而后行，北洋章奏所请无不予也，淮军将领果有能者无不用也，臣下弹章如黄潄兰侍郎、朱蓉生侍御，皆立予谴责，不能动也。”有的说：他“经营海疆二十年，用人筹款一切以便宜行事。”“广设局所，大兴洋务，天津一隅，遂成藩府专制之局，而朝廷不敢诘也。”或者说：“李鸿章兼任将相，独握兵权，复无可与为牵制参抗之人。”“养淮军三十年，办海军亦十年，天下之兵权，一人管之，天下之利权亦一人管之。”正是由于淮系洋务派思想观念上有较多的开放性，又有李鸿章的特殊地位，使淮系洋务派不仅能够长盛不衰，而且能够事业多成。

二、洋务派的思想和主张

洋务派虽有派系之分，他们所持的洋务思想也各有差异，但其基本主张和思想特色可以概括为如下四个方面。

第一，“变局”论。其核心内容是认识到中国已面临列强纷至的“千古变局”，已被卷入到世界大格局之中，力求把握时代机遇，在危机中寻求振兴。这一观念最早出现于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变局”论已成为洋务论者的共同时局观。1861年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再次明确提出“变局”论，指出：“乃自五口通商，而天下之局大变。”接着王韬于1864年有感于西方各国与中国通商贸易之情景说：“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我一中国之中，此古今之创事，天地之变局，所谓不世出之机也。”同年薛福成也说：“方今中外之势，古今之变局也。”李鸿章也在一封信中指出：“外国猖獗至此，不亟亟焉求富强，中国将何以自立耶？”进而指出：“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客主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功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

除了李鸿章等侧重从军事上观测时局之变化外，郑观应、王韬、薛福成等绅商、士子则从历史变迁和中外商务交往方面认识变局的内涵。如郑观应认为，西方各国“叩关互市”，“入居内地”，“此乃中国一大变局，三千余年来未之有”。王韬则称这种现象为“四千年来未有之创局”。又说：“泰西大小各国无不通和立约，叩关而求互市，举海外数十国悉聚于一中国之中，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几于六合为一国，四海为一家；秦汉以来之天下，至此而又一变。”“盖今之天下乃地球合一之天下也，全地东西两半球，所有大小各国无不入我之市，旅我之疆，通好求盟，此来而彼往。”薛福成把这种变局概括为：“华夷隔绝之天下，一变为中外联属之天下。”这些论调也就是说，过去的华夷秩序和闭关自守均已被打破，列国订约通商已成大势所趋，要想回到“闭门而不纳”的闭关锁国时代已根本不可能了。

华夷由隔绝到联属，中国由闭关自守到开关互市，这种变局对中国是福是利，是祸是害？洋务派认为祸福利害两方面兼而有之，而且两者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关键在于自己如何处之，如何把握，即所谓：“去害就利，一切皆在我之自为”。“天下聚数十西国于我一中国，非欲弱中国，正欲强中国，非欲祸中国，正欲福中国。欲善为用者，可以转祸而为福，变弱而为强。不患彼西人之日来，而但患我中国之自域。无他，在一变而已矣。”“所谓变者，在我而已，非我不变而彼强我以必变也。彼使我变，利为彼得；我自欲变，权为我操。”不仅如此，他们还将乘势自变看成盛衰强弱分合之一大转机，指出：“今日中外大势，惟有因势利导之方，万无杜绝驱除之理。得之者安，失之者危，固中国可盛可衰、可强可弱、可分可合之一大机会也。”总之，在他们看来，各国互市，聚于中国，给中国提供了取法效仿的机会，如不乘此难得的有利时机急起直追，将悔之晚矣；诚能同心戮力，以图自强，“则敌国外患未必非中国振兴之资，是在一转移间而已”。可见，洋务派的“变局”论，着眼于历史演变，立足于社会现实，看到了中国的发展机遇，字里行间包含着一定的辩证因素和反求诸己的自主意识与乘时奋发的精神。

第二，“自强”论。要对付变局就需要自强，其主要涵义是中国应自立和自我图强，尽快转弱为强。“自强”论的含义主要有三层。

一为“自强”是洋务的目的所在。奕在解释其《通筹洋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折》时说：“臣等酌议大局章程六条，其要在于审敌防边，以弭后患，然治其标而未探其源也。探源之策，在于自强。”又对曾要求曾国藩等购买外国船炮并派大员训练京兵一事，说明其目的：“无非为自强之计，不使受制于人。”李鸿章在解释其与洋人打交道的恭顺态度时说：“昨见洋酋，亦颇恭顺，恐有万变，图在后与之为无町畦，而求自强之术耳。”

二为“自强”是抵御列强侵略的根本所在。文祥认为，“中外和好”的局面“非信约所能坚，非羁縻所可结，尤非姑息迁就所能了”，而“总视中国之自强为定准”，只有“自强”才是抵御外侮的唯一有效手段。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也指出“自强”与御侮的关系，说：“不自强而有事，危道也；不自强而无事，幸也，而不能久幸也。……自强而有事，则我有以待之，矧一强而可弭之使无事也。自强而无事，则我不为祸始，即中外生灵之福。”李鸿章在分析往后的中日关系时指出：“夫今日之日本，即明之倭寇也，距西国远而距中国近，我有以自立则将附丽于我，窥视西人之短长；我无以自强，则併效于彼，分西人之利薮。”这就是说，日后日本会不会侵略中国将取决于中国能否自强。

三为“自强”的具体途径。总的来说，洋务派所提出的实行“自强”的具体途径是采西学，制洋器，师洋人之所长，夺洋人之所恃。首先系统提出并论证这一自强途径的是冯桂芬。他指出，西方各国不仅轮船火器先进，而且历算之术、格致之理、制器尚象之法兼综条贯，农具、织具及百工所需多用机器，用力少而成功多。凡有利于国计民生者，都是可供中国师法的。中国在许多方面不如人，诚为可耻。然耻之，莫如自强。自强之道，则在于借鉴西方各国的富强之术，采西学，制洋器，于通商各口设船炮局，延聘西人技师，培养本国工匠，模仿外国先进工艺设备，逐步实现自造、自修、自用，“变人之利器为我之利器”，“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奕在强调自强的途径时说：“除学习外洋兵法外，仍应认真学习制造各种火器之法，务须得其密传……以为自强之计。”曾国藩也主张：“自强之道，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工夫。”李鸿章则更对自强之道有系统的论述，指出：机器制造为“自强之本”；变革兵制为“及早自强”之计；开采煤矿“为自强本计”；“轮船招商局之设，原期收回中国利权，徐图自强之计”；“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总之，“自强之道在乎师其所能，夺其所恃”。左宗棠认为：“中国自强之策，除修明政事，精练兵勇外，应仿造轮船，以夺彼族之所恃。”福成亦极力主张“彼之所长，我皆夺而用之”，“为今之计，宜筹专款，广设巨厂，多购西洋制器之器；聘西人为教习，遴募巧匠，精习制造枪炮之法；特选劲队，勤演施放枪炮之法”，并“仿造火轮船，联系海道，兼操战法。以中国之才力，必能驾而上之。”王韬认为：中国应当“仿行西法”，“借法自强”，“以其所长夺其所恃”；“苟能师各国之所长，兼收并蓄，悉必致志，务在探其困奥，而勿徒袭其皮毛，安见其遽出西人下哉！”王洋务派大都有类似的主张，都赞同魏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从而成为他们倡办洋务的主要出发点。

第三，求富论。自强不仅仅限于军事方面，还需要开创和发展新式工商业，这是求富论的主要内容。其含义也主要包括以下三个层次：

一是求强以求富为先。李鸿章明确指出：“古今国势，必先富而后能强，尤必富在民生，而国本乃可益固。”刘铭传也同样认为“欲自强必致富”。马建忠也持这样的观点：“治国以富强为本，而求强以致富为先”；而且富国必先富民，“民富而国自强”。

二是求富以兴商为要。所谓兴商就是振兴工商业，像西方列强那样实行工商立国的方针。冯桂芬是这一观念创始者。他看到，五口通商后外贸发展，丝、茶为出口之大宗、富国之大源；更主张开发矿产，发挥地利，以为欲国之道。他强调，各国都“以开矿为常政”，“中国地多遗利，设我不开而彼开之，坐视其捆载而去，将若之何？”王韬也看到，西方各国“恃商为国本”，且“以兵力佐其行贾”，以为“商富即国富”，主张“广贸易以重货财”，“诚能通商于泰西各国，自握其利权……而中日见其富矣”。薛福成也指出：西人之谋富强，“以工商为先”，“英人经营国事，上下一心，殚精竭虑，工商之务蒸蒸日上，其富强甲于地球诸国”。

三是兴商，以商战为经。商战也就是通过商场竞争，抵御列强的经济侵略，挽回中国应有之利权。王韬在提出与西方国家进行商战的方针时说：中外双方“彼此可共获之利，则从而分之；中国所自有之利，则从而扩之；外洋所独擅之利，则从而夺之。三要既得，而中国之富可期，中国富而后诸务可次第修举。”李鸿章认为，中国自通商以来，进口洋货日增月盛，出口土货却年减一年，欲扭转这一局面，只有“设法仿造，自为运销”。如其创办轮船招商局之“初意”在于：“商船能往外洋，俾外洋损一分之利，即中国益一分之利。”

第四，人才论。洋务派认为，要自强、求富就需要各种有用人才，人才缺乏不能只凭借才异域，更需自己培养，要培养有用人才就必须改革传统的科举制度，采用办学堂、派留学等的新教育方法，其主要内容涉及用才、育才、选才、储才四个方面。

对于用才，他们认为，必须使用切合洋务需要的有用之才，这是举办洋务的当务之急和根本所在。在1874年（同治十三年）议奏总理衙门提出的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六条“紧要应办事宜”，各疆臣均以为亟应筹办，“而于用人、持久尤力言之”。李鸿章说：“居今日而欲整顿海防，舍变法与用人别无下手之方”，而“用人最是急务”。郭嵩焘认为：六条之中，练兵、制器、造船、理财皆为末，“至言其本，则用人而已矣”。

对于育才，他们认为，兴办洋务“殊乏可用之才”，虽可“借才异域”，但不能持久，必须自己培养。培养之道，一为办学堂，即所谓“当今急务，以开学馆、培人才为最”。李鸿章有言曰：“学堂为培植将才之根基”，“亟宜加意培植”，“非多设学堂不足以资造就”洋务人才。马建忠为海军人才的培育提出建议：“仿照西国章程”，于沿海省份设立水师小学，学英语、算学、几何等；再于京城设立水师大学院，学习驾驶、制造、会计、医学、法律等各种专业，“以专造就”。二为派留学。李鸿章主持选派学童赴美国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并指出：“中国选募学生肄习西学以图自强，实为目前当务之急”，“自强根本”；又选派学生赴英国和法国学习造船、驾驶、造水雷等技术。

对于选才，他们提出，要选拔有用之才，必须改变传统科举取士制度，开辟务实的多途的选才之路。自清代中叶始，就有先进思想家开始抨击八股取士的科举考试制度，魏源即要求士大夫舍楷书帖而讨朝章国故。冯桂芬继承这一思想，首先系统地提出了废八股、改科举、设特科以造就有用之才的主张。在《校邠庐抗议》一书中，他专门撰写了《改科举议》《改会试议》《广取士议》《停武试议》《制洋器议》等篇章，指出八股取士谬种流传，败坏天下人才，所取非所用，所用非所学，主张废八股、改科举、改会试、停武试、停捐输，考试内容则改为解经、古学、策问三项，并另用功名奖励工艺技术人员，“重其事，导其选，特设一科，以待能者”。沈葆桢奏请设立算学科，要求“废无用之武科以励必需之算学，导之先路，十数年后，人才蒸蒸日上，无求于西人”。李鸿章指出：文武两途仍以章句、弓马为进身之阶，施于洋务，隔膜太甚，“所用非所学，人才何由而出？”为此，他奏请对考试制度稍加变通，另开洋务进取一格，以资造就人才。凡有海防省份，均宜设立洋学局，分设格致、测算、舆图、火轮、机器、兵法、炮法、化学、电气学等，有略通一二并取得实际应用成效者，“分别文武，照军务保举章程奏奖升阶，授以滨海沿江实缺，与正途径出身无异”。丁日昌在1867年提出了全面改革科举制度的建议，主张将八股之制改为八科考试：“一曰忠信笃敬以觇其品，二曰直言时事以觇其识，三曰考证经史百家以觇其学，四曰试帖诗赋以觇其才，五曰询刑名钱谷以觇其长于吏治，六曰询山川形势、军法进退以觇其能兵，七曰考历算格致以觇其通，八曰试以外国情形利弊、言语文字以觇其能否不致辱命。”郑观应进一步指出：以中国天下之大，人文之盛，何在无才？只因科目所害，使豪杰之士“以有用之心力，消磨于无用之时文”，“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天下之无谓，至斯极矣！”他主张于文武正科外，特设专科以考西学，一试格致、化学、电学、重学、矿学新法，二试畅发天文精蕴、五洲地舆水陆形势，三试内外医科、配药及农家植物新法。取中之卷，“论其艺而不论其文，量其才而不拘资格，精其选而不必定额数”。此外，“亦须令于制艺之外，习一有用之学，或天文，或地理，所算法，或富强之事”，否则，一概不予录用。他坚信，如此变通推广，或可转移世运。“他日奇才硕彦应运而生，天地无弃材，国家即永无外患，斯万变之权舆，及今为之未为晚。”

对于储才，他们已认识到选拔人才不能只限于眼前的需要，还要广选和多选人才，以备将来之用。如李鸿章于1885年（光绪十一年）创办天津武备学堂时，其目的在于以此“为储备将才之地”。张之洞曾发布《延访洋务人才启》，向全社会广招人才，内中写道：“经国以自强为本，自强以储才为先。方今万国盟聘，事变日多，洋务最为当务之急。……其有研精天算，周历地球，通晓诸邦之形声，熟于沿海之险要，或多见机器，运用得宜，或推阐洋法，自能创造，或究极船炮之利钝，或精通矿学之法门，或能贯彻新旧条约之变迁，或能剖析公法西例之同异，兼擅众长者俾为人师，专通一门者亦师节取。苟能褰裳就我，即当开阁延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