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通史——辛酉政变与慈禧太后慈禧太后垂帘听政

1861年8月，咸丰帝咸丰帝在热河病逝，遗诏以年仅6岁的儿子载淳载淳继位，同时任命怡亲王载垣载垣、郑亲王端华端华、户部尚书肃顺肃顺等八人为赞襄政务王大臣，总摄朝政。载淳载淳的生母、权力欲极强的慈禧太后慈禧太后得到恭亲王奕奕和握有兵权的胜保胜保等人的支持，翦除了肃顺肃顺等八大臣的势力。载垣载垣、端华端华、肃顺肃顺等三人被处死，他们所拟定的年号“祺祥”也被改为“同治”，自此形成了两宫太后垂帘听政而实质为慈禧太后慈禧太后专擅权势的局面。

一、咸丰帝咸丰帝病逝热河

英法联军攻入北京时逃到热河的咸丰帝咸丰帝，在1860年秋与英、法、美、俄四国相继订立《北京条约》后，仍长期滞留于承德避暑山庄的行宫。1861年春，他决定返回北京，却将回銮的日期一再推迟。先是定在3月23日（咸丰十一年二月十三日），后因“偶抱微疴”，改定为4月4日。但到了4月1日，他却又在上谕中说：“本日王大臣等以朕躬尚未大安，奏请暂停回銮，情词恳切。不得已勉从所请，暂缓回銮，俟秋间再降谕旨。”之所以一再推迟回銮，对侵略者的疑虑和肃顺肃顺等权臣的阻挠固然都是重要的因素，但最主要的是他的身体条件已经不允许再作颠沛劳顿的旅行了。同在4月1日，他在其七弟醇郡王奕奕等以“圣躬欠安”奏请暂停回銮的奏折上朱笔批示：“不意旬日以来，气体稍觉可支，惟咳嗽不止，红痰屡见，非静摄断难奏效。”这应是肺痨，也就是肺结核的症状，在当时尚属不治之症。此后，他的身体更显不支，每每一过中午便困顿不能坐立。到了8月，他的病情日见严重，延至8月22日（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七日），病逝于承德避暑山庄，终年31岁。遗诏立年仅6岁的皇子载淳载淳为皇太子，著派载垣载垣、端华端华、景寿、肃顺肃顺、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

二、辛酉政变

皇太子载淳载淳继位后，改年号为“祺祥”。咸丰帝咸丰帝的皇后钮祜禄氏晋封皇太后（后加徽号慈安）；载淳载淳的生母叶赫那拉氏亦晋封为皇太后（后加徽号慈禧）。为区别起见，或称钮祜禄氏为母后皇太后，那拉氏为圣母皇太后；或因钮祜禄氏住承德避暑山庄烟波致爽殿东暖阁，称东太后；那拉氏住西暖阁，称西太后；或以各自徽号相称。载垣载垣等8人则被称为赞襄政务王大臣，并行文知照吏、兵两部，今后所有谕旨由赞襄政务王大臣缮拟后，呈递皇太后、皇上用印发下，上钤用“御赏”印，下钤用“同道堂”印，传谕京师内外各衙门一体遵照执行。八人办事认真，同心协力。有人称“八位共矢报效，极为和衷，大异以前局面”，“循此不改，且有蒸蒸日上之势”。

工于心计、权势欲又极强的慈禧太后慈禧太后并不甘心于仅在八大臣拟就的谕旨上钤印，她要攫取更大的权力。慈禧太后慈禧太后叶赫那拉氏（1835—1908），正黄旗人，安徽徽宁池广太道惠徵之女。自幼受过一些文化教育，通汉文，能绘画，浏览过史书。1852年（咸丰二年）入宫后不久，即得咸丰帝咸丰帝宠幸，初封兰贵人，继升懿嫔，1856年4月生皇子载淳载淳，再升懿妃，次年更升为懿贵妃，地位仅次于皇后。她还促使以指婚的形式，将胞妹嫁给咸丰帝咸丰帝之弟、醇郡王奕奕为福晋，从而加强了自己在皇室的地位。有时她还与咸丰帝咸丰帝议论政事，乃至阅读奏折，从而培养了干预政事的才能和野心。她的名分虽低于慈安太后钮祜禄氏（1837—1881），却是载淳载淳生母。于是，这个野心勃勃、善弄权术的年轻寡妇便利用这一条件，开始了她的夺权斗争。

夺权的第一步是要求阅看奏报。赞襄制度实行之初，两宫太后对八大臣所拟之旨仅钤印而已。其后西太后联合东太后，要求凡有陈奏折件需下发谕旨者，先由八大臣拟旨，经皇太后、皇帝（实为那拉氏）阅后盖印方为有效。至于用人大权，各省督抚要缺，先由八大臣拟名呈递，再请两太后裁定，等等。八大臣屈从了她的要求。然而，慈禧太后慈禧太后并不以此为满足，她心中的目标是代行帝权，故不久即挑起垂帘听政之议。1861年9月10日（咸丰十一年八月初六日），都察院山东道监察御史董元醇董元醇以“事贵从权，理宜守经”为由，奏请皇太后垂帘听政，并另简亲王一二人辅政。这个奏折正合她的心意，收到奏折之后即“召见载垣载垣等面谕照行”，而载垣载垣、端华端华、肃顺肃顺等人则“胆敢面称伊等系赞襄皇上，不能听太后之命，并言伊等请太后看折亦系多余之事”，以至“声震殿宇，天子惊怖，至于啼泣，遗溺后衣”。这次冲突以两太后的妥协而暂告解决。八大臣在形式上取得了胜利，但两太后已与恭亲王奕奕等密定了铲除他们的计划。

《北京条约》签订之后，恭亲王奕奕在清王朝，尤其在那些留京的诸王、大臣中的威望大为提高。赞襄政务的八大臣中，怡亲王载垣载垣、郑亲王端华端华位尊权重，但实权掌握在端华端华之弟、协办大学士肃顺肃顺之手。此人在咸丰朝时即屡兴大狱，前大学士耆英耆英前往天津议约，因不候旨回京而下狱议罪，“拟绞监候”，肃顺肃顺“独具疏请立予正法”，咸丰帝咸丰帝虽斥其言过当，但还是赐耆英耆英自尽。大学士柏葰典顺天乡试，以纵容家人舞弊，“谳大辟”，咸丰帝咸丰帝念其为旧臣，“狱情可原，欲宽之”，又是肃顺肃顺力争，“遂命斩”。由于其不择手段打击异己，朝臣亲贵人人自危。出于各种原因对肃顺肃顺等心怀不满的人，纷纷聚拢在恭亲王奕奕的周围。奕奕以祭奠乃兄梓宫为由，于1861年9月5日（咸丰十一年八月初一日）由北京赶至热河避暑山庄，并与两宫太后秘密会商。据记载，叔嫂见面后，“两宫皆涕泣而道三奸之侵侮，因密商诛三奸之策”。但两位太后对所谓“夷务”仍有顾虑，奕奕乃“力保无事，又坚请速归”，并“令各兵九月十二日到此”。

奕奕返回北京后，即在亲信大臣中秘密串联，暗中进行政变的准备，尤其加紧军事方面的布置。当时，手握重兵的僧格林沁僧格林沁与胜保胜保等人，都不以肃顺肃顺等人试图撇开两宫太后的所谓“赞襄”为然，而是无条件地站在皇太后和奕奕一边。僧格林沁僧格林沁在八大臣明确表示异议之后，仍坚持奏折中必书“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字样。而胜保胜保表现得尤为突出。他于咸丰帝咸丰帝死后，即自行带兵回京，经与奕奕密商，奏准赴热河祭奠咸丰帝咸丰帝，并乘机在京畿一带和京、热之间沿途布防。奕奕也将京城武装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八大臣的亲信中也有人见风转舵，卖身投靠，使得奕奕等人随时掌握肃顺肃顺等人的动向。载垣载垣、端华端华、肃顺肃顺等人在此关键时刻又犯下了致命的错误：一是“因差务较繁”，放弃了他们原所分别兼任的銮仪卫、上虞备用处、步军统领、响导处等可以直接掌控军队的要职；二是在返京问题上接受了对他们极为不利的安排，即肃顺肃顺护送咸丰帝咸丰帝棺柩在后慢走，载垣载垣等则随同两太后、小皇帝间道先行，以便在东华门跪迎。这样，八位赞襄王大臣就被分割两处，终被各个击破。

10月31日，两宫太后和小皇帝一行抵达京郊，奕奕出城迎接。胜保胜保乘机上奏，明确提出“非皇太后亲理万机，召见群臣，无以通下情而正国体；非另简近支亲王佐理庶务，尽心匡弼，不足以振纲纪而顺人心”。11月2日，慈禧太后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奕奕等向群臣宣示了诛除肃顺肃顺等人的“上谕”。内称：“上年海疆不靖，京师戒严，总由在事之王、大臣等筹画乖方所致。载垣载垣等复不能尽心和议，徒以诱惑英国使臣以塞己责，以致失信于各国。淀园被扰，我皇考巡幸热河，实圣心万不得已之苦衷也。嗣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等将各国应办事宜妥为经理，都城内外安谧如常。皇考屡召王大臣议回銮之旨，而载垣载垣、端华端华、肃顺肃顺朋比为奸，总以外国情形反复，力排众议。皇考宵旰焦劳，更兼口外严寒，以致圣体违和，竟于本年七月十七日龙驭上宾。……追思载垣载垣等人从前蒙蔽之罪，非朕一人痛恨，实天下臣民所痛恨者也。……载垣载垣、端华端华、肃顺肃顺著即解任，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著退出军机处。派恭亲王会同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将伊等应得之咎，分别轻重，按律秉公具奏。至皇太后应如何垂帘之仪，著一并会议具奏。”已在京城的载垣载垣、端华端华和刚刚走到京郊密云的肃顺肃顺都被迅速逮捕。

11月3日，恭亲王奕奕被任命为议政王、首席军机大臣、宗人府宗令，大学士桂良桂良、户部尚书沈兆霖、户部右侍郎宝鋆为军机大臣，鸿胪寺少卿曹毓瑛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原军机大臣、户部左侍郎文祥仍值军机处。7日，废八大臣所拟定的祺祥年号，以明年为同治元年，意即两宫太后共同临朝而治。8日，宣布了对八大臣的处置：肃顺肃顺立斩，载垣载垣、端华端华赐令自尽，穆荫革职并发往军台效力，匡源、杜翰、焦祐瀛革职，景寿革御前大臣职，保留公爵及额驸品级。11月11日（十月初九日），小皇帝在太和殿举行登极大典，接受百官朝贺。12月2日（十一月初一日），两宫太后在养心殿正式举行了垂帘听政的仪式。6岁的载淳载淳坐在高高的御座上，在他的背后，隔着黄纱屏风并排端坐着慈安太后钮祜禄氏和慈禧太后慈禧太后叶赫那拉氏，奕奕则在下面率领百官行礼朝贺。从此，慈禧太后慈禧太后便成为实际上的女皇，在中国统治了47年，直到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病死为止。

三清政府眼中的列强和列强眼中的清政府

辛酉政变的上谕中所宣布的八大臣的重要罪状之一，是“不能尽心和议，徒以诱惑英国使臣以塞己责，以致失信于各国”。于此可见，外国侵略者在清朝政府的政治动向中占有突出的地位。

《北京条约》签订后，英法联军陆续撤出北京，侵略者保存了清朝的统治秩序。负责谈判的恭亲王奕奕对此大喜过望，以为是“非始愿所能料及”。他又说：“自换约以后，该夷退回天津，纷纷南驶，而所请尚执条约为据。是该夷并不利我土地人民，犹可以信义笼络，驯服其性，自图振兴，似与前代之事稍异。”他坚持认为：“就今日之势论之，发捻交乘，心腹之害也。俄国……肘腋之忧也。英国……肢体之患也。故灭发捻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后来，他更进一步将自己的观点发展为著名的“中外同心以灭贼为志”之说，也即朝廷与地方应抓紧有利时机，共同以“灭贼”为要务：臣等伏查外忧与内患相为倚伏，贼势强，则外国轻视中国，而狎侮之心起；贼势衰，则中国控制外国，而帖服之心坚。自臣等笼络英、佛以来，目前尚称安静，似可就[匿]而匿[就]我。若不亟乘此时，卧薪尝胆，中外同心以灭贼为志，诚恐机会一失，则贼情愈张，而外国之情必因之而肆。

1861年1月20日（咸丰十年十二月初十日），咸丰帝咸丰帝批准设立总理衙门，并派恭亲王奕奕、大学士桂良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管理。3月11日（咸丰十一年二月初一日），总理衙门正式启用关防。该衙门成立前，奕奕派人征询英、法的意见。英使馆秘书威妥玛威妥玛对此“甚为欣悦”，认为是其“数十年求之不得之事”。法国公使布尔布隆布尔布隆对此也表示赞成，认为这是“中外各国永敦睦好之最妙良法”。这年春，法、英公使相继在北京设立使馆。数月后，俄国公使也来到北京。自此，外国对清政府中以奕奕为代表的这派势力积极加以支持和培植，甚至对奕奕掌权寄予很大期望。但咸丰帝咸丰帝在世时，因受肃顺肃顺等人的影响，觉得外国人的动向难以把握，始终对侵略者心存疑惧。而侵略者方面，普鲁斯普鲁斯、额尔金额尔金等都不掩饰他们对肃顺肃顺等人的厌恶。俄国方面更因肃顺肃顺曾拒绝其领土要求而将其视为“头号坏蛋”。正因为有了这样的不同认识，所以奕奕赴热河前就回銮一事相商时，外国侵略者则给予某种许诺，而他也因此敢于向慈禧太后慈禧太后保证：“外国无异议，如有难，唯奴才是问。”

外国侵略者本来担心掌握实权的肃顺肃顺等人返回北京后，外交上很可能出现反复。慈禧太后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奕奕的上台，使他们感到十分满意。

1861年11月12日，英国驻华公使普鲁斯普鲁斯向英国政府报告说：激烈派的垮台和逮捕载垣载垣等人谕旨的言辞等于是对条约的实际批准，虽然它形式上去年已执行了。这次危机之决定转向有利于我们在华利益的方面，实受我们所执行的路线的极大影响。在过去12个月中，已造就了一个倾心于并相信同外国友好交往可能性的派别。有效地帮助这一派人掌权，是一个非同小可的成就。我们在北京建立了令人满意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这个政府的顾问。

几个月后，上海的英文报纸《北华捷报》也为此欢呼道：当英法两国驻华外交代表与各条约国家的海陆军司令，不仅对太平军不再表示任何同情，而且为扑灭这种叛乱正积极同清军合作的时候，本报满意地获知，清朝政府的对外关系正日益趋于友善和诚恳。在当今皇帝取得权力以前，许多人害怕根据天津条约成立的停战协议，仅仅是些空话，它在任何时候都可以为最近还在执政的赞襄政务会议以某种侵犯或侮辱行为而撕得粉碎。现在，这个不可一世的赞襄政务会议及其成员已经完全遭到压抑，而对外国利益表示亲善的恭亲王已经恢复他的权力。我们有一切理由认为，在这个素来保持闭关政策与嫉视外国的帝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时期像现在这样，外国代表能够比得上英法这两国公使，得以在北京的朝廷里拥有这样巨大的势力。俄国驻华大使曾有一个时期在这个帝国的京城内享有比其他欧洲国家代表更大的权威，但在目前，却没有一个国家享有像英国公使所享有的权势。

这种情势之所以产生，无疑主要是由于这位青年皇帝左右伶俐的大臣们特别是恭亲王，对“太阳永远不落的帝国”——我们岛国女王的权威已经有所理会。同时，中国政府关于具体情况的认识，以及天津条约在财政方面所起的作用等等，都对巩固中国与我方的友好关系具有重大的分量。全世界没有一个地方的人民对发财致富还比中国人更感兴趣，而他们的统治者和西方极其奢侈的土耳其人与基督教国家王子一样，对和平或战争对于财富的价值，是很明白的。在外国人控制下，清朝的国库正从各个商埠收到大量的金钱，而在过去，这些地方的税收除掉为不诚实的官吏吞没外，是很少解交国库的。当今政府对英法两国代表所采取的方针，只要无损我们两国的尊严，为着我们自己的利益，显然应以一切方法加以扶植。

盟国驻北京代表同清朝新摄政之间的相互信任日益增长，双方的亲睦关系必将在不久的将来得到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