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通史——战争再起与《北京条约》的签订

中英、中法《天津条约》订立后，从1858年7月5日（咸丰八年五月二十五日）开始，英、法等国舰只陆续开行，至次日，全数退出大沽海口外。因中英《天津条约》第26款规定：“前在江宁立约第十条内定进、出口各货税，彼时综算税饷多寡，均以价值为率，每价百两，征税五两，大概核计，以为公当。旋因条内载列各货种式，多有价值渐减，而税饷定额不改，以致原定权平税则，今已较重，拟将旧则重修，允定此次立约加用印信之后，奏明钦派户部大员，即日前赴上海，会同英员，迅速商夺，俾俟本约奉到朱批，即可按照新章迅行措办。”因此，7月15日，清政府派桂良桂良、花沙纳花沙纳等前往上海，会同两江总督何桂清何桂清，与英、法会议通商税则。在桂良桂良等未到以前，则由江苏布政使薛焕先与英国代表接触，“将零星细款，分晰进口出口，比较旧例，逐条查议”。

一中外上海会议修改税则

桂良桂良等陛辞之前，咸丰帝咸丰帝密谕他们“内定办法”，至沪后，“为一劳永逸之计”，务必设法将中外《天津条约》中规定之公使驻京、长江通商、外国人内地自由游历以及赔缴兵费后才交还广州等项条款取消，同时允准桂良桂良以今后全免关税作为交换条件向英、法等使提出。10月3日，桂良桂良一行抵达上海。第二天，其即照会英、法、美、俄四使，约期会商税则事宜。交涉之始，英国专使额尔金额尔金即因新任两广总督、钦差大臣黄宗汉黄宗汉支持广州人民抗英、“悬赏”购英国领事巴夏礼巴夏礼首级事向桂良桂良等提出抗议，声称广东之事未决前，不便别议事务。桂良桂良等因恐与英、法决裂，遂于10月9日奏请“示谕各口商民人等，知中外各国永敦和好，一面飞咨两广督臣黄宗汉黄宗汉，一体示谕地方商民，俾知天津业经议和”，令其传饬地方，“暂且停兵”。英使复于10月11日提出照会，要求将黄宗汉黄宗汉撤换。桂良桂良、花沙纳花沙纳迫于英使压力，只得具奏参劾黄宗汉黄宗汉。

中外开议后，清廷派出江苏布政使王有龄、按察使薛焕与英方代表威妥玛妥玛和俄理范俄理范、李泰国李泰国等会商有关税率和通商章程等细节问题。桂良桂良、何桂清何桂清等人虽奉有咸丰帝咸丰帝密谕，但他们都不主张以全免关税来换取英、法在公使驻京等项上的让步。因为英、法等使对公使驻京等项要求执之甚坚，很难说服其放弃。而且，当时为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清政府财政已形捉襟见肘之窘，如果全免关税，则军费更加无所筹措。更有甚者，即使英、法等国贪一时之利而暂时答应，也无法保证其今后不再重提这些要求。所以他们认为清廷所谓的“内定办法”也不是“一劳永逸之计”。故桂良桂良等曾于9月26日上奏清廷，称“全免入口税课一层，亦为夷人惟利是图，给以便宜，庶易令其就范。但设关抽税，借以稽查，若听其自便，则利柄尽属该夷，奸宄且有不可胜道者。臣等共同商酌，拟请将加惠该夷之恩旨，暂缓宣布”。同时，对于咸丰帝咸丰帝密谕他们务必做到的“第一最要之事”，即取消公使驻京一节，桂良桂良等人认为：“夷性狡黠，似未便明言。”两江总督何桂清何桂清也上奏认为：“桂良桂良、花沙纳花沙纳当海口失守直逼津门之后，无将无兵，徒手空言，力阻其诣阙之请，已属不易……今事已如此，惟有就会议税则，为补偏救弊之计，似未可顿改前约，以致借口失信，另起波澜。臣维征收关税，谓之稽征者，稽查其出入之货，是否违禁而征收其税也。若不征其出入口货税，则无所稽考，竟可任听该夷将我内地货物，即在内地贸迁，胥天下之利柄，尽归于该夷，而我民穷财尽矣。犹之人遭横逆，罄所有以与之，以求免累，仅存空房一所，彼果挈所有而远去，我尚可借空房为栖止，另图整顿。若不能遣去，势必得步进步，登堂入室，我衣食无资，童仆星散，其将何以御之。臣愚以为利柄必应收回，税则不可轻免者在此也。”因此，在谈判过程中，桂良桂良等人一开始并未将“内定办法”和盘托出。直至最后阶段，桂良桂良等人才向英方提出公使驻京问题。交涉结果，英使额尔金额尔金除答应在保留公使“随时往来”北京及以后可以提出驻京要求的条件下，考虑另择一地作为公使驻在地以外，对其他各项则予严词拒绝。据桂良桂良等在奏折中转述，额尔金额尔金的代表俄理范俄理范、威妥玛妥玛声明“条约以外之事，均可商量，条约既规定之说，万不能动”。这样，在中外上海会议断断续续进行了半年之后，终于在11月8日签订中英、中美《通商章程善后条约》10款。11月24日，又订立了中法《通商章程善后条约》10款。咸丰帝咸丰帝终于无可奈何地表示：“惟夷情狡执，该大臣等（指参加会议的大臣）迫于时势，亦属势处两难。”按照《天津条约》规定，一年后正式换约。咸丰帝不愿意在北京换约，命令桂良桂良、花沙纳花沙纳仍在上海等候，以便英、法新任公使来华后在上海换约；同时，清廷解除了两广总督管理外交夷务的职权，任命两江总督为钦差大臣兼办外交。此外，为防止英、法军队再度闯入白河，又命令钦差大臣僧格林沁僧格林沁在大沽口一带布防，两江总督何桂清何桂清并奉命把这个消息告诉额尔金额尔金，表示清政府希望来年就在上海换约。

二换约问题的波澜与大沽炮战

1859年初，英、法政府分别派遣普鲁斯普鲁斯和布尔布隆布尔布隆为驻华公使，法国专使葛罗葛罗、英国专使额尔金额尔金则在中外上海会议后，分别于1859年3—4月先后回国。英国政府在给普鲁斯普鲁斯的训令中指示，他到中国后坚持在北京换约，必要时可使用武力，为此他本人应率领一支足够有力的舰队前往天津。4月底，普鲁斯普鲁斯到达香港之后，即开始就北上换约问题与法国公使布尔布隆布尔布隆进行讨论，他们决定：为了日后更方便于向清政府索要，必须在换约问题上进一步逼迫清政府屈服。鉴于大沽口清廷已经设防，他们预期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因此，带同前往的兵力不得较1858年减少，并预定英、法公使乘炮舰从大沽口溯白河到天津，然后去北京换约。普鲁斯普鲁斯对布尔布隆布尔布隆称，假如要有麻烦的话，那就不如直截了当地去找上这些麻烦，甚至可以说最好事前就去挑起这些麻烦。布尔布隆布尔布隆也向法国政府报告说，他们不但能应付困难，并且预先要激起某些困难，使自己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换句话说，他们预谋在换约问题上，挑起事端，动用武力，达到目的。

普鲁斯普鲁斯与布尔布隆布尔布隆于5月16日、18日相继发出致桂良桂良的照会，表示他们即将去天津换约。6月初，英、法公使到上海。在他们抵达之前，美国新任公使华若翰华若翰先已兼程赶到上海。

清政府这时还希望英、法公使能在上海换约。6月6日，咸丰帝咸丰帝在接阅桂良桂良等关于英法照会要求北上换约情形的奏报后，朱批指示：“总以上海换约为第一要义。即使不得已俯就下策，停泊拦江沙外，少带从人，实为妥协。尤须该夷酋正身赴京，不得任其更替一兵头之类，意存搅扰。”次日，咸丰帝咸丰帝指示僧格林沁僧格林沁，如果英使乘船来，则令其停泊于拦江沙外，静候桂良桂良等北上办理，“并告以海口节节设防，切勿轻于驶入致有损伤，以全和好”。

普鲁斯普鲁斯、布尔布隆布尔布隆的态度十分蛮横，当他们接到桂良桂良等要求在上海会面并商谈就地换约的照会以后，竟拒绝与桂良桂良见面。普鲁斯普鲁斯根据英政府的指示，在复照中威胁说：“本大臣立意毫不更改，仍拟不日进京，交换条约……迨察看条约各款，果有诚愿尽行，毫无缺简之形，始克出都，设令有涉怀疑之处，则本大臣非释疑之日，亦断刻不暂离。”同时，他不顾条约尚未互换，擅自告示上海外商从7月1日起实行新的税则。6月中，普鲁斯普鲁斯、布尔布隆布尔布隆一起去天津。中美《天津条约》虽然没有规定换约地点，但美使华若翰华若翰也坚持要进京换约，随同他们北上。清政府接到英、法公使决意北上进京换约的报告后，一面令桂良桂良等兼程赶回北京，以便由他们亲自主持换约；一面命令直隶总督恒福恒福照会普鲁斯普鲁斯、布尔布隆布尔布隆，指定他们在北塘登陆，由陆路经天津去北京，并要求随行人员不超过20人，不要携带武器。清廷还命令恒福恒福亲自到北塘接待英、法等公使，又令沿途地方官备办供应，妥为照料，并在北京预备宽敞房屋三处，作为三国公使在北京的住处。清廷虽然不欲英、法等使至京换约，但在武装侵略的胁迫之下，只得屈服，并开始积极进行迎接公使的准备工作。

英、法侵略者却不愿按照清政府指定的路线和方式进京。6月17日，英、法等国舰船陆续驶抵大沽口外集结，并且开始不断进行侦察，破坏白河口清军防御设施，进行挑衅。6月18日，清廷再谕僧格林沁僧格林沁，如果英、法等使坚持进京换约，可准其由北塘上陆，先至天津等候，俟桂良桂良等到后商议，但不得随带兵船，不得多带从人。同时，对于英、法军队的挑衅行动，则要求僧格林沁僧格林沁勿令官兵轻举妄动。6月20日，普鲁斯普鲁斯、布尔布隆布尔布隆等到大沽，坚持按照他们自己决定的办法去北京，即率英、法舰队沿白河上驶至天津，转赴北京。21日，英、法公使授命英军舰队司令贺布贺布扫除大沽口的防御设备。贺布贺布当即要求大沽守军在三天内将拦河铁戗等障碍物统统撤去，并称若不撤去，则将即自行带人拔除。威妥玛妥玛对直隶总督派去的投递照会的人员扬言“定行接仗，不走北塘”。

6月25日下午，英、法舰队向大沽炮台发起进攻，炮台守军忍无可忍，立即开炮还击。经一昼夜激烈炮战，联军遭到惨败。参战的13艘英军舰艇中，有6艘丧失了战斗力，4艘被击毁或击沉。参战英军约1200人，死伤578人，英军舰队司令贺布贺布亦受伤。参战法军约60人，死伤14人。侵略军夺取炮台的尝试终以彻底的失败而告终。大沽炮台遭轻度破坏。清军在这次抗击作战中阵亡32人。结果，英法联军无力再战，只得狼狈撤走。这是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军队抵抗外国侵略军所取得的最大的一次胜利。

然而，大沽口炮战在清朝当局看来也是一个意外的事件，并不表明清政府对英、法等国侵略者的政策发生改变。炮战发生后，清廷一面褒奖议恤抗战将士弁员，一面于6月29日下谕，称“驭夷之法，究须剿抚兼施，若专事攻击，恐兵连祸结，终无了期。不如趁此获胜之后，设法抚驭，仍令就我范围，方为妥善”；同时又要求僧格林沁僧格林沁等，“倘该夷再事狂悖，自当竭力抵御，饬令弁兵，固守炮台，不可稍有疏失，断不可先行开炮，使该夷有所借口，是为至要”。上谕所谓“设法抚驭，仍令就我范围”，其实清政府还是希望英、法等使由北塘上陆进京换约。即在同一天，清廷复传谕直隶总督恒福恒福等人，令其设法乘大沽获胜，先与美、法使臣会晤，“相机开导”，令其由北塘来京换约，“看其是否前来，如何答复。如米、佛两夷为英夷说和，即可因势利导，相机措词，暂为羁縻，俟桂良桂良等到后，再议互换和约之事”。

在此之前，沙俄政府已任命俄国驻北京东正教会监护官丕业罗幅斯奇为全权代表，于4月24日在北京同户部尚书肃顺肃顺互换中俄《天津条约》。丕业罗幅斯奇并向清政府提出8点要求，包括割让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勘定”中俄西段边界以及俄国在库伦、张家口、喀什噶尔、齐齐哈尔设领事馆等等，被清政府予以拒绝，交涉陷于停顿。沙俄政府乃改命伊格那提业幅出使中国，准备逼签新的割地条约。伊格那提业幅于7月初由陆路到北京，向清政府进行进一步勒索。美国公使华若翰华若翰则在英法联军自大沽口退走后，由北塘经天津进入北京，后来回程中在北塘与恒福恒福互换了中美《天津条约》。华若翰华若翰换约后回到上海，与何桂清何桂清议定从11月24日起按中美新约输纳船钞，1860年1月1日起潮州、台湾（台南）开市。英、法侵略者援引“最惠国条款”，马上享受到中美《天津条约》上给予美国的权利。

三战争再起

英国政府接到大沽事件的消息以后，首相巴麦尊巴麦尊暴跳如雷。他给外相罗素罗素的信上说：“我们要派一支陆海军武装部队攻占北京，赶走中国皇帝，把我们的全权使节驻扎在那里，这是最适当的措施。”于是，英法两国分别再度任命额尔金额尔金和葛罗葛罗为全权代表，并分别以克灵顿和孟斗班为侵华军总司令，派军队到中国来，要对中国实行“大规模的报复”。1859年9月，英外相罗素罗素提出对清政府的6项要求，后经英法两国政府的修改补充，主要归结为下列各点：（一）由法国政府提议增加赔款数额，包括天津条约规定的赔款在内，共定为英、法各6000万法郎（约合银800万两）；（二）占领舟山作为抵押；（三）要求清朝政府道歉、换约并履行《天津条约》。此外，英国开始图谋准备强占九龙，法国则企图为天主教会夺取新的特权。罗素罗素还训令普鲁斯普鲁斯把作战地区局限于华北，对上海、广州以及其他地方则继续保持“友好的关系”。

1860年春，正当英法联军按其侵略计划向上海集结之时，太平军向太湖流域发动了猛烈的攻势，连续攻克杭州、常州、无锡、苏州等重要城市。江南地主官僚集团在大沽事件以后，就主张对侵略者妥协，以便“分津防之兵，移津防之饷，尽力以定江南”，有的甚至主张借用外国兵来镇压太平军。当时咸丰帝咸丰帝表示：“速就抚局，原属正办，若借资夷力，后患无穷。”他对借兵助剿，还存在顾虑。此时，在太平军的压力下，江南统治集团的首要人物集中到上海，他们与英、法等国侵略者的勾结活动也就更加活跃。5月间，买办出身的苏松太粮道杨坊请求法国侵略军代守上海城。6月初，上海道吴煦写信给法国侵略军司令孟斗班，要求派法军驻防上海附近的嘉定、太仓、昆山等地。同时，杨坊等还资助美国流氓华尔华尔召募在上海的外国冒险家与亡命之徒组成“洋枪队”，向太平军进攻，并于7月间占领松江。两江总督何桂清何桂清也向清廷上奏，称“现在东南要害，均为贼踞，苏省已无一兵一将，全境空虚”，建议接受英、法等国的侵略要求，以便与之勾结，共同镇压太平军，“为今日计，惟有亟为安抚夷人，坚其和议，俯如所请……乘势劝其助顺剿贼……庶几南北两衅，可期立时消释”。虽然何桂清何桂清所主张的无条件投降的办法未被咸丰帝咸丰帝采纳，但江南的官僚地主买办和英、法侵略者已经密切勾结起来。5月26日，普鲁斯普鲁斯和布尔布隆布尔布隆共同出布告，称其与驻军海陆军将领完全同意，不使上海遭受任何暴动与抢劫，同时上海内城亦在保护之列，不使其遭受外来攻击。从此，外国侵略军帮助清朝政府镇压太平军的局面开始形成。

与此同时，英、法侵略军按照原定计划陆续开到中国，共2.5万多人，其中英军1.8万余人，法军7000余人。4月21日，英法联军占领舟山。5月27日，英军占大连湾。6月8日，法军占据烟台。侵略军每到一处，就在那里制造恐怖，他们在舟山强索“巡防费”，在山东沿海袭掠民船，在旅顺口抢劫、杀害居民。6月初，侵略军已完成封锁渤海湾和建立前进基地的军事部署。而在此之前，英国政府指示驻华公使普鲁斯普鲁斯和香港总督鲁滨逊，令其伺机“租借”九龙半岛。1860年3月20日，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巴夏礼致函两广总督劳崇光劳崇光，要求清政府将九龙司割让英国，但因考虑到劳氏无权割让土地，故英国可先行租用。劳崇光劳崇光对英国侵略者惟命是从，当即应允。21日，巴夏礼巴夏礼草拟了租借九龙的契约，与劳崇光劳崇光签字用印。从此，自九龙炮台南面一点至石匠岛最北端一线以南共计10平方公里的九龙司地方和石匠岛全部地方，被劳崇光劳崇光一纸契约擅自租给了英国。虽然该租契未经报告清廷，未获批准，但后来依然成为英国强割九龙的借口。

美俄两国再次追随着英法联军之后，企图趁火打劫。俄国公使伊格那提业幅自上年7月到北京后，即向清政府提出割让乌苏里江以东土地等要求，并威胁称：“须知我国欲占之地，系海岸空旷之处，于中国实无用处。……我们业经占立数处。”他出示俄国绘制的地图，要清政府“依照此图办理”，“不然，难免侵吞扰乱”，遭到清政府拒绝。经过将近一年的交涉，伊格那提业幅勒索没有得逞，乃即离京，由北塘乘船南下，于1860年6月15日到达上海，向英法联军提供中国北方军事等方面的有关情报。6月底，额尔金额尔金和葛罗葛罗到达上海，英、法、俄、美四国的代表再次汇集于上海，列强合作侵华的联合阵线再次结成。7月初，额尔金额尔金、葛罗葛罗分别去大连湾和烟台，决定于7月底率联军在北塘登陆，抄袭大沽炮台后路，然后占领天津。而美俄两使再一次扮出伪善的面孔，打着“调停者”的旗号，先期到达北塘，照会清政府愿意“调处”争端。清政府屡经俄、美假借调停、乘机勒索的欺骗，早已看穿其惯技，故在给俄使的复照中指出：“天朝并无失信于二国，又何劳贵国替中国从中调处？”

于此揭穿了它们“调停”的阴谋。美使华若翰华若翰认为只要英、法取得新的特权，美国可以援例均沾，没有必要在那里逗留，随即折回上海返国。俄使伊格那提业幅因索占土地目的尚未实现，仍旧跟在英、法后面，企图乘机渔利。

当英法联军大举来犯，战争一触即发之际，清政府却根本没有打算与英、法作战。从清军大沽获胜到联军再次北犯，有近一年的时间，清政府既不了解英、法侵略者的动向，也不认真加强防务，而是全力以赴地镇压太平天国革命。1860年7月，在英法联军已经封锁渤海湾的严峻形势下，咸丰帝咸丰帝仍然认为海口布置周密，联军上年进攻受创，“未必不心存畏忌”，此次再来，“实则以兵胁和”而已。因此，其谕令僧格林沁僧格林沁、恒福恒福等，“总须以和局为要”，“不可因海口设防严密，仍存先战后和之意”，以免“虽图快于目前，而贻患于将来”。在敌军压境的时候，他还一再表示“总须以抚局为要”。同时他还错误地把主要希望寄托在经营三年、耗费巨资重建起来的大沽炮台上，认为足能挡住敌军进攻。作为全军统帅的僧格林沁僧格林沁，为使英、法公使可以从北塘登陆进京，居然将该处炮台守军尽撤，集中力量防守大沽。当有人指出联军可能在北塘登陆时，他则错误地认为敌人不善陆战，认为如果英法联军由北塘登陆，则以骑兵截击，诱其深入，设法截击，聚而歼之。

7月29日，英法联军共2万余人分乘206艘舰船驶抵北塘与大沽之间的海面。8月1日，1.8万名英法联军部队携带大炮、弹药和其他军需物资，毫不费力地在北塘登陆，占据炮台。8月2日，英法联军占领北塘镇，大肆奸淫掳掠，北塘镇幸存居民逃亡一空。8月12日，英法联军向新河方向推进，企图抄袭大沽炮台后路，途中遭到2000余名清军骑兵的冲锋攻击。英法联军乃以最新式的枪炮齐向清军骑兵，一次次地进行齐射，炮队也架起火炮猛轰清军，结果清军骑兵大部被敌歼灭。新河于当日被联军攻占。

8月14日，英法联军主力复由新河出发，向大沽炮台侧后重要屏障塘沽进攻。清守军虽经奋力抗击，但因装备过差，人数太少，不能对敌实施有效反击。当天，英法联军占领塘沽。至此，大沽北岸炮台的侧后完全暴露在联军的攻击之下，英法联军既定的登陆作战计划几乎全盘实现，而僧格林沁僧格林沁所谓的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构想全盘落空。当此形势危急之时，僧格林沁僧格林沁坚守之心开始动摇，向咸丰帝咸丰帝奏称能否扼守，实无把握。8月15日，咸丰帝咸丰帝传谕僧格林沁僧格林沁：“如果无可支撑，惟当设法酌撤……驰赴天津扼要守御，以固京师门户。”同一天，咸丰帝咸丰帝还在另旨特谕僧格林沁僧格林沁称：“惟在下根本，不在海口，实在京师，若稍有挫失，总须带兵退守津郡，设法迎头自北而南截剿，万不可寄身命于炮台。切要，切要！以国家倚赖之身，与丑夷拼命，太不值矣！”同时，他力促僧格林沁僧格林沁自大沽后撤：“朕为汝思之，身为统帅，固难言擅自离营，今有朱笔特旨，并非自己畏葸，有何顾忌？若执意不念大局，只了一身之计，殊属有负朕心。”关键时刻，咸丰帝咸丰帝非但不令三军统帅坚守抗敌，反而急令保命脱逃，可谓荒唐之至。21日晨，已被孤立的大沽北岸三座炮台同时遭到英法联军的野战炮和舰炮的猛烈轰击，直隶提督乐善率守军发炮反击，但不久各台弹药库相继中炮爆炸。上午8时许，联军登陆部队开始向炮台发起冲锋，乐善指挥守军以鸟枪、抬枪、长矛、大刀、弓箭等落后装备，与敌军展开激烈肉搏。激战之中，乐善阵亡，守军伤亡惨重，各炮台遂相率失守。当晚，僧格林沁僧格林沁尽撤南岸炮台守军，退向天津。英法联军旋即于次日占领南岸三座炮台。僧格林沁僧格林沁自大沽撤守后，不愿与联军在天津决战。他上奏咸丰帝咸丰帝，认为“天津实无防守之法”，主张弃守天津，“驻兵通州，以固京师”。此时，咸丰帝咸丰帝正准备与英、法妥协会谈，便同意由僧格林沁僧格林沁率兵驻守通州。8月24日，贺布贺布率一支联军部队驶抵天津城郊。8月25日，直隶总督恒福恒福亲至贺布贺布船上，邀其进入天津。接着，联军后续部队陆续到达，天津即被英法联军占领。

大沽失陷前，直隶总督恒福恒福曾照会额尔金额尔金、葛罗葛罗商议换约，额尔金额尔金答以只与“实奉其权”的钦差大臣办理交涉，而以前所提各项条件丝毫不可更改。清政府亦曾派出西宁办事大臣文俊、武备院卿恒祺来到天津，准备伴送英、法公使进京换约。大沽失陷后，清廷又任命桂良桂良、恒福恒福为钦差大臣，恒祺为帮办大臣，在天津设法与英、法议和。但在双方谈判时，英、法侵略者又增加新的条件，要求天津开埠，赔款两国各800万两银，各带侍卫1000人进京换约。此外，法国又提出保护天主教、允许华工出口等条款。与桂良桂良等交涉谈判的英使代表巴夏礼巴夏礼“骄悍情状，倍甚于前次威妥玛妥玛、李泰国李泰国万分”，桂良桂良等人屈于侵略者之淫威，接受了他们提出的全部条款。然后，他们又向咸丰帝咸丰帝奏称：如不先付200万两现银，必欲到京自讨，并要求将驻守通州一带的军队撤退。

对于英法两国提出的侵略要求，特别是带兵进京一项，最使咸丰帝咸丰帝感到不安，认为“大患切肤，一决即内溃于心”。他深为愤懑，颁谕表示要与英法联军决战。同时，他命令桂良桂良等不得签字，令其坚持英、法先退兵，后定约。天津谈判没有结果。9月9日，英法联军6000余名向通州推进，对清朝政府进一步施加压力，并决定通州为投降谈判的地点。

清政府得悉联军向通州推进的消息后，其决战之心再次动摇。咸丰帝咸丰帝一面命令僧格林沁僧格林沁率部在河西务一带防堵，扼守通往通州和北京的两条要道，一面派怡亲王载垣载垣、兵部尚书穆荫为钦差大臣，到通州与英、法侵略者谈判。载垣载垣等从北京出发，接连发出几个照会，要求英法联军撤至天津，然后再进行谈判。侵略者的答复是“未便顿改初意”，并威胁称“如贵国……抗拒通往通州之师，则军务复兴”。联军占领河西务后，载垣载垣照会侵略军在河西务停止，“不再前进，贵大臣则照天津所议进京章程，少带从人，勿携器械，前来通州，与本王大臣会晤，即可将允许各款章程议定，盖印画押，随择日进京换约”。侵略者派巴夏礼巴夏礼、威妥玛妥玛与巴士达、美理登等到通州见载垣载垣。在9月14日双方初次会谈中，载垣载垣全部接受了侵略者的要求。9月17日，英、法代表又提出向皇帝亲递国书一项，载垣载垣等坚决拒绝，认为此事关系国体，万难允许。双方争执不下，谈判又告中止。次日，侵略军在张家湾附近向清军开火，战事又起，清方遂将巴夏礼巴夏礼等英方人员26人、法方人员13人当场拘捕。

张家湾之战，清军复遭惨败。英法联军乘胜追击，先占张家湾，再占通州，僧格林沁僧格林沁等与通州绿营兵败至八里桥，方才收拾残兵，重新布防。原驻朝阳门外定福庄的胜保胜保所部清军也移驻八里桥，准备继续抵抗英法联军进犯。9月21日，英法联军在法军总司令孟托班的指挥下，以法军第1旅为东路，英军为西路，法军第2旅为南路，向八里桥清军发起进攻。战至中午时分，清军虽经奋力血战，毙伤敌军千名，但自身伤亡更为惨重，各部渐渐不支，相继败退，撤至朝阳门外。

四火烧圆明园

9月22日，咸丰帝咸丰帝从圆明园仓皇逃往热河。行前，他任命恭亲王奕奕为钦差大臣，向侵略者求和。英法联军当时物资供应发生困难，正好利用清政府求和机会补充给养，于是谈判又重新开始。奕奕坚持停战后才释放巴夏礼巴夏礼等战俘，英方乃利用停战拖延时间。10月5日，英法联军在得到休整补充后，复又开始军事行动，自北京东郊绕向北郊。10月6日，英法联军占领海淀，当天闯进圆明园，大肆劫掠。到10月9日，英、法强盗把圆明园内能搬动的珍贵文物全部劫走，不能运走的加以彻底破坏。10月13日，北京城内清政府部分官员决定投降，把安定门交给英法联军，侵略军遂得蜂拥入城，在城内开始了疯狂的抢掠。奕奕当时还躲在城外，不敢出面求和。而此时，英使额尔金额尔金得悉在通州被清方所俘的39个人中，已有20人已被颟顸愚昧的清政府官员下令处死，乃于10月18、19两日，下令出动约3500名英军步兵、骑兵，纵火将圆明园焚为废墟。清朝统治者榨取中国人民的无数血汗、经营一百多年、综合中西建筑术、聚集古今艺术品而建成的全世界少有的壮丽宫殿和园林，尽化焦土，造成人类文化史上无可估计的损失。接着，英军在一番疯狂抢掠之后，又相继纵火焚毁了清漪园（即今颐和园）、静宜园和静明园等几座皇家园林。

1861年，法国伟大的文学家雨果在致友人的信中，对英法联军焚掠圆明园的滔天罪行痛加斥责。他写道：有一天，两个强盗走进圆明园，一个抢了东西，一个放了火，仿佛战争得了胜利便可以从事抢劫了。在两个胜利者瓜分赃款的条件下，圆明园就大规模地遭了蹂躏……把我们各大教堂的宝藏集拢在一起也是抵不上东方这所庞大的辉煌的博物院的。里面不但有各式各样的艺术杰作，并且堆积着金银珠宝。是丰功伟绩，也是贼运亨通，这个胜利者把口袋装满，那个把箱箧装满，他们手拉手，笑嘻嘻地回到欧洲。这就是那两个强盗的历史。

我们欧洲人是文明人，在我们眼中，中国人是野蛮人，可是你看文明人对野蛮人干了些什么。

在历史面前，这两个强盗，一个叫法兰西，另一个叫英吉利。不过，我要提出抗议（所以我感谢你给我抗议的机会），为什么要抗议呢？因为治人者所犯的罪恶是与治于人者不相干的。政府有时会做强盗，但人民是永不做强盗的。

五《北京条约》的订立

此时，有些官员主张在北京城外和敌人作战，但逃到热河的咸丰帝咸丰帝说：“必须厚集兵力，一战成功，方为计出万全。”他又称英法联军“业已入城，一经驳斥，必致决裂，只可委曲将就，以期保全大局”。9月16日，英法联军向奕奕发出最后通牒，要求给付英国恤银30万两，付法国20万两；准予23日交付，恤银付清后即于次日签订《北京条约》，并交换《天津条约》批准书；并限奕奕于9月20日上午10时以前以书面给予满意答复。此时，驻在北京城外的奕奕按照咸丰帝咸丰帝的命令，对英法两国所提各项侵略要求，一个字也不敢驳回了。9月22日，奕奕按照侵略的要求付给了英国恤银30万两，付给法国恤银20万两。但英使在收到恤银后，忽又提出增加要求，逼迫奕奕同意将割让九龙司、准许华工出国以及《北京条约》签订后须明旨宣布等三条内容纳入《北京条约》。而此时，一直追随英、法侵略者之后的俄使伊格那提业幅也配合英、法侵略军的军事进攻与胁迫，向清政府展开逼降活动，威胁称“在目前情况下，进行抵抗是不可能的”，“为了拯救中国，必须立刻同意联军的一切要求”。在英法两国的武力恫吓和俄使的诱迫之下，奕奕深惧“一经驳议，难保不借生事端”，乃对英方所提各项要求，全部予以接受。9月24、25日，奕奕分别与英、法侵略者交换《天津条约》并订立中英、中法《北京条约》。

中英《北京条约》、中法《北京条约》各为10款，分别又称《续增条约》。除承认《天津条约》完全有效外，又增加了以下几项主要内容：（一）赔偿英国军费银六百万两和英商损失二百万两；赔偿法国银八百万两。赔款交清后，英法军队方退出所占之地；

（二）增开天津为通商口岸；

（三）准许英、法招募华工出国；

（四）割让九龙司，“归英属香港界内”；

（五）退还以前没收的天主堂资产，并由皇帝发布上谕，任由各处军民人等传习天主教，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1860年10月28日（咸丰十年九月十五日），咸丰帝咸丰帝明发上谕，批准了新的条约。上谕称：“所有和约内所定条款，均著逐款允准，行诸久远，从此永息干戈，共敦和好，彼此相安以信，各无猜疑。其和约内应行各事宜，即著通行各省督抚大吏，一体按照办理。”11月9日，英法联军先后从北京撤离，第二次鸦片战争正式结束。

中英、中法《天津条约》换文与《北京条约》的签订，英国得以割占九龙司，中国的领土主权完整再遭践踏。英、法等国公使驻京权利的攫得，使英、法等国列强获得了在北京就近控制、操纵清政府，对中国人民实施殖民统治的便利。准许华工出洋的规定，也使自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在五口地区兴起的人口贸易合法化，致使西方殖民主义强盗更加肆无忌惮地在中国沿海地区从事人口贩卖的罪恶勾当，使数以百万计的中国穷苦百姓被劫掠拐卖往海外，过着暗无天日的奴隶般的悲惨生活。而中法《北京条约》中关于任由法人内地自由传教的规定，使得外国传教士得以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深入内地，从事各种不法活动，而民教冲突，日甚一日，中国社会更加动荡不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美、俄等国通过军事侵略或威胁诱迫，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中外《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进一步促成了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体系的形成，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更加深重的灾难，套上了更为沉重的枷锁。从此，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更为广泛深入，中国的主权进一步丧失，中国深陷半殖民地化的灾难而愈发不能自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