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通史——沙俄割占中国大片领土

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后，中俄两国在东段边境维持了大约一个半世纪的平静局面。1727年下半年，中俄双方又相继签订了《布连斯奇界约》《恰克图界约》《阿巴哈依图界约》和《色楞额界约》，划定了两国东段和中段边界：东段以外兴安岭至海、格尔必齐河和额尔古纳河为界，肯定了黑龙江流域和乌苏里江流域的广大地区都是中国领土；中段以西起沙宾达巴哈、东至额尔古纳河为界。同时并约定两国皆不容隐逃犯，查拿后分别送交对方官长；边境恰克图、尼布楚等互市通商，俄国商人来华经商，“其人数仍照原定，不得过二百人，每间三年进京一次”。

但是，沙俄并未放弃向东扩张的野心。自18世纪初叶起，沙俄不断侵占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中国领土，相继吞并了西部哈萨克和北部哈萨克。19世纪40年代，俄国公然违背中俄一系列界约规定，积极向黑龙江一带伸展势力。从此，在短短的20年间，沙俄当局乘清政府内忧外患之机，趁火打劫，先以武装入侵非法占领，继以逼签条约，鲸吞了中国东北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100多万平方公里和西北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4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中国的领土完整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损害。

一沙俄武装航行黑龙江，强占江北中国领土

1847年，沙皇尼古拉一世任命扩张主义分子木哩斐岳幅木哩斐岳幅木哩斐岳幅，又译作穆拉维约夫。为东西伯利亚总督。木哩斐岳幅木哩斐岳幅一上任，即把“解决黑龙江问题”作为其中心任务，一方面加强对中国沿海和黑龙江地区一带情况的侦察，一面立即着手筹建外贝加尔哥萨克军作为侵略黑龙江地区的主力。同时，他派出涅维尔斯科伊涅维尔斯科伊率武装“探险队”前往黑龙江下游一带活动。这支由沙俄海军人员组成的“探险队”从海上侵入中国国境，在黑龙江下游和库页岛北部进行了历时数月的非法侦察活动，探明黑龙江口的水深可以容俄船顺利进出。1849年，沙皇又据木哩斐岳幅木哩斐岳幅的建议，调整并加强了配属于鄂霍次克海的沙俄海军力量，准备侵占黑龙江口地区并在鄂霍次克海巡航。1850年7月，沙俄武装“探险队”再次闯入黑龙江口，在明代奴儿干都司衙门和著名的永宁寺碑所在地特林强行登陆，当地中国官员对此提出抗议，但涅维尔斯科伊涅维尔斯科伊竟蛮横地声称俄国在此具有独一无二的权利，要求中国人马上离开。8月13日，沙俄入侵者更强占庙街，公然升起沙俄国旗，建立哨所，并以沙皇尼古拉一世的名字命名，称作尼古拉也夫斯克哨所。这一严重侵占中国领土的行为却极受尼古拉的称赞，他亲自召见涅维尔斯科伊涅维尔斯科伊，授予他圣弗拉基米尔勋章，同时指着地图上的庙街一带地方悍然宣称：“俄国国旗不论在哪里升起，就不应当再降下来。”1851年下半年，涅维尔斯科伊涅维尔斯科伊第三次来到黑龙江下游，派人四出活动，在沿江、沿海及库页岛各地广泛搜集情报，为进一步掠夺领土进行准备。1853年2月，沙俄入侵者强占奇集，8月强占阔吞屯，9月下旬占领库页岛南端，从而为沙俄侵略中国东黑龙江地区奠定了基础。

1853年10月，沙俄为控制博斯普鲁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对土耳其宣战。1854年，英、法加入土耳其一方，对俄宣战，克里米亚战争爆发。当时，木哩斐岳幅木哩斐岳幅建议沙皇，应以防备英国进攻西伯利亚为由，派遣军队沿黑龙江而下，开通黑龙江航线。他还向沙皇提议授予他“便宜行事”的权力，允许他在1854年黑龙江解冻之后立即率军开赴黑龙江口，向中国方面示威施压。沙俄政府同意了他的请求。1854年1月，沙俄政府决定对中国黑龙江流域实施大规模的武装入侵。5月，木哩斐岳幅木哩斐岳幅亲自率领俄船83艘，运载哥萨克兵1000余人和大批枪炮弹药，从后贝加尔地区沿石勒喀河下驶。6月9日，俄军船队到达精奇里江口。木哩斐岳幅木哩斐岳幅派人至瑷珲，要求允许通商，遭到署黑龙江副都统、协领胡逊布胡逊布的拒绝。第二天，木哩斐岳幅木哩斐岳幅又亲至南岸，要求进入中国黑龙江，胡逊布胡逊布再加拒绝。但当时清军在瑷珲未配水师，且无防备，无力拦阻。沙俄侵略者未得中国政府允许，擅闯黑龙江，强行通过瑷珲。6月24、25日，俄军陆续驶抵阔吞屯，当即于阔吞屯、庙街和克默尔湾一带部署。接着，俄军占据村屯，筑路建屋，架炮练兵，大大加强了其在黑龙江下游的实力。沙俄御用学者巴尔苏科夫在谈到这次武装“航行”黑龙江的重要性时，曾毫不掩饰地写道：“这次远征使我们最终知道了这条通航河流的两岸情况，并给我们指出：在该地区人口稀少、当地居民爱好和平、中国人很软弱的情况下，占据黑龙江两岸是方便的和可行的。简言之，这次远征给俄国开辟了通向太平洋的道路。”对于沙俄的武装侵略和强占中国领土的行为，清政府却采取了软弱退让的态度，咸丰帝咸丰帝一面斥责胡逊布胡逊布“竟将该国咨文接收飞报”，“殊属不晓事体”，一命又命吉林将军，若俄船“实无扰害要求情事”，便不可与之为难，只需“密探情形，随时奏报”。《廷寄》，见这种态度反而招致了沙俄侵略者更猖狂的侵略。

1855年3月，木哩斐岳幅木哩斐岳幅再次行文清朝理藩院，声称奉沙皇之命，为“剿办英夷”，“即带领重兵，载运军器牲畜等件，复带接济东海兵船口粮，俟水路可行，即乘船由黑龙江地方，驶赴东海”。5月6日，清理藩院复照拒绝了木哩斐岳幅木哩斐岳幅的无理要求。但在清政府的复照到达之前，木哩斐岳幅木哩斐岳幅即按预定计划，于5月中旬，开始了第二次武装航行黑龙江。此次沙俄出动120余艘船只，载3000余名哥萨克兵和500余名移民，以及沙俄地理学会西伯利亚分会的“黑龙江考察队”等，并载有大批重炮、弹药、粮食、牲畜等，分三批出发。5月27日，沙俄船队驶抵瑷珲，署黑龙江副都统富勒洪阿富勒洪阿登船阻止，木哩斐岳幅木哩斐岳幅不予理睬，强行下驶。至6月中旬，沙俄侵略军陆续驶抵黑龙江下游，在阔吞屯至庙街南北长达300公里的地带，建立移民点，安设重炮。至第二年末，沙俄派遣侵入中国黑龙江下游地区的人数已达7000余人。至此，沙俄已完成了对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下游地区中国领土和库页岛的实际控制。

清王朝历来视东北地区为“根本重地”。沙俄武装航行黑龙江，武力侵占黑龙江下游中国大片领土，引起了清政府的关注。所以，当1853年沙俄以枢密院的名义照会清理藩院，表示希望清政府派员与俄国东西伯利亚总督商办设立界牌和划定乌第河地区两国边界事宜时，清政府认为俄方照会大体符合中俄《尼布楚条约》精神，同意了俄国的请求。咸丰帝咸丰帝遂谕令库伦办事大臣照会木哩斐岳幅木哩斐岳幅，约其待次年黑龙江解冻后派员会商。但木哩斐岳幅木哩斐岳幅不同意俄国枢密院通过谈判确立中俄东段边界的主张，而是极力主张通过武力侵略造成强占更多的中国领土的既成事实。因此，当1854年6月下旬清政府的谈判代表富尼扬阿富尼扬阿一行到达黑龙江边的拉哈苏苏时，木哩斐岳幅木哩斐岳幅已率俄船队过境下驶。富尼扬阿富尼扬阿一行又日夜兼程赴至阔吞屯，但俄方答称木哩斐岳幅木哩斐岳幅不在，富尼扬阿富尼扬阿一行被迫折回。1854年12月23日，库伦办事大臣遵咸丰帝咸丰帝旨，再次照会木哩斐岳幅木哩斐岳幅，订于次年6月于格尔必齐河会商。1855年5月24日，当清政府代表富尼扬阿富尼扬阿等与顺黑龙江下驶的木哩斐岳幅木哩斐岳幅相遇时，木哩斐岳幅木哩斐岳幅再次背约，要求清政府派员至黑龙江口谈判。9月，富尼扬阿富尼扬阿等到达阔吞屯。谈判一开始，木哩斐岳幅木哩斐岳幅称病不出，由俄海军少将札沃依科出面，向富尼扬阿富尼扬阿等要求割让黑龙江以北地区，当即遭到富尼扬阿富尼扬阿等人的严正拒绝。9月22日，俄方提出“划界意见书”，其主要内容是：俄国在黑龙江口地区所占据的一切地方及整个沿海地区，永归俄国所有；中俄两国以黑龙江划界，企图强迫中国代表接受。23日，木哩斐岳幅木哩斐岳幅始行出面谈判，并出示俄国地图，宣称黑龙江以北地区属于俄国。富尼扬阿富尼扬阿即援引中俄《尼布楚条约》等据理驳斥。木哩斐岳幅木哩斐岳幅理屈，便一面承认黑龙江以北地区属于中国，但同时又要求将之割让俄国。富尼扬阿富尼扬阿答以不敢擅专，于是木哩斐岳幅木哩斐岳幅乃要求他将俄方“意见书”带回，促理藩院速作回复。11月24日，咸丰帝咸丰帝在得到有关谈判情形的奏报后，即令吉林将军景淳向俄方提出抗议。1856年1月3日，库伦办事大臣、吉林将军、黑龙江将军领衔照会俄国枢密院，重申了中国对黑龙江地区的领土主权，断然拒绝了俄方要求割让这一地区的无理要求，同时对木哩斐岳幅木哩斐岳幅等违背中俄《尼布楚条约》，强占中国黑龙江口大片土地的强盗行径予以谴责。但由于当时清王朝正遭受太平天国起义的沉重打击，竟然不惜置边境的安危于不顾，从东北边防抽调大批兵力入关作战，从而造成了黑龙江地区边防更加空虚，无力抵御沙俄的疯狂入侵。

1856年3月，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失败，与英、法缔结巴黎和约，战争结束。根据和约，俄国须放弃对君士坦丁堡的要求，被剥夺了保持黑海舰队和在黑海海岸建立要塞的权利，又丧失了比萨拉比亚的一部分，从而暂时遏制了俄国向近东发展的道路。于是，在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后，沙俄便更积极地向远东地区扩张。4月，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下令木哩斐岳幅木哩斐岳幅继续武装航行中国黑龙江，必要时可使用武力。木哩斐岳幅木哩斐岳幅受命后，乃即指示卡尔萨科夫卡尔萨科夫准备第三次武装航行黑龙江。5月，俄军1600余人分乘大小船只百余艘，分三批启航。6月2日，俄船队驶抵瑷珲，卡尔萨科夫卡尔萨科夫狂妄地通知瑷珲副都统魁福，声称俄军今后将经常由黑龙江往返，并威胁称俄军在黑龙江已驻有上万人，陆续还将有5000人开到。然后，俄国武装船队强行下驶，并在黑龙江北岸中、上游地区强占战略据点，建立呼玛哨所、结雅哨所、兴安哨所、松花江哨所等，并在下游地区建立诺沃米哈依洛夫斯克。同年，沙俄政府更肆无忌惮地将其霸占的由中国三姓副都统所辖的黑龙江下游地区和库页岛划为它的“滨海省”，设首府于庙街，改称“尼古拉耶夫斯克”。同时，木哩斐岳幅木哩斐岳幅还下令，黑龙江各哨所俄军一律留在原地过冬，今后俄军家眷也要迁往这些地区永久居住。

19世纪50年代末，英、法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政府处在内忧外患之中。沙俄开始趁火打劫。木哩斐岳幅木哩斐岳幅认为，中国当时面临的局势是沙俄强占中国黑龙江地区领土的绝佳时机，俄国驻北京东正教传教士团首领、修士大司祭巴拉第巴拉第也称：“我对兼并黑龙江左岸已不再怀疑。”为了造成占领黑龙江以北中国领土的既成事实，1857年5月底，木哩斐岳幅木哩斐岳幅和卡尔萨科夫卡尔萨科夫指挥大批俄军第四次武装航行黑龙江。6月中，亚兹科夫少校率七八百名俄军进驻瑷珲城对岸的结雅哨所，控制了海兰泡地区，并一面建造营房，安架大炮，一面演练枪炮，公然对瑷珲军民进行威胁。接着，俄军又在上游、中游左岸抢占军事据点，强行建立了一系列的军事哨所，从而将俄军在黑龙江北岸上游、中游新占地区和下游占领区连成了一片。为了加强其在黑龙江地区的军事殖民与武装侵略，沙俄又将整个黑龙江左岸划分为两个军分区，分属外贝加尔驻军司令和滨海省驻军司令管辖。木哩斐岳幅木哩斐岳幅向清朝官民宣布，从1858年航期开始，凡在黑龙江左岸居住的中国居民，均属俄国管辖；凡不愿接受者，必须迁至右岸。木哩斐岳幅木哩斐岳幅还命令阿穆尔防线第一分区司令通知清瑷珲副都统，只要中国方面稍有不友好的举动或集结兵力，俄国便将进攻右岸，收缴清军武装，占领瑷珲城。在大肆驱逐中国居民的同时，沙俄又向黑龙江流域大肆移民，至1857年末，黑龙江左岸的俄国移民已达6000余人。清瑷珲副都统、黑龙江将军及理藩院虽多次向沙俄政府及地方当局提出抗议，但沙俄或不予理睬，或竟以武力相威胁。腐败无能的清政府，除了下谕训令东北军政当局“不可轻启衅端，亦不可漫无限制”外，根本无力将侵略者驱逐出去，只得眼睁睁地看着沙俄强盗把中国辽阔的大好山河攫为己有。

沙俄在完成了对黑龙江左岸地区的武装占领后，一直伺机将其非法占领合法化。1857年12月，英法联军攻占广州，英、法军舰麇集中国沿海，清政府内外交困。沙俄政府认为这是逼使清政府割让黑龙江左岸领土的大好机会，乃一方面派遣普提雅廷普提雅廷为专使，来华向清交涉，企图以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军为诱饵，逼使清政府同意将黑龙江以北地区和中国西部大片领土割让给俄；同时决定加紧向黑龙江地区移民，并授权东西伯利亚总督木哩斐岳幅木哩斐岳幅与中国进行边界谈判。普提雅廷普提雅廷先赴恰克图，继而改由海路直抵白河。但是由于沙俄野心太大，勒索太甚，清政府统治集团对它深怀疑惧，普提雅廷普提雅廷的交涉未能达到目的。于是，他乃径赴南方，与英、法、美等国公使密谋联合侵略中国。

1858年4月，英法联军北上进犯天津，威胁北京，企图谋取更大的侵华权益。乘此机会，木哩斐岳幅木哩斐岳幅随即于5月22日偕外交部官员彼罗夫斯基等率领兵船多艘驶至瑷珲，并于次日开始与清朝黑龙江将军奕山奕山、瑷珲副都统吉拉明和协领爱绅泰等人进行谈判。谈判中，木哩斐岳幅木哩斐岳幅提出其预拟的条约草案，蛮横地要求中俄以黑龙江、乌苏里江划界，并威胁称如果不从，俄国将联合英国对华作战。奕山奕山等则据中俄《尼布楚条约》予以辩驳称，中俄边界在格尔必齐河和外兴安岭，早经明文规定，无从更改，只有乌第河未经定界，有待议定。双方反复辩论，最后木哩斐岳幅木哩斐岳幅恼羞成怒，限27日给予答复。当夜，俄军鸣枪放炮，以武力相恫吓。奕山奕山曾于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作为靖逆将军前往广州抵抗英军，结果大败而逃。此时身为黑龙江将军的他，在中国的北疆，再一次向沙俄的炮舰政策屈服。1858年5月28日，奕山奕山在瑷珲被迫同木哩斐岳幅木哩斐岳幅签订了不平等的中俄《瑷珲条约》。

《瑷珲条约》共3条，其主要内容是：黑龙江、松花江左岸，由额尔古讷河至松花江海口，作为俄罗斯国所属之地；右岸顺江流至乌苏里河，作为大清国所属之地；由乌苏里河往彼至海所有之地，此地如同接连两国交界明定之间地方，作为两国共管之地。由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河，此后只准中国、俄国行船，各别外国船只不准由此江河行走。黑龙江左岸，由精奇里河以南至豁尔莫勒津屯，原住之满洲人等，照旧准其各在所住屯中永远居住，仍著满洲国大臣官员管理，俄罗斯人等和好，不得侵犯。……两国所属之人互相取和，乌苏里、黑龙江、松花江居住两国所属之人，令其一同交易，官员等在两岸彼此照看两国贸易之人《瑷珲条约》是近代史上对中国领土完整损害最为严重、侵略后果最难消除的一个不平等条约。根据这一条约，中国丧失了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6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正如恩格斯所说，俄国不费一枪一弹，“从中国夺取了一块大小等于法德两国面积的领土和一条同多瑙河一样长的河流”。从此，中国的内河黑龙江、乌苏里江变成了俄国可以自由通行的航道，而原属中国的乌苏里江以东约4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划归中俄“共管”，为沙俄下一步对该地区进行鲸吞作了铺垫。

二乌苏里江以东中国领土的沦丧

但是，按照清廷事先给奕山奕山的命令，奕山奕山根本无权与俄国人订立这样的条约。因此，清政府没有批准《瑗珲条约》，并对奕山奕山等人予以处分。但沙俄当局却无视条约是非法的，擅自将瑷珲北岸的海兰泡改名为“布拉戈维申斯克”（即报喜城）。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特颁嘉奖，以表扬签订侵略条约“有功”的木哩斐岳幅木哩斐岳幅，同时晋封其为阿穆尔（即黑龙江）斯基伯爵。

当木哩斐岳幅木哩斐岳幅与奕山奕山进行谈判，逼签《瑷珲条约》之时，也正值英法联军进犯天津之际。俄国专使普提雅廷普提雅廷追随英、法、美三使，一同来到天津。1858年4月29日，普提雅廷普提雅廷会见直隶总督谭廷襄谭廷襄，提出两项要求：中俄两国东段以“顺黑龙江直达乌苏里口，复至乌苏里上游河源，自乌苏里江附近之绥芬河源起，顺至沿海”为界；两国西段则以自“沙毕奈岭以西，直至伊犁”为界。他要求以此两条为主要内容签订中俄条约，同时表示将出面替清政府向英、法等国公使说项调停。清政府虽然对英、法舰队大规模集结在大沽口外深感恐惧，但对俄国提出的重新划分两国边界，割让大片国土，自也不甘心轻易作出让步。普提雅廷普提雅廷见交涉未果，乃反过来唆使英法联军发动进攻，并向联军提供了由俄国传教士搜集所得的有关清军防务的军事情报。5月20日，英法联军攻陷大沽炮台，清政惊慌失措，俄使普提雅廷普提雅廷遂乘机索要。5月28日，清政府派桂良桂良、花沙纳花沙纳驰往天津议和。俄使普提雅廷普提雅廷和美国公使华若翰华若翰一起，以伪善面孔，装扮成“调停人”，配合英、法的军事行动，共同向清政府讹诈。普提雅廷普提雅廷向清政府代表提出，只要答应了俄国的要求，俄国即可从中斡旋，代中国向英、法说合。清政府担心英、法乘势向津、京进攻，经不起俄使的诱骗，遂于6月13日在与英法议和签约之前，先与俄国签订了中俄《天津条约》。

中俄《天津条约》共12条，主要内容包括：中国向俄国增开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台湾（台南）、琼州7个通商口岸，俄国兵船可在这些口岸停泊；中国不再对俄国经由陆路来华通商人数、货物和资本进行限制；俄国得在通商口岸设领事，若俄国人与中国人发生纠纷，由两国官员会同办理。俄人在华犯罪，按俄国法律受审；俄国人得在中国内地传教，中国方面不得禁止；今后凡中国给予其他外国的一切政治、贸易及其他一切特殊权益，俄国也将自动获得。对于俄国要求的中俄两国以黑龙江、乌苏里江划界的要求，清政府则坚持中国东段边界必须在黑龙江省勘定，所以在中俄《天津条约》中并未将此条载明。但是，俄使包藏祸心，坚持在条约的第9条规定：“中国与俄国将从前未经定明边界，由两国派出信任大员秉公查勘，务将边界清理补入此次和约之内。”并强迫清政府予以接受。

显而易见，中俄《天津条约》是一个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的不平等条约。通过这一条约，俄国不仅获得了与此前英、法、美等国通过战争或武装讹诈所获得的同等的在华侵略权益，同时保证了沙俄今后可以自动享有中国给予任何其他外国的权益。而且，这一条约也为沙俄今后迫使清政府承认其对中国东北、西北大片领土的非法武装占领，进而强迫清政府割让领土埋下了伏笔。

事实也正如此。《瑷珲条约》墨迹未干，木哩斐岳幅木哩斐岳幅即叫嚷必须控制俄国和中国共管的一切地方。于是他故技重施，即先对中国乌苏里江以东领土实施实际的军事占领，造成既成事实，然后再由俄国当局通过外交胁迫，逼使清政府承认，将其非法占领合法化，从而达到割占的目的。1858年6月3日，木哩斐岳幅木哩斐岳幅率大批俄军乘船顺黑龙江下驶，12日抵达黑龙江与乌苏里江的交汇处，占领伯力，并将其更名为“哈巴罗夫卡”。他命令俄军在乌苏里江东岸图勒密地方建筑炮台，并令哥萨克军第13边防营驻守。6月13日，木哩斐岳幅木哩斐岳幅继续率俄军驶入乌苏里江，接着又于15日派遣“勘察队”溯江而上，寻找适宜设立军事占据的地方。1858年12月，沙俄政府批准成立了“阿穆尔哥萨克军”，其中包括两支乌苏里步兵营，驻扎于乌苏里江东岸。到1859年，经过大规模军事入侵和武装移民，沙俄侵略者已在乌苏里江东岸中国领土上建立了许多移民村屯和军事营垒。与此同时，木哩斐岳幅木哩斐岳幅策划指挥俄军抢占沿海地区重要港湾。1859年6月，他率俄军乘船出黑龙江口，向南巡视沿海地区，直达图们江口附近，并将该处港湾命名为“大彼得湾”，下令于附近岸上建筑炮台。

对于沙俄当局非法侵占乌苏里江以东地区，清政府曾多次向沙俄政府提出抗议，但沙俄政府或置若罔闻，或予以粗暴拒绝。1859年11月，清署瑷珲副都统爱绅泰赴海兰泡与木哩斐岳幅木哩斐岳幅交涉，要求其从乌苏里江以东地区撤走军队和移民。但木哩斐岳幅木哩斐岳幅不但加以拒绝，反而以武力相威胁，要求清政府拆除建于该地区的卡伦。结果，木哩斐岳幅木哩斐岳幅无礼地中断了会谈。年底，木哩斐岳幅木哩斐岳幅下令以武力强行驱逐了中国在乌苏里江东岸的守卡官兵。1860年6月，木哩斐岳幅木哩斐岳幅又命令沙俄滨海省驻军司令兼西伯利亚舰队司令卡札凯维奇率俄军舰队从庙街出发，占领了彼得湾内的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和诺夫哥罗德港。至此，乌苏里江东岸地区沿海的重要港口也全部为沙俄非法抢占。

当木哩斐岳幅木哩斐岳幅蛮横地强占乌苏里江东岸中国领土的时候，沙俄政府亦于1859年派伊格那提业幅伊格那提业幅使华，向清政府提出《补续和约》6条，逼迫清政府同意两国以乌苏里江为两国边界，并将中国西部巴尔喀什湖以东地区割让给俄国，遭到清政府的拒绝。1860年春，英法联军以《天津条约》换约问题和大沽口事件为借口，再次大举北犯。6月，伊格那提业幅伊格那提业幅仿效普提雅廷普提雅廷故智，离京至沪，与英、法、美使沆瀣一气，蓄谋共同侵略中国。同时，他又与美使一起，伪装中立，企图借机攫取侵略权益。8月，英法联军由北塘登陆，复陷大沽，占领天津，逼近北京。伊格那提业幅伊格那提业幅一方面以“调停人”的身份周旋于英、法侵略军与清政府之间，一方面干着偏袒英、法，出卖中国情报的勾当。9月，英法联军占领北京。负责留京议和的恭亲王奕奕请求俄使出面调停，伊格那提业幅趁机提出了以解决俄中边界作为他调解的先决条件。10月24、25日，奕奕在英、法武力逼迫和俄国外交挟制下分别同英、法交换了《天津条约》批准书，并签订中英、中法《北京条约》。月底，伊格那提业幅伊格那提业幅自称“调停有功”，并以帮助镇压太平天国为诱饵，向奕奕提交了一份新的中俄条约草案和俄国单方面绘制的两国东部边界地图，逼迫奕奕“一字不能更易”地接受。在俄国武力威胁及其公使外交讹诈、诱逼下，11月8日，咸丰帝咸丰帝下谕称“事势至此，不得不委曲将就”。11月14日，奕奕与伊格那提业幅伊格那提业幅签订了不平等的中俄《北京条约》。

中俄《北京条约》又称《照依前换和约拟定条约》或《北京续增条约》，计15条。其主要内容包括：（一）中俄两国东段以黑龙江、乌苏里江为界，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划归俄国；惟“遇有中国人住之处及中国人所占渔猎之地，俄国均不得占，仍准中国人照常渔猎”。

（二）中俄两国未经划定之西部疆界，“此后应顺山岭、大河之流及现在中国常驻卡伦等处，及1728年（即雍正六年）所立沙宾达巴哈之界牌末处往西直至斋桑湖，自此往西南顺天山之特穆尔图淖尔（伊塞克湖），南至浩罕边界为界”。

（三）两国派员会勘东西两段边界，交换地图的边界线记文，拟定议定书，作为本约的补充条款。

（四）俄国在伊犁、喀尔喀什、塔尔巴哈台和库伦设领事馆，“遇有大小案件，领事官与地方官各办各国之人，不可彼此妄拿、存留、查治”。通过中俄《北京条约》，沙俄不仅逼迫清政府承认了《瑷珲条约》的全部内容，使其对黑龙江以北中国领土的侵占合法化，同时又将《瑷珲条约》中规定的同中俄共管的乌苏里江以东4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划归俄国。从此，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100余万平方公里的广大地区，悉归沙俄。条约规定中俄西段疆界应沿着中国常驻卡伦等划分，又为沙俄日后侵占中国西北大片领土埋下了伏笔。同时，中俄《北京条约》有关通商贸易的条款，为沙俄向中国倾销商品提供了极大便利，而领事裁判权的规定，更使中国的司法主权遭到严重破坏。中俄《北京条约》和中俄《天津条约》一样，与英、法、美等西方列强强迫清政府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一起，共同构成了主导近代中外关系格局的不平等条约体系，成为长期套在中国政府和人民头上的又一道枷锁。

三沙俄强占中国西北大片国土

中俄《北京条约》签订后，沙俄政府迫不及待地利用该约巩固和扩大其侵略利益。根据《北京条约》第3条的规定，1861年6月，沙俄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中俄《勘分东界约记》，完成了对乌苏里江东岸中国领土的兼并。接着，俄国公使巴留捷克巴留捷克与清廷总理衙门商定两国“勘界”大臣于1862年在塔城开始谈判中国西北地区与沙俄接壤地段的边界问题。

中国西部辽阔地区，古称“西域”。中国历代政府对这一地区的治理与管辖，历史源远流长。清中叶，清政府平定准噶尔和大、小和卓叛乱后，将这一地区改称“新疆”，结束了这里长期分裂的局面，同时改变了这一地区长期与中央政府若即若离的状态。从此，清政府主权辖下的中国西部疆界是明确的，中国领土的西北端直抵巴尔喀什湖，湖以东、以南的广大地区皆属中国领土。

早在17世纪初，沙俄便开始觊觎中国的西北边疆，屡屡在“考察”、“探险”的名义下进行非法入侵活动，并策动当地少数民族首领叛国投俄。进入18世纪，沙俄在中亚地区进行大规模殖民扩张的同时，也一直蓄谋侵占中国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1831年，沙俄西伯利亚和亚洲问题委员会经过讨论决定，把俄国的边界推进到中国的斋桑湖。自此以后，沙俄就不断地将其边界向东、向南推进。至19世纪40年代，沙俄在不断武装航行黑龙江、非法侵占黑龙江左岸中国大片领土的同时，又派出军队武装侵入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建立了科帕尔、维尔内（今哈萨克阿拉木图）等军事据点，1846—1847年又侵占了伊犁河上游地区。1851年8月6日，中俄签订《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17款，中国开放伊犁与塔城，允许俄商在上述地点免税贸易，给俄国以重大的特权。1854年，沙俄强占阿拉木图，把伊犁河下游一带地区据为己有；1856—1858年，又先后组织了各种名目的“考察队”到伊塞克湖（特穆尔图卓尔）、伊犁、喀什噶尔等地搜集情报、绘制地图。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的订立，为沙俄从法律上对这片土地的占有提供了依据，从而造成对中国西部地区固有疆界的彻底破坏和大面积国土的流失。

中俄《北京条约》第2条规定：中俄两国西部“未定之交界，此后应顺山岭、大河之流，及现在中国常驻卡伦等处，及一千七百二十八年，即雍正六年，所立沙宾达巴哈之界牌末处起，往西直至斋桑淖尔湖，自此往西南，顺天山之特穆尔图淖尔，南至浩罕边界为界”。据此，1862年1月，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亲自主持召开了有沙俄陆军部、外交部、财政部共同参加的“特别会议”，专门讨论中俄西段边界的划界问题，会议通过了给俄国划界全权委员会的训令草案，并于同年3月经过沙皇批准下发，规定“必须把中国常驻卡伦作为划界的依据”。

沙俄预定以中国常驻卡伦作为划界依据的决定，其鲸吞中国大片领土的野心昭然若揭。当时清政府在西北边疆地区所设边防哨所，即卡伦，分常驻卡伦、移设卡伦和添撤卡伦。常驻卡伦与移设、添撤卡伦的分布，多根据边防需要，因地制宜，而无固定格局。一般而言，常驻卡伦多于靠近重要城镇的地带设置，移设卡伦则是按季节不同而设置地点有所转移的哨所，添撤卡伦系根据需要随时设置或撤除的哨所。卡伦之间自然形成一条线，但不是国境线。常驻卡伦因设置于腹地重镇，远较移设、添撤卡伦离国境要远得多，而移设卡伦和添撤卡伦则均在常驻卡伦之外，有的距常驻卡伦远达数百里甚至千余里之遥。至19世纪50年代中期，虽然沙俄越过巴尔喀什湖，非法侵占了中国大片领土，但其实际控制线尚远离中国常驻卡伦连线。而沙俄此时要求清政府以中国常驻卡伦划界，则意味着要将其“国界”向中国伊犁、塔城方向推进数百里乃至上千里，从而鲸吞中国大片领土。

1862年8月3日，中国乌里雅苏台将军明谊明谊、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明绪与俄方代表、鄂木斯克军团军官巴布科夫上校等在塔尔巴哈台（今新疆塔城）开始进行勘分西北边界的谈判。谈判中，明谊明谊等对俄方提出的要以中国常驻卡伦为划界依据的要求据理力驳。俄方代表则蛮横坚持，并不时以武力相威胁，叫嚣要攻取喀什噶尔和伊犁，甚而多次出兵侵扰，进行武装挑衅。结果，双方勘界谈判无结果，陷入中断。

当中俄塔城边界谈判破裂之际，恰值陕、甘两省爆发回民起义，新疆局势亦趋动荡。沙俄历来惯于趁火打劫，从1863年开始，沙俄西伯利亚当局根据沙皇的命令，在北起阿尔泰山、南抵天山山脉的中国西北广大地区，进行全面军事部署。接着，俄军分头向中国境内纵深推进。至4月中旬，俄军相继侵入塔城、斋桑湖、伊塞克湖、伊犁地区，并不时与中国守军发生武装冲突。在沙俄武装威逼之下，清政府迫于内忧外患的双重压力，被迫回到谈判桌上，决定接受俄方提出的划界方案。中国代表明谊明谊不甘将大片山河拱手让予侵略者，遂与俄方讨价还价，力图为国家减少领土损失，同时为边疆民众安置生计。但是，俄方代表蛮横无理，执意坚持中国必须按照俄国的分界方案划界，并继续在伊犁和乌里雅苏台地区派兵以节节进逼。1864年初，清廷严谕明谊明谊按照俄方要求，将西北划界问题尽快了结。当时负责总理衙门的奕奕更怕兵连祸结，难以收拾，也一再指令明谊明谊妥协让步。在外有强敌压境、内有朝廷严令催逼的境况下，1864年10月7日，明谊明谊被迫与俄方代表札哈罗夫、巴布科夫签订了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同时在由俄方单方面绘制的中俄分界地图上签字。至此，历时3年之久的中俄“塔城”勘界谈判，遂告结束。

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共10条，规定了中俄西段自沙宾达巴哈至浩罕边界葱岭为止的两国界址。根据这个约记，沙俄割占了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共约44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原在中俄《北京条约》第2款规定为中俄两国界湖的伊克塞湖、斋桑湖等，均被划为俄国内湖；同时，还强迫中国方面将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塔尔巴哈台、伊犁等地位于“边界”之外的驻兵卡伦，在第二年两国会同建立界牌后一个月内撤回。

综上所述，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沙俄趁清政府内外交迫之机，先以军事非法侵占，继以外交讹诈的手段，复假武力恐吓胁迫，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中俄《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及一系列勘界条约，在从中国攫取了与英、法、美等列强国家完全同等的侵略权益、严重破坏中国国家主权独立的同时，又复强行侵占了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计约144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使中国的领土完整遭到空前绝后的损害。因此，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侵略中国的列强中，沙俄实际上是最贪得无厌、获取赃物最多的一个强盗。

由于清王朝专制主义统治的腐败，第二次鸦片战争以中方失败而告终，中华民族蒙受到较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更加严重的灾难与屈辱。战争中一系列中外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严重束缚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平等条约体系更加完备，西方列强强加在中华民族身上的枷锁愈加沉重，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道路上更加沉沦。外国公使常驻北京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成立，使西方侵略者得以更方便地对清政府施加各方面的影响，清政府逐渐沦为列强国家对中国人民实行残酷的殖民统治的傀儡与工具。一大批新的通商口岸的开辟，更使殖民主义者的势力扩展到沿海各省和长江中游。鸦片贸易合法化，使中国社会财富化为烟霭，消耗于无形，给中国人民带来无穷灾难。有关通商、海关、税率等的新规定，使西方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更有了保障。西方传教士可以在中国内地自由传教等规定，为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文化侵略打开了方便之门。英国强租九龙，沙俄割占东北、西北大片国土，使中国的领土完整遭到极大的破坏，此为第二次鸦片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最为惨重的损失。辛酉政变后，中外反动势力互相勾结，联合镇压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也预示着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道路更加艰辛曲折。

另一方面，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爱国志士深受国家民族权益严重丧失的强烈刺激，痛感民族危亡与苦难的加深，以更加开放的胸怀放眼世界，在寻求救国图强的道路上不懈地探索，在当时的中国出现了要求改革的早期维新思潮。而在与西方列强的冲突、接触与交涉过程中，中国官僚统治阶级内部也开始逐渐分化，涌现出以奕奕、文祥文祥、曾国藩曾国藩、左宗棠左宗棠、李鸿章李鸿章等为代表的洋务派人物，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开始追求富国强兵，主动学习西方科技，兴办近代军民用企业，客观上促使中国逐步向近代化道路迈进，同时也宣告了清封建王朝长期奉行的闭关政策的彻底失败，对此后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