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通史——曾国藩曾国藩组建湘军

由于八旗和绿营正规军的溃败，咸丰帝咸丰帝于1853年初下令大江南北各省在籍官绅举办团练，组织地方武装。湖南在籍侍郎曾国藩曾国藩所组建的湘军，在所有地方武装中最为典型、最具成效。

曾国藩曾国藩（1811—1872），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道光进士。1852年前，曾任四川乡试正考官、翰林院传讲学士、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等职，并历署兵部、工部、刑部、吏部等部侍郎。1853年初，他因母丧在籍，受命帮办团练。他以罗泽南罗泽南、王錱王錱的湘勇为基础，“别树一帜，改弦更张”，打破了办团练不能脱离乡土，不能取代正规军的束缚，组建了一支不同于绿营的新军——湘军，在与太平天国的战争中脱颖而出，从而成为清王朝维系其统治的重要支柱。但在1856年太平天国发生内乱之前，湘军的战绩是胜少败多。1856年的“天京事变”，不仅使曾国藩曾国藩和湘军摆脱了覆灭的命运，而且使其得以日渐壮大，终于成为太平军最为凶恶的死敌。

一、湖南社会与地主士绅

湖南是多民族杂居的地区，山区面积几占全省总面积的一半。先进的中原文化虽然早经传入，但真正普及已是迟至明代。明清之际，湖南又遭到近半个世纪的战乱破坏，直到吴三桂吴三桂叛乱平定后，“上抵辰州，下至龙阳，惨毒异常，数百里人烟俱绝。历二十年，陆续得归者，十仅二、三。”清初，湖南仍是经济文化较为落后的地区。统治者自己也往往将其视为化外，认为“湖南地邻苗崮，罔识礼义纲常，幸赖天朝德化”。正因如此，清初湖南仍因袭明制，设偏沅巡抚。直至雍正初年，省的建制才最终确定下来。

经过康、雍、乾三朝一百多年的休养生息，湖南的经济文化有了长足的发展。洞庭湖沿湖地区，每年均有巨量稻米外销，甚至祁阳这样的丘陵地带，每年外销稻米也多达10余万石。经济作物如茶叶，仅安化一县，道光时每年的产值亦将近百万。工矿业在当时虽不占社会经济主要地位，但桂阳州之砂铜、渣铜年产量已达三十六七万斤，黑白铅年产量亦近40万斤。湖南的煤产量为数亦巨，且大量销往外省。随着农、林、工、矿各业的发展，湖南的文化也逐步发展，在国内的政治影响也有所增强。如进士中额，乾隆朝60年，共27榜，每榜5人左右；嘉道55年，也是27榜，每榜平均多至8人，增加十分显著。学者、作家也多了起来，正如王闿运王闿运所说，“嘉道以后，才彦辈出，始洗蛮风”。为官出仕者，特别是高级官员的人数，也有显著的增加。湖南籍人士官至巡抚、侍郎以上者，顺治至乾隆凡150余年，不到10人；而道光朝30年，官至督抚者已有7人。

但湖南的社会阶级矛盾也十分尖锐突出。经济的发展，使得湖南地主士绅手中积聚了巨额的财富，有人甚至“岁积谷钱无所用，直刳大竹盛之，委阶庭间”。但饥民“食草根俱尽，继食白泥”，“道殍相望”，“死者盈途”的记载也触目皆是。农民们抢米、吃大户的自发行为和白莲教、天地会的有组织的起事交织在一起，在嘉道年间愈演愈烈。而湖南之多民族杂居，也使得它成为少数民族起事的多发地区之一。湖南的汉族地主士绅说过：“苗瑶切肤灾也”，“苗势日炽”，“苗害相寻无已”。

白莲教传入湖南已久。在嘉庆早期的三省白莲教大起义时，湖南因与首义的湖北州县紧邻，也有众多教徒起而响应。如龙山“邑人多附从者”，“土寇乘而起”，光绪《龙山县志》，《邓拜畿传》《何呈瑞传》，光绪四年。甚至长沙府也出现动荡。进入道光后，白莲教及其分支教派的秘密传播更广，至1851年（咸丰元年），有人向皇帝汇报说：“湖南衡、永、宝三府，郴、桂两州，以及长沙府之安化、湘潭、浏阳等县，教匪充斥。”天地会经过长期渗透，至道光时，在湖南南部（湘南）也已牢牢扎根，形成气候。早在1835年（道光十五年），有人即指出：“湖南之永、郴、桂，江西之南、赣与两广接壤处所，会匪充斥，结党成群，掖刀持械。……该处良民及商旅经由者，亦多出钱挂名入会，借免抢劫之害。”鸦片战争后，天地会势力更为膨胀。永州府属之宁远县，甚至“各乡均有头目，称大哥”，“时有放台之举，一调码，顷刻云集”。其武装起事的频繁、激烈，在全国仅次于广西。

但湖南地主士绅的力量要远比广西强大得多。首先是政治地位较高。湖南为官出仕者远较广西为多，这就决定了湖南士绅在国家事务中有着更多的发言权。其次是应变能力较强。湖南民风强悍，社会矛盾突出，这使得湖南的地主士绅，尤其是湘南、湘西的汉族地主士绅也养成了好武斗狠的传统。在苗民和三省白莲教大起义时，有关州县士绅即曾纷纷自组团练，积极参与镇压。1847年，新宁县的瑶民雷再浩雷再浩等起事，以江忠源江忠源为首的新宁团练于官军到来两旬之前即已将起事者围困。而官兵到后，仍令“乡兵居前，官兵居后”。雷再浩雷再浩起事被镇压后，新宁团练仍固结不散。1849年，当李沅发李沅发起事时，新宁团勇很快就投入了战斗。1850年秋，太平天国金田起义爆发后，江忠源江忠源等人的团勇武装密切注视，并积极配合清军前往广西镇压。1852年6月的蓑衣渡之战，正是江忠源江忠源团勇武装的设伏，使初出广西的太平军遭受了严重损失。

日益积累的社会问题，日趋激化的社会矛盾，还使得湖南士人更多地讲究经世之学，以求问题和矛盾的解决。早在嘉庆初年，即有严如熤严如熤编写《苗防备览》等实践在前，中经陶澍陶澍、贺长龄贺长龄等人大加鼓吹，至道光年间，湖南经世学已风靡一时，取得巨大成就。湖南不仅出版了由贺长龄贺长龄主持、魏源魏源编辑的经世学百科全书式的巨编《皇朝经世文编》，以及汤鹏汤鹏的《浮邱子》、陈启书陈启书的《南言》和魏源魏源的《海国图志》等著作，而且还涌现出曾国藩曾国藩、胡林翼胡林翼、江忠源江忠源、左宗棠左宗棠、罗泽南罗泽南等一批人才。他们热心研究地理、水利、盐政、河务，乃至吏治、兵法等等。左、胡等人甚至商议要觅一险僻之处，以躲避他日的兵乱。

太平军兴，蓄志已久的湖南会众教党纷起响应，全省出现前所未有的动荡局面。严峻的局势使得湖南的士绅与官府更为紧密地结成一体。除江家军外，士绅们纷纷集团自保。左宗棠左宗棠更进入巡抚张亮基张亮基幕中，深得其倚重。有着共同政治抱负和相投思想志趣的湖南士绅们希望能够团结、联合起来，改变其各自为战、自保身家的状况，他们急需一个众望所归的领袖人物作为政治上的旗帜和代言人。出身“寒门”，有着乡居经历，而又较早出仕，37岁即已官居二品的曾国藩曾国藩成为最合适的人选。

二、曾国藩曾国藩组建湘军

曾国藩曾国藩出生于世代农家。至其祖、父，虽已数代为地主，但财产不多，也无秀才一类功名。直至1838年（道光十八年）他中进士，才开始有了较大的改变。此后十余年，曾国藩曾国藩为京官，家产并无多少增加，但其个人因得穆彰阿穆彰阿的赏识保荐，连次超升，1849年已官至礼部侍郎。他与唐鉴唐鉴、倭仁倭仁等讲习程朱理学，与梅曾亮梅曾亮等研讨为文之法，在学界也颇有名声。咸丰帝咸丰帝即位后，为挽救江河日下的形势，下诏征言。曾国藩曾国藩为此连上奏章。1851年5月，在其友人的支持、激励下，这位41岁的臣下鼓足勇气，向21岁的皇上进呈一篇谏疏，把批评的锋芒直接指向了皇帝本人。其要旨有三：一曰防琐碎之风，二曰杜文饰之风，三曰去骄矜之气。总的意图是希望皇帝能够抓大计，求实际，虚心听取臣下意见，兢兢业业革除弊政。不久，曾国藩曾国藩又连上《备陈民间疾苦疏》和《平银价疏》，要求清廷关心民瘼，固结民心。这一系列奏疏，可以说是尚在形成时期的这一集团的政治纲领和宣言书，然而在当时却未受到清廷应有的重视和采纳。据说，咸丰帝咸丰帝在接到那篇题为《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的谏疏以后，气得“怒捽其折于地”，只是当时正为用人之际，所以才又给以“优诏褒答”。

曾国藩曾国藩成了湖南士绅心悦诚服的领袖。士人们称颂他“兼经师人师之望”；“道义文章高绝今世，而前日立朝之风，天下人所仰望”。江忠源江忠源、陈士杰陈士杰等拜其为师。刘蓉刘蓉、郭嵩焘郭嵩焘、罗泽南罗泽南等则是其挚友。正因为如此，当1852年10月曾国藩曾国藩因母丧回籍时，正在办团练的刘蓉刘蓉、王錱王錱等便立即向他请教。1853年1月，清廷令他帮同办理本省团练。郭嵩焘郭嵩焘、左宗棠左宗棠唯恐他固守丁忧惯例，拒不就任，而由郭兼程至湘乡劝其出山。

张亮基张亮基、左宗棠左宗棠也有意让曾国藩曾国藩筹建新军，札调由罗泽南罗泽南、王錱王錱等带领的湘乡团练千余人来长沙，并于1853年1月27日上奏：“欲委明干官绅，选募本省有身家来历，艺高胆大之乡勇一二千名，即由绅士管带，仿前明戚继光束伍之法行之。”

1月29日，曾国藩曾国藩至长沙，出任团练大臣，次日即上了一个主旨与上折相同的奏折，提出省城兵力单薄，而湖南各标兵丁多调赴大营，因此必须“于省城立一大团，认真操练，就各县曾经训练之乡民，择其壮健而朴实者，招募来省”。他还指出，军兴以来所用之兵，“无胆无艺”，所以“欲改弦更张”，“以练兵为要务”。咸丰帝咸丰帝的上谕中，对其所奏“训练章程宜仿成法，但求其精，不求其多；既可防守省垣，复可查拏土匪”云云大加赞赏，认为“办理甚为妥协”，并“著张亮基张亮基、潘铎会同该侍郎悉心筹办”。曾国藩曾国藩以办团练为名，实质上是编练新军的计划就此获得皇帝的批准。

身为团练大臣的曾国藩曾国藩还有意将“团”与“练”拆开，分别予以解释：“团者，即保甲之法也。清查户口，不许容留匪人”；“练则必制器械，造旗帜，请教师，拣丁壮”，定期训练。“团则遍地皆行，练则择人而办”。

2月，张亮基张亮基前赴武昌署任湖广总督，左宗棠左宗棠随同北去。练兵建军实际上由曾国藩曾国藩一人主持。6月，太平军开始西征。不久，南昌被围，湖北吃紧。曾国藩曾国藩又招募和编练了曾国葆曾国葆、储玫躬储玫躬、周凤山周凤山等营，并应江南大营帮办江忠源江忠源之请，招募楚勇、湘勇3000余人；同时，着手整顿省城绿营，亲督绿营与湘军一同操练，并专折奏保既耐劳苦又忠勇奋发的抚标中营参将塔齐布塔齐布。塔部数百人，也扩编为两营，归入湘军建制。

经曾国藩曾国藩亲自严格训练的罗、王等营，在本省及江西各次战斗中表现突出。但应江忠源江忠源之请，所招之楚勇、湘勇暴露出的问题却很多。如江忠淑江忠淑所带之楚勇，骄悍不驯，成分复杂，且根本不买曾国藩曾国藩的账。南昌解围后，又争饷闹事，甚至自行散归湖南。未经严格训练的援江西湘勇，初战即严重挫败，且不断闹事。两者鲜明的对比，于曾国藩曾国藩触动很大。

曾国藩曾国藩在省城训练湘军，也引发了他与省中大吏乃至绿营将领的矛盾。前者认为他“诛斩匪徒、处分重案”是“攘臂越俎”；后者则纵容绿营兵弁向湘军挑衅滋事。为避免与文武大吏的矛盾进一步加剧，再加上湘南天地会起事日益频繁，必须就近加以弹压，曾国藩曾国藩遂离开省城，于9月末移驻衡州，一方面镇压天地会起义军，一方面继续编练湘军。他吸取前段在省城练兵时的经验教训，制定营制营规，注意严格训练，并强化了他个人对部队的控制。

在此期间发生了与湘军发展极有关系的两件大事。其一是王錱王錱擅自扩军，不听节制。王錱王錱本是湘乡的一个青年秀才，咸丰初年，成为本县办团练的骨干人员；湘军建军后，又是最初的3个营官之一。在镇压衡山、桂东等地天地会起事中，王錱王錱因有突出表现，声誉大起。他有此资本，便趁曾国藩曾国藩命他回湘乡招募新营之机，擅自扩大数额，招至3000人，并与省中大吏直接挂钩，渐渐流露出不听约束、欲自成一军的倾向。曾国藩曾国藩要求王錱王錱除原带一营外，新招者只留二营或三营，且营官须由曾处任命，并按统一营制编练。但湘抚骆秉章骆秉章却不令裁撤，命其加紧操练，驻省听调。曾于是断然将王逐出教门，并割断与其一切联系，甚至不择手段阻止王部的进一步发展。此后，王錱王錱所部被称为“老湘军”，以别于曾国藩曾国藩所统辖的湘军。

其二是建立水师。身在江西前线的江忠源江忠源曾为此数次致书曾国藩曾国藩，尤其在11月中旬的一封信中指出编练水师的重要性：“方今贼据长江之险，非多造船筏，广制炮位，训练水勇，先务肃清江面，窃恐江南、江西、安徽、湖南北各省永无安枕之日。”《答曾涤生侍郎师书》，见江忠源《江忠烈公遗集》，《文录》，光绪吴县槐庐刻本。而能主持此事者只有他的老师曾国藩曾国藩，而能领水师作战者也只有江本人和罗、王等湘军将领。这就把水师的战略意义，及自造、自制、自练、自统四项建军大纲一一指明。同月，曾国藩曾国藩下决心创立水师，并先后在衡州、湘潭设厂造船，派人至广州采买洋炮，命褚汝航褚汝航、杨载福杨载福、彭玉麟彭玉麟等为营官，招募水勇。

至1854年春，湘军已粗具规模，计有陆师13营，5000余人；水师10营，5000人，船舰近500艘；加上各种夫役，全军多达17000人。此外，尚有暂不归曾国藩曾国藩统带的罗泽南罗泽南、李续宾李续宾两营，归湘抚节制的王錱王錱一军，共3000余人。

三营制营规和其他建军措施

湘军最初沿袭了湘乡团练的编制，以360人为一营。湘乡团勇调往长沙时，即为3营共1080人。但湘军在作为正规军编练时不能不考虑到人员与武器的搭配问题，所以人数不断有所调整变化，最后确定为每营500人，营官除直辖亲兵72人外，又统带前后左右4哨，每哨107人，加上营官本人和4个哨官，每营的实际编制为505人。其具体构成如下表：

营官亲兵（营官自带）一队劈山炮

二队刀矛

三队劈山炮

四队刀矛

五队小枪

六队刀矛每队什长、伙勇各1人，正勇10人，共计72人。前哨（哨官、哨长、伙勇各1人，护勇5人）一队抬枪

二队刀矛

三队小枪

四队刀矛

五队抬枪

六队刀矛

七队小枪

八队刀矛每队什长、伙勇各1人，抬枪队正勇12人，刀矛、小枪各队均正勇10人，共计100人。后哨（同上）（同上）（同上）左哨（同上）（同上）（同上）右哨（同上）（同上）（同上）资料来源：《曾国藩全集•杂著》卷二，《营制》。营官另有帮办和其他办事人员若干，不在编制之内。其经费开支，由营官在公费银内自行支出。从上表可以看出，曾国藩曾国藩非常重视各种武器的配置，刀矛利肉搏，而近、中、远程则可分别用小枪、抬枪和劈山炮。每营另有长夫180人，虽穿号褂，但一般不参加战斗，行军时运输物资武器，扎营后则筑墙挖壕。长夫的设立，既有利于弁勇休息体力，全力作战，又可避免因征用民夫，甚至强捉民夫而延误行军，恶化军民关系。

水师营制主要考虑大、中、小各型战舰的配置。初时每营500人，其中大型快蟹一船多至45人，中型长龙24人，舢板14人。后来经过实战的不断检验，发现内河水系，其湖河港汊复杂，大型船笨重，不利灵活作战，终于形成去大、减中、增小的方针。至1856年，每营长龙8艘、舢板22艘，人数也相应减少。以后续有变动，长龙数目更少。

湘军的骑兵组建较晚，始于1859年。

湘军士兵的来源，仍靠招募。湘军最初3营是湘乡团勇，全是本乡本土的农民。后来成立新营，曾国藩曾国藩采取先委派营官，然后令其各回本县募勇的办法。水师之褚汝航褚汝航等因在湘潭监造船舰，系由别人代募，再加上他们为外省人，结果所招虽为湘乡农民，但不服褚等管束，甚至闹事。这使曾国藩曾国藩更坚定了必须由营官自招的募勇方式，而所募勇弁必须是农民，且与营官必须有某种同乡关系。随着湘军的发展，形成逐层递选制度，即“先择将而后募勇，有将领而后有营官，有营官而后有百长（哨官）”。为保证勇丁必须是合格的农民，曾国藩曾国藩在《营规》中明确规定：“须择技艺娴熟，年轻力壮，朴实而有农夫土气者为上，其油头滑面，有市井气者，有衙门气者，概不收用”，同时还须“取具保结”，登记府县、里居、父母、兄弟、妻子、名姓、箕斗，存档备查。

为严密控制部队弁勇，曾国藩曾国藩制定了各种条规，要求各营从凌晨到晚间二更，站墙子、看操、点名各两次，每月营官亲自点名看操四五次。同时，还严禁赌博、鸦片、奸淫，对“造言谤上，离散军心”、“妖言邪说，摇惑人心”、“结盟拜会，鼓众挟制”者，轻则严究，重则斩首。

湘军对招募的弁勇厚给粮饷。曾国藩曾国藩定正勇月饷4.2两，亲兵护勇略过此数。营官月饷50两，外给公费银159两，以为支付帮办等人月薪、置办旗帜号衣等费用。但其结余归入营官私有。水师营官、舱长、炮手分别与陆营营官、什长、正勇相同。营官以上之统领的饷银，则视所统营多少为定，3000人以上者，每月加银百两，5000人以上者，加200两。湘军粮饷虽不及其他勇营中之最高者，但已大大优于绿营。正勇月饷高于绿营马兵一倍，高于战兵、守兵三四倍，与一般农民的年收入更有天渊之别。因粮饷丰厚，农民踊跃应募，甚至有出钱贿买入伍者。

湘军有自己的后勤保障体系。清廷定制是兵饷分离，统兵将帅只管带兵，平时由户部按定制拨发，出征则另派大臣主持粮台，办理各种后勤工作。太平军兴后，清王朝国库日绌，饷源日窘，有时甚至无款可拨，只能听任将帅自筹。曾国藩曾国藩初时依靠抚藩拨款，但不久即决计自筹，拟定章程，派人设局劝捐。同时，又自行设厂造船，制造军火武器，甚至雇用大批民船，与水师同进止，储运部队各种作战和生活物资。在当时的条件下，湘军不如此即无以自立，更谈不上发展了。

曾国藩曾国藩“改弦更张”编练湘军，最重要的还是选将，在初期实际上就是选营官。曾国藩曾国藩痛切地感到：“不难于勇，而难于带勇之人。”为此他提出带勇之人必须具备四个条件：“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这四条又可以归结为“忠义血性”，有则“四者相从以俱至”，否则“终不可恃”。他选拔将才不论资格、官阶，只看是否符合这四个条件，尤其看是否为“忠义血性”之人。为此他提拔了一批出身寒微但饱受程朱理学熏陶的士人，这些人在实践中表现出干练的才能、踏实吃苦的作风，从而与腐败的官场和绿营习气形成了强烈的对照。他为了杜绝绿营腐败习气的侵入，还强调“赤地新立”的原则，“须尽募新勇，不杂一兵，不滥收一弁”。但对于小官僚和绿营的下级军官，只要表现好的，他也一样予以吸纳。

据统计，他在1853—1854年，录用的军政骨干人员计79人，绿营武弁只有13人，占总数的16%，且均为平时能吃苦、临阵奋勇、声名较好之人。就籍贯言，除不明者5人外，非湘籍只有15人，占总数的19%；湘籍59人，占总数的75%。这样，再加上弁勇几乎全是湖南人，就使湘军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而湘籍中家庭为地主者44人，个人为士人者40人，分别占湘籍总数的75%和68%。

外省籍的15人中，有5人为水师专门人才，如陈辉龙陈辉龙即为实缺水师总兵。其余10人中，大都也是在湖南多年，颇得地方士绅赞许的小官吏。如李翰章李翰章、林源恩林源恩均为知县，官声甚好，前者且为曾之同年好友之子。罗泽南罗泽南、王錱王錱等只有生员一类功名，甚至还有不少白丁，亦与李、林等现任知县和陈辉龙陈辉龙等武职大员同被委任为营官。湘军于是形成了其特有的用人制度。这种制度“只论事寄轻重，不在品秩尊卑”；“有保至提镇，而仍当哨官、什长，保至副、参、游，而仍充亲兵散勇者，有在他军充当统领，而仍在此军充当营官者”。这样，既有利于选拔人才，又有利于将帅以个人亲疏恩怨取舍人员，为他们培养亲信、控制部队创造了条件。

与绿营之兵均为世兵且兵将分离的状况不同，湘军之勇均为招募，应募入伍为勇，出伍则仍为民；将弁中，高级将领由大帅亲自选拔，各级弁目则为逐层递选。这就使湘军上自将官、下至弁勇，视选拔他们的各级头目为恩主，把优厚的粮饷视为恩主的私惠。正如曾国藩曾国藩日后作为成功经验所总结的：“口粮虽出自公款，而勇丁感营官挑选之恩，皆若受其私惠。”各将领对曾国藩曾国藩更是感恩戴德。此外，曾国藩曾国藩等大帅还提倡师生、戚友、同族、兄弟同入湘军，同在一军，甚至同在一营。如曾国藩曾国藩之弟国葆、国华、国荃，江忠源江忠源亲弟忠浚、忠济、忠淑，族弟忠义、忠珀、忠信、忠朝，王錱王錱兄勋，族弟开化、开琳、开来，族叔文瑞等，以及肖启江、启淮，张运兰、桂兰，李续宾李续宾、续宜等，都是兄弟同入湘军，同在一军。更有一些人本非师生兄弟，入军后通过拜师、结金兰，也成了师生和异姓兄弟。

曾国藩曾国藩等大帅精心维护这种私人关系，特别是他们个人对部将的恩主的地位。对于那些敢萌“他念”、背离恩主、另找靠山的人，他们则予以毫不留情的打击。

湘军中既有着军队等级森严、制约性极强的上下级关系，又有着如上所说的同乡、师生、戚友、家族和恩主交叉重叠的私人关系网。胡林翼胡林翼、左宗棠左宗棠，特别是曾国藩曾国藩，既是统帅，又是这种特制关系网的总纲。具备这两套系统的湘军，成了排他性很强的兵为将有的军队，唯曾、胡、左之命是听，他人根本无法指挥。处于生死危难关头的清廷，于无奈之中默认了曾国藩曾国藩等人与湘军的这种特殊关系。

四、湘军出征与《讨粤匪檄》

从1853年初（咸丰二年底）曾国藩曾国藩开始编练湘军，直到1854年2月（咸丰四年正月）湘军出征，全国的战场形势有了重大的发展变化。大致说来，可分为东、北、西三个战区。

东战区：太平天国方面，以防守首都天京为中心，包括镇江、扬州等城；清朝方面，主要是江南、江北两个大营的军队。双方形成对峙，但太平天国方面基本取守势，且最终撤出了在江北的扬州等城。

北战区：太平天国派出扫北军，采取凌厉的攻势作战，转战皖、豫、晋、冀等四省；清朝方面，则有先以讷尔经额讷尔经额、后以胜保胜保为钦差大臣所统帅的各路军队，其后又增加了僧格林沁僧格林沁所统帅的京旗和关外的满蒙马队。至1854年初，扫北军已遭到清军的围困，失去了攻势作战的势头。

西战区：太平天国继扫北军之后，派出军队西征，在安徽、江西、湖北、湖南等四省的广大地区与清王朝展开全面的争夺战，并逐步发展为两军交战的主战场。

至1853年末，太平天国领导人已认识到分兵四出的战略错误，开始收缩战线。12月，撤出扬州守军，西调至安庆，并在此基础上组建了扫北援军。同时全力夺取安徽，并于1854年1月攻占庐州，清朝新任安徽巡抚江忠源江忠源兵败自杀。1854年2月，得到加强的西征军在黄州一举歼灭湖广总督吴文镕吴文镕的军队，并乘势攻克汉口、汉阳，并进围武昌。

早在1853年12月12日，咸丰帝咸丰帝于安徽局势紧张之时，即谕令曾国藩曾国藩督带湘军水陆路赶赴安徽战场，与江忠源江忠源会合。曾国藩曾国藩则以“一俟战船办齐，广炮解到，即行起程”奏报。此时曾国藩曾国藩的湘军，尤其是水师尚未编练完毕，但在形势的逼迫下，已不得不出征了。1854年2月23日，衡州船厂毕工。25日（咸丰四年正月二十八日，太平天国甲寅四年正月二十二日），曾国藩曾国藩即于衡州率军起程，并随即开往长沙，准备北上迎击太平军。全军共计陆路大小13营，5000余人；水路10营，5000人，各式船舰360余艘。各舰共配置洋炮320尊，其他炮250余尊，外雇辎重船百余艘。此外，还有陆路各营长夫、随丁，水路雇船之水手和粮台之员弁，合计全军1.7万余人。王錱王錱所部2000余人虽归湖南巡抚统辖，但也随曾军一起行动。因此，出征的湘军总兵力达2万余人。罗泽南罗泽南、李续宾李续宾两营留守本省，以随时弹压群众起事。

出征伊始，曾国藩曾国藩发布了讨伐太平天国的檄文，即著名的《讨粤匪檄》。这篇约一千字的檄文，表达了曾国藩曾国藩和以他为代表的湖南士绅们的共同心声。

檄文首先申讨了太平天国军兴5年来“荼毒生灵数百余万，蹂躏州县五千余里”的所谓罪行：“所过之境，船只无论大小，人民无论贫富，一概抢掠罄尽”；“男子日给米一合，驱之临阵向前，驱之筑城浚濠；妇人日给米一合，驱之登陴守夜，驱之运米挑煤”；等等。檄文又试图以乡土观念，挑起人们对以两广人为首的太平革命的仇恨：“粤匪自处于安富尊荣，而视我两湖、三江被胁之人，曾犬豕牛马之不若。”但初兴的太平军军纪严明，其“不要钱漕”的贡献政策也颇受农民的欢迎。而清军之腐败扰民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就连曾国藩曾国藩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近日官兵在乡，不无骚扰，而去岁潮勇有奸淫掳掠之事，反谓兵勇不如贼匪之安静。”他声称欲把湘军练成一支“秋毫无犯”的军队，“以挽民心而塞民口”，“以雪兵勇不如贼匪之耻”。因此，檄文对太平军的造谣、诬蔑起不了什么实际的作用。

曾国藩曾国藩发布檄文的主要目的是激发饱受儒学熏陶的地主士绅起而保卫纲常名教和私有制度的神圣不可侵犯。太平天国宣传敬拜上帝，号召反满革命，抨击“尔吞我并”、“所爱所憎，一出于私”的私有制，憧憬“有无相恤，患难相救”、“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大同社会，并认为“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曾国藩曾国藩的檄文则极力回避满汉问题，但明确宣示“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并利用人们仇恨外国侵略者，重视家庭伦常的心理，诬蔑太平天国“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自其伪君伪相，下逮兵卒贱役，皆以兄弟称之，谓惟天可称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檄文回避了太平天国“不要钱漕”的贡献政策，但抓住“农不能自耕以纳赋，而谓田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贾以取息，而谓货皆天王之货”之言进行了抨击。

此外，他还抓住太平天国的“反儒”不放：“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仪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这样，他就把与太平天国的斗争提高到维护传统社会秩序的根本原则的高度。在这样的斗争中，所有士人都不能旁观，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当然，他更不允许思想上的任何怀疑和反抗。

为了加强对底层民众的号召力，檄文还借太平天国毁坏庙宇偶像的过激做法，乞灵于人们对于鬼神的敬畏，说太平天国“无庙不焚，无像不灭。斯又鬼神所共愤怒，欲雪此憾于冥冥之中者也。”

檄文最后则是对所有可能加以利用的对象的分别号召：倘有血性男子，号召义旅，助我征剿者，本部堂引为心腹，酌给口粮；倘有抱道君子，痛天主教之横行中原，赫然奋怒，以卫吾道者，本部堂礼之幕府，待以宾师；倘有仗义仁人，捐银助饷者，千金以内，给予实收部照，千金以上，专折奏请优叙；倘有久陷贼中，自拔来归，杀其头目，以城来降者，本部堂收之帐下，奏授官爵；倘有被胁经年，发长数寸，临阵弃械，徒手归诚者，一概免死，资遣回籍。檄文表面上的冠冕堂皇和威势，并不能掩盖其作为批判武器的实质上的苍白无力。

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真正解决问题还要到战场上见分晓。西征的太平军很快发现：一个难以对付的新的敌人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