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通史——清廷挽救危局的努力

太平天国定鼎南京之时，清王朝在位的是咸丰帝咸丰帝。他于1850年（道光三十年）即位之初就着手调整统治枢机，斥革前朝重臣穆彰阿穆彰阿、耆英耆英等人，重用汉族臣僚，有意摆出了不偏袒旗员和“满汉一体”的姿态。进入1853年，也就是在与太平军进入胶着的战时状态后，他更着手改革各种不适应的成规，有意向汉族官员开放了更多的权力。

一调整统治枢机

咸丰帝咸丰帝奕奕（1831—1861），是道光帝的第四子，曾受过较好的儒学教育，但即位时还不到20岁，又生长在深宫，于民情军政，既乏了解，更无经验。他迫切需要建立起一个能够应对危局的统治枢机。为此，他登极后不久，就对军机处，首先是对领班军机大臣进行了调整。

长达30年的道光朝，虽不能说毫无作为，也不乏值得肯定之处，但军、财、吏诸政的积弊愈演愈烈，鸦片战争的丧权辱国更是空前奇耻。社会舆情关注的焦点也正集中在这两个方面，尤其是后者。林则徐林则徐和穆彰阿穆彰阿成了人们议论中正反两面的代表人物。穆彰阿穆彰阿，字鹤舫，满洲镶蓝旗人，嘉庆十年进士，1827年（道光七年）入值军机处，1837年起一直为领班军机大臣。他希宠固位，迎承道光帝暮年不事振作、只图安静的老年人心态，对鸦片战争中的屈膝求和，乃至对林则徐林则徐等人的迫害，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咸丰帝咸丰帝对此早已耳闻熟知，下决心拿他开刀。在起用林则徐林则徐为督办广西军务的钦差大臣后不久，1850年12月1日，咸丰帝咸丰帝即“颁朱笔罪穆彰阿穆彰阿、耆英耆英”，将穆彰阿穆彰阿“革职永不叙用”，将另一军机大臣、文渊阁大学士耆英耆英“降为五品顶带，以六部员外郎候补”。在长达800余言的朱谕中，他斥责穆彰阿穆彰阿等“身任大学士，受累朝知遇之恩，不思其难其慎，同德同心。乃保位贪荣，妨贤病国；小忠小信，阴柔以售其奸；伪学伪才，揣摩以逢主意。从前夷务之兴，穆彰阿穆彰阿倾排异己，深堪痛恨……耆英耆英之无耻丧良，同恶相济……自本年正月，朕亲政之初，遇事模棱，缄口不言。迨数月后，则渐施其伎俩。……其心阴险，实不可问。潘世恩潘世恩等保林则徐林则徐，则伊屡言林则徐林则徐柔弱病躯，不堪录用，及朕派林则徐林则徐驰往粤西……又屡言林则徐林则徐未知能去否。伪言荧惑，使朕不知外事。”他在朱谕中还表白：“办理此事，朕熟思审处，计之久矣。实不得已之苦衷，尔诸臣其共谅之。嗣后京外大小文武各官，务当激发天良，公忠体国。俾平素因循取巧之积习，一旦悚然改悔！”

咸丰帝咸丰帝这样揭露穆彰阿穆彰阿倾排异己，以及自己不顾穆的一再拦阻，毅然起用林则徐林则徐的过程，再加上林死后，又命李星沅李星沅继任，明确宣示了他重视汉族官僚、不偏袒旗员、满汉一体的新姿态。

穆彰阿穆彰阿、耆英耆英被革职，以及在此之前，军机大臣陈孚恩陈孚恩自行请退回籍，揭开了军机处改组的序幕。穆彰阿穆彰阿被革职的当天，咸丰帝咸丰帝命蒙古八旗贵族赛尚阿赛尚阿为协办大学士，领班军机大臣。次年，又升其为殿阁最高的文华殿大学士。但由于赛尚阿赛尚阿不久就被任命为钦差大臣离京，军机处官位最高、资历最深（1841年入值军机处）的汉族官僚、体仁阁大学士祁寯藻祁寯藻成为领班军机大臣。自有军机处以来，汉人任此职连祁在内不过3人，加之太平军兴起以来先后任命徐广缙徐广缙、陆建瀛陆建瀛、向荣向荣等人为督办军务的钦差大臣，连同林则徐林则徐、李星沅李星沅，在咸丰帝咸丰帝即位的前4年中，共有5位汉族官员享此殊荣，与同时期的旗员钦差大臣人数恰好相同。这更是清代空前未有的事。在生死存亡之秋，清王朝终于对汉族官僚作出了较多的权力开放。

祁寯藻祁寯藻，字春圃，山西寿阳人，嘉庆十九年进士。累为学政、主考官，“提倡朴学，延纳寒素，士林归之”，《清史稿》列传一七二《祁寯藻》。被誉为“儒宗”，在士大夫中享有很高声望。但他长期沉溺于传统儒学，又受因循习气熏陶，遇事力求平稳。承平时应付常规政事，其尚可勉力以赴；非常时期，就因无胆识，处处捉襟见肘。

1853年秋冬之际，太平天国“扫北军”进逼直隶，最北到达独流、静海，京畿危急。10月13日，咸丰帝咸丰帝命恭亲王奕奕署领侍卫内大臣，办理巡防；11月7日，又命其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次年，更升其为领班军机大臣。在此情形下，祁寯藻祁寯藻只得称病引退。在此之前，军机处于道光时连任下来的陈孚恩陈孚恩、赛尚阿赛尚阿、季芝昌季芝昌、何汝霖何汝霖等人，均已先后罢值。与此同时，各部满汉尚书的道光时旧人也多有更换。1854年，吏、兵、户三部汉尚书分别由翁心存翁心存、朱凤标朱凤标和周祖培周祖培接任。至此，军机处和各部尚书道光时期连任下来的旧人已为之一空。统治枢机人事上的新旧更替虽告完成，但并不稳定。军机处尤为突出，奕奕更是首当其冲。

恭亲王奕奕（1833—1898），是道光帝的第六子，咸丰帝咸丰帝的异母弟，因其聪慧机敏，很得晚年的道光帝钟爱。他与咸丰帝咸丰帝同为立储的竞争者，彼此心存芥蒂，本无入值军机并受重用的可能。清廷为防止宗室近支亲贵擅权生事，不仅自有军机处以来，只有个别亲贵入值，且严禁朝臣与诸王私下往来交接。咸丰帝咸丰帝继位以后，又于1852年2月重申：“嗣后除奉旨会办事件及因公接见外，诸王与在廷大小臣工，各宜凛遵圣训，引嫌自重，固不得私信交通，致启贿托之渐。虽文墨细事，亦不得有唱和之风。”并下令宗人府、各部院旗务衙门并各督抚将军等衙门“各录一通，敬谨悬挂用资儆惕”。半年后，咸丰帝咸丰帝又将违反这一规定的定郡王载铨、刑部尚书恒春、侍郎书元等分别交宗人府或交部严加议处。但险恶的军事形势，终于迫使咸丰帝咸丰帝打破了常规。他在任命恭亲王奕奕的前后，还任命其叔惠亲王绵愉绵愉为奉命大将军、表兄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僧格林沁为参赞大臣，主持京畿防卫战。1855年，太平天国扫北军林凤祥林凤祥、李开芳李开芳两部先后败亡。“北路军务，业已告蒇”。军机大臣奕奕等因“赞襄军务，夙夜勤劳”，受到“从优议叙”的加恩优眷。但亲贵统军秉政的外部条件至此亦不复存在。6月23日，举行凯撤典礼，绵愉绵愉等恭缴大将军印信和参赞大臣关防，京城巡防事务亦随即裁撤。两个多月后，9月2日，咸丰帝咸丰帝颁朱谕，以恭亲王奕奕在康慈太后的丧事中“于一切礼仪，多有疏略之处”为名，将他赶出军机处，并免去其宗人府宗令、正黄旗满洲都统的职务，也不准他再“恭理丧仪事务”，而是责令其“仍在内廷行走，上书房读书”。康慈太后为奕奕生母，所谓“礼仪疏略”只是借口。

在奕奕被赶出军机处的当天，咸丰帝咸丰帝即命户部尚书文庆文庆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接替其位；命吏部尚书翁心存翁心存“恭理丧仪”；以怡亲王载垣载垣为宗人府宗令。

文庆文庆，字孔修，满洲镶红旗人，道光年间即屡官各部侍郎、尚书、内务府大臣，并两度为军机大臣，具有丰富的从政经验。《清史稿》说他：“醇谨持大体，宣宗、文宗深知之。屡踬屡起，眷倚不衰。”也正因如此，他才能够破除种族成见，力主重用以曾国藩曾国藩为首的湘军集团。1854年10月，湘军一举攻下武昌。咸丰帝咸丰帝闻讯大喜过望，立刻任命曾国藩曾国藩署理湖北巡抚，欲使其兼握军政大权。但某军机大臣却说：“曾国藩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福也。”咸丰帝咸丰帝默然变色，终于收回成命，赏其兵部侍郎衔，仍令其领军东征。曾国藩曾国藩无法利用一省政权，筹集军饷物资，扩充湘军，反而要仰仗清廷乃至地方大吏的支持，才能维持现有的部队。清廷达到了对曾国藩曾国藩既使用又限制的双重目的。

但文庆文庆却密请破除满汉畛域，不拘资格以用人。他指出：欲办天下大事，“当重用汉臣，彼多从田间来，知民疾苦，熟谙情伪，岂若吾辈未出国门，懵然于大计者乎？”《清史稿》列传第一七三《文庆传》。出身满洲世家名门的大官僚能如此剖析旗籍和汉族贵族官僚，其“深识伟量”和勇气，在当时旗人中确是出类拔萃的。文庆文庆力主重用湘军首领曾国藩曾国藩、胡林翼胡林翼。1855年，西战区湘军和湖广总督统带的绿营多次大败，武昌第三次易手。文庆文庆趁机力言，咸丰帝咸丰帝也迫于形势，不得不对既使用又限制的方针有所松动，破格提拔胡林翼胡林翼。3月1日，咸丰帝咸丰帝将其由湖北按察使升为布政使。4月18日，于湖北巡抚陶恩培陶恩培殉难后，咸丰帝咸丰帝更命其署理湖北巡抚。有了湖北这块地盘，再加上湖南，就为湘军集团经营两湖后方的基地，从而为其进一步发展壮大创造了条件。

文庆文庆有门第、有资历，更有见识、有才干，自然也就有威望。他出任领班军机大臣，不仅为八旗王公所敬信，且深为咸丰帝咸丰帝所倚任。在一年多时间里，他先后升为协办大学士、文渊阁和武英殿大学士，并充任上书房总师傅。但文庆文庆在任仅一年多，即于1856年12月病逝。

咸丰朝前半期的7年（从道光三十年也即1850年算起），军机大臣中由道光朝连任下来的赛尚阿赛尚阿、祁寯藻祁寯藻等5人，在前5年均已相继罢值。咸丰帝咸丰帝自己选任的彭蕴章彭蕴章、穆荫穆荫、杜翰杜翰、舒兴阿舒兴阿、邵灿邵灿、麟魁麟魁、瑞麟瑞麟、奕奕、文庆文庆共9人，除前3人一直留任外，其他6人，短的只有几个月，长的也不到两年。领班军机大臣从赛尚阿赛尚阿、祁寯藻祁寯藻、奕奕到文庆文庆，前后4人，平均不到两年就换人。统治枢机人事更替之频繁，充分反映了战争局势的严峻，但也表明咸丰帝咸丰帝在自己统治的前7年中尚未能建立起稳定的辅佐班子。

二面对军事危局

清朝军队的腐败，在嘉庆白莲教之役已有相当明显的表露。在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中，清军更暴露其“外战外行”，在对外战争中已不堪一击。1850年秋拜上帝会金田揭帜起义之后，清军即开始了“围剿”的军事行动。但历时数年的围剿作战，清军不断遭到败绩，不仅未能消灭太平军，反而使对手日益坐大，越战越强。面对军事危局，清廷竭尽全力予以挽救。但军事上的腐败已是积重难返，清廷一时还很难有所作为。

首先是统兵大员多不习军事，指挥调度无方。

继林则徐林则徐为钦差大臣的李星沅李星沅，于1851年1月赶到广西后，虽然在众多起事的造反队伍中，敏锐地觉察出洪秀全洪秀全一军，“恃众抗拒，水陆鸱张，实为群盗之尤，必先厚集兵力，乃克一鼓作气，聚而歼之”。但他与一般科甲出身的大官僚一样，根本没有军事实战的经验，且与署广西巡抚周天爵周天爵意见两相抵牾，时人讥其“妄自尊大，苛责仪节，喜谀信谗，将士离心”。由于兵力匮乏，且战斗力差，几个月下来，李星沅李星沅就忧心忡忡地丧失了信心。正如其幕僚所记：“公忧贼甚，寝食失常度，恒曰：‘此贼非眼前诸公可了。’”不久，他即病死军中。接任的赛尚阿赛尚阿位虽尊，但兵事亦非其所长。在宣布任命后月余，就有人将其与李星沅李星沅相提并论，“今赛尚阿赛尚阿、李星沅李星沅一日不撤，则军心一日不定，迁延愈久，败坏愈甚”。其所带随员，更有“专务蒙蔽，致误事机，婪取金银，满载而归者”，赛尚阿赛尚阿身受其累，终致兵败名裂。

随着战事向长江中下游及黄河以北蔓延，清廷又相继任命徐广缙徐广缙、陆建瀛陆建瀛、讷尔经额讷尔经额、琦善琦善、向荣向荣、胜保胜保、托明阿托明阿、和春和春、官文官文等人为钦差大臣。其中徐广缙徐广缙、陆建瀛陆建瀛、讷尔经额讷尔经额分别为现任两广、两江、直隶总督，琦善琦善在道光年间也屡任总督，均有能名。但除琦善琦善曾于战争有所接触外，这三位现任总督都与李星沅李星沅、赛尚阿赛尚阿一样，于军事，特别于指挥作战是外行。

陆建瀛陆建瀛初时曾主动请缨，“意气甚盛，每对将佐陈说慷慨，以为群盗指日就擒”，但当他由江宁率师溯江西上迎堵，一见太平军船队“蔽江数十里”，就“惶惑不知为计，遽登轻舟”，逃回江宁。《安徽巡抚蒋公神道碑》，见鲁一同《通甫类稿》续编下，咸丰九年刊。徐广缙徐广缙昏庸怯懦一如陆建瀛陆建瀛，太平军攻长沙，他逗留湘潭；太平军围武汉，他远在长沙，并说武昌之围可解，但数天之后，即告失陷。咸丰帝咸丰帝说：“该大臣如此料贼，殊堪浩叹。”讷尔经额讷尔经额之昏庸更有过之，他要山西兵由平定州入直隶增援，竟墨守平时成规，上奏请饬，咸丰帝咸丰帝责问他：“何不即行咨照，免费周章？”最为荒唐的是，直隶筹防近三个月，当太平军由山西突入时，部分清军竟无武器，以致“徒手御贼”。咸丰帝咸丰帝愤慨斥责：“自贼窜怀庆之时，节次谕令该督，严防畿辅要隘。即该督迭次奏报，亦似各处皆有准备。何以贼踪窜及，一战即溃！且军火器械，为兵丁卫身击贼之具。自贼匪西窜，该督漫无布置，竟置军械于后。致令如此劲旅，徒手御贼。事后归咎车辆不敷，亦已无及。即此一节，该督调度无方，已可概见。”

琦善琦善似比此三人略知节制军队，但畏敌怯战则相同。太平军由武昌东下，琦善琦善奉命由河南东援，他却借口募夫扛运恐用人过多，必致泄漏军情，而骡马又不易征集，遂节节逗留。这是明显的托词。咸丰帝咸丰帝责问：“募夫多不可靠，须用骡驮载。骡夫岂尽属可靠耶？”

其余几人中，向荣向荣、和春和春、托明阿托明阿是道光朝出身行伍或旗籍的将领，具有作战经验，但于军事学问少讲求，只能勉力从事战役指挥。向荣向荣年老体弱，行动艰难，应付紧张激烈多变的战局，更是力不从心。胜保胜保则是飞扬跋扈，胡作非为，上任不久即被人专折奏参。由此可见，清廷所任命的统兵大员多不具备统帅素质。

其次是军队因循玩泄，矛盾丛生，作战不力，纪律败坏。

李星沅李星沅说：“咎在提镇因循，将备弁兵毫无顾忌，见贼辄走，已成故套。”向荣向荣对“镇将以下，皆视功令如具文”表示“愤懑万分，几于挽回无术”。1853年3月，他自武昌尾追太平军东下，派员分头命各营加速前进，但“往往南岸之船开过北岸，不过里许又复停泊，必须一夜数催，方肯前进，相率成风”。统兵将领往往因意见不和，互相猜忌，严重者甚至在战场上各顾各，败不相救。一般兵弁之间，不仅兵与勇由于待遇、生活经历等多方面的差异而时起纠纷，且经制兵，由于来自不同省县的营汛，也往往大起矛盾，即所谓“兵与勇不和，楚兵与黔兵不和”，甚至同为湖南的“镇筸兵又与常德兵不和”。这种不和常常导致平时械斗、临阵不能一致对敌，“此军大败奔北，流血成渊，彼军袖手旁观，哆口而微笑”。

清军纪律的败坏也已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来自浙江的台勇，于1854—1855年间在皖南“肆行抢掠，以至郡城（徽州）又为之一空”，在本省“处处台勇皆闹事，甚至动百姓公忿，齐心杀之”，“前在上海者尤与盗贼无异，子女玉帛满载而归”。而为害最烈、最广的潮勇的兽行更是罄竹难书。八旗、绿营经制兵的表现也与勇营相去无几。如胜保胜保所统带的吉林马兵，纵马食民麦，又入村滋扰，被村民捆缚拷打，胜保胜保竟派副都统常亮带马队300名前往剿洗。村民闻讯逃避，但房屋被焚毁，衣物被抄掳。据当时随营的清朝官员张集馨张集馨说：“营马食麦，各营皆然。军不恤民，主将不能无咎，即僧营（指僧格林沁僧格林沁的军队）亦复如此。”山东百姓在控词中说：“发覆掘藏，穿墉毁屋，民之苦兵，甚于苦寇。”曾国藩曾国藩的笃友吴敏树吴敏树在致其信函中也不得不承认：“官军尾贼之后，随路淫掠，民之走避者，畏官军，非畏贼也。”清军所至之处，人们只得纷纷逃避。有的被迫反抗，则招致清军肆无忌惮地抢掠、屠杀，有的更愤而加入反叛者的行列。1854年初，湖广总督吴文镕吴文镕军在黄州堵城驻扎，因无柴薪烤火，竟将数十里内民房尽毁，以致在太平军进攻时，“民衔兵勇之毁其庐舍也，群起助贼为大围，死伤甚众，吴公薨于行阵”。

清廷面对这些严重情况，却只有头痛医头式的简单应急措施。对将领临阵退缩的问题，咸丰帝咸丰帝曾特赐遏必隆刀，准许赛尚阿赛尚阿和徐广缙徐广缙等钦差大臣对副将及其以下将弁便宜处置，严加惩处。但他们或自承“不忍杀人，辜负圣恩”，或“以人数较多，碍难概行参奏”塞责。鉴于李星沅李星沅时将帅不和，号令难行，咸丰帝咸丰帝特命赛尚阿赛尚阿督师，以为如此则“事权归一，自必节制严明，激励将士，信赏必罚，力矫前此漫无纪律之恶习”。但结果，除了赛尚阿赛尚阿因权位太高，无人敢与其公开对立外，其他矛盾依旧，向荣向荣与乌兰泰乌兰泰更闹到几乎水火不相容。对不断出现的失地丧将帅，咸丰帝咸丰帝也只知不断撤换。先以文职大员为钦差大臣，在其相继被罢斥拿问之后，又转而任命向荣向荣、托明阿托明阿、和春和春等武职大员。这些武将是比文官们稍强些，但他们最多也只是支持数年，最后一样败阵下来。

再就是兵力不足的问题亟待解决。

八旗兵虽有20万之众，但早已丧失战斗力。绿营额兵60万，由于吃空额等弊端，实额已大为减少，且其中尚有老弱病残。咸丰帝咸丰帝于1853年4月间宣布已征调20余万人，再加上各地尚须留兵镇守，能续调者当不会超过10万人。为补兵力不足，清廷不得不调东北和察哈尔等处满蒙兵（这不在关内八旗编制之内）入关作战。至1857年夏，黑龙江兵入关兵额已达1.3万人。但此类兵为数既少，加之水土不服，马匹倒毙，其作战能力极为有限，对全局起不了多大作用。

清军增加兵力主要靠募勇。早在广西永安州围城时，清军所募东勇即达2万余人。1853年秋，有人估计各省所募之勇已达30余万人。有的战区，更是勇多于兵。但是将帅募勇一般是救急，“仓卒之际，调兵则耽延时日，募勇则取之目前”，稍有点政治头脑的则认为“多募一勇，即少添一贼”。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自然是来者不拒，以致“应募者大抵市井负贩之徒，乞丐无籍之辈，甚且盗魁恃为逋薮，奸民借以寄食”。有的在奖赏多的情况下，也可能“骁勇异常”，但临阵不听号令，平时恣意抢掠，不利时就一哄而散。有的甚至与太平军暗通往来。所以，有的将帅即主张不募勇或少募勇，或因屡出问题而裁勇。如向荣向荣在1853年即将8000名乡勇裁去7000人。可是，受兵少不足用这一基本状况的制约，又不得不再募，以致形成此军裁、彼军招，今年裁、明年招的状况。招勇这一权宜之计，也因而陷入了无可解救的怪圈之中。

清廷面对军事危局的最后一着是办团练。1853年2月15日，也即太平军攻克武昌之后，行将东取安庆、南京之时，咸丰帝咸丰帝发布上谕，要求各地办团练以自保。谕令说：念自逆匪滋扰以来，由广西而湖南，由湖南而湖北。所过城池，多被蹂躏。现复围陷武昌省城，数万生灵，惨遭荼毒。即未被贼地方，亦复闻警远避，备极流离颠沛之苦。总由地方官吏，平日既不先事预防，临时又复张皇失措，甚至望风先遁，以致居民失其所恃，不得不转徙他方，以全性命。……固思嘉庆年间，川楚教匪，蔓延数载。嗣行坚壁清野之法，令民团练保卫，旋就荡平。即今广西、湖南地方，多有团勇保护乡里，贼不敢逼，且有杀贼立功者。况各处乡村，良民多而莠民少，若得公正绅耆，董理其事，自不致别滋流弊。即地方间有土匪，一经约束，亦将去邪归正，共保乡闾。惟在良有司素得民心，必可收众志成城之效。著各该督抚，分饬所属，各就地方情形，妥筹办理，并出示剀切晓谕。或筑寨浚濠，联村为堡；或严守险隘，密拏奸宄。无事则各安生业，有事则互卫身家。一切经费，均归绅耆掌管，不假吏胥之手。所有团练壮丁，亦不得远行征调。……凡土著良民，各有产业。与其仓皇迁徙，抛弃田庐，转不免土匪乘机抢掠，何如坚守乡里，以子弟卫父兄，以家资保族党乎。清廷委派现任官员回籍，更多的是委任赋闲在籍的官员为各省团练大臣。如山东就委派前山西巡抚萼涵萼涵等十余人，江苏委派前闽浙总督季芝昌季芝昌等十余人，湖南委派前兵部侍郎曾国藩曾国藩。团练的绅办性质使它起不了战略作用。除了少数地方，如皖北之六安、合肥、桐城，皖南宣城之金宝圩，湖北之随州、麻城，浙江诸暨之包村，认真举办，并对太平军进行顽强抵抗外，一般都“苟且涂饰，未经实力讲求，或募勇以充数，徒取外观；或借端以营私，转成欲壑。无事则恃以为威，吓扰乡间，有警则首先遁逃，流为盗贼”。

团练本身是柄双刃剑。一些地方团练甚至借机抗粮、闹事，与官府形成对抗。如山西、河南“因粤寇之乱，兴联庄会，凡山西接壤州县，均借以抗粮”。山东“自钦使督办团练，尽侵官权，酿成骄横，民不知有上，抗漕抗粮，几于比比皆是”。皖北之苗沛霖苗沛霖始则拥众观望，继则公开对抗，成为皖豫之交清廷的大祸害。团练大臣与督抚不和，互相掣肘，互相参劾，因而妨碍大局者，也时有所闻。

三吏治及其整顿

太平天国的兴起，对清王朝来说，标志着一个动乱时代的到来。有人认为：“当兹时而求安民殄寇，拨乱返治之方，舍察吏选将之外，无可期必效者。”有的更认为军事镇压是治标，整顿吏治才是治本。咸丰帝咸丰帝也意识到官吏腐败风气能否扭转，关系清王朝之生死存亡。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咸丰帝咸丰帝在有关诏旨中反复告诫。早在1850年，他就在那份斥责穆彰阿穆彰阿等人的著名朱谕中指出：“方今天下因循废堕，可谓极矣。吏治日坏，人心日浇，是朕之过。然献替可否，匡朕不逮，则二三大臣之职也。”此后，他多次为整饬吏治发布上谕，“苦口训诫，何啻再三”。1853年2月（咸丰三年正月），他更颁布《训臣工戒因循》亲笔朱谕，内中说：内外文武诸臣，抒忠宣力，视国如家者，固不乏人。然泄泄沓沓，因循不振，禄位之念重，置国事于不问者，正复不少。朕虽非贤主，断不忍诿咎于诸臣。试问诸臣五夜扪心，何忍何安。若不痛加改悔，将来有不堪设想者矣！是用诞告尔大小臣工：自今日始，仍有不改积习，置此谕于不顾者，朕必执法从严惩办，断不姑容。9月间，他更有针对性地就吏治废弛问题提出了具体要求。长期以来，大吏为调剂属员，多纳贿赂，州县官多一年一换，甚至数月一换，不能久于其任。咸丰帝咸丰帝指出：自军兴以来，被贼滋扰地方，固因奸民煽乱，亦由吏治废弛酿成巨患。即有一二循良之吏，力求整顿地方者，或因资格较深，循例迁擢；又或因该管上司调署他缺，未能久于其任。致令司牧之官，视职守为传舍，置地方利弊于不问。民风何由而淳？吏治何由而饬？为此，他提出严禁频繁更换：现在被兵省分，疮痍未复，亟须廉明之吏，拯我群生。著各该督抚察看该省紧要缺分，及凋敝之区，慎简贤员，俾令弹压抚绥，力图补救。如果抚驭有方，著有实效，即行奏请给予升衔，仍留本任。数年之后，政成报最，朕必破格施恩超迁不次。其余各直省地方，并著各该督抚等随时体察，如有人地相宜，不须更调者，亦可奏请加衔留任，俾得尽心民事，兴利除弊，日起有功。朕将求才于循吏之中，备他日封疆重寄。其各勉图报称。以副朝廷任官惟贤之意。但大吏们对皇帝的谆谆训诫置若罔闻。迟至1857年（咸丰七年），江苏州县依然是“缺出，而府委随之，道委随之，司委又随之，有数月而三易牧令者矣”。而新上任之州县官，不仅遇事敷衍，委之后任，且既快又多地大肆贪污。如山西，“下吏引疾，府经奉檄而来，仅四十余日，而攫四千金去。民间怨恨之声，至不忍闻，且有聚众闹堂之事”。龙汝霖：《上藩司郑筱山敦谨书》，见《坚白斋集》，《杂稿》存二。再如四川，由于“贿赂公行”，“百姓怨痛既深，辄复聚众相抗”，广安、达县、营山、东乡、南江、巴州等州县相继爆发“围城大哄，数日始解”的严重事件。这类事件在整个咸丰朝可以说是屡见不鲜。州县官如此贪污自肥，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大吏向他们进行种种勒索。四川州县“无不以上司到任及节寿陋规为苦”，多者县令“年送一万数千，中下者依次递减”。山西各县此类陋规，每年每县亦“非万金不可”。

除收受陋规外，通过其他渠道的各种名目的勒索还很多。政以贿成，必然要严重影响各项政令的贯彻。如当时为了筹集军饷，解决财政困难，普遍推行捐输、厘金，乃至发行大钱票钞，但经办者却趁机贪污。如山西有“富民愿捐五百者，必勒令捐一千，迨至遵捐一千，则又只令书五百，其余五百”，被“暗饱私橐”。地方官吏的勒捐严重干扰了捐输的推行，军饷筹措因而更加困难。又如直隶各州县，地方官征收田赋，只收现银，上交税款，却搭解大钱票钞。如此转移之间，就能利用大钱钞票严重贬值而大发其财，大钱票钞则更难以流通，“故近京百里以外，大钱不能行使”。连咸丰帝咸丰帝也认识到：“外省钞票不甚通行，实由于不肖官吏，征银于民，易钞于官，以致民间置钞票于无用。”

咸丰朝吏治的败坏，固然是由于积习已深，但当时盛行的军功保举和捐官致使仕途更形拥挤，客观上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854年（咸丰四年），有人就已指出：四川的地方官员中，“由科甲出身者，不及一半”。捐官者本即为利而来，表现尤为恶劣。如“历任贪鄙，声名甚劣”的王某，先捐升实缺知府，指省广西，后又捐升道员。至陕西后，此人百般取巧钻营，竟得署布政使，不仅“终日吸食洋烟，邀同亲友演唱昆曲”，还与署盐道韩某勾结，大肆贪污，“一切支发高下其手”。而这个韩某原为成都知府，“贪婪性成”，被勒令病休后，又捐升道员，至陕西就与王一拍即合，“成为川陕著名劣员”。

咸丰帝咸丰帝在吏治问题上虽然反复告诫，言之谆谆，但对听之藐藐的官僚们，尤其是大官僚们，却不愿也不敢采取严厉措施，不能痛加惩处。在他所统治的前7年中，不仅未揭露一件贪污大案，甚至对丧师失地的大员，也仅处死湖北巡抚青麐青麐一人。其他如赛尚阿赛尚阿、徐广缙徐广缙、讷尔经额讷尔经额、胜保胜保、托明阿托明阿、西凌阿西凌阿和杨霈杨霈等人，虽被革职，甚至被判为斩监候，但很快就被开释，不数年，又入官场，有的甚至复为高官。皇帝如此，各级官僚亦相率效尤，所谓吏治整顿也就无法落到实处。咸丰朝的君臣们虽身处战争的非常时期，却迟迟不能从嘉道姑息的阴影中走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