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通史——南方各地的社会动乱

鸦片战争的失败，并没有能够使清廷和统治阶级上层中的多数人警醒和振作起来。道光帝道光帝本人日益消沉。“往事凄然如梦幻，流光倏尔若风烟”《宣宗诗文集•瀛台怀旧》。的诗句正是他消极悲观心境的写照。曾与林则徐林则徐一起在禁烟运动中叱咤风云的邓廷桢邓廷桢，其意气也日渐消磨。他于1843年自伊犁流放地释还，先在甘肃任布政使，1845年再升任陕西巡抚，回到了车水马龙的西安。但此老“忧患之余，生气已尽，又已日薄崦嵫，纵情娱乐；来往过客，攀挽流连……几于无日不花天酒地”，次年4月他死于陕抚任上。

纵情娱乐、花天酒地的并不限于邓廷桢邓廷桢这样意气衰朽的老官僚，而是整个官场的普遍现象。据时任陕西督粮道的张集馨张集馨说，西安地当赴西藏、新疆乃至甘肃、四川的孔道。对来往过境的官员，陕西当局必尽地主之谊宴请接待，具体则由粮道承办，张灯结彩，传戏备席。“每次皆戏两班，上席五桌，中席十四桌，上席必燕窝烧烤，中席亦鱼翅海参。”“大宴会则无月无之，小应酬则无日无之。”

对于官场的醉生梦死，龚自珍龚自珍曾有诗嘲讽云：“秋气不惊堂内燕，夕阳还恋路旁鸦。”

尽管外面已充满了肃杀的“秋气”，但在这些“堂内燕”看来，似乎仍是一派温煦的阳光，因而照样轻歌曼舞，照样花天酒地，同时也照样加紧对劳动人民，尤其是对农民的压迫剥削。

统治阶层的颓废苟且，还表现在公然将官吏的贪污变为合法的陋规。据张集馨张集馨说，陕西粮道向上司及有关衙门每年的送礼定规：给西安将军三节两寿礼，每次银800两，表礼、水礼八色，门包40两；八旗副都统两人每人每节银200两，水礼四色；陕西巡抚，四季致送，每季银1300两，但节寿只须送表礼、水礼、门包杂费；连远在兰州的陕甘总督，也必须派家人按三节致送，每节银1000两，表礼、水礼八色及门包杂费。甚至高级衙门幕友的节寿礼亦有规定。据御史石景芬石景芬揭发，河南“抚藩臬三衙门幕友，一年节寿陋规，俱由首县摊派各州县。甚至书吏册费，藩司竟用印劄代为催取”。

基层州县衙门的胡作非为，更是令人发指。仍据张集馨张集馨（1847年已升任四川按察使）自订年谱的记载：四川资州的吏目与牢头相勾结，不仅对入监的其他犯人凌虐拷逼，甚至对寄监过站的犯人和差役也一并吊拷勒索，而州牧居然不闻不问。直至遭受吊拷凌辱的井研差役到省具控，才委查得实。遂宁县盗贼打洞入室，致死人命。县令徐某因缉捕令严，恐受参处分，为掩盖盗案，竟然授意陷害死者的妻子和妹妹为谋命凶手。此案经张集馨张集馨亲自过问查实，方得平反。张氏为此感慨道：“徐令不过因办盗案处分，忍心害理，陷人凌迟重罪，存心尚可问乎？州县万不可靠，臬司真不易为也！”但这位徐某因有上层关系网的保护，最后仅是“乞病”回籍，未受追究。

1850年6月（道光三十年五月），时已登基四个月的咸丰帝咸丰帝对前朝吏治的败坏及其严重性作了如下的概括：近年以来，登进冒滥，流品猥杂。短于才者，恃胥吏为腹心；急于利者，朘闾阎之膏血。以致政治堕坏，民生穷蹙。到了1852年初（咸丰元年底），时任内阁学士兼署刑部左侍郎的曾国藩曾国藩更把“民间疾苦”归结为三条：一曰银价太昂，钱粮难纳；二曰盗贼太众，良民难安；三曰冤狱太多，民气难伸。三条都与吏治的腐败、民心的向背有关，而第三条尤为突出。署理刑部事务的曾国藩曾国藩特意点出“令人闻之发指”的众多冤狱，其用心所在，是不难体察的。曾国藩曾国藩之所谓“民”，主要是指那些必须向政府输租纳税的“业主”，是那些成为盗贼抢劫对象的“良民”，以及那些敢于告发权势、豪强，却因而蒙受冤狱的“原告”。他几乎直言不讳地道出了中小地主对清朝吏治的极端不信任感。

差不多与此同时，天地会所张贴的《万大洪告示》则痛心疾首地宣称：“天下贪官，甚于强盗，衙门污吏，何异虎狼”，“富贵者纵恶不究，贫贱者有冤莫伸”，“民之财尽矣，民之苦极矣！我等仁人义士，触目伤心，能不将各府、州、县之贼官狼吏尽行除灭，救民于水火之中也！”

相对富庶的南方，动乱也开始频繁起来了。

首先是抗租风潮的涌现。作为直接生产者的佃农，面临愈益增加的地租剥削，多次掀起抗租风潮。由于抗租损害了作为官府征收钱粮对象的业户的利益，清政府对此采取了坚决镇压的措施。江苏昭文县于1842年发生了佃户“聚众抗租，焚烧运丁船只，并打毁业户多家”的事件，遭到地方官府的残酷镇压。1846年，当地又爆发更大规模的抗租事件，佃户们接连数天捣毁了40多家业户的房屋家具，甚至在官府派人捉拿时“鸣锣聚众，欲图拒捕”。1845年，浙江余姚县东北乡佃农“抗租不还，业户催租，佃户反持器械向殷实富户掳掠”。1849年大水灾，贫苦农民更“结群毁富户门乞米，日聚日众，欲满方去”。

与抗租相表里的是针对官府的抗粮事件。由于钱粮的征收直接牵涉各阶层人民的利益，抗粮事件的参加者更为广泛，其影响也更大些。人数众多的自耕农和贫农占有土地少，但赋税负担重，是抗粮事件的主力。中小地主及其知识分子则是抗粮事件的积极参加者乃至组织者。据记载，1842年初湖北崇阳县的抗粮事件，其领袖人物钟人杰、汪敦族等人都是“富户”、秀才，起初只是反对地方官“暴敛横征”，后因官府的“剿灭”政策所逼，才发展成万余人的反清起义，“并非预谋造反，也没传习邪教，兴立会名”。1844年，湖南耒阳县发生武装抗粮的事件，其领导人阳大鹏等人也都是秀才，起因则是里差、胥吏们的敲诈勒索。同年台湾嘉义县的抗粮，领导者是位武生。1845年浙江奉化县的抗粮，领导者是地主士人。1846年江苏昭文县的闹漕，领导者是位医生。1847年江西贵溪县的抗粮罢考，其领袖、骨干全是贡生、秀才、武举之类。

清政府对各地的抗租抗粮采取了武力镇压的强硬措施，逼使各地的反抗活动逐步演化升级为矛头直指清王朝的武装起事。在这些起事中，原即存在于民间的教门、会党组织，尤其是南方的天地会，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鸦片战争后的十年间，尤其是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以后，天地会势力急剧蔓延扩散。它所发动的武装起事也随之日趋频繁。据统计，在19世纪初（嘉庆初年），此类起事每年10起左右，而到1840年代末（道光末年），每年平均发生100余起，差不多增长了10倍。

1848年，广东学政戴熙戴熙进京陛见道光帝道光帝，说他沿路所见，“盗贼蜂起，民不聊生”。1850年春，内阁侍读学士董瀛山向咸丰帝咸丰帝奏称：“邪教、盗匪，在在皆有。”

面对天地会点燃的遍地造反烽烟，清政府防不胜防，剿不胜剿。天地会由于各山堂互不统属的特点，它的起事始终不能突破“随起随灭，随灭随起”的基本格局，却已极大地耗散了清政府的精力。

鸦片战争后近十年间的武装起事，几乎遍及十八省乃至伊犁等地。但从起事的规模、爆发的频度来看，又相对集中于地域相连的广东、广西和湖南三省，而以广西为最。

广东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门户，也是反侵略的前哨，首先成为大规模群众斗争的中心地带。广东有着反清抗争的历史传统，在三省中也是天地会最早开展活动的地区。嘉庆初年，揭阳县已爆发有会众四万余人的较大规模起事。林则徐林则徐使粤禁烟之初，基于“民心可用”的认识，积极倡导“由民间自行团练，以保村庄”。《鸦片战争中，广州三元里一百零三乡人民的抗英斗争，第一次在英国侵略者面前显示了自己的实力。此后，广州人民还在社学等组织的发动下，多次进行了反对英国侵略者入城的抗争。虽然社学的领导权掌握在一班士绅的手中，其抗争对象亦仅是外国侵略者，但它却使人民看到了自己组织起来、武装起来的伟大力量。当时即有人议论说：方琦相（即琦善琦善）之羁縻义律义律也，粤东之民谣曰：“百姓怕官，官怕洋鬼。”迨三元里之役，粤民起而创之，遂兴团练之局。未几闻抚事定，积不能平，遂有次年揭帖之变，而大府亟出示安抚之，又从而谢止夷人之入城者。于是粤东之民又谣曰：“官怕洋鬼，洋鬼怕百姓。”夫至于能怕其官之所怕，则粤东之民浸浸乎玩大府于股掌间矣。广东的民谣揭示了一个微妙的三角关系。在外来的侵略者因素搅和进来以前，除非在“官逼民反”的极端时期，一般地说，中国的老百姓总是怕官府的，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可是，自从出现了“洋鬼”这一外来因素，情况开始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从“百姓怕官”到“官怕洋鬼”，再从“官怕洋鬼”演变为“洋鬼怕百姓”。那么，百姓还再害怕官府吗？

鸦片战争结束后仅仅一年，1843年，香山县天地会首领高明远高明远即公然再次发动反清起义。此后，在1848—1849年间，广东各地的天地会组织又多次起事。这些起事能在官府统治力量较强的广东发生，不能不说是受到大规模群众反侵略斗争的鼓舞，也正是“官—民—夷”三角关系发生微妙变化的结果。

湖南之西部、南部一直为苗、土家、瑶、侗等少数民族居住，长期被视为“地瘠民贫”的“荒陋之区”。有清一代，随着汉族人口的不断增长，湘西、湘南逐步得到开发，汉族与土著少数民族之间的隔阂、矛盾乃至冲突斗争时有发生。由于官府与地主共同剥削压迫的加重，少数民族与汉族人民曾多次起义。乾嘉之际，曾爆发著名的湘西苗民大起义。道光年间，起事愈益增多。1832年，江华瑶民起义，阵斩湖南提督，歼其全军。1836年，更出现瑶、汉民联合攻打武冈州城的起事。此次瑶、汉民族得以消除隔阂、共同起事，主要是受白莲教教义的影响。湖南地处白莲教与天地会两大势力的交会之处。教门、会党的组织领导，加上少数民族的踊跃参加，使得湖南，尤其是湘南地区的反清起义频频发动，日趋激烈。1843—1844年间，武冈、耒阳、东安、宁远、道州、新宁等地人民先后起义，或进攻州、县（如武冈曾如炷杀死知州，耒阳阳大鹏进攻县城），或转战数省（如新宁李沅发转战湘桂黔三省边区），造成很大声势。

然而，由于湘西、湘南多民族混居，民风强悍，当地汉族地主豪强早已养成尚武斗狠、注意观察地方情况的传统。日益频繁的反清起事，使得湖南的地主豪强们日益警觉，较早地产生了危机感，因而在镇压当地的反清起事中，也日益起着重大的作用。天地会所组织发动的武装起义，有一些尚未形成气候，即遭到当地所谓“强族”的镇压而胎死腹中。一些规模较大的起义，如道州李魔旺起义的余部，以及新宁李沅发起义军，也都是因地主团练力量过强而不能在本省立足，不得不转入相邻的广西等省。

相比而言，广西是三省中统治阶级力量最为薄弱、各种反清起事最为活跃的地区。

在长江以南、云贵高原以东的江南各省中，广西经济文化最为落后。全省每年额征地丁银69万两，在江南各省中位居最末，在全国十八省中位居第十五。每年除稻谷外，广西几无其他农副产品输出，在省际贸易中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清代公私文件在提到广西时，总要加上“地瘠民贫”、“内无所产，外无所资”等语。直到19世纪50年代初，胡林翼胡林翼还说：“粤西虽系边疆紧要，而实无财赋可筹。”

“文教不兴，人才朴陋”，则是当时人们对广西文化状况的基本概括。

落后的经济文化，使得广西通过科举正途或捐纳为官者人数都极少，本省士绅因而不能像湘、粤两省形成较强的政治力量，同时也使得由外省人士担任的省府州县各级官员不安于位，不乐久任，因循敷衍度日。这就从两个不同的侧面削弱了统治阶级的力量。广西成为清王朝统治锁链中最为薄弱的一环。

广西居民的民族构成十分复杂，全省有汉、壮、苗、瑶等10多个民族混居。此外，土客矛盾，亦即早已定居的土著与明末清初以来由湘、赣、粤、闽等省迁入的客民之间的矛盾也很突出。可以说，广西全省几乎无县不有民族和土客问题。这是它与广东、湖南两省极不相同的地方。粤、湘两省的民族杂居，仅限于局部地区；广东除海南岛外，仅西北一隅，湖南则集中于湘西、湘南。土客问题，湖南基本上不存在，广东也仅少数县存在。

这种社会矛盾既复杂尖锐，官府统治力量又十分薄弱的状况，使得广西不仅成为本省各种造反势力的藏龙卧虎之地，更成为外省造反者的逋逃渊薮。广东、湖南的天地会众和其他反抗者，在本省不能立足时即逃入广西。迁入广西的两省客民，则成为他们最好的“窝主”。甚至鸦片战争以后广东所裁撤的乡勇，因本系无业游民，也“流入广西，剽掠为生”。到1847—1848年间，广西天地会起事已多至数十部。每部“少者数百人，多者三四千人不等”，“几于无地无之，无时无之”。

然而，广西地方当局却因兵饷两缺而无力镇压：“兵多则饷绌，分守则力单。始欲节费而少出师，则力不足以相御，继因添兵而多糜饷，则费已不可胜言。且食不足以给兵，则兵怨，兵不足以卫民，则民怨。”

他们只能向清廷请求调拨。

已届暮年的道光帝道光帝，不能也不想有所作为，只求表面安静。善于逢迎的领班军机大臣穆彰阿穆彰阿，“风示意旨，谓水旱盗贼，不当以时入告，上烦圣虑，国家经费有常，不许以毛发细故，辄请动用。”

时任广西巡抚的郑祖琛郑祖琛私下叹息：“左右两难，乞身未敢，空手何能杀贼，徒为误国庸臣。志不能伸，死有余辜矣！”

但他终于还是做了一个粉饰太平的“误国庸臣”。而广西全省形势，“如人满身疮毒，脓血所至，随即溃烂”，终至一发而不可收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