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通史——屈辱的《南京条约》

镇江之战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最后一战。侵华英军通过此战，达到了切断长江与运河交通命脉，以震慑清王朝的目的。而在清政府方面，在镇江失陷后，即彻底失去了抵抗的决心与勇气，完全走向对英屈服妥协之路。在这场前后断断续续打了近三年的战争中，中国军队从未取胜过。这场战争充分暴露了清王朝统治的腐朽没落，反映了清统治当局在军事决策上的颟顸与无能，也说明了中国既有的建立于冷兵器作战基础上的技战术和整个军事体制已根本无法适应近代化战争。鸦片战争以清政府最终彻底屈服和英国既定战争目的的完全实现而告结束，清政府在英国坚舰利炮的胁迫之下，与之签订了一系列的丧权辱国条约，从而确立了构架近代中外关系的不平等条约框架体系，中国被拖进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泥沼。马克思马克思在评论鸦片战争及其后果时，曾以极为冷峻的鸟瞰笔法写道：“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

一、兵临南京城下

当英军攻陷吴淞进犯长江之时，清政府上下已然是一片慌乱，朝野上下一片妥协求和之声，对英之策也进一步由战向抚转变。1842年6月22日，道光帝道光帝接到两江总督牛鉴牛鉴关于宝山失守奏折，乃即传旨耆英耆英，“迅即携带钦差大臣关防，与伊里布伊里布驰往江苏，会同牛鉴牛鉴酌量情形，妥为商办”。6月30日，耆英耆英和伊里布伊里布由浙江赶到昆山。7月18日，当英军已然切断运河、进逼镇江之际，道光帝道光帝再发密旨，表示：“该逆如果真心求和，于通商而外别无妄求，朕亦何乐而不罢兵？即令仅止求给香港一处栖止贸易，或该国船只偶至闽、浙口岸，暂时停泊，售卖货物，旋即驶去，虽非旧例，然随时变通，朕岂不思保全沿海生灵，聊为羁縻外夷之术。”因此他命耆英耆英密派陈志刚陈志刚“作为己意”，前往英军营“开导”，转达清政府求和之意：“今汝既有悔罪之意，何不趁此商量，如能将各船全数退回广东，即刻罢兵，我必奏明大皇帝，将香港一处赏给尔国堆积货物，与中国照常贸易。此外沿海省份，如福建、浙江海口，或每年约定时候将货船驶至口岸，我国必派官员代汝照料，不得在此二处羁留。为汝计算，获利甚广，永无猜疑，即将此言告知尔国王，亦必欢喜乐从。倘舍此不图而终年交战，有何益处？汝等如以我言为然，亦不必另求派钦差大臣前来，我实可作为代汝转奏，降旨允行，以为凭据。总之，通商二字，我中国并未不准，求和二字，汝国从未提及。今既有此意，我必极力成全，将此情节上达朝廷。”道光帝道光帝要求耆英耆英等待英军复信后，据实密奏，同时告诫“断不准走漏消息，致懈军心”。道光帝道光帝此道谕旨之中，已然明确透露出清政府准备不惜割让香港、开放口岸，彻底向英军妥协投降的意图。

7月23日，耆英耆英、伊里布伊里布在镇江陷落后的第三天，紧急照会英军最高统帅璞鼎查璞鼎查，乞求互派代表进行谈判。但是，璞鼎查璞鼎查为迫使清政府无条件投降，对耆英耆英、伊里布伊里布等的乞和未予理睬，而是决定挥舰上驶，进犯两江总督驻地——江宁（南京）。7月26日，清廷接耆英耆英奏报，称京口危急。道光帝道光帝当天连下两旨，称：“据该逆照复，似以耆英耆英、伊里布伊里布不能作主为疑。恐其心多惶惑，不肯遽敛逆锋，著耆英耆英、伊里布伊里布剀切开导，如果真心悔祸，共愿戢兵，我等奏恳大皇帝定邀允准，不必过生疑虑。该大臣等经朕特简，务须慎持国体，俯顺夷情，俾兵萌早戢，沿海解严，方为不负委任，不必虑有掣肘，以致中存畏忌，仍于事无益也。”另旨中，道光帝道光帝“著耆英耆英遵照前奉谕旨，开诚晓谕，设法羁縻，有应行便宜从事之处，即著从权处理。此事但期有成，朕不为遥制。”同一天，道光帝道光帝还谕示两江总督牛鉴牛鉴，著其相度机宜，预为妥办，“所请设法暂施羁縻之处，本日已有旨谕知耆英耆英、伊里布伊里布前往京口，妥为办理。万一该逆驶至省垣肆扰，准该督暂事羁縻，如该逆游移不信，即告以业已降旨，交耆英耆英、伊里布伊里布专办此事。”7月27日，耆英耆英等关于镇江失陷情形奏报到京，道光帝道光帝更是惊恐万分，当即下旨，称“此时业已专意议抚”，要求耆英耆英、伊里布伊里布遵照昨旨，“便宜行事，务须妥速办理，不可稍涉游移”。同时，他“令奕经奕经暂缓赴苏，以免该逆疑虑，事多掣肘”。至此，清政府完全放弃抵抗，确立了妥协投降的方针。同一天，牛鉴牛鉴亦照会璞鼎查璞鼎查，表示朝廷已决定议和，请求英军停止进攻。但是，璞鼎查璞鼎查对此依然未予理会，明确表示要继续内犯。

1842年8月4日，英军舰队在未遇清军任何抵抗的情况下，驶抵江宁江面。牛鉴牛鉴再次急忙照会英军，称朝廷已降明旨，准与议和。8月5日，英军海军统帅巴加尔巴加尔和陆军统帅郭富郭富照会牛鉴牛鉴，要求必须交出300万元的赎城费，否则即行攻城。与此同时，英军开始驾乘小舟，对江宁城地势和设防情形进行周密侦察，拟订攻城计划。而当此英军兵临城下之际，牛鉴牛鉴秉遵清廷妥协投降之旨意，丝毫不做防守准备，只是一味向英军奴颜婢膝地乞求，同时召集当地绅商，急凑银两，以餍侵略者之贪欲。8月6日，清廷再次传谕耆英耆英、伊里布伊里布，重申委派二人“便宜行事”对英交涉事宜，并称：“如该夷所商在情理之中，该大臣等尽可允诺，惟当告以彼此商妥奏明，即可施行，不必再有游移。”同时，道光帝道光帝再一次表示，任由耆英耆英、伊里布伊里布等人妥商筹办，“一切朕亦不为遥制”。

二、《南京条约》的订立

1842年8月8日、11日，被清廷谕任“便宜行事”全权办理对英交涉的伊里布伊里布和耆英耆英先后从丹阳赶到江宁，开始与英国全权公使璞鼎查璞鼎查交涉谈判。伊里布伊里布一到江宁，即会同牛鉴牛鉴等人商谈，并立即派出五品军功顶戴张喜张喜、外委陈志刚陈志刚及谢继超、刘建勋、张攀龙等五人为代表，携事先拟好的耆英耆英、伊里布伊里布致璞鼎查璞鼎查照会，前往英舰，与英方代表总管领事麻恭麻恭、译员马礼逊马礼逊、罗伯聃罗伯聃、郭士立郭士立等人会谈。照会中，耆英耆英、伊里布伊里布对英方提出的中国谈判代表“无全权字样，碍难公议通商之事”解释称：“本朝向无全权大臣官员，凡有钦差大臣字样，即与贵国全权二字相同。”并称：“至通商一事，钦奉大皇帝简派本大臣都统前来会议，是以迭次声明在案。今若实心愿通旧好，即按兵不动，拣派人员，会同公议，以期早定全局，复书告知。”但是，英国政府发动侵华战争，其目的远非只是“通商”而已。英方代表马礼逊马礼逊声称：只有中国皇帝服了错，伸了冤，给了赎城费，赔了烟价，给了战费，还了行欠，准了码头，两国战端才算有个了结。事实也正是如此，当两国战争打到如此地步，英军已完全掌握主动权，耆英耆英和伊里布伊里布等人所希望的“会同公议”，也不可能是一场对等的谈判了。在此后至8月29日订约止的20多天里，英国侵略者颐指气使，动辄以武力攻城相威胁，提出了一系列苛刻的侵略要求；而伊里布伊里布、耆英耆英等人则是步步退让，处处妥协，完全屈服于英方的淫威之下。

8月9日，陈志刚陈志刚复至英舰取回英方回复。璞鼎查璞鼎查在复书中明确表示，如按中方照会中提出的中英交涉“若惟通商如旧而已，则两国断难有定和好于久远”，意思是指此时英国所欲谋取的权益，远非通商而已。同时他以武力相威胁称，如果中方代表所能与其公议者仅此一端，则他唯有“任凭领兵者善自办也”。果然，8月11日，两队英军由萨勒顿、郭富郭富率领，从燕子矶等处登陆，摆开攻城架势。伊里布伊里布、牛鉴牛鉴等急忙派张喜张喜、陈志刚陈志刚等人持照会前往英舰，向敌乞和。伊里布伊里布在照会中称：“所有烟价、马（码）头及平行各条，均可酌商定议，写立合同，加用钦差印信，以垂永久。”

8月12日，耆英耆英、伊里布伊里布派出盛京佐领塔芬布、张喜张喜、陈志刚陈志刚等到江宁城北门仪凤门外静海寺，与英方代表麻恭麻恭、马礼逊马礼逊等会商。会谈中，英方代表提出中国赔偿烟价、商欠、战费2100万两，两国官员文移平行，中国割让香港给英国，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和上海五口通商，公布关税则例，英在通商口岸设领事等共8项订约条款，同时再次就耆英耆英、伊里布伊里布等人的权限问题提出质疑，要求给看道光帝道光帝所颁有“便宜行事”字样的谕旨。次日，双方代表继续会谈，由于耆英耆英、伊里布伊里布等人未允“许给银两”，且不同意给看上谕，会谈无所结果。英方再次骄横地以武力相威胁，马礼逊马礼逊狂妄地限定中方至次日天亮之前作出答复，否则即行开炮。耆英耆英等人经不起恫吓，对英方要求概行允承，把8月6日道光帝道光帝谕旨正本向英人示看，并添派江苏按察使黄恩彤黄恩彤、前吉林副都统咸龄咸龄及在镇江陷后与英军当局打得火热的汉奸颜崇礼参与次日会谈，商讨中英条约草案内容。但在谈判过程中，中方代表几乎无发言权，甚至连条约的汉文本也由马礼逊马礼逊等一手包办。就这样，在一场没有谈判的谈判中，中英约文被英国侵略者完全按照自己的侵略欲望炮制了出来。

8月14日，耆英耆英、伊里布伊里布、牛鉴牛鉴向道光帝道光帝奏报了与英人谈判交涉情形及英方所提要求：（1）系索讨洋钱二千一百万元，本年先交六百万元，其余分年带交。（2）系索讨香港做码头，并求准往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处贸易。（3）系与中国官员用平行礼。其余虽尚有请求，大抵不出三款之外。他们向道光帝道光帝极力渲染：“查该夷自犯顺以来，由粤入闽，历浙入江，屡经命将出师，总未能挫其凶焰。近复大集丑类，兵船多至八十余只，辄敢攻陷京口，横据长江，断我南北冲要。兹复连樯并进，直逼金陵，以致危在旦夕。臣等目睹万分紧迫情形，若再事固执，万一危城莫保，臣等死不足惜，所虑三省根本一有动摇，不惟京口梗塞不通，即安徽、江西、湖北各省会，该夷均可扬帆直达……祸患尤不可问。”同时，他们认为：“该夷所请各条，虽系贪得无厌，而其意不过求赏马（码）头，贸易通商而止，尚非潜蓄异谋，与其兵连祸结，流毒愈深，不若姑允所请，以保江南大局。”因此，请求朝廷予以批准。8月17日，“张攀龙取来该夷议复和约草稿，前半本系汉文，后半本系夷文，于前议三大端之外，又增十数条，共载十三条”。8月18日，道光帝道光帝在接阅耆英耆英奏报后，下旨声称：“念江南数百万生灵，一经开仗，安危难保，既经该大臣等权宜应允，朕宜只可以民命为重。”此实为对自己怯懦恐惧和立意投降屈服的内心虚言矫饰。继而，他在谕旨中批准，“香港准其赏借，厦门、宁波、上海等处亦可准其贸易，但只许来往通商，不准许久住据为巢穴”。对于英方提出开放福州为口岸一条，不予允准；“闽省既有厦门通市，自不得复求福州……著耆英耆英等再行酌商，将福州一处撤去，即万不得已，或于省泉州附近酌与通商。”他更关心的是，“惟所称本年先交洋钱六百万元，从何措给？”“惟该夷既称，能如所请，不敢再启兵端。现在业经俯允，该夷如何退出长江，各省夷船如何遣散回国，该大臣等必当切实议定，永杜兵萌。不可稍涉含糊，徒顾目前，仍成不了之局。”

值得一提的是，当清廷抱定宗旨对英屈服，耆英耆英、伊里布伊里布等在江宁向英军当局卑躬求降之际，英军当局除动辄以武力攻城相要挟，逼使中方代表就范外，还不时派出小股英军，四出袭扰抢掠。8月14日，英军一部分成两股各十数人，窜扰江北靖江县城，遭到当地军民齐心抗击，毙其8人，伤5人，余者狼狈退去。靖江军民勇抗强敌的事迹，与清政府封疆大吏们屈膝求和的丑态，形成鲜明的对比。

8月20日，中英双方谈判进入第二阶段。耆英耆英、伊里布伊里布、牛鉴牛鉴等人亲赴英舰“汗华丽”号与璞鼎查璞鼎查等人会晤。但是双方并未就条约的各项条款进行商谈，璞鼎查璞鼎查特意安排耆英耆英等人参观英舰，借以炫耀其武力。耆英耆英等人参观之后，益发心寒，事后对道光帝道光帝奏称：“该夷船坚炮猛，初尚得之传闻。今既亲上其船，目睹其炮，益知非兵力所能制伏。”其意在开脱自己卖国投降之责。22日，道光帝道光帝再次传谕耆英耆英等人，“勉允所请”，准与英方议允，唯再重申福州地方万不可予。8月24日，璞鼎查璞鼎查、马礼逊马礼逊等人至静海寺同耆英耆英、伊里布伊里布等人会谈。因当天接到清廷不准予福州通市上谕，耆英耆英即派员与英方商议，但马礼逊马礼逊等人概加拒绝。8月26日，璞鼎查璞鼎查等入江宁城，与耆英耆英等会晤于上江考棚，就中英条约草案进行最后磋商。会晤中，璞鼎查璞鼎查不准对草案约文做任何变动，耆英耆英等人唯唯诺诺，不敢置一词加以辩论。当天，耆英耆英等向清廷奏报了对英议和情形，并为自己对英妥协屈服辩解称：“第以利害相权，安危攸紧，不得不降气抑心，冒死强忍，以冀事之有成，未敢逞匹夫之勇，致成决裂。”8月27日，耆英耆英等人复接道光帝道光帝不准福州开市通商上谕，乃又派咸龄咸龄与英方交涉，同样遭到拒绝。

1842年8月29日（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清政府代表耆英耆英、伊里布伊里布登上英舰“汗华丽”号，与英国全权代表璞鼎查璞鼎查正式签订了《江宁条约》（即中英《南京条约》，下以此行文）。8月31日，耆英耆英等人将签约情形及《江宁条约》13款约文奏报清廷，而道光帝道光帝在耆英耆英等人奏报尚未到京之际，即于同一天传谕耆英耆英等，按照他们与英人所议各条，迅与签约，批准了这个对中国近代社会产生了极为恶劣影响的卖国条约。条约签后，英军舰队满意地于10月初陆续驶出长江，退至定海一带。12月2日，璞鼎查璞鼎查返至香港。至此，历时两年多的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清政府的彻底投降和英国既定战争目的全部实现而告结束。

三、《南京条约》与若干补充条款的内容

中英《南京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中国与外国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条约共13条，其主要内容为：

（一）五口通商。《南京条约》第2条规定：“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开放五口通商，从此中国长期封闭的国门被迫打开，英国政府多年来一直蓄意图谋的在中国增辟通商口岸的企图得以初步实现，通商口岸成为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对中国进行殖民掠夺的中心。其后，随着领事裁判权的确立，以及西方强国在通商口岸攫取租界地，使得通商口岸更成为它们对中国进行殖民侵略的堡垒。

（二）割让香港。《南京条约》第3条规定：“因英国商船远路涉洋，往往有损坏须修补者，自应给予沿海一处，以便修船及存守所用物料。今大皇帝准将香港一岛，给予英国君主暨嗣后世袭主位者，常远主掌，任便立法治理。从此，自古以来即为中国神圣领土的香港岛沦于英国的殖民统治之下，并进一步成为英国侵略中国的重要基地，中国的领土完整遭到严重损害。

（三）清政府对英赔款2100万元。《南京条约》第4、5、6、7条规定：清政府须向英国赔偿鸦片烟价600万元，商欠300万元，水陆军费1200万元。“以上酌定银数，共二千一百万元，此时交银六百万元。癸卯年六月间交银三百万元，十二月间交银三百万元，共银六百万元；甲辰年六月间交银二百五十万元，十二月间交银二百五十万元，共银五百万元；乙巳年六月间交银二百万元，十二月间交银二百万元，共银四百万元。自壬寅年起至乙巳年止，四年共交银二千一百万元。倘按期未能交足，则酌定每年每百元应加息五元。”上述对英国2100万元的赔偿，尚不包括广州所付的赎城费600万元。因此，在鸦片战争中，清政府向英国的赔偿总额实际高达2700万元。巨额的赔款，极大地加重了清政府的财政负担，严重地损害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而清朝封建统治阶级只得把负担转嫁到广大中国人民身上，使下层民众的生活更加艰难困苦。

（四）片面协定关税。关于此点，学界一般称“协定关税”。但有学人撰文指出，协定税则是国际贸易发展的产物，是国际贸易格局中普遍适用的关税制度，协定税则并不必然对国家的关税主权构成侵犯，只是作为协定税则形式之一的片面协定税则才对国家的关税主权构成侵犯。鸦片战争前，清政府的税则制度是自主单一税则制度。近代中国的关税税则是列强强加于清政府的片面协定税则。近代中国的税则制度对中国造成的危害和屈辱并不在于它是协定税则，而是因为它是片面协定税则。《南京条约》第10条规定：“英国商民居住通商之广州等五处，应纳进口出口货税饷费，均宜秉公议定则例，由部颁发晓示，以便英商按例交纳。今又议定，英国货物自在某港按例纳税后，即准由中国商人遍运天下，而路所经过税关，不得加重税例，只可照估价则例若干，每两加税，不过分。”片面协定关税使中国的关税自主权遭到严重破坏，中国海关失去了保护本国工、农、商业生产的作用，而英国殖民主义侵略者则通过它把中国变成其倾销商品的巨大市场和掠夺原料的基地。

此外，《南京条约》还规定，英国在通商口岸得派设领事等官，英国官员与中国官员平行往来；废除广州公行制度；清政府先行交付赔款600万元，英军始从南京、镇江、镇海之招宝山等地退出，舟山、厦门鼓浪屿等地的英军则须待全部赔款交清和五口全部开埠后方始退出，等等。

中英《南京条约》签订时，对一些重大问题，如关税税率、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等，并未作出明确规定。因此，中英双方后来又在广东继续谈判。1842年10月17日，清廷任命伊里布伊里布为钦差大臣、广州将军，命其驰往广州，办理税饷事宜。1843年1月，伊里布伊里布偕咸龄咸龄抵广州后不久，即与璞鼎查璞鼎查在黄埔会晤，重开中英交涉。3月4日，伊里布伊里布病死广州，中英交涉中断，璞鼎查璞鼎查指名要求清政府派耆英耆英前来继续交涉。4月6日，清廷任命耆英耆英为钦差大臣，前往广州，接伊里布伊里布之职，继续与英交涉。6月4日，耆英耆英抵达广州。

1843年6月23日，耆英耆英偕黄恩彤黄恩彤、咸龄咸龄至香港，26日与英国全权公使璞鼎查璞鼎查互换中英《南京条约》批准书。同一天，双方议定了中英《过境税声明》，依据《南京条约》中关于协定关税等项规定，声明“中国内地关税，定例本轻，今复议明，内地各关收税，洋货各税，一切照旧轻纳，不复加增”。通过这个声明，英国殖民主义侵略者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在控制了五处通商口岸的货物进口、出口货率后，又对中国内地关税税率强加干涉，从而使中国的关税自主权进一步受到损害。

接着，耆英耆英与璞鼎查璞鼎查又于1843年7月27日在香港议定公布了《五口通商章程及海关税则》，除对五口通商相关事宜作了明确的规定外，还赋予了英国派驻通商口岸领事以领事裁判权。《五口通商章程》第13条规定，凡中英两国商民涉讼，“其英人如何科罪，由英国议定章程、法律发给管事官照办”。所谓的领事裁判权，实质上是一个违反近代国际法惯例的、扩大化了的治外法权。英国领事可以在中国行使司法权，在它的保护下，英国侨民具有特殊地位，他们在中国作奸犯科之后，不受中国法律约束制裁，这样就严重损害了中国司法主权的独立。

此外，《海关税则》规定，关税按值百抽五交纳，而且“进口洋米、洋麦、五谷等皆免税”。根据中英《南京条约》关于协定关税的规定和值百抽五税率的固定化，中国已然失去了关税自决权，中国政府不能根据自己的财政需要和国内工商业政策的要求，自主变更税率。借此，西方殖民者可以肆无忌惮地推销其商品，掠夺原料。

10月8日，耆英耆英与璞鼎查璞鼎查又在虎门签订中英《虎门条约》，上述之《五口通商章程及海关税则》则被看做是《虎门条约》的一部分，而《虎门条约》也成为中英《南京条约》的重要补充。《虎门条约》正文16条，后附“小船定例”3条，共计19条。其中对中国主权造成严重损害的有以下几项内容：

（一）片面最惠国待遇。《虎门条约》第8条规定：“向来各外国商人止准在广州一港口贸易，上年在江南曾经议明，如蒙大皇帝恩准西洋各外国商人一体赴福州、厦门、宁波、上海四港口贸易，英国毫无靳惜。但各国既与英人无异，设将来大皇帝有新恩施及各国，亦应准英人一体均沾，用示平允。但英人及各国均不得借有此条，任意妄有请求，以昭信守。”这是一条危害中国主权特别严重的条款。从此以后，中国只要给予其他国家任何权利，英国都可以同样享受。后来，中美、中法签约时，美国、法国都向清政府勒索相同的规定，使中国主权遭到严重的破坏。

（二）外国军舰常驻中国港口。《虎门条约》第10条规定：“凡通商五港口，必有英国官船一只在彼湾泊，以便将各货船上水手严行约束，该管事官亦即借以约束英商及属国商人……其官船将去之时，必另有一只接代，该港口之管事官或领事官，必先具报中国地方官，以免生疑；凡有此等接代官船到中国时，中国兵船不得拦阻，至于英国官船既不载货，又不贸易，自可免纳船钞。”根据此项规定，英国借约束水手和商人名义，攫取了在中国港口常驻军舰的特权，既是构成对中国沿海各港口的经常性威胁，也是对中国领水权的严重损害，为日后中国东南沿海边疆危机植下了祸根。而且，这些常驻在中国沿海港口的外国军舰，既是侵略者向中国进行武装挑衅和勒索的工具，又复成为其干涉中国内政、镇压中国人民的暴力工具。

（三）允许英国人在通商口岸赁地建房居住。根据中英《南京条约》第2条关于英人可携同眷属在五口寄居的规定，《虎门条约》第7条规定：“中华地方官必须与英国管事官各就地方民情，议定于何地方，用何房屋或基地，系准英人租赁；其租价必照五港口之现在所值高低为准，务求平允。……英国管事官每年以英人或建屋若干间，或租屋若干所，通报地方官，转报立案。”此项规定，更直接导致了条约口岸外国租界地的形成与建立，其危害尤为巨大。

中英《南京条约》、《虎门条约》及其附属条约的签订，使英国完全实现了其既定的侵华战争目的，同时也为日后整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提供了范本，构成了近代中外关系的基本框架；同时，这些条约严重损害了中国的领土完整与主权独立，把中国拖向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而关于构成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直接导火索的鸦片贸易问题，除了在《南京条约》第四款中提及鸦片烟价的赔偿外，这些条约对鸦片本身竟然只字未提。虽然英国政府希望清政府开禁鸦片贸易，但当璞鼎查璞鼎查与耆英耆英私下会晤鸦片贸易合法化问题时，耆英耆英答以不敢向朝廷提及此事，于是璞鼎查璞鼎查表示自己亦奉命不强求此事。然而，在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只在形式上维持着严厉禁止鸦片的条款，事实上的鸦片走私较之战前更为猖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