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通史——中美《望厦条约》与中法《黄埔条约》

英国以战争的手段，胁迫清政府与之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从中国攫取了一系列特殊的侵略特权，也为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武装侵略、经济掠夺和政治压迫提供了可资参照的范本。鸦片战争结束后，美国、法国及其他一些西方国家，纷起效尤，逼迫清政府与之签订不平等条约，勒索特权，从而初步形成了主导近代中外关系基本走向与格局的不平等条约体系。这些不平等条约彼此声气，互为援引，使中国的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受到更严重的损害，使中国近代社会深深陷入西方列强共同构筑的殖民主义压迫的网罗之中而不能自拔。其中，危害尤大者，即是1844年美国、法国分别逼迫清政府签订的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

一、中美《望厦条约》

在1839年（道光十九年）林则徐林则徐领导的轰轰烈烈的广州禁烟运动中，美国来华的鸦片贩子们也感到自己的利益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因此，当时任英国驻华商务监督的义律义律亲赴广州试图阻挠中国人民的禁烟运动时，在广州的美国鸦片贩子们也于当年的5月间联合向美国国会递交请愿书，请求美国政府与英、法、荷等欧洲国家联合起来，迫使中国政府接受不平等条约，改变闭关锁国的政策，以扩大其对华贸易和鸦片走私，从而牟取暴利。这份请愿书于1840年1月送达美国国会后，引起美国当局的高度重视。但是，当时美国国内一部分对华贸易商人不赞成直接参加英国挑起的侵华战争，认为采取趁火打劫的侵略方法，会对美国更加有利。于是，美国政府决定派加尼加尼率东印度舰队来华，以便乘机取利。加尼加尼来华后，在鸦片战争中为英军声援，并在战后援英国勒索烟价之例，逼迫清政府赔偿美国商人的损失数十万元。

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美国总统泰勒泰勒于1842年12月即提议正式派遣代表来华，谋求与中国建立新的商务关系。1843年5月，美国政府选派顾盛顾盛为赴华特使和全权公使，率使团来华。美国政府在给顾盛顾盛的训令中强调，美国必须获得与英国同等的通商条件。1844年2月24日，顾盛顾盛率巡洋舰“波兰地湾”号和炮船“圣路易”号抵达澳门。

在顾盛顾盛抵澳门之前，当时在粤负责办理中外交涉的钦差大臣耆英耆英已向要求与中国订约的美国驻华领事福士福士表示“一视同仁，准照新例在五口通商纳税”。福士福士复向耆英耆英透露，美国政府“另派使臣来粤，欲请文进京，瞻觐天颜”。耆英耆英当即要求福士福士阻止来使进京。道光帝道光帝也于1843年11月15日传谕耆英耆英，表示“现在英夷已准通商，所有米利坚等国自应准其一体通商，以示抚绥之意”，令耆英耆英照所议妥办，“总须筹及远大，不可仅顾目前，致贻口实”。对于美国欲进京一事，他令耆英耆英等人“婉为开导，谕以天朝抚驭各国，一视同仁。凡定制所应有者，从不删减，定制所本无者，不能增添”。不久，耆英耆英以办理通商事竣，在粤已无应办事件，离开广东，回到两江总督任。

顾盛顾盛抵澳门后，因耆英耆英的离去而无谈判对手。于是，他于1844年2月27日即照会护理两广总督程矞采程矞采，声言要率舰北上进京。同时，他以武力相威胁，将军舰开至黄埔，公然开炮示威，进行讹诈。此时的清政府，已被战争打得如同惊弓之鸟一般，对于西方国家的恐惧之感无以复加。它既不愿意让美国公使来京“觐见”，以伤国体；又惧怕于顾盛顾盛的战争叫嚣，担心“番舶乘风行使（驶），旬日可达天津”，战端再启。于是，4月9日，道光帝道光帝连下数旨：其一，将耆英耆英由两江总督调任两广总督，驰赴广东，与美、法等国办理交涉。其二，传谕沿海各省将军、督抚：“如有米利坚使臣船只停泊，切勿开炮接仗，所需食物淡水准其购买，但不准夷人登岸。并谕以耆英耆英又抵广东，令其折回粤洋，听候办理。”其三，令程矞采程矞采向顾盛顾盛等转告：“原议大臣耆英耆英现已调任两广总督，驰驿来粤，即日可到，令其在粤静候，切勿轻举妄动为要。”

5月30日，耆英耆英再次抵达广州。6月18—19日，耆英耆英至澳门会晤顾盛顾盛，劝说顾盛顾盛放弃进京打算，并开始中美订约谈判。在整个鸦片战争后期，耆英耆英被清廷倚为最重要的对外交涉大臣，由于其一贯地主张对外妥协让步，因而也颇得其谈判对手的“赏识”。在与美使的谈判中，耆英耆英抱定已经清廷批准的“一视同仁”的外交宗旨，对美方提出的侵略要求尽量予以满足。因此，当顾盛顾盛采取软硬兼施的办法，迫使其接受美国提出的条约草案，作为自己不再要求进京的条件时，耆英耆英再次屈服了。1844年7月3日（道光二十四年五月十八日），耆英耆英和顾盛顾盛分别代表清政府和美国政府，在澳门栅外望厦村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

中美《望厦条约》计34款。美国通过该条约，除了从清政府那里攫取了与英国政府通过中英《南京条约》《虎门条约》及其附属条款所取得的同等的侵略特权外，还获得了中英条约中所没有或尚未明确规定的特殊权益。这些侵略特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领事裁判权的特殊规定。与中英条约相比，中美《望厦条约》对领事裁判权作了更明确、更具体的规定。《望厦条约》第25条规定：不仅美侨与中国人或美侨之间的民刑案件，甚至“若合众国民人在中国与别国贸易之人因事争论者，应听两造查照各本国所立条约办理，中国官员均不得过问”。根据这一规定，此后外国侨民即可在中国任意胡为，而中国法律无论从哪个角度都不能对其约束。这样，中国的司法主权遭到更进一步的破坏。

（二）关于协定关税的特殊规定。在中英《南京条约》中，只规定了中国海关税率“秉公议定”。中美《望厦条约》第2条较此作了更明确的规定：“倘中国后欲将税率变更，须与合众国领事等官议允。”关税自主是任何一个独立国家的最重要的主权之一，关乎国家的工农业生产及商业贸易等经济命脉。《望厦条约》较《南京条约》更进一步地确立了片面的协定关税的原则。从此，中国将不能自主地调整关税税率，中国的关税自主权被破坏净尽。

（三）关于侵犯中国领海权的规定。中英《南京条约》规定，英国军舰可在每个通商口岸停驻。在此基础上，中美《望厦条约》第32条又作了进一步的规定：“嗣后合众国如有兵船巡查贸易至中国各港口者，其兵船之水师提督及水师大员与中国该处港口之文武大宪均以平行之礼相待。”其第26条还规定：“合众国贸易船只进中国五港口湾泊，仍归各领事等官督同船主人等经营，中国无从统辖。”据此规定，美国兵船得以自由出入中国领海并在中国沿海各港自由停泊，中国水师无权过问。而根据经由中英《南京条约》规定，并经《望厦条约》本身进一步体现的“利益均沾”的原则，复被西方列强援引。此后，欧美列强的军舰兵船畅行中国海疆，随意停靠中国海港，中国的领海权几乎不复存在。

此外，《望厦条约》第17条还规定：“合众国民人在五港口贸易，或久居，或暂住，均准其租赁民房，或租地自行建楼，并设立医馆、礼拜堂及殡葬之处。”这不仅为外国侨民在通商口岸居住地的特殊化，并进而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租界地提供了条约保证；而且，其中关于可在五口自行修建教堂的规定，也即成为其后法国要求清政府弛禁天主教的前导。条约的最后一条规定12年后修约，这为西方列强日后以修约为借口，进一步勒索侵略特权埋下了祸根。

中美《望厦条约》是美国对中英《虎门条约》中片面最惠国待遇条款的直接援用，并进一步明确为“利益均沾”的原则，这一原则在近代史上对中国造成了极为巨大的危害。此后，任何一个西方列强国家从清政府那里攫取的侵略权益，都被其他列强据此勒索到手，从而形成了西方列强利用不平等条约体系，联合侵略中国的局面。因此，中美《望厦条约》是一个比中英《南京条约》规定更完备、危害更严重的不平等条约。不久之后，它很快即成为中法《黄埔条约》及其他国家与中国所订不平等条约的范本。

二、中法《黄埔条约》

紧步英、美后尘来到中国，逼迫清政府与之签订不平等条约的是法国。

法国当时的对华贸易远在英、美之下，其“来粤商船，岁不过一二”。虽然如此，法国作为欧洲大陆上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同样具有着强烈的侵略野心。鸦片战争期间，法国与美国一样，对中国跃跃欲试。1841年，法国基佐政府即派遣真盛意来华调查情况。1842年6月，法国又派2艘军舰，紧随英军舰队之后，开至吴淞，其中一舰甚至曾上驶至南京草鞋峡江面停泊。当年8月29日中英《南京条约》签订时，法舰“爱里贡”号舰长则济勒也特地从吴淞赶往南京，意在学习英国强迫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的经验。

1844年8月14日，法国政府派遣的公使拉萼尼拉萼尼率8艘兵船抵达澳门。与美国公使顾盛顾盛来华时相类，拉萼尼拉萼尼抵华后，同样扬言要率船北驶，经由天津，转至北京。两广总督耆英耆英闻讯后，一面具奏清廷，一面“备文照复，并委员即选道潘仕成、候选主事赵长龄以慰劳为名，前往澳门，察看夷情”。其本人则与黄恩彤黄恩彤商议，与法使订期会晤，以期“相机驾驭，务期不致别生枝节”。10月1日，耆英耆英在澳门接见了拉萼尼拉萼尼。会谈中，法使故弄玄虚，不肯吐露来意。耆英耆英“复派委妥员，向久经住澳该国夷人加略利设法侦探。据称伊国使臣，专为和好而来，欲求天朝加以恩礼，并无别情。迨诘以究竟有何请求，则坚不吐露。溯查该夷到粤月余以来，迭经派员密访，有以为欲与中国结约，共击英夷者；有以为欲赴天津，吁请朝觐者；有以为欲求将西洋天主教弛禁者；甚且以为欲效英夷之所为，寻衅构难，图据虎门者……传闻不一，真伪难分。”

正当耆英耆英摸不清法使来意，四处打探之时，拉萼尼拉萼尼带同领事约见耆英耆英，要求抄示此前与英美两国所订条约文本。耆英耆英在与拉萼尼拉萼尼交涉之时，依然抱着“抚夷不外通商”的想法，认为法国“虽向来贸易无多，安知不因五口开市，有利可图，渐至番舶麇集”。于是，“当将历次所定条约抄录行知，俾得有所仿效，冀可渐就范围”。③拉萼尼拉萼尼在认真研究了中英、中美条约文本后，向耆英耆英提出援引英、美先例订立商约的要求，耆英耆英很快答应了拉萼尼拉萼尼的要求。

1844年10月24日，耆英耆英和拉萼尼拉萼尼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在停泊于黄埔的法国兵船“阿吉默特”号上签订了中法《黄埔条约》。10月29日，道光帝道光帝批准了该约。

中法《黄埔条约》共36条，基本是按照中美《望厦条约》为蓝本而签订的。通过该约，法国不仅轻易地取得了与英美两国从中国勒索而得的同等的侵略特权与利益，而且相关条约的规定还使得法国攫取了一些新的特权。如《黄埔条约》第22条规定：法国人在通商五口居住，“无论人数多寡，听其租赁房屋及行栈贮货，或租地自行建屋、建行。佛兰西人亦一体可以建造礼拜堂、医人院、周急院、学房、坟地各项。”“房屋间数，地段宽广，不必议立限制。”此项规定，较中美《望厦条约》的规定，更使法国侨民的寄居地结构复杂化、面积扩大化，也成为日后法国在通商口岸攫取租界地的重要借口。而且，在同一条款中，还规定“倘中国人将佛兰西礼拜堂、坟地触犯毁坏，地方官照例严拘重惩”。此项规定，给中国政府强加了保护教堂的义务，为日后外国侵略者利用传教权利，派遣传教士深入中国内地，进行情报刺探、文化侵略等活动埋下了伏笔。

同时，由于法国政府一贯利用天主教作为对外侵略的重要工具之一，但是清政府于1724年1月（雍正元年十二月）宣布的禁教令，正是法国这一企图的重大障碍。法国虽然通过《黄埔条约》获得了在通商五口自行建造教堂的权利，但清政府的教禁并未因此废除。因此，拉萼尼拉萼尼在进行订约交涉过程中，还向耆英耆英提出额外要求。据耆英耆英向道光帝道光帝所奏：“讵该夷使复称，伊国进口之货不过钟表等物，销路不畅，其出口之茶叶、湖丝等物，均非伊国所需，将来贸易总属寥寥。此次议定章程，不过因英、米二国均有册约，是以接踵效尤，其实无关轻重。至伊国为西洋大国，于中国既不敢干犯，亦无所取求，不惟与英吉利之曾经构难者不同，与米利坚之专主通商者迥异。现在所定条约既不能出乎二国之外，则伊回国系属徒劳往返，难以上复君命。”其意在迫使中国弛禁天主教，攫取在华传教权。

为了迫使耆英耆英屈服，拉萼尼拉萼尼依然以武力威胁和北上进京为要挟。结果，耆英耆英再度屈服，向道光帝道光帝奏称：“连日与之反复辩难，实已不遗余力，乃驳诘愈严，请求愈坚。总因该夷素称强悍，自矜为西洋大国，此次以兵船多只，航海远来。”他建议道光帝道光帝“体察夷情，熟权其轻重缓急，似应姑允所请以示羁縻”。在耆英耆英虚言欺骗与恫吓下，道光帝道光帝遂于1844年11月11日下旨，传谕耆英耆英向法使转达开导：“以天主教来自西洋，在中国并未指为邪教，亦未尝严申禁令。从前因有借教为恶之人，是以明定刑章，惩治其罪，与该国之天主教毫无干涉。即内地近来并无习教犯案之人，可见此教实未禁止，既未申禁，更无所谓弛禁。”同一天，道光帝道光帝复向耆英耆英颁布密谕，要求其再向法人传达准于天主教弛禁：“现在该国条约内既经载明，只于通商五口地方建堂礼拜，断不越界传教。即许以开禁，亦无不可。”但他同时强调：“惟此事大有关系，万无明降谕旨通谕中外之理。”因此，著耆英耆英“细心筹度，既可令该夷输服，且不至有伤大体”。

但是，拉萼尼拉萼尼并不以道光帝道光帝密旨开弛天主教之禁为满足。1845年8月，他又利用《黄埔条约》即将换约的时机，再向耆英耆英要求公布弛禁令。中法换约之后，他又亲赴上海、宁波、厦门各通商口岸进行调查，当年12月回到澳门后，即指称各地实行弛禁令“有名无实”，要挟清政府明申弛禁，切实执行，并发还教产。在他的威胁下，1846年2月20日道光帝道光帝下谕：前据耆英耆英等奏，学习天主教为善之人请免治罪，其设立供奉处所，会同礼拜，供十字架图像，诵经讲说，毋庸查禁。均已依议行矣。天主教既系劝人为善，与别项邪教迥不相同，业已准免查禁，此次所请亦应一体准行。所有康熙年间各省旧建之天主堂，除改为庙宇民居者毋庸查办外，其原旧房尚存者，如勘明确实，准其给还该处奉教之人。至各省地方官接奉谕旨后，如将实在习学天主教而并不为匪者滥行查拿，即予以应得处分。其有借教为恶及招集远乡之人勾结煽诱，或别教匪徒假托天主教之名借端滋事，一切作奸犯科应得罪名，俱照定例办理。仍照现实章程，外国人概不准赴内地传教，以示区别。将此谕令知之。1846年3月18日，清政府又将此项上谕布告天下。至此，法使拉萼尼拉萼尼提出的侵略要求全部得到满足。

拉萼尼拉萼尼逼迫清政府明谕开放天主教禁，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从此之后，天主教传教士成为法国对中国进行政治、文化侵略的排头兵。而且，由于不平等条约体系中确立的片面最惠国待遇条款和利益均沾的原则，也使得这个新的侵略特权同样被扩大化，为其他列强国家所拥有。后来，传教权经一再扩大，外国传教士便伴随着商品、鸦片和炮舰，源源不断地来到中国，深入腹地。而教会也在外国侵略势力的操纵下，逐渐发展成为干涉内政、包揽词讼、刺探情报、霸占田产、欺压民众的罪恶机构，引起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进而导致中国社会更剧烈的动荡和西方列强更大规模的武装侵略。

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签订后，一些西方国家也紧随其后，相率来华，胁迫清政府与之订立条约。1845年7月25日，耆英耆英、黄恩彤黄恩彤与比国驻印度支那总领事在广州订立中比条约，“准许比利时在中国现有条约的办法下通商”。1847年3月20日，耆英耆英又在广州与瑞典、挪威国王所遣特命全权公使李利华在广州签订中、瑞、挪《五口通商章程》和《海关税则》，章程共计33条，“与中美《望厦条约》没有什么出入，也包括在十二年后修订的权利”。《海关税则》则与1843年7月22日订立的中英《海关税则》完全相同。随后，欧洲的荷兰、丹麦、西班牙、普鲁士等国也纷派使臣、领事来华，到各通商口岸察看情形。清政府同样秉承其“一视同仁”的宗旨，一概允许这些国家在五口通商贸易，并分别与订通商章程和税则。就这样，在鸦片战争结束后的数年间，中国长久封锁的国门向西方世界完全敞开了。

葡萄牙作为来华最久的西方老牌殖民主义国家之一，其侵略贪欲受到英国强行割占香港的刺激，也在窃据中国神圣领土澳门292年之后，于1849年3月5日由其澳门总管亚马勒亚马勒下令封闭中国设在澳门的征税机构，中国海关被迫迁离澳门，迁往黄埔，中国职员和商人也都纷纷迁离。4月25日，亚马勒亚马勒发表通告，勒令澳门至界栅郊区的中国居民向葡萄牙官厅申领执照，或即行迁出，否则葡萄牙政府即立即占有其财产并以放弃论。8月22日，亚马勒亚马勒被刺死。8月25日，120名葡萄牙军人进至界栅，强占中国炮台，实际上篡夺了中国对葡萄牙的管辖权。继香港被迫割让后，中国领土完整再次遭受严重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