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通史——广东和议与三元里抗争

与英国甫一接触，清王朝统治阶级的腐朽与无能便暴露无遗。英国舰队从广东至大沽，在中国东部的万里海疆肆行无忌，攻城略地，如入无人之境，更显示出中国沿海武备之废弛。妥协派官僚一意对英国侵略者屈服退让，不惜牺牲国家主权的独立和领土的完整换取暂时的苟安。道光帝道光帝也一反过去热情支持并亲自指导禁绝鸦片的态度与做法，把“启衅”之责推到林则徐林则徐、邓廷桢邓廷桢等人的头上，每逢战事失利，他便加重对林、邓二人的惩罚。这种恼羞成怒的做法，也正反映出其内心的怯懦和懊丧。而他所倚重的钦差大臣琦善琦善、伊里布伊里布、奕山奕山之流，更是惧敌如虎，甚至置国家安全、民族利益于不顾，视朝廷严谕如具文，在对英交涉中妥协误国。而英国侵略者却秉其既定的侵略方针，不达到其割地赔款、开港签约的目的则绝不罢战。于是，香港被强占，珠江防线土崩瓦解，广州城岌岌可危。与清朝权贵的怯懦昏庸、妥协投降和官军武备废弛、一击即溃形成天壤之别的是，中国普通民众在保卫家园时，因愤生勇，别有一种英雄气概。广州北郊三元里数万民众的抗英斗争，击灭了西方国家船坚炮利而不可战胜的神话，在中国近代史的开端竖起了一面不畏强暴、反抗侵略的光辉旗帜。

一、回到广东去

懿律懿律等得清政府承诺，离开大沽口南驶，经定海复与钦差大臣伊里布伊里布签订浙江休战协议后，即率英舰队南下赴粤，等待琦善琦善的到来，意在通过与钦差大臣的谈判，实现其既定的侵略目标。琦善琦善则在1840年9月17日被清廷任命为钦差大臣，“驰驿前赴广东查办事件”，也即查办严禁鸦片走私的林则徐林则徐、邓廷桢邓廷桢等人，并负责与英军在广州谈判。10月3日，他启程赴粤。11月29日，琦善琦善抵达广州，接署两广总督。从12月7日开始，琦善琦善与英方进行交涉。

此时，懿律懿律因病回国，英军由海军司令伯麦伯麦指挥，义律义律负责与琦善琦善全权谈判。交涉伊始，义律义律即据“巴麦尊巴麦尊最后通牒”及英政府所预拟的《对华条约草案》10条中所提各款，向琦善琦善提出14条要求：

一、英国人上年受了委曲（屈），嗣后再不得如此错乱行为。

二、要赔还鸦片价银两，及此次夷人来舟山各处兵费。

三、各洋商所欠旧债，要由官宪担任清还。

四、外洋走私贩烟，不得连累英国贸易之船。

五、英国人递禀必要封呈上大皇帝，不得呈与官宪。

六、要大码头一处，永远居住，如澳门样式。

七、要福建、浙江、江苏、天津等处地方贸易码头六处。

八、要在北京城建造夷馆，派一夷官驻扎，其余各处码头各安置夷官一人。

九、要贸易码头，夷人如有犯事，由夷官自行治罪，官宪不得干预。

十、新定贸易码头，任凭英人建造天主庙。

十一、英国人各港口贸易，不论何省地方并得带家眷同住。

十二、贸易不要[洋]商经手，如洋商不能裁撤，不能加减。

十三、出口税银要定一条规，不得加减。

十四、要裁各贸易船只使费。《英国对琦善提出之十四条要求》，义律义律同时宣称，以上各条如有一条不从，即要诉诸武力，攻打虎门、香山等处。琦善琦善接到义律义律提出的14条要求后，即于12月11日照会义律义律，答应赔偿烟价500万元，以10年为期陆续分期摊还。同时，他还同意此后中英之间文书往来可不再使用“禀”、“谕”字样。但对于英方提出的割占“码头”等要求予以拒绝，要求英军迅速由定海撤离。他还上书清廷，认为“烟价一节，求索本非无因，断难空言解释”，请求清廷同意向英国赔偿烟价。

义律义律对琦善琦善的答复十分不满。12月12日，他照会琦善琦善，要求将赔偿之烟价增至700万元，“本年先缴二百万元，余则分年五次陆续赔完”。在领土要求问题上，义律义律则称：“英国原亦不求取地方，倘能应允另行开港贸易，本公使大臣当可不再求地。惟请以从前曾经贸易数港，即粤省之广州省口、闽省之厦门、浙省之定海三处，开准商船任意赴往买卖，似此办理，本公使就可允照办行。此所云准予英船在数港任意往来买卖等情，并非求准英国商船止可如是，即各国商船俱可一体准为贸易。惟从此以后，倘再允外国之人，在此外别港开市贸易，亦当允准英民商船同然赴往。”关于归还定海，义律义律则坚持：“可从结立盟约，奉到皇帝依约之后，一月以内即将定海交还。”琦善琦善收到义律义律照会后，知道英方欲壑难填。但他既不敢坚决拒绝英方的各项要求，与义律义律闹翻，又不敢擅自全盘接受。无奈之下，他乃决意与英方讨价还价，拖延时日。12月15日，琦善琦善照会义律义律，同意将烟价增为600万元，除立即支付100万元外，其余在7年内陆续分期摊付；同时答应奏报朝廷，除广州之外，“另给一个地方作为码头，准许船只前往并运载货物；关于销售这些货物，必须在船上与商人进行交易，他们仍必须遵守成规，不得上岸居住，而且不得随意与居民私自交往”，但要以归还定海为条件，释放英俘也要与归还定海同时进行。

12月17日，义律义律照会琦善琦善，同意将烟价定为600万元，“立即付给100万元，其余500万元按每年摊还100万元之数陆续付清”；同时要求在广州之外，在福建、江苏、浙江等省沿海开放两个口岸，一旦经皇帝批准，英军即从定海撤出。琦善琦善认为烟价问题已经解决，对于义律义律提出的开放口岸问题，他上奏道光帝道光帝，请求于广州之外，再就福建之厦门、福州两处准令通商，企图以开设口岸为代价，消除英国图占中国领土的欲望。

但是，割中国沿海一合适地方或岛屿以长期占据，是英国政府的既定方针。义律义律虽于12月12日照会中表示可以不再求地，但在12月29日，他复照会琦善琦善，反而对琦善琦善已准备做出让步的开放口岸一项，表示可考虑由两处减为一处。但同时他自食其言，赤裸裸地要求中国给予英国外洋寄居一所，英人可竖旗自治，与葡萄牙人在澳门一样。他宣称其所提条件为最后要求，不再做丝毫让步。至此，英国以中国领土要求问题，继烟价、口岸之后，成为中英交涉中的焦点。

琦善琦善自赴粤与英人交涉以来，一直取对敌妥协方针，在烟价、开设口岸等问题上处处让步，企图以此解决中英争端。但对于义律义律提出的领土要求，他已无法再行退让。1841年1月2日（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初十日），琦善琦善照会义律义律，对其所提领土要求予以驳斥，指出：“天朝准令外国之人前来贸易，已属大皇帝格外恩施，断无再给地方之理，亦经本大臣爵阁部堂备文照会，并据贵公使大臣来文内，声明不再求地，今何以又有予给寄居一所之语？”义律义律见琦善琦善不肯就范，乃决定诉诸武力。1月5日，义律义律与伯麦伯麦分别向琦善琦善发出最后通牒，声言自本日起，即与中国动兵相战。

二、英军占领香港与定海撤军

当英国远征舰队大举来犯，侵逼国门之际，包括道光帝道光帝在内的清王朝统治当局，对形势一直没有作出正确的判断。英军自大沽口南撤后，反而使道光帝道光帝等人错误地认为英人志在通商贸易，中英之间的争端可以通过谈判解决。因此，清廷在英舰南下后，连番谕令沿海各省督抚、将军撤退防军，解散募勇。琦善琦善到广东后，一反林则徐林则徐整顿海防、积极备战的做法，遣散丁勇，拔除珠江口水底暗桩，拒听敌情报告，不准添造船炮，致令军心涣散、海防瓦解。而英国方面，却一直在积极准备军事进攻，增派了大批军舰与陆军来华。至1840年底，马德拉斯本地步兵第37团被派遣来华，“加略普”号、“萨马兰”号、“朱匹忒”号、“前锋”号军舰，“复仇神”号武装轮船，“硫磺”号、“司塔林”号测量船等，先后由南美和东印度群岛等地驶至广东海面，与此前来华的英国舰船组成了英军广州舰队。义律义律在与琦善琦善交涉期间，即令英舰停泊于虎门口外穿鼻洋面，英舰经常驶往珠江口测量，其陆军在穿鼻洋小岛上加紧训练。

1841年1月7日上午8时，英军集中陆军、水兵、炮兵部队总共1400多人，组成登陆队，由陆军少校伯拉特指挥，乘坐小船登陆进攻。英舰则分左右两路：右路“加略普”号、“海阿新”号、“拉呢”号军舰和“皇后”号、“进取”号、“马达加斯加”号、“复仇神”号4艘武装轮船，由荷伯特船长指挥，向沙角炮台进攻；左路“萨马兰”号、“都鲁壹”号、“摩底士底”号、“哥伦拜恩”号舰，在斯哥德船长的指挥下，进攻大角炮台。英军陆战队登岸后，绕到沙角山后，两个小时后攀上沙角山顶，占领制高点，架起野战炮，居高临下，向沙角炮台发动攻击。当时驻守沙角炮台的清军仅有600名，清军守将陈连升陈连升（1775—1841）临危不惧，身先士卒，与数倍于己的敌人展开殊死搏斗，击退英军多次进攻。但终因武器低劣，敌众我寡，陈连升陈连升胸部中弹，壮烈殉国。陈连升陈连升之子陈举鹏见炮台失守，父亲捐躯，率士卒奋起反击，杀敌多人，最终也力战牺牲。陈氏父子舍生卫国、英勇献身的壮举，受到时人的崇高赞誉。由于沙角炮台又称穿鼻炮台，故此役又称为第二次穿鼻之战。

攻打大角炮台的4艘英舰一起向大角炮台开炮，击中炮台内火药库，防御工事被摧毁。数百名英军登岸后，从大角山的后山向前山进攻，与英舰前后夹击炮台。守台千总黎志安在拒敌中受伤，眼见英军来势凶猛，乃令将大炮推入水中，弃台突围，大角炮台落入敌手。与此同时，英军又派轮船“复仇神”号带领小船数只，袭击了沙角与虎门之间的三门口，击毁清军水师战船数只，掳去拖船两只。

沙角、大角一战，两炮台于半日之内相率失陷，清军将士阵亡291人，负伤456人，10人下落不明。这是琦善琦善奉行对英妥协的恶果。正当危急时刻，关天培关天培曾派员回省城向琦善琦善“哭求增兵”，全省文武亦皆请求派兵增援，而琦善琦善则以有妨“抚议”之名加以拒绝。道光帝道光帝闻琦善琦善奏，既惊且怒，他在朱批琦善琦善折中写道：“如有准备，再有救援，何至我之兵将率遭锋镝？琦善琦善之罪大矣！”“慰忠魂，无他法，全在汝身！”

沙角、大角失陷之后，琦善琦善更加束手无策，既不敢与义律义律毅然决裂，又不整顿军备。广东巡抚怡良怡良、广州将军阿精阿阿精阿要求停止与英交涉，全力投入攻剿；当时已被革职、正在广州听候查询的林则徐林则徐、邓廷桢邓廷桢得悉沙角、大角失守，感到“难再坐视”，“此后当无议和之理”，请琦善琦善分派剿办差使，琦善琦善竟答以“无话商量”。林则徐林则徐更怒斥琦善琦善：“懈军心，颓志气，壮贼胆，蔑国威。此次大败，皆伊所卖。”当时在虎门镇守镇远炮台的关天培关天培、镇守威远炮台的李润堂李润堂等人，派人向琦善琦善请求援兵，亦遭拒绝，致二人在前方“相向而泣……坐以待毙”。

1841年1月8日，即在英军攻陷沙角、大角后的第二天，义律义律再次向琦善琦善提出了占据沙角、开放口岸、不许对英军作备战行动的要求，否则将“打平炮台”，赴省与琦善琦善面商。琦善琦善慑于英军武力讹诈，即于11日复照义律义律，表示将代为向朝廷奏恳“予给口外外洋寄居一所”，但不能给予沙角。接着，他即于13日上奏道光帝道光帝，汇报沙角、大角之战情形，极力渲染英军战力之强、火器之猛及清军之劣势，声称目前已处两难之境，而粤东外洋孤悬岛屿甚多，“此时即仍不准其给地寄居，其桀骜之情已露，势必内图进攻，外图侵占。而此间之水师拒守尚不能力敌，若欲其外洋占得之后，再图克复，实奴才所不敢轻言。与其被该夷用强占夺，似不若示我皇上宽大之恩，俾知钦感。”他请求道光帝道光帝允准“给地寄寓”。同日，他又照会义律义律，表示愿代为向朝廷吁恳，同时要求英军归还定海。1月14日，义律义律复致琦善琦善照会，又得寸进尺，要求所给寄寓之所“让给英国主治”，意在永久割占中国领土。同时他又向琦善琦善表示，即将定海归还。琦善琦善见义律义律同意从定海撤军，喜出望外，即向义律义律表示，英方可在尖沙嘴和香港之间择一处“寄寓泊船”，并应允从道光二十一年开始恢复中英贸易。

琦善琦善同意英人在尖沙嘴与香港之间择一处“寄寓”，正中义律义律下怀。虽然在此之前，义律义律曾提出要求占据沙角，但只不过是以此为要挟。这一点琦善琦善也看得明白。义律义律真正看中的是香港岛。

香港岛位于珠江口以东、九龙尖沙嘴之南，时属广东新安县九龙司所辖。岛东西约16.8公里，南北约8公里，面积约80平方公里，自然条件优越。自18世纪以来，外洋船只来华，此为必经之地。英国方面早有图占香港之心。1816年阿美士德阿美士德使华时，即曾对这里进行过考察，认定此地是无与伦比的良港。1834年，英国首任驻华商务监督律劳卑也建议英国政府以武力占据香港。当时大小鸦片走私船只，也多在此处停靠。1837年邓廷桢邓廷桢在广东严行禁烟后，此地更成为鸦片走私船的聚泊之所。1839年义律义律与英商被逐出澳门后，便驶往香港，伺机而动。按照英国外相巴麦尊巴麦尊的授意，英国远征舰队来华作战的既定方针是占据中国沿海一处或数处合适岛屿，作为英军侵华的军事据点。英国殖民当局本想长期占据舟山岛，英军攻占定海后，即设官统治。但在定海人民的英勇抗击下，英军很快陷入困境。这使英方意识到，如果赖在定海不走，必将陷入长期的困窘之中，无法实施有效的殖民统治，又将遭到当地中国人民无休止的抗击。

所以，当琦善琦善向义律义律表示允在尖沙嘴至香港之间择一处寓居时，义律义律亦感喜出望外。同时他见琦善琦善对其所提的寓居之地“让给英国主治”的条件不置一词，便单方面地认定琦善琦善已同意割让地方。他随即照会琦善琦善，表示即按琦善琦善的照会办理，答应将定海、沙角、大角等处交还，同时着手接收香港。1月18日，琦善琦善在向义律义律表示同意后，即向道光帝道光帝上奏，请求批准“俟伊里布伊里布奏报收回定海后，俯准该夷自道光二十一年起，仍前来粤通商，并仿照西洋夷人在澳门寄居之例，准其就粤东外洋之香港地方泊舟寄居”。两日之后，1月20日，义律义律即在澳门以《给英国女王陛下臣民的通知》为名，擅自公布了由其一手捏造的、未经双方签字，同时更未经两国政府批准的所谓《穿鼻草约》：在钦差大臣和全权大臣本人之间达成了初步协议，其中包含如下的几项条件：

一、把香港岛和港口割让给英国。因在该处进行贸易而应付给帝国的所有捐税，都应当像在黄埔进行贸易一样支付；

二、赔偿英国政府六百万元，立即付给一百万元。余款每年平均摊付，至1846年付清；

三、两国之间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官方的直接交往；

四、在中国新年元旦后十天内开放广州口岸的贸易。该贸易将在黄埔进行，直到在那块新殖民地做出切实可行的进一步安排为止。

义律义律在这个“通知”中，玩弄了偷梁换柱的伎俩。虽然琦善琦善在与义律义律的照会往返交涉中，并未意识到英国殖民侵略者的无耻贪欲，也未弄清楚英方割占中国领土、剥夺中国主权的真正意图，但他向义律义律所允的，只是代为向道光帝道光帝奏恳批准“予给口外外洋寄居一所”，从未明确表示同意把所允英人“寄居”之地“割让”给英国，甚而在所谓“寄居”之所的地方范围，也只局限于“止择一处”，并未答应把香港全岛割让给英国。但义律义律的“通知”却公然诡称琦善琦善同意“将香港岛和港口割让给英国”。为了造成既成事实，1月21日，义律义律即令在沙角、大角的英船开往香港。1月26日，英军侵入香港。1月27日，义律义律与琦善琦善在狮子洋莲花山会谈。此时琦善琦善已经明白英方意在“割占”香港，并不如自己以往所以为的是“寓居泊舟”或是如葡萄牙在澳门般的交税租借，即与义律义律发生争执。义律义律又以武力相要挟，逼琦善琦善在协议上签字，琦善琦善此时才意识到割让领土攸关国体主权，不敢贸然应允。1月28日，伯麦伯麦照会负责尖沙嘴与香港防务的大鹏协副将赖恩爵，宣称香港已归属英国治下，要求全岛驻防清军官兵尽数撤离。1841年1月29日，义律义律在与琦善琦善未达成任何协议的情况下，竟单方面发布其所谓的占领香港《公告》，宣称：“经清朝大学士兼钦差大臣琦善琦善盖印，香港岛已割让给英国君主。”并宣布：“在该香港岛内和岛上，所有女王陛下的各种权利、特权和特惠，无论是对于或关于土地、港口、财产或个人的利益，都完全保留给女王陛下。”“女王陛下臣民或除该岛土著和前往该岛的中国人之外的其他各国人在香港所犯的一切违法行为，应由目前在中国设立的刑事法庭和海事法庭审理。”该公告几乎剥夺了中国对于香港岛的领土主权、行政权、司法权，香港俨然已成为英国属地。2月l日，义律义律和伯麦伯麦联合公告，公然宣布香港已成为“英国女王领土的一部分”，声称在此居住的所有中国人，“已是英国女王的臣民，必须对女王及其官员们表示敬意和服从”。与此同时，义律义律、伯麦伯麦等人还动辄以武力相威胁，逼迫琦善琦善照其条款签约。琦善琦善虽不敢明与英方订约，但其坚持对英妥协态度不变，加之慑服于英军兵威，便遵照义律义律的要求，从尖沙嘴撤出了中国守军，默认了英军占领香港的事实。他本人也由此沦为在鸦片战争中丧权辱国的第一人。

英军占领香港后，于1841年1月23日下令由舟山撤退。2月7日，两江总督伊里布伊里布接琦善琦善咨文，次日即命人自镇海至定海与英方交涉。英方要求先交还在上年10月间被浙江沿海义勇捕俘的安突德安突德、拿布夫人等，然后再归还定海。2月14日，伊里布伊里布命人将英俘送交英军。下午2时，英军交出定海城，由南门退出。2月25日，定海英军登船起碇南撤。

三、清政府对英宣战与虎门之役

当琦善琦善在广州与义律义律等妥协交涉之际，清廷对英态度开始发生变化。中英双方交战伊始，清政府统治集团一直认为英人来犯，本为恳求大皇帝代为伸雪冤抑，恢复贸易，所以在大沽口谈判时，清廷确立对敌妥协方针，认为只要将林则徐林则徐、邓廷桢邓廷桢等人革职拿问，便可解决中英争端。琦善琦善、伊里布伊里布被授予钦差大臣衔分赴广东、浙江办理军务，亦一秉朝廷妥协方针，伊里布伊里布在浙与英军当局擅订休战协议，琦善琦善在粤更步步退缩，致令沙角、大角炮台失陷，香港被占。至此，道光帝道光帝方始逐渐明白，英人此来之目的，绝非自己以往所想象。对英一味妥协，未必是化解双方争端的办法。

早在1840年12月中旬，道光帝道光帝从浙江方面督抚的奏折中获悉定海英军情况后，即于12月19日发布上谕，要求伊里布伊里布和琦善琦善，“如该夷听受训谕，则退还定海，无候劳师，实为上策；倘竟不遵约束，种种逞刁，则琦善琦善必据实奏闻，另筹办法”，“倘粤省查办不能妥协，或该夷意主寻衅，其势万不能已，彼时应调何处弁兵，著伊里布伊里布一面檄调，一面奏闻”。

12月25日，琦善琦善关于广东谈判的首次奏报到京，称英人南驶回粤后，“词气傲慢”，以盘踞定海相要挟。道光帝道光帝感到“夷情叵测，包藏祸心，已非一日。彼欲肆无厌之求，我当有不虞之备”，著令琦善琦善详加体察，密行侦探，一面与英人善议戢兵，一面整饬营伍，遴选将弁枪炮，加强武备。“如该夷实系恭顺，退还定海之外，别无非礼之请，自可仍遵前旨查办。倘敢肆鸱张，始终桀骜，有必须剿办之势，著即一面奏闻，一面相机办理。”次日，清廷又传谕琦善琦善、伊里布伊里布及沿海各省督抚、将军，要求他们加强戒备，严密防范，“其平日得力之将弁，及应用之枪炮、火药等件，均当预为筹备”。

12月30日，道光帝道光帝又接琦善琦善奏报，称英军以定海相要挟，提出赔偿烟价、开放口岸、割占地方等种种无理要求。他大为恼怒，明确表示：“匪特地方不能给予尺寸贸易，即烟价亦不可允给分毫。”他谕令伊里布伊里布“严饬将弁加意防堵，倘竟怙恶不悛，侵犯口岸，著即痛加攻剿，无稍示弱，特不可与之在洋接仗，致有疏虞”。同一天，道光帝谕令湖南、四川、贵州三省，备兵4000名，听候调遣，并以此谕告琦善琦善，要求他“一面与之论说，多方羁绊，一面妥为预备。如该夷桀骜难驯，即乘机攻剿，毋得示弱。需用兵丁，著一面飞调，一面奏闻。该夷既有陆路兵丁名色，著琦善琦善督饬阖省水陆将备，认真防范，以逸待劳。倘事有变更，即奋起攻击，以慑夷胆。”同时，他还传旨沿海将军、督抚，称“从前命琦善琦善查办，原系朕慎重用兵之至意，今闻该夷到粤后更形骄傲，且所愿甚奢，非仁义所能感格，其势不得不加征剿，以示创惩”。他要求各省加意操练，以期有备无患。

1841年1月6日（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四日），道光帝道光帝连颁数谕，命令琦善琦善停止对英交涉，整饬兵威，严申纪律，并要他督同林则徐林则徐、邓廷桢邓廷桢妥办剿英事宜，倘英船进犯口岸，即须相机剿办；并表示“朕志已定，断无游移”。对伊里布伊里布，道光帝则令其“确探情形，倘有夷船驶近口岸，即开放枪炮，痛加剿洗。其自粤回浙夷船及留屯定海逆夷，一有可乘之机，不必俟广东知会，即行相机剿办”。同一天，道光帝道光帝还颁谕，通令沿海各省将军、督抚，“遴选将弁，整理炮械，务当事先预防……如该夷再来投递禀词，一概拒绝，不准接收。或夷船驶近口岸，即行开放枪炮，痛加攻剿”。此外，道光帝还谕令督促前旨所调之湖南、四川、贵州兵4000名分起赴粤。1月12日，他再谕令琦善琦善，称“该夷反复鸱张，即令暂时恭顺，亦不可恃，惟有大加惩创，方可褫夷魄而绝后患”。他要求琦善琦善在湘、川、贵等省兵员至粤后，“分布要隘，乘机痛剿，不留余孽”，并对英军断绝淡水、食物供给，令其不能持久。1月17日，他又谕令湖广总督裕泰裕泰、署两江总督裕谦裕谦等，调集湖北兵员1800名、湖南1000名、安徽1200名，共计4000名，迅速赴浙，由伊里布伊里布统辖，相机进剿。

1841年1月25日，道光帝道光帝接连收到英军进犯沙角、大角炮台及两台失陷奏报，大为震怒。他于当日连发数旨，督促伊里布伊里布、琦善琦善相机进剿。27日，道光帝道光帝发布对英宣战诏书，历数英军侵华种种罪行，痛斥其“逆天悖理，性等犬羊，实覆载所难容，亦人神所共愤”。他宣称：“惟有痛加剿洗，聚而歼旃，方足以彰天讨而慰民望。”“现在所调各省劲兵计可赶到，著伊里布伊里布克日进兵，收复定海，以苏吾民之困。并著琦善琦善激励士卒，奋勇直前，务使逆夷授首，槛送京师，尽法惩治。其该夷之丑类，从逆之汉奸，尤当设法擒拿，尽杀乃止。至沿海各省洋面，迭经降旨严密防范，著各将军、督抚等加意巡查，来则攻击。并晓谕官民人等，人思敌忾，志切同仇，迅赞肤功，共膺上赏。”

至此，清廷对英方的态度，再次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抚”改“剿”。1月30日，清廷任御前大臣、宗室奕山奕山为靖逆将军，户部尚书隆文隆文、湖南提督杨芳杨芳为参赞大臣，驰赴广东，指挥攻剿事宜。同时，清政府又决定再从湖北、四川、贵州调兵共3000名，驰粤参战。

虽然清廷连番谕令琦善琦善断绝与英人交涉，克日进剿。但琦善琦善向来主张对英妥协，沙角、大角炮台失陷后，更是畏敌如虎，根本不愿做攻占准备，对于义律义律提出的种种无理要求，既不敢应承，亦不敢与之断绝关系。即在道光帝道光帝对英宣战诏书下达之后，他还依旧与义律义律保持着联系。作为英方全权代表的义律义律，一方面与琦善琦善虚与委蛇，一方面则已意识到不可能通过谈判迫使琦善琦善答应其所提出的各项侵略要求，承认对香港的割让。他已决意再次诉诸武力，实现其侵略目的。

1841年2月中旬，义律义律在澳门获悉清政府调集各省兵员赴粤并颁布对英宣战诏书的消息，决定先发制人。他命令英军集结，准备进攻虎门和广州。2月19日，英舰开始驶向虎门海面，并随即攻占虎门炮台的前哨据点。24日，义律义律在“加略普”号上宣布中英谈判破裂。同一天，英军统帅伯麦伯麦向关天培关天培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将横档以上、大虎以下中流左右各处炮台交出，竖白投降，遭到关天培关天培严词拒绝。

虎门扼珠海入海口，险要天成，是广州的重要门户。沙角、大角炮台失陷，使虎门失去第一道屏障。但其东南武山一带筑有南山、威远、镇远和靖远4处炮台，江中有横档和永安2处炮台，此为虎门的第二道屏障。由此向上，则有大虎炮台、巩固炮台和蕉门炮台，并以大虎山、小虎山共同构成第三道屏障。但是，琦善琦善自接任两广总督以来，对英军一味妥协退让，根本不认真进行备战，一心想通过抚议解决中英争端。受其影响，虎门前线战备几乎瘫痪。同时，由于兵力有限，各炮台守军皆不过数百人，分散布置，被动挨打。

英军经过侦察，发现清军未在横档炮台之外的下横档岛设防。2月25日下午，英军即派陆军与炮兵分队，携臼炮3门，由“复仇神”号轮船运至该岛登陆，连夜选择阵地，架设炮位。26日晨，英军自下横档岛以炮猛轰上横档炮台，虎门之战拉开帷幕。与此同时，英军以舰船阻断清军增援上横档的水道，并另以4艘军舰由西航道驶入，对上横档形成包围，以舰炮猛轰。双方激烈炮战一个多小时，上横档岛上守台清军被英舰炮火压缩在炮台内。英舰“复仇神”号乃乘机运载陆军从西侧永安炮台附近登岸，直扑岛上的横档、永安炮台。经过激战，清军阵亡300余人，少部分人突围，上横档失守。

在进犯上横档的同时，英舰“伯兰汉”号、“麦尔威厘”号和轮船“皇后”号驶向武山，攻打威远、靖远、镇远三炮台。当时，水师提督关天培关天培亲自在威远炮台督战。关天培关天培历来主张坚决抗英，但琦善琦善抵粤以后，倒行逆施，致令广东海防废弛，军心涣散。身为广东水师统帅的关天培关天培见此情形，忧心如焚。而远在帝京深宫的道光帝道光帝，并不知悉他的困难处境。道光帝道光帝在1月27日发布对英宣战诏书的当天，还曾颁下一旨，著将琦善琦善交部严议，并称“关天培关天培身任提督，统辖水师，平时既督率无方，临事又仓皇失措，著先行革去顶带，仍令戴罪立功”。其实，关天培关天培一直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履行自己的职责，道光帝道光帝谕旨中对他的指责与惩罚，正像他对林则徐林则徐和邓廷桢邓廷桢的惩处一样，既不明智，也无道理，倒是显得有些恼羞成怒。而当英军进攻虎门之时，关天培关天培已抱定必死之心，誓与敌寇相周旋。他将自己脱落的牙齿和一些旧衣服装进箱筐，派人送回江苏淮安老家，“以绝生还之望”。当英军向虎门三炮台发动猛攻时，关天培关天培督率守军与敌激战一个半小时之久。在英舰炮火的猛烈轰击下，镇远炮台守军不支先溃。关天培关天培和游击麦廷章麦廷章则率亲兵20余人坚守威远炮台，他亲自开炮还击。激战中炮身炸裂，一名随从大呼事不可为，劝他弃台逃命。关天培关天培怒不可遏，“挥刃揕之”。不久，英军300多人在炮台侧翼登陆，攻入阵地。关天培关天培率守台亲兵与敌展开肉搏。终因寡不敌众，关天培关天培、麦廷章麦廷章等20多名将士壮烈殉国，虎门失守。当天下午，英舰“复仇神”号带同一些小船进攻西岸南沙山上的巩固炮台。炮台守军近2000名，不战而溃，英军未遇任何抵抗，顺利登岸，将炮台和营房捣毁后，撤回至军舰。至此，虎门要塞六炮台尽数失守，珠江口门户洞开。关天培关天培殉国后，广东前线更无统帅，无法再对进犯珠江的英军组织起有效的阻击。

2月27日一早，英舰“加略普”号、“前锋”号、“鳄鱼”号、“硫磺”号、“摩底士底”号和轮船“复仇神”号、“马达加斯加”号齐向珠江进发，沿途未遭任何阻击，长驱直入，中午径抵乌涌炮台附近江面。

乌涌炮台距广州仅60里，是省城广州的第二门户。炮台守军共1600人。其中湖南兵900人，由署湖南提督祥福祥福率领，于2月22日匆匆赶到，仓促布防；余下的700名为广东兵。此外，炮台上游江面上还部署了一艘装有10门大炮的沙船、一艘装有34门大炮的兵船“截杀”号（林则徐林则徐购外船改装而成）和40艘水师船，炮台江岸架有重炮近50门。部署形势，亦称险扼。英舰驶至，即向炮台开炮，祥福祥福则指挥守军开炮还击。但由于祥福祥福所率湖南兵刚到不久，所筑工事尚未就绪，又遇江水暴涨，江岸炮位多没水中，只有东南角一炮可以射击，却又因炮体笨重，炮基土质松软，无法转动炮口，以致不能命中目标。交战不久，英军即乘机换舢板登陆，直扑炮台。祥福祥福率部英勇抗敌，但火药用尽，不敌英军攻势，乌涌炮台失陷。祥福祥福及游击沈占鳌、守备洪达科等均力战殉国，清军将士阵亡500余人。

英军攻陷乌涌炮台后，遂又击沉泊于上游的兵船“截杀”号及水师船多艘。清军其余水师船一哄而散。28日，英军排除了乌涌江面的木筏与沉船等障碍。3月1日，英舰“复仇神”号溯江而上，沿黄埔北岸探测水路，侦察沿岸军情，未遇任何抵抗。3日，英军攻占琶洲炮台，接着，兵锋直指黄埔西端的猎德炮台，而省城广州已然在英舰炮口的威胁之下了。至此，珠江防线在琦善琦善对英妥协政策的主导下，几乎未能发挥丝毫防御之效。

四、广州城下之盟

1841年2月26日，道光帝道光帝收到了广东巡抚怡良怡良报告英军强占香港、弹劾琦善琦善的奏章，他阅后勃然大怒，痛斥琦善琦善擅与香港、擅准通商，“且伊被人恐吓，奏报粤省情形，妄称地利无要可扼，军械无利可恃，兵力不固，民情不坚，摘举数端，危言要挟，更不知是何肺腑！如此辜恩误国，实属丧尽天良！”他即令将琦善琦善革职锁拿，解押来京，严行讯问，其所有家产查抄入官。是年8月2日，又据王大臣会同刑部所议，处琦善琦善以斩监候。琦善琦善妥协误国，遭此严惩，实属罪有应得。但广东方面在其倒行逆施的作用下，已成危局，珠江防线土崩瓦解。

1841年3月3日，义律义律向琦善琦善提出《约议戢兵条款》，要求赔偿英军战费及商人损失1200万元，赔款付清前英军仍然占据已占之地；除割让香港外，尖沙嘴亦须割让，并在九龙设关；偿还洋银1200万元，行欠准于三年之内清还；废除行商垄断中外贸易制度；给英国以最惠国待遇；三天内恢复贸易等，要求琦善琦善在5日之前签署。而琦善琦善已于此前的3月1日接到被革职拿办的上谕，不敢对义律义律作任何答复。3月5日，参赞大臣杨芳杨芳抵达广州。

3月6日，义律义律未得琦善琦善答复，即令英军继续进攻。当天，英军攻陷二沙尾与猎德炮台，广州城失去最后一道屏障。此时，义律义律除了要以武力逼迫中方答应其所提出的割占领土、赔款等项要求之外，一个急迫的目的是要用武力威胁广东当局恢复已经断绝了两年之久的中英贸易。长期出任驻华商务监督的义律义律深知中英贸易的重要，当时贸易季节已经开始，而作为中外贸易唯一口岸的广州已对英商关闭两年，英、美商人和鸦片贩子急于展开对华贸易，销售其商品或鸦片存货。同时，中英两国断市两年，英国国内市场对茶叶的需求已成燃眉之急，英国政府也需征收茶叶税，而此时它的存货已濒告罄。为此，义律义律决定以武力攻至广州城下，迫使广东当局恢复与英方的贸易。

3月7日，义律义律照会琦善琦善，宣布暂停进攻，同时发布文告，强迫恢复通商贸易，并威胁称：“如天朝大员对于现时英军的驻防加以任何危害，则英军即将以武力对付，全城可能惨遭祸害。如果中国商人与英国及外国商人间的自由买卖受到阻止，则广州全城的一切商业应立即予以断绝。”参赞大臣杨芳杨芳到达广州后，即接手了对英交涉事务，他一方面着手对广州防务进行部署，一方面将琦善琦善逮捕锁拿。但他面对英方提出的条件，却苦无良策，既怕拒绝英方恢复通商的条件而致重开战端，又怕接受英方通商要求则忤逆道光帝道光帝不许心存与英方通商之意。左右为难之下，他宣布恢复中美贸易，企图以此既满足英方要求，又可敷衍朝廷。

但是，英方不买杨芳杨芳的账。当义律义律获知中美恢复通商的消息后，当即向外商宣布：除英国海军司令官外，任何人无权准许船舶驶入珠江。只要广东当局不明确表示同意恢复中英贸易，英军就将严密封锁广州，禁止中外通商。3月13日，伯麦伯麦发出命令，禁止英国及各国商船驶进珠江。同日，英军以“摩底士底”号、“司塔林”号舰攻占大黄滘炮台。义律义律还亲率“复仇神”号轮，“萨马兰”号、“阿塔兰塔”号等舰由澳门出发，骚扰红山河岸，连陷磨刀炮台、飞舒阁炮台、上闸炮台、洪后新炮台等，英军沿岸一路烧杀掳掠，将澳门至紫泥之间的一切公共建筑设施和105门火炮尽数摧毁。15日，义律义律派“复仇神”号上驶大黄滘，欲进省河。至凤凰冈炮台时，英船受到江西南赣镇总兵长春所率守军坚决阻击。英军舢板2只被击沉，“复仇神”号被迫退回。18日，英军再次大举来犯，“摩底士底”号、“阿吉林”号、“司塔林”号、“青春女神”号、“路易沙”号、“复仇神”号、“马达加斯加”号等7艘舰船，直入省河，先将凤凰冈炮台攻陷，接着连破永靖、沙面西、海珠三炮台以及东炮台、红炮台，夺去大炮120余尊。当天下午，英军占领城外商馆区，省河两岸的防守据点全部丧失。此时仍在广州的林则徐林则徐虽然已获准“协办夷务”，但无兵无权。他面对危局，并未消极观望。他捐资募集福建泉州、漳州壮勇，“共得五百六十人”，分布各路，布置防守，准备与英军决一死战，与广州共存亡。

省河两岸失守，英军兵临广州城下，杨芳杨芳十分恐惧。他不顾清廷禁止与英通商严令，于3月20日派广州知府余保纯保纯带回文赴英船乞求停战，按照英方条件，于当天签订《停战贸易协定》。该协定规定：广州照常开市，商船于黄埔装货；不得令英人为鸦片问题具结；中国照常征收港口税和商税；凡鸦片及其他走私货物，如经查出，即予没收，禁止将人拘留或施以各种惩罚。这样，中断了近两年之久的中英贸易，在英军炮口的威胁下恢复了。英国商船蜂拥而入，推销其积压已久的存货，采购英国国内急需的茶叶等。至是年6月止，英商单茶叶一项即购进了6000万磅。义律义律事后也曾得意地宣称：仅此一项，英国政府即可从中征得300万英镑的茶税。虽然中英协定中明禁鸦片及其他走私，但事实上，这一规定完全是欺人之谈。因为事实证明，“鸦片船只总是紧随着旗舰而去的”。英军一到广州，鸦片走私船便云集黄埔。而此时，杨芳杨芳等人自顾不暇，负有缉私之责的广东水师已被英军打得闻风丧胆，也根本谈不上什么查禁鸦片了。

道光帝道光帝确实有心与其称为“英夷”的来犯之敌放手一战。无奈其所任命的钦差大臣之流，皆无战意。琦善琦善不仅违逆他不与英人交涉的明谕，反致香港被占，珠江防线数日之间尽陷敌手；道光帝道光帝虽迭次谕催伊里布伊里布克日进军，收复定海，但伊里布伊里布“观望延迟，株守数月”；杨芳杨芳之来广州，本亦被道光帝道光帝寄以厚望，委以重任，并曾明谕其不可心存通商之念，结果杨芳杨芳却又擅与英人签约，恢复与英贸易。对此，道光帝道光帝极为失望，除将琦善琦善拿问外，复先后将伊里布伊里布、杨芳杨芳、怡良怡良等人革职议处。而当时尚在广东的林则徐林则徐向来主张力战抗英，且对于抗英拒敌也不乏心得策略，但自被道光帝道光帝迁怒革职，以为替罪之羊后，只能在广州赋闲。琦善琦善、伊里布伊里布、杨芳杨芳之流妥协误国，道光帝道光帝自是看在眼里，并逐一惩办拿问。而对林则徐林则徐，虽然当时有人向他奏请启用，道光帝道光帝却再也不肯回转心意，委以大任。而且每当战事失利时，他都要重新将其贬谪，直至最后充军到新疆。

1841年4月14日，道光帝道光帝任命的靖逆将军奕山奕山和另一位参赞大臣隆文隆文，偕新任两广总督祁祁抵达广州。同时，道光帝道光帝谕旨由江西、湖北、湖南、四川、贵州、云南、广西等省抽调的兵员，也陆续到粤。至4月底，清军在广州一带集结了2万余人。4月18日，道光帝道光帝再次谕示奕山奕山等“断不准提及通商二字”，以致贻误战机，要求他们“迅速督饬兵弁分路兜剿，务使该夷片帆不返，俾知敬畏。倘夷船闻风遁，空劳兵力，惟该将军等是问”。

奕山奕山至广州后，曾经向林则徐林则徐征询对英战守方略。林则徐林则徐向其建议：

一、设法诱使英军退出猎德、大黄滘等处炮台要隘，然后乘机填塞河道，并在沿岸驻扎精兵，构筑工事；

二、清查洋面水师船，统一调配以为备战之用；

三、速将各处所存之新旧大小火炮六百余尊调集广州，逐一检验，装备各营盘战船；

四、“夷船在内河，最宜火攻”，多造火攻船只和木筏等，挑选水勇，乘夜火攻英船；

五、“洋面之战，系英夷长技”，因此需赶造坚固战船，以资拒敌制胜；

六、在澳门等地方，密派干练稳妥之人，探查敌情，以为决策参考。

林则徐林则徐的这些建议，是他根据自己来粤以来与英人交涉过程中的经验与认识而提出来的。作为曾经与英国人有过正面交锋并且取得重大胜利经验的林则徐林则徐，与长居深宫，甚至连“英夷”之来由都不清楚的道光帝道光帝不同，他开始认识到英国和西方世界的长处，而且非常重视对于敌情的掌握。而他提出的上述建议，更是从当时英舰云集省河、兵临广州省城的现实局面出发，建议奕山奕山先设法摆脱清军被动地位，整顿水师，装备器械，探悉敌情动向，发动民众，主动出击，以期取得抗英战斗的胜利。

但是，奕山奕山虽为“靖逆将军”，其实是一个养尊处优的朝廷亲贵，既不知兵，更无谋略。到了广州后，他不为广州的危局担忧，反而认为“患不在外而在内”，“防民甚于防兵，而防兵又甚于防寇”，视广东民众俱为汉奸，把自己摆到了与广大民众根本对立的地位。而于对英作战方面，他倒是听从了林则徐林则徐“火攻夜袭”的建议，但他与参赞大臣隆文隆文、杨芳杨芳等人，整日里沉溺于花天酒地、古玩字画之中，不做悉心准备，企图侥幸取胜。

《停战贸易协定》签订后，经过近两个月的贸易，英国商人推销商品和采购茶叶的目标完成。义律义律和英军又开始策划新的阴谋。1841年3月31日，英军统帅海军司令伯麦伯麦乘“皇后”号前往印度，向英印总督奥克兰请求增派援兵来华。当奕山奕山一到广州时，义律义律即向其发出照会，要求其遵守停战贸易协定。义律义律本人也多次到广州探听虚实。5月12日，义律义律至澳门，向英军陆军司令郭富郭富、海军代司令辛好士辛好士发出备战命令。5月18日，辛好士辛好士率英军舰队，郭富郭富率陆军，由香港动身，开赴广州。19日，英舰再次驶入珠江。此时，也正是奕山奕山准备对英军实施夜袭反攻的时候。但由于奕山奕山等人玩忽职守，视军国大事如同儿戏，并未做好充分的反攻准备。其用于夜袭火攻的水勇，既未招够人数，也未经事先演练，只得从四川兵中抽调400人，又在广州招募300人，拼凑了一支700人的水勇队伍，贸然定于5月21日对英军实施反攻。而义律义律于此前即已探悉到奕山奕山自以为非常机密的反攻计划。5月21日，他通知英商在日落之前迅速撤离商馆。

21日晚，奕山奕山下令向英船进攻。清军水勇由都司胡俸伸、守备孙应照、千总杨泽等率领，分兵左、中、右三路，伏于东炮台、西炮台和城西之泥城，相约于三更后一齐出动，利用夜色，乘小艇靠近敌船，以长钩将其钩住，向其上掷火箭火弹，火攻英军舰船。夜半时分，清军水军发起进攻，东、西炮台同时向江中英舰开炮轰击。但是，奕山奕山反攻计划已事先为英军获悉，英舰大部分已做好准备。因此，清军反攻夜袭并未取得奕山奕山所预期的战果，反倒将中国民船烧毁不少。

清军三路反攻失利，英军乃乘势开始向广州进攻。5月22日晨，英舰先向西炮台猛轰，守军溃散。24日，2700余名英军分成两部，一部共360人为右纵队，进攻商馆区；余下的为左纵队，近2400人，在广州城西北部泥城、缯步一带登陆，担任向广州城进攻的主攻任务。下午3时，右纵队轻易占领了商馆区。傍晚，左纵队到达预定登陆地点，遭当地壮勇的顽强阻击，死伤数十人。25日凌晨，英军攻城部队全部登陆。接着，在广州城北越秀山，英军攻打护卫广州的拱极、保极、永康（四方炮台）、誉定等炮台，驻守在这里的2500多名贵州兵进行了英勇抵抗。激战中，清军500名将士壮烈殉国，1000多人负伤。英军伤亡70余人，海军少校福克斯亦被打死。下午2时，4座炮台均陷敌手。

城北4座炮台失守，使广州处于英军南、北、西三面包围之下。英军居高临下，发炮轰击。珠江两岸不少店铺被炸成废墟，南门外更被严重摧毁。城内外的店肆房屋被炸起火，延烧达数小时之久。广州城内两处火药库也被英军炮火击中炸毁。

当英军进攻之际，奕山奕山等人束手无策，一筹莫展。5月26日，英军准备对广州城发动总攻。奕山奕山当即派广州知府余保纯保纯出城赴英国商馆，向义律义律乞和。当天傍晚，义律义律提出停战条件。对于英方提出的苛刻条件，靖逆将军和参赞大臣们不敢提出只字反对。5月27日，奕山奕山再次委派余保纯保纯出城，在广州城墙之下，完全按照义律义律提出的条件，在中英《广州停战协定》上签字。协定的内容为：一、三位钦差大臣和所有外省军队，限六日内退出广州城六十里以外；

二、限一星期内交出六百万元备英方使用；在二十七日日落以前先交一百万元；

三、前条款项付清后，英军开回虎门以外，并交还横档及江中所有其他各要塞，但在两国交涉各事获得解决以前，中国方面不得重新予以武装；

四、赔偿商馆及西班牙帆船“米巴音奴”号的损失；

五、广州知府（议和代表）应提出全权证明书，由三位钦差大臣、总督、将军及巡抚盖印。

《广州停战协定》可谓名副其实的城下之盟。奕山奕山无条件地全部接受了英军提出的条款，于数日之内凑足600万元白银，交付英方以为“赎城费”。从28日起，省外清军分批撤出广州，奕山奕山、隆文隆文等也于6月5日（四月十六日）乘船移赴广州城西北60里外的金山驻扎。在清方赎城费大体交清后，至6月7日，英军交还各炮台，退往香港。奕山等人不敢向道光帝道光帝禀报实情，在奏疏中谎称“粤省夷务大定”，请求撤退各省援军。7月29日，道光帝道光帝批准广东援军“凯撤”，同时谕令沿海各省酌量裁撤兵勇。至此，清政府调集各省兵丁近两万人，耗银数百万两组织的“剿英”战役，就这样以无条件向英军投降而告结束。

五、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

英军侵入广州地区后，清军节节败退，奕山奕山等人屈膝投降。英国侵略军则气焰嚣张，横行无忌。从1841年5月22日英军对广州城发动进攻开始，英军即到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22日当天，英军四处放火，省河两岸及十三行地方，房屋被烧毁，大火彻夜不息，十三行被洗劫一空。23日，英军到处杀人抢船。据时人记述：“连日逆夷围攻省城，施放炮火，三面延烧。西则自新填地金利埠烧至西炮台，南则自天字码头烧至小东门。被火者不下千余家，难民提男挈女，号呼之声，遍于道路。”

江面之上，英军“拦截搜船，遇有年少男女，皆被抢去，货物用火烧毁”。24日，英军烧毁靖海、五仙等码头铺肆百余间，纵火焚烧税关附近民房，大火延烧至四更天。25日，英军继续到处烧杀焚掠，由接官亭至城门口，房屋店铺数百间尽被其纵火焚毁，大火烧至次日午后始息。《广州停战协定》签订后，英军更是变本加厉，窜扰广州城郊乡镇，到处掳掠奸淫。他们“闯入各乡奸淫妇女”，一天之内，“辱污而死及被逆劫去者共计一百数十口”。

英国侵略军的暴行，使广州人民遭受了空前的浩劫，更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无比义愤。5月29日，10多名英军窜至广州城北的三元里，在村头调戏三元里东华里菜农韦绍光的妻子李喜。愤怒的乡民闻讯，手执锄头、木棍，将英军团团围住，当场击毙七八名，其余的狼狈逃命而去。接着，三元里乡民聚集在三元古庙，商议对策，决定全村除将老弱妇孺迁走外，16—60岁的男子一律留守，以刀、矛、棍、斧为武器，组织起来，以三元古庙的三星旗为战旗，“旗进人进，旗退人退，吹螺壳打鼓进兵，打锣收兵”，以备英军来袭。同时，他们为团结各乡人民共同抗敌，还派出代表至邻近各乡求援。当天下午，三元里附近103乡的庄农、丝织工人、打石工人、水勇和学社领导的义勇代表，云集在牛栏冈，共商抗英大计。会议决定联合起来抗击英国侵略者，并约定如遇英军来犯，一乡鸣锣，众乡皆出，诱敌深入，在牛栏冈痛击来敌。

5月30日早晨，三元里等乡群众约5000人最先赶到城北高地聚集，敲锣打鼓，齐声呼喊“杀番鬼”。英军陆军司令郭富郭富率英军第26团、第37团、第47团和孟加拉志愿兵的几个连及海军陆战队共1000多人，从四方炮台，分左右两路扑向群众。三元里乡民且战且退。近午时分，英军被诱至牛栏冈。此时，近两万名乡民个个手执刀、矛、棍、斧，从四面八方蜂拥而来，渐渐将英军包围。郭富郭富下令开炮轰击。但是，三元里乡民怀着对英国侵略军无比的痛恨，抱定“打死不怨”的决心，冒着敌人的炮火，不稍退缩。一时间，杀声震天，侵略军陷入群众的团团包围之中。战至下午2时左右，正当三元里人民与英军激战之际，突然阴云四起，雷电交加，大雨倾盆，数尺之外，不辨事物。英军弹药尽湿，枪炮之器尽失威力。英兵穿着笨重的皮靴，在水田四布、道路崎岖的牛栏冈的泥泞田野中，几乎寸步难行。而漫山遍野的乡民抓住暴雨的大好时机，挥舞着手中的长矛、大刀，与英军英勇搏斗。英军统帅郭富郭富见势不妙，下令撤退。三元里人民奋勇追击。溃逃中，英军副军需总监毕霞少校被唐夏乡农民颜浩长击毙，一些英军士兵在群众的大刀、长矛下丧生。直至晚上9时许，英军在付出惨重的伤亡代价后，才突围逃回到四方炮台。

当天夜里，追击英军的群众把四方炮台包围了起来。5月31日，番禺、南海、花县、增城、从化等县400余乡的上万群众闻讯赶来支援，龟缩在四方炮台内的英军眼见漫山遍野尽是愤怒的群众，顿时收敛了往日的骄横气焰。他们在炮台上竖起白旗，乞求停战。此时，正在商馆的义律义律也急忙赶到四方炮台。他又随即派人送信入城，要求广东当局立即驱散人群，否则英军即会攻城。奕山奕山、隆文隆文、杨芳杨芳等人此时尚在惊魂未定之中，并正忙于拼凑“赎城费”，按《广州停战协定》撤军。他们接到义律义律的来信后，生怕英军攻城，当即令广州知府余保纯保纯偕南海县令梁星源、番禺县令张熙宇出城，前往炮台，为英军解围。余保纯保纯等人到了炮台后，先是卑劣地向义律义律、郭富郭富等人声明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与官府无关；接着，他们来到抗英群众队伍中间，拱手作揖，请求民众停止攻击；同时，他们对参加抗英的士绅们则极尽威胁利诱。结果，士绅们纷纷动摇离去，各县乡民也随之渐渐散去。

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给英军侵略军以沉重的打击。5月30日牛栏冈一役，据英方的记载称：“英军共十五名阵亡，一百二十名受伤，伤者之中有十五名军官。”但据中国方面当时的记载，中国人民在此次抗英战斗中毙伤英军的数字要多得多。英军经此重创，顿成惊弓之鸟，再也不敢在广州城继续逗留。6月1日，英军即开始从广州撤退。

三元里人民的英勇抗英斗争，是鸦片战争时期各地人民反侵略斗争中规模最大的一次，也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抗击外国侵略者的先声。三元里前声若雷，千众万众同时来。

因义生愤愤生勇，乡民合力强徒摧。爱国诗人张维屏热情讴歌了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三元里人民以长矛、大刀等原始的冷兵器，迎着英国侵略军的枪弹炮火，与敌人展开了血肉搏击，取得了胜利，显示出中华民族不畏强暴、坚决抗击外来侵略的英勇斗争精神和气概。他们的英勇斗争，用铁的事实击灭了琦善琦善、伊里布伊里布等妥协派散布的英人船坚炮利、不可战胜的神话，也给弥漫于整个清朝统治集团内部的妥协主义与投降主义谬论以有力的驳斥。而三元里人民自发组织起来的英勇抗英斗争终于因清政府广东当局的妥协与破坏而告结束的事实，更清楚地向世人显示：中国下层民众抗击侵略军的坚定意志与英勇气概与清政府腐败官吏的卑污妥协和水师兵勇的贪生怕死相比，形成了天壤之别；封建王朝的统治阶级，不可能也不敢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来共同维护民族尊严和国家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