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通史——萨拉热窝及其后果：从七月危机到第一次世界大战

正如英国在外交政策上要考虑法国和俄国的利益一样，德国要顾及奥匈帝国的利益。（三国同盟的第三位盟友意大利此时已经如此接近《三国协约》的签约国，以致柏林和维也纳都在怀疑，紧急情况下能否指望得上它的支援。）但哈布斯堡君主国被其内部危机削弱得连它自己都怀疑，它在欧洲各地，特别是在哈布斯堡王国内部是否有战胜危机的各种机会。能把多民族帝国在一定程度上凝聚在一起的，除了习惯的力量、军队和官僚机构，只有那个自1848年12月起成为一国之君的人：皇帝弗朗茨·约瑟夫，1913年8月18日他已年满83岁。这样一种权力作为唯一的真正盟友，冷静审视之下根本无法令德国人信心十足。

在所有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中，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的关系最不稳定。两次巴尔干战争的结果都削弱了哈布斯堡君主国，而塞尔维亚则变得更强。虽然维也纳于1913年10月强迫贝尔格莱德从阿尔巴尼亚撤军，但其最后通牒之所以能有成效，是因为它不仅得到了德国和意大利的同意，而且这次也得到了大不列颠的支持。一旦权利不是这么明显属于哈布斯堡君主国一方，塞尔维亚就会指望得到沙皇帝国的支持：俄国驻贝尔格莱德的公使尼古拉·哈特维希（Nikolay Hartvig）是一位坚定的 泛斯拉夫主义者，他从不厌倦向塞尔维亚政策制定者表明自己的立场。

1913年8月《布加勒斯特和约》所带来的塞尔维亚的领土扩大，按照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的评估，只是追求“大塞尔维亚”征途上的一种阶段性胜利。它不仅应该包括塞尔维亚人的定居点，而且还要包括克罗地亚人的定居点，后者几乎说着和前者一样的语言，虽然后者书写时用的是拉丁字母，而不是像塞尔维亚人那样使用西里尔文。是的，所有的南斯拉夫民族，包括马其顿人、黑山人和斯洛文尼亚人都使用西里尔文。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那里的信奉伊斯兰教的波斯尼亚人在数量上超过东正教塞尔维亚人，更是比天主教克罗地亚人多得多，被大塞尔维亚民族主义的理论家视作一块没有得到收复的地盘。让这块地方尽快回归祖国的怀抱是1911年成立的秘密组织“联合或死亡”（Ujedinjenje ili smrt）——其更为人所熟知的名字是“黑手会”（Crna ruka）——和与它密切相连的大学生组织“青年波斯尼亚”（Mlada Bosna）的革命目标。

“黑手会”组织的负责人和协调大塞尔维亚革命者的军事训练的是塞尔维亚情报部门的首脑——德拉古廷·迪米特里耶维奇（Dragutin Dimitrejevic），总参谋部的上校，他与尼古拉·帕希奇首相形成鲜明对比。塞尔维亚政府成员以及可能也包括俄国的秘密警察，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卷入了“黑手会”组织的恐怖活动，这是一个至今未能澄清，而且也肯定无法再澄清的问题了。可以肯定的是，“黑手会”组织指挥着“青年波斯尼亚”的行动。这也包括1914年6月28日在萨拉热窝对奥地利王位继承人的暗杀，事件发生在血腥的阿姆泽尔菲尔德战役525周年纪念日，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以这场战役作为其国家创始的神话。

让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和他的妻子——被封为霍恩贝格女公爵（Herzoginvon Hohenberg）的苏菲·肖特克女伯爵（Gräfin Sophie Chotek）在1914年夏天剑拔弩张的气氛中坐敞篷车驶过波斯尼亚首都，这不仅是鲁莽的，而且超级不负责任。这还不够，主管当局还把王储夫妇的行驶路线在多家报纸上公布。一路上埋伏着六个 刺客，其中一人，加夫里洛·普林西普（Gavrilo Princip）有机会近距离向弗朗茨·斐迪南和他的妻子开枪。

所有攻击的线索都指向塞尔维亚肇事者，维也纳立即认为贝尔格莱德政府有责任或至少须分担部分责任。很长一段时间奥地利有一个“主战派”，它深信塞尔维亚问题只能诉诸武力来解决（在这一点上它与贝尔格莱德的“主战派”观点完全一致）。总参谋长弗朗茨·康拉德·冯·赫岑多尔夫伯爵（Franz Graf Conrad von Hötzendorf）是这一派最有影响力的人物，该派在奥地利和匈牙利的媒体中享有广泛支持。相反，外交大臣贝希托尔德伯爵（Graf Berchtold）是和平共处方案的提倡者，按照被谋杀的王储的设想，讲德语的奥地利人、匈牙利人和斯拉夫人应在三元帝国中和睦相处。在暗杀发生后的最初几天，贝希托尔德、史德格首相和弗朗茨·约瑟夫皇帝主张谨慎行事：在向塞尔维亚提出强硬要求之前，应该等待立即展开的、有关袭击背景的调查结果。

此外要弄清德国盟友的态度，这一点显得更为重要是因为与塞尔维亚开战大概会导致与俄国的战争。奥匈帝国和德意志帝国不仅通过1879年的双边条约结成同盟，而且长期的共同历史、共同语言和文化也令它们密不可分。德国和奥匈帝国是两个中欧大国：如果德国想证明和提高自己对中欧的影响力，只要哈布斯堡君主国存在，它就只能与后者携手共进。康拉德也在等待柏林的态度才能决定下一步棋怎么走，维也纳没人想独自解决与塞尔维亚的冲突。

7月的第一个星期，维也纳和柏林做出了准备与塞尔维亚开战的决定。7月2日弗朗茨·约瑟夫致信威廉二世，通知后者他和奥匈帝国政府将努力“孤立塞尔维亚并削减其领土”：塞尔维亚，现在构成“泛斯拉夫政治的支点”，必须作为“巴尔干地区的政治权力因素被淘汰出局”。德国皇帝6月30日在批阅德国驻维也纳大使海因里希·冯·奇尔希基（Heinrich von Tschirschky）给帝国宰相的一份报告时，就已经在批语中写下了“现在，或者永不！”的口号。7月6日贝希托尔德获悉威廉二世和贝特曼·霍尔维格达成的共识：德国向奥匈帝国保证了牢不可破的同盟伙伴关系，让其合作伙伴放手对付塞尔维亚，并极力主张“德方立即出兵介入反对塞尔维亚的战争是解决我们在巴尔干之难题的最激进也是最好的办法”。

告诫要从速是因为，柏林方面想利用萨拉热窝暗杀行为后在欧洲普遍出现的亲奥情绪。奥地利人在军事上的迅速胜利可能会阻止俄国援助塞尔维亚人。但如果沙皇帝国站在贝尔格莱德一边参战干预，它必须以侵略者的身份出现：只有这样，帝国领导人才有希望说服社会民主党人，协助奥匈帝国是义不容辞的。倘若冲突不能限制在局部，就可能爆发欧洲大战，届时德国和奥匈帝国就会与俄国、法国以及很有可能与英国兵戎相见。

在发生战争的情况下，英国不会站在法国一边，而是保持中立，对此帝国宰相并不真信（虽然他偶尔会发表不同看法）。不利于这种假设的不仅有1904年和1907年英国与法国和俄国签订的协议，它们都秉承了“均势”的传统。更重要的首先是柏林的一个战略抉择，在紧急情况下必须把英国视作对其安全的直接威胁：1905年，德国制定了按照当时的总参谋长阿尔弗雷德·格拉夫·冯·施利芬伯爵（Alfred Graf von Schlieffen）的名字命名的计划，绕过从贝尔福到凡尔登堡垒林立的地带从北面进攻和打败法军，这需要通过中立的比利时。施利芬计划是军事思维对政治思维的胜利：如果德军越过比利时边界，大不列颠参战就不可避免。

贝特曼·霍尔维格不赞成德国“主战派”的观点，即德国需要这场战争来解决国内政治问题，这意味着排除社会民主党或至少能够持续削弱它。他宁可坚信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人运动在战争结束后，无论其结局如何，会更为强大。贝特曼·霍尔维格倒是更相信军方的论据，1914年德国的胜机要比几年后大得多，到时候三国协约成员国，特别是俄国凭借扩军实力会比现在强大得多。

1914年7月初，宰相还不认为大战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俄国退却，那将是中欧强国在外交和政治上的巨大成功。但沙皇帝国会服软绝不是板上钉钉的事。当帝国宰相于7月6日为其盟友开出一张空头支票并催促后者尽快出手时，他开始铤而走险。假如他即将卸任的话，或许他会采取不同的行动：右翼反正认为贝特曼·霍尔维格是个优柔寡断的人，甚至是个懦夫，无法适应时代的挑战。然而1914年7月来自皇帝和军方，特别是来自总参谋长冯·毛奇的压力如此之大，以至于即使一个更为强硬的帝国宰相也几乎很难成功地一意孤行。

在维也纳，萨拉热窝双重谋杀两周后，大家都成了“主战派”，唯一一个继续持怀疑态度者，是匈牙利首相蒂萨伯爵，他坐镇布达佩斯，对奥匈帝国的外交政策影响不大。德国的支持对那些人是决定性的帮助，他们长期以来认为与塞尔维亚开战是尚可拯救哈布斯堡皇朝的唯一手段。维也纳若放弃攘除塞尔维亚，那它就不再是一个必须认真对待的强权国家，这个多民族帝国的分崩离析就仅仅是时间问题：奥匈帝国在七月危机中所采取的对策是基于这种判断的。

然而，维也纳并未急于向贝尔格莱德发出最后通牒，它一直等到7月23日——两位法国政要总统普恩加莱和总理维维安尼访问圣彼得堡的最后一天。18时，巴黎代表团离开一小时后，奥地利公使向贝尔格莱德 政府递交了维也纳的要求。（柏林的帝国首脑自7月22日下午起就获悉了这些条件。）最后通牒的目的是羞辱塞尔维亚。依据奥地利对萨拉热窝暗杀的调查结果，要求塞尔维亚追踪和惩罚暗杀的幕后支持者，解散民族主义组织如“人民自卫”（Narodna Odbrana）和保证未来政治上的良好行为。奥地利机构应该参与镇压反对奥匈帝国的宣传活动，这意味着对塞尔维亚主权的严重干涉。贝尔格莱德要在48小时内对最后通牒做出回应。

“这是欧洲战争。”7月24日俄国外交大臣萨宗诺夫用这句话评论了维也纳的照会。为了争取时间，圣彼得堡请求其他欧洲强国和奥匈帝国政府，像俄国将要做的那样延长给塞尔维亚规定的回复日期。它对塞尔维亚的建议是：面对维也纳进一步显示其顺从态度，如果奥匈帝国军队入侵，不要进行军事抵抗，而是把王国的命运交付给欧洲列强去抉择。与此同时，俄国内阁会议决定，准备发动反对奥匈帝国的部分动员，要明确的是这一步骤不针对德国。如果战争爆发，应该清楚奥匈帝国对此负有责任：在这一点上俄国领导人与法国总统普恩加莱观点一致，他在访问期间明确强调了法国对盟友的忠诚。

根据俄国的建议，7月25日塞尔维亚对维也纳最后通牒的答复是极具妥协性的。贝尔格莱德宣布同意满足奥匈帝国的各项要求，只要它们不有损王国的主权。甚至不排除奥匈帝国的机构按照国际法参与镇压反奥地利的宣传活动。尽管如此，维也纳公使在收到照会后还是离开了塞尔维亚，这意味着外交关系的中断。数 小时后奥匈帝国开始筹备对塞尔维亚作战的总动员工作。当英国外交大臣第二天建议四个没有直接参与的大国（即英国、德国、法国和俄国）进行调解时，柏林的反应是策略性的。外交部国务秘书戈特利布·冯·雅戈（Gottlieb von Jagow）虽然将提议转往维也纳，但建议不要同意这么做。相反应坚持哈布斯堡帝国驻柏林大使瑟杰尼-马利希伯爵（Graf Szögyeny-Marich）在7月25日从外交大臣贝希托尔德那里收到的要求：为了防止其他大国的干涉，维也纳应该在塞尔维亚问题上造成“既成事实”。

7月28日上午，前一天已经从“北国之游”返回的威廉二世阅读了塞尔维亚7月25日对最后通牒回复的文本。皇帝惊呆了：“对仅仅48小时期限内的回应来说，这是个了不起的成就。它远远超过了人们的期待！对维也纳而言是道德上的巨大成就；但任何战争的理由都不复存在了，而吉斯尔（Giesl，奥地利驻塞尔维亚公使，作者注）完全可以待在贝尔格莱德。于是我也永远不会下令进行总动员了！”

在一张写给国务秘书雅戈的手书中威廉二世说得更具体：奥匈帝国的愿望大体上得到满足。“塞尔维亚人的少数几点保留意见，在我看来是肯定可以通过谈判解决的。但最丢人的投降已经向全球和全城（orbi et urbi）宣告了，从而消除了任何开战的理由。”为了保证言行一致，奥地利应该“有个实物抵押（贝尔格莱德），以迫使承诺得到兑现”，它应该一直占领那里，直到所要求的得到满足。在此基础上他这位皇帝愿意为“奥地利的和平进行调解”。

威廉二世的意见转变与他阅读的另一份文件密切相关：德国驻伦敦大使利希诺夫斯基侯爵的一封电报。前一天大使受邀与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会晤。其间这位外交部负责人先向德国外交官解释了自己对贝尔格莱德回应的评估：塞尔维亚对奥地利各种要求所能做出的迎合，他格雷是从来没有 料到的。“显然，塞尔维亚的这种让步仅仅是迫于来自圣彼得堡的压力。”如果奥地利不认为这是和平谈判的基础，那么完全清楚的是，维也纳不过仅仅是寻找一个镇压塞尔维亚的借口。由于俄国鉴于其在巴尔干地区的影响力不会接受这种事，从而将会引发“欧洲有史以来最可怕的战争，没有人知道这样的战争会导致什么后果”。只有德国和英国能够“利用我们双方各自对其盟友的影响”，保障“欧洲的和平”，这一危险才能避免。

利希诺夫斯基明确提到，他是“第一次”见到格雷“不高兴”。“他说话非常严肃，似乎期待我们做一件特定的事，希望通过我们的影响力能成功地帮助调解这一纠纷……无论如何我深信，如果现在还是要打仗的话，我们将不会得到英国的同情和大不列颠的支持，因为人们在奥地利的行为中将会看到恶意的所有迹象。对此全世界都深信不疑，而且我从我同事的口中听到，柏林掌握着控制局势的钥匙，如果那里真的希望和平的话，就能阻止奥地利——用E.格雷爵士的话说——推行铤而走险的政治。”

贝特曼·霍尔维格和雅戈对利希诺夫斯基的报告与皇帝的指示均无动于衷。他们二人一直都一门心思敦促迅速对塞尔维亚开战，现在如果顺应君主的意愿改变政见，显然怕自己会落下出尔反尔的口实。结果，威廉二世“驻守贝尔格莱德”的建议仅仅以歪曲了皇帝意图的方式延迟传递给维也纳。即使迅速行动，也已无法再阻止奥地利对塞尔维亚的宣战：它已经发生在7月28日上午11时。

宣战并不意味着战争已经开始。根据奥匈帝国总参谋部的信息，对塞尔维亚的军事进攻8月12日后才有可能。这段时间，正如贝特曼·霍尔维格于7月28日晚间 知会德国驻维也纳大使奇尔希基的，德国将不得不应付其他各国政府的各类调停和会议建议。如果帝国领导人对此继续保持冷漠，那么这种憎恶——引起了一场世界大战——最后在德国人民眼中也会落到他们身上。“然而在此基础上，一场三面作战是无法成功开启与进行的（指的是对塞尔维亚、俄国和法国的战争，作者注）。一个无法避免的必然结果是，冲突可能发生的、向未直接参与国之扩大的责任无论如何都会涉及俄国。”

威廉二世最近的倡议在帝国宰相的电报里已所剩无几。他虽然指出了“整个欧洲舆论”转而反对奥匈帝国的危险，如果后者继续坚持其“完全不妥协的态度”。皇帝的建议——奥匈帝国应满足于临时占领贝尔格莱德，从而保障奥地利的各种要求得到实现——却被贝特曼·霍尔维格刻意弱化：大使应谨慎避免引起这种印象，“好像我们想约束奥地利。这只是要找到一个模式来为实现奥匈帝国所追求的目标——切断大塞尔维亚宣传的命脉——提供可能性，同时避免引发一场世界大战。如果这场战争最后仍旧不可避免，那就要尽可能改善我们进行战争的各种条件”。

当贝特曼·霍尔维格在7月28日晚间再次声称，要指责俄国挑起了这场大战时，他当然知道，几乎没有什么能够支持这种假设——针对塞尔维亚的战争还能限制在局部。但如果俄国站在塞尔维亚一边，不仅是法国，而且大不列颠也会采取与沙皇帝国同样的立场。最迟从7月27日晚开始外交部就知道，格雷认为英国不可能坚持不干涉政策，如果奥地利和塞尔维亚的冲突变成了“奥地利与俄国的冲突，从而有可能升级为欧洲冲突”。此前德国在七月危机中所奉行政策的结果就是一种两难处境，正如德国驻英国圣詹姆士宫的大使 所言：“我如何能主张冲突局部化，如果这里无人怀疑奥匈帝国所采取的行动严重威胁到俄国的利益，而如果我们不向奥地利施加压力，俄国就将被迫非情愿地介入此事？”

要想让贝特曼·霍尔维格在一定程度上修正既定方针，还需要英国外交大臣更加明确的警告。7月29日晚，格雷知会利希诺夫斯基，如果德国和法国卷入俄国与奥地利的冲突，英国政府“在某些情况下将被迫做出快速决定”。在这种情况下，英国不能长久袖手旁观，但是如果战争爆发，那将会是世界迄今所经历过的最大灾难。

帝国宰相认为现在应该向盟友发出提醒。如果奥地利拒绝任何调解，他将于7月29至30日夜间致电德国大使奇尔希基，德国面临“一场大火，英国反对我们，意大利和罗马尼亚按照所有迹象不会与我们为伍，我们将面对2个大国对抗4个大国的局面”。任何拒绝与圣彼得堡交换意见的做法都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因为这恰恰将刺激俄国介入战争。“我们虽然准备尽自己的盟友义务，但必须拒绝被维也纳在鲁莽而不重视我们建议的情况下卷入一场世界大火。”

对维也纳的警告倒像是帝国领导层企图在历史面前为自己制造一个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帝国宰相斥责的政策正是他和其同事向盟友强烈建议的。此外，贝特曼·霍尔维格也根本没有建议奥匈帝国真正改变这种政策，而只是做出姿态，以能够引起一种印象，似乎奥匈帝国正在寻求与俄国的和平谅解。但即使这样也已经为时过晚。7月29日，沙皇帝国发起了反对奥匈帝国的部分作战动员，而奥匈帝国则从多瑙河左岸对贝尔格莱德附近的塞尔维亚领土进行了轰炸。有关维也纳军事行动的消息抵达圣彼得堡时，奥匈帝国的大使绍帕里伯爵（Graf Szápáry）正在与俄国外交大臣萨宗诺夫会谈并刚刚保证，其政府不打算吞并塞尔维亚领土或侵犯塞尔维亚主权。对来自贝尔格莱德的消息萨宗诺夫回应说：“您只想用谈判来争取时间，但贵国挺进并轰炸一座没有设防的城市。”

据称贝尔格莱德遭炸的消息对加强俄国“主战派”的势力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还在令人惊恐的消息传到萨宗诺夫和绍帕里的谈判地点前，外交大臣曾以不寻常的公开方式向大使点明了圣彼得堡的权力关系：他想，他对绍帕里说，将其给沙皇的建议通知总参谋长，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亚努什科维奇将军（General Nikolai Nikolajewitsch Januschkewitsch），因为后者每天都能见到陛下，而他作为大臣即使在现在这种时刻也只能在星期二觐见时见到沙皇，然后从沙皇那里获悉军方向他报告了什么。萨宗诺夫本人也感觉受到了愚弄：奥匈帝国以针对塞尔维亚首都的军事行动对外交大臣的工作来了个釜底抽薪；他的努力——不发生重大战争而摆脱危机，显然失败了。

7月29日在巴黎也发生了将会对事件的进一步发展起重大影响的事。普恩加莱总统和维维安尼总理7月23日离开圣彼得堡后前往斯德哥尔摩，长期计划的对斯堪的纳维亚诸王国系列访问的第一站。但国际危机打乱了此意图：法国的两位最高代表取消了对克里斯蒂安尼亚（Kristiania，今奥斯陆）和哥本哈根的访问返回巴黎，他们于7月29日下午抵达那里。为期两周的空位期结束了，在此期间从法国首都没有发出什么明显能被听到的信号。

普恩加莱和维维安尼在外交政策问题上有时观点不同。总理是左翼中间派政府的首脑，他本人是个独立的社会党人，主张以外交手段化解危机；他仅仅把在左派中非常不受欢迎的法俄联盟视作一种不可避免的再保险，来对付德国的侵略。相反，普恩加莱一向对德国坚持强硬态度，因为根据他的信念舍此不能保障和平。因此他高度重视不让俄国怀疑法国对盟友的忠诚。为此大使莫里斯·帕莱奥洛格在圣彼得堡积极活动，他是总统的亲信。普恩加莱的强硬路线得到总参谋长约瑟夫·霞飞（Joseph Joffre）和陆军部长阿道夫·梅西米（Adolphe Messimy）的强力支持，他们在7月底获得突破：一直坚信德国意欲挑起战端的总统，从此专心致志地防止三国协约受到离间。因此他没有明确提醒俄国，要放弃所有可能激化国际危机的做法。

令中欧大国不快的还有转道伦敦来自罗马的消息：7月29日利希诺夫斯基大使报告了一个通知，它是外交大臣的私人秘书威廉·泰瑞尔（William Tyrrell）爵士提供的。此后人们在英国首都并不期待三国同盟会经受住一场世界大战的考验。也就是意大利不打算参与一场由于塞尔维亚而爆发的战争。这与人们几天前在柏林和维也纳听到的罗马的意见和知道的意大利的舆论相符。7月30日，意大利的外交大臣迪·圣朱利亚诺侯爵（Marchese di San Giuliano）向德国大使冯·弗洛托（von Flatow）证实，意大利认为奥地利对塞尔维亚的行动是一场侵略战争，因此不觉得有义务提供盟友支持。这位德国外交官正确地猜测到，奥地利只有一个机会能够让意大利改变立场：奥匈帝国必须放弃其说意大利语的地区，即特伦蒂诺；而这样一种补偿维也纳认为根本没有商讨的余地。

7月30日，军方和政界在柏林摊牌：总参谋长冯·毛奇和普鲁士陆军大臣冯·法尔肯海因厌倦了维也纳没有成效的“外交照会”，他们敦促直接进行德国总动员。考虑到公众舆论，首先是社会民主党的反应，帝国宰相贝特曼·霍尔维格认为一定要等俄国先走这步棋，并让英国仍旧以为德国在起着调解和缓和局势的作用。冗长磋商的结果是一个截止日期：截至7月31日中午，应该就“威胁性战争危险”的解释做出抉择。当天下午贝特曼·霍尔维格在普鲁士内阁会议上以普鲁士首相的身份再次明确指出，他首先，也最在意的是：“必须不遗余力地让俄国成为罪魁祸首。”

同一时间，在圣彼得堡事情已经定下来了。在以亚努什科维奇总参谋长为首的军方，最后也包括外交大臣萨宗诺夫的催促下，沙皇尼古拉二世于当地时间下午16时左右同意进行总动员。萨宗诺夫称，他赞成这么做是因为德国坚决“要让事情发展为冲突……在这种情况下别无选择，只能做必须要做的事，以便为战争做好充分准备，创造对我们最有利的局面。不怕会因我们的准备挑起战争，所以宁可小心谨慎地进行各项准备工作，而不是因为害怕为战争提供借口，毫无准备地被战争弄个措手不及”。

法国总理维维安尼在7月30日早晨还恳请俄国，不要给德国进行战争动员提供借口。帕莱奥洛格大使从萨宗诺夫那里获悉即将开始的总动员，但故意没有立即通知其政府。驻圣彼得堡大使的电报是在午夜前半小时才抵达巴黎的，电报中大使通报了总动员的首批措施，以致法国政府得到此戏剧性发展的消息只比欧洲其他政府早几个小时。

在俄国的总动员之后，几乎不再有活动空间给主张以非战争方式解决危机的倡导者。帝国宰相冯·贝特曼·霍尔维格实现了自己最重要的目标：不是德国，而是俄国作为大国第一个迈出了这一步，让战争几乎变得不可避免。这对德国工人运动的态度具有决定性意义。7月25日社民党的执行委员会还谴责维也纳给塞尔维亚的最后通牒是“奥匈帝国政府的轻率战争挑衅”。1914年7月底，在德国大部分主要城市出现反战集会，其中规模最大的于7月28日发生在柏林特雷普托公园（Treptower Park）。但与此同时，帝国宰相已经开始通过帝国议会议员阿尔伯特·聚德库姆（Albert Südekum），一位修正主义者，与社民党执行委员会进行谈判，以确认工人们能否对国家忠诚。

7月29日，聚德库姆通知宰相，如果发生战争社会民主党既未计划也不会实施任何行动。对与俄国的战争，1913年8月13日去世的倍倍尔（享年73岁）也不会采取别的态度。在1907年埃森的党代表大会上，他明确宣布自己将会“背起枪上前线”。像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样，倍倍尔视沙皇帝国为所有文化和所有被压迫者的敌人。如果1914年以前社会民主党进行反战宣传，它反对的是反民主西方的战争，而不是反专制东方的战争。俄国总动员后，帝国领导层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确定，尽管社会民主党人对德国官方政策有种种批评，但不会公然站出来反对。

在法国，政府在7月底同样不必担心工人们举行大规模的抗议活动。7月中旬在一次非常党代表大会上，工人国际法国支部还不认为有必要就预防战争的具体问题展开咨询；茹尔·盖德甚至警告不要进行总罢工，因为它恰恰会令那些社会主义运动蓬勃开展的先进国家陷入瘫痪。7月28日，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的当天，第二国际在布鲁塞尔召开的会议上已无能力号召进行反战的集体行动。与会者中最著名的让·饶勒斯在三天后，即7月31日，与其他党内朋友走访了法国外交部，以敦促维维安尼政府向俄国盟友施加更大的压力。几小时后，饶勒斯在大街上被一名狂热的民族主义者杀害：在开战宣言尚未公布之前，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有了第一位牺牲者。

两个中欧大国之间于7月31日产生了困惑。参谋长冯·毛奇（在了解到俄国进行了战争总动员后）一早就自作主张通知其奥地利同事康拉德，德国将进行总动员并要求奥匈帝国也立即针对俄国这么做。贝希托尔德伯爵最近几天一直得到贝特曼·霍尔维格的请求，面对沙皇帝国做出准备达成谅解的姿态，他不由得提出一个问题：“谁在领导：毛奇还是贝特曼？”德国总参谋长确实越俎代庖了。帝国宰相想先等待来自俄国的官方确认。他在与毛奇和法尔肯海因开会时于12时前收到该确认。13时下令宣布进入“受战争威胁状态”，这是战争总动员的直接前兆。在毛奇的呼吁下，奥匈帝国于7月31日进行了战争总动员。对英国大使关于德国在战时是否会尊重比利时的中立地位的询问，国务秘书冯·雅戈闪烁其词。伦敦也向法国政府提出了同样的问题并在同一天得到回答，答案是肯定的。

帝国政府7月31日最重要的行动是两份最后通牒：俄国被要求在12小时内停止一切针对德国和奥匈帝国的战争措施；法国应在18小时内回答以下问题：它是否会在德俄战争中保持中立。在一份致弗朗茨·约瑟夫皇帝的电报中威廉二世要求自己的盟友，将其主要军事力量投入对俄作战，不要因进攻塞尔维亚而分散兵力。另外，奥匈帝国应竭尽所能让三国同盟成员国意大利参战。

8月1日事态有了以下发展：在柏林，当最后通牒规定的期限结束后，德国对俄国宣战并进行了战争总动员；在巴黎，部长会议决定法国将履行其盟友义务，所以也进行了总动员；在罗马，意大利宣布中立，因为爆发的战争不是一场防御性战争，因此不存在三国同盟所规定的支援义务；而伦敦还没有最终决定英国的态度。8月2日，德国占领了中立的卢森堡，德国和土耳其之间签署盟约，德意志帝国还向比利时提出最后通牒式的过境要求。8月3日德国向法国宣战，8月4日德国军队进入比利时。英国的回应是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德国尊重比利时的中立。因德国拒绝履行这一要求，大不列颠在当地时间23时向德国宣战。两天后奥匈帝国（自8月2日起在德国的大力催促下）向俄国宣战。8月23日，迄今为止唯一的亚洲大国日本对德宣战，因为德国方面拒绝将青岛转让给这个远东帝国。

萨拉热窝事件之后的几个星期内，有一个大国几乎没有出声：美利坚合众国。7月30日，美国驻柏林大使詹姆斯·W.杰拉德（James W. Gerard）自行决定写信询问帝国宰相冯·贝特曼·霍尔维格，美国是否能为维护欧洲和平做些什么。他没有收到答复。两天前，美国驻伦敦大使沃尔特·H.佩奇（Walter H. Page）——受官方委托——向英国政府提出类似问题。格雷怀疑地问，美利坚合众国是否在维也纳、圣彼得堡和柏林也同样毛遂自荐了。8月4日和5日，伍德罗·威尔逊总统亲自行动。他向奥匈帝国、俄国、德国、英国和法国国家元首发了电报。回复皆彬彬有礼，但均空洞无物。欧洲此时对华盛顿的良好服务尚无需求。但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却不想永远排除这种可能：如果其帝国旗帜的荣誉允许，战争的目标得到实现，奥匈帝国乐于重新提起这一友好的提议。

各交战国的人民接受了既成 事实。在所有国家也有很多赌咒发誓的“战争狂”，但他们——如果可以把德国、英国和法国的情况推而广之的话——大部分都局限于居住在城市和具有“民族主义”思想的群众，大可将他们归入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范畴，表现格外突出的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工人受这种狂热的影响要小得多。他们若应征入伍，不过是在尽义务。工人政党以及与它们有关的工会组织通常认为自己的国家受到侵犯，而所谓的和真正的侵略者是反动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就这么想，对他们而言俄国代表着野蛮的镇压，而对法国社会主义者和大多数英国工党成员来说，威廉德国则是威权军国主义不折不扣的摇篮。

8月4日，社民党在帝国议会、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在众议院分别投票同意各自政府所要求的战争拨款。社民党人通过其党主席胡戈·哈泽（Hugo Haase）——他在议会党团中曾投票反对批准拨款申请——宣布，现在他们兑现诺言：“我们在危急关头不会置自己的祖国于不顾。”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在8月28日发出呼吁：“整个国家必须奋起保卫其土地和自由。”政府首脑知道，像1793年和1870年的危机时刻一样，国家可以信任社会主义者和革命者。前一天，社会主义者马塞尔·桑巴（Marcel Sembat）和茹尔·盖德以“神圣联合”（Union sacrée）为标志加入了维维安尼政府。德国与“神圣联合”相应的“城堡和平”（Burgfriede）暂时还不包括社会民主党人入阁。然而昔日“无祖国的工人”如今第一次成为受到追捧的政府合作伙伴，没有他们的支持政府在“大后方”成功地领导战争将会遇到极大的困难。

在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领导也采取了“爱国主义”态度，尽管帝国议会被阻挠（7月25日起还包括内莱塔尼亚各领地的议会），书报受到审查和 集会自由遭到限制。相反，坚决推行反战政策的——尽管受到国家大规模镇压——是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他们的议会代表在1914年8月8日投票表决战争拨款提案前离开了会议大厅，并在离开前宣读了一份措辞强烈的抗议宣言。1914年11月，第二国际垮台后三个月，列宁从他的瑞士流亡地谴责西欧的特别是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人“背叛社会主义事业”并用民族主义代替了社会主义。“变当前的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是唯一正确的无产阶级口号，这个口号是（巴黎）公社的经验所启示的，是巴塞尔决议（1912年）所规定的，也是在分析高度发达的资产阶级国家之间的帝国主义战争的各种条件后得出的。”

实际上，西方各社会民主党最害怕的战争莫过于内战。正因为是“高度发达的资产阶级国家”的政党，有许多让社会民主党人及其追随者与他们的国家难舍难分的东西：有保障的自由权，组织方面的活动空间，还有并非不重要的他们已经通过斗争而取得的社会成就。一场内战将会危害甚至毁灭这一切，而人们正寄希望于通过与资产阶级势力的临时合作取得进一步的政治和社会进步。处于落后的沙皇帝国的布尔什维克可以容易地谈及内战和自己国家的战败，就像列宁所做的那样。对于西方，包括德国的工人政党来说，上述两样都不具备可选性：这是东西方工人运动内的根本对立。

在其写于战争爆发前、后经过修改补充的文章《帝国主义》中，卡尔·考茨基对列宁的“帝国主义战争”论点——在后者提出其论点前——就进行过不同阐述。考茨基写道，奥地利与塞尔维亚的冲突“并非完全源自帝国主义倾向”。“在东欧民族主义仍然起着革命的推动作用，现在奥地利和塞尔维亚之间的冲突既有民族主义，亦有帝国主义的根源。奥地利 试图推行帝国主义政策，它吞并了波斯尼亚并表示要将阿尔巴尼亚纳入其势力范围，从而激起了塞尔维亚的民族主义抵抗，它感受到了奥地利的威胁，现在它自身变成了对奥地利的存在的一种危险。”

考茨基坚信，世界战争并非起源于“帝国主义对奥地利是一种必然性，而是由于其结构经由它所推行的帝国主义危害到了自己。帝国主义只有这样的国家才能推行，它内部牢固一致，周围与其接壤的农业国家在文化上的发展程度远低于它。但这里一个民族发展不平衡、一半是斯拉夫人的国家，想牺牲一个斯拉夫邻居——其文化与接壤部分的相邻对手的文化是平起平坐的——的利益来推行帝国主义”。

考茨基总结道，这种政策自然只会“通过帝国主义在其他大国之间所引起的矛盾与不满带来巨大后果。当前的世界大战所蕴含的所有后果还没有暴露无遗。也可能出现这种局面：帝国主义的各种倾向和军备竞赛先是尖锐化，随后出现的和平只是一个短暂的休战。仅从经济角度来看，已经没有什么能够阻止这种巨大爆发最终导致帝国主义被帝国主义者的神圣同盟所取代。战争持续的时间越长，它越耗尽所有参与者，让他们对即将来临的重复开战不寒而栗，我们越接近最后的解决方案，尽管现在这种方案还令人觉得不可能”。

两种被考茨基描述过的可能性发展都已成为现实：第一种对抗性的出现在一战后，第二种合作性的，或如考茨基所表述的“超帝国主义的”发生在二战后。与列宁的帝国主义概念相比，考茨基的分化更大，但还不够精确。奥匈帝国和俄国的巴尔干政策是传统的大国政策，这种政策在帝国主义繁荣期之前就已得到实施。通过对外国欠发达地区的剥削，无论是采取吞并、变成殖民地或以其他方式让它们 依赖于大都市，帝国主义的权力不断增加。德国的海军政策就是受此欲望驱使，它造成了德英之间的对立并成为引发1914年前军备竞赛的主要原因。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有其帝国主义的一面，但它爆发的直接起因却是一个传统的纠纷：奥匈帝国和俄国两个大国之间的矛盾。当受俄国保护的塞尔维亚以其收复故土的政策挑衅奥匈帝国时，这种矛盾就进入了一个新的、决定性阶段。

以扶助大塞尔维亚民族主义的方式，俄国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是其战争罪行。相反，俄国是进行战争总动员的第一个大国这一事实，却不那么重要：沙皇帝国调动其部队比同盟国需要更多时间。奥地利向塞尔维亚宣战后，它陷入极为被动的局面，在此情况下总参谋部与大臣会议相比越来越占据上风。民族主义的媒体也不遗余力地煽动反对奥匈帝国的情绪。

维也纳拒绝塞尔维亚人对其最后通牒答复中的条件，是一种出于恐惧的绝望行为，怕若不对塞尔维亚杀一儆百，多民族国家将分崩离析。对国家灭亡的恐惧并非没有缘由。捷克人的民族主义运动日益强大，领军政治家是像“青年捷克”（Jungtschechen）的卡雷尔·克拉马日（Karel Kramář）和“民族社会主义者”瓦茨拉夫·克洛法郗（Václav Klofáč）这样的人。还有那些受到沙皇帝国中泛斯拉夫协会支持的亲俄分离主义运动，参与者为加利西亚东部和布科维纳的鲁塞尼亚人。有人害怕从贝尔格莱德发出的南斯拉夫宣传会在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引起越来越大的反响。1914年7月10日，语言和文化评论家卡尔·克劳斯（Karl Kraus，《火炬》［Die Fackel］杂志责任编辑）在追悼弗朗茨·斐迪南大公的讣告中谈到“奥地利世界末日实验站”。这一表达方式精准地描述了萨拉热窝事件后几周中维也纳政治和军事精英们的情绪。

拒绝塞尔维亚对奥地利最后通牒之回复的决定，成为七月危机走进“死胡同”的标志。维也纳绝不会违背柏林的意志做出这一决定，来自那里的所有要求都是要严惩塞尔维亚。因此这两个中欧大国要对危机的进一步升级直到战争爆发负责，二者中更强大的德方要比奥地利负更大责任。

在七月危机中，德国政治与奥匈帝国和俄国的一样，特点是军方的影响日益增强。德国军方背后有一个活跃的新闻“主战派”，广泛支持它的是保守派政党、民族自由党、民族主义者协会、大地主和重工业界。该派一致坚信，德国只有敢于完成从一个大国向一个世界大国的腾飞，才有未来。帝国文官政府在萨拉热窝事件后逐渐接近以前被它拒绝的激进立场时，它正处于巨大压力下。除了害怕德国会在几年之内跟不上三国协约各强国的扩军备战步伐，它还恐惧社民党看似不可阻挡的羽翼渐丰。在此背景下，“现在或者永不”的气氛开始蔓延，犹豫不决的帝国宰相贝特曼·霍尔维格也受其影响，从而导致让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正式开战。帝国领导层知道，这场战争难以控制为局部战争。它冒这个风险，因为它出于对未来的恐惧，宁愿现在打这场躲不过去的大战，而不愿拖到将来。

法国和英国却都没有做好这类战争准备。以普恩加莱总统为代表的法国右派无论如何想要保住三国协约，因为只有它才能许诺在德国进攻时提供保护。根据人们在巴黎对德国政策的评估，一旦协约国联盟崩溃，和平的日子也就屈指可数了。如果法国想要保持独立国家的地位，那它就必须履行协约规定的义务，即便这意味着战争。但还在7月31日，普恩加莱就呼吁乔治五世国王应宣布：他坚信，“英国、法国和俄国现在 在外交行动方面给人留下的步调一致的印象越深刻，维护和平的指望”才越有希望。如果维维安尼的中间派左翼政府能独自决定法国的对外政策，那么巴黎呼吁圣彼得堡采取克制态度的建议肯定会更坚决。那样的话，对奥地利向塞尔维亚宣战后的事态发展是否还能有显著影响，似乎没有定论。

七月危机期间英国的克制有多种原因。迅速和明确地承诺给予巴黎和圣彼得堡援助，不仅有违老传统，而且会促使三国协约的合作伙伴实施一种对抗政策。阿斯奎斯首相和外交大臣格雷早就坚信，如果英国想成功抵制德国的挑衅，就得依靠其协约伙伴法国和俄国。但两人都必须顾及他们自己所在的自由党内的意见分歧，党内有“激进派”和“辉格党人”，“和平主义者”和“战争贩子”：有些人倾向于在存在疑问时与工党合作，另一些人在外交政策方面更接近保守党。

阿斯奎斯和格雷被迫采取“对角线政治”（Politik der Diagonale），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曾试图用这个术语回溯性地概括其国内政策的特征。英国当时的国内状况进一步缩小了内阁的回旋余地：有关阿尔斯特的冲突在夏天继续恶化，致使爱尔兰内战的危险大为增加，三月的“库拉兵变”还令人记忆犹新。与柏林的帝国政府不同的是，伦敦政府既没有来自好战的军方的压力，也不用对付无处不在的政界和新闻界的“主战派”。这种种原因让英国的政策在萨拉热窝事件之后的几个星期中带有谨慎小心的策略特征。当然许多迹象表明英国舰队在进行示威性动员，外交部的第三号人物艾尔·克罗爵士（Sir Eyre Crowe）和他的直接上司副大臣亚瑟·尼科尔森爵士（Sir Arthur Nicolson）都支持这么做。倘若柏林有想听这些信息的耳朵的话，格雷的警告已经足够清晰。

在这场因德国的风险政策所引发的战争中，英国不能保持中立。根据判断事关 英国和大英帝国的利益，对此克罗7月25日以无与伦比的简洁性做了书面概括：“如果战争爆发，英国仍保持中立，必然出现以下情况：a）或者德国和奥地利获胜，它们粉碎法国和羞辱俄国。法国舰队消失，德国拥有海峡：那么，一个没有朋友的英国将会是什么处境？b）或者法国和俄国赢了。它们将会如何对待英国？那么印度和地中海的情况又会如何呢？这场战争争的不是塞尔维亚的归属，而是德国要建立它在欧洲的政治优势，其他大国则希望保持其各自的自由。在这场斗争中我们的利益是与法国和俄国的利益联系在一起的。”

外交部副大臣的助理一语中的：战争的深层原因是德国在欧洲建立政治霸权和完成从大国崛起为世界强国的愿望。自1912年初社会民主党的选举取得巨大成功以来，帝国的内部危机明显加剧，军备竞赛制造出一种最后一刻的恐慌，让柏林对萨拉热窝谋杀事件做出了其所做出的反应。奥匈帝国的情况大同小异。1914年3月帝国议会的解散激化了危机：皇储被谋杀发生在对多民族帝国崩溃之恐惧的上升期。在俄国，内部和外部危机也交织在一起：从春天起，沙皇帝国被强烈的罢工浪潮震动，1914年夏罢工浪潮达到一个新的高峰。对七月危机的激化负有主要责任的三个大国中，两个（奥匈帝国和俄国）应付内部危机使用的是专制手段。德国政府证明它在对付内部对手社民党时最有手腕。霍亨索伦帝国虽然还远非一个民主国家，但其政治体制此时与西方民主的距离要比哈布斯堡帝国近得多，更不用提罗曼诺夫皇朝的帝国了。

刚开始时，第一次世界大战不是民主国家和专制政权之间的战争。只要英国和法国与专制的俄国结盟，它就不可能是这种性质的战争。直到1917年这场战争才有了西方内部民主和专制之间斗争的特征，此时美国已经站在英法一边，而俄国的沙皇政权也已通过二月革命被推翻。

欧洲列强并非“失足滑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就像1916～1922年的英国首相大卫·劳合·乔治1933年回顾历史时所认为的，或如大多数德国历史学家直到1960年代所断言的。这场大战的风险所有当时参与其中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包括柏林和维也纳的，正是他们激化了1914年的七月危机，让这场欧洲战争最后无法避免——都心知肚明。贝特曼·霍尔维格在1917年夏天，被解除帝国宰相职务几个星期后，称这场战争是一场“预防性战争”。德国开始了这场战争，因为它“随时会砸中我们”，根据军方的意见在两年后再打就已无法再稳操胜券。然而1914年并没有哪个其他大国在军事上威胁到德国，所以“预防性战争”是个让人误入歧途的概念。把攻击当作假想正当防卫：这条路线1914年七月危机中在柏林得到贯彻。

预测过这种发展的人当中就有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最后，对于普鲁士德意志来说，现在除了世界战争以外已经不可能有任何别的战争了。这会是一场具有空前规模和空前剧烈的世界战争。”恩格斯在1887年12月（距去世八年前）写道，“那时会有800万到1000万的士兵彼此残杀，同时把整个欧洲都吃得干干净净，比任何时候的蝗虫群还要吃得厉害。三十年战争所造成的大破坏集中在三四年里重演出来并遍及整个大陆；到处是饥荒、瘟疫，军队和人民群众因极端困苦而普遍野蛮化；我们在商业、工业和信贷方面的人造机构陷于无法收拾的混乱状态，其结局是普遍的破产；旧的国家及其世代相因的治国才略一齐崩溃，以致王冠成打地滚在街上而无人拾取；绝对无法预料，这一切将怎样了结，谁会成为斗争中的胜利者；只有一个结果是 绝对没有疑问的，那就是普遍的衰竭和为工人阶级的最后胜利造成条件。”除了所希冀的无产阶级的胜利外，恩格斯的预测可谓准确得令人惊愕。

时隔65年后，美国历史学家和外交官乔治·F.凯南（George F. Kennan）于1979年称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本世纪那场最根本性的灾难”。因这场战争而获得国家独立的民族——比如波罗的海各民族、波兰人和捷克人，他们大概不会，或者至少不会无保留地同意这种观点。然而凯南的论点还是站得住脚的，哪怕考虑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解放效果。从1914年到1939年的路并不长，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老西方只能通过与大西洋彼岸新西方的休戚与共才能生存。从内部把它维系在一起的东西，西方直到其各种矛盾的爆发将它推向自我毁灭的边缘后才得以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