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通史——杭州湾与长江下游的战斗

英军连陷浙东三座重镇，清政府上下顿形一片慌乱。道光帝道光帝虽对大举袭犯东南沿海的“逆夷”深怀震怒，但是英军沿海北犯，闽浙海疆防务形同虚设，不堪一击，更使他手足无措。由于东南诸省督抚大员的虚词蒙蔽和捏造推诿，清廷始终没有明确掌握侵华英军的战略意图，也使其防守部署抓不住要害，忽而京津重地，忽而东北根本，恰于长江腹地，防备空虚。而守土有责的钦差、将军和封疆大员们，多是惧敌如虎、贪生怕死的误国之辈，值敌来犯之际，或弃守逃遁，或妥协求降。道光帝道光帝虽日日引领东南，企盼捷音之至，但他所盼来的却是一道道要塞失手、重镇陷敌的奏章。而侵华英军则秉承英国政府既定的战略方针，将战火一步步燃烧升级，由沿海地区扩大到长江下游腹地，犯慈溪，陷乍浦，攻吴淞，掠上海，占镇江，切断中国东西、南北纵横交通动脉，把战争的主动权牢牢地控制在手中。

一、扬威将军来了

清廷游移不定、战和两端的方针，致使沿海防务陷于松弛。厦门失守后，道光帝道光帝曾传旨沿海将军、督抚加强防备，下令从江西调兵2000名赴福建增援，从陕西调兵2000名分赴天津、山海关，从吉林调兵1000名赴山海关，从黑龙江调兵1000名赴锦州。很显然，清政府的防守重点在于京师周围和奉天等处。当英军在半月之内连陷浙东三城之后，清廷再次受到极大震动，同时意识到其防守部署的失策，乃又手忙脚乱地调整部署。1841年10月11日，清廷急急下旨调黑龙江、吉林、陕西等省兵赴山海关、锦州等处布防，并要求直隶总督讷尔经额讷尔经额、山东巡抚托浑布托浑布于英人可登岸之处加意防守；同时传旨将前旨所调赴闽之江西兵2000名改调赴浙，听候调遣。次日，清廷复下旨令湖广总督裕泰裕泰再挑选湖北、江西两省兵各1000名驰赴浙江前线，并令浙江巡抚刘韵珂刘韵珂于湖北、江西兵到齐后，会同裕谦裕谦迅速进剿。10月13日，清廷又传旨江苏巡抚梁章钜梁章钜，令将上海制炮局所造4000斤铜炮10尊解往吴淞口试验，并会同提督陈化成陈化成详加准备，周密布置。如兵力尚单，可会商调拨。10月18日，清廷又传旨将前旨调赴山海关之陕西兵改派赴浙；并谕令陕西巡抚富呢扬阿饬令第二、三批陕兵迅速赴浙，并促湖广总督裕泰裕泰飞饬前调之湖北、江西、安徽等省官兵计6000人火速赴浙。同一天，道光帝道光帝又下旨授奕经奕经为扬威将军，哈哴阿哈哴阿、胡超胡超为参赞大臣，驰赴浙江办理军务。10月19日，其再下旨令署河南巡抚鄂顺安鄂顺安挑选河南兵1000名赴浙。20日，清廷复谕授文蔚文蔚为参赞大臣，随同奕经奕经赴浙会办军务。至此，清廷飞调各省赴浙官兵已逾万人。

奕经奕经既经道光帝道光帝授为扬威将军，却未在意浙江前线的战局危急。10月30日他才启行离京，一路游山玩水，一个多月之后，才于12月2日抵达苏州，又在这里逗留了一个多月，整日花天酒地，四处搜罗奇珍异宝。直到1842年1月21日，奕经奕经才抵达嘉兴。从其被授为扬威将军，经过三个多月，奕经奕经才慢腾腾地到达浙江。被道光帝道光帝倚为柱石的“将军”，其于军国大事，竟视同儿戏！

当清廷调集各省兵员分赴浙江前线之际，英军则为肃清宁波周围清军，同时为夺取物资补充军需，乃以宁波为据点，相继进攻宁波西北面的余姚、慈溪及南面的奉化三城。

1841年12月27日，700名英军在巴克尔巴克尔、郭富郭富率领下，分乘“复仇神”号等三艘轮船和数十只舢板、渔舟，溯江西犯，一路畅行无阻，傍晚抵达余姚。郭富郭富即率英军登岸，占凤凰山上之东岳宫。当时，余姚守城清军2000多人，兵力本不算少。但各将领均畏敌如虎，无一敢战。余姚知县彭嵩年彭嵩年连夜召集紧急会议，商议守城之计，而各将领却均“称弁兵未经行阵，战守皆难”，“彭嵩年彭嵩年情急，跪地叩求，始定守城之计”。孰料次日清晨英军一开始攻城，守军即不战而溃，英军进攻东门，守军即由西门逃出。余姚城陷后，英军“毁城隍神像，烧岳庙、天后宫、龙泉寺、接待寺各官兵驻扎处，登玉皇山，携宝钟一具”，城内所有粮仓均遭抢劫或破坏。与此同时，英舰“复仇神”号则沿江而上，摧毁城外清军军需仓库，一路劫掠，满载而归。

12月30日，英军离余姚东犯，晚抵慈溪县。次日清晨，英军上岸攻城，守城清军已逃散一空，城门洞开。英军乃焚毁衙署，劫掠粮仓，傍晚时分将劫掠之物载满各船后，回返宁波。途中英军本拟再向南犯，袭扰奉化，因天气变化未果。

1842年l月10日，巴克尔巴克尔、郭富郭富复率英军乘“复仇神”号等船，进掠奉化。当傍晚时分英军到达奉化城时，奉化知县金秀坤及守军逃避一空。英军当即进城劫掠，焚毁衙署，劫空仓库。11日，英军退出奉化，回到宁波。

旬日之间，英军连犯余姚、慈溪、奉化三城，如入无人之境，未遇丝毫抵抗，其侵略气焰更形嚣张。而浙江军政当局，自定海、镇海失守，三总兵阵亡、裕谦裕谦殉国之后，上自巡抚刘韵珂刘韵珂、提督余步云余步云，下至各县知县、守军，几乎尽被英军吓破了胆，贪生怕死，临阵逃遁，卑怯可耻，无以复加，充分暴露出清王朝的腐朽与没落。而英军经此一路劫掠，得到了充足的粮食供给和军需补充，更是在宁波站稳了脚跟，对此后的战局发展产生了严重的影响。

奕经奕经一行到达浙江后，经过对敌情粗枝大叶地了解，作出了兵分三路，反攻宁波、镇海和定海的部署计划，企图一举将英军驱逐。1842年2月3日（道光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奕经奕经向道光帝道光帝奏报，称入浙之兵勇共计已达1.3万名，“可以无庸另筹征调”。2月7日，道光帝道光帝谕令奕经奕经等待各省兵员到齐后，斟酌至善，以期战守悉得其宜，计出万全，乘势直捣宁波等处，“朕日盼捷音之至也”。2月9日，道光帝道光帝再次谕示奕经奕经，令其俟各省兵勇到后，妥密部署，相机进剿。2月25日，奕经奕经上奏清廷，称各路壮勇已由其调拨分伏各城内外，以待大举反攻之际接应官兵。而英军“知大兵已到，中情畏怯，东驶西窜，来去无常。除夷目郭士力仍在郡城居住，璞鼎查璞鼎查时在城内，时在船中，行踪诡秘，不令人知……各处张贴伪示，声称不许村市地方藏匿兵勇，仍复遣人各处了（瞭）望，又时常驾驶小船多只，四出搜列，如上年滋扰余姚、奉化故智，用以诈吓我兵。”3月4日，道光帝道光帝根据奕经奕经的奏报，判断为“逆夷出没分窜，显系畏怯”，指示奕经奕经“于进攻一切机宜，务当十分严密，不可稍有漏泄。仍著札饬各该委员晓谕勇壮人等，各路潜伏，毋许轻动，免致贼情生疑，闻风先遁。”同时他还认为：“该逆现既仓皇无备，趁此机会，分路剿袭，似易得手。”因此，他希望奕经奕经能审时度势，固不可冒昧轻进，尤不可坐失事机，计出万全，而速建大勋。3月6日，奕经奕经再向清廷奏报称：由江宁八旗、河南、湖北、安徽、江西、陕甘、四川等省征调的官兵及抬炮兵丁，共计1.1万余名，以及由他分遣员弁，在河北、山东、河南、江苏、浙江等处招募的精壮乡勇、水勇等，亦有2万余人，均已先后到齐。他认为现在大举反攻英军的时机已然成熟，“现在各路人人思奋，敌忾同仇，尽可仰赖天威，一鼓战胜”。为此，他向道光帝道光帝详细奏报了自己制订的反攻计划，即对宁波、镇海、定海三城明攻暗袭，同时并举。其具体部署则是分东、南两路行动：东路由乍浦出岱山攻定海，由海州知府王用宾负责，候补盐大使郑鼎臣率崇明、川沙及定海等处义勇、水勇渡海进攻。南路则再分两支，分别进攻宁波、镇海：宁波方面由贵州安义镇总兵段永福率兵勇1600余名，从余姚东南分三队进攻，由游击张富等率兵勇800余名接应；镇海方面由金华协副将朱贵率兵勇1400名，从慈溪西北分三队进攻，由游击黄泰率兵500余名接应。宁波、镇海之间，则派游击谢天贵、前营总理张应云分别率兵驻扎扼守，并在江中挂缆沉船，以堵截英船来往接应；宁波以南的奉化、嵊县，则派余步云余步云率兵分段御守。奕经奕经则率兵1300多名驻绍兴东关，文蔚文蔚率兵2000名驻长溪岭，督南路行动；特依顺率兵1200名驻杭州城外万松岭，兼顾省城并与东路策应。总攻时间则定于3月10日破晓之前（是为寅年寅月寅日寅时，也即所谓“四寅期”）。奕经奕经预计，清军一经克复镇海、宁波，他即与文蔚文蔚合兵一处，乘势过海，并三而为一，合力剿洗，“庶可扫除妖孽，以伸天讨而快人心”。道光帝道光帝3月14日阅到奕经奕经煌煌数千言的奏折后，朱批道：“嘉卿等布置妥密，仰仗天祖默佑，必能成此大功。朕引领东南，敬待捷音，立颁懋赏。”

可以看出来，奕经奕经此时对自己的部署颇为自信，而道光帝道光帝对于此役也寄望甚殷。但是，事实却残酷地走向了清廷君臣预期的反面。当道光帝道光帝一再告诫奕经奕经严守攻守机宜之秘密时，英军收买汉奸陆心兰，混入张庆云幕中，参与军事机密，将清军反攻计划出卖给了英军。英军得到情报后，一面加紧备战，一面水路四出，搜索清军兵勇，劫掠军需物资。3月5日，清军誓师出发。因为在奕经奕经的反攻作战计划中，总的方针是明攻暗袭，所以他在清军向两城进发之际，曾下令军中不准轻易用炮。当时道途泥泞，抬炮兵丁闻奕经奕经之令后，即将炮抛弃途中而轻身前进。3月7日，英舰“复仇神”号驶往岱山。8日晨，英军登岸，与在此潜伏的义勇、水勇等交战，义勇、水勇伤亡50余人，不抵英军攻击，溃散。岱山为清军东路渡海反攻定海的预定之途，如此轻而易举地为英军占据，则东路反攻失去依托，未发而败。而清军对镇海、宁波两城的反攻则于3月10日黎明前同时展开。

宁波方面，标都司李燕标率河北义勇首先攻破南门，冲进城中，遭早有防备的英军迎头射击，结果败退出城；段永福率兵勇进抵西门时，见城门洞开，以为英军弃城他逃，乃令清军列队入城。行至月城，踏响地雷，清军大乱，英军更以炮猛轰，清军伤亡惨重。结果，清军与英军在宁波城内相持多时，至8时许不敌，败退出城。宁波一战，前后不到两个时辰，清军即告败北，清军兵勇伤亡五六百人，而英军仅伤数人，亡一人。

镇海方面，当由都司刘天保所率河南、河北义勇500名为前锋攻到镇海城下之际，早已做好准备的英军列队冲出，枪炮齐发。清军兵勇只得以手中长矛等武器接战，“无一人携带鸟枪者，势遂不支，退至十里亭。遇前锋策应凌长星，合兵复进。时天尚未亮，黑暗中，以鸟枪乱击夷人，亦间有伤亡。然终不敌其炮火之猛烈。天保右臂中一枪子，晕坠马下，队伍遂乱。夷人复以火箭来射，而我兵益不支矣。”当时，副将朱贵率陕甘兵900名为攻城主力，“因取道慈溪，昏夜不辨路径”，至次日中午，始至骆驼桥。而此时前锋清军兵勇已然遭败。这样，奕经奕经等自以为万无一失、道光帝道光帝日日引领东南而盼捷音之至的浙东三路反攻，甫一接战，即俱化为泡影。

清军三路反攻受挫后，段永福退出宁波后率兵直奔绍兴东关；刘天保、朱贵所部先撤至骆驼桥，继又撤向慈溪；谢天贵、张应云等亦率部撤往慈溪。而英军则顺势开始了凶猛的反扑，在宁波至慈溪的江面上，英舰横冲直闯，“凡系曾经住居兵勇屯驻火药之房屋庙宇，无不用炮火火箭轰击”。3月15日，巴克尔巴克尔、郭富郭富率英军1200余人分乘“复仇神”号、“弗莱吉森”号、“皇后”号等舰船，溯江而上，进犯慈溪。朱贵率部与英军在慈溪城西门外之大宝山发生激战，朱贵及其部下阵亡者430余人，大宝山失守。而由参赞大臣文蔚文蔚所率驻守在慈溪城东北20里外长溪岭之重兵，于大宝山失守后，不战而溃，文蔚文蔚于3月15日夜逃至绍兴东关大营。3月16日，英军占领大溪岭，捣毁山上所有军事设施，当晚返回慈溪，次日又撤往宁波。奕经奕经则在文蔚文蔚逃回之后，当即下令退兵，其本人则渡过钱塘江，仓皇遁回杭州，从此不敢再战。

二、乍浦之战

清廷征调全国各省1.1万名官兵、招募各省乡勇2万余人、耗饷160万两银所组织的反攻浙东三城计划，遭到严重失利，彻底动摇了道光帝道光帝的拒敌决心。1842年3月18日，当浙江前线溃不成军之际，道光帝道光帝居然再次颁旨，著将林则徐林则徐在办理东河河工完竣之后，“仍遵前旨即行起解，发往伊犁效力赎罪”。在整个鸦片战争过程中，一当战局不妙，道光帝道光帝就会重申对林则徐林则徐的惩治。此时，道光帝道光帝重申前旨，预示着他对以林则徐林则徐为代表的抵抗派人员的压抑及其对英政策的改弦更张。事实正是如此，十天之后，3月28日，道光帝道光帝谕命盛京将军耆英耆英驰赴杭州，为署理杭州将军。同一天，他还谕将前两江总督伊里布伊里布“改发浙江军营效力”，并传谕扬威将军奕经奕经对英军设法“羁縻”。清廷授伊里布伊里布七品顶戴，11日，复授耆英耆英钦差大臣关防，带同伊里布伊里布赴浙。耆英耆英、伊里布伊里布与军机大臣穆彰阿穆彰阿等人，均为清政府中著名的妥协派人物，此次清廷委耆英耆英以钦差大臣之任，重新启用伊里布伊里布，标志着清政府对英妥协政策的再度确立。4月15日，耆英耆英和伊里布伊里布动身离京，水陆兼程，于5月9日抵达杭州。

然而，英国政府却早在1841年9月底，即确立了下一步的战略方针，“使全权公使握有较大武力，因此训令印度政府‘在四月间集中他们一切可能调度的海陆军于新加坡’，这样才可以尽可能快地将压力加在‘足以割断中华帝国主要内陆交通线的一个据点’，并且强迫中国政府签订一个令人满意的条约。这里所指的那个据点就是镇江。在那里，南来北往的运河线穿过那条伟大的贯串东西的扬子江水道……在镇江方面的运河及扬子江口的封锁，会使向北的漕运以及同北方各省的商品交换完全停顿，而都城北京就在北方。”很显然，英国侵华战争的下一步目标，就是要向长江中下游进军，以控制位于长江和运河的交汇点上的南北交通枢纽镇江，从而控制中国的经济动脉，逼使清政府投降。恩格斯恩格斯曾经指出：英军“采取这种进攻步骤的用意，是夺取这条重要水道就会置北京于死地，并逼迫清帝立即媾和”。为此，从1841年底开始，英国便向中国大规模增兵，至英军沿长江进犯之际，英军的增援使海军拥有军舰25艘，载炮668门；轮船14艘，载炮56门，医院船、测量船及其他船舰共9艘，运输船还没有计算在内。地面部队，除了炮兵以外，有步兵1万余人；在加强香港（调派一团）、厦门、定海（调派一团）和镇海的守军兵力以后，再除掉因疾病而减少的人数，在7月21日英军进攻镇江的时候，计有可以调用的官兵6907人。此外，驶往南京的运输舰约有60艘，加上军舰、轮船，英军用以进犯长江的各种船舰计约108艘。当英军击溃清军反攻，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之后，便按其既定方针，向长江进犯。

1842年5月7日，占据宁波长达半年之久的英军向当地绅民勒索了120万元之后，撤出宁波，发起所谓的“扬子江战役”，首先向杭州湾以北与舟山岛隔海相望的军事重镇乍浦发动了进攻。乍浦城位于杭州湾北部，系江浙两省海防重镇，东控海岸，翼蔽金山，与江苏相为唇齿，既为西浙之咽喉，复为东吴之门户。清政府向来重视乍浦之防务，平日设副都统一员，率八旗、绿营官兵1800余人驻防。浙东战起，英军曾多次袭扰，乍浦守军也不断增加，并增建炮台，添设炮位。至英军大举来犯之前，乍浦驻防兵力已达6000余人。

5月13日，英军除留下少数舰只和部分兵力据守定海、镇海外，主力舰队由巴克尔巴克尔、郭富郭富率领，离开甬江口外黄牛礁海域，北犯长江口。5月17日，英舰队数十艘舰船驶抵乍浦海域，对清军防务实施侦察。18日，英船7艘载英军2200余人，对乍浦发动攻击。英军以3艘军舰对西山咀等炮台进行猛轰，其登陆部队则在军舰的掩护下，分三路上岸，左路800余人由西山咀登陆，向清军阵地进攻；中路300余人在灯光山一带登陆，沿山路推进，企图切断守军与乍浦城之间的联系，并协同左路夺占乍浦城；右路900余人在陈山西面唐家湾登陆，攻击城外各炮台。清军官兵以抬炮英勇抵抗，打退英军多次冲锋，与敌激战两个小时，最后阵地失守，守军向平湖方向撤退。接着英军向乍浦城东南的天尊山发动进攻，300名旗兵在佐领隆福的率领下，与英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击退英军多次冲锋。英军见强攻不下，乃纵火焚烧天尊庙，隆福率军从烈火中冲出，与侵略军展开肉搏战。守军与英军苦战3个多小时，佐领隆福“掣佩刀，奋刺夷兵数名，乃自刎”，其属下旗兵亦大部分壮烈牺牲。英军陆军上校汤林森在激战中被守军击毙。英军占领天尊庙之后，随后与各路相会合，直抵乍浦城下，负责防守城周围的杭嘉湖道宋国经及所部1200名兵勇，弃守向平湖遁逃。英军从东门外梯城而入，乍浦城失陷。

乍浦一役，中国守军兵勇伤亡惨重，副都统长喜、同知韦逢甲，及佐领隆福、额佐特、英登布等17人殉国，满汉兵勇阵亡者共629人。而英军在乍浦之战中，也遭到“超乎寻常”的损失：死9人，其中上校1人，士兵8人；伤55人，其中中校1人，上尉1人，中尉4人，士兵伤40余名。

英军在攻占乍浦之后，大肆屠戮劫掠，进行了野蛮的报复。天尊庙达真和尚及其徒弟壬林惨遭英军肢解，大批城内和平居民惨遭杀害。据宾汉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所记，仅英军就“亲自埋葬了一千二百到一千五百人”。同时，英军还把城内的火药厂与铸炮所悉数摧毁，把各种武器与火药，包括500架抬炮和11门黄铜大炮，劫运上船。“城的大部分被毁坏，大雨倾注，但大雨并没有扑灭火焰之效。”乍浦之难，时人记其惨状亦云：“英夷破乍浦，杀掠之惨，积腐塞路，或弃尸河中，水为之不流。”英国侵略者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

乍浦之陷，更使清政府惊慌失措，其妥协投降的政策益发坚定。钦差大臣耆英耆英至浙后，经与浙江巡抚刘韵珂刘韵珂交换意见，一致认为英军“凶焰甚炽，其炮火又极猛烈，实恐难以抵御”，因此主张“仍遵奉前奉谕旨，暂事羁縻”。于是，他们派出伊里布伊里布前往乍浦，向英军乞和。同时，耆英耆英还向道光帝道光帝奏称：“今乍浦既为其所据，敌势愈骄，我兵愈馁，万难再与争持。该逆之垂涎省垣，较乍浦尤其甚，其势欲来侵犯。至嘉兴为江、浙要区，亦恐该逆前往滋扰。两处一有疏失，于大局关系匪轻。此时战则士气不振，守则兵数不敷，舍羁縻之外别无他策。”耆英耆英等人肩任守疆重责，不思整顿军务，振奋士气以厉再战，却异口同声，大肆散布投降言论，更使清廷的战守方策发生巨变。6月5日，道光帝道光帝下旨，令将办理羁縻事宜专交耆英耆英办理。6月9日，他又谕授伊里布伊里布四品顶戴，署理乍浦副都统；同时令耆英耆英、奕经奕经、伊里布伊里布等人“相机妥办”对英交涉事宜。

三、长江口的抗战

但是，英军并未因清政府的政策变化和耆英耆英、伊里布伊里布等人的卑颜乞和而停止军事行动。为了迫使清政府彻底屈服，使其不再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侵华英军对耆英耆英等人的求和活动未加理睬，而是将战火很快燃至长江下游地区。

1842年5月28日，英军在将乍浦焚掠一空，并在此休整了10天之后，尽数登舰北驶，进犯长江。6月8日，英舰队驶抵长江口外海域集结，并派出轮船探测航道，侦察吴淞口清军设防情形。进犯长江口的英军共有舰船28艘，其中军舰8艘，武装轮船6艘，载炮200余门，运输船14艘，载兵2000余人。6月13日，英军舰队驶入长江口，停泊于吴淞口外之江面上。

吴淞口位于宝山县境长江与黄浦江的汇合处，为长江第一门户。鸦片战争爆发以来，吴淞口一直是江苏省最主要的防区。早在1840年7月初英军首次北犯侵占定海之际，江苏当局即开始向吴淞口及崇明岛增派防军，加强防务。裕谦裕谦任两江总督期间，亦十分重视吴淞口防务，他曾亲自察看形势，会同江南提督陈化成陈化成精心筹划吴淞口设防事宜。后裕谦裕谦接钦差大臣关防，驰浙办理军务，于镇海陷后殉国。清廷乃以河南巡抚牛鉴牛鉴继为两江总督，并令他“亲历各处海口，相度情形，悉心筹画，将一切防剿事宜，赶紧妥为办理”。牛鉴牛鉴到任后，曾亲赴巡查，亦认为：“江南第一扼要之区全在宝山海口……较之浙江镇海之口门，尤为万分紧要。宝山守则上海可保，而全省亦赖以安。”“江南防海要地，不能不聚精会神，全注于宝山之吴淞一口也。”当此番英军来犯之时，吴淞口的防务情况大体为，自吴淞镇至宝山县城的六七华里的江岸线上，筑有高约两丈、顶宽一丈七八尺的土塘，土塘之上修筑土牛，以为火炮掩体工事，其形如雉堞，于缺口处安设大小火炮。整个土塘之上设火炮130余门，统称西炮台；与其隔江相望，在吴淞口东岸筑有东炮台，安炮20余门；其南则为蕴藻浜岸边的新月堰炮台，安炮10余门。三者互为犄角，拱卫长江口。兵力布防情况是江南提督陈化成陈化成率清军1300余人守西炮台，署川沙营参将崔吉瑞率清军1000余名守东炮台，新月堰炮台则由数百清军驻守。西炮台之北即为宝山县城，由两江总督牛鉴牛鉴率2800余名兵勇驻守；宝山县城外西北面的小沙背，则由徐州镇总兵王志元率700余名清军驻守。而宝山知县则率2000余名乡勇，驻于东炮台之后以为接应。同时，在吴淞与上海之间的东沟两岸，也分别添设了数十门火炮，并驻兵四五百名，以防英军进窥上海。

6月16日凌晨，英军开始向吴淞发起攻击。英军以“布郎底”号、“汗华丽”号两舰扑犯西炮台正面，以“摩底士底”号、“哥伦拜恩”号和“克里欧”号攻向新月堰炮台，以“西索斯梯斯”号和“谭那萨林”号进攻东炮台。西炮台是吴淞要塞的核心，陈化成陈化成率守军沉着应战，以猛烈的炮火阻击英舰。当时双方激战情形，据英方参战的柏纳德柏纳德记载称：中国军队“始终打得很凶猛，我方战舰在指定地点停妥后始行回击；双方连续炮战达两个半小时……我方军队自与中国军队作战以来，中国人的炮火以这次为最厉害。我军旗舰被击中多次，后墙被击中三炮；‘布郎底’号被击中十四次，希威特海军中尉在甲板上被一颗炮弹击中而阵亡。‘西索斯梯斯’号被击中十一次，其他舰只也都被击中多次。”奥特隆尼奥特隆尼也记述称：英军的“好几艘舰船被守军炮火打穿了，第一炮的一颗炮弹，把巡洋舰‘布郎底’号上的一位军官和几位水手打死了；另一颗炮弹，把轮船‘弗莱吉森’号外轮盖间的一位水深测量手的两腿打断了”。

激战中，英军登陆，攻占新月堰炮台，接着向西炮台逼近。江南提督陈化成陈化成虽已年过七旬，但面对英军凶猛炮火，毫无惧色，亲自点炮轰击敌人。两江总督牛鉴牛鉴曾数度派人要他退避宝山，皆遭其拒绝。牛鉴牛鉴见敌势凶猛，不敢出战，率兵西逃嘉定。镇守宝山城外的王志元随即也弃阵而逃。英军登陆部队从正面和侧翼两面夹击西炮台，陈化成陈化成所部在西炮台陷入孤军奋战之中。陈化成陈化成督率所部，以抬枪、鸟枪迎击上岸之敌，击退其多次冲锋，与英军展开殊死战斗。“时药无布袋，炮无米囊，燃必跃子，心空炮耳折，架窳不可再用。公掬药纳子，炮震伤手，血流至胫。旋有巨炮冲陷土牛，击公仆地，细子中股，纷如雨点。贼见公手执红旗不偃，药子已竭，炮热炙手，回帆欲退，而桅上贼目见塘下弁兵溃散，遂麾大队登塘，吴淞把总龚增龄迎战，刃数夷，群夷围而禽之，入船胁降，不屈，钉手足于板，掷诸海。公部堂官许林，率帐下巷战，洋枪四出，林死。而公拔佩刀接仗，枪亦洞腹。时在塘仅有三人，公呼投效武进士刘国标曰：‘我不能复生，汝急免我首，掷体沟中’，一恸而绝。”守军将士于西炮台阵亡者，计达80余人。英军亦死伤25人，其中海军少校1人亦被击毙。英军攻陷西炮台后，很快又占领了东炮台和宝山县城，清军250余门大炮尽数落于敌手。长江第一门户吴淞口由此洞开。

6月16日晚，英舰“戴窦”号载着从印度来援的英军2500人到达吴淞口外，使英军的侵华兵力得到加强。6月19日，英军一路由第18团和第49团及炮兵、工兵分队共约1000人，由蒙哥马利中校率领，由吴淞南下；另一路则由“摩底士底”号等9艘舰船，载水兵与海军陆战队，溯黄浦江而上，兵分水陆两路扑犯上海县城。当时上海已经形成为一个比较繁华的商业城镇，但清政府当局并未将上海的防御置于重要位置，配备防军也极有限。吴淞之战中，牛鉴牛鉴逃离宝山，直趋嘉定，上海则被完全弃置不顾。当英军水陆两路来犯时，地方当局及守军悉数他逃，上海成为一座不设防的城市。当天，英军毫无费力地占领了上海，接着展开了疯狂的烧杀淫掠。上海制造局新铸的171门大炮、约9吨重的火药及大批军需物资，尽落英军之手。同时，英军在上海四处抢掠财物，焚烧民房，奸淫妇女，并派出舰船向黄浦江以南和吴淞江进犯，企图进犯苏州。经英军连日肆虐践踏，当时富甲一方的上海变得“盈街遍巷，积灰如丘，残胔腐骨，膻秽恶气，臭不可近”。英军将上海焚掠一空，又向上海市绅民勒索了50万元所谓的赎城费后，于6月23日撤出，集结于吴淞口外，准备沿江上犯。

四、镇江的陷落

在英军退出上海的前一天，英国全权公使璞鼎查璞鼎查也从广东赶到吴淞口，以便亲自指挥英军沿江上犯，实施英国政府既定的占领镇江，切断大运河和长江这两大中国交通动脉，逼迫清政府最后屈服的方针。当时，英军援军已全部到齐，总数达1.2万多人。1842年7月6日，英军除留下“北极星”号等2艘军舰封锁长江口，以保证其后路安全外，其余11艘军舰、9艘武装轮船、4艘运兵船和48艘运输船编成一个先锋舰队和一个纵队，全部驶离吴淞口，溯长江而上，进犯镇江。英军的每个纵队由8—13艘舰船组成，由战舰舰长负责指挥，每个纵队之间保持3—5公里的距离，沿途以测量船为先导，一边测量水深航道，一边向上行驶。沿江上犯途中，英军一路经过福山、鹅鼻咀和圌山等沿江炮台，守台清军稍事抵抗后即弃阵退逃，炮台几乎尽被英军摧毁。7月17日，英舰驶入镇江江面，随即封锁了大运河之北口瓜洲和南口京口，截断大运河，切断漕运。当英舰犯至镇江江心焦山附近时，遭到焦山炮台上近百名蒙古旗兵的英勇抵抗。在与英军的激战中，焦山守军几乎全部阵亡。7月20日，英军舰队齐集镇江江面，准备攻城。

镇江城位于长江南岸——长江与大运河交汇处，西北有金山，东北有北固山、焦山和象山，地处长江水道的运河漕运的枢纽，为当时中国南北、东西纵横交通之咽喉，更为当时长江下游重镇——江宁（南京）的最后屏障。英军来犯之前，驻守镇江的是由副都统海龄海龄所率的1600名旗兵和400名绿营兵，镇江城内原有的数门大炮，也于此前调往吴淞。英军沿江上犯逼近镇江之时，城内一片混乱。两江总督牛鉴牛鉴见敌进入长江，心胆俱碎，手足无措，先由昆山跑到无锡，7月13日赶到镇江，不仅不设法布置防务，反而传令沿江各州县不得开炮，要求地方准备牛、羊等物，赠送英军，企图向英军谋求妥协投降。与牛鉴牛鉴到达镇江的同一天，参赞大臣、四川提督齐慎齐慎率清军700余人亦赶到镇江。7月16日、18日，湖北提督刘允孝刘允孝率1000名清军、九江镇总兵李锜李锜率2000名清军也分别从江北、浙江赶抵，驻扎于镇江城外西南阳彭山等处，协助防守。但是，当英军舰队大举来犯、兵临城下之际，海龄海龄与齐慎齐慎、刘允孝刘允孝等部各军不能团结协作，从而形成各自为战的局面。副都统海龄海龄是一员满族军官，历来主张坚决抵抗英军侵略，十分憎恶牛鉴牛鉴等人怯懦逃跑的行为。但是，他怀有极深的畛域之见，严重歧视汉族军民，对于驰援而来的齐慎齐慎、刘允孝刘允孝等部，更是拒与合作，竟至闭门不纳。同时，他也未派出兵力控制拱卫镇江城的金山与北固山等处重要制高点，反将守军全部收缩于镇江城内，紧闭四门，不准百姓出城，并满城捉拿汉奸，搞得民怨沸腾。

英军经过侦察，见镇江城外西南阳彭山半坡之上新建起三座军营，判断清军主力撤至城外，认为乘机攻城，不会遇到有力抵抗。因此，英军制订了进攻镇江城的计划：由陆军少将萨勒顿率第1旅3000余人进攻阳彭山之齐慎齐慎、刘允孝刘允孝等部清军，扫清镇江外围；由陆军少将叔得率第2旅1830余人进攻镇江城北北固山，进而佯攻北门，吸引城中守军；由郭富郭富及巴特雷少将率第3旅2150余人进攻镇江城西门；由蒙哥马利中校等率领炮兵旅600余人，配合各旅行动作战。

7月21日晨，英军开始向镇江发起进攻，中英鸦片战争的最后一战——镇江保卫战拉开战幕。英军在金山附近未遇抵抗，先后登陆。其第1旅登陆后直扑阳彭山。齐慎齐慎、刘允孝刘允孝等人对英军早存畏惧之心，见英军来攻，“向山僻处仓皇列阵，乘舆督战，发鸟铳数声，不料夷人径前，遂下舆换马先奔，众兵大溃，弥山遍谷，向丹阳大路而走。”英军顺利扫清外围清军，镇江城遂成一座孤城。

与此同时，英军第2旅在北固山登陆后，直趋城下，向北门猛攻。海龄海龄所部守城旗兵与敌军展开激战。他们以大炮、抬枪及火绳枪猛轰敌军。英军接近城墙后，缘梯登城。守军则抱定与城池共存亡的决心，步步为营，誓死抵抗。据当时参加战斗的英人记载：“这些满兵直向我军的刺刀冲上前来，有的时候，满军冲到我军警卫哨来，将我方士兵捉住，然后抱起来一起跳下城墙去。还有一两次，满军士兵在被我军刺刀刺伤以前，居然能够把我方士兵摔下城墙去……他们在和我们用大刀搏斗或作短兵相接的肉搏战时，总是不畏缩的。”激战中，英军上校卓弗尔被击毙，少校华伦、上尉辛普森、中尉卡岱受伤。英军在猛烈炮火的掩护下，蜂拥登上城墙，守城清军官兵与敌人展开肉搏，双方伤亡惨重。战至上午10时许，清军终因寡不敌众，镇江北门失守，大队英军冲入城内，继向西门方向进攻。

英军第3旅等部在郭富郭富的指挥下，猛攻镇江西门，遭守军顽强抵抗，英军无法迫近城门。郭富郭富无奈，只得用轮船从停泊在江面战舰上调运大炮，开进运河，向西门突击。清军则从城上用抬枪、火绳枪向英军猛击，给敌人以重创。英海军司令巴克尔巴克尔又派英舰“汗华丽”号舰长理查兹和“摩底士底”号舰长华生率500余名英军士兵，由运河入口处登岸，与运河中的英船互相配合，攻击西门。在付出惨重伤亡后，英军登上城墙。守城清军随即与敌人短兵相接，展开肉搏。最后，西门守军几乎全部壮烈牺牲，西门被英军攻破。与此同时，英军第3旅一部在第2旅一部的配合下，炸开守备相对薄弱的南门，冲入城内。

英军大举入城后，守城清军几乎无一溃散，顽强地进行殊死抵抗，与英军展开激烈的巷战和肉搏战。副都统海龄海龄在与敌激战中身负重伤，但毫无惧色，他鼓舞旗兵们宁可自杀，也绝不投降。守城旗兵几乎与英军战斗到最后一个人，海龄海龄督战到最后一刻，见事不可为，乃奔回寓所，与家人一起自杀殉国。镇江陷落。

英军攻陷镇江后，在城内进行了疯狂的屠戮，以报复其在攻城时受到了惨重损失。英军在城内逐门挨户，进行劫掠，由西门桥至艮山门，无日不火，市镇为之一空，城乡尽遭蹂躏。英军还掠取和破坏了城中的武器和军需物资，抢走了价值6万元的纹银。浩劫之后，昔日繁华的漕运枢纽已然是满目焦土，“骸骨混淆，且多零落不全，沉池泮者巨鱼攒食，状尤惨。”甦即连侵略者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即使是心肠最硬、资格最老，以杀人越货为生的人，看到这悲惨景象，也不能无动于衷的。”

镇江之战是整个鸦片战争中清军以劣势兵力和落后的武器装备打得最为英勇悲壮的一战。面对武器装备和兵力配备占据绝对优势的英军，中国守城官兵舍生忘死，与敌人血战到底，给英军以重大打击，表现了无比的英勇气概，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抗击外来侵略的历史上谱下了惊天地、泣鬼神的悲壮篇章。英军投入此役的兵力，也是其发动侵华战争以来最多的一次，其所付出的代价也是最为惨重的一次。恩格斯恩格斯在其《英人对华的新远征》中，对中国海龄海龄和守城官兵镇江抗战给予了高度评价：“驻防旗兵虽不通兵法，可是决不缺乏勇敢和锐气。这些驻防旗兵总共只有1500人，但却殊死奋战，直到最后一人。他们在应战以前好像就已料到战斗的结局，他们将自己的妻子儿女绞死或者淹死；后来从井中曾打捞出许多尸体。司令官看到大势已去，就焚烧了自己的房屋，本人也投火自尽。”同时，恩格斯恩格斯还对侵略者在镇江的暴行和中国内部汉奸们投降妥协的卑劣行径予以无情的鞭挞：“在这次战斗中，英军损失了185人，他们为了对此进行报复，在劫城的时候大肆屠杀。英军作战时自始至终采取了极端残酷的手段，这种手段是和引起这次战争的走私贪欲完全相符的。如果这些侵略者到处都遭到同样的抵抗，他们绝对到不了南京。可是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对岸的瓜州城投降了，并交出300万元的赎金，英国海盗自然极满意地将这笔款项放进腰包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