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通史——太平天国的“扫北”及其失败

1853年3—4月间，太平天国继占领南京后，又分军东下，分别占领了位于长江南北的镇江、扬州两城，从此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不久，尾追太平军之后的清军向荣向荣部在南京城东的孝陵卫一带扎营驻屯，建立江南大营。与此同时，由另一钦差大臣琦善琦善统率的清军在扬州城外建立江北大营。这两座大营的设立，对太平天国首都天京，尤其对无险可倚的扬州城构成了威胁，也遏制了太平军向苏南的常州、苏州一带以及苏北里下河地区的进一步发展。但东王杨秀清杨秀清为了尽快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决定置两个大营的清军于不顾，于5月间派出由林凤祥林凤祥、李开芳李开芳两位战将所统率的精锐主力北伐——按太平天国自己的说法是“扫北”，紧接着又发动了西征之战。

一清军江南、江北大营的建立

1853年3月19日（咸丰三年二月初十日），也就是太平军攻克南京外城的同一天，尾追在后的清朝钦差大臣向荣向荣由南岸经水路抵达安庆，与由北路进军的直隶提督、年逾七旬的老将陈金绶陈金绶会合。第二天，另一钦差大臣琦善琦善赶到，两人会晤细商，决定向荣向荣仍由南岸水路前进，琦善琦善、陈金绶陈金绶等率部由北岸陆路驰行，约定在东、西梁山地方彼此再行知会，合力拯救金陵。24日（十五日），向荣向荣抵芜湖，此时他应能得知南京失守的消息，但可能出于推脱责任和做足表面文章的考虑，他于26日（十七日）向皇帝奏报军情时，竟仍大言不惭地说已由芜湖登陆驰救金陵，并附录了准备在南京张贴的《晓谕江宁军民告示》。咸丰帝咸丰帝为此斥责道：“向荣向荣于十五日即抵芜湖，距江宁不远，何以于十七日奏报尚不知江省失守之事？岂沿江一带，毫无侦探耶？殊不可解！”27日，向荣向荣军抵板桥，进逼南京西路。同一日，琦善琦善在安徽庐州得知南京失守，决定驰赴浦口，防止太平军北上。

由于太平军对南京城防守极严，向荣向荣乃决定绕道南路秣陵关，插入南京城东的孝陵、淳化镇一带“度地扎营，相机进剿”。这一带，“地势宽敞，进攻较易，兼可扼贼窜苏、常之陆路”，选择在此处构筑营盘，确是向荣向荣的得意之笔。但他未料到太平军又先其一步，已于水路迅猛地向镇江、扬州进军。向荣向荣军推进至孝陵卫筑垒时，守卫在钟山营垒的四五千太平军曾企图乘其立足未稳，将其逐走，但被击退。向荣向荣军从此在孝陵卫一带驻屯下来。其所建大营，或因主帅而称“向荣向荣大营”，或因驻地而称“钟山大营”，但在清朝官方文书中多与琦善琦善等人所建的“江北大营”对称而被冠以“江南大营”。江南大营以钦差大臣向荣向荣为统帅，以内阁学士许乃钊许乃钊帮办军务，按察使彭玉雯彭玉雯为总粮台，所辖兵勇3.2万余人。

太平军进克镇、扬之后，向荣向荣除分军2000人驰赴常州，协同江苏巡抚杨文定杨文定防堵东路外，集中主力进攻钟山，试图以此为“围魏救韩”之计，迫使进驻镇、扬的太平军回救。但守卫钟山营垒的太平军并不接仗，只是在墙内开放枪炮，守城部队又增援城东营垒的防守。两军互有胜负。向荣向荣的江南大营终未能突破钟山防线，但仍设法廓除了太平军在城外的一些营垒，在城东对太平军的城防构成了一定的威慑。

琦善琦善统帅的清军于3月30日赶到江浦。4月4日，逐走浦口太平军守军吉文元吉文元部。5日，又在浦口东山外赶赴江边，以偷袭方式烧毁太平军水师船只20余艘。停泊江心和在南岸的太平军船只虽不断施放大炮，但均未驶赴北岸，清军“多方引诱不出”，只得收兵。琦善琦善在向皇帝的奏报中感叹道：“臣等伏思，贼匪自粤西军兴以来，迄今三载，虽情势猖狂，而豕窜狼奔，而有时而穷蹙。自岳州舍陆登舟，我兵由旱路进剿，尽落其后，彼逸我劳，到处肆扰。大江上下，一任横行。其意实恃舟为藏身之固。此时京兵已抵北岸，而又坚避不出，意在疲老我师。”

清军在浦口已无所作为，而此时扬州已告失守。琦善琦善决定由陈金绶陈金绶、胜保胜保等先行带兵驰赴六合、仪征一带，而由他本人飞催吉林、黑龙江弁兵前来，除酌拨留守外，亦即驰赴下游，以为接应。

北路陆续调集的清军组建成江北大营，并在扬州附近驻屯下来。江北大营以钦差大臣琦善琦善为统帅，陈金绶陈金绶、胜保胜保帮办军务，前后征调的兵员有2.4万多人。江北大营对无险可倚的扬州构成了较大的威胁，也遏制了太平天国向苏北里下河一带的发展。但其兵员来源较杂，战斗力差。统帅琦善琦善亦因此而过于持重，只是在扬州的东、北、西三门外逼城扎营，围而缓攻。扬州的战事比南京更为消沉，以致年少气盛的胜保胜保愤而上疏，狠告了琦善琦善一状。

咸丰帝咸丰帝一直视胜保胜保为“可用之才”，但对他的“意气陵人”也早有觉察。4月16日，借其奏报谢恩，咸丰帝咸丰帝告诫他说：“将在外，能蒇大事者，未有不和衷能胜者也。汝非不能和衷之人，但恐稍有意气陵人，则于事大无益也。”后来在太平天国扫北军出征之后，更将其由江北大营调出，驰赴安徽承担“进剿”太平扫北军的任务去了。

二太平天国扫北军出征

太平天国之占领南京、镇江、扬州三城，以及不久后正式以南京为首都（称做“天京”），表明其战略态势已从此前的流寇式游动作战转变为有稳定后方的机动作战。尽管在此期间有过反复，如洪秀全洪秀全曾一度流露出打算迁都河南的想法，但终被杨秀清杨秀清以天父下凡的形式予以否决。此时太平军的总人数据估计应不少于50万人。其作战部队，在攻克武昌后已扩编为25军，克南京后更扩至50军，总兵力大约为10万人。而江南、江北两个大营的清军加起来不过5万人左右，且战斗力不强。太平军并不以这两个大营的清军为对手。但面对业已筑垒的敌军，真正动手解决亦颇费时日。太平天国领导人并没有花费精力去解决这两个大营的问题，而是在1853年5月相继发动了北伐和西征。

北伐，按照太平天国自己的说法是“扫北”，干王洪仁玕在南昌府之亲书供词也说天兵于下扬州后，“乃发兵扫北”。又，陈思伯《复生录》：“林逆复奉伪旨扫北，先破河南归德府，后窜汴梁。”方玉润《星烈日记》亦说：“先是粤贼既据金陵，即分林凤祥、李开芳二股，渡江北犯，名扫北军。”可见“扫北”乃太平天国官方对北伐的正式称谓。其战略目标是攻取北京，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太平天国领袖们于扫北之初所发布的指令现已无法知晓，但天王洪秀全洪秀全在当年所颁布的《贬直隶省为罪隶省诏》中说：今朕既贬北燕地为妖穴，是因妖现秽其地，妖有罪地亦因之有罪，故并贬直隶省为罪隶省。天下万国朕无二，京亦无二，天京而外，皆不得僭称京。故特诏清胞速行告谕守城出军所有兵将共知：朕现贬北燕为妖穴，俟灭妖后方复其名为北燕；并知朕现贬直隶省为罪隶省，俟此省知悔罪，敬拜天父上帝，然后更罪隶之名为迁善省。

东王杨秀清杨秀清于扫北军出发后不久给林凤祥林凤祥等人的一件诰谕中也提及送信之人“果是真心”，已奏封其为监军，“至到北京之日，即与监军袍帽，光宠其身”。

于此可见，扫北的战略目标确是北京。

《清史稿•洪秀全洪秀全传》中载有天王洪秀全洪秀全给扫北军将领的诏令：“师行间道，疾趋燕都，无贪攻城夺地縻时日。”但这一说法靠不住。《洪秀全洪秀全传》中的有关记载，来源于罗惇曧撰于1913年的《太平天国战纪》，所述相关情节系出于编造。且不论洪秀全洪秀全是否有过这个诏令，在杨秀清杨秀清总揽军政大权的前提下，他能否直接向扫北军将领发布诏旨都还是个问题。

扫北军统帅为天官副丞相林凤祥林凤祥、地官正丞相李开芳李开芳和春和春官副丞相吉文元吉文元。三人均久历战阵，林、李二人更是太平军中最为骁勇的战将。当时洪、杨、韦、石诸王以下，天、地、春、夏、秋、冬六官丞相仅封及六人，扫北军统帅就占了一半，另三人是：天官正丞相秦日纲，地官副丞相陈承瑢，春官正丞相胡以晄。按照东王杨秀清杨秀清在诰谕中的说法，他们已是“官居极品”，可见太平天国对扫北之役的重视。

扫北军共有9个军的番号，九军的番号，据《张维城供》，分别为前一、前二、前三、前五、后一、后三、中五、左二、右一。出发时的总兵力约2万余人，在太平军当时所有的50军中，是战斗力最强的主力部队。其中两广老战士多达3000人，也远远超出其余各军。相比而言，西征军出征时仅八九千人，到进攻两湖时，两广老战士“亦只千人数百人而已”。

东王杨秀清杨秀清关于扫北的诰谕大约于1853年4月中旬即已发布，而作为扫北军主力的林、李所部当时正镇守扬州。春官正丞相胡以晄胡以晄奉命前往协调扫北和城守事宜。1853年5月8日（太平天国癸好三年四月三日，咸丰三年四月初一日），林凤祥林凤祥和李开芳李开芳率部乘船千余艘离扬州，留指挥曾立昌曾立昌、陈仕保陈仕保等率少量部队镇守。

5月13日，林、李与吉文元吉文元共统带6个军，从天京出发，是为扫北军前队，也是扫北军的主力。13日当天，扫北军前队分三路于浦口登岸，随即击溃清军防守的山东兵和黑龙江马队，并夺获部分马匹军械。清军在察哈尔都统西凌阿西凌阿等人统带下退至安徽滁州。16日，扫北军用大炮轰开滁州城门，知州死难。清军又不战而退至池河驿、红心驿一带，西凌阿西凌阿更远避至定远。扫北军随即经池河驿、红心驿、总铺，于5月18日占领临淮关，并在此驻扎暂休，等候后续部队。清将西凌阿西凌阿因畏战而被革职。

殿左三检点朱锡琨朱锡琨、殿左七指挥许宗扬许宗扬、殿右十六指挥黄益芸黄益芸等统率扫北军后队6个军，于5月15日在浦口登岸，当即赶至六合县龙池，击败知县温绍原温绍原的团勇。但夜间宿营时突然起火，引起火药爆炸，延烧甚烈，将士多人被焚死。炎四总制林绍璋林绍璋统带1个军（前四军）安全撤回天京，受到杨秀清杨秀清的褒奖。朱锡琨朱锡琨、黄益芸黄益芸统带3个军继续北上，赶往临淮关与前队会合。其余两个军似损失极为严重，残部在许宗扬许宗扬带领下逃回天京。东王杨秀清杨秀清以朱锡琨朱锡琨、黄益芸黄益芸两人带队继续北上之功上奏天王，升二人为秋官正、副丞相。但据后来与林凤祥一起被俘的黄益峰交代：其族兄黄益沅在南京出发前已是指挥，甲寅年十二月在连镇战死。其任监军、总制、将军、指挥的时间、地点，均与《贼情汇纂》所载黄益芸相同。沅与芸（云）音近，当系审讯者笔录所误。但二人升职的信息似未送达扫北军中。如林凤祥直到被俘后仍说杨秀清派其与地官正丞相李开芳、春官副丞相吉文元以及检点朱姓统带9个军兵渡黄河。

5月28日，扫北军克凤阳府，并分军回迎后队。同日，杨秀清杨秀清接到林、李、吉三人的禀报，当即指示：“尔等奉命出师，官居极品，统握兵权，务宜身先士卒，格外放胆灵变，赶紧行事，共享太平。其左军及右军错路兵士，于初十日起行，至十一日俱各回朝，现今铺排镇守天京。前时既行诰谕示知，未识收到否？谕到之日，尔等速急统兵起行，不必悬望。”

杨秀清杨秀清在诰谕中隐去了扫北军后队在六合遭遇损失的情节，只含糊说其已回朝，并已安排镇守天京。而这一诰谕发出之时，天京方面除守备宁、镇、扬三城的部队外，西征诸军也已布置完毕，正待命出发，已不可能再抽出机动兵力加强扫北的力量。

清朝方面在长江以北的兵力，以琦善琦善的江北大营处于第一线，其余主要部署在黄河下游。1855年6月，黄河在河南铜瓦厢决口改道之前，是向东走山东曹、单两县南部，由江苏砀山经徐州东南至清江浦夺淮入海。早在扬州失守之时，鉴于扬州以北防守兵力较单，漕运总督杨殿邦杨殿邦即建议：“启放各闸坝，洩尽淮水，使贼舟滞行，不能上窜。……若贼至高宝，或竟决洪湖，使水下注，俾全股淹没。”咸丰帝咸丰帝在谕旨中说：“事至危急，或可相机应变。但恐贼匪未能全股淹没，而吾民又遭昏垫之苦，朕心益增悯恻。该督等斟酌行之，不必拘泥。”由于形势的变化，这一以水代兵的计策终未实行。

此后，清廷进一步加强了苏北、山东两省，尤其是黄河两岸的防守，以防太平军由扬州直接北上。江南河道总督杨以增杨以增已率部驻防清江浦，又令江宁将军托明阿托明阿、刑部侍郎奕经奕经等率军增援清江浦、王家营，令署金州副都统杭州将军瑞昌瑞昌带盛京兵赴淮、徐，会同署四川总督慧成慧成布防。山东巡抚李僡李僡已率部前出江苏宿迁迤北，又令其就近督同兖州镇总兵百胜百胜等统带弁兵，分扼要隘。并知照托明阿托明阿、奕经奕经，互相联络，以壮声援。曹州府属之刘家口、董家口等处，也都派兵防守。

当时由南京（江宁）北上的大路，是从浦口渡江，再进入安徽滁州，由定远县、凤阳府渡淮，北至灵璧、宿州分为两路，东北由江苏徐州府渡黄河至山东兖州府界，西北则由河南永城县趋归德府，渡黄河至山东曹州府界。安徽巡抚李嘉端李嘉端等也曾竭力要求加强对滁州、凤阳一线的防守。但安徽本省仅残存数百兵丁，咸丰帝咸丰帝只得下令截留已入皖境的山东兵、陕甘兵。在得知太平军自浦口、六合“窜扰”至滁、凤一带之后，他更于5月30日下令“统领江北诸军”的钦差大臣琦善琦善统筹兵力，并酌派陈金绶陈金绶、胜保胜保二人中的一人，“前赴滁州一带剿办”。由于陈金绶陈金绶年已老迈，琦善琦善“商属”胜保胜保带兵赴皖，咸丰帝咸丰帝于6月9日得知后认为此举“甚妥”，并特许胜保胜保“酌量调拨”兵力，“不必处处札商”。

就在咸丰君臣忙于加强皖北防务之时，太平扫北军前后队已在临淮、凤阳一带会师，并改道西北方向挺进。6月2日，克怀远。6日，克蒙城。10日，克亳州。蒙、亳一带的捻子和其他群众纷纷加入扫北军。当地流传的民谣说：“咸丰二年半，长毛捻子会了面。”扫北军途经蒙、亳，引发了捻子由地下状态发展为武装起义的捻军。亳州为安徽进入河南的门户。扫北军自此即在捻子的导引下由皖入豫，开始了远离后方的“扫北”征战。

当时太平天国上下对形势估计普遍持乐观态度。镇江守将、殿左五检点罗大纲罗大纲于1853年6月上旬致函上海英国领事时估计，可在今后的“三两月之间，灭尽妖清”。

三扫北军的攻势作战与清王朝的防御

河南巡抚陆应谷陆应谷为防御太平军入境，事先已有所布置。除派参将苗樟率部前出至安徽亳州外，又派南阳镇总兵柏山柏山前赴陈州，其本人则亲率3000兵至归德、商丘一带堵御。6月12日，扫北军在升家楼击败副将锡普常阿锡普常阿的清军前队。13日，扫北军又与陆应谷陆应谷部主力战于宋家集，杀死清军400余人。陆部溃散过半，陆本人率残兵数百人狼狈逃至柘城。扫北军随即攻入归德府城，将城内“妖兵妖官尽杀，约杀有三千之多，得红粉（火药）二万有余斤，铁炮无数”。陆应谷陆应谷因归德府城被“窜陷”而革职留任。

扫北军攻取归德府后，诸将商议进一步行动，当即由林凤祥林凤祥、李开芳李开芳二人率领5军兵将连夜赶赴距归德府约40里地的刘家口搜取船只，准备在此抢渡黄河。但清朝地方当局早已采取措施，控制、销毁了大批船只，扫北军不得不改变进军路线，折而向西。14日，吉文元吉文元、朱锡琨朱锡琨率后队与反扑的清军在归德府城外大战获胜，连夜统兵于15日赶至刘家口与前队会合。15日，“一同统兵”西进，进克宁陵。16日，克睢州。17日，克杞县。18日，克陈留。19日，“至河南省城外，深深沟两重，周围并无房屋，离黄河二十里亦无船只”。太平军到开封的主要目的是寻找渡口，初攻不克后即放弃攻城。由于在开封附近没有船只，加之清军追兵已赶到，几位将领当即决定：“四十里至朱仙镇，即时前往扎宿，近黄河七十里，亦点兵前去取船。”

6月21日，扫北军在朱仙镇以林、李、吉、朱四人共同名义向天京汇报了战况。禀报中最后说：“自临怀[淮]至此，尽见坡麦，未见一田，粮料甚难。兵将日日加增，尽见骑马骡者甚多。忖思此时之际，各项俱皆丰足，但欠谷米一事。临怀[淮]至此，着人带文回朝数次，未知至否？如此山遥水远，音信难通，兹今在朱仙镇酌议起程，过去黄河成功，方可回禀。”

但我们所见到的这一份禀报并没有送达天京，而是被清方截获了。

由于扫北军攻势凌厉，军纪严明，一路虽未多所逗留，沿途河南民众参军者却络绎不绝。除捻子而外，丰口河工所解散的饥民数千人及在皖北所遣散的团勇亦纷纷入伍。此时扫北军总人数已达4万余人。扫北军在朱仙镇停留二日，得民众报告，知巩县洛河停有运输煤粮的船只，于是全军继续西行，6月22日克中牟，23日克郑州，24日过荥阳，25日至汜水，26日克巩县。27日，扫北军从洛河取得运煤船只，开始在汜水口北渡黄河。因船少人众，至7月4日主力方渡尽，并在摆渡中折损了一些人员和船只。

6月24日，清军托明阿托明阿、善禄善禄两部抵达开封，西凌阿西凌阿统带的黑龙江马队也于同日前往会合。三部合军已有5000余人。他们在给皇帝的奏报中说已“驰抵汴城，贼匪败窜”。但皇帝在谕旨中批驳道：“并未与贼打仗，贼已先窜，断非因畏兵到而逃。著赶紧进剿，勿堕贼诡计。胜者论功，挫者罚罪。无别言可谕也。”

7月1日，清军抵达汜水，遭到扫北军后卫的拦截。4日，扫北军主力已尽渡，后卫部队才撤出汜水，折回巩县。

这支约千余人的小部队因西路偃师方向亦有清军，遂越巩县南山，转向东南密县方向，反旆南下。南归部队人数虽少，“余氛犹足蔽日”。7月8日，占密县。9日，抵新郑。10日，入长葛。11日，进逼许州。许州城“城坚濠深”，但太平军架起云梯攻城，又以火烧城门。陆应谷陆应谷急调数千兵马驰救。13日，太平军乃拔营南走，一路过临颍、郾城，经西平、遂平、确山、罗山、大胜关，于7月30日入湖北境。又由湖北黄安、麻城经罗田，于8月10日入安徽境。中旬，自英山到达太湖。扫北军的这支南归部队，与三省官军周旋，历时1个多月，转战1500余里而不溃散，虽余众无多，但终得与西征的部队会合。

已渡河的扫北军主力从此走上了更为艰险的历程。7月2日，扫北军攻占温县，并分军至武陟。8日，开始进攻怀庆府城。此时，扫北军9个军的总兵力有3万余人，其中又以前一、前二两军实力为最强，共有1万余人，其余7个军共约2万人。

怀庆府城为河北镇总兵驻地。镇标兵经数次调拨，所余不过两三百人，但武器弹药仍多。其地势西高东低，沁河经城北流过，与丹河会合后注入黄河，交通便利。怀庆城周围9里，城高3.5丈，宽2丈，池深2.5丈，阔5丈，亦利于防守，知府余炳焘余炳焘等率留守的清军及团练壮勇据守。扫北军攻击怀庆，据被清方盘获的太平军的供词说，其目的是“林凤祥林凤祥志在破城固守，以待南援”。但初攻不克，遂将城之四关围困。7月15日起，扫北军数次用地雷轰塌城墙，均被城内守军截击抢堵，未能得手；挖掘地道20余处，亦遭城内守军破坏。怀庆守军的顽强抵抗和攻城屡遭挫折，无疑激发了扫北军继续围攻的斗志。扫北军屯扎怀庆城外，也吸引和调动了北方各路清军向这一带集结。

扫北军久攻怀庆不下，外围的清军却越聚越多。尾追而来的江宁将军托明阿托明阿、贵州提督善禄善禄、已革都统西凌阿西凌阿等均已率部渡过黄河。内阁学士胜保胜保率部由扬州经安徽继至。山东巡抚李僡李僡亦率山东兵至。7月13日，清廷命大学士、直隶总督讷尔经额讷尔经额为钦差大臣，统领河南、河北诸军，并所有各路官兵统归节制。理藩院尚书恩华恩华、江宁将军托明阿托明阿帮办军务。胜保胜保率部到达后，咸丰帝咸丰帝又任命其帮办军务。

讷尔经额讷尔经额统带的清军各部，首先在怀庆东北方面摆开拦阻的架势，并逐步对扫北军形成南、东、北三面的围堵。扫北军围攻怀庆城之初，采取了积极进攻的姿态，后因屡攻不下，转取围困战术。在增援的清军陆续抵达后，扫北军又不得不分出部分兵力对付外围的清军。但扫北军将士能战能守，林、李等又身先士卒，加之得到济源、孟县百姓的接济，因而能与清军长期对峙。在外围的清军不断聚集后，扫北军终于放弃了对怀庆的围攻，于9月1日悄然撤围，9月3日西出济源而入山西。据当时身为扫北军战士的陈思伯陈思伯回忆：“捉获城内逃民，询知内已无粮，人多饿毙，贼有不愿入城之意。因城外扎有多兵，恐被追袭，密令各营悬挂羊犬，使脚击鼓，并焚草入灶，俾官兵远望有烟，然后拔队北窜。贼去数日，官军始探知，已偷越八百里太行山矣。”

怀庆之战，前后历时56天。扫北军因战斗减员以及后附者逃散而减至2万余人。

扫北军全师“遁”走后，钦差大臣讷尔经额讷尔经额等于9月3日会衔，编造出兵分五路、攻破贼巢、毙贼殆尽的赫赫战果，并由八百里驰奏。咸丰帝咸丰帝闻讯大喜，明发上谕以宣布胜利，并对所有“有功人员”恩赏有加。但扫北军以突入山西的实际行动，揭穿了讷尔经额讷尔经额等人的谎言。

山西是清朝防守较为薄弱的省份。为尽快摆脱在怀庆周围集结的清军，并绕开已有设防的泽州府，扫北军选择了向西经济源，过封门口，再经邵原镇到山西垣曲的路线。330里山路，扫北军强行军，“昼夜跣足狂奔”，仅3天就赶到了。自1853年9月4—14日，扫北军连克垣曲、绛县、曲沃、平阳，并分军克洪洞，又折而向东，于19日在曲亭会齐，继续东进，于24日克潞城，25日克黎城。扫北军在山西取得了人员和大批粮弹的补充。山西巡抚哈芬哈芬先因垣曲被窜扰而被革职留任，后更因“调度乖方，畏葸无能”而被革职拿问。陕安镇总兵郝光甲郝光甲最先带兵入晋追赶，曾在平阳以北设伏而使太平军遭受了一些损失，但终在曲亭镇遭到扫北军前后队的夹击而大败，郝本人仅以身免。胜保胜保则率部抄越扫北军，赶到洪洞城北上纪落镇拦截。9月23日，咸丰帝咸丰帝以胜保胜保“临阵奋勇争先，战功屡著”而特授其为钦差大臣。恩华恩华、托明阿托明阿仍令帮办军务，并著讷尔经额讷尔经额派员将钦差大臣关防，赍送山西军营，交胜保胜保祗领。此前，原钦差大臣讷尔经额讷尔经额因扫北军“西窜晋省，毫无准备”，且无论何路何事，“必待请旨而后行”而受到咸丰帝咸丰帝的严词申饬。但在郝部大败后，胜保胜保与托明阿托明阿等部或在后追赶，或抄前拦截，都不敢过分逼近扫北军寻战。扫北军因而常砍斫木牌，上书“胜保胜保免送”等字于其来路加以嘲讽。

9月26日，扫北军复入河南境，克涉县。28日，克武安，当夜东渡观音岭，入直隶境。

清直隶总督讷尔经额讷尔经额自怀庆“凯撤”后，对扫北军突入直隶竟然毫无防备。他随身仅带弁兵数十名，于9月28日晚行抵临洺关，“见有武安逃出之商旅”，方才就近调集兵力，紧急布防。

29日午，扫北军前锋至，讷尔经额讷尔经额命官兵出战，永年县的500多名“乡民”也在一位监生带领下助战。未几，太平军大队“跟接蜂拥，漫山而来”，官兵溃败，伤亡兵卒400余人，助战的“乡民”亦全部阵亡。讷尔经额讷尔经额狼狈逃至广平府城，“军火衣物饷银一概失落”。此后他株守广平一隅，贻误了直隶全省和京畿防卫的事机，终于也受到了被革职拿问的惩处。

扫北军继克临洺关后，立即北上，从9月30日起，又连克沙河、任县、隆平、柏乡、赵州、栾城、藁城、晋州，10月9日，进克深州。扫北军如此神速的进军，显然是想在隆冬到来之前，迅速占据有利地位，以便发动对北京的攻击。然而，因部队连续行军作战，过于疲劳，不得不在深州稍事休整，并击败西凌阿西凌阿之追军。同日，胜保胜保军至藁城西十余里，得桂良桂良飞咨太平军已到定州，即北驰救援。

扫北军胜利攻入直隶的消息传到天京，东王杨秀清杨秀清奏请天王洪秀全洪秀全，封林凤祥林凤祥为靖胡侯，李开芳李开芳为定胡侯，吉文元吉文元为平胡侯，朱锡琨朱锡琨为剿胡侯，黄益芸黄益芸为灭胡侯。

10月10日，北京误传太平军已攻至定州，清廷大震。次日，咸丰帝咸丰帝在乾清宫行授印礼，任命惠亲王绵愉绵愉为奉命大将军、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僧格林沁为参赞大臣，部署京城防务。

僧格林沁僧格林沁率京营兵四五千人赴京南涿州防堵，胜保胜保亦率军火速北上保定迎截。清军摆下了欲与太平军在北京城下决一死战的姿态，但此时也正是北京朝野最为惶恐不安的时刻。时人记载道：“发逆北犯直境，讹传已到定州，众情惶乱。是日上御乾清门，颁奉命大将军印绶，惠亲王为大帅，京师戒严。……各官竟有抽身出都者。自本年二月，部院各衙门纷纷告假，至是部曹几乎一空。”

然而扫北军却未由保定方向直扑北京，在深州停留休整期间也是“但据州城，未扰支县”。其时胜保胜保所部清军已由保定南下。10月16日起，两军在深州城外数次交战，各有伤亡。21日，两军又战。薄暮，扫北军趁清军收队之际，绕出敌后横击。清军协领三福等1000余人阵亡。

22日夜，适逢暴风天气，扫北军乘间东去。23日薄暮，克献县。25日，克交河。26日，到达运河边上的泊头镇，“造桥渡河，搜括米物，装载运船，水路[陆]并进”。大部队沿运河向北挺进，绵亘十余里，颇为壮观。27日，在沧州城南杀败驻防旗兵与当地汉回兵勇，并进克沧州。扫北军于沧州受损较大，进城后杀人也最多。28日，占青县。29日，占据静海县城，并分军继续向北占领独流镇，前锋经良王庄到达杨柳青。

天津一带时值大水，“茫无所向，惟一堤可抵津郡”。10月30日，太平军前锋乃沿堤进抵天津西郊的稍直口，遭天津知县谢子澄谢子澄所募雁户排枪伏击，“受枪伤甚多”。

扫北军经此挫败，更由于将士过度疲惫，不得不退返独流、静海等处扎营。此时部队虽有较多减员，但仍保有9个军的完整建制，总兵力超过3万人。

四从胜利到失败的转折

太平天国扫北军在独流、静海屯扎的3个多月，是它由胜利走向失败的转折时期。其间，胜保胜保、僧格林沁僧格林沁所率清军主力相继抵达，扫北军在兵力上渐处劣势。然而真正给扫北军带来致命威胁的，不是胜保胜保和僧格林沁僧格林沁的马队，也不是他们从京营调来的大炮，而是北方隆冬的严寒。

早在1852年秋太平军进攻长沙之时，清方统帅徐广缙徐广缙即认定太平军“生长炎荒，畏寒喜暖，将来仍必回窜，断不北行”。太平军将士们以其实际行动打破了徐广缙徐广缙的判断，但太平天国所占据的长江流域，从自然地理的区域划分来说，仍然属于南方。其中宜农的东部季风区域大体上相当于清代内地的十八省以及东三省的大部分地区。由于东部季风区域南北跨度较大，其地带性明显地表现出纬向分布的特点，因而再以秦岭—淮河线为界，进一步细分为南方亚热带湿润地区和北方温带亚湿润地区。在清代咸丰五年黄河改道以前，淮河下游为黄河所占。黄淮以北，均属北方之地。在太平天国人士的认识里，北方的直隶，“其地苦寒”，“北方之地，风沙无际，寒暑过严”因此，黄河以北的隆冬不仅对出生于两广的太平军老战士，即使对两湖三江的“新兄弟”们，也是前所未有的考验。

这一年北方的冬天来得很早。10月7日，扫北军徒涉滹沱河时，河面即已结有薄冰。当时，正值秋分已过，欲交寒露之时（10月8日交寒露）。陈思伯陈思伯在其回忆录中写道：“途中过滹沱等河，新秋水面已有薄冰。过河后着衣复行，不知下身腿足全受冰锋划伤，甫行数日，血出沾衣，竟脱不下，忍痛解衣，真苦境也。”

扫北军于10月29日（太平天国癸好三年九月二十五日，咸丰三年九月二十七日）入据静海，并分兵占领独流和杨柳青。此时的节令，霜降已过，立冬将临。扫北军在初攻天津于稍直口受挫后，没再坚持继续攻城，看来是吸取了对怀庆久攻不克的教训，以免在隆冬季节顿兵于坚城之下。他们抢在敌军到来之前在独流与静海修筑木城，以利长期据守。所谓木城，实即木料扎成的营垒，内实以土，外开有门。独流是静海县城以北的一个大镇，地处运河西岸，子牙河、大清河在其北交汇，并东流入天津，地理位置十分重要。稍直口一战之后，扫北军“分股为二，前队退扎独流镇，后队踞静海县，相去十八里，中间联络小营十余座”。在独流，是跨运河两岸修筑木城，静海因有城墙，系在城门外修筑木城。杨柳青在独流东北30里，驻扎此处的太平军更是抓紧时间，用船只向独流抢运粮食等物资，往来樯帆不断。11月7日，当胜保胜保率军进攻杨柳青时，太平军即主动撤出，收缩了自己的战线。

胜保胜保趁扫北军收缩兵力之际，由杨柳青进至西距独流不到十里的良王庄扎营，自11—19日，先后发动了四次攻击。但太平军坚守木城，并不轻易出战。双方进入了相持阶段。

鉴于太平军将士“善于狂奔，肆志窜扰”，胜保胜保向皇帝提出：“非设法合围使其无路可走，不能悉数灭尽。”然而他又苦于太平军“踞于静海、独流二处，相距十八里”，根本无法合围。

清军只能布置在四处堵截的位置上，重点是在北面，主要是防止太平军向北“窜扰”北京。而太平军的兵力部署，重点也在独流。据清方11月中旬侦察，驻扎静海者“不过十之二三”。直到3个多月后的南撤前夕，兵力部署仍变化不大。据陈思伯陈思伯回忆，“独流约有一万七八千人，静海约有一万三四千人”，仍以独流方面为重。清军无法合围，自然也就无法切断太平军与周围百姓的联系。在独流、静海驻屯期间，太平军能够不断地得到粮食和其他物资的供应，甚至连火药也能设法向周围地区寻取，这是他们得以与清军长期相持的一个重要条件。

在皇帝的不断催促下，处于一线的胜保胜保各军不得不向筑垒固守的太平军发起攻击。然而太平军方面，“濠日挑宽，垒日加厚，密排枪炮，负固深藏”；清军方面，则是“兵勇行进[近]贼垒，即有心寒迟进之意”，少数冒死向前者，也因太平军的枪炮“密如雨下”而不能扑进。

12月23日，清军各营列队阵前，以便逼近木城修筑营垒。太平军乃分三路主动出击，阵斩清营统带炮兵的副都统佟鉴佟鉴和统带天津练勇的天津知县谢子澄谢子澄。佟乃二品大员，是太平军整个“扫北”过程中所打死的官阶最高的“妖头”，但其名并不为太平军所知。谢子澄谢子澄在稍直口战后已引起了扫北军的注意。得知打死了此人，太平军营中“互相庆贺”。

胜保胜保为此受到了降四级留任和拔去花翎的处分。他设法逼近太平军木城高筑炮台，但日间未能筑成，夜间即遭太平军平毁。后来炮台总算筑成，可昼夜放炮，但太平军坚守如故。胜保胜保又设法在太平军的五里庄营垒附近构筑营盘，企图隔断独流与静海之间的联系，但直至太平军南撤，也始终未能如愿。清军既不能冒死强攻，远处施放枪炮又达不到杀伤太平军人员的目的，胜保胜保于是总结出一条万全之策，即“围而不攻”，“俟其食竭力尽而取之，事当易如反掌”。这一“万全之策”，后来僧格林沁僧格林沁在连镇和冯官屯合围扫北军时果然奏效了。但此时咸丰帝咸丰帝却因军饷筹措的困难，不准许他无限期地拖延下去。皇帝的谕旨说：“一切布置尚妥，是时万不可再令窜逸，今岁总要灭尽。朕志已定，不可漫视。……今独流之贼，迥非昔比。虽木垒有似于两金川，然今日之饷，岂能延以待之，必至无继而后已！”

咸丰帝咸丰帝欲在年内消灭扫北军的决心根本无法实现。胜保胜保所统率的一线兵力有2万余人，加上僧格林沁僧格林沁摆在二线的数千人，总数虽已逾3万，但还远不够对坚守的太平军形成合围。之所以未再增添兵力，筹饷困难是最主要的因素。

扫北军在年内并没有被“灭尽”，但也没有“窜逸”，而是在独流、静海整整驻屯了3个多月。在这3个多月的时间里，形势发生了不利于扫北军的逆转。除了使清王朝得以厚集兵力对扫北军予以围堵外，更重要的是使它有了足够的时间稳定住北方，尤其是京畿和直隶的局势。北京城在扫北军攻入直隶前已有大量官民逃离，在其进至独流、静海后，更暴露出“军备未严，民生日蹙”的严重问题。有人向皇帝汇报说：“巡防之效，至缉匪犯而止；团练之效，至堵拿鼠窃而止，猝有缓急，皆不足深恃也。京师绿旗各营，素多虚籍，自寇警渐逼，京师之精壮者大半调赴近京各处，其现存者皆挑选之余与暂雇充数耳”；“各街巷十室九空，户口日减”而“穷民较往年加增”，“推原其故，皆由富绅出京过众，小民佣力无从，谋食艰难，生计日绌，非流离外徙，即冻饿待毙”。

但京城防守的架势毕竟已经拉开，民生问题也已受到关注，阵脚总算站住了。更重要的是，整个畿辅地区的局势得到了控制。太平军突入直隶之后，许多衣食无着、无以为生的贫苦群众趁势起而造反，其中有些加入了扫北军的队伍，但多数并未得到扫北军的有力支持。清朝方面一旦得到喘息的机会，便利用手中握有的政权，官绅结合，大办团练，并坚决镇压趁乱而起的“土匪”、“乱民”。本来官绅们对操办团练并无迫切感，经费也往往无法筹措。但“土匪蜂起”、“大肆掠夺”的结果，使得他们有了生死攸关的切肤之痛，从而变得空前“大方”起来，经费、粮食乃至人员等等很快都有了着落。多养一个团丁，即少出一个“土匪”，这笔账，官绅们还是算得过来的。扫北军的支持者或潜在的支持者们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大为减少了。这一正一反的出入，使得扫北军孤军之势已成。形势和3个多月前已很不一样了。

林凤祥林凤祥、李开芳李开芳等率扫北军坚守独流、静海，一直在等候天京再发兵来。在此期间，太平军往来南北的情报人员络绎不绝。据僧格林沁僧格林沁奏报，有从“贼营”逃出之人供称：“有逆匪妇女扮作乞丐，往南搬取救援，并南省之匪二月可到各等语。”署山东巡抚张亮基张亮基在直隶、山东边境查获太平军侦探，所供情节也与此相同。援军肯定要北来，这没有疑问；但是否“二月可到”，却没有把握。林、李等人鉴于形势的恶化，决定提前拔营南撤，主动迎接北上的援军。从1854年1月24日起，扫北军连续派兵外出探路。28日（咸丰三年除夕），更派出3000余人的队伍，向西南大城县方向出击，占领了几个村庄，由此试探出清军在这一方向防守的薄弱，并最终选择全军从此方向突围。

陈思伯陈思伯在回忆中记述了当时的情况：相持至十二月，湖中冰冻、人能行走。贼情迫，派人查探冰路。不意湖中三村泊有兵船百号，排立三营，营外破冰为沟，阻不得出。贼造冰车二十四架，高宽各五尺，内外木板，中空一尺，以书实之，每车列炮眼二，下有圆铁小轮四，左右用铁环钩筦，分则一人推行甚速，合则勾连俨如月城。又以长木系草二三束，在车后随行，遇有冰沟，抛木入水，北风凛冽，草易结冰，片时冻成冰桥，贼可长驱前进。除夕连破三营，兵民船户皆被戕害，无一逃者。夜半，官军大营尚有赏号冰船八只，不知失守情形，突来被害，船物悉为贼有。冰车的巧妙构造，足见扫北军中不乏能工巧匠。

1854年2月5日（太平天国甲寅四年正月初二日，咸丰四年正月初八日），独流的太平军向静海集中。6日，扫北军全军趁夜踏冰向西南大城方向急速转移。

突围的时机、地点和方向的选择，甚至利用湖水冰冻、人能行走，这都没有错，充分显示了扫北军统帅在军事指挥上的智慧。可是有一条他们却万万没有料到，这就是在严寒的天气条件下，连夜踏冰行军所造成的极为惨重的人员伤亡。

据陈思伯陈思伯回忆：甲寅四年正月初间，林逆在独流约会驻扎静海李逆传令，夜由冰上踏雪急走。行冰路六十余里，东方渐明，始上大堤。虽出重围，而冰上冻死休息贼尸，沿路皆有。次早见堤上或坐或卧之贼甚多，初以为睡熟，迨呼唤不醒，推之应手而倒，始知全行冻死。至午前犹有大呼热急，自行解衣饮雪，倒卧雪中滚死者，周身红色，想是外受寒逼，阳气内攻于心耳。这一触目惊心的惨景，使得本来甚有组织的南撤成了恐怖的逃亡。此次突围行军，扫北军战士冻死极多，未死者足部也大都冻伤。损失之大，超过了以往任何一次战斗减员。陈思伯陈思伯本人侥幸逃得一命，但冻伤也十分严重：予履冰一夜，足未停趾，次日行至午后稍为歇息；又行一夜，幸身带面食，得以不饥。至第三日，闻前队驻扎陈谷庄，问距静海县，已行三百余里矣。予因衣履结冰甚厚，不少溶化，两腿冻直，难于行走，中途在已熄灰火内少立片刻，忽然掣痛，岂知因此一立，竟将足趾煨熟，到陈谷庄剪开鞋袜，见十趾黑色，又休息三日，双趺始渐溃烂，两手拳曲，半月不能稍伸，不但手与面上退去黑壳一层，且将左手二指冻死半节，可谓奇冷矣。清军觉察到扫北军在西南方向的异动，2月3日，僧格林沁僧格林沁统带马队千人前往静海正西的王家口扎营。此前，他已奉旨移营前进，与胜保胜保合为一军。2月5日，胜保胜保“收复”独流，因不知太平军的去向，竟向西转入霸州进行防堵。但僧格林沁僧格林沁得到了准确的情报，率马队跟踪追击。据清方的探报说：僧格林沁僧格林沁“于初九日（2月6日）誓师出队，往前追逐，贼匪披靡，并无斗志，尽力追杀无数，天明至白杨桥。此百余里，贼尸遍野，可称大胜”。时在胜保胜保大营的张集馨张集馨于2月8日晨随军从王家口出发，记沿途所见，也说是“天气严寒，贼尸遍野，系为僧王马队追戮”。“贼尸遍野”当是事实，但结合前述陈思伯陈思伯的回忆，沿途扫北军人员的倒毙，绝大多数应是严寒天气所致。僧格林沁僧格林沁所率领的马队，此前并没有实战的经验，但他们趁扫北军南撤冻馁之后，已无斗志之时进行跟踪追击，取得初战胜利，确实鼓舞和激励了士气。

2月7日，扫北军入据河间县的束城村，列队抗拒僧格林沁僧格林沁的追兵。僧部因兵少，且轻骑不能携带大炮，也不敢遽行攻扑。太平军后队的人员如陈思伯陈思伯等，约于8日赶上大队。

2月10日，胜保胜保率军前往束城与僧格林沁僧格林沁会合。此前由于胜保胜保恶人先告状，咸丰帝咸丰帝曾有意让位高权重的僧格林沁僧格林沁将统带的军队交胜保胜保指挥，以一事权，并严令其不得掣肘。但胜保胜保一再失机，僧格林沁僧格林沁却咬住了敌人，并取得追击的胜利。咸丰帝咸丰帝于是收回成命，承认了前线指挥权的易位，清方的统帅便由以胜保胜保为主变成以僧格林沁僧格林沁为主了。

僧格林沁僧格林沁（1811—1865）是道光帝为其守寡的姐姐挑选的过继儿子，袭科尔沁郡王爵，自幼出入宫廷，是咸丰帝咸丰帝倚为亲信的姑表哥。此次带兵出征，又是在乾清宫皇帝亲自授印的参赞大臣，无论身份、地位或威望都比胜保胜保高得多，其年龄也长胜保胜保10岁。他对胜保胜保嘴上说得漂亮但实际做不到极为鄙视，敢于也能够依照前线的实际情形采取有效措施。清军主帅的易人，使得形势朝着更加不利于扫北军的方面发展。

扫北军在束城等村构筑营垒，清军并不敢近战强攻。僧格林沁僧格林沁与胜保胜保一起向皇帝奏报：“去岁地多积潦，兹届冰雪乍融，平地泥深尺许，逼近贼巢，泥水更甚，步队扑击，殊形费力。……再四筹度，除无分昼夜用炮轰击，并随时相机进攻外，惟有开挖深壕，以资围困。该逆如不肯坐以待毙，必然拼死奔扑，我兵即可奋力前截后袭。倘竟如前死守，我兵只须严此长围，不日贼巢粮尽，即可不攻自溃，彼时亦易剿殄。”这确是对付扫北军最为狠毒也最为有效的手段，但依然被咸丰帝咸丰帝斥为“仍属敷衍”，并表示“断不能再宽时日”。

在束城的扫北军也面临着两难的选择：固守，条件已不如独流、静海，粮食将尽，且清方已加紧开挖长壕；突围，行军中部队易受马队的袭击而遭损失，且有大量伤足的战士尚未康复。但3月7日深夜，太平军还是趁大雾迷漫之际，从东南方向涉水突围了。

8日，太平军再次占领献县。9日，前队进占阜城，但后队尚在40里之外的富庄驿。当晚，胜保胜保率马队追至阜城。僧格林沁僧格林沁留在富庄驿，并派兵在驿南树林中设伏。10日凌晨，太平军后队行军遇伏，“不战自乱”，“四路奔溃”，经前队接应，才于当日黄昏进入阜城，或扎营附近村庄。但次日黎明时分，城外各营又遭到清军马步队“一齐合围，四面攻击，彼此不能相顾”。由于是连夜扎营，未及修筑较为坚固的防御工事，前二、前五两军的营盘首先被攻破，仅逃出70余人；上午，后一等军的营盘又被攻破，逃出一队，经清军冲杀，“剩有百数十人入城”。午后，右军先锋营的营盘又被踏陷一半，经朱锡琨朱锡琨率众用砖石奋力抛击，又得城中战士出援，才将清军击退。

陈思伯陈思伯本人的冻足，是后来到连镇驻扎时，“得八宝珍珠散药力，能去死骨，至八月后将冻死九趾用剪刀断筋，逐渐收口学步，又月余步履如初”。也就是说，直到当年10月，他才重新学会了走路。

3月23日，扫北军三丞相之一的吉文元吉文元阵亡。清方奏报说：“骑马贼目头戴黄风帽，我兵即开炮向击，吉林、黑龙江马队枪箭齐施，射中该逆腰胁等处。旋见该贼目身带三箭，跌马倒地，群逆抢回。”当时还不知道这位“贼目”究竟是谁。后来“据连日投出难民等供称，二十五日（3月23日）我兵进攻东门外贼巢，伪丞相吉文元吉文元额角中有炮伤，腰胁中箭数枝，登时毙命。逆众当将尸身抬回，埋在县署后院，并有欲将伪指挥黄姓推为丞相，等语”。

统帅层将领的阵亡，这在扫北军也是前所未有的事。其时在天京和南方战场，将领们提升很快。但扫北军仍维持了出发时的职位，如林、李、吉仍是丞相。吉文元吉文元死后，传说林凤祥林凤祥等欲将指挥黄姓（即黄益芸黄益芸）推为丞相，这应是扫北军统帅人事上的重大变动，但并未成为现实。据黄益峰供词，其族兄黄益沅（即黄益芸）直到连镇才“得了检点”，可见在阜城欲将其推为丞相之说并未成为现实。而比黄益芸黄益芸职位高的检点朱锡琨朱锡琨却未见提及，其后事迹也始终不彰，很可能是在不久后的战斗中阵亡了。

综计扫北军自独流、静海突围以来，直到阜城驻扎时，沿途冻死及被追兵所杀的足有1万多人，加上逃散和掉队的，减员总数可能已高达2万人。虽其骨干力量尚存，但人数已大为下降，应只有1万人或稍多。据僧格林沁奏报：“自独流、静海窜出，经臣屡次痛加剿洗，毙贼万余”，僧格林沁在后来也提及“该逆前在阜城约有万人”扫北军丧师过半，加之冻足者多未痊愈，已不能轻易突围转移；即使突围，也无法摆脱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且能快速机动的清军的围追堵截，他们把希望寄托于援军的来救上。

五扫北援军的败亡

对于扫北，天京方面早就有再发兵的打算。据李开芳李开芳被俘后的供词说，是洪秀全洪秀全等太平天国领导人打发他们过黄河，到天津扎住，然后告诉南京方面，再发兵来。扫北军早在山西境内时，就已在打探由山东东昌到天津，也即沿运河前进的路线。进入直隶后，扫北军不走西路旱路，径由保定北上，而是绕至东路，走运河沿线至天津，不仅多花费了时间，且遭遇到预想不到的困难（直隶本年大水，天津一带更成釜底）。这一执著的进军路线，显然是坚守了“到天津扎住”的预定计划的结果。

天京方面，扫北援军早就应该派出，但却迟迟未能发兵，主要是兵力不足。扫北军出发不久，1853年6月初，西征军约八九千人由胡以晄胡以晄、赖汉英赖汉英、曾天养曾天养等率领出发，兵力要比扫北军少得多。此时还不可能征调援军扫北。直到1853年末，扬州守军缺粮告急，杨秀清杨秀清将已克武昌的部分西征军调回，接应守军撤离，留少量部队守瓜洲，其余均西上安庆。1854年1月，胡以晄攻克庐州，引起清王朝的恐慌，深怕其“觊觎北窜”。但庐州的太平军并未趁势再向北方发展。扫北援军系从天京、安庆抽调兵力组成，由夏官又正丞相曾立昌曾立昌、夏官副丞相陈仕保陈仕保、冬官副丞相许宗扬许宗扬等统率，共15个军的番号，总人数在出发时约1万人。据张守常《太平天国北伐援军军数人数考》，扫北援军15个军的番号，可以确定的有14个，即前八、前九、前十、后七、后九、中一、中三、中四、左一、左三、左九、左十、右六、右十。其目的也正是到天津解围。

扫北援军于1854年2月4日（太平天国甲寅四年正月初一日，咸丰四年正月初七日）自安庆出发。6日到桐城，8日过舒城。东北方向的庐州周围有清军聚集，援军为避免纠缠，由西北方向走六安。14日，前队入六安城。16、17两日，援军大队到达。21日，到正阳关，即在此处北渡淮河。3月1日，到达蒙城。由于安徽北部的清军都在庐州外围，扫北援军自出发直到蒙城，始终未与清军遭遇。清方也一直未弄清楚这支太平军北上的意图，更由于沿途有大量本地群众参加，甚至怀疑可能是“土匪”假充的太平军。既到蒙城，清军才弄明白来者确是真太平军，“贴有伪示，前列伪官许、陈”，且“于蒙城北关搭盖浮桥四道，有窜扰宿州并直趋徐州之意”。

3月6日，援军前队进至河南永城。7日，进至夏邑。清军的一位副将率部与其交战，至阵前才发现是由“长毛”领队，赶紧撤走。但当地的乡勇不知情，仍继续作战，结果战死280多人。8日晨，扫北援军攻克夏邑县城。当晚，援军前队拔队前赴江苏砀山，但后队自永城来者仍络绎于途，直到10日傍午才过完。

扫北援军于砀山、萧县之间寻渡黄河。3月10日，到萧县西北黄家口，遇到当地乡团的抵抗。徐州附近的这些乡团都是地方乡绅为对付近年日益增多的饥民而建，目的是保护自己的身家财产不被来自饥民的“土匪”所抢掠。扫北援军过境，他们不愿也不能“走避”，但迎战的结果都是被打垮，遭到或多或少的死伤。于是当地“土匪”进一步兴起。援军在黄河南岸找不到渡船，便继续沿河下行，13日进据丰工（丰北厅下汛三堡决口之河工）下游的包家楼。时值枯水期，而此处漫流水浅，扫北援军即于附近村庄拆屋取料，搭桥扎筏。自14—16日日落时，扫北援军大队陆续渡完。

援军后队尚未渡河，接南京方面的探报，说是庐州被攻紧急，许宗扬许宗扬即率后队两三千人折回，说明随后仍来直隶。21日，自永城东郭外南下。25日，在颍州府西北南渡颍河，当日抵正阳关，从而返回安徽战场。但这支部队回到安徽后，并没有改变庐州被清军围攻的局势，后来也未再北上支援直隶。

已经北上的扫北援军主力于17日克丰县，并由此进入山东境内。此时的援军大约拥有13个军的番号，总兵力已增至两三万人，甚至有说超过五万的，但其中的能战之士仍不足万人。

参加援军的群众主要有江苏、山东两省交界的大量饥民。自1853年春太平天国占领南京后，“南漕改折，或海运，挽夫、游民数十万无可仰食，丰北黄河连岁溃决，饥民亦数万，弱者转沟壑，壮者沦而为匪，剽劫益炽。”这些人随时随地参加到太平军中来，数量很大，但游离性也很大。

参加到扫北援军中的还有些有组织的队伍，主要是捻党、幅党和溃勇。

捻党即捻子，是来自皖北捻乡的农民，在农闲时“装旗”（集合编队）出发，远到数百里外“打梢”（掠取富有者的浮财），春耕时再各自回家。扫北援军过境，正值他们农闲“打梢”之时。他们虽附入太平军，但保留了很大的独立性。

幅党，清朝官方称之为“幅匪”，主要是运河沿线“随漕逐末”的江苏、山东两省的群众，“恒以匹布分幅帕头，私相雄长，阴有部曲”，时有剽劫商旅的行为。

溃勇是指以李三闹为首的自扬州溃逃的乡勇。李三闹，江苏徐州府睢宁县人，1853年春因聚众抢粮散给饥民，而被追缉。后他带数百人赴扬州投河标游击冯景尼营充乡勇。是年冬，太平军接应扬州守军突围，冯景尼部军溃。李三闹等逃至泗州，又聚众数千。援军得其众为前导，方从河南永、夏来到徐州府属之萧、砀、丰境。

这些群众乃至有组织的武装队伍的加入，固然使扫北援军的人数大为增加，但也使得它的成分日趋复杂，终于形成尾大不掉之势。

在山东境内，援军主要在运河以西向北推进，行动很快。16日，其先头部队即已与金乡的练勇发生战斗。18日，击败单县勇。19日，太平军大队攻入金乡，杀其知县。22日，克巨野，知县以下战死者达1300余人。23日，不战而入郓城。25日，分两路北进的援军在运河沿线的张秋镇会师，造成浩大声势。

清廷对扫北援军的北进和扫北军这只“将毙之虎，又添双翼”的可能表示了极大的忧虑。3月20日，针对僧格林沁僧格林沁奏折中所说阜城的扫北军坚守不出，咸丰帝咸丰帝的上谕中说：览奏焦急实深。数日来满望可接捷书，何以令该逆又成死守之势。挑穵长濠，固为扼吭之善策。第此时贼之不出，非尽穷蹙，实故意老我师，以待彼之南援。彼时腹背受敌，或兼顾不暇，皆在意中。无异于将毙之虎，又添双翼也。著僧格林沁僧格林沁等设法诱出，尽行歼灭，万不可再任窜逸。围困阜城的清军一方面加紧了对扫北军的进攻，另一方面不得不派出部分兵力南下对付扫北援军。最先从阜城南下的善禄善禄共有马步队3000人，于24日来到东昌。面对援军的浩大声势，清军不敢再向南迎击，而是依托府城以自保。援军方面也有意避开东昌府城，26日在阿城镇集中，向西攻击没有任何防守力量的阳谷。27日，占阳谷，杀其知县。28日，克莘县，知县逃走。29日黎明，到冠县。知县闭门守城。援军支云梯攻城，忿其闭城顽抗，杀知县以下人员颇多，并烧毁官署和部分民居。30日，分两路向北挺进。31日，到达临清。

临清北距阜城仅200余里，其州城于1851年重修完毕。独流、静海的扫北军南撤以来，居住在土城的“商民闻北警，已将财货妇女辇运入城”；扫北援军从南来，附近村庄之人又“争避入城，街衢填溢”。临清州城内积聚了大量财富。援军停顿下来攻打州城，历时近半月之久，于4月13日将其攻克。其间，清军已迅速向临清集结。其中以胜保胜保从阜城率领南下的6000余名官兵为最大股，其他有山东巡抚张亮基张亮基、山东布政使崇恩崇恩以及善禄善禄等带领的官兵，总计1万多人。但清军作战不力，军纪也很差，几乎坐视了扫北援军将临清州城攻克。

4月15日夜，扫北援军继续向北进军。至红庙遇伏，所抬药篓又误将火绳碰着，自相践踏，死伤极多，沿途参军的捻、幅、游民等饱掠之余，已不愿继续作战，趁机大量逃散。曾立昌曾立昌等带人追赶，逃散者竟然反戈相向。援军将领已无法驱使全军继续北行。在此期间，在临清的曾立昌曾立昌、陈仕保陈仕保突然接到据说是阜城林凤祥林凤祥、李开芳李开芳的来信，“言伊等足以自了，不须来援，催其南窜；又云官军马队利害，须于要隘取民间桌椅横塞，以防马队冲突。”由于后附入的队伍“各欲雄长，日寻干戈”，援军“遂无固志”。这封显然是伪造的信件，促使了扫北援军全军的南撤。21、22日，村民中有胆大者到太平军在城外建立的木城中掠物，清军让他们进城探视，才知太平军已全部撤走，遂入城大肆搜掠。有人形容清军官兵的行为说：“万户焚皆尽，三军喜欲狂。拨尸搜屋底，遍发窖中藏。”琦善琦善的侄子在胜保胜保营中带勇，其住所中“四壁堆钱甚多，书籍、衣服亦复不少，自云从临清城里取来者”。

扫北援军从临清连夜分股南撤，后参军者又趁夜纷纷逃遁，军中从此“号令不行”。清军看出扫北援军的溃散之象，一路紧追不舍，颇有杀伤。太平军南撤至清水镇时，尚有2万人。曾立昌曾立昌组织南来的老战士千余人于4月25日夜间冲至清军营帐，乘风纵火，“火随风烈，各营盘顷刻延烧，官兵奔避，势如山裂”。他主张趁势追杀，并“从此反辙往北”，继续救援扫北军，但“众贼目坚不相从”，只得再往南撤。

4月26日，扫北援军南撤至冠县。当地乡团“知贼败回”，其后还有官军追赶，胆子大了起来，于是与胜保胜保的追军前后夹击，使援军遭受了数千人的损失，逃散者更多。曾立昌曾立昌“怨众不于纵火时追扑，坐失事机，又因违令歇息，官兵始能追及。若止乡勇百姓，尚易设法制胜，何至一败至此”，结果“众怒欲杀曾”。身为援军统帅的曾立昌曾立昌大约即于冠县悲愤自缢身死。一说他可能是在退入江苏丰县境内黄河北岸时被追敌赶下急流而死，此后援军人心更为涣散，自冠县南撤时，“各头目擅自分股，每人或带千余人，或数百人，分路四窜”，结果遭到沿途清军和乡勇的截杀。5月2日经郓城境分股南奔时，马步已不足万人。3日晚，进入丰县城的有两三千人，这支队伍于4日晚抢渡黄河时被追及的清军压入河道，或是陷在泥泞中被枪箭杀死，或是卷入激流淹死。只有少数随陈仕保陈仕保渡过黄河，仍由萧县、永城一路南行返回安徽，又聚集起两三千人。但陈仕保陈仕保等在凤台县境内遭团练夜袭被杀，其余部由颍上渡过淮河，经霍邱归六安。许宗扬许宗扬于8月间回天京，被杨秀清杨秀清“收入东牢”。

1854年5月，东王杨秀清杨秀清将顶天侯秦日纲秦日纲由安庆召回天京，晋封其为燕王，令其统兵二次北援。同时封胡以晄为豫王，“将使往河北以通南北粮道”。秦日纲秦日纲率兵到舒城杨家店败回。其禀称“北路妖兵甚多，兵单难往”，不愿再向北行，奉旨赴安庆安民。不久，胡以晄亦因战败而被革去王爵。

二次援军中道夭折。此后，由于西征战事又渐转危，太平天国再也无力派兵北援。

六英雄末路

从1854年3月31日（胜保胜保于是日自阜城分军南下，同日扫北援军到达临清）直到4月21、22日（援军于攻克临清后南撤），前后有20多天时间。阜城的扫北军如能在此期间突围南下，应是和援军会师的极好机会。但扫北军竟然错失了这一时机。究其原因，应是信息不通。阜城的太平军虽屡屡派出侦探，但多被清军或各州县乡勇所截获。此时清军不仅在城周扎营，且挖深、宽各一丈多的长濠两道，又加一层树栅。太平军的侦探人员即使能探得有用信息，也已无法入城。扫北军鉴于在独流、静海突围时遭遇极大人员伤亡，也不能轻易突围转移，到最后下定决心突围并一举成功之日，却正是扫北援军兵败黄河之时。这次成功的突围已不能挽回扫北军最后失败的命运。

1854年5月2日（太平天国甲寅四年三月二十七日，咸丰四年四月初六日）夜，扫北军突然攻击东南方向的培成营，顺风纵火烧毁清军营帐，填平重濠，并派兵坚守住突围的缺口。5日夜，全军突围，分一股断后，大股向东南移至运河沿线的连镇。

连镇属河间府吴桥县，地处东光、吴桥交界，是跨运河两岸的大市镇。清军追及时，扫北军已做好抵御的充分准备。僧格林沁僧格林沁迟迟不敢发动攻击，甚至其营垒也遭到扫北军的夜袭。5月19日，胜保胜保率军从南线返回。从此僧格林沁僧格林沁部在北，胜保胜保部在南，但仍不能对扫北军形成周密的合围。

此时，有一位能道各省语言的广东妇女历尽艰险，来到连镇，送来密信，扫北军始知南京方面续派的13军已到山东临清州。林凤祥林凤祥即商令李开芳李开芳督带一千马队，前往会合。李开芳李开芳为此精心挑选出630余名身手过硬的“先锋”，于5月27日夜半，骑马突围，南下山东探明情况并作接应。

5月29日中午，李开芳李开芳所率马队进入德州正南的恩县城，在此已确知在临清的扫北援军早已南撤且败没，遂不再向西南去临清，而于当天下午向南突入高唐州，未遇多少抵抗即占领城池，并关闭城门予以据守。

林凤祥林凤祥率扫北军主力坚守连镇待援。除在东西连镇之间的运河上架设两座浮桥外，太平军还在镇外挖濠垒墙，构筑木城，又在附近的几个村庄扎营筑垒，以为角。连镇与各庄之间挖有地壕，人员往来俱从地壕中行。

清军面对扫北军的坚强防御，不敢强行进攻。他们仍采取在阜城的老办法，在太平军阵地的外围开挖长濠。濠之外再垒墙，圈成土城。由于须躲避太平军的炮轰，土城的圈很大，“周围土城不下六七十里，高一丈五六，厚八九尺”。入夏之后，连降大雨，运河水涨，僧格林沁僧格林沁又策划在运河两岸修筑套堤，以便截水浸灌，以水成围。这都是亟需人财物力的浩大土方工程。但在僧格林沁僧格林沁的严令之下，周围各州县动用政权的力量，劝谕士绅，竭资助饷，且逐日征民夫数万人，分界兴筑，结果很快就完成了。

以水浸灌的计划，因连镇南面河堤被水冲决，而雨季之后，水亦退去，未能实现。但清军兴筑的几十里范围的大濠墙却成了太平军难以逾越的屏障。更重要的是，这道濠墙圈子，从此隔绝了太平军与周围乡民之间的联系。

僧格林沁僧格林沁已胜券在握。早在5月16日，即胜保胜保所部即将回防、李开芳李开芳的马队尚未突围之时，他就向皇帝奏报说：该逆前在阜城约有万人，屡经官兵殄剿及大炮轰击，毙贼究有若干，彼时原不能知其确数。今日阜城居民在阜城城内南关、东南关红叶屯、塔儿头地内，掘出贼尸二千余具。自窜连镇之后，连日进攻，毙贼亦不下千有余名。以此计之，现在逆匪亦不过七八千名。但人数虽系无多，惟该逆窜扰数省，曾经百战，其狡猾诡诈之状，笔难尽述，且自知断无生路，众心结成死党。该逆若出巢抵敌，殄灭诚不费手；若坚匿不出，破之殊非易事。现据生擒逆匪及逃出被裹难民供称：该逆互相嗟怨，深悔渡黄北犯，现在惟有向南回窜，又恐马队追杀，是以到处盘旋。查东省之贼亦经剿灭，此股溃败之贼亡命南窜，似无北犯之虞。所有京师各路防兵，似宜酌量撤回，既可以息兵力，兼可节省帑项。……再，近日屡经拿获乡民代该逆购买马匹、硝磺、火药以及食物，业经讯明，就地正法。濠墙修筑之初，清军仍有进攻之举。6月24日，清军列队进攻时阵亡30多名兵勇，副都统达洪阿达洪阿亦身受重伤，并于不久后死去。此后清军为避免伤亡，不再轻易入濠墙内作战，而是派兵在濠墙上严密把守。

连镇太平军并不甘心坐以待毙，但侦探人员无从外出，“选水贼由运河出探，悉被滚钩鱼网捉去”；高唐方面派来联络人员，要求连镇太平军突围至高唐，也被清军俘获。扫北军于夏秋间先后数次组织突围，其间曾用过吕公车、云梯等，均告失败，遂坚守不出。但其贮存于河东的谷米，多遭水淹，米麦渐缺，不得不开始食用黑豆。部队内部也开始出现离心倾向。

入冬后，清军开始运水浇淋土城外墙，竟成冰城，冰滑更难攀登。但太平军竭力据守，坚不出击，清军也无计可施。此时，僧格林沁僧格林沁从投降人员口中得知，李开芳李开芳曾和林凤祥林凤祥约定，若回援时将于夜间施放喷筒火弹为号，就此设下骗局。12月8日，清军有意将在濠墙内割草被俘的一个太平军战士释放，并故意让他听到高唐太平军已到吴桥的假情报。9日凌晨，清军在连镇以南施放喷筒火弹，并派叛徒在围墙上跳舞呐喊，造成高唐援军已占领围墙的假象。连镇的扫北军将士“欢声鼎沸”，纷纷冲出营垒。但就在接近围墙时，扫北军却遭到清军的连环枪炮轰击，措手不及的扫北军遭受了重大人员伤亡，只得拖拉尸体，踉跄回奔，一时间又“哭声振野”。这次假冒援军的伏击行动对扫北军士气的挫伤极重，军中日益弥漫着绝望的气氛。各种怪异现象接连出现，甚至有笨拙火夫自言耶稣附体，竟然得到林凤祥林凤祥的极度信任，为之设军师府，供给甚丰，惟命是从。后得知其“僭妄相欺”，又“将正副军师一并斩讫”。陈思伯：《复生录》，见《太平天国续编》（四）。

随着粮食短缺愈益严重，叛投清营的人员开始增加。1855年1月21日，叛降清军并已得六品顶戴的施绍恒施绍恒带领陆续投出的两百多人跑到太平军营垒前叫骂。为严惩叛徒，检点黄益芸黄益芸亲自带队出战迎敌，但不幸在阵前被清军用大炮轰击身亡。林凤祥林凤祥失去了一位最为得力的左右手。僧格林沁僧格林沁在奏报中说：“查伪检点黄姓为逆贼中狡悍兼全之人，所有贼巢布置及制造攻具、带队奔扑，林凤祥林凤祥皆赖该逆一人，洵为穷凶极恶之贼。此次被炮轰毙，实属大快人心。”

由于施绍恒施绍恒等叛徒为湖北籍，僧格林沁僧格林沁开始有意识地使用离间计，故意对两湖之人网开一面，屡次令已投降者写信招降，并公开张贴告示，要求投降之人必须携带广西人的首级，从而挑起扫北军内部不同省籍人员之间的矛盾和猜忌。2月上旬，僧格林沁僧格林沁借此成功地策反了“人极强悍，谋勇兼全”，曾深得林凤祥林凤祥信用，但此时已引起林凤祥林凤祥疑忌的湖北人詹启伦。他在奏报中也深以这次成功的策反为自得。

2月中旬，扫北军断粮的严峻时刻终于来临。“圣粮馆已报粮绝，无粮可发。各军先杀骡马，次煮皮箱刀鞘充饥；或掘沙土中马齿苋、当归、一切野菜者；亦有剥榆树，取皮研末，造作面食者；甚至捉获官兵、逃贼，无不割肉分食。维时伪天朝将军以上各馆，尚有麦豆口粮。”陈思伯：《复生录》，见《太平天国续编》（四）。陈思伯陈思伯即在此时与另一湖北人相约，拼死逃出，投到僧格林沁僧格林沁营内。此时，陆续逃出投降者已增至3000余人。

僧格林沁僧格林沁将投降者编为“义勇”，发给口粮，但只许在长濠之内扎营，而且必须有“杀贼”立功的表现后才能剃发。1855年2月17日（太平天国乙荣五年正月十三日，咸丰五年正月初一日），他驱使“义勇”打头阵，与清军合力环攻三昼夜之久，终将西连镇和附近营垒攻克。清军官兵伤亡10余人。“义勇”阵亡100余人，受伤800余人。林凤祥林凤祥率余部退守东连镇。此后又有六七百人陆续投降，但僧格林沁僧格林沁认为他们“自知万无生路，始行投出，希图倖逃，断难宽宥”，“当即随时正法”，其领队者甚至被凌迟处死。

东连镇的扫北军余部已不足两千人，在粮食罄尽的情形下，于营内“遍掘新埋男女尸身，归入圣粮馆中，按人分肉”，又坚守了19天之久。3月7日，清军对东连镇发起最后的攻击。扫北军余部“半死刀枪之下，半死运河水中”。身受重伤的林凤祥林凤祥与少数部属藏在地洞中，打算在清军撤离后伺机逃走。但地洞口被叛徒施绍恒施绍恒发现。已服毒的林凤祥林凤祥被抬至清军大营施救。3月14日，林凤祥林凤祥等被槛送到北京。次日下午，在菜市口被凌迟处死。林凤祥林凤祥就刑时，“刀所及处，眼光犹视之，终未尝出一声”。

李开芳李开芳率领的630多名精骑，于1854年5月29日下午占据高唐州城。当晚，胜保胜保的马队追至，于城北扎营。待其大批步队调到，城内的太平军布防已妥。李部600余人坚守高唐孤城，与十数倍于己的清军对峙，前后达九个半月之久。其间，李开芳李开芳曾多次派人到连镇送信，嘱林凤祥林凤祥不必再等救兵，即刻从连镇南下，一起回南。但送信之人多被清方查获。林凤祥林凤祥也多次组织突围，但一直突不出来。李开芳李开芳始终未能等到连镇的大部队南下。李部人数不多，但极为精干。他们常常趁夜晚骚扰敌人，“无日兵勇不为所害，至下半月黑夜尤甚”，且“每晚至附近村庄抢粮”。胜保胜保虽骄横，但不可能像僧格林沁僧格林沁在连镇那样修筑周围几十里的大濠墙以切断城内太平军与四乡群众的联系，甚至其所统带的川、楚等勇，也有暗中与太平军通气者。“是以官军声息，贼尽知之；而贼之情形，官军反不能知。”

咸丰帝咸丰帝对此也有所闻。11月25日，他在给胜保胜保的上谕中指出：“逆匪在高唐城出入自由，并无阻隔，其掳掠米粮，召集党与，为势所必。”并痛斥其“数月以来所筹办者，皆毫无成效。不过每阅数日，敷衍入奏，以为搪塞地步。似此庸懦无能，殊堪痛恨”。

胜保胜保各军攻城不力，扰民肆虐却无所不用其极。礼科给事中毛鸿宾毛鸿宾在参奏胜保胜保的折中说：“胜保胜保营中，散漫无纪。兵勇在外掠人财物，淫人妇女，无所不至。甚或执持器械，结党骑马，白昼闯入庄村，纷纷攘夺，远近二三十里无得幸免。”当时在胜保胜保营中的张集馨张集馨对毛鸿宾毛鸿宾的指控评价是“真伪参半”，但对胜保胜保“派兵洗民村庄”一款，则承认“确有其事”。

在咸丰帝咸丰帝的严责下，胜保胜保自1854年冬加紧了对高唐州城的攻击。1855年3月7日，他更采取挖地道、埋地雷的手段攻城。但所埋两万斤炸药非但未能轰塌城墙，反而炸了自己。守备定某以下官兵数百人被炸死，胜保胜保本人也受了轻伤。城上太平军“大肆喧笑，锣鼓并作”，并趁势开城出击，清军被“践踏烧死者，又数百人”。

3月9日，僧格林沁僧格林沁率部南下。11日，到达高唐，即传旨将胜保胜保拿问解京治罪。

敌方主帅易人，李开芳李开芳由此知道连镇林凤祥林凤祥已经失败。17日夜，他率所剩500余骑冲出高唐，沿途打探前去黄河的路径。18日拂晓，进至距高唐50余里的冯官屯。上午，僧格林沁僧格林沁所率马步官兵和“毛勇”（即所谓“义勇”，因本系“长毛”，故又有是称）也已赶到。冯官屯属茌平县，是个有500多户人家的集镇，分前后寨，有寨墙，墙外有壕沟，粮食也充裕。李开芳李开芳遂率部在此据守。僧格林沁僧格林沁“令毛勇攻击，互有杀伤”。但“毛勇”中有一位原担任土将军的刘子明刘子明，竟然趁机逃进了屯内。

僧格林沁僧格林沁以重兵围困冯官屯，且亲自督兵进攻，但均被击退。在4月19日夜的围攻中，僧格林沁僧格林沁坐骑被击伤，随从戈什哈戈什哈亦被击毙。此时冯官屯外围的清军已是太平军残部的20倍以上，却始终不能攻入。僧格林沁僧格林沁还是采取了在连镇的老办法，修筑濠墙，长期围困。为利用旧有河道引水淹灌地势较高的冯官屯，他还“移咨东河总督、山东巡抚，委员复加细勘，赶紧设法修理”。总长120多里的运河，历时1个多月竣工。修成后即引运河水入濠，又征集二三千民夫，日夜用水车、笆斗将水灌入围墙。李开芳李开芳的这支小部队，原在屯中开挖有地道，可以灵活地出击敌人。但大水灌淹后，地道塌陷，溺毙数十人，所藏火药也被淹没。围墙以内，高处水深三四尺，低洼之处水深五六尺不等。屯内遍地皆水，只剩下两三丈干地，“为李开芳李开芳支床处”，其他人都处于泥淖之中。由于水秽臭多蛆，饮水也成了问题。

在此“万无生路”的情形下，僧格林沁僧格林沁抓紧了诱降的活动。5月26日，清军“用箭缚扎手谕”，“予限三日，投诚免罪”。27日以前，太平军陆续投出两湖等处人222人。僧格林沁僧格林沁“宽其一线，当即收录”，但仍采取和在连镇相同的做法，即令其“在围隄以内安扎水营，攻贼赎罪”。28日，李开芳李开芳的先锋指挥黄近文黄近文率140余人，夹在数10名茌平、高唐的难民中，“一起拥出，纷纷凫水，叫喊投降”。但僧格林沁僧格林沁认定其为诈降，将黄等140余人渡引出墙外，“全数诛戮”。31日上午，李开芳李开芳与最后剩下的100余人投出。除李开芳李开芳等准备送北京“献俘”的少数人外，其余100余人被“悉数正法”。那位逃进冯官屯的土将军刘子明刘子明更遭到凌迟处死的极刑。李开芳李开芳最后的表现，据当时在现场的张集馨张集馨记载：余到大营，问知李开芳李开芳在僧帐内坐，见余等入，亦知起立。该逆头裹花洋布手巾，身穿月白紧袖小袄，青色绉绸单裤，短袜，红色绣花鞋。面色黄白，瘦颧耸立，双目下注，两鬓皆长发。……申正后，僧王回营，牵李手入帐。该逆跪称小的。僧王故意抚循曰：“我既准汝降，我断不杀汝。将来江南，我还要带汝同去立功，不卜平定江南，汝有何计？”李逆曰：“江南瓜镇各营，我可招致，若专恃兵力，转难得手。”僧王曰：“汝论甚善。大将军惠亲王欲见汝一面，即打发汝回，随我南下。汝在京谅无多耽搁也。”很显然，两下说的都是假话。李开芳李开芳等于6月9日被槛送到北京。11日，被凌迟处死。

李开芳李开芳之死，标志着太平天国扫北军的彻底败亡。

太平天国的扫北以失败而告终。李秀成李秀成后来总结“天朝十误”，扫北及其援军的失败就占其三。而“误国之首”，即“东王令李开芳李开芳、林凤祥林凤祥扫北败亡之大误”。洪仁玕洪仁玕在被俘后的供词中也说：“后乃发兵扫北。虽所到以威勇取胜，究系孤军深入。……覆没忠勇兵将不少。”

但扫北军时近两年的征战，还是在北方的人民群众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即在扫北军最后失败的山东，数十年后仍流传着这样的民谣：

“长毛哥！长毛哥！一年来三遍也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