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通史——太平天国的重新振作

天京事变之后，尤其是石达开石达开的分裂，带走了大批精兵良将，造成了太平天国“朝中无将，国内无人”的局面，各战场形势急剧恶化。为扭转危急的局势，天王洪秀全洪秀全提拔和任用了一批新人。他重新任命了五军主将。在洪仁玕洪仁玕由香港来到天京后，他又迅速将其褒封为“开朝精忠军师顶天扶朝纲干王”。陈玉成陈玉成、李秀成李秀成等有为将领也相继封王。太平天国后期的领导核心得以形成，出现了重新振作的迹象。

一战场形势的急剧恶化

1856年9月天京事变发生前，太平天国已控制了上自武汉下至镇江的长江一线，拥有江西、安徽两省大部和湖北、江苏两省一部。除武昌、汉阳两城处于清军围困之下外，太平军在其他各战场大体上占相对优势。天京事变，尤其是石达开石达开的分裂出走，使得太平天国的战场形势急剧恶化。还在1856年10—11月间（咸丰六年十月），清咸丰帝咸丰帝即谕令各有关督抚和统兵将帅，抓紧向太平军发动进攻，“乘其内乱，次第削平”。1857年6—7月间，也即石达开石达开公开分裂后不久，咸丰帝咸丰帝又谕令“逆匪既生内讧，机会更不可失”，“乘其人心涣散之机，设法散其党与，使该逆势成孤立，迅就歼擒”。

湖北战场的形势最为危急。

清朝方面，钦差大臣、湖广总督官文官文主持全局兼攻汉阳，署理湖北巡抚胡林翼胡林翼督率湘军专攻武昌。太平军自1855年4月攻占武昌以后，即以国宗韦俊韦俊等据城防守。在天京事变爆发前，他已坚守该城一年有余。1856年8月，石达开石达开率军进援武昌，守城太平军亦积极配合，旬日之内在洪山等处与清军大小打了28仗，但未能突破清军对武汉的围困。石达开石达开部乃于9月5日后撤。此后，因天京事变的爆发，石达开石达开将在洪山前线的援军调回安徽。湖北太平军实力更形削弱。但变乱之初，武汉守军并未丧失信心。据当时在胡林翼胡林翼军中做幕客的方玉润方玉润于11月4日（咸丰六年十月初七日）记载：中丞（按：即胡林翼胡林翼）前数日射书入武昌、汉阳城，劝贼归降。贼亦复书云：“我东王之所以被杀也，乃其有篡弑之心，故北王讨之，戮其全家。今翼王与北王已除大憝，南京已定，不日大兵将来救援，尔等妖兵，死无日矣！”随着北王韦昌辉韦昌辉的被诛死，加之石达开石达开的援军不复上驶，韦俊韦俊的守城决心动摇了。1856年12月19日（太平天国丙辰六年十一月十三日，咸丰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他与汉阳守将秋官副丞相钟廷生钟廷生同时弃城突围。太平军在撤出两城之后，遭遇重大损失。钟廷生钟廷生与管带武汉水营的二十检点辛成金等在江夏县被俘死。接着，黄州、广济、大冶等城，也在10天之内，相继为清军占领。清廷以克复湖北省城，实授胡林翼胡林翼巡抚，并赏头品顶戴。胡林翼胡林翼以宽猛相济的两手政策大力经营湖北，“穷治从乱之莠民，抚驭疮痍，整饬吏治”，并提出“裁汰募勇、添设重兵、严查保甲、简选贤员”等兵政吏治的具体实施方案。湖北继湖南之后，成了湘军又一个巩固的后方基地。此后，太平军于1861年间虽又有会攻武昌的二次西征之役，但始终未能再次夺取武汉。

天京事变前，太平军已控制了江西的大部分州县，并普遍建立乡官政权。在石达开石达开率主力参与攻打江南大营的会战后，留在江西的太平军守军采取了灵活机动的积极防御战术。曾国藩曾国藩与江西巡抚文俊文俊坐困南昌省城，筹饷无源，吃尽苦头。据其在奏报中分析：近来吉袁瑞临抚建等府之贼，深濠密签，闭城坚守。近省之丰城、奉新、安义、靖安、建昌、德安等县，亦皆有两广老贼督率新附之匪踞守城池。官兵不至之处，则掳粮催贡，民不堪命；官兵一往，则援贼四集。该逆诡计，盖欲坚守各城，使我疆土日狭，饷源日竭，省会成坐困之势。天京事变后，尤其是1856年12月武汉失守后，江西的形势亦趋于严峻。九江西连武昌，东接安庆，为江西之咽喉，湖广、江南之腰胁，在清军的进攻中首当其冲。1857年1月4日，李续宾李续宾挟湖北胜利之威，率湘军水陆主力进抵九江城下，开始了对九江的水陆环攻。但太平军经营九江、湖口已久，防守缜密，曾国藩曾国藩即曾赞叹道：“林启容林启容之守九江，黄文金黄文金之守湖口，乃以悄寂无声为贵。……己无声，而后可以听人之声；己无形，而后可以伺人之形。”

围攻九江的湘军不得不改行胡林翼胡林翼所制定的“长围坐困”之计。

而在其他州县，太平军积极防御的战术依然奏效。1857年3月，曾国藩曾国藩兄弟因其父病死，赶回湖南原籍奔丧。主持江西军务的西安将军福兴福兴与江西巡抚文俊文俊在奏报中向皇帝诉苦：奴才等复通筹全局，西路瑞、临等处既不可少涉松劲，东路抚、建两属尤不得置之度外。缘我军各攻一城，其势分；贼踪联络一气，其势合。有兵之处，攻打一紧，抚城悍贼辄分大股趋援，奔突往来，驰应迅捷，是非速筹进剿牵制抚贼之势，断其来援之路，则临、吉迄难得手。此抚州亟宜进兵之实情也。然而自石达开石达开从天京出走后，江西的太平军亦陷于分裂。九江林启容林启容、湖口黄文金黄文金、景德镇韦俊韦俊等不愿附从石达开石达开，从属于翼殿与仍效忠于天京的各部队之间已形同陌路。“大股趋援”、“驰应迅捷”的态势不复再现。其结果，只能是被敌人各个击破。1857年10月，湘军先后攻取小池口、石钟山、梅家洲。黄文金黄文金被迫从湖口突围。11月，湘军又先后攻取彭泽和小孤山要塞。此时，石达开石达开所部正大举入赣，并集结于景德镇一带，但他竟然坐视了近在咫尺的九江周围城池和要塞的失陷。

湘军在九江城外开挖了6道长濠，陆路三面合围，分水师十余营驻守北面江岸，切断了九江的水陆补给线。林启容林启容令将士在城内外及城头种麦，坚守待援。湘军则于1858年3月起昼夜水陆环攻，并开挖隧道，力图在夏熟前陷城。天京方面已无力救援九江，虽有陈玉成陈玉成等部在江北活动，甚至数度进入湖北，但均未能达到分散湘军兵力的目的。4月，九江城中每人每日发米由10两减为4两，“和草为饼以食”。5月8日、12日，湘军两次以地雷轰塌城墙，但均被守军“以大桶火药抛掷，士卒多伤，未得登城”，缺口旋亦被“磊塞”。19日（太平天国戊午八年四月初十日，咸丰八年四月初七日），湘军再次引爆地雷，“顷刻砖石飞腾，山岳震撼，轰塌迤东并南城垣一百余丈”。饥疲已极的守军无力堵御。贞天侯林启容林启容以下1.7万人血战到底，全部牺牲。胡林翼胡林翼等为自己的屠杀政策辩护道：“九江贼窟已阅六年，万余之贼顽梗负固，其中决无善类，设有胁从之民，必早投诚，设计逸去。此次尽数歼灭，事虽惨而功则奇。……经此大创，足以寒贼胆而伐贼谋，既可不留余孽，并可灰其死守之心。”守军中有被敌俘虏而剖腹验视者，腹中都是青菜野草。主持围攻九江的胡林翼胡林翼后来对其友人说：“昔年九江之贼，剖腹皆菜色。三日无米，究能坐困，兵不如贼，其理难通。”曾国藩曾国藩私下也对其弟曾国荃曾国荃说：“林启容林启容之坚忍，实不可及。”

赣西的瑞州、吉安、临江三府，也是湘军进攻的对象。吉安、临江的湘军由湘抚骆秉章骆秉章节制，瑞州的军政则由福兴福兴、文俊文俊主持。但湘军各部之间的联络援应，仍由居丧在家的曾国藩曾国藩与在任的胡林翼胡林翼暗中掌控，在骆秉章骆秉章幕中的左宗棠左宗棠也积极参与规划协调。湘军在赣西采取多路并进、长围坐困、雕剿打援等战术，并利用太平军与新附广东天地会花旗军之间的矛盾，进行分化瓦解，攻占了太平军大片土地。1857年8月，瑞州守将赖裕新赖裕新被迫突围。赣西战场形势急转直下。远在安庆遥控指挥的石达开石达开只得于10月率军南渡，进入江西。但石达开石达开的到来也未能挽救赣西战场的颓势。1858年1月，临江守军又被迫突围。石达开石达开经营江西的意图无法实现，于4月率军进入浙江。10月，太平军在江西的最后一个基地吉安失守。

安徽与天京附近战场。

安徽处于太平天国占领区的腹地，其战场形势相对要好一些。但皖南方面，处于敌军攻击或围困下的泾县、宁国守军已先后于1856年12月间撤出。在陈玉成陈玉成等率军北渡后，南陵、湾沚、黄池等重要据点亦相继弃守，只剩下芜湖、繁昌、青阳等沿江州县。

皖北方面，清军以庐州为依托，趁天京变乱之机，先后夺取了三河、庐江、无为、巢县、和州等州县或重要据点，并大举向桐城发起攻击。桐城乃安庆门户，坚守该城的正是此时已崭露头角的李秀成李秀成。1857年初，他与陈玉成陈玉成等在枞阳会议，决定李“亲回桐邑，谨备制敌之师”；而由陈“出奇兵”，突入巢湖地区，获胜后再会师桐城。据李秀成李秀成回忆：成天豫（按：即陈玉成陈玉成）奇兵制胜。由棕（枞）阳一鼓顺下，攻破无为州，下汤（仓）头镇、运漕，会迓天侯陈仕章之军，力破汤（仓）头清营。攻破之后，抄黄落（雒）河，破东关，得巢县，分军镇守。1857年1月28日，陈玉成陈玉成率军进抵黄姑闸，2月1日进克庐江。不数日，抵桐城北境，“在桐营后路，层层进扎”。他与李秀成李秀成对清军形成夹击之势，并切断了清军粮道。其时正值春荒，大股饥民纷纷投入太平军，增强了陈、李两军的实力。饥疲已久的清军在提督秦定三、总兵郑魁士等率领下被迫突围。太平军先后攻占舒城、六安，并阵毙清军总兵郝光甲。皖北大片疆土又重入太平天国版图。皖北的胜利，首先当然还应归结于当时仍在天京、尚未出走的石达开石达开的指挥调度，但陈玉成陈玉成、李秀成李秀成等将领确实充分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和战场主动性。

清安徽巡抚福济福济在奏报中说：“该逆乘我年饥粟罄，大肆鸱张。六安至临淮一水可达，倘被乘虚盘踞，则淮河锁钥尽失，军火饷道无路可通。恐庐营困在垓心，不战自溃，即徐、扬、淮、泗亦必震惊。且捻匪正在颍、霍之交，纷纷肆扰，互相勾结，势所必然。”

确如福济福济所说，太平军与捻子的联合已是“势所必然”。李秀成李秀成部将李昭寿李昭寿与捻首张乐行张乐行素有交往，此时已与其达成联合作战的协议。而在石达开石达开率大军出走以后，李秀成李秀成等正是靠与捻军的协同作战，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并扭转了太平天国主战场极其危殆的局势。

相比而言，天京附近的战局最为消沉。

这主要是因为江北、江南两个大营，尤其是后者被太平军攻破后，元气大伤，一时还无力发动对太平天国首都的攻击。但两个大营的清军乘天京内乱的有利时机，重新扎稳了阵脚。和春和春接任督办江南军务的钦差大臣后，督率江南大营清军于1856年秋冬多次发起对太平军坚守的句容、溧水两个县城的攻击，但均被守军击退。延至1857年春，两城的战事几乎陷于停顿。咸丰帝咸丰帝对此极为不满，他在上谕中说：江南军务，自紫金山大营失陷、向荣向荣病故后，金陵城外遂无大兵控扼。句容、溧水，不过蕞尔小县，该逆以之牵掣我军，而分其党与，四出滋扰。现在安徽省，巢、无、舒、六相继失陷，贼踪距庐州仅止数十里，情形万分吃紧。池州，芜湖之贼，窥伺徽、宁，浙防又形吃重。总由大兵不能进逼金陵，故石逆得以安居城中，从容布置。贼势裹胁愈多，官军几至应接不暇。现当各省荒旱，军饷缺乏，日复一日，伊于何底。和春和春前在安徽督师得力，张国梁张国梁在江南军营，亦素称勇敢。何以区区二邑，旷日持久，不能攻克？1857年6月初，翼王石达开石达开分裂出走，“将合朝好文武将兵带去”，甚至连天京守军也纷然附从，“城内死党不过七八千人，余皆胁从老弱”。江南大营乘势加强了对天京地区的攻击。溧水、句容两城翼王旧部首先撤出。6月14日，溧水弃守。7月15日，句容沦陷。7月下旬，张国梁张国梁所部清军进抵镇江，在攻击失利后，遂开挖长濠，采取长围久困战术。镇江守将吴如孝吴如孝虽数次击退敌之进攻，但天京方面几次救援行动均告失败。江北瓜洲的孤立据点，亦处于江北大营的进逼围攻之下。11月，镇江、瓜洲守军存粮不足，每人每日仅能发米半斤。在粮绝援断的情形下，瓜洲守军于1857年12月27日（太平天国丁巳七年十一月二十日，咸丰七年十一月十二日）炸毁城垒，南渡镇江。同日，镇江守军亦组织突围。幸得李秀成李秀成自安徽六安调集援军前往接应，“由皖省赶上六安，全军调下，救出镇郡之兵，失去镇江之城矣”。这两座拱卫天京的战略据点坚持了四年零八个月。

清廷为攻克镇江府城所鼓舞，“赏钦差大臣和春和春双眼花翎、二等轻车都尉世职，帮办军务张国梁张国梁骑都尉世职，总督何桂清何桂清太子少保”，并乐观地认为：“金陵贼势已孤，指日大军即可直抵贼巢，歼擒首逆。”

1858年1月5日，清两江总督何桂清何桂清驰抵镇江大营，与和春和春、张国梁张国梁等会晤。8日，渡江至扬州，又与德兴阿德兴阿、翁同书翁同书等会商。他们一方面会筹瓜、镇两城之善后，另一方面积极策划进攻天京，甚至对各营兵勇“许以克复金陵之日格外加赏银十万两”。江北大营开始进攻江浦。江南大营再次进逼天京，虽“既无仰攻之方，更无围困之力”，但其“步步为营，由东南而至西北，扼其要冲，断其接济”，还是对太平天国的首都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二洪秀全洪秀全任用新人

为了扭转太平天国在天京事变后，尤其是石达开石达开带走精兵良将后“朝中无将，国内无人”的窘困局面，天王洪秀全洪秀全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并大力起用新人。

首先是加强朝内官的建设。1857年7月（太平天国丁巳七年五月，咸丰七年闰五月），也即石达开石达开出走后不久，清方所探得的“金陵城中著名逆首职衔姓名清单”中已经有了正副掌率和六官丞相（正职）的完整名单：“伪文衡正掌率赞天燕蒙得恩蒙得恩；伪副掌率顺天燕钟芳礼；伪真神殿大学士兼天官部事黄得用；伪地官丞相加侯爵陈潘武；伪春官丞相加侯爵刘庆汉；伪夏官丞相蔡子贤，伪秋官丞相加侯爵莫士暌；伪冬官丞相加侯爵陈得风。”

为了收拾离散的人心，重建太平天国的政治宗教体系，洪秀全洪秀全还正式为东王杨秀清杨秀清恢复名誉。同年11月（太平天国丁巳七年十月），太平天国颁布戊午八年新历，列名献奏者有杨秀清杨秀清、萧朝贵萧朝贵、冯云山冯云山和石达开石达开。这四位的头衔分别是：传天父上主皇上帝真神真圣旨劝慰师圣神风禾乃师赎病主左辅正军师东王杨

传救世圣主天兄耶稣太子圣旨圣神雨右弼又正军师西王萧

云师前导副军师南王冯

洪秀全洪秀全一方面取消了曾一度授予石达开石达开“圣神电”的称号，另一方面恢复了杨秀清杨秀清“圣神风”的称号，并新设“圣神雨”称号，授予早已死去的萧朝贵萧朝贵。但韦昌辉韦昌辉因在天京事变中的恶劣表现，连带他的称号一起消失了。这表明了洪秀全洪秀全维持和重建太平天国政治宗教体系的努力。外国传教士们早在天京事变以前就形成了这样的看法：基督教在此党（天朝）之组织中根深蒂固，支配其整个机构；如其一旦废弃之，全局将必瓦解。……是故他们断不能中道取消这些称号，而不至于丧失全军对他们像半偶像的尊敬。他们断不能放弃基督教而不至于尽反起义以来所有的文告及废除其整个的政治系统也。

1858年（太平天国戊午八年），洪秀全洪秀全重新任命了五军主将：陈玉成陈玉成为前军主将，李秀成李秀成为后军主将，李世贤李世贤为左军主将，韦俊韦俊为右军主将，蒙得恩蒙得恩为中军主将兼正掌率，掌理朝政。太平天国因此而“稍可自立”。5人中，蒙得恩蒙得恩年龄最长，“久日在朝，是天王爱臣，永不出京门”，虽曾受东王的压制，但仍属平庸之辈，其执掌朝政期间，太平天国在政治上并没有什么起色。韦俊韦俊虽是勇猛的战将，但随着杨秀清杨秀清的平反昭雪和韦昌辉韦昌辉的彻底被否定，乃于1859年（太平天国己未九年）底叛降清朝。其余3人，则是战功卓著、年轻有为的将领，是忠于太平天国事业的第二代人物。陈玉成陈玉成（1837—1863），广西藤县新旺村人，出生于贫雇农家庭。他跟随叔父陈承瑢陈承瑢参加金田起义时，还是个年仅14岁的孩子，因作战勇敢，迭次擢拔，不到20岁就已是独当一面的大将。李秀成李秀成（1823—1864），原名李寿成，广西藤县新旺村人，出生于贫雇农家庭，与陈玉成陈玉成为上下屋邻居，在家即与其相交。因舅父为村塾教师，幼时曾读过两年书，后即在各村塾做过几年帮工。“家中之苦，度日不能，度月格难，种山帮工就食”。他于太平军进军永安途经其家乡时入伍，以自己的卓越才能和忠贞品德，逐步锻炼成长为杰出的军事统帅。李世贤李世贤（1834—1865），亦为广西藤县新旺村人，秀成堂弟。天京事变后，朝臣议举大将，以其“少勇刚强”而得以选用，与陈玉成陈玉成、李秀成李秀成等分路统带军队。

不久，率军游移在外的杨辅清杨辅清因杨秀清杨秀清平反昭雪而脱离石达开石达开来归。天王乃改任杨辅清杨辅清为中军主将。太平天国开始出现了重新振作的迹象。

三洪仁玕洪仁玕与《资政新篇》

1859年（太平天国己未九年）春，洪仁玕洪仁玕历经艰辛，来到天京。他的适时到来，为太平天国的复苏增添了几分喜剧色彩。

洪仁玕洪仁玕（1822—1864），字谦益，号吉甫，广东花县人。洪秀全洪秀全族弟。洪仁玕洪仁玕少时学习经史，屡试不第，后以教馆为业。1843年，皈依洪秀全洪秀全创立的拜上帝教。1847年，曾随洪秀全洪秀全去广州，在美国传教士罗孝全罗孝全处学习。金田起义爆发时，他正在广东清远县教书，接信后赶往广西，但因起义军主力转移和清军严密封锁，废然而返。1852年（太平天国壬子二年），洪仁玕洪仁玕辗转流亡至香港，结识瑞典巴色会教士韩山文韩山文，向其介绍了太平天国起义初期的事迹，并得其帮助。1854年（太平天国甲寅四年）春，洪仁玕洪仁玕曾设法由香港至上海，并与小刀会起义军领袖接触，但他无法使对方相信他所自我表白的与洪秀全洪秀全的关系，且因上海与外界交通被堵塞，也无法突破清军的封锁前往南京，迁延至当年冬又返回香港。在港期间，他继续教书，并担任了伦敦布道会的布道师，潜心钻研基督教教义并学习了天文、历算等方面的知识。1858年6月（太平天国戊午八年五月），他再次离开香港，由陆路从广东经江西、湖北，乔装打扮，于1859年春辗转来到太平天国统治区。1859年4月22日（太平天国己未九年三月十三日），洪仁玕洪仁玕到达天京。天王洪秀全洪秀全对洪仁玕洪仁玕的到来大喜过望，不到20天，即于5月11日（四月初一日）褒封其为“开朝精忠军师顶天扶朝纲干王”，让其总理朝政，从而打破了洪秀全洪秀全本人自天京事变后不再设军师，也永不封王的决心。洪仁玕洪仁玕因自己初到，“恐将心不服，屡辞”，但洪秀全洪秀全认为，洪仁玕洪仁玕从前“因爷哥朕名受辱者多矣”，而其“果然志同南王，历久弥坚。确乎爷爷生定家军师，板荡忠臣，可为万世法”，执意“不避亲贵，特加殊封”。

同月，陈玉成陈玉成因战功卓著受封英王。本年内，洪秀全洪秀全又封李秀成李秀成为忠王，蒙得恩蒙得恩为赞王。1860年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后，洪秀全洪秀全又封李世贤李世贤为侍王，杨辅清杨辅清为辅王，林绍璋林绍璋为章王，太平天国后期的领导核心至此得以形成。洪仁玕洪仁玕说：受封诸王“各有奋兴之志”。李秀成李秀成也说：天王“加恩惠下，各又振作同心矣。自此一鼓之锐，振稳数年。”

洪仁玕洪仁玕长期脱离太平天国军事斗争的实践，也没有什么行政上的才能。但作为新的朝纲领袖，他还是很快就提出了一个振兴太平天国的纲领《资政新篇》，并由天王下令镌刻颁行。

《资政新篇》从“因时制宜，审势而行”的原则出发，根据太平天国的实情和当时世界的潮流，提出了一系列革新主张。从结构上看，全篇共分“用人察失类”、“风风类”、“法法类”、“刑刑类”四个部分。

洪仁玕洪仁玕认为：“用人不当，适足以坏法，设法不当，适足以害人。”因此，《资政新篇》首创“用人察失类”，以收“真心实力，众志成城”的效果。后三类意在求“设法”之如何良善，即改革的具体措施：第一，“以风风之”，就是要提倡革除腐败的生活习惯和落后陈旧的风俗；第二，“以法法之”，就是实行新的社会和经济政策；第三，“以刑刑之”，就是采用新的刑法制度，以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上述三类中，又以第二类“以法法之”为主。在这方面，他广泛论述了东西方各国强弱兴衰的原因和现状，并提出了29条仿效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政治设施的建议。概括地说，大约有如下内容：在政治方面，强调中央集权和上下沟通，设置独立的新闻官（监察官）、新闻篇（报纸）、暗柜（检举箱）等；在经济方面，提倡学习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和先进技术，全面发展近代交通运输业，开办工厂，开发矿藏，创设银行、邮政、保险各业等；在文化和社会改革方面，提倡兴办学校、医院和慈善事业，禁止溺婴、喝酒和吸食鸦片等；在外交方面，提倡中外自由通商和开展文化交流，戒除虚骄自大、口角取胜的做法，但不准外人干涉内政，“准其为国献策，不得毁谤国法”。

可见，《资政新篇》的上述主张，是要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和进行一些相应的上层建筑改革。而且很显然的是，在洪仁玕洪仁玕所构想的新国家的蓝图中，是允许贫富差别，甚至有百万富翁的存在的。他完全撇开了《天朝田亩制度》中所倡导的“天下大家处处平匀，人人饱暖”的绝对平均主义方案。在《资政新篇》的结语部分，他很含蓄地指出：“今之人心风俗，皆非古昔厚重之体，欲清去病源，既不可得，即欲峻补，其可得乎？此皆为邦大略，小弟于此类凡涉时势二字，极深思索。故于古所无者兴之，恶者禁之，是者损益之。”可见，《资政新篇》完全是着眼于现实与未来、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改革方案。

值得注意的是，洪秀全洪秀全对本篇所提出的方案作了仔细的批示。有16处批一个“是”字；有11处批“钦定此策是也”或“此策是也”；有2处批“钦定此策杀绝妖魔行未迟”或“俟杀绝残妖后行未迟也”。唯有对其中讲到不杀人、诫杀人的两处，表示反对。洪秀全洪秀全的有关批语，使我们对这位农民知识分子出身的太平天国领袖的思想有可能作进一步深入的了解。他对《资政新篇》大体上采取了肯定和赞同的态度，说明他在思想认识上也还是可以与时俱进的。

《资政新篇》的问世，甚至还受到了太平天国敌对营垒的重视。1861年（咸丰十一年）春，曾国藩曾国藩的谋士赵烈文赵烈文于上海得见此书，认为“其中所言，颇有见识”，“观此一书，则贼中不为无人也”。他希望“有志之士尚无忽诸”。

囿于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资政新篇》的方案未能实施。但它作为中国历史上要求学习资本主义的第一个比较系统的纲领性文件，是有其重要的历史地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