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通史——“修约”讹诈与酝酿新的侵略行动

鸦片战争后，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所谓的“坚船利炮”敲开了中国长久闭锁的国门，西方殖民扩张势力对中国的经济掠夺、政治压迫与军事侵略也逐步升级，中国社会由此发生巨大变化。西方列强通过逼迫，与清政府订立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攫取了许多特权，并通过由不平等条约确立的片面最惠国待遇和利益均沾的原则，使欧、美等国侵略者得以共同分享其中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从中国获取的侵略特权，从而初步形成了构建近代中外关系基本格局与趋向的不平等条约体系。利用这些不平等条约的保护，西方列强以条约口岸为据点与基地，从沿海地区到中国腹地，大肆地倾销其机器化生产的廉价商品，掠夺中国传统的丝、茶等农产品原料，把中国变为其巨大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供应基地。同时，西方列强以不平等条约相关条款的规定为借口，进一步扩大其在华侵略权益，勒索租界，建立租界“政府”，控制中国海关，使租界地成为游离于中国主权之外的“国中之国”，更使中国领土的完整继香港被英国割占、澳门为葡萄牙强占之后受到严重的损害，使中国的行政司法权、关税自决权、海关行政管理权、领海权等受到严重的破坏。中国国家权益严重流失，国家安全受到巨大威胁。更有甚者，西方列强在不平等条约体系之下与中国进行所谓的“合法”贸易的同时，不改其殖民主义侵略者的本性，对中国进行更大规模的鸦片走私贸易，使鸦片烟毒较鸦片战争爆发前更形严重；而且，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还公然由条约口岸出发，劫掠、贩卖数以万计的华工至其海外殖民地，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新的血腥罪行。

当英、美、法等国强迫清政府与它们签订最初的一批不平等条约之际，西方殖民主义者曾经一度为之欣喜若狂，他们认为从此便可以无限度地向中国倾销商品，牟取高额利润。五口开放通商后，英国资本家，尤其是纺织业资本家曾充满幻想地认为“只消中国人每人每年需用一顶棉织睡帽，不必更多，那英格兰现有的工厂就已经供给不上了”。1852年3月，英国驻广州全权代办密切尔密切尔在一份报告书中也兴高采烈地写道：“一想到和三万万或四万万人开放贸易，大家好像全都发了疯似的……璞鼎查璞鼎查告诉他们，说是他已为他们的生意打开了一个新世界。这个世界是这样的广阔，‘倾兰开夏人全部工厂的出产也不够供给他一省的衣料的’。”他们把大量棉纺织品和其他商品源源不断地运到中国，甚至把中国人根本不使用的餐具刀叉和钢琴之类的商品也大批运进来。

然而，事实并未如西方资产阶级预料的那样令他们满意。虽然在五口开放通商的最初数年间，英、美等国对中国的贸易额有所增加，但占其对华贸易额总数高达70%以上者，只是英、美等国的机器棉纺织品，而且在中外所谓的合法贸易中，即便由不平等条约规定的协定税则所造成的中外贸易不平等地位，加上侵略特权保护下的走私偷税，使其对华贸易处于有利地位，西方国家依然没有改变其逆差地位，这正如本书第三章第七节讨论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经济变化时所揭示的事实。而以鸦片走私所产生的贸易额，虽然能够弥补其对华贸易逆差，甚至使列强对华贸易处于出超地位，但是这种非法的罪恶贸易所带来的暴利，即使在“文明世界”中也受到道义的谴责，而其所产生的利润，绝大部分也仅仅落入了那些鸦片贩子们的私囊之中。这与资本主义国家扩张海外市场，倾销其工业化生产的商品的意图有所背离。

中国传统的自给自足的经济形态在历史上延续了数千年之久，同样也形成了其独特的生命力。虽然在五口开放通商后，西方廉价商品蜂拥而入，对传统经济形态造成巨大的冲击，而且西方商人对中国传统的丝、茶等农产品的大规模采购，也在客观上促进了东南地区以商品经济为其特征的桑、茶垦殖业的畸形发展，并进而对中国传统经济造成了破坏。但是，在五口开放通商最初的十多年间，中国传统经济远未到土崩瓦解的地步，其对西方商品的抵抗也同样表现得极为顽强，中国绝大部分的农村地区对洋货的需求量仍显微乎其微，西方商品在中国的销路并未能很快得到拓宽。另一方面，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虽然维系着形式上的严禁鸦片贸易政策，但已徒具空文。西方殖民主义商人在利益的驱动下，借不平等条约的庇护，对中国进行了更加肆无忌惮的鸦片走私贸易，其规模已远远超过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社会的鸦片需求量也远远超过对西方洋货的需求量，鸦片在中国的销路同样也远比洋货宽广，几乎深入到中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鸦片的超常入口，在造成中国社会财富巨大消耗、普通民众日益贫困的同时，也造成了中国市场购买力的日趋低下，从而形成对中外合法贸易的严重排挤。正如马克思在其《鸦片贸易史》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中国人不能同时既购买商品又购买毒品；在目前条件下，扩大对华贸易，就是扩大鸦片贸易；而增加鸦片贸易是和发展合法贸易不相容的。”在《英中条约》一文中，马克思还指出：“人们过高地估计了天朝老百姓的需求和购买力。在以小农经济和家庭手工业为核心的当前中国社会经济制度下，谈不上什么大宗进口外国货。”

19世纪50年代，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迅速发展。其中，英国的工业发展最快，经济实力占据世界第一的位置。法国居其次，美国的经济也有长足的进展。经济的增长，也使得列强对国际市场的扩张要求日趋迫切，而它们对华贸易的被动局面正与这种迫切要求不相符合。于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约十年之后，英、美等国列强已然不能满足于从中国业经攫取的侵略特权，急切地希望进一步从中国获得更多的权益，扩张其商品在中国的销售市场。为此，英、美、法等国从1853年开始，向清政府提出了“修约”的要求，企图以此形式，实现其新的侵略要求。

所谓“修约”，就是英、法、美等国企图通过修改《南京条约》《黄埔条约》和《望厦条约》等不平等条约，以扩张这些不平等条约的侵略内容，进而从中国夺取更多的殖民权益。其主要内容是中国全境开放通商、北京设立使馆、鸦片贸易合法化。

早在1845年，英国即曾向清政府提出修约要求，几经交涉，未有结果。1853年5月，英国政府训令其驻华公使文翰文翰向清政府提出修改《南京条约》的问题，以实现其扩张在华侵略权益的目的。英国的企图是，在新的商约中迫使中国毫无保留地开放全国城市和港口给英国人通商，英国人随意走遍全中国而不受任何限制。但文翰文翰接到这份训令时，正值太平军之“扫北”部队挺进到天津附近时，他认为在中国将由太平天国还是清朝来统治的局面尚无法判明时，向清政府提出修约是不适当的，因此便将这项训令暂时搁置起来。同年7月4日，美使马沙利马沙利也在会见两江总督怡良怡良时提出修约问题，要求中国政府宣布，“中国境内宗教思想信仰自由，允许一切与中国订有友好通商条约的外国人在全中国一切地方自由出入”，“开放长江及支流”以及“设立外交机构”。他还表示，如果清政府满足了这些要求，美国就可援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军。同时，马沙利马沙利还要求进京“呈递国书”。但当时清朝封建统治者对外国武装干涉尚心存疑惧。因此，7月20日，咸丰帝咸丰帝谕示怡良怡良，令其向美使“明白晓谕，杜其妄念”，并不准其入京。马沙利马沙利的修约活动也未能达到目的。

本来，在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和1843年中英《虎门条约》中，并未作出有关修约的规定。1844年订立的中美《望厦条约》第34条规定：“和约一经议定，两国各宜遵守，不得轻有更改；至各口情形不一，所有贸易及海面各款恐不无稍有变通之处，应俟十二年后，两国派员公平酌办。”同一年订立的中法《黄埔条约》第35条也有“恐不无稍有变通之处，应俟12年后两国派员公平酌办”的规定。

虽然在中英条约中没有规定修约的内容，但英国首先向清政府提出了修约要求。它所据的借口是1843年中英《虎门条约》第8条中有关片面最惠国待遇的规定：“设将来大皇帝有新恩施及各国，亦应准英人一体均沾，用示平允。”英国认为，清政府既然在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中给予美国、法国以12年后“变通修约”的权益，则根据“一体均沾”的原则，英国也享有同等的权益。

在1853年英美两国公使向清政府提出修约问题不得结果之后，1854年4月包令包令继任为英国驻华公使，英国外相克拉兰敦克拉兰敦曾训令他：“有些条款最好弄到手，它们甚而是我们根据条约本应享有的。在它们当中，我将加以指出的，是与中国官方无限制的来往和自由进入一些中国城市特别是广州的问题。”美国也另遣麦莲麦莲代代替对英怀有猜忌的马沙利马沙利担任驻中国公使，以期在侵华问题上与英国形成合作。同时，由于在欧洲克里米亚战争中英、法联合对俄国作战，两国在远东关系方面也更趋密切。这样，在对华修约交涉问题上，形成了以英国为首，并由美法两国积极支持和合作的局面。

1854年，时届中英《南京条约》满12年。4月13日，包令包令抵驻华公使任。他立即与法国公使布尔布隆布尔布隆和美国公使麦莲麦莲代勾结，以“利益均沾”为借口，联合向中国政府展开了第一次“修约”讹诈活动。英国向清政府提出修约的主要内容是中国全境开放、鸦片贸易合法化、废除进出口货物的子口税、外国公使常驻北京；美使麦莲麦莲代提出要在长江及其支流的任何口岸城市及港湾进行贸易，美国人可以进入中国内地传教、居住，并取得租赁、建筑的自由；法国公使除提出类似的要求外，还要求释放非法潜入陕西从事间谍活动而被逮捕的法国传教士。显然，他们所要求的“修约”内容，绝不是如《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尾款所规定的那样，对条约某个条款的“稍有变通”，而是要签一个包括更广泛的侵略特权要求的不平等条约。

1854年4月17日，包令包令即致函当时清政府负责夷务的钦差大臣、两广总督叶名琛叶名琛，称中英《南京条约》“扣计十二年期满，自宜会同贵官宪商议，因世情今不同昔，必须将旧定条约变通办理，俾两国皆有裨益”，要求约期会谈。叶名琛叶名琛未予回复，同时向清廷奏报英使等要求会晤修约情形。咸丰帝咸丰帝即于6月23日谕令叶名琛叶名琛：“该夷意在要求，尤当不动声色，加之防范。届时惟有随机应变，以绝其诡诈之谋。叶名琛叶名琛在粤有年，熟悉情形，谅必驾驭得宜，无俟谆谆告诫也。”4月25日，包令包令再次致叶名琛叶名琛照会，要求叶名琛叶名琛在广州城内或叶氏官邸与其会晤，商谈广州入城和中英两国官员个人之间往来等问题。叶名琛叶名琛对外国情形其实毫无了解，他的“不动声色，加之防范”的办法，就是以“天朝臣下无权，但知谨守成约。其重大事件，必须奏明请旨”为由，婉拒侵略者的修约要求。5月7日，叶名琛叶名琛照复包令包令，同意于5月22日与其会谈，并指定“在城外广州河边浩官的仓库接见”。但包令包令当即回函表示：“除开在城内总督官衙的正式会见外，谢绝任何其他的会见。”

6月初，英、美公使先后到达上海，又相继访问了太平天国首都。麦莲麦莲在昆山向两江总督怡良怡良提出修约要求，并对其施展利诱和威吓手段。怡良怡良以五口通商事务“向归广东钦差大臣总理”，自己无权代奏为由，虚以应付，后仍让他们回广东商办。麦莲麦莲回上海后，又与包令包令、赐德龄赐德龄同江苏巡抚吉尔杭阿吉尔杭阿会谈，吉尔杭阿吉尔杭阿也劝麦莲麦莲等回广东，但他自己主张接受英、美的要求。他建议清政府说：“兹麦酋固执十二年变通之约，欲由长江直至汉口设立马（码）头，势将无从阻止。莫若将机就计，钦派资深望重之大臣，前来议定妥协章程，允其所请。”吉尔杭阿吉尔杭阿又说：如果“一朝决裂，乘金陵未复之时，闯入长江，诸事不复受商，动辄为所挟制，一误再误，长江中又添一巨患矣”。吉尔杭阿吉尔杭阿的建议没有被接受。咸丰帝咸丰帝指示叶名琛叶名琛：“设法开导，谕以坚守成约，断不容以十二年变通之说，妄有觊觎。”

包令包令、麦莲麦莲代等在上海交涉未果，遂于7月29日动身南返，回到香港。临行之前，他们宣称：如果此行回粤后，“难与叶督宪商办，仍须前往天津与北京大宪会商，大约闰七月即回上海。”8月28日，包令包令、麦莲麦莲代、布尔布隆布尔布隆在香港会谈，决定拒绝与叶名琛叶名琛谈判，共同到白河与清朝全权大臣交涉修约。而叶名琛叶名琛仍然故技重演，不予接见。三国公使于9月底又回到上海。9月30日，江苏巡抚吉尔杭阿吉尔杭阿等与三国公使晤谈。三国公使坚执12年期满修约要求，并以协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补交1853年外商欠税为诱饵。吉尔杭阿吉尔杭阿表示可将节略代为具奏，“恭候钦定”，双方“辩论竟日，迄无成议”。10月3日，三国公使再次往谒苏抚，宣称：“天津之行，伊等已奏明各该国王……此番前去，如蒙恩准钦派重权大臣两三人前来查办，中外利益实属不小，倘仍旧饬回广东，伊等实属无颜，亦不敢即生异议，惟有将伊等无可如何情形，奏知该国王，待命而行，以后之事，即难预定。”并告知已定于10月9日启碇北上。吉尔杭阿吉尔杭阿见无法阻止，乃即向清廷奏报会谈情形，并认为“揆厥情形，若不稍副所望，恐将乘我中原多故，以旧欠商税为经费，合各夷之力，独树一帜，任其所之，不受羁縻，不完关税，伺衅而动，以图一逞，实为肘腋大患”。因此，他向咸丰帝咸丰帝建议：“米、佛二夷章程内既有十二年变通之文，英夷章程内又有施别国，英人一体均沾之语，可否钦派重臣会同两广督臣妥为查办。所求如可允准，不妨曲示包荒，许其所请。”但是，他的这个建议被对外国侵略者疑惧甚深的咸丰帝咸丰帝拒绝了。10月15日，咸丰帝咸丰帝连颁数谕，令两江总督、江苏巡抚、江宁将军、直隶总督等预为筹防，“固不可轻与接仗，亦必当设法拦截，勿令肆行往来，仍蹈前辙”。

10月15日，英使包令包令、美使麦莲麦莲和法国使馆秘书率领300多名侵略军，乘大船3艘、小船2艘驶抵大沽口，清大沽副将洪志高即派都司陈克明等前往海口探问来意。“据称，因五口货物难销，谒见江苏吉抚台商酌，因不管夷务，令赴广东查办。我们即到广东，不意叶制台并不见面，似此情形，我们只好先到天津，如天津官长再有辗转，即赴通州至京叩谒天朝大臣，商酌代奏。”陈克明答以俟禀请大宪前来查办。包令包令、麦莲麦莲代等“始则应允等候，并呈出该夷本国执照一纸。该员等回口后，讵意麦华陀麦华陀忽又乘坐小船开行内驶”。陈克明等“复上伊船，再三拦阻，并不恪遵，该夷小船驶过炮台半里之余停泊”。副将洪志高本欲开炮迎击，“又恐激成事端”。长芦盐政文谦文谦等闻讯大惊，迅即由津驰往大沽会见英、美公使，设法劝阻其南返至粤办理，拦截其继续内驶，同时飞奏清廷。10月18日，清廷传谕文谦文谦，“一面晓以利害，谕以情理，断不得稍示软弱，更启该夷窥伺之心，一面于津郡城内外，严饬水陆兵勇，多设防备，俾该夷等无可觊觎”。咸丰帝咸丰帝要求文谦文谦在与英、美公使接见时，“万不可轻有允许。所称欲赴通州，明系虚词恐吓，断不准为其所挟，如吉尔杭阿吉尔杭阿之恳请俯允，即暂事羁縻，以代奏请旨等词搪塞，亦不准出之于口。”同时，他还谕令直隶总督桂良桂良，简派妥员，驰往海口协办。10月20日，清廷再谕桂良桂良，不得轻与英、美等使会晤。

咸丰帝咸丰帝一再谕令直隶总督桂良桂良和文谦文谦等，对英、美等使所提修约要求，严予拒绝，阻其内驶。同时严饬天津及沿海地方文武员弁，“一面妥为防范，一面密查沿海奸民，毋令接济该夷米粮食物，并禁止售卖洋货，销售烟土”，以“绝其觊觎”。同时，他对列强的“无厌之请”也极为反感，他认为：“原定和约所有贸易章程，如须稍为变通，俟十二年后再议一条，米利坚则定于道光二十四年七月，佛兰西则定于二十四年十月。其互换条约，均在二十五年，距十二年之期，亦复甚远，该夷不当于此时，妄行渎请。若英吉利和约条款内并无此文，既称万年和约，便当永远信守，即谓我朝有恩施各国，准英人一体均沾之语，米、佛二国，已不能于未经届期之先，预议更张，英夷又何从为此效尤之举！”因此，他要求文谦文谦等据理驳斥，“以塞该夷之口”，并要求“谕示”包令包令等人，“海口事宜，原议应由中国办理外国事务之钦差大臣专办，该夷此来，虽已据情入奏，亦仍当向通商五口地方，听候查复，在此终属无益”。

此时，英、美公使提出了更加广泛、苛刻的修约要求。11月3日，包令包令、麦莲麦莲代等在与前任长芦盐政崇纶崇纶会晤交涉时，终于亮出其修约底牌：包令包令提出了一个有十八个项目的新条约。其中一部分涉及两国政府和它们使节的关系问题。它希望能有一个驻节在北京的公使，或者至少能让英国公使不时访问首都并能够与内阁取得直接联系。在处理地方事务方面，包令包令要求使节们应该当需要的时候有与总督衙门（包括广东）接近的机会；在必要的情况下，领事们也能够这样。依照一八四七年四月的允诺，英国臣民有权进入广州的谕旨应该颁发下来。几个条款是关于扩张商业到整个中国内地的，或者在扬子江要远达鄱阳湖，在沿海各口岸上，让出宁波来换取天津。它还要求调整税率和使鸦片贸易合法化，准许外国船只进行交易买卖的活动，准备合作镇压海盗，和规定移动的制度。为了鼓励货物的流通，对进出口货物的子口税应予取消，货币应按照实在的价值接收，和保税仓库的建立。根据黄埔和上海的经验，为了避免大量的纠葛，皇帝应颁布规定让英国臣民能获得购买土地的私有权。对茶叶的新的非法税款应予取消，而对外人的生命财产应给予更大的保护，新的条约应以英文本作为有效文件，并在十二年届满后加以修订。美国公使麦莲麦莲代也提出11条修约要求，除开放长江外，准许美国人在中国沿海捕鱼、开矿，设立官栈，寄囤货物，三年内货不出售不缴税等。法国则要求释放潜入陕西的法国传教士。

11月5日，清廷在接获崇纶崇纶奏报后，即密谕文谦文谦、崇纶崇纶等，令他们对英、美公使所提各条要求，除所涉民夷相争、上海港口欠税及广东茶税三款外，其余各条，概行予以指驳，并劝谕其南返广东办理，或回上海与两江总督怡良怡良等商议查办。

包令包令等人眼见交涉无果，虽以武力相威胁，但当时英法两国正陷于对俄作战的克里米亚战争，美国在华兵力不足，也无力单独发动侵华战争，只得离津返沪。11月18日，英、美两使再次会晤了江苏巡抚吉尔杭阿吉尔杭阿，依然声称此次至天津交涉，“止准三款，缘不关紧要，其重大事件，仍未代奏……已将一切情形，奏知该国王，俟回信到时，即当遵办”云云，意在暗示将以武力达到修约目的。11月19日，包令包令自上海南下回粤；美使麦莲麦莲代亦于11月27日启程南返。英、美、法三国对中国联合挑起的第一次修约讹诈活动至此结束。

两年后，又进行了以美国为首的第二次修约活动。1856年，中美《望厦条约》届满12年，美国借口该约第34条的规定，要求全面修改《望厦条约》。

在此之前，1855年美国政府改任伯驾伯驾为其驻华公使。美国政府在给伯驾伯驾的训令中，要求他迫使清政府同意各国公使常驻北京、外国人可以完全不受限制地从事对华贸易、外国人在华传教自由、改造中国司法机关等；同时，还授权伯驾伯驾取道巴黎、伦敦赴华就任，以期就修约问题与英法两国进行商议。伯驾伯驾认为，“为了达到各国政府的最大利益，不仅细小的修改，而且激烈的变更是必不可少的”。为达此目的，他主张在对华交涉时，英、法海军应停泊渤海湾内，对中国形成武力威慑。1855年10月，伯驾伯驾到伦敦会见英外相克拉兰敦克拉兰敦，克拉兰敦克拉兰敦答应订立结束克里米亚战争的对俄和约后，英国驻华海军即开到渤海湾示威，作为对美国修约谈判的有力声援。其后，伯驾伯驾又转到巴黎，与法外长瓦尔斯基瓦尔斯基举行了会谈，法外长也对伯驾伯驾的主张表示赞同。不久，伯驾伯驾来到香港，他一面与英使包令包令和法国代办顾随顾随商讨修约问题，一面指令美国驻上海领事向中国政府递交要求修约的照会，表示“有候船即赴上海，重议条约”。清廷得到奏报后，即于1856年3月24日谕令两广总督叶名琛叶名琛设法阻其北上要挟修约。咸丰帝咸丰帝认为：“从前五口通商条约，虽有十二年再行更定之议，不过恐日久弊生，或有窒碍之处，不妨小有变通。其大段章程，原有未能更改。”因此，他指示叶名琛叶名琛，“如该夷所欲更改之事，实止细故，不妨酌量奏闻，稍事变通。如仍似前年之妄事要求，即行正言拒绝，务宜恩威并用，绝其北驶之念”，并告诫叶氏“勿峻拒不见，转致该夷有所借口”。同时，他传谕两江总督怡良怡良、江苏巡抚吉尔杭阿吉尔杭阿等转谕各国领事，“告以五口通商事宜，悉归广东查办，他省均不得越俎”。

1856年5月2日，美使伯驾伯驾照会叶名琛叶名琛，声明7月3日《望厦条约》届满12年，要求代奏修约；英公使包令包令和法代办顾随顾随也分别于5月16日和6月4日向叶名琛叶名琛提出照会，支持美国的修约要求。叶名琛叶名琛即向清廷奏报情形，同时请求清廷“嗣后该夷酋无论行抵何省，如有呈恳代为陈奏之件，总令其回粤，听候查办，臣自当恪遵迭次训示，坚持定约，俾得随时驾驭，设法钳制，庶可消患于未萌”。清廷得叶名琛叶名琛之奏报后，再次指示他：“各夷议定条约，虽有十二年后公平酌办之说，原恐日久情形不一，不过稍为变通，其大段断无更改，故有万年和约之称”，著叶名琛叶名琛“据理开导，绝其觊觎之心，如其坚执十二年查办之语，该督等亦只可择其事近情理无伤大体者，允其变更一二条，奏明候旨，以示羁縻。若该夷酋等竟至上海等口，有妄求代奏之件，著怡良怡良等谕以两广总督为办理夷务之钦差大臣，无论何事，总须回粤呈，两江总督不能代奏。设有欲至天津之语，并著叶名琛叶名琛等，谕以天津本非通商口岸，尔等前往，显背条约……断不能再派大员与尔等会晤。”

叶名琛叶名琛虽对西洋情形不甚了了，其处理“夷务”之手段亦未有高明之处，但其“恪遵训示，坚持成约”的处理方式，颇令英、美、法等使头痛，使他们在修约问题上一直在广东方面打不开局面。一旦他们离开广东，北上至沪乃至天津时，清廷又以他省不能越俎为词相推诿，使他们的修约企图迄无申说之处。7月1日，伯驾伯驾以在广东交涉无果，遂动身离开香港，扬言将到北京修约。他本希望英使包令包令和顾随顾随能与其同行，但包令包令认为修约必须靠武力作后盾。当天，包令包令在给外相的报告称，如果在推进和改善英国对华关系方面作任何严重的努力，兵船是绝对必要的。而当时美国在中国的兵船只有两艘，法国连一艘也没有，英国海军暂时也不能给包令包令以有力支持。因此，包令包令和顾随顾随皆拒绝了伯驾伯驾的请求，没有与他一道北上。

北上途中，伯驾伯驾于7月12日在福州向闽浙总督王懿德王懿德递交国书。清廷同样谕令福建阻其北驶，劝回广东查办。8月1日，伯驾伯驾驶抵上海。8月18日，伯驾与护苏松太道蓝蔚雯蓝蔚雯等会晤，以预定护其北上的美国海军汽船因故迟迟未至，会晤中他也并未言及修约等事。9月16日，美船始至上海。两江总督怡良怡良恐其不告而径自北上，遂于9月23日令蓝蔚雯蓝蔚雯偕已革苏松太道吴健彰吴健彰往晤美使，询其来意。伯驾伯驾乃答以负有国书，来此商议修约。同时他要挟称，如果再劝其回粤与叶总督会议，“则头可断而不能前去”，必欲请两广总督等代为上奏，派钦差大臣前来与议修约之事，否则即欲北上至京。怡良怡良等只得以咸丰帝咸丰帝前番多次谕示辞令以对，并以“通商事宜，向系英、米、佛三国会同商办”，而此番只其一人前来，欲上天津，“设英、佛二国在粤别有成议，则事出两歧，殊多不便，未敢代为具奏”为由，令蓝蔚雯蓝蔚雯等晓谕开导，阻其北上。10月11日，清廷再次分别谕令怡良怡良和桂良桂良，要求他们一面“正言开导”，阻其北上；一面严密海防，设使美使北上驶抵天津，“不必派大员与之接见，但严禁沿海奸民，与之私相贸易”，并谕山东海口一体查禁。同时，咸丰帝咸丰帝还谕示桂良桂良，“如其仍前狡执，必欲驶至天津，亦不必过于阻止”，反致美人“疑我畏其北来，益复借词挟制”，只是对其“置之不理”即可。

客观上讲，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国门洞开，清政府在与西方列强国家办理日常外交事务时，虽然未有完全抛却夷狄观念及对列强的恐惧之心，但总算从中学习了一些外交辞令和手段，从而在修约问题上与英、美、法等国虚与委蛇，倒也使它们暂时达不到目的。伯驾伯驾在上海滞留数月，既因江苏当局竭力阻挡，复因得不到英、法的武力支持，只得于11月间回到香港。至此，由美国挑起的第二次对华修约活动迄无结果。

英、美、法等国通过外交途径逼迫清政府修约以全面扩大其在华侵略特权的企图无法实现，三国公使也一致认为欲达目的，必须以强大的武力为后盾。而恰于此际，广西马神甫事件和广州“亚罗”号划艇事件分别于1856年2月和10月发生，英法两国政府遂决定以此为借口，再次发动对中国的战争，以武力逼迫清政府屈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