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通史——安庆争夺与湘军集团的壮大

江南清军在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和东征苏常的打击下土崩瓦解，迫使咸丰帝咸丰帝转而倚重曾国藩曾国藩的湘军。辛酉政变后，曾国藩曾国藩和湘军集团取得了更多的实权。他自1859年11月进军图皖，与太平军展开了历时近两年的安庆争夺战。太平军发动二次西征之役以解安庆之围。但因陈玉成陈玉成急于回救安庆和李秀成李秀成失期后至而未果。1861年9月，湘军攻陷安庆。英王陈玉成陈玉成派兵远征西北，试图挽回军事上的颓势。但其本人却在寿州遭团练首领苗沛霖苗沛霖诱捕，终在河南延津就义。陈玉成陈玉成的败亡，标志着太平天国西战场无可挽回的失败。

一清廷对曾国藩曾国藩集团的倚重

1860年（咸丰十年），太平军取得二破江南大营和东征苏常的胜利，江南大营副帅张国梁张国梁阵亡，主帅和春和春自杀，兵勇全行溃散。这一变局，使得清廷的由湘军出力，江南、江北大营收功的如意算盘彻底破产。咸丰帝咸丰帝被迫改变其对湘军既使用又限制的方针，开始全力依靠曾国藩曾国藩的湘军以支撑东南危局。6月8日，两江总督何桂清何桂清因“闻风先逃”、“畏葸无能”而被革职，咸丰帝咸丰帝赏曾国藩曾国藩兵部尚书衔，令其署两江总督，并要求他“迅速驰赴苏州，相机援剿”。同时，他又命兵部郎中左宗棠左宗棠“以四品京堂候补，襄办署两江总督曾国藩曾国藩军务”。

咸丰帝咸丰帝的谋臣肃顺肃顺力促了人事上的这一重大变动。肃顺肃顺在平时与座客谈论，即对曾国藩曾国藩的“识量”和胡林翼胡林翼的“才略”表示心折。他所网罗的名士中也有一些人，如郭嵩焘郭嵩焘、王闿运王闿运等人，或为湘军集团成员，或与之关系密切，甚至还通过他们给予湘军集团某些帮助。左宗棠左宗棠此前因永州镇总兵樊燮受人唆使，控其为“劣幕”，几成大狱。肃顺肃顺不仅先期透露，还与郭嵩焘郭嵩焘等密商营救办法。结果，因东南势危，用人孔亟，咸丰帝咸丰帝觉得左宗棠左宗棠是个人才，特地颁发上谕，称：有人奏，左宗棠左宗棠熟悉形势，运筹决策，所向克敌。惟秉性刚直，嫉恶如仇，以至谣诼沸腾。官文官文亦惑于浮言，未免有指摘瑕疵之处。左宗棠左宗棠奉身而退。现在贼势狓猖，东南蹂躏，请酌量任用等语。左宗棠左宗棠熟悉湖南形势，战胜攻取，调度有方。目下贼氛甚炽，应否令左宗棠左宗棠仍在湖南本地襄办团练等事，抑或调赴该侍郎军营，并著曾国藩曾国藩酌量办理。曾国藩曾国藩立即回复：“查左宗棠左宗棠刚明耐苦，畅晓兵机。当此需才孔亟之际，或饬令办理湖南团防，或饬赴各路军营襄办军务，或破格简用藩臬等官，予以地方，俾任筹兵筹饷之责，均候圣裁。”但他强调：“无论何项差使，惟求明降谕旨，俾得安心任事，必能感激图报，有裨时局！”

左宗棠左宗棠因祸得福，反而以四品京堂发交曾国藩曾国藩差遣，并从此飞黄腾达。肃顺肃顺在无饷可拨、无兵可战的绝境逼迫下，及时进言，要求任命曾国藩曾国藩为两江总督。咸丰帝咸丰帝也一反以前所为，转而采取倚重曾国藩曾国藩湘军集团的姿态。8月10日，清廷又“实授曾国藩曾国藩为两江总督，并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大江南北诸军，均归节制”。

辛酉政变后，新掌权的慈禧太后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奕奕等人，采取所谓“中外同心以灭贼为志”，也即中央朝廷与地方督抚协力同心镇压太平天国的方针，从而更加倚重曾国藩曾国藩及其湘军集团。1861年11月20日，也即同治帝同治帝载淳正式即位的第十天，清廷宣布由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曾国藩曾国藩“统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并浙江全省军务。所有四省巡抚提督以下各官，悉归节制”。已升任太常寺卿的左宗棠左宗棠也被委以浙江军务的重任，“浙省提镇以下各官，均归左宗棠左宗棠调遣”。面对骤然涌至的大权，曾国藩亦不禁心绪复杂地感慨道：“昔太无权，今太有权，天下事难得恰如题分也！”

不久，又因东南军务“需才孔亟”，以曾国藩曾国藩久历戎行，见闻较广，清廷谕令其选择“堪胜封疆将帅之任”者，酌保数员，以备录用。曾国藩曾国藩乘势保举了大量人员，奏称：“经济以历练而成，人材以奖借而出。……令之阅历戎行，扩其闻见，必可有裨军谋。”湘军集团中，担任督抚等地方最高官职的人员也大为增加。据统计，在1861年8月，也即咸丰帝咸丰帝逝世前后，湘军集团担任总督的有曾国藩曾国藩（两江）、骆秉章骆秉章（四川）等2人；担任巡抚的有李续宜李续宜（安徽）、严树森（河南）、胡林翼胡林翼（湖北）、刘长佑（广西）等4人（另有毛鸿宾署湖南巡抚）。两年后的1863年8月，担任总督者除曾国藩曾国藩、骆秉章骆秉章外，又有刘长佑（直隶）、左宗棠左宗棠（闽浙）和毛鸿宾（两广），共5人；担任巡抚者，计有李鸿章李鸿章（江苏）、唐训方（安徽）、阎敬铭（山东）、曾国荃曾国荃（浙江）、沈葆桢沈葆桢（江西）、严树森（湖北）、恽世临（湖南）、郭嵩焘郭嵩焘（广东）、刘蓉（陕西）等9人。当时的制度，总督如不计漕、河两督，仅8缺，巡抚亦仅15缺。1863年（同治二年），湘军集团担任总督、巡抚者竟分别占62.5%和60%。这些督抚们在各自辖区程度不等地仿照两湖，整顿吏治、税政、治安，起用士绅，保证各种渠道的畅通，以便挖掘出来的人财物力最大限度地用于防务和军队建设。到1863年冬，曾国藩曾国藩直辖的湘军已增至12万多人，四川湘军增至4万多人，李鸿章李鸿章依靠上海的财力，使其所部湘淮军增至7万多人，左宗棠左宗棠以闽浙为筹饷基地，争取江西、广东等省的支援，也将所部增至6万多人。到1864年攻下天京时，湘军总兵力估计已高达50万人，与过去常备军绿营的总兵力已相差无几。

二安庆的争夺与太平军二次西征

太平军东征苏常之时，西线安庆的形势已很紧张。安庆乃太平天国安徽省的首府，是天京上游的门户，也是太平军经营多年的军事重镇。1858年秋冬，湖北清军贸然突入皖北，结果李续宾李续宾部湘军在三河覆灭，都兴阿都兴阿部亦被迫撤出安庆之围，退往湖北。曾国藩曾国藩守制复出后，于1859年8月应清廷之命，与胡林翼胡林翼共图皖省。9月，曾国藩曾国藩抵黄州、武昌，先后与湖北巡抚胡林翼胡林翼、湖广总督官文官文会商军务。他在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于1859年11月在《遵旨悉心筹酌折》中，提出了自己的应对方案。他将打着太平天国旗号的对手分为“窃号之贼”与“流贼”两大类：洪秀全洪秀全据金陵，陈玉成陈玉成据安庆，“私立正朔，伪称王侯，窃号之贼也”；石达开石达开流动作战，没有稳固的根据地，由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一路到广西，呈现出“流贼之象”；捻军股数众多，分合无定，“亦流贼之类也”。而剿办这两类对手的措施也是不同的：剿办流贼，“法当预防以待其至，坚守以挫其锐”；剿办窃号之贼，“法当翦除枝叶，并捣老巢”。而太平天国自“洪杨内乱”以来，“凶焰久衰”，全仗陈玉成陈玉成往来江北，“勾结捻匪”，“迭挫我师”。因此，“欲廓清诸路，必先攻破金陵；……欲攻破金陵，必先驻重兵于滁和，而后可去江宁之外屏，断芜湖之粮路；欲驻兵滁和，必先围安庆，以破陈逆之老巢；兼捣庐州，以攻陈逆之所必救。”他制定了四路推进、稳打稳扎的进军方案，以免重蹈李续宾李续宾孤军深入、终被围歼的覆辙。

太平天国战略重心的东移，造成了湘军进犯皖北的有利战机。1859年9月下旬，湘军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攻陷安庆西路的重要屏障石牌，接着又于10月间夺取潜山之天堂镇。进入1860年以后，湘军又于2月间先后夺取太湖、潜山等地。陈玉成陈玉成虽组织部队救援，但均未能获胜。其后，陈玉成陈玉成又被调赴援京，并参与了对苏常的进军，皖北兵力更显不足。湘军趁机推进，于1860年6月间又以叛徒韦志俊（即韦俊韦俊）率军攻占枞阳，从而完成了对安庆的包围。

此时正值苏常全线告急，咸丰帝咸丰帝紧急谕令刚刚署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曾国藩“赴援苏常，扼截江面，以顾大局”。谕令称：“现在常州岌岌可危，无锡又有贼踪，可以径犯苏城。江南大局，几同瓦解。曾国藩曾国藩接奉此旨，即统率所部兵勇。取道宁国广建一带，径赴苏州，相机兜剿，以保全东南大局，毋稍迟误。”他又给曾国藩曾国藩戴上“素顾大局”的高帽子：“目下军情紧急，曾国藩曾国藩素顾大局，不避艰险，务当兼程前进，保卫苏常，次第收复失陷地方，重整军威，肃清丑类。朕实有厚望焉。”

但这位“素顾大局”的署任两江总督，却有自己的定见：“苏常未失，即宜提兵赴援，冀保完善之区。苏常既失，则须通筹各路全局，择下手之要著，求立脚之根本。自古平江南之贼，必踞上流之势建瓴而下，乃能成功。……是安庆一军，目前关系淮南之全局，将来即为克复金陵之张本。此臣反复筹思安庆城围不可遽撤之实情也。”他下令曾国荃曾国荃于集贤关开挖两道长濠，一以围城，一以拒援。其本人则于7月间率部南渡，前往皖南之祁门驻扎，一面作出拟东进苏常的姿态，以敷衍咸丰帝咸丰帝；一面牵制皖南太平军，以确保曾国荃曾国荃的湘军主力1.5万人围攻安庆。而在曾国荃曾国荃的侧后和纵深，有多隆阿、李续宜李续宜等部2万余人。杨载福的水师则游弋江面，封锁水上交通。胡林翼胡林翼率部1.5万余人背靠湖北，坐镇潜山、太湖，以作应援和调度。

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后，对下一步的行动曾有过不同意见。最后天王洪秀全洪秀全裁定东征，但限期一个月。然而东征虽取得胜利，却远超出一个月的期限。陈玉成陈玉成的部队在攻克临安、余杭后，不及进攻杭州，即于1860年8月回师安徽。9月，天王洪秀全洪秀全召集陈玉成陈玉成、李秀成李秀成等回京，进一步商讨救援安庆的方略。他们决定采取洪仁玕洪仁玕业已提出的方案，即分兵二次西征，从长江两岸合击武汉，迫使敌军抽调兵力回援，以解安庆之围。确定由陈玉成陈玉成部从长江以北，由安徽入湖北，攻武昌北路；李秀成李秀成部在长江以南，经江西入湖北，攻武昌南路；并定于1861年春两军会师武昌。侍王李世贤李世贤和辅王杨辅清杨辅清等部，则在皖南战场机动。

皖北方面，陈玉成陈玉成欲直接解安庆之围。他集结兵力，先后发起对寿州、舒城、六安等城的攻击，试图驱走外线的湘军，但屡遭挫败。11月，他调集重兵，再在桐城与湘军大战。12月，在付出重大损失之后，突入桐城。1861年1月，陈玉成陈玉成又发起对枞阳的攻击，结果又告失败。2月（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正月），他率主力5万余人于安徽桐城出发，“风驰雨骤，昼夜兼行”，直指武昌。胡林翼胡林翼急调彭玉麟彭玉麟、李续宜李续宜等水陆两路回援，并痛骂自己“笨人下棋，死不顾家”。

但曾国藩曾国藩从陈玉成陈玉成急急率部西进，李秀成李秀成部亦在江西境内活动，已看出太平军的战略意图。1861年4月1日，他在给家人的信中指出：“群贼分犯上路，其意无非援救安庆。无论武汉幸而保全，贼必以全力回扑安庆围师；即不幸而武汉疏失，贼亦必以小支牵缀武昌，而以大支回扑安庆，或竟弃鄂不顾。去年之弃浙江而解金陵之围，乃贼中得意之笔。今年抄写前文无疑也。”他并不以胡林翼胡林翼的惊慌失措为然。

曾国藩：《致沅季两弟》（咸丰十一年二月二十二日），见《曾国藩全集•家书》。

此时第二次鸦片战争已告结束。英国侵略者基于实现长江通商的利益，已由海军司令何伯率舰队到达汉口。他派参赞巴夏礼巴夏礼赴黄州见英王，阻止其对武、汉的进攻。陈玉成陈玉成乃命令正向汉口挺进的两支部队转攻麻城、德安，痛失了一举夺取武汉的战机。4月，安庆战场告急，陈玉成陈玉成等不及李秀成李秀成前来会合，径自率主力重返安徽。

英国侵略者在黄州阻止了陈玉成陈玉成向武昌的进军后，即赶赴天京，于3月间与太平天国当局进行了会谈。巴夏礼巴夏礼正式向太平天国提出：（一）太平军不进入根据条约规定向英国开放的任何港口或地方的一百里以内地区。它的条件是：清政府不得从这些地方派遣军队攻击太平军；（二）太平天国当局及其军队不得阻止土产商品输送到前述口岸或地方，也不得阻止英国商品从这些港口地方运入内地。

太平天国起初拒绝了这一要求。但在英国侵略者的威胁和讹诈下，终于同意在本年内（即1861年内）不进攻上海、吴淞100里以内地区。英国方面则许诺，只要他们在长江上游的贸易不受侵扰，就愿意“在目前中国所进行的内战中保持中立”。

他们认为暂时还不应积极援助清政府，但同时又认为保证其利益的最好办法，还是“将各通商口岸或某一重要通商口岸置于我们的保护之下，并宣布我们将用武力击退叛军的任何进攻”。

李秀成李秀成的西征大军姗姗来迟。上年冬，李部已在皖南一带活动，一度威胁曾国藩曾国藩设在祁门的大营，但年底又折返浙江。1861年春，李部始大举入赣，直至6月初方进克湖北长江以南的州县。驻扎在北岸黄州的陈玉成陈玉成部将赖文光赖文光派人向他通报了“江北军情大略”，此时若两军联合，“更进则武昌动摇，皖围解矣”。正在安徽太湖指挥作战的清湖北巡抚胡林翼胡林翼也已匆忙拔营赶回湖北。但李秀成李秀成却志在苏、浙，不愿在湖北一带苦战，他见陈玉成陈玉成已撤走，加之英国驻汉口领事金执尔“劝说”其不要进攻武汉，便在鄂南招收大批群众入伍后，率军不战而退。

二次西征的战略意图至此已告失败。

三湘军攻陷安庆

陈玉成陈玉成弃鄂返皖，率军重新直接救援安庆，并奏请天王组织援军。1861年4月27日，他率军返回安庆城北之集贤关，对围攻安庆的湘军形成夹击之势；又檄调在天长、六合一带的吴定彩、黄金爱、朱兴隆，在芜湖的定南主将黄文金等来援。洪秀全洪秀全亦诏令干王洪仁玕洪仁玕、章王林绍璋等自天京前往救援。曾国藩曾国藩感到形势危急，向咸丰帝咸丰帝汇报说：“城贼扑之于前，援贼扑之于后，势殊危急。”他决心全力以赴，与太平军展开决战：“贼既以全力救安庆，我亦以全力争安庆。……必须攻破狗酋，迅克安庆，大局乃有挽回之日，金陵乃有恢复之望。”曾国藩曾国藩亦调其悍将鲍超等部增援。

针对太平军北路桐城一带洪仁玕洪仁玕、林绍璋援军系仓促组织，力量较弱的特点，胡林翼胡林翼提出：“打璋、玕宜速，打狗宜迟、宜持重”，也即所谓“南迟北速”的方针。陈玉成陈玉成部因皖北久成战场，粮食供应已十分困难；而湘军得湖北供给，米粮军火不绝。胡林翼胡林翼分析：陈玉成陈玉成部“关内关外，城内城外”，已难久支。“贼无粮而我有粮，贼不能久而我能久”，只要拖下去，陈玉成陈玉成的部队就会被拖垮。

5月初，湘军先击败洪仁玕洪仁玕等所率援军。黄文金部于洪仁玕洪仁玕已遭败绩后赶到，亦被湘军乘势击退。陈玉成陈玉成部反被包围。为免遭围歼，加之粮尽，陈玉成陈玉成留靖东主将刘玱琳等数千人防守集贤关外之赤冈岭营垒，率军北撤至桐城，与洪仁玕洪仁玕、林绍璋等会合。5月下旬，休整后的太平军再度分三路向安庆方向突击，湘军分五路迎战，又以马队为伏兵，结果太平军全师败北，被迫退回桐城。湘军立即包围集贤关，作长濠，以断守军去路。5月20日，鲍超等军围攻赤冈岭营垒。刘玱琳奋勇出击。湘军死伤近千，不敢强攻，遂修筑炮台，不断轰击太平军营垒。赤冈岭守军“又无火药炮子，粮米亦无”，于6月上旬被攻陷。太平军骁将刘玱琳于突围时被俘，惨遭肢解，并被“函首送枭安庆城外”。

陈玉成陈玉成亲到天京恳请洪秀全洪秀全继续调兵援救。但李秀成李秀成的大军远在江西、湖北一带。李世贤李世贤部则于江西乐平败于左宗棠左宗棠，旋即进入浙江。虽然李秀成李秀成的行动曾使湘军震动，胡林翼胡林翼亦于7月初赶回武昌布置防守，但并没有达到调动湘军撤安庆之围的目的。而稍后李秀成李秀成即退返江西，使得湘军得以全力攻打安庆。陈玉成陈玉成又会同杨辅清杨辅清、黄文金等部发起攻击，甚至一度突破湘军的第一层长濠，但终于在遭受重大人员伤亡后被迫撤出。曾国荃曾国荃部湘军围困安庆达两年之久，主要采取长围久困的方针，不攻坚，不出战，唯坚守营垒；又以逸待劳，用重兵拒援，逐次消灭或消耗了陈玉成陈玉成的援军兵力。延至1861年9月5日（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咸丰十一年八月初一日），安庆终因粮绝而告失守。守将叶芸来和先前率部突入城中增援的吴定彩等以下1.6万余人战死。城外太平军援军黯然神伤，为之夺气，只得陆续撤走。至此，天京上游门户大开。安庆成为湘军的前进基地。

清廷论功行赏。官文官文、胡林翼胡林翼均被赏以太子太保衔，曾国藩曾国藩被赏以太子少保衔。安徽巡抚李续宜李续宜赏穿黄马褂。杨载福、多隆阿等赏给云骑尉世职。曾国荃曾国荃因围攻安庆“智勇兼施”，亦被赏加布政使衔，以按察使记名遇缺提奏，并加恩赏穿黄马褂。胡林翼胡林翼于克安庆后不久病逝于武昌。清廷调李续宜李续宜继任湖北巡抚，彭玉麟彭玉麟升任安徽巡抚，继续维持了湘军集团对湖北的控制。

四英王陈玉成陈玉成的败亡

安庆保卫战的失败，使得英王陈玉成陈玉成的精锐部队或就歼或遭重大伤亡。其他各王的部队在会战中也程度不等地遭受损失，相继撤回各自防区。陈玉成陈玉成率部由石牌而上，企图进入湘军的后方，去湖北德安、襄阳一带招兵，同时牵制湘军深入皖北。但其时陈部军心已涣散，不愿远征，“那时兵不由将，连夜各扯队由六安而下庐州，英王见势不得已，亦是随回，转到庐城”。回到庐州后，各将领对于下一步的行动莫衷一是。赖文光赖文光建议：“当兹安省既失，务宜北连苗（沛霖）张（乐行），以顾京左，须出奇兵，进取荆襄之地，不半年间，兵多将广之日，可图恢复皖城，俾得京门巩固。”但这一建议未被很好执行。陈玉成陈玉成虽与捻军张乐行张乐行（已被封为沃王）等联合行动，但进军方向改向淮北，并进而向河南、陕西发展。陈玉成陈玉成奏请天王封其部将，陈得才被封为扶王，梁成富为启王，赖文光赖文光为遵王，蓝成春为祜王，共率主力于是年冬进入河南境，远征陕西，自己则留守庐州；同时又令寿州练首苗沛霖苗沛霖（已被封为奏王）进军淮北。苗沛霖苗沛霖于2月围攻蒙城，但在胜保胜保诱降下，见太平天国势力衰微，遂罢兵剃发，于3月间秘密投降了清朝。

陈玉成陈玉成之所以未亲率大军远征，主要是因为其时太平天国政局的变动。朝中洪仁玕洪仁玕因安庆失守和处理外事不当而被革职，幼赞王蒙时雍主持政务，实权在洪仁达、洪仁发之手。陈玉成陈玉成“见朝中办事不公平”，具本启奏，但天王不以其本章为然，“小事酿成大端”，竟招致严责革职。李秀成李秀成后来也说：“英王见势如此，主又严责，革其职权，心繁（烦）意乱，愿老于庐城，故未他去，坐守庐城，愚忠于国。”

湘军于1862年春开始向庐州大举进攻。陈玉成陈玉成见事危急，致函征北诸将回庐会商军情。但诸将已远在河南，音信不通。陈玉成陈玉成又飞书其宗兄护王陈坤书，盼其由天京渡江来援。可惜的是，陈玉成陈玉成的这几封求援信函均未送达目的地，而是落入敌人之手。陈玉成陈玉成坐困危城，急谋突围。已叛降胜保胜保的苗沛霖苗沛霖致函诱骗其前往寿州，并许诺助其图谋恢复。苗沛霖苗沛霖在信中说：“孤城独守，兵家大忌。以英王盖世英雄，何必为这股残妖所困。”又称他可“帮四旗人，一旗三十万人，攻打汴京”。陈玉成陈玉成于急切中不疑有诈，遂于5月12日率部突围，于15日抵达寿州。他和亲随百余人入城后即被擒获，留在城外的四千余部属亦被苗沛霖苗沛霖强行收编。苗沛霖苗沛霖本人始终未敢出头，而是由其侄儿出面进行诱降。陈玉成陈玉成怒斥：“尔叔真是无赖小人！墙头一棵草，风吹二面倒；龙胜帮龙，虎胜帮虎。将来连一贼名也落不着。本总裁只可杀，不可辱。势已至此，看你如何发落！”

张乐行张乐行、马融和等闻讯，急率众数万于5月24日进据颍上江口，准备攻破苗营以解救英王。但陈玉成陈玉成已先于21日被槛送颍州胜保胜保军营。胜保胜保劝其投降，玉成昂然表示：“大丈夫死则死耳，何饶舌也！”胜保胜保劝降不成，遂将陈玉成陈玉成槛送北京献俘。但清廷“深恐沿途防范匪易”，下令于途中将其就地凌迟处死。862年6月4日（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四月二十三日，同治元年五月初八日），陈玉成陈玉成在河南延津县就义，时年26岁。

英王陈玉成陈玉成的牺牲，标志着太平天国天京以西战场无可挽回的失败。

第六节太平军进图浙江与再攻上海“中外会防”及淮军的崛起太平天国在西战场失利，但在东战场却取得重大进展。李秀成李秀成在回师江西时得石达开李秀成部属20万人，大大增强了自己的实力，于是与李世贤李世贤一起进图浙江。又因原约定一年内不进攻上海的期限已过，太平军再次发动上海之役。外国侵略者撕破中立伪装，与清政府相勾结，共同镇压太平天国。名为“常胜军”的雇佣军就是这种合作的产物之一。李鸿章李鸿章受命率部前往上海，并以上海为基地发起对太平天国苏福省的进攻。淮军因之而兴起。

一太平军进图浙江

1861年（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咸丰十一年）春，太平天国侍王李世贤李世贤部与左宗棠左宗棠所部湘军在安徽婺源和江西饶州府相持，先于婺源击败左部，并乘势于4月攻占江西景德镇，但在江西乐平却为严阵以待的左部所败。此时，李世贤李世贤已与原属翼王石达开李秀成的谭体元部及原天地会之谭星、周春等部花旗会合，兵力超过十万人，遂于5月初由江西玉山东进浙江衢州府之常山、江山。5月下旬，李世贤李世贤东取金华府城，即在此建侍王府，作为其在浙江的指挥中枢。金华既克，全浙震动。清朝官员惊呼：“浙东之全局坏矣！”清代系指浙江省除杭嘉湖三府（也即浙西）之外的其他广大地区，包括宁、绍、台、金、衢、严、温、处等八府。忠王李秀成李秀成于7月从湖北撤军后，经江西瑞州、临江，于8月下旬进驻樟树镇。安庆失守之时，李秀成李秀成部正在江西抚州一带作战。在得知李世贤李世贤部已入浙江之后，李秀成李秀成亦率军大举入浙。9月，回军铅山，又得石达开李秀成部将童容海、吉庆元、朱衣点等所率20余万将士，实力大增，遂以号称70万之众，兵分三路，进入浙江。闽浙总督庆端庆端急向曾国藩曾国藩求援，请其派尚在浙赣边境一带的总兵鲍超率所部湘军就近入援。但曾国藩曾国藩却以“浙中贼势浩大，亦非数千人所能救解”为由，拒绝了庆端庆端的要求。他让鲍超转向皖南宁国进军，据说这样做可以“分击浙中贼势”。同时他又向清廷大力举荐左宗棠左宗棠统帅诸军入浙，称其“平日用兵，取势甚远，审机甚微”，且久驻江西广信，“距贼较近”，又“请将广信、徽州、饶州诸军统归节制，以一事权”。很显然，他不愿将其精锐主力供他人驱策，充当炮灰；而推荐左宗棠左宗棠率军入浙，则是期待由左来收拾浙省残局。

李秀成李秀成、李世贤李世贤兄弟的大军诸路并进，很快即夺取了浙江的绝大部分州县。但其在向宁波进军时，发生了外国侵略者予以干涉的事件。这既是侵略者1860年干涉太平军进攻上海之役的继续，也是其1862年再度干涉太平军二次进攻上海之役的预演。

进攻宁波的是李世贤李世贤部将黄呈忠与范汝增。黄、范两军于1861年10月底进克诸暨后，又于11月间分头夺取嵊县、新昌，即由此兵分二路，从南北两个方向发起对宁波的钳形攻势。至12月初，已完成了南北夹击、围困宁波的战役部署。宁波虽是浙东重镇，但防守的清军不足4000人，根本不是太平军的对手。然而宁波又是通商口岸，甬江北岸且有外国人居住区。1861年春，英国人与太平天国谈判，达成太平军于本年内不进攻上海的协议。但这一协议并不包括所有其他通商口岸。同年4月，嘉兴太平军进克乍浦。英国驻华海军司令何伯何伯即向英舰“遭遇”号舰长丢乐德发出以下命令：你要进一步和叛军首领谈判，向他们指出他们占领并破坏宁波，会大大伤害英国及一般外国人的贸易，因此你要求他们不要进攻这个城市，同时你却不要表示使用武力的必要。你只要提醒他们去年上海所发生的事件，说明如果你被迫协助官军防守宁波，他们就无法攻占这个城市。可是你要表示，你本心并不愿意采取这种跟太平天国处于敌对地位的办法，因为我们并不愿意跟他们发生冲突。英国侵略者之所以阻挠太平军进攻通商口岸，英国公使普鲁斯普鲁斯直白是因为经济利益：叛军的进展将使英国在华利益遭受危险……我们的长远利益全在贸易，贸易发展则系于社会秩序的安定。此外，我们还有从赔款中所取得的暂时利益，此项赔款系由税关税收缴付，而税收亦同样系于社会秩序的安定。倘各通商口岸尽入叛军之手，则以上利益安在？由于英国侵略者的干涉，乍浦太平军表示无意进攻宁波。但现在侍王大军压境，用武力阻止太平军进入宁波已无可能。英、法、美三国代表会商的结果是派人与黄、范谈判，力图加以劝阻。两位将军同意推迟一个礼拜进攻宁波，并保证不伤及外国人的生命财产。12月9日，太平军3万余人一举克城，并履行诺言，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清军提督陈世章、道员张景梁等由外国军舰护送逃遁。何伯何伯毫不隐讳他用尽了除武力之外的一切方法去帮助清军防守宁波，可是“由于清朝官吏的卑怯无能，这些方法竟全然无效”。

除宁、绍两府外，李世贤李世贤的部队还攻取了浙东的温、处、台三府的绝大多数州县。浙西方面，则由李秀成李秀成的大军发起攻击。延至1861年底，浙江省城杭州亦于围城两月之后因粮尽而破。据时人记载，城中“饿死者不下十余万人”。但此说似有夸张之处，因据李秀成李秀成说，他于城破后曾“发薄板棺木万有余个”安葬在城饿死者，则饿死者很有可能仅一万余人。浙江巡抚王有龄、提督饶廷选、总兵文瑞等于城破时毙命，布政使林福祥、前总兵米兴朝等高级官员被俘。杭州将军瑞昌等在拒绝李秀成李秀成的劝降后，于满城被攻破时自杀。

李秀成李秀成于占领杭州后，立即着手处理善后。据他后来回忆说：斯时将杭省各清将应从不从，安排定叠，即将省内难民一一安抚。在城饿死者发薄板棺木万有余个，费去棺木钱财弍万余千；难民无食，即到嘉兴载米万担，载钱弍十万千来杭，将此米粮发救穷人。各贫户无本资生，借其本而救其生，不要其利，六个月将本缴还。粮米发救其生，不要其还。四只（个）月之内，将杭省一并妥周。除此而外，李秀成李秀成还厚殓王有龄，并礼送被俘的林福祥、米兴朝等人出境。但林、米二人因在城陷时不能“愤烈捐躯”，反而“恬不知耻仍复辗转逃匿，认辱偷生，希求苟免”，受到清廷的从严惩办，由左宗棠左宗棠在衢州军营将其“正法”。

浙江省城失陷，清廷追究了当事者的责任。1862年1月24日，闽浙总督庆端庆端因“身任兼圻，迁延不进，以致杭城失陷，实属救援不力”被革职，但仍令其暂留本任，“责令带兵，迅图克复浙江失陷各城，以赎前愆”。两江总督曾国藩曾国藩因“有节制浙江全省之责”，亦被“交部议处”。吏部议：“应比照城池失陷例，降二级留任。”清廷“从之”。但曾国藩曾国藩受命节制浙江全省，正值杭州被围近月后的危难之时，对他的这一处分实在没有多少道理。于是清廷赶紧又予以抚慰，6天之后的1月30日（同治元年元旦），即命其为协办大学士。

二再次进攻上海

杭州既克，而太平天国所承诺的在1861年内不进攻上海的期限已到。太平军乃再次发动上海之役。上海是清军的饷源重地。据曾国藩曾国藩说：“上海为苏杭及外国财货所聚，每月可得厘捐六十万金，实为天下膏腴。”又说：“上海一县，人民千万，财货则万万，合东南数省，不足比其富庶。”曾国藩：《致澄、沅二弟》（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十四日、十二月十四日），见《曾国藩全集•家书》。上海又是苏浙官僚、买办蚁聚的巢穴，并有数万清军驻守。美国人华尔华尔所组织的洋枪队也以上海为基地，和清军一起威胁着太平天国苏福省的安全。太平军如能攻克上海，不仅可将其与苏、浙二省连成一片，彻底解除来自上海的清军与洋枪队的威胁，且可切断清军的饷源，将上海的进出口税收转归己有，整个东南战局亦可借此朝着有利于太平天国的方向发展。

1862年1月7日，太平天国以忠王李秀成李秀成的名义向上海、松江等地发布告示，声称：上海、松江为苏、浙之屏藩，乃太平天国必收之地。要求上海人民、清朝兵勇“着即放胆”，“急早就之如日月，归之如流水”，太平天国“自当于纯良之百姓加意抚安，其于归降之兵勇留营效用”。至于在上海贸易之洋商，亦须遵守去岁成约，“各宜自爱，两不相扰”，并警告说：“自谕之后，倘不遵我王化，而转助逆为恶，相与我师抗敌，则是飞蛾扑火，自取灭亡。”

同日，忠王亲率大军由杭州沿海塘北上，1月12日，抵达青浦之朱家角。但其本人随即渡泖湖回苏州，由宿卫天军主将、建天义谭绍光谭绍光担任前敌指挥。谭绍光谭绍光（1835—1863），广西桂平人，16岁即参加金田起义，是忠王李秀成李秀成最为得力的部将，不久后即因克复浙江湖州的战功晋封慕王。在其统一指挥调度下，太平军各部队很快占据了上海周边地区。1月14日，攻破奉贤敌营，大败洋枪队。16日，克奉贤县城。17日，占南汇县。18日，占川沙厅。19日，占领吴淞附近的高桥。21日，占周浦镇，浦东地区大部分已为太平军所有。与此同时，另一支太平军由苏州出发到嘉定，进逼宝山。太平军对上海、吴淞形成了东西夹击之势。

三“中外会防”与“借师助剿”

早在杭州被围之时，在上海的官绅和商人们就已预见到太平军必将攻打上海。他们一致行动起来，要求英、法驻沪军队保卫上海。1862年1月3日，上海纳税外人会议筹商防守，推选5人组织“中外会防局”主持有关防卫上海事务。英、法驻华侵略军司令对此均表赞同。12日，清朝上海道吴煦、英国领事麦华陀、法国领事爱棠、上海志愿部队司令韦伯等在英国领事馆会商上海防务。第二天，也即1862年1月13日（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十四日），吴煦等成立会防局（即会防公所，又称“上海会防局”），由应宝时、吴云等4人主持。

会防公所一设立，即在城郊各径路委派专人侦探敌情，一经发现太平军踪影，即“驰报发兵”，“会同英、法驻守兵丁，并力剿捕”；又禁各船，“不许停泊近城处所”，发现形迹可疑者，“概行驱逐”。外江主要由英、法派大轮兵船驻泊防范，内河亦有英国的小火轮船协助防守。南北两门外的居民稠密区，亦计划开凿长濠，起建炮台；又于要口开辟马路，以通炮车。“凡此工程，俱经次第兴办”。

清政府正式批准了上海官绅“借英法官兵剿贼”的呈请。1862年2月8日（同治元年正月初十日），清廷在给江苏巡抚薛焕的上谕中说：浙省贼匪悉众东窜，奉贤等三厅县不守，上海情形实属万分危急。……至借师助剿一节，业谕总理衙门与英法驻京使臣商酌。现据薛焕奏，英法文武各员颇为出力，且法国轮船为我开炮击贼，是其真心和好，固已信而有征。上海为通商要地，自宜中外同为保卫。而逆贼伪示内乃有上海贸易之洋商去岁在苏已有成约，两不相扰，傥敢抗敌，则是自取灭亡，等语。是不独以通匪汙蔑洋人，且意存威吓，想洋人见此亦必愿为我出力，自明心迹，亦何肯袖手旁观，甘于畏惮贼匪，致形孱弱。……所有借师助剿，即著薛焕会同前次呈请各绅士与英法两国迅速筹商，克日办理。但于剿贼有裨，朕必不为遥制。外国侵略者方面，也彻底撕下了中立的伪装。2月13日，英国海军中将何伯何伯、陆军上校穆迪，法国海军少将卜罗德、陆军上校戴诺格、法国领事爱棠等会商上海防务，决定美国及英国租界内由英军防守，法国租界、上海县城及董家渡近郊由法军防守，但北门及其附近城墙仍由英军防守。2月15日，太平军在黄浦江上利用民船搭建浮桥，准备进攻上海县城，即被法国军舰与清军水师炮船开炮击退。21—24日，何伯何伯、卜罗德等指挥集结于上海的英法联军以及华尔华尔的洋枪队（此时已更名为常胜军），开始主动向浦东高桥地区的太平军出击。驻守高桥的吉庆元部在遭受重大伤亡后被迫撤出。而在此之前，洋枪队已在松江附近的广富林、迎旗浜与太平军数次激战，并利用武器的优势，将太平军从上述地区逐走。英法联军、常胜军与清军一起，先后攻占了太平军的若干据点。4月间，李鸿章李鸿章率领湘淮军陆续抵达上海，随即亦投入对太平军的作战。双方由此展开了更加激烈的战斗。

5月1日，侵略军攻占嘉定。12日，陷青浦。17日，侵略军又进攻奉贤的南桥镇，太平军奋起抵抗，阵毙法国海军司令卜罗德。同日，忠王李秀成李秀成亦亲率太平军精锐主力1万多人从苏州赶来，在太仓消灭了知府李庆琛所率的5000余名清军，并一举克复嘉定。6月9日，慕王谭绍光谭绍光、听王陈炳文等克复青浦，守敌常胜军副领队法尔思德被俘。太平军趁势围攻松江。李秀成李秀成后来在回忆这一段战事时还很自豪地说：我十二年在省往有四月之久，然后有巡抚李鸿章李鸿章，到尚（上）海接薛之巡抚之任，招集洋鬼，与我交兵。李巡抚、有尚（上）海正关，税重、钱多，故招鬼兵与我交战。其发兵来，破我嘉定、青甫（浦），逼我太仓、昆山等县，告急前来。此正是十二年四五月之间，见势甚太逼，不得已，调选精锐万余人亲领前去。……那时洋鬼并不敢与我见仗。战其即败。李秀成李秀成所说情形是可信的。李鸿章李鸿章即向皇帝汇报说：“惟嘉城复失，逆陷（焰）大张，西兵为贼众所慑，从此不肯出击，贼遂直趋青浦、松江。”左宗棠左宗棠亦致函曾国藩曾国藩，称：“青浦、嘉定二处，发贼麇至，夷兵遽遁。夷人之畏长毛，亦与我同。委而去之，真情毕露。”

说洋人“畏长毛”，这是不错的，因为事实俱在；但忽然“委而去之”，不干了，还有更深层的原因。在“中外会防”，即共同保卫通商口岸这一点上，清政府与外国侵略者双方利益一致；但对“借师助剿”，也即借用洋人的力量共同镇压口岸以外地区的太平军，双方却矛盾重重，有着种种猜忌和疑虑。还在1862年2月，曾国藩曾国藩即说过：“借洋兵以助守上海，共保华洋之人财则可；借洋兵以助剿苏州，代复中国之疆土则不可。”英国方面，英使普鲁斯普鲁斯于5月间也对恭亲王奕奕说：英国政府“倾向”于用它的海军力量保护条约口岸，而不是用它的陆上武装。清政府必须在这些口岸改进它自己的军队，否则，他将下令仅防守外国租界地区。7月7日，英国外务大臣罗塞尔更在给普鲁斯普鲁斯的训令中明确指出：如果我们从事镇压太平军叛乱，我们很快就要陷入一场广泛的战争中去，而清政府将作壁上观，把一切负担和消耗转嫁到我们身上。我们执行的合理方针是：保卫我们自己的商务利益，保护条约规定开放的港口，以及鼓励清政府建立一支有效率的炮兵、步兵和骑兵部队，以镇压太平军，使之就范。但外国侵略者和清政府很快就找到了双方最为合适的结合点，这就是华尔华尔的常胜军。1862年3月26日，普鲁斯普鲁斯在致罗塞尔的信中，充分肯定了常胜军的作用：从华尔华尔所组织和领导的中国军队，我看到一种军事组织的雏形。这种军事组织对于处在混乱状态中的中国，可以证明是很有用的。如果清政府采取这种改革，它将得救；如果它不采取这种改革，我们在主要港口组织这种武装，将保持这些港口在任何情况下，不致遭到破坏。外国侵略者给华尔华尔的常胜军以尽可能的物质支持。在1862年早期，英国驻上海的军队即以成本价向其提供武器装备。1862年11月，英军陆军司令士迪佛立报告：最近常胜军得到了1万套武装，发射12磅重炮弹的炮12尊，100万发子弹。他还打算将撤离上海去印度的两个团的枪炮与装备按价出售给清朝上海地方当局。清朝方面，清廷对已申请加入中国籍的华尔华尔奖掖有加，不仅先后赏其四品、三品顶戴，更赏其副将衔，还由苏松太道吴煦任常胜军督带，候补道杨坊会同华尔华尔任管带，并竭力扩充其兵员实力。1862年8月，上海外围的战斗结束之后，英法侵略军退回上海，以后即由常胜军和清军联合向内地太平军进攻。9月，华尔华尔在浙江慈溪被太平军击伤毙命。华尔华尔死后，李鸿章李鸿章即与英国侵华陆军司令士迪佛立就整顿常胜军问题进行谈判，对常胜军的进一步发展达成协议。这支军队由清朝政府出士兵、出官兵军饷，武器装备亦由清政府出钱购买，并对其有一定的控制权；外国侵略者则出军官予以指挥，替清王朝镇压太平军。常胜军的人数则被限定为3000人。

浙江方面，在外国侵略者与清军相勾结于1862年5月攻陷宁波后，也仿照上海的常胜军，在宁波组织了以英国人为教练的所谓常安军和定胜军。由于他们头裹绿巾，又被称为“绿头勇”。以法国军官为教练，以法国海军军官勒伯勒东为管带的同样性质的军队，则被称为常捷军（又称“信义军”）。由于他们头裹花巾，又被称为“花头勇”。法国公使还照会清王朝，让勒伯勒东免去法国军职，专任署理浙江总兵的中国军职。

清王朝正是依靠这些雇佣军的大炮，逐一轰开了上海四周及苏、浙地区太平军所占城池的大门。

四李鸿章李鸿章与淮军的崛起

太平军再次进军上海，为李鸿章李鸿章及其淮军的崛起提供了际遇。

李鸿章（1823—1901），字少荃，安徽合肥人，道光末年进士，翰林院编修。太平天国兴起后，即与其父文安、兄瀚章一起举办团练与太平军对抗。李氏父子是淮南颇著人望的士族。李鸿章李鸿章本人更在办团练、领军作战、参佐皖抚福济等一系列的活动中增长了才干，积聚了经验。又因其父与曾国藩曾国藩为同年好友，李鸿章李鸿章曾从师问学于曾国藩曾国藩，并得其赏识。所以1858年一入曾国藩曾国藩幕府，就得到器重，并参与机要。

1861年（咸丰十一年）冬，上海官绅得知太平军将再次进军上海，除向外国侵略者乞援外，更数次派人至安庆向曾国藩曾国藩告急，要求其出兵驰援，并允诺提供巨额军饷。上海是两江总督的辖地，巨额饷银的筹集对于湘军也极有吸引力。同时，进援上海，就与进援浙江的左宗棠左宗棠军、进军天京的曾国荃曾国荃军，对太平军形成大包围之势。正因为有这样重要的经济、军事双重意义，曾国藩曾国藩对东援江苏的部署，特别是统将的人选煞费苦心。他首先考虑派其弟曾国荃曾国荃。但曾国荃曾国荃意在攻占天京，不愿去上海。曾国藩曾国藩对此表示理解，认为“亦系量力而行”，他本人“决不相强”。于是决意改派李鸿章李鸿章，带水、陆军各5000人前往。其中程学启之千人，本为曾国荃曾国荃部属，拨于李鸿章李鸿章，“系属万不得已之举”，“闻上海每月实可筹银五十万两，不忍坐视其沦陷也”。曾国藩曾国藩又叮咛其写信给程学启，“令其听少荃之节制调度”，并表示：“吾家受国厚恩，吾为江督将近二载，尚无一兵一将达于苏境，上愧对朝廷，下愧对吴民。此次若不能保上海，则并获罪于天地矣。”曾国藩：《致澄、沅二弟》（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初四日、十四日、二十四日），见《曾国藩全集•家书》。

李鸿章李鸿章于1861年12月奉命募勇，至1862年2月（同治元年正月），张树声、刘铭传、潘鼎新、吴长庆即各带所部团勇至安庆，并按湘军营制，编为最早之淮军4营；同时，曾国藩曾国藩又从湘军拨来韩正国2个营，程学启2个营，张遇春1个营，以及新从湖南招募的4个营。这13个营中，张、刘、潘、吴4营为李新招，并有同乡乃至其他私人交谊；程学启、张遇春3营虽从湘军拨来，但弁勇全为安徽人，后者且为李之旧部。其他6个营之弁勇则均为湖南人，与李向无关系；韩正国2个营更为曾国藩曾国藩之嫡系部队。其水师中，淮军数额也远不及湘军之多。更何况曾国藩曾国藩既是李的老师和恩主，又是淮军的创建者和统帅者。这一切使初时的李鸿章李鸿章军，名为淮军，实则与鲍超等军一样，都是湘军的一部分。

1862年4月，首批淮军乘坐上海官绅以18万两巨款租来的外国轮船至上海。至6月，陆营6500人全部到达，黄翼升水师不久亦至。4月25日，清廷擢李鸿章李鸿章署江苏巡抚。

李鸿章李鸿章率军到达上海后，首先大力整顿税政，扩大税收。据熟悉情况的人估计，1861年，“上海关税厘金所入终岁毋虑五百万”。但李鸿章李鸿章初至上海，情况不熟，署布政使吴煦又有意把持封锁，遂仿照曾国藩曾国藩对江西的办法，将上海财政一分为二，关税收入，仍由吴掌管，以备常胜军、会防局和镇江守军支用，厘金则由李派人接管，以作来沪湘淮军开支。数月后，吴卸署任他调，上海财政就全归李掌握。随着九江、汉口海关开征，上海关税收入虽然减少，但厘金田赋却因淮军收复失地日多而不断增加。此外，他还开办各种新捐税，再加上对吴煦把持、弊端极多的各项税政的整顿，革退不法人员，重新制定章程，也收到了较大效果。

其次是不断扩充淮军实力。李鸿章李鸿章带至上海陆营水师只有万余人，加上其弟鹤章由陆路带来之马步兵1500人，合计不过1.2万人。李鸿章李鸿章遂凭借上海财力，大力扩军：一是招募新营，派张树声、吴长庆回皖招募9个营，后又派人到苏北招募5个营；二是汰留改编上海原有绿营系统的部队，其中少数仍由原有将弁管带，多数则另委他人，对原有水师也采取同样办法；三是大量收编降众，南汇、常熟、太仓等太平军守将归降后，即加以整编，或令降将自带，或分散编入各营，补充缺额。正如李鸿章李鸿章自己所说：“各军两年以来，无旬日不恶战，各营伤亡过半，率以降众补额。”此外，还有请其老师曾国藩曾国藩代为组建和少量收编苏杭地区的盐枭枪船、团练而成的部队。经过多方努力，至1863年攻占苏州时，李鸿章李鸿章所统水陆军已有7万多人。

再次是更新武器。李军来上海时，只有冷兵器和原始热兵器。到上海后不久，李鸿章李鸿章就深感洋枪、洋炮为战争利器，大量购买，装备部队，并且吸取江南大营只用洋枪、不用西法训练的失败教训，毅然采用西法训练，甚至聘请西人教练部队。至1862年冬，所部“能战之将，其小枪队悉改为洋枪队，逐日操演”。以后逐步增加，至1864年春，“每营用洋枪四百余，少亦三百余杆”。原有的原始热兵器，乃至冷兵器，已经基本上为洋枪所取代。与此同时，洋炮也日渐增多。张遇春军最早装备洋炮。1862年底，李鸿章李鸿章还亲自视察其操练。以后，郭松林、刘铭传、程学启等军也相继装备洋炮，甚至还组建抚标亲军炮队，其中刘铭传和抚标亲军炮队拥有大炮更多达二三十门。所部会字营千人，更是英国人代为训练成军。1864年，常胜军裁撤，其炮队600人、枪队300人、外籍教官12人又全部拨归淮军。而其所聘用的西人，平时帮助训练，临阵帮同作战。这一切，使淮军在近代武器拥有量以及用西法训练两个方面位居全国第一，从而大大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

最后是强化个人的控制。李鸿章李鸿章至上海后，即仿照曾国藩曾国藩的做法，除了其亲弟李昭庆、李鹤章为统领外，还提拔重用同乡亲友，如刘铭传、张树声、潘鼎新、吴长庆、周盛传等皖中最早参加淮军的团练头目，都被提拔为统领。籍贯为安徽的原绿营将领和太平军降将，也得到重用。前者如况文榜，后者如从湘军拨来之程学启，至上海后收降之骆国忠、吴建瀛等。此外，李鸿章李鸿章还把同乡好友蒯德模、蒯德标，乡试同年凌焕，会试同年陈鼐等人，分别委以主持营务、厘局、粮台、文案等重任，随着苏常的收复，其中一些人又被委任实缺府县官和道员。

李鸿章李鸿章组建淮军之所以取得这样大的成就，除了曾国藩曾国藩的支持，以及巨额的上海税收作物质基础外，西方国家的支持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李鸿章李鸿章至上海后，频繁与英、法等国军政人员往来，参观其军队操演，购买其新式武器，采用西法训练，聘用西方军人，表现出良好的合作态度。再加上淮军的战斗力又远远超出绿营，西方列强也乐于与其合作并给予大力支持。到1864年（同治三年）太平天国首都沦陷前后，淮军已摆脱湘军的附庸地位，上升为兼有军政实力、自成系统、几与湘军分庭抗礼的独立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