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通史——太平军余部及捻军的战斗各地各族群众造反的平息

太平天国首都的陷落，顿使各地的太平军以及与太平军已结为一体的捻军的活动失去重心。但他们仍坚持斗争达4年之久。南方的太平军余部曾以闽西南和粤东为根据地，太平天国的旗帜在闽南重镇漳州飘扬了7个月。南方的余部最后于1866年在粤东失败。长江以北的余部则与捻子一起结成了剽悍的捻军。他们以步骑结合、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纵横驰骋于黄淮与北方大地，在与清军的作战中曾多次取得胜利，甚至连不可一世的僧格林沁僧格林沁也兵败身死。但在清王朝的全力围剿下，捻军活动区域日渐缩小，加之无后方依托，终在1868年覆败。全国各地各族群众的造反直到1874年才最后平息。

一、长江以南的余部

1864年7月19日天京城破的当晚，幼天王洪天贵福在李秀成李秀成的掩护下得以逃脱清军的追击。他在尊王刘庆汉、养王吉庆元等的保卫下，从淳化镇经东坝到安徽广德州，会合干王洪仁王洪仁玕等，不久又被堵王黄文金迎至浙江湖州。洪仁玕、黄文金等在湖州会议，决定入江西建昌、抚州会合侍王李世贤李世贤、康王汪海洋等军，再去湖北会合扶王陈得才等军，“踞荆（州）、襄（阳），以窥长安”。8月下旬，黄文金等自湖州撤退，取道安徽、浙江交界入江西。但李世贤等部已向赣南转移，黄文金不久又病逝，这支部队的军心涣散了。10月上旬，部队终在江西石城县覆没。干王洪仁玕与幼天王等先后被俘。洪仁玕在囚禁中慷慨激昂，在亲书供词中详细叙述了洪秀全洪秀全敬拜上帝及太平天国自金田起义直到定都南京的历史，对其本人到天京后所参与的重大事件叙述尤详。他并表示愿意效法文天祥，为国尽忠。不久，洪仁玕洪仁玕即在南昌从容就义。

幼天王的供词中，除交代了突围及被俘经过等情节以外，还提及他每天要四次向洪秀全洪秀全写本章请安，食饭要“感谢上帝，祝福有衣有食，无灾无难，（魂）得升天”，七日礼拜赞美；又提及他9岁时已有4个妻子，天王不准他与母亲、姊妹见面，只准他读“天主教的书”，不准他看古书，从来没有出过城门；等等。但这位经历了几个月艰险变故的少年，竟然也懂得了一些世故。他在手书的诗句中，吹捧“清朝皇帝万万岁”，表示自己不乐意做长毛，愿去“读书考秀才”，并自动将自己的名字洪天贵福改为“洪贵福”。幼天王最后一篇诗句的落款是“甲子年十月初六日”，也即同治三年十月二十日（1864年11月18日），他就在这一天被清朝政府凌迟处死。

此时尚在长江以南的太平军余部，主要是侍王李世贤李世贤与康王汪海洋的两支部队。时人评论，“惟李世贤之众为最盛，而以汪海洋之众为最强”。1864年10月，两军相率由江西进入福建。李世贤部攻占漳州、龙岩及其附近地区，“号称二十万人”；汪海洋部进据汀州，“号称十六七万人”。李世贤力图以福建为反清基地。他在漳州发布告示，保护农商、恢复生产，打算攻取泉州、福州，以争取海口，并积极谋求与英、法、美等国在华势力结成反清同盟。福建人民群起响应。一些逃亡在外地的太平天国失散人员也策划支持。如在香港的森王侯裕田，即假生意为名，密运军火粮食往漳州，并搜集清方情报。一些和太平天国有过交往的外国人，如美国人白齐文等，也赶往厦门前来投靠。清廷急调闽浙总督左宗棠左宗棠督带湘军由浙入闽镇压。英、法等国侵略者则以火轮船协助将湘、淮军精锐海运至福州、厦门等处登陆，并派海军封锁海岸，断绝太平军的军火供应。在优势清军的围攻下，李世贤李世贤力战不敌，于1865年5月撤出漳州。6月初，于永定败溃。余众投奔汪海洋，李世贤只身走脱。

心胸褊狭的汪海洋坐视了李世贤的失败，在接纳他的余部后，又借口救护主帅不力，杀害了李世贤的部将李元茂等人。汪海洋等部在闽西南也无法立足，遂于6月中攻入广东镇平。此时其总兵力约20万人。8月中，李世贤历经辛苦，昼伏夜行，来到镇平。汪海洋大惊，率队迎其入城。但几天后，汪海洋即派人乘夜将李世贤刺死，扬言其已投降清朝。李世贤为太平天国后期主要领导人之一，在军中享有很高威望。他之惨遭毒手，使得太平军余部人心更为涣散。号称10万的花旗不久即被清军“剿抚净尽”。

汪海洋部于9月下旬撤离镇平，拟取道江西过长江而与北方遵王赖文光部会师。因江西清军封锁严密，又折返广东，于12月上旬袭取嘉应州。左宗棠左宗棠调集三省军队围攻。1866年1月下旬（同治四年十二月中旬），汪海洋战死，由偕王谭体元统领其众，2月中旬，突围至黄沙嶂一带覆军。谭体元等牺牲。

二、长江以北的余部与捻军

在长江以北的太平军主要是扶王陈得才和遵王赖文光等领导的远征西北的部队。1864年夏天天京危急之时，他们由陕西向东急进，会合梁王张宗禹等部捻军，往救天京，却在湖北东部遭到僧格林沁僧格林沁所部骑兵及鄂豫皖三省清军阻击，不得前进。

7月，天京失陷消息传来，部队士气陡然跌落。10月，陈得才部在安徽霍山为僧格林沁所败，其部将马融和等趁机率军7万余人投降。陈得才在绝望中服毒自杀。祜王蓝成春亦被叛降的部属执送清营牺牲。此时江北太平军只剩赖文光赖文光一支部队，势孤力单，遂与张宗禹等部捻军合军北走河南。

天京沦陷前，由于太平军抗击和吸引了清军的基本力量，捻军曾有过较为宽松的活动环境。在天京沦陷、太平军主力覆灭后，加之捻军的基地雉河集（在安徽蒙城、亳州间）遭到僧格林沁僧格林沁的剿洗，已无法在家乡立足，他们痛感与太平军合成一体的必要。正如赖文光所说：其时江北所剩无所归依者数万，皆是蒙、亳之众，其头目任化邦、牛宏升、张宗禹、李蕴泰等，誓同生死，万苦不辞，请予领带……披霜踏雪，以期复国于指日。经过整编后，部队的面貌焕然一新，太平军与捻军的原有差别不见了。李鸿章李鸿章说，“蒙、亳捻匪，向以掳掠为生，性多蠢顽，本无大志”，但“自粤逆赖文光与之合伙，以洪杨各逆军法诡谋部勒其众”后，竟成为清王朝的严重威胁，“患几不测”。在江北的太平军余部，如陈得才、蓝成春的旧部及怀王邱远才部纷纷来归。甚至在江南打散了的太平军战士，如原宁波守将首王范汝增等，也秘密渡江来投。

捻军原即精骑善走，此时更大力扩展骑兵，从而形成了一套步骑结合、灵活机动的运动战战术。他们作战的特点是：尽量避敌锋芒，以变幻不定的快速行军使追敌疲于奔命，然后乘隙反包抄，一举歼敌。曾国藩也说：（捻军）有时疾驰狂奔，日行百余里，连数日不少停歇；有时盘于百余里之内，如蚁旋磨，忽左忽右。贼中相传秘诀曰：“多打几个圈圈，官兵之追者自疲矣。”曾国藩：《致沅弟》（同治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见《曾国藩全集•家书》。1865年5月，捻军运用这一套战术，在豫、鲁、苏三省境内拖垮了僧格林沁的追军，使其于山东菏泽附近陷入预设的伏击圈。僧军1万多人被歼，其骑兵6000人几乎全军覆灭。僧格林沁被一个名叫张皮绠的捻军小战士杀死。清廷对僧格林沁的覆亡极感震骇，不得不以曾国藩曾国藩为钦差大臣，督办直隶、山东、河南三省军务。

曾国藩根据捻军主要靠流动作战，但又以蒙、亳一带为“老巢”，既似流寇而非流寇的特点，采取了一系列针锋相对的措施。首先厚集兵力。他先后调集的8万大军中，除湘军2万人外，还有以新式洋枪、洋炮装备的淮军6万人。他又创画河圈地兜围战略，改尾追之局为拦头之师，以有定之兵，制无定之敌，体现了他以静制动、以主待客的一贯思想。再就是查办民圩，实行坚壁清野，连保连坐，以彻底断绝捻军与家乡人民群众的联系。

1865年6月，捻军乘歼灭僧军之机，分路南归，以夺回自己的老根据地雉河集。但清廷为加强对该地人民的统治，已于1864年在此设涡阳县，筑墙增防，派重兵防守。曾国藩急调湘、淮各军来救。捻军攻坚40余日不克，只得分途突入豫西、鄂东休整。1866年夏，捻军再图雉河集，但因清朝查办民圩已见成效，大军在外徘徊近月，无法回归。

捻军的活动愈益艰难了。1866年10月，捻军乃在河南陈留、杞县开军事会议，认识到“独立难持，孤军难久”，议定军分二路：东路以遵王赖文光赖文光、鲁王任化邦等为首，仍在中原地区活动；西路以梁王张宗禹、幼沃王张禹爵、怀王邱远才等为首，前赴陕甘，往连回民起义军，以成犄角之势。

曾国藩的剿捻方略不能收效于一时，加之淮军本为李鸿章李鸿章禁脔，指挥间也不免掣肘，引起了目光短浅、急于求成的清朝当局的不满。1866年继东捻军突破沙河贾鲁河防线之后，11月西捻军又进入陕西，清廷就再也不能容忍了，遂以李鸿章继任钦差大臣，负责围剿东捻军，而以左宗棠左宗棠前往陕甘对付西捻军。

东捻军抢渡运河失败后，西走河南、湖北，取得了几次重大战斗的胜利。曾国荃曾国荃等统带的新募湘军主力彭毓橘、郭松林及淮军张树珊等部先后被歼。1867年2月，东捻军又在湖北安陆府之尹隆河设伏，大破淮军名将刘铭传部。刘铭传以下“总统、营官与幕僚等俱脱冠服，坐地待死”。然而误期后至的湘军鲍超部突然在捻军背后发起猛烈攻击。捻军马队受惊，如潮涌奔腾，致人马自相践踏，遂由大胜转为大败，不仅丧失了两万多忠勇战士，也丢失了大量马匹、枪械和辎重。

此役败后，东捻军元气大伤。是年夏，他们突破运河防线，深入山东登州、莱州一带，以求补足给养。李鸿章李鸿章当即派兵倒守运河防线，将东捻军堵于运河以东、黄河以南、六塘河以北的狭小地带。东捻军试图夺取烟台，因外国侵略军的干涉而受阻。1867年11月，任化邦在江苏赣榆境内作战牺牲。12月末，东捻军主力3万余人在山东寿光覆败。范汝增等战死。仅赖文光赖文光带战士数百人冲过六塘河南下，于1868年1月中旬（同治六年十二月中）直抵江苏扬州。清军追及，赖文光受伤被俘，在扬州就义。

西捻军于1866年12月经商州进入渭河南岸，直逼西安。1867年1月，西捻军在西安十字坡设伏，歼灭陕西巡抚刘蓉所部湘军主力5000余人，陕甘大震。不久西捻军又从渭北转进陕北，时与回民军协同作战。12月，张宗禹等在绥德州得知东捻军被困于山东的消息，急率军往救。他采取一老翁所献围魏救赵策略，由宜川附近强渡黄河，取道山西，于1868年2月（同治七年正月）进入直隶，清廷大震。然而此时东捻军已经败亡，清廷得以征调李鸿章淮军、左宗棠左宗棠湘军等精兵云集直隶，分路围堵。3月下旬，张禹爵在饶阳附近战死。5月，西捻军已被限制在减河以南、运河以东、黄河以北的狭窄地带。7、8月间又值大雨，徒骇河等盛涨，西捻军无法渡河，终于重蹈了东捻军的覆辙。8月初，在迭遭挫败后，邱远才领800骑在山东济阳向清军投降。8月16日，西捻军在徒骇河覆军。张宗禹等18骑冲到茌平，“穿秫凫水，不知所终”。

太平军余部及捻军的斗争至此宣告结束。

三、各地各族群众造反的平息

清廷在镇压了太平天国及捻军之后，开始集中力量对付西南、西北的各族人民起义，重新加强了对这些地区的控制。于太平天国战争中崛起的湘军，成了镇压这些起义的主力。

西南地区。早在太平天国败亡之前，湘军即已先后进入广西、贵州、四川三省。

广西与湖南毗邻，其安危关系着作为湘军后方基地的湖南的安危。1857年（咸丰七年），湘军蒋益澧部即已入桂。1859年，刘长佑等更率军大举增援。1861年秋，湘军消灭大成国起义军主力并逐走石达开石达开的军队。1862年（同治元年），湘军又攻破壮族起义领袖吴凌云于桂西建立的延陵国。吴凌云于1863年春战死，其余部退入越南境。1864年，壮族起义领袖黄鼎凤（曾任大成国隆国公）的最后据点平天寨亦被攻破。广西全省乃告平定。

四川“雄甲西陲，地险民富，天下常视以为安危”，无论在军事上、财政上，对以两湖为基地的湘军集团都至关重要。1859年李永和李永和、蓝大顺蓝大顺起义军入川以后，造成了四川局势的震荡。清廷调湘军萧启江部前往镇压。萧病逝后，又以湖南巡抚骆秉章骆秉章督办四川军务（后接任四川总督），更陆续增调湘军刘岳昭等部入援。1862年，湘军歼灭了李、蓝起义军的主力。次年，湘军又在大渡河畔聚歼了石达开石达开的军队。四川得以成为日后清王朝平定西南的重要基地。

对于云南、贵州这两个一“于天下最远”，一“于天下最贫”的省份，清廷直至1865年才得以认真筹论平定方略。曾国藩曾国藩提出：“谋滇当以蜀为根本，即以筹饷责之四川总督；谋黔当以湘为根本，即以筹饷责之湖南巡抚。蜀之南多与滇邻，湘之西多与黔邻，进剿即所以自防，势有不得已者，义亦不得而辞。”清廷采纳了他的方案。

1865年，清廷以驻四川的湘军将领刘岳昭为云南布政使（后更升任云南巡抚、云贵总督），率部进图云南。1866年，清廷又令兆琛、李元度等率湘军由湖南分途进入贵州。由于贵州各族起义军势力很强，巡抚号令不出省城。刘岳昭部乃先援贵州，陆续攻破仁怀，解遵义、黔西之围。1867年，滇军岑毓英部攻破黔西苗民起义军据点猪拱箐。贵州西部渐次荡平。

1867年，清廷又以湘军悍将席宝田取代兆琛，专任黔东军事。席部使用新式枪炮，于1868年与李元度军合力攻破石阡府的紫竹园。黔东北的号军基本被歼。接着，席宝田又采用“雕剿法”对付黔东南的苗民起义军，使其蒙受惨重损失。1870年冬，湘军攻破台拱。1872年，张秀眉张秀眉等被俘牺牲。黔东南苗民起义最后失败。

1867年，正当刘岳昭部湘军及岑毓英部滇军在黔西作战之际，杜文秀杜文秀的大理政权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们击退了前来进剿的马如龙军，并乘势以20余万大军反攻，包围了昆明。岑部滇军增援昆明，任主攻，刘部湘军入滇东北部，为策应。经过反复争战，直至1869年，瓦解了回民军的攻势。以后，又经过3年的争战，岑毓英于1872年冬兵临大理城下。杜文秀于服毒后赴清营被杀。2万多放下武器的回民军遭到屠戮。大理政权覆灭。其余部则坚持活动到1874年。

西北地区。清廷于1866年调左宗棠左宗棠为陕甘总督。1867年，左宗棠授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此时，西捻军在张宗禹率领下已突入陕西，正寻求与回民军合作。左宗棠决定“先捻而后回”，集中力量先对付威胁最大的西捻军。1868年，西捻军覆灭后，左宗棠乃率军返陕，又采取先东后西的战略，即先清陕西，再图甘肃。陕西境内的西捻军余部就歼，董福祥等部投降。1869年春，左宗棠左宗棠兵分三路大举西进，夺取了陕西回民军在甘肃董志原的根据地。陕回余众一部西撤西宁，一部北撤金积堡。

金积堡的马化龙身为伊斯兰教白山派（新教）教主，又拥有在甘肃各回民军中最为雄厚的军力和财力。左宗棠决定首先拿他开刀，希图取得震慑的效果。马化龙拼死抵抗，于1870年2月击毙湘军悍将刘松山。回民军之一部且深入陕西境。左宗棠以刘松山侄刘锦棠继统其军，增强兵力，继续围攻。是年冬，金积堡的外围堡寨或破或降，相继被肃清。马化龙在给养与外援断绝的情形下被迫交出军械投降，但左宗棠还是找了借口将马化龙及其骨干处死。1871年秋，左宗棠又向河州回民军发起攻击。马占鳌组织回民军顽强抵抗，击毙湘军分统二人。1872年3—4月，左宗棠在各军整顿休整后重新展开攻势。马占鳌却于此时排除众议，力主投降。左宗棠大喜过望，很快收编了河州的回民军，并开始组织对西宁地区的攻击。同年春，马桂源兄弟败死。前往依附的陕回崔伟等部投降，仅白彦虎率众退往肃州。1872年冬，肃州马文禄败亡。白彦虎又率部退入新疆。1877年，白彦虎率其余众辗转到达新疆天山南麓，并于是年末进入俄国境内。现在生活在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的10多万“东干人”（意为东边的人）即是其后代。其居住的村子叫“陕西村”，人们仍讲陕西方言，并保留了明清时期的一些习俗。

陕甘回民起义至此完全失败。以太平天国为中心的各地各族人民反清革命斗争，终于走完了自己悲壮的历程。

四、战乱地区的凋零

太平天国战争（包括随之而起的灾荒、饥馑和瘟疫），造成了人民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仅以战前人口最为繁庶的江苏、安徽、浙江三省为例。

1863年（同治二年），时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李鸿章在向清廷汇报江苏情形时说：查苏省民稠地密，大都半里一村，三里一镇，炊烟相望，鸡犬相闻。今则一望平芜，荆榛塞路，有数里无居民者，有二三十里无居民者。有破壁颓垣，孤嫠弱息，百存一二，皆面无人色，呻吟垂毙……年，两江总督曾国藩曾国藩自安庆东下，视察皖南及长江沿岸情形时也称：自池州以下，两岸难民，皆避居江心洲渚之上……壮者被掳，老幼相携，草根掘尽，则食其所亲之肉，风雨悲啼，死亡枕藉。臣舟过西梁山等处，难民数万，环跪求食，臣亦无以应之。二月十五日，大胜关江滨失火，茅棚数千，顷刻灰烬，哭声震野，苦求赈恤。他处芦棚丛杂，亦往往一炬万命。徽、池、宁国等属，黄茅白骨，或竟日不逢一人。次年，曾氏在汇报皖北情形时说：舒、庐、六、寿、凤、定等处，但有黄蒿白骨，并无民居市镇，或师行竟日，不见一人。……安徽用兵十余年，通省沦陷，杀戮之重，焚掠之惨，殆难言喻，实为非常之奇祸，不同偶遇之偏灾。纵有城池克复一两年者，田地荒芜，耕种无人，徒有招徕之方，殊乏来归之户。……地方虽有已复之名，而田亩多系不耕之土。其尤甚者，或终日不过行人，百里不见炊烟。1863年，闽浙总督左宗棠左宗棠初入浙江时，书告其子曰：浙江夙称饶富，今则膏腴之地，尽成荒瘠。人民死于兵燹，死于饥饿，死于疾疫，盖几靡有孑遗，纵使迅速克复，亦非二三十年，不能复元，真可痛也！

1864年，他在给清廷的奏报中说：计浙东八府，惟宁波、温州尚称完善，绍兴次之，台州又次之。至金华、衢州、严州、处州等处孑遗之民，则不及从前二十分之一矣……其浙西三属，惟嘉善、石门、平湖、桐乡等县素赖蚕桑为生计，数年之后或可复元，其近山各县情形亦与金、严等处相似。

来华游历的外人的观察也表明了战争所造成的人口损失的惨烈。

战争中，浙西、皖南部分地区的生命财产几乎遭受毁灭性的摧残。德国地理学家、曾多次来华考察的李希霍芬曾于1871年致函《字林西报》，详细描述了他在这些地区的见闻：谷地的土壤极其肥沃，却完全荒芜着。刷着白石灰的漂亮房屋掩在丛生的树木之中，无人居住。一些城市，如桐庐、昌化、于潜、宁国，只是一片片废墟。城中只有十来座房屋有人居住。联结城市间的大道变成了狭窄的小径，许多地段长满了数人高的荒草或难以穿行的灌木。谷地之中早先必定是人口密集的所在，那些村庄的规模之大和数量之多便是明证。房屋的精细风格，建筑的砖石结构和双层楼房，说明了这里原先的富足程度。山谷中的耕地和山坡上种水稻的梯田，现在长满了荒草，以前栽种的桑树，大都因无人照管而开始朽烂。……

很难设想比这些地区所遭受的更为可怕的生命财产的毁灭。然而，它们只不过是遭到同样命运的广大地区的很小的一部分。

对于太平天国战争时期的人口损失，研究者们曾有着种种不同的估计，多者在1亿以上，少者亦在一两千万之间。这个问题仍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但这一时期中国人口的损失高达数千万人则是完全可以肯定的。

至于什么原因造成了如此巨大的人口损失，曾、左、李三人都未予以进一步的申述。而毋庸讳言，这几位“中兴功臣”的手上都沾有广大造反者和其他无辜人民群众的鲜血。曾国藩曾国藩自己就说过：“吾辈不幸生当乱世，又不幸而带兵，日以杀人为事，可为寒心，惟时时存一爱民之念，庶几留心田以饭子孙耳。”但他很快就自己剥去了伪装，又说什么“克城以多杀为妥，不可假仁慈而误大事”。“既已带兵，自以杀贼为志，何必以多杀人为悔？……特世变日新，吾辈之出，几若不克自主，冥冥中似有维持之者。”曾

但这位专靠镇压下等人造反而起家的铁腕人物心中真的是那么坦然吗？不见得。1867年7月，也就是太平天国刚被镇压之后不久、捻军尚未被扑灭之时，曾国藩与自己的幕僚赵烈文谈起了清王朝的前途命运。

赵烈文说：“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

曾国藩“蹙额良久”，然后问道：“然则当南迁乎？”

赵答：“恐遂陆沉，未必能效晋、宋也。”

曾说：“本朝君德正，或不至此。”

赵则婉转地以“国初创业太易，诛戮太重，所以有天下者太巧”，“后君之德泽，未足恃也”作答。

赵烈文话语中所暗含的玄机，曾国藩当然不会不明白，于是便回答道：“吾日夜望死，忧见宗祏之陨。”

赵烈文的预测是有见地的，因为事实上清王朝在此后不到50年就被推翻了；曾国藩之望死大概也是真诚的，因为在此十多天之前他即已表示过“自顾精力颓唐，亦非了此一局之人，惟望速死为愈”，而此时离他去世也确实只有5年，尽管他讲此话时才虚龄57岁。曾国藩曾国藩有魄力镇压太平天国的造反，但已没有精力对付飘忽不定的捻军，更没有勇气正视清王朝即将到来的陆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