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通史——新式文教机构的设立与引进外国先进文化的开始

一、同文馆等综合性新式学校的设立

洋务派要办好洋务，除了需要有懂得洋务的基层官员和外国顾问之外，还需要有能够具体办理洋务的各种人员和有关洋务的各种知识，为此他们在开办洋务的同时也开始创办各种培养洋务人才和介绍洋务知识的文化教育机构。

同文馆是洋务派设立的第一个新式文化教育机构。该馆先是从事单一的英语教学，然后发展为包括语言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综合性教育机构。1861年，奕等人在关于设立总理衙门的奏折中就已经提出设立同文馆的建议，当时称“外国语言文字学馆”，也得到了清廷的批准，但因教师不易招聘，一时没能办成。到1862年6月11日，学馆才正式开馆，正式命名为“同文馆”，教师只有英文、汉文各1人，学生仅有10人；经费由南北各海关船钞收入项下酌提三成，交由总理衙门支用。此后，同文馆陆续增设各种课程，扩大规模。1863年增开法文馆和俄文馆，各派八旗子弟10名入馆学习。

到1866年末，同文馆的教学课程开始突破语言一科，转向多学科教学。12月11日奕上奏说：“洋人制造机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军，无一不自天文、算学中来。现在上海、浙江等处讲求轮船各项，若不从根本上用着实功夫，即学习皮毛，仍无裨实用。”建议增设天文算学馆。随即获得清廷批准。其招生范围为：凡翰林院庶吉士、编修、检讨及五品以下，由进士出身之京外各官年龄在30岁以下者，经考试录取后入馆学习；如有平日讲求天文算学，自愿入馆学习，借资印证以精其业者，可以不拘年龄。但在招生时，因顽固派的恶言攻击和阻挠，报名应考者寥寥无几，参加考试者仅有72人，最后勉强录取30名；翌年因学习不合格者被淘汰20名。1872年再增设德文馆，1877年时在馆学生已增加到120名。从此，同文馆站住了脚跟。

同文馆的教师既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主要采用西式教学方式。其中最有影响的是美国人丁韪良，他于1863年受聘为英文教习，1868年起讲授国际公法，1869年被任命为总教习，直至1894年。他在任职期间引入了不少西方的教学方法，并于1876年制定了较系统的八年学制和五年学制的课程表。课程表规定：“由洋文而及诸学共须八年。馆中肄习洋文四种，即英、法、德、俄四国文字也。”“首年：认字写字，浅解词句，讲解浅书；二年：讲解浅书，练习文法，翻译条子；三年：讲各国地图，读各国史略，翻译选编；四年：数量启蒙，代数学，翻译公文；五年：讲求格物，几何原本，平三角，弧三角，练习译书；六年：讲求机器，微分积分，航海测算，练习译书；七年：讲求化学，天文测算，万国公法，练习译书；八年：天文测算，地理金石，富国策，练习译书。”不学外语，“仅借译本而求诸学者，共须五年。首年：数量启蒙，九章算法，代数学；二年：学四元解，几何原本，平三角，弧三角；三年：格物入门，兼讲化学，重学测算；四年：微分积分，航海测算，天文测算，讲求机器；五年：万国公法，富国策，天文测算，地理金石。”还规定：“汉文经学，原当始终不已”；医学“或随时涉于体骨等论，以广学识，或俟堂宪谕令而专习之皆可”。同时，还建立了严格的考试制度。1900年后，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

上海广方言馆是洋务派设立的第二个教育机构。该馆始称“外国语言文字学馆”，也叫“同文学馆”，由李鸿章在1863年3月奏准设立，1864年正式开馆，并改称“广方言馆”，分英文、法文、算学三馆；由苏松太道应宝时任监督，陈兰彬任总办，冯桂芬任监院。其招生对象规定为“年十四以下，资质颖悟，根器端正之文童”；另外“候补佐杂及绅士中有年及弱冠愿入馆学习者”亦可保送“入馆学习”。主要培养精通外语的人才，可供“通商督抚衙门及海关监督添设翻译官承办洋务”时选用。学生所学课程虽以学习外语为主，但也须学习或选学其他课程，因为“西人制器尚象之法，皆从算学出，若不通算学，即精熟西文亦难施之实用”，所以“凡肄业者算学与西文并须逐日讲习，其余经史各类，随其资禀所近分习之。专学算学者，听从其便。”

广方言馆于1869年并入新设的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并改订教学课程，扩大教学内容，中西并课。学生须学习的课程为：在中学方面有经学、史学、时艺。西学则分上、下两班，“初进馆者先在下班，学习外国公理公法，如算学、代数学、几何学、重学、天文、地理、绘图等事，皆用初学浅书教习；若作翻译者，另习外国语言文字等书”。上班分为七门：“一、辨察地产，分炼各金，以备制造之材料；二、选用各金材料，或铸或打，以成机器；三、制造或木或铁各种；四、拟定各机器图样或司机各事；五、行海理法；六、水陆攻战；七、外国语言文字，风俗国政。”同时另设学习“厂船机器”和“行船接仗”的半工半读型的分馆两所，“用总管机器及谙练行船洋人两名，专司教习”。其学员主要是从“厂中工匠及现在各号轮船领江水手、司机各项人等”中选择“略识字义，而学习已经入手者”；“厂内工匠于散工之后，船上领江人等于出洋回局之日，每日傍晚五点半钟始（冬日自六点钟始）至九点钟止，在馆听西教习讲解”。另新设武学、铁、船三馆，1894年又增设天文馆，从而形成具有文、武、理、工学科的综合性学校。学生数量也有所增加，达到学英、法文者39人，学算学者6人，学武、铁和船诸学者46人，合计91人，“最盛时生徒达二百人”。从课程设置来看，上海的广方言馆要比北京的同文馆先进，在广方言馆设置算学等自然科学课程后，同文馆才仿而效之。广方言馆所用教师既有外国人，也有中国人；英文教师由美国人林乐知担任，法文教师由英国人傅兰雅担任，算学教师由江苏兴化附生刘彝程担任。直至1905年，上海广方言馆改为上海工业学堂。

此后，这类外国语言文字学校和综合性学校继续陆续设立，逐渐推广。相继设立的这类学堂还有1864年由毛鸿宾设立的广州同文馆、1887年刘秉璋设立的新疆俄文馆、刘铭传设立的台湾西学馆、1888年希元设立的珲春俄文馆、1893年张之洞设立的湖北自强学堂。在上述几个后设的学堂中，湖北自强学堂的学科相对较多，规模相对较大，是洋务运动时期最后设立的一个综合性学校。其设立及演变过程大致如下：1891年6月，张之洞将武昌经心书院改为两湖书院，增设算学、经济学课程。接着又设方言商务学堂，开设方言（外语，下同）和商学两科。1892年7月新建算学学堂，次年11月改称“自强学堂”，“分方言、格致、算学、商务四门。每门学生先以二十人为率，湖北、湖南两省士人方准与考。方言学习泰西语言文字，为驭外之要领；格致兼通化学、重学、电学、光学等事，为众学之入门；算学乃制造之根源；商务关富强之大计。每门延教习一人。”其中方言一门分英文、法文、俄文、德文四种，除学数学者无需学外语外，其余各科皆须学外语。1896年，将汉阳铁厂所设之化学学堂并入，另设一门。1903年，自强学堂被改为普通中学。

二、新式军事技术学校的设立

洋务运动时期出现的第二类新式教育机构是各种类型的新式军事学校。随着洋务派创办新式军用工业和训练新式军队的展开，他们为了培养自己的专业人才，便开始创办各种新式军事学校。

1866年，由左宗棠在创办福州船政局时同时创办的福州求是堂艺局（俗称“船政学堂”），虽以教授造船和船舶驾驶技术为主，具有很强的技术培训性质，但其培养学生的初衷和结果都是为海军建设服务，因此应该是近代中国的第一所新式军事学校。该学校的创办采取了一种新的办法，即利用船政局所聘用的外国技术人员一面办厂造船，“一面开设学堂”，要求外国技术人员“教习制造即兼教习驾驶，成即随同出洋”；教习法国语言文字，俾通算法，均能按图自造，教习英国语言文字，俾通一切船主之学，能自监造、驾驶，方为教有成效”。其宗旨在于“学成制造、驾驶之人，为将来水师将材所自出”，“将来讲习益精，水师人材固不可胜用矣”。

1867年1月，求是堂艺局正式开办，规模相当可观，可谓是当时已开办各学堂之最。船政大臣沈葆桢向朝廷奏陈其状况说：“原议学堂两所（一为法文学堂，亦称“前学堂”、“制造学堂”；二为英文学堂，亦称“后学堂”、“驾驶学堂”），艺童60名；后添绘事院（10月设）、驾驶学堂、管轮学堂（1868年设）、艺圃（1868年设）四所，艺童徒共三百余名。”所选学生均是民间十余岁粗解文义子弟。7月，该学堂又从广东招来10名已通英文的学生，作为外学堂学生。所设专业和课程，前学堂为制造专业，主要是训练学生懂得轮机的功能、大小，以及各个部件所起的作用，能够设计和仿造轮机的机件，能够计算、设计并绘制轮船的船体；所设课程有法文、数学（从算术、代数、几何、三角到微积分）、物理和机械学。绘事院系设计专业，分船体设计和轮机设计两科；开设的课程包括法文、数学（算术和几何）、轮机、制图等。“驾驶学堂所读者，曰智环启蒙，曰文法谱，曰第一书以至第五书，皆言语文字及讲习文艺之学也；曰数学入门，曰几何，曰代数，曰三角、弧三角，皆数理之学也；曰地舆图说，曰行海全书，则驾驶之学也。”尤重算学，占课堂教学的“三分之一”。其教学之方法，则为课堂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学堂之教居其半，练船之教居其半”。884年中法战争以后，福州求是堂艺局有所衰落，到1894年共计有300余名学生毕业，在福建船政局和沿海各省的造船和海军建设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继福州求是堂艺局之后各地相继建立军事学堂，计13所，尤以海军学堂为多。如1874年，江南制造局在上海设立操炮学堂；1876、1880和1885年，李鸿章先后在天津建立电气水雷局（即鱼雷学堂）、水师学堂和天津武备学堂（陆军）；1880年，张树声设广东实学馆（海军）；1886年和1887年，张之洞在广州相继创办广州黄埔鱼雷学堂和广东水陆师学堂；1888年，奕在北京设立昆明湖水师学堂；1890年，丁汝昌在威海设立刘公岛水师学堂，在旅顺设立鱼雷学堂，曾国荃在南京设立江南水师学堂；1893年，李鸿章在天津建立北洋医学堂（军医）；1894年，烟台海军学堂成立。其中较有典型意义的是李鸿章所创设的天津水师学堂和武备学堂。

天津水师学堂是中国第一所现代海军专科学校。该学堂是李鸿章参照福州求是堂艺局后学堂的模式设立的，目的在于“开北方风气之先，立中国兵船之本”，也就是为北洋新式海军的建设培养所需要的人才。其属性与福州的后学堂相同，并参考了后学堂的章程，也分为驾驶、管轮两个专业。其管理和教习人员也大多出自福州方面，最初出任学堂练船督办的是曾任福建船政大臣的吴赞诚，1881年接任总办的是曾任福建船政提调的吴仲翔，出任总教习的则是福州求是堂艺局的高才生、从英国留学海军归国的严宗光（严复）；在教习和教练中也有4名福州后学堂毕业的学生。在选招学生方面显得更为严谨，要求学生有一定的文化基础、较好的道德和身体素质以及清白的出身。其最初的招生章程规定：“挑选学生，无论天津本籍、或邻县、或外省寄籍良家子弟，自十三岁以上，十七岁以下，已经读书数年，读过两三经，能作小讲半篇、或全篇者，准取。其绅士认保报名，并将年岁、籍贯、三代开报入册，届时由天津道或海关道面试，择其文理通顺者先取百名左右，送赴水师学堂面复。察其体气充实，资性聪颖，年貌文理相符，果是身家清白挑选六十名。取具本人家属甘结，亲邻保状，收入学堂试习二月后，再行察看。倘口齿不灵，或性情恶劣，举止轻浮，即行剔退。”

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建成，又仿英国教习章程，修订《北洋海军章程》，重申原有招生原则。同时制定新教学制度，教学内容和方法都较福州求是堂艺局有所进步。章程规定：学生“在堂肄业四年”，“在船练习一年”。在堂需学课程为：英国语言文字、地舆图说、算学至开平立诸方、几何原本前六卷、代数至造对数表法、平弧三角法、驾驶诸法、测量天象（推算经纬度诸法）、重学、化学、格致。在船练习之要求为：“凡大炮、洋枪、刀剑、操法、药弹利弊、上桅接绳、用帆诸法，一切船上应习诸艺，诸能通晓。”还制定了严格的考试和记分办法。此后继续加强课堂学习与船上练习相结合的方法，增加和扩大学生的知识面。1893年时增加船上练习1年，结束后再回学堂学习3个月，送入枪炮练船再学9个月，合计1年。不久，又增加3年，即派往枪炮学堂和派上练船学习鱼雷技艺各6个月；派上“威远”练船学习船艺及随船广历外洋、考究风涛沙线2年。至1894年，天津水师学堂共计毕业学生147名，成为北洋海军的骨干力量。

天津武备学堂是中国最早的现代陆军学校。1884年8月间，清廷从德国以重金聘请50名军官来华，派往水陆各军担任教练。其中由李鸿章派往淮军担任教练的德国军官因态度傲慢、缺乏实际战术、改变训练方式等，与淮军将帅发生矛盾，难以合作，遂由淮军提督周盛波、周盛传禀请李鸿章，“仿照西国武备书院之制，设立学堂，遴派德弁充当教师，挑选营中精健聪颖，略通文义之弁目，到堂肄业”。李鸿章随即批准照办。于1885年2月正式设立，“暂就天津水师公所安置生徒，名曰武备学堂”，任杨宗濂为总理。1886年，新校所在天津紫竹林建成。第一批学生来自北洋各部驻军，人数约150人，年龄多在18—36岁之间。1886年时增加到250—300人。这头两批学生年龄偏高，文化偏低，学习比较困难，学习期限也较短，仅2年。从1887年起开始选募13—16岁的良家子弟入校学习，学习期限也增加到5年。所学课程，据《北洋武备学堂学规》所载：“学堂所习兵法、地利、军器、炮台、算法、测绘等学；操演所习炮队、步队、工队及分合阵法。”另据李鸿章所述，为：“天文、地舆、格致、测绘、算化诸学，炮台、营垒新法，皆有实用，并时操习马队、步队、炮队及行军布阵、分合攻守诸式，仍兼习经史，以充根底。”其所培养之学生中有不少对后来的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如段祺瑞、冯国璋、曹锟、王士珍、段芝贵、陆建章、李纯、鲍贵卿、陈光远、王占元、杨善德、田中玉、雷震春、吴佩孚等。

除了上述这些直接为海军、陆军培养军官和技术人员的军事学校之外，从同治末年起随着电报开始在军事上被采用，以及李鸿章创建中国电报局，于是以培养电报操作人员和工程人员为主的各地电报专科学校开始出现。如1876年，丁日昌借丹麦大北电报公司的力量设福州电气学塾，为船政局和将来的电报局培养电报人才。1880年，李鸿章设天津电报学堂。1882年，中国电报局设上海电报学堂。这两个学校都是为中国电报局培养人才的。此外，到1892年，还出现了中国第一家矿务专门学校，即湖北矿务局在武昌设立的湖北采务工程学堂。

三、派遣留学生

在创办各种新式学校的同时，清廷为了培养更好、更高级的人才，便采取了派学生出国留学的办法，开创了中国的出国留学教育体制。派学生出国留学之事从总理衙门成立后就开始酝酿。早在1863年，总理衙门大臣奕在议复拣选知县桂文灿所陈述的日本派学生赴俄美两国学习之事时，就开始考虑到派学生出国留学问题。他说：“伏思购买外国船炮，由外国派员前来教习，若各督抚处置不当，流弊原多，诚不若派员带人分往外国学习之便。惟此项人员，急切实难其选。”1865年3月，奕又致函李鸿章，提出“派旗兵前往外国，布置机器局中，学习制造，以资制胜”的设想，但没有得到李鸿章的支持。同年，薛福成也曾向曾国藩提出过此类建议：“招后生之敏慧者，俾适各国，习其语言文字，考其学问机器。”1868年，容闳向丁日昌提交了派学生出国留学的条陈。容闳于1854年从美国耶鲁大学留学归国，先后在香港高等审判厅、上海海关、宝顺洋行任职，1863—1865年又为曾国藩赴美国购买机器，深得曾国藩的赏识，并被保举为江苏候补同知，与时任江苏巡抚的洋务派要员丁日昌关系颇密切。他在条陈中建议清廷选派颖秀青年出洋留学，第一次名额120人，设留学生监督2人管理之。但该条陈经丁日昌转呈文祥和曾国藩后，便没有下文。

直到1870年事情才有了一个转机。一是由清廷所派使臣蒲安臣与美国国务卿西华德所订立的《续增条约》（《蒲安臣条约》），于1869年11月获得清廷批准而生效，其中所规定的“嗣后中国人欲入国立大小官学学习各等文艺，须照相待最优国之人民一体优待”一条，为留学生派遣国的选定提供了条件，遂确定美国为派遣国。二是1870年发生天津教案，容闳作为译员，随从曾国藩、丁日昌前往天津处理教案，趁机再次通过丁日昌向曾国藩提出派遣留学生的建议，终于获得曾国藩的支持和采纳。10月，曾国藩经过精心酝酿，第一次正式向清廷提出了向国外派遣留学生的建议：“博选聪颖子弟，赴泰西各国书院，及军政船政等院，分门学习”，并提议由陈兰彬和容闳“携带子弟前赴外国”学习。次年3月，曾国藩又在关于海防的奏折中再次提出选派留学生之事，并把此事作为筹议海防江防“讲求实际”的三大要端之一。同时，曾国藩还与接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商定：先做好“议订条款，预备经费”等筹备事项，等到都有了眉目，再联衔会奏。到1871年6月26日（同治十年五月初九日），筹备事项基本就绪，曾国藩和李鸿章便联衔拟就《论幼童出洋肄业》，与总理衙门函商，获到允准。8月18日，再由曾、李联衔上奏《拟选子弟出洋学艺折》，指出此事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凡西人游学他国得有长技者，归即延入的书院，分科传授，精益求精，其于军政、船政，直视为身心性命之学。今中国欲仿效其意，而精通其法，当此风气既开，似宜亟选聪颖子弟，携往外国肄业，实力讲求，以仰副我皇上徐图自强之至意。”然后，又由总理衙门复议，经曾、李另外拟定一个应办事宜六条，于1872年2月27日补奏《幼童出洋肄业事宜折》，再由总理衙门于5月17日（四月十一日）议复而得以批准。

至此，经过历时10年的反复筹议，派遣学生出国留学之事才算成功。其艰难之处，主要是在于出国留学毕竟比在国内设立学堂聘洋人来中国任教要复杂得多，既需要进一步的开放思想，冲破守旧思想的束缚和守旧派的阻挠，也有待于具体事项的筹备落实，还需要有一定的外交条件。因此，其筹议时间之长是情有可原的。这一步的迈出，较之开办新式学校又前进了一大步。

曾国藩和李鸿章的派遣留学生奏折得到朝廷批准后，便立即付之实施，分批选派学生赴美留学。按照原定方案的120名学生，从1872年起分4年派遣，每年30名，留学期限15年；由候补刑部主事、曾任上海广方言馆总办的陈兰彬任正委员，容闳任副委员，负责管理学生。所选学生的地区分布为：广东83人、江苏22人、浙江8人、安徽4人、福建2人、山东1人，绝大多数为东南沿海比较开放地区的汉人子弟，无一满人；文化基础均为曾经读中国书数年，稍通中国文理，年10—16岁的聪慧幼童；家庭出身，除少数为买办商人的子弟外，大多数为普通人民的子弟。派遣学生赴美留学，主要目的当然是为了学习各种西学。学生们到美国以后，便陆续考入各种专业学习。就可查知的90人而言，其专业分布的状况是：学法政的12人，学工科的17人，学矿学的6人，入中学的36人，入小学的19人；入中学而后又学法政者9人，入中小学而后又学工科者5人，学矿学者2人，学化学者1人。在这专业清楚的52人中，学社会科学者21人，占40%；学自然科学者31人，占60%。但是在学习西学的同时，按照曾国藩、李鸿章所订章程的规定：“仍兼讲中学，课以孝经、小学、五经及国朝律例，随资高下，循序渐进。每遇房、虚、昂、星等日，正副二委员传集各童，宣讲《圣谕广训》，示以尊君亲上之义，庶不至囿于异学。”这一规定旨在保证学生的思想意识不被西化，保持中国的传统伦理道德，不忘效忠朝廷，其用意所在既有坚持封建主义教育的一面，也有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一面，与国内兴办新式学校一样体现了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这一基本原则。

如果说这一中体西用原则对国内新式教育事业的影响只限于所培养人才的思想和知识素质，那么对国外留学教育事业的影响则不仅于此，而且直接导致了留学教育事业的中途而废。在幼童赴美留学刚刚两年之后，就开始有人批评留学生的西化倾向。负责留学生管理的正委员的陈兰彬首先发难，反对学生“言行举止受美人之同化而渐改其故态”。到1875年，改任驻美公使的陈兰彬与新任留学生监督的区谔良、吴子登联络一气，攻击容闳纵容学生，任其放荡淫佚；攻击学生适异忘本，“他日纵能学成回国，非特无益于国家，亦且有害于社会”，并要求从速解散留学事务所，撤回留美学生。奕亦受此言论影响，主张撤回。后来，李鸿章虽欲挽回危局，亦经多方努力，但未见成效。1881年，李鸿章欲调回20名未入大学的留学生充实电报局所需人员，遂被奕利用，认为李鸿章此举“是亦不撤而撤之意”，“与其逐渐撤还，莫若概行停止……将出洋学生一律调回”。于是，除26人因事故先期撤回，或在美病故和“告长假不归”的26人外，所余94人分三批全部撤回。

如此，经10年酝酿筹备，原定留学15年的留美学生，仅经最长9年、最短6年的学习，正在学识“颇有长进”期间就被迫中途折回，实在可惜。这些撤回的留美学生中，只有詹天佑、欧阳赓已经大学毕业；有35人正在大学学习；其余55人尚在中小学就读。这些学生尽管是中途撤回，也已有一定的西学基础，特别是已入大学学习和毕业者，但在他们回国之初并没有得到合理的使用和安置，第一批撤回的21人均送电报局学习发送电报；第二、三批撤回者中，16人拨归福建船政局后学堂改学驾驶，7人由上海机器制造局留用；50人则分拨于天津水师学堂、机器局、鱼雷局厂、电报局、医馆等处学习当差。

在这一时期中，除了总理衙门派遣幼童赴美留学之外，还有沈葆桢选派福州求是堂艺局学生分赴法国和英国留学之举。沈葆桢此举是仿效总理衙门派幼童留美而行的。他在1872年5月反驳宋晋要求裁撤船政局谬论的奏折中提出：“洋人来中国教习，未必非（习）上上之技。去年曾国藩有募幼童赴英国（美国）学艺之举，闽中欲踵而行之，以艰于筹费而止。拟限满后，选通晓制造、驾驶之艺童，辅以年少技优之工匠，移洋人薪为之经费，以中国已成之技，求外国益精之学。”其意要求在1874年船政局聘用洋匠造船期限满后，以聘用洋匠的费用作为派学生出国留学之经费，仿照总理衙门的做法，派学船政生出国深造。1873年11月末，沈葆桢又提出具体实施方案说：“前学堂习法国语言文字者也，当选其学生之天资颖异、学有根底者，仍赴法国深究其造船之方，及其推陈出新之理。后学堂习英国语言文字者也，当选其学生之天资颖异、学有根底者，仍赴英国深究其驶船之方，及其练兵制胜之理。速则三年，迟则五年，必事半而功倍。……三年、五年后有由外国学成而归者，则以学堂后进之可造者补之，斯人才源源而来，朝廷不乏于用。”遂经左宗棠、李鸿章等大臣的复议赞同，获得清廷的批准。后因沈葆桢奉命处理1874年日本侵犯台湾事件而延缓，只是派魏瀚、陈兆翱、陈季同、刘步蟾、林泰曾5名学生，乘随同日意格赴欧洲购买新式船舰机器之机，在英国有关院校作为期1—2年的考察和学习。

1875年5月以后，沈葆桢调任两江总督，船政大臣由淮系干将丁日昌、吴赞诚相继接任，又恰逢李鸿章正筹建北洋海军，急需人才，极力支持派学生出国留学之事。至1876年，留学章程经李鸿章改定后上奏清廷，遂得批准。1877年3月，选定学制造的学生18名赴法国学习，学驾驶的学生12名赴英国学习，中途又曾派厂徒5名赴法国学习，由李凤苞、日意格分别担任华洋监督。这批学生的命运较留美学生为好，得以全部学成回国，且取得了较理想的效果，其中后来成为海军和福建船政局骨干人物的有严宗光、刘步蟾、林泰曾、方伯谦、萨镇冰、魏瀚等。到1880年第一批学生学习期满先后回国后，1882年船政学堂又派出了10名学生赴英国、法国和德国留学，于1885—1886年学成回国。同时，还有李鸿章另派的9名员弁和学生，以及李凤苞指派6名匠首赴欧观摩学习。1886年，李鸿章又选派了第三批留学生，学生来源从船政学堂扩大到北洋舰队现役军官、天津水师学堂的教习和毕业生，共计34名。1891年，李鸿章本欲派遣第四批留学生，但因英国政府以琅威理辞去北洋舰队总查之职为由，拒绝接受中国留学生而终止。

五、翻译西书活动的兴起

近代中国的翻译西书活动出现于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当时的从事者主要是一些西方来华传教士所设立的文化机构，由中国自己设立的文化机构所从事的翻译西书活动则开始于同文馆。同文馆成立以后以“译书为要务”，少数受聘担任教习的西方人士，便在“训课之余，兼能翻译各项书籍”，以充教材所需。到1874年5月（同治十三年四月），“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呈请译书，开具章程六条”，从此开始了同文馆有组织的翻译西书工作。“其初总教习、教习等自译，近来学生颇可襄助，间有能自行翻译者。”不仅洋教习从事译书者进一步增加，也有一些同文馆的学生程度不同地参与了译书工作，如汪凤藻、凤仪、联芳、庆常、杨枢、长秀、承霖、王钟祥、席淦、贵荣、熙璋、左庚、文祜、德贞等。

在同文馆师生的共同努力之下，迅速翻译出版了一批颇有价值的西学著作。到1888年之前，师生辑译书籍共计已有26种，包括：法学著作，如《万国公法》《公法便览》《公法会通》《法国律例》《新嘉坡刑律》；经济学著作，如《富国策》；历史学著作，如《俄国历史》《各国史略》；物理学著作，如《格物入门》《格物测算》《电理测微》；化学著作，如《化学指南》《化学阐原》；算学著作，如《算学课艺》；天文学著作，如《星学发轫》；医学著作，如《全体通考》；外交学著作，如《星轺指掌》；外语著作，如《英文举隅》《汉法字汇》；历法著作，如中西合历等各个方面。

这些翻译出版的西书大多是当时较有权威性的著作。如《万国公法》为美国著名律师惠顿所著，1836年出版，被认为是最权威的著作，在欧美享誉一时，特别是在英国被列为外交官候选人的考试教科书，由丁韪良于1864年到同文馆任教后译出。该书出版不久恰巧发生普鲁士在中国领海内截获丹麦商船而发生争执之事，总理衙门援引书中的有关则例，据理力争，终使普鲁士将所截获的船只移交中国。奕由此体会到：外夷律例虽不尽符合中国法制，但亦有可取之处。于是，由总理衙门刊印300部，颁发各省督抚备用。其他书籍，虽不如《万国公法》那样影响大，但也具有一定的学术地位和应用价值。

这些所译西书对同文馆的教学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它们大多被用作教材，有的课程就直接以所译西书的名称命名的，如“万国公法”、“各国史略”、“富国策”等。

第二个从事翻译西书工作的机构是上海机器制造局所设的翻译馆。1867年，在上海广方言馆任教的徐寿向江南制造局会办沈宝靖、冯焌光建议：“设一便考西学之法，至能中西艺术共相颉颃。”他认为：“将西国要书译出，不独自增见识，并可刊印传播，以便国人尽知。”此建议经两江总督曾国藩同意后，从1867年下半年开始由在上海的英国人伟烈亚力、美国人傅兰雅、玛高温和江南机器制造局翻译委员徐寿、华蘅芳、徐建寅合作试译；前3位为口译，后3位为笔述。到1868年上半年，译出西书4种，即《汽机发轫》《汽机问答》《运规约指》《泰西采煤图说》，并随即送交曾国藩审阅。曾国藩阅后，大加赞赏，便奏请清廷设立翻译馆。其奏折说：“盖翻译一事，系制造之根本。洋人制器出于算学，其中奥妙皆有图说可寻。特以彼此文义扞格不通，故虽日习其器，究不明夫用器与制器之所以然。……拟俟学馆建成，即选聪颖子弟随同学习，妥立课程，先从图说入手，切实研究，庶几物理融贯，不必假手洋人，亦可引申其说，另勒成书。此择地迁厂及添建翻译馆之情形也。”1868年6月，翻译馆正式开馆。

1869年10月，上海广方言馆迁入翻译馆后，有些教习和学生也投入了翻译西书的行列，使翻译馆的翻译西书工作进入高潮阶段，并且取得了比同文馆大得多的成绩。1871年，翻译馆开始正式出版所译西书，计14种41册。此后历年出版西书的数量为：1872年11种，1873年9种，1874年12种，1875年6种，1876年9种，1877年12种，1878年2种，1879年14种。到1880年共计出版98种235册，尚有译成未刊之书45种124册。到1899年所出版的书已增至126种，1909年又增至160种。其种类结构为：兵学21种，工艺18种，兵制12种，医学11种，矿学10种，农学9种，化学8种，算学7种，交涉7种，图学7种，船政6种，史志6种，工程4种，电学4种，商学3种，格致3种，地学3种，政治3种，天学2种，学务2种，声学1种，光学1种，补遗2种，附刻10种。如果以大学科分类，以工程技术类和军事类为多，这与洋务运动以工矿业和军队建设为主的状况是相一致的。

在这些译著中，有不少是多卷本的科学巨著和名著。20卷以上的大型著作有10种，如《地学浅释》38卷，《农务全书》32卷，《代数术》25卷，《埏外乘》25卷，《化学鉴原续编》24卷，《法律医学》24卷，《内科理法》22卷，《西艺知新》正续22卷，《美国宪法纂释》21卷，《防海新论》20卷，《水师操练》20卷。10—19卷的中型著作则有27种。有些著作不仅是名闻世界的名著，而且对洋务运动的历史产生过重要影响。如《防海新论》一书，为普鲁士武官希理哈所著，对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双方的水路攻防案例进行了论述、分析，指出南方失败的原因主要在于依赖天险而没有积极防御。此书中译本出版后，颇受清廷军政要员的重视。李鸿章、刘坤一、李宗羲、丁宝桢等督抚大员都认真读过，特别是李鸿章还在其著名的《筹议海防折》中吸收了不少见解，直接引用关于海防要集中兵力、扼守要塞的观点，认为“所论极为精切”，并照此原则对海疆进行布防。1879年，日本侵占琉球，俄国觊觎渤海湾，海防吃紧，总理衙门一面令上海重印《防海新论》，发给沿海各督抚，一面将存书发交东三省各地督抚、将领，供细心研究应用。张之洞也上奏提出：“宜发《防海新论》，令各营讲习。近年西人著有《防海新论》一书，经上海道译出刊板通行，于外洋争战、防外海、方内河，种种得失利钝，辩论至详。……分发诸将领，细心讲求，触类引伸，必有实效。”以此作为加强海防的措施之一。又如《佐治刍言》一书，以自由平等思想为出发点，从家室、文教、名位、交涉、国政、法律、劳动、通商等方面论述立身处世之道，认为人人有天赋的自主之权，国家应以民为本，政治应以得民心、合民意为宗旨，是戊戌维新以前介绍西方社会政治思想最为系统、篇幅最大的一部书，出版后多次再版，对当时和后来的中国思想界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如梁启超读过该书后说：该书“言立国之理及人所当为之事，凡国与国相处，人与人相处之道悉备焉。皆用几何公论，探本穷源，论政治最通之书。”章太炎在读此书时，如醉如痴，大为叹服，自称“魂精泄横，然似非人”，并在著作中多次引用。

参与翻译馆西书翻译工作的人员比同文馆多得多。西方主要人士有英国人傅兰雅（译书77种）、美国人金楷理（译书15种）、美国人林乐知（译书8种）、美国人卫理（译书7种）、英国人秀耀春（译书5种）、英国人罗亨利（译书3种）、美国人玛高温（译书2种）、英国人伟烈亚力（译书2种）。中国主要人士有舒高第（译书19种）、赵元益（译书17种）、徐寿（译书16种）、郑昌棪（译书16种）、汪振声（译书12种）、李凤苞（译书12种）、华蘅芳（译书11种）、徐建寅（译书10种）、钟天纬（译书6种）、王汝（马冉）（译书6种）、贾步纬（译书6种）、瞿昂来（译书5种），此外还有35人，各译书1—3种。

这一时期的翻译西书，既开了中国自己组织翻译西书的先河，将西学各主要学科的基本知识引入中国，为培养中国第一代工程技术人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锻炼和培养了第一批中国自己的翻译人员，为1895年甲午战争以后翻译西书的大规模展开打下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