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通史——清流派的兴起与沉寂

一、清流派的兴起

除了洋务派之外，19世纪70年代，在清朝统治集团内部还兴起了另一个政治集团，这就是所谓的“清流派”（或称“清流党”）。其主要成员多是翰林院有专折奏事权力的官员。清流派参劾官吏，臧否人物，上疏谏诤，评议朝政，一时蔚然成风，对清政府的内政外交一度产生较大影响。

辛酉政变后，清政府对外维持“中外和局”，对内推行洋务新政，作出励精图治的姿态，宣布“广开言路，谏议时闻”，鼓励臣下对时政提出条陈，做遇事敢言的“直臣”。至70年代，列强染指边疆，民族危机严重；国内灾荒频仍，社会矛盾凸显。清廷内部的政争，如慈禧太后与恭亲王奕之间、奕与醇亲王奕之间以及军机大臣李鸿藻与沈桂芬之间的明争暗斗也时隐时现，一系列外患内忧促成了清流派的兴起和活跃。此外，清流派成员多系都察院和翰林院的京官，京官人数众多，而“军机大臣偏重门生”，朝中若无奥援，清流派便很难升迁或外放，所以他们“专讲资格，原以抑幸进也，自仕途拥挤，而怀才不遇者，仍倡破格求贤之说，以耸动当途，而自为脱颖计”。这也成为清流派活跃的一个因素。

清流派有所谓“翰林四谏”或“四谏”及“十朋”等名目，“四谏”，最初指张佩纶、黄体芳、宝廷、何金寿四人，稍后以张之洞代何金寿而称“翰林四谏”，接着又以陈宝琛代黄体芳而共称“清流”。“十朋”，则指张佩纶、黄体芳、宝廷、张之洞、陈宝琛、邓承修、张观准、吴大澂、刘恩溥、吴可读。但多为标榜之说，不能当做完全的事实看待。主要成员有张佩纶、张之洞、陈宝琛、宝廷、黄体芳、邓承修、吴大澂等人。其中张佩纶和张之洞最为有名，号称“青牛（清流）角”。

张佩纶(1848—1903)，字幼樵，号绳庵，又号蒉斋。直隶丰润县（今属河北）人。同治十年（1871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光绪初年先后授翰林院侍讲，充日讲起居注官，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他一直任职京官，后又在总理衙门任职，是清流派中最活跃的一个人物。

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号香涛。直隶南皮(今属河北)人，同治二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历任湖北学政、四川学政、翰林院侍讲学士、内阁学士等职。与其他清流派人物有所不同，他多喜评说时政，很少参劾他人。

清流派在清廷内部的政争中，倾向于支持李鸿藻和奕。李鸿藻(1820—1897)，字寄云，号兰孙，直隶高阳（今属河北）人，咸丰二年（1852年）进士，同治帝师傅。1865年入值军机处，翌年其母去世，两宫太后谕令其守孝百日即入值。李鸿藻则坚请开缺回籍守制三年，声称：“若亲丧未终，而出入禁闼，则先已违礼忍情，负罪名教。”因而在京官中博得维护名教的声誉。1867年，前山西巡抚沈桂芬入军机处，取得批答奏章的“主笔”地位。李鸿藻丧满复职后，与沈桂芬政见屡屡不合，两人矛盾渐深。1876年文祥去世，沈桂芬在军机处的地位上升，李、沈矛盾加剧。李鸿藻“势孤无援，清流从而赞助之”，并奉为宗师。

奕在帮助慈禧太后发动辛酉政变中起了关键作用，事后即被授为议政王大臣，掌管军机处和总理衙门。慈禧太后一方面要利用奕的声望和才干巩固自己的地位；另一方面，为防止大权旁落，又对奕加以牵制，伺机打击。同时，慈禧太后对李鸿章等洋务官员也采取了既利用又控制的手法：一方面借重洋务派来加强朝廷的军事、经济实力，以维护其统治；另一方面，又担心洋务派羽翼丰满后无法控制，形成内轻外重的局面，所以她驾驭清廷内部各派，利用他们之间的争斗，维系自己的最高权力地位。

总体说来，在清廷内部的矛盾中，清流派多是以调停的面目出现。他们既维护慈禧太后的地位，以获得其信任；又请求慈禧太后委以奕军国重任，从而也为奕所倚重。有人称张佩纶“奏疏深文周内，恒以诸臣恣纵、蔑视两宫为言。适如孝钦意，故所言无不行，往往劾人不待覆按，即罪之，旧所鲜有也，言路益发摅，朝士多持清议，辄推佩纶为主盟。”1879年，御史吴可读实行“尸谏”，抗议慈禧太后不为同治帝立嗣。张之洞即上疏为慈禧太后辩解，遂得到慈禧太后的青睐。当奕受到慈禧太后的打击时，张佩纶于1878年上疏为之辩护：“王赞画枢要有年，任荐贤，任锄佞，非不能自任者”，请求“推诚委任恭亲王，责令竭忠尽诚以安危为己任”。张佩纶入值总理衙门，奕即表示：“恨相知晚，署中事悉倚办。”在中俄伊犁交涉中，张之洞连连上疏建言，奕对其见解也表示重视，“颇为虚心咨访”

清流派与清朝统治集团中的保守派和洋务派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一方面，清流派主张仿效西法，兴办洋务，实行自强。这不同于保守派而接近于洋务派。另一方面，也是主要的方面，清流派强调维护名教，主张整饬纪纲，标榜士人气节，似乎接近于保守派而不同于洋务派。对洋务派“一切行政用人，但论功利而不论气节，但论才能而不论人品”的做法也“愤懑不平”。在清流派看来，保守派“不知洋人之情”，洋务派则“不知中国君民之情”，皆不能有所作为。他们试图“参酌中外之情势”，以“夫任天下之大事，须曲尽天下之人情”的政治理念，推行一种不同于两者的自强之策。

二、清流派的自强主张

清流派所要推行的自强之策就是所谓的“攘外修内”，并认为“修内莫亟于用人，攘外莫亟于经武”。所谓攘外，主要是要求抵御外国侵略，反对在对外交涉中妥协退让。严重的边疆危机，促使清流派产生了求强御侮的危局意识，他们认为列强恣意侵扰边疆，妄行吞并中国邻国，皆因当道奉行妥协苟安的政策。陈宝琛指责枢臣在对外交涉中“无非张敌焰而损国威”。张佩纶更是直言痛说：“恐谋国者自居贫弱，而视敌为富强，颇有苟安之心，惮为远大之举。是故言和则唯，言战则否，言偿款则有，言军饷则无，言调兵分防，则勉为补苴，言增兵大举，则相顾色骇。充此数弊，事机坐失，劳费转增。窃恐各国环伺，且继日本、法兰西而起。琉球不顾，必及朝鲜，越南不顾，必亡缅甸，诚为危也。方今梯航四通，中外已成列国兵争之局，我自强，则乘欧洲争轧，可全亚洲而王之。我不自强，则譬诸投骨于地，而待群犬之相牙，骨不尽不止。”这番言论既表现了清流派对清廷一味妥协苟安的强烈不满，也反映了他们要求自强以挽救危亡的迫切心态。

由于崇厚在中俄伊犁交涉中擅订丧权条约，清流派纷纷上疏抨击，要求重治崇厚之罪。张之洞自1879年底至1880年间，就中俄条约上疏近20次，要求改议条约，主张以武备作为交涉的后盾，认为“实有战心，实有战具，而后可以为讲之地”，请求朝廷谕令李鸿章选将练兵，与俄作决战准备。正是在清流派的舆论压力下，清廷才改派曾纪泽赴俄重订条件，争回了部分主权。

在中法战争时期，清流派明确主张援越抗法。当1882年法军侵犯越南北部之时，张佩纶上疏呼吁：“保越以捍边可也，弃越以让法不可也。”他力主援越抗法。1884年5月，李鸿章与法国议订《中法简明条约》之际，张佩纶又奏请谕令边海各军严防备战，认为：“欲议和亦须赶紧设防，防军强一分，敌焰必减一分。”邓承修上疏指出：法国“诱和”之举是因其面临种种“困敝”而采取的缓兵之计，与之议和乃是“养虎遗患”，请求朝廷“惟有主缓和之议，以破其狡诈之情”，主张积极调兵备战。

清流派不同于虚骄轻敌的保守派。他们意识到在敌强我弱的情势下既不应当轻敌启衅，也不应当一有败挫便轻易将帅，而应该充分估计敌我情势，总结战败教训，实行持续抗战之策，以求转弱为强，争取最终胜利，认为：“明知法强华弱，初战不能不败，特非战不能练海防，非败不能练战。只要志定气壮，数败之后，自然渐知制敌之方。”《“可以始败而终胜，可以小败而大胜。”

清流派也批评保守派固拒西法的态度，主张仿效西法，购造新式武器，增加抵御外侮的军事实力，“知我之短，而能取人之长”。他们关于兴办新式海陆军、加强海陆防的主张与李鸿章大致相似，但他们要求抵抗外国侵略，反对一味妥协，这又与李鸿章有所不同。还在伊犁事件发生之际，张之洞就直言批评李鸿章不敢抗击俄国的妥协态度：“李鸿章高勋重寄，岁靡数百万金钱以制机器而养淮军，正为今日。若并不能一战，安用重臣？”对于李鸿章以武器落后，“有兵无器”为由而不敢轻言抗战的说法，张佩纶批评说：“有兵无器，诚为笃论，惟及今不一试，以后正恐有器无人……恐数十年后，敌患益深，老成益少，坐视中国为其钳制，欲一摇手不得耳。”清流派也不是不顾形势而一味主战。在他们看来，抗战是议和的必要前提和条件，应该以抗战迫议和，而不是以妥协求议和。

清流派希望通过抵抗外国的侵略，来推动内政的整顿，即所谓“借攘外以为修内”。因而在呼吁攘外的同时，他们极力主张修内，即惩治贪官，整肃纪纲，重用人才。同光之际，朝政腐败，贿赂公行，世风日下。与清流派交往密切的李慈铭揭露说：官场之内“以奔竞为材，以便给为智，以谄媚为忠，以亲附为信，而其进身之始亦由此得之。贿赂逢迎，相尚不讳，衣钵传授，习为固然。妻子所不羞，清夜所不悔，父兄所不诫，朋友所不规。呜呼，盖世道人心今日而绝矣！”针对时弊，清流派纷纷上疏参劾。张佩纶表现尤其积极，“喜辩论，好搏击。官翰林日，频上书弹京省官吏，封章多于台谏。”人称其疏“太辣”。1882年2月，张佩纶连劾吏部尚书万青藜、户部尚书董恂、都御史童华，致使三位部院大员被罢黜或降调，一时震动朝野。1883年，张佩纶赴陕西调查巡抚冯誉骥被控一案，“于原参之外，复论列多人，寻常查办，无此认真”，并自诩：“往返五千里，咒骂十三家。”号称“铁汉”的邓承修，多次上疏抨击吏治及科场积弊，其参劾广东官吏竟至于“推论至六十年，累累凡百余人。其少近者，皆奉旨察办，罚锾降责有差。故承修尤为人所惮。”1875年，四川地方官吏横征暴敛，滥杀无辜，酿成“东乡血案”。1879年，张之洞上疏为“东乡血案”鸣冤，陈述真相，使多年的沉冤得到昭雪，赢得了朝野称誉。

清流派所参劾的官员大体分为三类：一是违法乱纪的贪官，二是不思振作的庸官，三是对外妥协的枢臣。他们对枢臣的抨击尤力。张佩纶说：“修内攘外，要在枢廷、译署，若两府之地，或有佥壬，则臣下修攘之策，固未必行，而皇太后、皇上修攘之心，亦且为之阻挠而潜沮。”张之洞批评沈桂芬“昏谬私曲，既无公事之法，又不实修战备，调将帅。筹将帅军火，筹借饷，百方阻止。惟其心必欲使大局败坏而后已。”在他们看来，历次对外交涉之所以屡屡失败，正是沈桂芬之类的枢臣“但求苟且无事”、一味妥协退让的结果。

清流派策划参劾军机大臣王文韶，更显示其政治能量。沈桂芬在与李鸿藻的政争中，将门生、时任湖南巡抚的王文韶引入军机处，以图稳定自己的地位。以圆滑著称的王文韶入军机处后，却不敢在两人之间左右袒。1881年沈桂芬死去后，李鸿藻秉政却又不谙洋务，王文韶得以实际主持总理衙门事务，依然承袭沈桂芬的应付之法而无所作为。清流派为了打破枢臣因循无为的格局，遂开始谋划劾罢王文韶。1882年发生云南军需报销不实一案，牵涉户部尚书景廉和户部侍郎王文韶。清流派决定以此发难，由邓承修、张佩纶先后出面，一面为景廉开脱，一面集中参劾王文韶，指责其德才皆不足以担任枢臣。清廷最终将王文韶开缺回籍。此举不仅引起了朝野的极大震动，也成为清流派成功排除对立势力的一个标志。

清流派奉行儒家治平之道，评议朝政，对清廷最高统治者也不乏大胆谏诤。1878年，宝廷上《应诏陈言疏》，公开批评“上下偷安，日甚一日”，要求“枢臣力加振作，以为诸臣倡”，而“皇太后、皇上尤当力加振作，以为枢臣、部院、督抚及大小臣工倡”。宝1880年，慈禧太后派太监李三顺送食物给其胞妹（即光绪帝生母），事先未告知门卫放行，李三顺行至午门，不理睬护军的盘问，强闯午门。事后，慈禧太后偏袒宦官，谕令重治护军之罪。张之洞、陈宝琛上疏谏诤，要求遵循本朝祖制，严格约束宦官，从轻处置护军，使“圣心之公，国法之平，天威之赫，晓然昭著于天下”，《迫使慈禧太后不得不下旨从轻处置护军，也惩处了肇事宦官。清流派的修内言行，对慈禧太后的专制和贪官的横行，起到了一定程度的制约作用。

清流派修内的政治意图是希望自己进入中枢，实掌朝政，通过调停宫廷矛盾，团结湘、淮军，以清流派为核心和灵魂，形成一股足以抵御外侮、实现自强的政治力量。但清流派的这一政治意图却难以实现。在参劾王文韶之时，张佩纶即举荐前山东巡抚阎敬铭和初任山西巡抚的张之洞兼军机处和总理衙门大臣，结果未被朝廷采纳，而是由奕、奕举荐的工部尚书翁同龢和刑部尚书潘祖荫继为军机大臣，翁、潘又都不兼总理衙门差使。张佩纶本人虽于1883年12月以署左副都御史入总理衙门为大臣，在任职的5个月内多有建言规划，结果全以空文而搁置之，不能真正有所作为。因左宗棠和李鸿章之间成见甚深，湘军将领又多故步自封，清流派团结湘、淮军，倚为抗战主要力量的愿望也完全落空。清流派极力举荐的云南巡抚唐炯、广西巡抚徐延旭在抗法战争中丧师失地，反而授人以柄，遭到朝野的激烈抨击。结果，清流派攘外修内的政治主张大多难以落实。

三、甲申朝变与清流派的洋务归宿

统治集团内部的一系列矛盾和斗争终于在1884年引发了一场对晚清政局影响甚大的朝变，清流派受此影响而遭到失败。这次朝变的发生是慈禧太后与奕政争的必然结果，而一件有关个人恩怨的偶然事情却成了导火索。原来，1882年李鸿章因母亲去世离职，淮军将领张树声接署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其子张华奎在京“专意结纳清流”，以为其父博取声誉。张树声请张佩纶帮办北洋军务，张佩纶先是答应，旋又回绝。张树声竟自作主张直接上折奏请，结果遭到陈宝琛参劾，称疆臣不得奏调京僚，张佩纶因而怨张树声奏调为多事。张树声“甚恐，颇虑挟恨为难，非排去不安”。于是，张华奎出面游说具有单折奏事之权的京官盛昱参劾张佩纶。盛昱初不同意，后经不住张华奎一再请托，便以信张佩纶为李鸿藻之罪，以任李鸿藻为奕、宝鋆之过，欲一并参劾，遂于1884年4月3日上参劾之折，要求：“明降谕旨，将军机大臣及滥保匪人之张佩纶，均交部严加议处，责令戴罪图功，认真改过。”盛昱本以为按惯例军机大臣不容易被参倒，参劾不会起实际作用，这样既可以博得清议的名声，又可以敷衍张氏的请托；不料，此折一上，便为慈禧太后所利用，借机于8日发动“甲申朝变”，将奕与其他4位军机大臣全部罢黜，另命礼亲王世铎等5人代之。

朝变的发生使清流派大受震动。当时张佩纶正在告假期间，慈禧对之不但置之不问，反而谕令其不待假满即行入值。这也说明这次朝变实与参折中的内容无关，而是一场宫廷内部的权力之争。张之洞在山西闻讯后，急函张佩纶设法因应：“假满必宜速出。总之，阁下今日万不可退，退则全局输矣。国事如此，家事只可宽怀，高谊极钦佩，惟万不可激，枝节愈多，形迹愈离，以后无从补救矣。”张佩纶采取的补救措施，即在朝变后第五天上疏，对慈禧太后另派奕劻管理总理衙门提出异议，要求由军机处兼管；又以总理衙门的名义具折上奏，意在为奕复位申述理由，但受到慈禧太后的申饬。接着，张佩纶又会同其他30位官员，拒绝在同意接受与法国和议的廷议会奏稿上画诺，也反对按法国方面的意志撤换驻法使臣。这些举动自然引起了慈禧太后对清流派的嫉恨。

5月8日，清廷发布谕旨，命通政使司通政使吴大澂会办北洋事宜，内阁学士陈宝琛会办南洋事宜，翰林院侍讲学士张佩纶会办福建海疆事宜。慈禧的用意不过是“使书生典戎，以速其败”。张佩纶也明知这是对他作为“主战祸首，建言党魁”的惩罚。张佩纶：对于清流派来说，这次会办海疆，既有实现其攘外主张的机遇，更有身败名裂的风险。三人之中，吴大澂与李鸿章原有私交，北洋距抗法前线较远，尚无明显风险；陈宝琛到南洋后，不久即因丁母忧而去职。清流派的成败似乎主要取决于张佩纶的福建之行，而张佩纶是否有所作为，则又不能不取决于清廷对待法国的和战态度。张佩纶抵达福建后，虽然决意抗法，多方筹措战备，但受清廷求和政策的钳制，无法在战场上争取主动，终因马江惨败而遭到参劾，成为清廷掩饰败绩的替罪羊，被发配充军，三年期满赦回，寄居李鸿章处，后被招赘为婿，遂致被人诽议，原有的清流形象黯然失色。

清流派的其他重要人物也大多先后遭到贬斥。陈宝琛丁忧回籍后，即因一同保举徐廷旭、唐炯而受到降五级调用的处分，光绪年间一直未被起用。邓承修先于1885年因营救言官被革职留用，旋奉命与法使会勘中越分界事宜，事竣后虽免革职处分，但不久仍被解职。黄体芳因参劾李鸿章，于1886年被革去兵部左侍郎职，降一级留用，改为闲职。宝廷则早以考差途中纳妓自劾而被革职。

至此，著名的清流派人物仅剩下吴大澂、张之洞二人。吴大澂因李鸿章的关照，后升任广东巡抚、河道总督。1889年，他不满朝政的日益腐败，上疏请会议奕作为皇帝生父的称号礼节，希图以名隆其位而实释其权的办法，使孙毓汶之辈失所依恃。朝政或有澄清，但终无结果。甲午战争中他自请率湘军出关御敌，在辽东战败而被革职留任。1898年终被革职，永不叙用。

张之洞是清流派中唯一的成功者，仕途顺利，升迁迅速，但在中法战争之后实际上已与洋务派合流。他于1884年升任两广总督，1889年调任湖广总督，在湖北大举洋务，异军突起。这除了他本人同权贵结怨较少、取得慈禧太后信任之外，也与奕为培植一支与李鸿章抗衡的势力而对之“大意扶助”有关。但张之洞坚持抵御外侮的主张却未被清廷采纳。甲午战争中，他力主抗战，反对议和，“屡次电奏沥陈，深遭时忌”。谭嗣同曾说，甲午战争中“尤能力顾大局，不分畛域，又能通权达变、讲求实济者，要惟张香帅一人。此次军务，赖其维持帮助，十居八九，惜其才疏而不密，又为政府及全权所压制，不能自由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