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通史——传统农商工业的变异

一、农业经济的变化

在对外贸易的影响下，中国的传统农业发生了不同程度的现代性变异。这主要为农业经济作物生产的扩大和商品化程度的提高。农业经济作物的生产自古以来就有之。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因对外贸易的增加而有所扩大，但主要限于茶叶和蚕桑。1865年之后，随着对外贸易数量的快速增加和品种的逐渐扩大，并受出口农产品获利较多的刺激，除了茶叶、蚕桑的生产继续加速扩大之外，其他经济作物的生产也相继开拓，而且为了提高产量和质量以获取更大的经济效益，生产技术也更加受到重视，并有所改进。

在茶叶种植业方面，其盛衰状况与茶叶出口状况的变化相一致，表现为先盛后衰。在1865—1880年间，茶叶种植业随着茶叶出口的增长而不断扩展，除了老茶区继续扩大种植之外，新茶区也有所出现。就老茶区而言，福建的武夷山地区，各处开荒栽茶，“漫山遍野，愈种愈多”。广东的珠江三角洲地区，茶叶产量“异常地增加了”。浙江杭州府的於潜县，“仰食于茶者十之七”。安徽的芜湖地区，茶园“已扩张到芜湖南部”。湖南、湖北的茶叶种植面积，在1871年时，较之10年前增加了50%，有些地区以种茶而取代其他作物，如平江“向种红薯之处，悉以种茶”；浏阳地区“以素所植麻，拔而植茶”。就新辟茶区而言，如安徽的建德，从1861年开始种茶，到19世纪70年代发展成为著名茶乡。江西的安义、建昌、吉安、瑞昌、庐山等地，种茶业都是在19世纪70年代发展起来的。台湾地区，自淡水开辟为通商口岸后，种茶业也开始发展起来，农民或将向种蓝靛之地多“改种茶树”，或拔掉甘薯“以扩张茶地”，使淡水的茶叶出口量从1865年的18万磅，猛增至1880年的1200万磅，增加了65.67倍。1880年以后，随着茶叶出口数量的逐渐下降，茶叶种植也有所萎缩。

在蚕桑养殖业方面，其发展状况要比茶叶为好，呈现为持续发展的状态。原本比较发达的地区，这一时期仍有进一步的发展。如太湖流域、南京地区、珠江三角洲地区、成都平原、岷江和嘉陵江流域、胶东半岛等地，蚕桑业不断扩大，或就地增加植桑面积，或由平原、丘陵地区向山区延伸，或由野桑、柘叶养蚕向家桑养蚕发展。在江浙蚕桑区，从1870年起，避战外出的农民陆续回乡，“在每片可利用的土地上，桑树种植起来了，并有所增加”。江宁的农户在种粮之外“多以种桑饲蚕为业”，蚕丝产量“年年增加”。丹徒县原先仅有野桑和柘林，这时则桑田、桑园“遍境内”。安吉县，不仅邻近城镇地区“家皆饲蚕”，“迩时山乡亦皆栽桑”。吴兴南浔镇一带更是“无不桑之地，无不蚕之家”。广州珠江三角洲地区，“从前作其他用途的大片土地，现在都变成了桑林”。原本不发达，甚或不养蚕的地区也开始发展起来。在江苏省，苏、锡、常地区以往很少种桑养蚕，这时则“日渐加多，渐可与浙相埒”。如昆山，植桑饲蚕“成为恒业”；无锡、金匮两县，“荒田隙地尽栽桑树，由是饲蚕者日多一日，而出丝者亦年盛一年”；常熟西乡，“讲求蚕业，桑田顿盛”。其他如江苏的松江、句容、溧阳、江阴、宜兴、江浦、高邮，浙江的温州，安徽的绩溪、滁州、全椒，江西的赣州、瑞州，广东的东莞，直隶的清苑、满城、定州、束鹿、高阳、滦州、昌黎、丰润，热河的承德、永平，山东的泰安、沂州、青州、东平，四川的铜梁、秀山，奉天的辽东半岛，都程度不同地成为新兴的蚕桑养殖地区。此外，广西、湖北、河南、山西、陕西、云南、贵州等省的某些州、县，在地方官府的提倡和推广下，也开始植桑养蚕。

在棉花种植方面，老植棉区继续有所扩大，新植棉区间有出现，但其扩展幅度不如种茶业和养蚕业。老植棉区的发展，如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河南、山东、直隶、陕西等省的一些老植棉区，在原有的基础上扩大或出现了一批棉花专业区。新植棉区的出现，如江苏的宿迁过去很少植棉，布匹“夙仰通州”，到19世纪70年代则“遍树木棉，闲习纺织矣”。1880年时，有报道说：“江西、浙江、湖北等处，向只专事蚕桑者，今皆兼植棉花。”江西九江府所属地区，从前专种五谷杂粮，1870年前后则改为“木棉与杂粮各半”。直隶的永平、承德两府所属州、县及邻近蒙古地区，棉花“以前所种无多，近五六年来（即19世纪90年代），到处皆种”。但是也有学者用计量的方法进行研究，其结果显示，全国棉花产量从1860年的811.98万担增至1894年的831.75万担，只增加了19.77万担，种植面积（按该项研究者估计的亩产皮棉0.23担计算）则相应从3530万亩增至3616万亩，只扩大了86万亩、2.44%，虽与1840—1860年间所增加的41万亩、1.16%相比，增幅略有提高，但棉花种植面积的扩大还是很少的。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一是由于植棉面积原有基础较大；二是由于棉花出口数量虽在1888年以后有较大增加，到1894年达到75.51万担，但仍只占产量的9.08%；三是洋布、洋纱进口量的剧增，使棉花的国内使用量减少，从而出现棉花的新增产量只占新增出口量68.35万担的28.92%，余下的大部分则由原来用于国内的棉花转变成出口。即便如此，也不能轻视棉花出口对棉花种植业的促进作用，新增加的68.35万担出口棉花，需要有297万亩棉田的种植，如果没有这一出口量的较大增加，棉花种植面积不仅不能增加，反而还要减少211万亩。

此外，烟草和甘蔗的种植也在烟草和蔗糖出口的带动下出现了新的发展。烟草在明代后期从南洋传入中国后，其种植面积随着吸烟者的逐渐增加而不断扩大。到了这一时期，除了吸烟者继续增加之外，出口也不断增加，从1870年的4233担增至1894年的113886担，增加了近26倍，从而成为促进烟草种植的一个新的重要因素，使老的种植区继续扩大种植面积，新的种植区也不断出现。甘蔗的种植，在1885年之前有较大的发展，此后则随着蔗糖出口的逐渐下降而萎缩。

除了上述这些受出口贸易影响而取得新发展的农业经济作物之外，还有一种值得重视的受进口贸易的影响而发展起来的经济作物，这就是罂粟。罂粟作为制造鸦片的一种原料，它在中国的种植和扩大，则是受进口和贩卖鸦片的巨额利润刺激的结果。第一次鸦片战争前，中国基本上没有鸦片生产，到19世纪50年代，有记载说：“云、贵、四川境内之田，连畦接畛种植罂粟花。”1865年之后，甘肃、陕西、山西、东北、山东、河南等省，已有大量种植；安徽北部地区、江苏徐州地区、浙江温州地区、福建北部地区亦已有不少人家种植。到1894年时，国内所产鸦片约达32.5万担，所需罂粟的种植面积约为1300万亩。在国内罂粟种植和鸦片生产增加之际，也是国外鸦片进口和走私减少之时，从这个角度来说，罂粟种植的产生和扩大也是一种进口替代品的生产。

这些经济作物在其种植面积扩大的同时，其商品化的程度也在提高。这些经济作物产品虽然有一部分为种植者自己所用，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供市场销售和出口。据现有资料估算，1894年时这些农业经济作物的商品化率是：茶叶由于基本都上市销售或出口，其商品化率可以视作100%，以往亦是如此；桑蚕茧为18.42%，柞蚕茧为51.99%（因缺乏前一时期的统计，反映不出其升降状况）；棉花略有上升，从1860年的26.38%增至1894年的32.56%。其他烟草、甘蔗和罂粟三种经济作物的商品化率尚无统计，但其产品为他人所用者较多，因而商品化率应当是比较高的。

此外，粮食的商品化率，1894年为15.8%，比1840年的10%提高了58%，这一提高主要是1860年之后发生的。经济作物的商品化率一般都比粮食作物为高，因此，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扩大和产量的增加，就意味着农产品商品化程度的提高；再加上粮食作物商品化率的提高，那么这一时期农产品商品化程度的提高就更为明显了。

二、传统商业和金融业的发展和变异

传统商业经济的发展和变异，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随着进出口贸易的发展，新的商业行业开始出现和发展起来；二是在外国洋行的影响下，商业的经营方式发生了某些新的变化。

就新行业的产生和发展而言，主要有这样几种：

在新产生的商业行业中，最突出的是经营进口五金货品销售的行号。在1860年之前，五金货品进口很少，由洋行直接贩卖，也没有专营商号。1860之后才有华商经营的五金商号出现。第一家五金商号于1862年在上海出现，即宁波商人叶澄衷开设的顺记五金洋杂货号。1870年，叶澄衷盘买了德商开设的可炽煤铁号，成为中国第一家专营进口钢铁销售的华商商号。此后，上海的五金商号快速增加，据1900年的统计，已有五金业14户、钢铁业10户、五金零件业5户、玻璃（兼营洋钉、活页、木螺丝等）11户、铜锡业18户。广州于1873年出现了第一家五金商号，名为“永顺源”，此后又有所增加。天津的五金商业以1880年所设立的上海南顺记分号开其端。汉口的五金商业开始较晚而发展较快，自1885年上海的顺记到汉口开设分号顺记承之后，上海和广州的五金商号相继到汉口开设分号，计有贞记、顺泰、永利昌、同利、同泰、复泰、永兴祥等五金商号。

经营销售进口杂货的百货商号，是这一时期的又一个新生行业。此种商号的产生主要有两类途径：一是由原来土杂货商号兼营洋杂货而成的零售行号；二是新设洋杂货店铺发展而成批发行号。前一类百货商号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前已经出现，到这一时期已基本形成一个行业，但数量不多，规模较小，就是像上海、广州这样的城市也只有数十家。后一类的百货批发商号，在1860年以后才有较多的出现。据现有资料，第一家百货批发商号任万利于1858年在广州出现。但是，广州的百货批发商号的较多出现还是在1880年之后，主要的商号有万安隆、马贞记、万和、万生等。上海也在1880年后有较多的批发商号出现，在南京路、河南路等地段陆续成立了十余家，主要的商号有恒昌甡、兴昌祥、全昌盛、全亨、悦生、华彰、太隆等。

颜料商业和西药商业也是新生的行业。这两类进口商品原来均由百货商号销售，从1880年以后它们才先后有专营商号出现，成为一个独立的行业。颜料商号在上海最早产生于1880年前后，名为“瑞康颜料庄”。此后有所发展，到19世纪末已发展为十几家。西药商号也最早出现于上海，即1888年由大英医院职员顾松泉创办的中国大药房，后改称“中西大药房”，规模较小，创办资本仅有几千元。接着，1889年有华英药房之设，由英国老德记药房的买办庄凌晨创办。该药房规模较大，创办资本1万元，后增为5万元。此后，又有1890年开设的中法大药房，1894年开设的中英药房、华洋药房、惠济药房，其中惠济药房创办资本亦有1万元。至此，上海已共有西药房6家，初步形成为一个行业。

在进一步发展的新兴商业行业中，经营进口棉布商号的增加较为明显。洋布商号自19世纪50年代出现以后，到1860年后有较快的增加。上海的洋布商号，到1884年时已增加到62家，比1858年时的15家增加了3倍多。到1900年时，再增加到一百三四十家，又比1884年增加了1倍多。其他各地虽无具体的数量统计，但洋布商号的增设无疑也是为数不少的，这从各地在上海开设的贩运洋布庄号中可见一斑。这一时期，在上海逐渐形成的贩运洋布的商帮，经营范围较大的有天津帮、祥帮（即北京帮）、东北帮、汉口帮、长沙帮、川帮、江西帮、福建帮、宁波帮等；经营范围较小的有山西帮、洛阳帮、南京帮、镇江帮、绍兴帮、云南帮、皮货帮（即甘肃、新疆客商）。其中，有的来往流动贩运，有的驻人设庄贩运，如川帮在上海驻人设庄的有重庆洋布商27家、成都洋布商3家、嘉定洋布商1家。

除了因进口贸易的发展而产生的商业行业之外，也有因出口贸易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商业行业，这主要是经营茶叶和生丝出口的茶商和丝商。这两个行业与洋布行业一样，属于在这一时期进一步发展的新兴行业。从茶商的情况来看，到1870年以后有较大发展。在上海，已有茶栈几十家。在汉口，开埠以后出现了七八家与洋商买卖的茶栈；经营毛茶的茶行，包括崇阳、羊楼司等产茶区在内，1886年时就有299家。在九江，1861年开埠时尚无茶栈，次年即开设了十六七家，到1882年，连同宁州、武宁、祁门等产茶区，已有茶行344家。在湖南，1871年，14个产茶区有茶行160家。在湖北，7个产茶区有茶行94家。在九江，在茶叶贸易繁荣时期，“茶庄林立，或五六十家、三四十家不等”。从丝商的情况来看，它与茶商基本相似，也在1870年以后有较大发展，如上海一地的丝栈、丝号在19世纪70年代初已发展到76家。

就经营方式的变化而言，主要是经营规模的扩大，出现了地区性，乃至跨地区的连锁商号。其中最典型的是叶澄衷所经营的五金商号。他在1862年开设顺记五金洋杂货号后，到1870年开始扩充，在上海设立南顺记、新顺记，原来的顺记称“老顺记”；后来，上海的五金商号及第二、三代商店逐渐发展至400家左右，其中90%和叶澄衷的几家顺记号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1890年前，叶澄衷以南顺记为中心，在江浙、长江流域、华北、东北的一些城市开设了十几家分号，如1880年在天津开设分号，1885年在汉口开设分号顺记承。由此，叶澄衷的顺记号不仅在上海形成了它的强大的连锁系统，而且形成一个广泛的全国性连锁系统。

又如棉布商号中的汉口谦祥益号，它发源于山东章丘孟姓所开设的谦祥益绸布庄，原先经营绸缎和土布，鸦片战争以后也兼营洋布，1851—1894年先后在北京、汉口、山东、直隶等地开设8家分店，并附设织布染布工厂，还在上海、苏州、杭州、广州设立办庄，专办货源采购。在汉口，它于1861年和1894年设立两家分店，第一家专营批发，有运营资本15万两；第二家专营零售，有运营资本约10万两，并设有保记染厂。其批发业务遍及汉口、襄樊地区及河南、山西客帮。可见，谦祥益号在这一时期不仅将经销洋布作为其主要的业务之一，拥有比较雄厚的资本，而且已发展成为合销、供、产于一体的综合性商号和分号、地区分布比较广泛的连锁性商号。

除了商业的这些变化之外，传统金融业也发生了新的变化。这主要表现为华商钱庄业与外资银行业的利用与合作关系。外资银行与洋行一样，也聘用中国的金融业者担任买办，从事“对于华商交易”业务，如“庄票之别择，现银之鉴定，汇票之买卖”，以及“对钱庄之拆款”等。在被外资银行雇用的买办中，出身于传统钱庄者占大多数。如汇丰银行的买办王槐山、席正甫、席立功、叶鹤秋（厦门汇丰银行），麦加利银行的买办席钖藩、王宪臣，德华银行的买办许春荣、许杏泉、刘义方(汉口德华银行)，东方汇理银行的买办胡寄梅、刘人祥（汉口汇理银行）等，他们都是有名的钱庄商人。席正甫、席立功父子与人合开4家钱庄，许春荣家族独资和合资开设的钱庄计7家。

在雇用钱庄商人任买办的同时，外资银行还通过买办与钱庄逐渐发生业务关系。外资银行进入中国之初，主要是为在华外商办理汇兑业务，与中国的钱庄基本不相往来。60年代以后情况发生变化，一方面是各洋行逐渐停办兼营的金融业务，转由外资银行承办，使原先洋行在贸易活动中与钱庄的资金融通和结算关系转向外资银行与钱庄间进行；另一方面是外资银行逐渐扩大吸收华人存款，资金充裕，寻求投放对象；再一方面是钱庄自有的数万到10万银两资金不能满足日益扩大的贸易对资金周转的需要，希望得到外部资金挹注。于是，这种中外金融业之间潜在的融通需要，通过买办的沟通而逐渐结合起来。

外资银行与钱庄的业务关系主要有两种：

第一种是“拆款”关系。所谓“拆款”，就是外资银行向钱庄提供短期信贷，以弥补钱庄周转资金之不足。1869年，汇丰银行通过其买办王槐山引线，向上海钱庄发放贷款。是为外资银行向钱庄拆款之始。1884年1月12日《申报》。拆款渠道一经打开便迅速蔓延。1873年时拆款总额便达300万两左右，相当于当时上海市面日常所需周转资金的全额；到90年代，增至700万—800万两。1873年9月22日、1897年1月30日《申报》上海钱庄的周转资金绝大部分要依靠外资银行的拆款，此种情况在其他通商口岸也程度不同地存在。如汉口从60年代起、福州从70年代起，都开始出现外资银行向钱庄和华商放贷的现象。

外资银行的拆款虽然为钱庄提供了足够的周转资金，使之适应不断扩大业务规模的需要，促进了内外贸易的发展，但是也使中国的钱庄沦为外资银行的附庸，埋下了金融危机的隐患。拆款数额之大小、期限之长短、收回之与否，全由外资银行决定。外资银行拆款一旦缩减、收回、停止，就会立即引起钱庄周转资金短缺，市面银根紧张，甚至导致大批钱庄停业、倒闭。此外，钱庄把自己的融资活动寄于拆款之上，一旦市面发生波动，放款不能按时收回，就会因不能按期归还银行拆款而陷于破产、倒闭的境地。发生于1873年、1884年的两次大金融风潮，不是与外资银行拆款的减停、收回相关，就是与钱庄的拆款放贷不能收回相关，从而导致数十、上百家钱庄破产倒闭。

第二种是财务结算和资金汇兑关系。在外资银行参与华、洋商人贸易的资金融通业务之前，各洋行已广泛利用钱庄的庄票作为与华商贸易的资金流通手段，即华商可以用钱庄开出的庄票向洋行订购洋货，洋行也可以用钱庄庄票向华商收购土货，最后由洋行和钱庄定期结算。到外资银行与钱庄建立拆款关系后，原先存在于洋行与钱庄间的资金融通和结算业务便逐渐向外资银行与钱庄间转移。由于外资银行既接收钱庄的庄票，又接收洋行的支票，当庄票和支票的户头系同一对客户时，银行就可以进行轧抵冲销。与此同时，钱庄的埠间资金汇兑也逐渐突破原有的庄票传递和票号汇兑的传统手段，利用外资银行进行埠间汇兑。如汉口的钱庄，在80年代时已“比较愿意以外国银行的汇票向上海汇款”。这种财务结算和资金汇兑业务不仅大大便利了金融流通，颇受华、洋商人欢迎，而且使钱庄与外资银行的关系更加密切，互为依赖。

由此可见，外资银行在华建立和发展的结果，除了人所共知的为西方列强的资本输出开辟渠道之外，也把中国的传统金融业纳入他们的体系之中，在使之沦为附庸的同时，又使之充分发挥为贸易服务的作用，并在外来资本主义金融业的冲击和影响下，将逐渐发生内部变革，进而产生新的金融企业。

三、传统手工业经济的变异

传统手工业经济的变异，主要指某些手工业领域中出现了带有一定资本主义性的因素，其具体表现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生产设备的改进和新产品的开发。

生产设备的改进主要表现在广州手工缫丝业中。自陈启源在创办继昌隆缫丝厂时发明和采用蒸汽丝偈和脚踏单车之后，便被手工缫丝业所采用，在广州“用此法者不下二万余人”，从而促进了缫丝手工业工场的发展。在新增的数百家缫丝手工业工场中，有的“创设足机多具，收购蚕茧，雇工缫之。更有集股公司，设置场所，购备足机百数十具，排列成行，并由炭火蒸水改用蒸汽热水，俨如汽机缫丝厂焉。”有的“其制法用脚踩机，虽规模略小，女工多则百十人，少则六七人”。

新产品的开发主要表现为南浔经丝和苏州丝织品的开发和推广。所谓经丝，就是将两根白丝合纺、加汤而成，最早出现于浙江蚕农之中。这种经丝售予苏州机户的称“苏经”，售往广东的称“广经”，而纺经之家称为“车户”。1870年之后，南浔有一家姓周的经行仿制了日本经丝，称“东洋经”，令震泽车户纺之，“销与夷商，大为称许”。于是这种东洋经在南浔、震泽大兴，“约有车户二三千家”，“每年出口达一千余万元之谱”。中经丝在海关称为“捻丝”，而捻丝则在这一时期已有相当普遍的推广。据海关调查，生产捻丝的作坊，在福建漳州有249家，在湖北省有120家。

苏州的丝织品，在19世纪70年代开发出了纱缎和花缎两种新产品。纱缎自开发以后，“营业兴盛，年销六百余万元，其销路远及俄国、高丽、缅甸、印度等处”。营业最盛之时，“共有木机九千余架之多，职工三万人连同率花、机具工、掉经等，男女赖以生活者约十余万人”。花缎的织制，有专门的花样设计打样工，“织绸花样的制作及新的设计等等工艺，为操于二三百人手中之专利”，他们先在织机上布丝打出花样，然后在由织匠自行织制。

二是资本主义性生产方式的出现。这主要表现为缫丝手工业中出现的包卖商制或散工制。所谓包卖商制或散工制，就是经销商将原料和生产设备发给农家，由农家在自己的家里进行生产，计件取酬，产品由经销商收集销售，再领取下一期的生产原料，如此循环往复进行生产，是一种带有资本主义性的雇工生产方式。它在上述讲到的经丝生产中已经存在。据记载，经丝生产中有一种方式是：“取丝于行代纺而受其值，曰料经”。这就是一种散工制。这种纺经散工即车户，在南浔、震泽多达二三千家，说明散工制已相当普遍。包卖商制则在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丝织业中广泛存在，称为“账房”。这种账房虽在鸦片战争之前已经产生，但数量不多，地域有限，尚属萌芽状态。到1876年以后开始普及开来，在1840－1894年新开账房19家，其中1864年以后开办者15家。

三是专业化程度的提高。这主要表现在农家棉纺织手工业中纺与织的分离和耕与织的分离。传统的农家棉纺织业是自己纺纱自己织布，因此是纺织一体的。自洋纱大量进口后，由于洋纱不仅质量大大好于中国自纺的土纱，而且价格也比土纱便宜得多（如1887年牛庄海关报告：洋纱和土纱价格的差异，“前者每包重三百斤，卖价五十七两，而后者同样重量的每一包，卖价却在八十七两左右”，因此，农家就不再自己纺纱，而是购洋纱织布，于是就发生了纺与织的分离，出现了农家织布的专业化现象。传统农家的棉纺织业只是农家的一种副业，即所谓男耕女织，或忙耕闲织，也就是说织是耕的一种补充。自洋纱的大量进口，使大批量织布成为可能之事，从而给专业织布手工工场和散工制的出现创造了条件，于是就发生了织与耕的分离，使手工织布业日益从农家分离出来而成为一个独立的生产行业。从19世纪70年代起，这种织布手工业工场官方和民间都有所兴办。如闽浙总督卞宝第在1888年倡导设立了织布局；官方既为之倡，民间遂起而继办，用印度纱织布，远销者还可减免厘金。到1891年，共有60余所织布局成立，年产土布100万匹。其中由民间创办的广春和织布局招艺徒百余人，规模相当可观。在1896年英国布兰克本商会访华团的报告中，对其所考察地区的织布工场情况有这样的记录：四川万县几家织布工厂，“接近于我们（英国）手工工厂制度”，有织布机12至50台不等，大的工厂雇工达80人。广州的织布工厂雇工约30人。又云南府的一家工厂，“摆满了织布机，全都在开工织布”，用印度纱作经纱。贵州的黄草坝镇是个织布中心，估计有织布机2500台，行计件工资。可见，到1894年时，手工织布工场的存在已相当普遍，有些工场已具有相当大的规模。